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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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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邮票:见证汉奸行径与侵略历史的反面教材 伪满邮票“日本之兴即满洲之兴”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铁证,其背后关联着伪满政权的谄媚行径与侵略历史,具体故事如下: 邮票的诞生背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1932年扶植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 。为推行奴化教育、巩固殖民统治,日伪当局通过多种手段宣扬“日满一体”的谬论,邮票成为其反动宣传工具之一 。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为讨好日本侵略者,于1935年亲手书写“日本之兴即满洲之兴”,此标语被日伪当局视为奴化民众的重要宣传内容,1944年被印上邮票发行。 邮票的设计与内容 该邮票一套两枚,除张景惠书写的汉字版本外,另一枚为伪满总务厅长、战犯武部六藏的手迹,以日文呈现类似理念,赤裸裸地暴露了伪满政权对日本的附庸关系。其设计风格受日本影响,色彩、线条等方面与日本邮票近似,体现了伪满邮政作为日本侵略附庸的属性 。 邮票的后续命运 1945年日本投降,伪满洲国覆灭,这套邮票随伪政权垮台被停用 。抗战胜利后,该邮票因承载着屈辱历史被大量销毁,但仍有部分留存。作为日本侵华的实物证据,它虽被一些邮票目录收录,但国内不允许其参加各级邮展,仅在集邮研究领域作为反面教材被关注 。 关联人物的结局 张景惠作为伪满核心汉奸,对日本侵略者唯命是从,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被苏军逮捕,关押于抚顺战犯管理所,1959年病逝于此。而武部六藏作为日本殖民统治的关键人物,战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战犯,其罪行被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鲁迅:以笔为刃的思想先驱 纪122《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邮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为纪念鲁迅逝世30周年,于1966年12月31日发行的一套纪念邮票 。全套共3枚,面值均为8分。第一枚“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图案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评价,以桔红色作底衬,彰显鲁迅的伟大地位;第二枚“鲁迅像”,采用鲁迅50生辰时在上海“阳春堂”照相馆拍摄的半身像,展现其坚定的形象和气质;第三枚“鲁迅手书”,图案是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手迹及亲笔签名,体现其斗争精神和奉献精神。 鲁迅(1881-1936)是中国近代文学与思想领域的先驱。他早年赴日学医,后因目睹国人精神麻木,毅然弃医从文,立志以文字唤醒民众。 1918年,他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借“狂人”视角揭露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奠定新文学运动的基石。此后,他陆续创作《孔乙己》《阿Q正传》《祝福》等经典作品,以冷峻笔触剖析社会现实与国民性弱点,成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标杆。 除文学创作外,鲁迅还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与左翼文化事业,在教育部任职期间推动教育改革,同时通过杂文针砭时弊,为进步思想呐喊。他始终坚守“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生准则,直至1936年病逝于上海,其思想与作品至今仍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
民普52汉口加盖的历史意义与收藏亮点 民普52汉口加盖邮票的收藏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历史意义重大:民普52汉口加盖邮票是民国末期通货膨胀、货币体系崩溃的实物见证。它反映了当时特殊的社会经济状况,对于研究民国邮政史和金融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那段动荡历史的珍贵实物佐证。 - 版式特征独特 :该邮票由汉口复兴印书馆平版印刷,其上下边花纹图形方向与上海加盖的邮票相反,上海印者花纹内向,汉口印者则外向。且汉口加印的50圆至10万圆票每边分3小节,50万圆至500万圆票则分2小节或3小节,而上海所印花纹每边均为一整条,这种独特的版式特征使其在邮票收藏中具有较高的辨识度和独特的收藏魅力。 - 高面值邮票稀缺:全套11种邮票中,50万元、200万元和500万元的高面值新票数量较少。尤其是500万元面值的邮票,与民普47“上海大东三版孙中山像”中500万元面值的邮票并列为“中国单枚面值最高的邮票”,存世量稀少,其稀缺性决定了它在收藏市场上具有较高的价值。 - 加盖工艺与背景特殊:汉口加盖金圆邮票是利用税务局余存的印花税票加盖改值而成,且由于当时汉口水陆工具均用于军差,邮票无法运出,才由上海供应处寄发字模到汉口进行加盖,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加盖工艺也增加了其收藏价值。
纪120孙中山诞生百年邮票背后的曲折发行史 一、发行背景 1965年10月24日,全国政协常委会会议决定在1966年11月12日孙中山100周年诞辰时举行隆重纪念活动,同年10月31日,“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通过的纪念方案中包含“发行纪念邮票”这一条。但1966年5月“文革”开始后,红卫兵出现一些越轨行动,如要砸毁孙中山铜像、在宋庆龄寓所贴大字报等,后经周总理批评以及毛主席指示,纪念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大会得以召开,邮票也得以发行。 二、名称确定 邮票设计完成后,邮票发行局于1966年10月12日给“筹委会”报送《关于请审核孙中山邮票图案》的公函,提到“筹委会”用《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而邮电部1956年发行《孙中山诞生九十周年》纪念邮票时,名称上没有“先生”和“纪念”,也不用“诞辰”,而用“诞生”。10月22日,总理值班室批:“总理主张用‘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名称,邮票图案也已看过”,纪120邮票名称就此确定。 三、图案调整 1966年11月6日,“筹委会”工作人员告知邮票发行局邮票应在11月11日发行,称宋庆龄要看邮票图案,且虽总理已看过,但仍需以邮电部党委名义报请中央工交政治部批准才能正式印制发行。宋庆龄认为孙中山像的鼻子不太像,提出用1961年发行的纪90《辛亥革命五十周年》邮票的第2图孙中山像较好。设计人员杨白子提出重复用原图不好,可将原拟采用的雕刻版头像改为影写版头像,颜色改为淡黄底色,宋庆龄表示同意。11月8日,邮票厂连夜照相,9日制版,10日晚开始印刷,最终使这套邮票在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当日顺利发行。
方寸背后的隐形功臣 邮票背面那层不起眼的胶膜,看似微不足道,却是邮票设计中兼顾实用与艺术的精妙发明——这就是背胶,一枚邮票的“隐形粘合剂”。 19世纪40年代邮票刚诞生时,并无背胶。人们使用邮票前,需用毛笔蘸胶水涂抹背面,不仅耗时,还常因胶水过多弄脏图案,甚至粘连其他邮票。1845年,英国率先尝试在邮票背面涂胶,用阿拉伯树胶制成的胶层遇水即粘,极大简化了粘贴流程。这一设计很快被各国效仿,成为邮票的标准配置。 背胶的“门道”远不止粘贴这么简单。从成分看,早期多采用天然树胶,20世纪后逐渐被合成胶替代,如今还有适应不同需求的热熔胶(需加热粘贴)、压敏胶(无需沾水)等。这些胶层的质感、透明度,甚至老化后的状态,都成为鉴别邮票年代与真伪的重要依据。比如中国1962年发行的“梅兰芳舞台艺术”邮票,原胶晶莹透亮,而仿品的胶层常显浑浊。 对集邮爱好者而言,背胶是需要精心呵护的“生命线”。潮湿环境会导致背胶霉变,阳光直射会使其泛黄发脆,而不当的揭取方式更可能撕裂邮票。正因如此,保存带背胶的邮票时,常需使用护邮袋隔绝湿气,避免直接用手触碰。 如今,部分邮票会特意采用无背胶设计,或在背胶上印制暗记、图案,让这层“隐形薄膜”也成为邮票艺术的一部分。一枚邮票的价值,或许就藏在这方寸背后的胶膜里,等待细心者发现。
民国首套涉外邮票:美国开国150周年纪念邮票的曲折发行史 中华民国邮政于1939年7月4日发行的美国开国150周年纪念邮票,是民国首套涉外题材邮票。这套邮票的发行背后,有着不少曲折故事: 发行背景与提议:1937年,中国正处于抗战时期,为争取美国援助,中华民国便定下了发行美国开国150周年纪念邮票的计划。1938年5月,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致函交通部部长张公权,转达美国国会议员沙尔布露母的建议——美国独立150周年纪念之际,多国发行纪念邮票庆贺,且美国集邮者众多,在此地出售邮票的收入可补偿印刷费。这一建议与此前计划相契合,进一步推动了邮票发行的筹备。 图案的多次调整:邮票图案最初以中美两国地图为背景,两端绘有蒋介石和罗斯福互通电话的图像,但因美国惯例不将在世总统像印于邮票,该方案被否决。随后改为以中美两国地图为底图,印上华盛顿和孙中山肖像,却因图案复杂、内容过多导致模糊再次被否。最终定稿为以中国地图为底图,用中美两国国旗取代肖像。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台湾省因《马关条约》被割让给日本,处于日本管辖下,因此邮票地图上台湾省为另一种颜色。 印制的波折:邮票图稿确定后,原计划由香港中华书局印制,后因香港工人罢工等原因,1938年11月16日,交通部采纳王正廷建议,与纽约美国钞票公司签订印制合同。 发行的推迟与后续:邮票原定1939年4月15日发行,印制完成送至香港验收时,发现票上地图下端遗漏了海南岛,于是全部销毁并重印,最终于1939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发行。这套邮票当时仅限邮局集邮处出售,不允许邮寄贴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以地图未标明“伪满洲国”为由(实则为反美措施),派宪兵队赴集邮者处搜索、没收该邮票。
特71”工业战线上的妇女”邮票背后的时代故事 1965年11月30日,邮电部发行了特71《工业战线上的妇女》特种邮票,全套共5枚 ,面值均为8分,展现了纺织、机械、建筑工业以及学习毛主席著作、女民兵的画面,反映了工业战线上妇女的精神风貌。这看似平常的一套邮票,背后却有着一段波折的诞生过程。 早在1965年初,邮票发行局就开始筹备这套邮票,目的是展现妇女在工业建设中的突出贡献。但当设计图稿完成后,却在初审时遇到了诸多难题。有关部门认为,设计对妇女参与多工种的表现不够充分,没能很好体现妇女能文能武,还提出没有对技术力量进步主题予以表现,建议要以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形式来表现这一主题。这一要求有的易于实现,但有的脱离了邮票设计规律,导致设计图稿反复修改。 设计者孙传哲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既要满足各种修改意见,又要在方寸间展现丰富内容,创作难度可想而知。邮票发行局也十分无奈,向上级表示刻画区别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种不同人物形象存在困难,且缺乏相关生活体验,凭空创造更是难上加难 。经过长时间的反复打磨,设计图稿才勉强通过审查,可这一过程耗费了大量时间,导致邮票比原定的3月8日发行日晚了近9个月。 虽然发行波折,但这套邮票意义非凡。新中国成立后,妇女地位大幅提升,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越来越多妇女走出家庭,投身工业建设。1965年与1949年相比,女职工人数增加了10倍以上,她们在各个工业领域发光发热。特71邮票正是这一时代变革的生动写照,它不仅是一套邮票,更是新中国妇女解放与工业发展的珍贵历史记录,承载着那个时代妇女的奋斗与担当。
邮票上的九三学社:镌刻科学与精神的丰碑 邮票,以方寸之地承载时代记忆。在众多纪念邮票中,13位九三学社社员的身影尤为耀眼——他们既是各自领域的开拓者,更是“爱国、民主、科学”精神的践行者。从基础科学到应用技术,从学术研究到社会变革,这些名字与成就被永久镌刻,成为跨越时空的精神坐标。 一、物理学领域:筑牢科学根基的探索者 - 严济慈:中国现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深耕光学研究与仪器研制,为国内物理实验体系搭建框架。 - 周培源:在理论物理与流体力学领域突破创新,奠基中国近代力学研究。 - 王淦昌:实验原子核物理先驱,参与核武器研制,推动中国核科学从空白走向前沿。 - 黄昆:固体物理与半导体物理权威,其研究为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 邓稼先:“两弹元勋”,主导核武器理论设计,隐姓埋名数十年筑牢国防盾牌。 - 程开甲: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创建者,系统规划核武器试验工程,为核安全研究开辟新路径。 二、天文与地球物理学:叩问天地的先行者 - 张钰哲:中国现代天文学奠基人,专注小行星观测与研究,发现“中华星”等多颗天体,推动中国天文事业走向世界。 - 赵九章:地球物理学与空间科学先驱,在动力气象学领域深耕,为中国人造卫星研制奠定基础。 三、农学与林学:扎根大地的守护者 - 金善宝:现代小麦科学奠基人,培育“中大2419”等优良品种,用科研成果助力粮食增产,守护国家粮食安全。 - 梁希:中国现代林学开拓者,规划新中国林业体系,推动林业科研与生态保护结合,被誉为“新中国林业之父”。 四、工程与技术科学:推动时代变革的创新者 - 茅以升:桥梁工程专家,主持修建钱塘江大桥等标志性建筑,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开创中国现代桥梁建设新纪元。 - 王选: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发明者,颠覆传统印刷业,让汉字传播进入数字化时代,推动文化传承与信息革命。 五、精神旗帜:许德珩 作为九三学社主要创始人,许德珩的形象定格在《爱国民主人士(第二组)》邮票中。他以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为起点,始终站在民主与科学的前沿:抗战时期呼吁团结御侮,建国后投身国家建设,用一生践行“爱国、民主、科学”的初心,成为九三学社精神传统的标杆。 这13位邮票上的九三学社社员,涵盖基础科学、应用技术、社会变革等多个领域。他们的共同特质,是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在实验室里探索真理,在田野间守护民生,在工程中突破壁垒,在时代浪潮中坚守信念。邮票虽小,却清晰勾勒出九三学社与国家同频共振的轨迹,让“爱国、民主、科学”的精神在方寸之间永恒闪耀。
邮票上的永恒:“毛主席的好战士”刘英俊 “毛主席的好战士——刘英俊”邮票是为宣传刘英俊的英雄事迹,于1967年3月25日发行的纪123纪念邮票。 - 成长经历:1945年,刘英俊出生于吉林长春。他从小热爱学习、勤劳勇敢、乐于助人,曾获得“优秀少先队员”称号。1960年从东站小学毕业,进入长春市第十八中学读书。1962年,17岁的刘英俊参军入伍,到了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 日常事迹:入伍后,刘英俊积极响应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决心做一名雷锋式的好战士。他在连队是“业余修理员”,主动修理桌椅、门窗;在医院住院时,是“劳动休养员”,帮助重病号打水、端饭;出差途中,是“义务勤务员”,扶老携幼,好事做一路;还担任附近小学的“校外辅导员”,用节省的津贴费给学校购买图书。 - 英勇牺牲:1966年3月15日,刘英俊所在炮连到佳木斯市郊外执行训练任务。当3辆炮车临近公路汽车站时,其中一辆炮车的辕马因听到汽车喇叭声而掉头猛跑,朝人群冲去。担任炮车驭手的刘英俊用肩膀猛抵惊马脖子,使惊马拐上公路左侧小道,但惊马仍继续飞奔。此时,炮车前方不远处有6名儿童被吓得不知所措,刘英俊不顾个人危险,将缰绳在胳膊上猛缠几道,猛力一拉,让惊马前蹄腾空,接着又用双脚跺向马的后腿,使车马翻倒。6名儿童安然脱险,他却被压在车底,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光荣牺牲,年仅21岁。 - 荣誉与纪念:刘英俊牺牲后,所在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记一等功。中央军委授予他“人民的好儿子”称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向他学习的号召。为了永久纪念他,长春市革命烈士纪念馆设有刘英俊烈士事迹陈列室,他的家乡长春有了英俊镇、英俊社区和英俊中学等。
铭记七七事变:回望历史,致敬不屈的抗争 1937年7月7日的夜空,被卢沟桥畔的枪声划破。日军以“士兵失踪”为借口,悍然向宛平城发起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将士挺身而出,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这一枪,不仅打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枪,更唤醒了四万万同胞的抗争意识。 回望那段历史,宛平城墙的弹痕仍在诉说着惨烈与不屈。赵登禹、佟麟阁等将领身先士卒,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普通士兵抱着“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信念,在枪林弹雨中坚守阵地。他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最朴素的忠诚,诠释了“民族大义”四个字的重量。 历史从不会因时间流逝而褪色。七七事变不是冰冷的日期,而是无数先烈用生命刻下的警示:落后就要挨打,软弱必遭欺凌。但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看见,当一个民族被逼至绝境时,团结起来的力量足以撼动山河——正是这场事变,推动国共两党放下分歧,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让“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的呐喊响彻中华大地。 今天,卢沟桥的石狮静静矗立,见证着从战火纷飞到国泰民安的变迁。铭记七七事变,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致敬那些不屈的抗争者,为了在和平年代依然保持清醒:唯有自强,方能守护家园;唯有团结,方能抵御风浪。 回望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前行。那些在卢沟桥畔洒下的热血,早已化为民族的脊梁。我们当以史为鉴,带着先辈的勇气与信念,在新时代的征程上,续写属于中华民族的不屈传奇。
鞠躬尽瘁铸丰碑:人民好总理周恩来的光辉一生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 - 1976年1月8日) ,字翔宇,籍贯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 。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更是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物,中国人民解放军重要创建者,新中国的开国功臣,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关键成员 。 周恩来总理的一生,波澜壮阔、充满传奇,始终一心一意为国家和人民无私奉献。早年他在天津南开中学求学,后东渡日本,受《新青年》影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19年回国投身五四运动,组建觉悟社,那时就已显露出非凡的革命热情与组织才能。1920年他前往法国勤工俭学,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把个人命运与党的事业紧紧相连。 回国后,他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参与两次东征,为培养革命军事人才、推动革命事业贡献巨大力量。1927年,他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卓越的领导才能令人赞叹;同年8月领导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的重要一枪,为人民军队创建奠定基础,开启了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阶段。此后在上海主持中央事务,于白色恐怖下巧妙保护众多革命力量;到中央苏区后,和朱德一起指挥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稳固了革命根据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上他坚定支持毛泽东,会后进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助力红军摆脱困境走向胜利。西安事变发生,他临危受命奔赴西安,凭借高超谈判技巧和长远战略眼光,促成事变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立下大功。 抗日战争时期,他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长期在武汉、重庆等地,在复杂政治环境里积极开展工作、团结各方力量,为抗战胜利凝聚合力。抗战胜利后,他陪同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谈判桌上与对方艰苦斗争,努力争取和平民主;之后留在重庆和南京继续谈判,1946年11月回到延安。解放战争时期,他与毛泽东转战陕北,兼任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参与指挥三大战役等众多重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立下赫赫战功 。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长期担任国务院总理,还兼任过外交部长,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他参与领导抗美援朝,展现坚定的国际主义精神和维护主权决心;主持制定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助力国家经济发展。外交上,他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求同存异”方针化解万隆会议危机,彰显新中国大国风范。“文革”期间,面对复杂艰难局势,他顾全大局、坚持斗争,全力保护大批人士,维持国家工作运转。1972年患病后,他仍顽强坚持工作到生命最后,真正践行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 周恩来总理的主要著作收录在《周恩来选集》,是其思想智慧的结晶。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功绩永载史册,精神光照千秋。他深受中国人民爱戴,也赢得世界广泛尊敬,是民族的骄傲、人民的好公仆,他的名字永远激励着中华儿女为国家发展拼搏奋进!
抱犊崮“土匪邮票”:荒诞背后的民国侧影 20世纪20年代,美国商人卡尔·克劳借发生在山东境内的“临城劫车案”,炮制了抱犊崮“土匪邮票”。 1923年5月6日凌晨2时30分,由南京开往北京的第二次特快列车运行至津浦铁路山东临城和沙沟之间,遭到以孙美瑶为首的土匪劫掠。土匪们对旅客实施抢劫后,又把200余旅客劫持到枣庄东北面的抱犊崮上作为人质,逼迫他们写信通知家人赎领。三天后,克劳与其助手麦根以美国红十字会及美国商会代表的名义来到临城,给那些被劫持的旅客送来食品、衣服和信件,并在枣庄设置专用信箱,负责收集人质书信。克劳把人质寄出的信件装在一个木箱子里,木箱上用英文写着“土匪邮政”,运至临城交邮局寄往全国各地。 一天傍晚,克劳和麦根到枣庄街上闲逛,发现有一家小刻字店除了会刻字之外,还能搞印刷。于是,克劳联想到寄信的箱子上有“土匪邮政”字样,如果再有“土匪邮票”,岂不是一件更有趣的事情。回到住处,克劳和麦根连夜设计邮票,分别绘出了5分和10分两种“土匪邮票”的票样,次日拿到刻字店刻成模板,用黑色油墨印成长方形、周边无齿的邮票各300枚,其中5分的邮票由麦根设计,红纸印刷,图案上画了一座小山,意指旅客被扣押的“抱犊崮”,两边分别用中文和英文写有“抱犊崮”字样。由于刻字人刻版疏忽,误把“5CTS”刻成“50TS”,从而使5分票变成了50分票,但仍被当作“5分大洋”使用。10分的邮票由克劳设计,用黄纸印刷,邮票上没有图案,也没有中文,只用英文写着“PAOTAZKV BANDIT”,即“抱犊崮土匪邮政”,邮票周围设计有花边。 然而,抱犊崮“土匪邮票”只是克劳私自印制的纸片邮票,根本不可能作为有效邮资凭证使用,所以,克劳对每封寄往外地的信,还要再加贴正式邮票才能交邮局邮寄。但克劳有意将正式邮票与“土匪邮票”并列粘贴,从而使“土匪邮票”也都加盖上了邮政日戳。此类信件寄到上海,被上海的邮商、邮人视为不可多得的珍品,再加上一些新闻媒体也把“土匪邮票”与“临城劫车案”联系起来大肆渲染,一时间,抱犊崮“土匪邮票”在上海的身价直线上升。 6月13日,经多方斡旋,被劫持的人质全部获释,在社会上发行了一个多月的“土匪邮票”闹剧也匆匆收场,却依然给猎奇者留下了些许寻物。一些收藏者对贴有“土匪邮票”的实寄封非常感兴趣,使之身价俱增。不仅如此,“土匪邮票”竟还收入了吉尼斯大全,被称之为“世界上唯一由罪犯开办的邮政”所发行的邮票。集邮界有消息称,目前仍有2件贴有“土匪邮票”的实寄封存世,其中一枚由世界邮坛知名的国内某集邮家收藏;另一枚由世界著名的日本收藏家集水源明窗收藏。
第一位出现在中国邮票上的女性——宋庆龄 在中国邮票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第一位出现在邮票上的女性是宋庆龄。1950年2月1日,新中国发行第2套纪念邮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纪念》,其中第四枚“毛主席像及政协会场”,将宋庆龄的身影永久定格。画面中,新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端坐于主席台前排,神情庄重而坚毅,与其他领导人一同见证新中国的重要历史时刻。 宋庆龄(1893年—1981年)是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战士。她出生于上海一个爱国华侨家庭,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革命,展现出非凡的勇气与坚定的信念。1893年的出生背景,让她成长于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也为她日后投身民族解放事业埋下伏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她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利用自身影响力为中国抗战事业争取国际支持;新中国成立后,她全身心投入妇女儿童福利事业、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为新中国建设呕心沥血。 宋庆龄不仅是第一个出现在我国邮票上中国女性,她也是出现在我国邮票上次数最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每一次都是对其不朽功绩与崇高精神的致敬。通过这一枚枚承载时代记忆的邮票,让后人得以通过方寸之间,缅怀宋庆龄为国家独立、人民幸福而奋斗的一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民族复兴而努力。
邮票上的“一大”记忆:方寸间的开天辟地 1. 秘密筹备与选址 1921年6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李达、李汉俊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一大。因李汉俊兄长李书城(同盟会元老)的博文女校空着,便借作代表宿舍。会议地点选在李汉俊哥哥李书城的寓所——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这里环境相对隐蔽。 2. 代表齐聚与会议开始 7月23日,各地代表13人陆续抵达:上海李达、李汉俊,北京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毛泽东、何叔衡,武汉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王尽美、邓恩铭,广州陈公博,旅日代表周佛海,以及陈独秀指派的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周佛海担任记录。 3. 突遭搜查与紧急转移 7月30日晚,会议进行到讨论党纲时,一名陌生男子(租界密探)突然闯入,借口“找错人”迅速离开。马林经验丰富,判断危险逼近,立即提议休会疏散。代表们紧急撤离后,法租界巡捕果然包围搜查现场,未获重要文件(李汉俊沉着应对,称“学术讨论”才脱险)。 4. 转移嘉兴南湖续会 为安全起见,代表们决定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8月初的一天,代表们扮作游客,乘火车抵达嘉兴,租下一艘画舫。会议在船头保安人员放哨、船内代表压低声音中继续。当天通过了党纲、决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 意义: 中共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尽管过程惊险,但一群平均年龄28岁的革命者,在动荡中播下了改变中国命运的火种。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使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伪六区加盖邮票的大小字区别解析 伪华北邮政时期的邮票加盖工艺中,“伪六区”邮票的大小字加盖特征是研究该时期邮政史的重要细节。以下从字体规格与字形差异两方面展开分析: 一、字体大小与加盖批次的关联性伪华北邮政总局曾分两次对库存邮票进行邮区地名加盖:1. 首次加盖(小字):字体尺寸较小,整体风格偏纤细,地名文字布局紧凑,笔画粗细均匀,视觉上较为精致。2. 二次加盖(大字):距首次加盖约一个月后实施,字体明显放大,笔画宽度增加,字形更显粗重,在邮票票面的占比面积更大,识别度更高。 二、典型字形差异对比不同邮区的加盖文字中,部分笔画细节存在显著区别,可作为辨别的关键依据: - 伪河北、伪苏北地区- 小字“北”字:部首“匕”的勾划平滑向下,末端无勾起痕迹,线条流畅自然。- 大字“北”字:“匕”部勾划末端明显上挑,形成锐利的勾角,笔势更具力度感。 - 伪河南地区- 小字“南”字:左侧一竖垂直向外延伸,与右侧结构界限分明,呈直线型。- 大字“南”字:左侧竖画中部向内侧凹陷,形成弧线状,整体轮廓更显圆润;“河”字部首“氵”最末一笔,小字为圆弧收笔,大字则带勾状收尾。 - 伪山东地区- 小字“东”字:右侧捺画平滑下行,末端无勾挑,线条弧度柔和。- 大字“东”字:捺画末端向上勾起,形成明显的勾角,笔画走势更具张力。 - 伪山西地区- 小字“山”字:右侧竖画基本不穿过底部竖折,仅极个别票品存在轻微凸出,整体结构紧凑。- 大字“山”字:右侧竖画明显穿过竖折,穿插感强,字形更显舒展开阔。 三、研究意义与收藏价值这些细微的字体差异不仅反映了伪华北邮政在不同阶段的加盖工艺调整,也为邮票真伪鉴定及版别划分提供了重要依据。对集邮爱好者而言,精准把握大小字特征,有助于深入理解特殊历史时期的邮政演变脉络,提升藏品的研究与收藏价值。 (注:文中“伪”字特指日伪时期非法政权,旨在明确历史背景,坚守历史正义立场。)
三枚邮票,一段红色往事:揭秘中国邮坛最传奇的"错版三杰" 在新中国邮票收藏史上,“全面胜利”“大一片红”与“小一片红”邮票无疑是最为耀眼的明星。它们诞生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因种种原因未能正式发行,却凭借独特的设计、曲折的经历和稀缺的存世量,成为集邮爱好者梦寐以求的珍品,每一枚背后都藏着一段扣人心弦的故事。 1968年,“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都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 。为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邮电部计划发行纪念邮票。最初的设计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邮票,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全面胜利”邮票。画面上,毛泽东和林彪向欢呼“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革命群众挥手致意,红旗招展,标语高悬,下方写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票幅为60×40毫米,计划发行8分和22分两种面值。但在1968年9月27日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后,邮电部军管会决定不再在邮票上印毛泽东像、语录和诗词,这套邮票就此夭折,未能发行,仅有少量流出,存世数量稀少,大约为10 - 20枚,显得十分珍贵。 “全面胜利”邮票被否后,设计者万维生连夜修改,去掉了毛泽东与林彪像,改为以工农兵形象为主图,背景添加一幅中国地图,上写“全国山河一片红”,这便是“大一片红”。其票幅依旧是60×40毫米,面值8分。然而,“大一片红”在送审时,因票幅太大、画面复杂未获批准,仅有印样流出,存世量极少,不超过10枚 。在收藏市场上,“大一片红”是当之无愧的天价珍邮,2018年中国嘉德秋拍中,一枚“大一片红”拍出了1380万元的高价,再创中国单枚邮票拍卖纪录。 “大一片红”未通过,万维生根据领导意见继续修改,把横长型改为竖长型,尺寸缩为30×40毫米,主图仍是工农兵手持《毛主席语录》,上方为中国地图,地图上印有“全国山河一片红”字样,同时缩减了标语口号、群众及红旗海洋,去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字样,面值定为8分,这就是最终的“小一片红”。1968年11月25日,“小一片红”首先在北京发行,然而发行不到半天,中国地图出版社编辑陈潮发现邮票上中国地图绘制不准确,西南边境线有偏差,且未画出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邮电部得知后,急令全国各地邮局停售并全数退回,但仍有个别邮局提前售出,致使少量邮票流出,存世量仅数百枚 。即便如此,“小一片红”身价依旧不菲,单枚新票价值超100万,旧票也能达到30万左右,在拍卖市场上每次露面都备受关注。 “全面胜利”“大一片红”和“小一片红”,它们不仅是邮票,更是历史的见证者,承载着特殊时代的记忆,在中国邮票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夭折”到“重生”:京剧脸谱邮票的双世传奇 1964年深秋,北京通县造纸厂的打浆机正在轰鸣。一堆印有京剧脸谱的纸张缓缓沉入池底,它们本应成为特62《京剧脸谱》邮票,却因时代浪潮化作纸浆。谁也没想到,16年后,同样的脸谱会以T45邮票的形式重获新生,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完成一场跨越时代的文化接力。 一、折戟沉沙:被碾碎的艺术理想这套由设计师刘硕仁精心创作的特62邮票,原本承载着对传统戏曲的致敬。8幅脸谱中,既有李逵的憨直、孙悟空的灵动,也有窦尔敦的刚烈,每一笔油彩都凝结着京剧艺术的程式之美。然而1964年的"京剧革命"浪潮中,传统戏曲被贴上"四旧"标签,邮电部不得不紧急叫停发行。1900万枚印好的邮票被送往造纸厂,唯有7枚样票因疏漏流入集邮者手中,成为日后重启计划的火种。在那个特殊年代,当农民在纸浆残渣中发现零星脸谱碎片时,他们不会想到这些巴掌大的纸片,后来会成为单枚价值数十万元的"新中国十大珍邮"。特62的夭折,恰似传统文化在时代漩涡中的短暂沉没,却在历史深处埋下了复苏的伏笔。 二、破茧重生:光影里的艺术复现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文化荒原。当刘硕仁接到重启京剧脸谱邮票的任务时,当年的设计手稿已无从寻觅。他凭借记忆,对照幸存的7枚样票重新勾勒线条,唯有鲁智深脸谱因原稿遗失成了难题。这位设计师耗时数月观看周信芳主演的《野猪林》影片,又亲赴袁世海先生家中请教勾脸技法,最终在邮票上重现了"花和尚"粗中有细的神韵。T45《京剧脸谱》采用影写版工艺,让金色勾边在阳光下流转光泽,孙悟空脸谱的火眼金睛仿佛要跃出纸面。与特62的雕刻版相比,新邮票更像是传统艺术与现代审美的对话——既保留了"红忠紫孝"的色彩密码,又用明快的色调叩开了新一代观众的心门。全套邮票发行后迅速售罄,4分面值的李逵脸谱因消耗量大成为"筋票",见证着传统文化从阳春白雪走向大众视野的蜕变。 三、双生传奇:纸面上的时代注脚如今,特62与T45静静躺在集邮册中,一枚带着纸浆残留的沧桑,一枚泛着新时代的油墨清香。它们是同一题材的两次呼吸:前者在政治狂飙中戛然而止,后者在文化复兴中舒展筋骨;前者因稀缺性成为拍卖场的传奇,后者以普及性走进千家万户。当我们凝视这两套邮票,看到的不仅是脸谱艺术的笔墨流转,更是一个国家对待传统文化从割裂到拥抱的精神成长。 从特62到T45,京剧脸谱完成了从"禁忌"到"经典"的身份转换。这两段跨越时空的发行故事,恰似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的缩影——它曾被误解、被碾碎,却始终以顽强的生命力等待着破茧时刻。当邮票上的油彩再次照亮集邮者的目光,我们终于懂得:真正的文化传承,从来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在时代浪潮中一次次勇敢的重生。
方寸邮史中的「中山风云」:伦敦一版孙像邮票的传奇往事 1925年暮春,孙中山先生的逝世让山河同悲。当《总理遗嘱》的声浪席卷全国,民众手捧遗像伫立街头——这位「民国之父」的精神旗帜,正穿越时代迷雾,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指引新的方向。三年后北伐告成,国民政府急需以一种「流动的国家名片」凝聚民心,而每日穿梭于城乡的邮票,就此成为镌刻历史的特殊载体。 一、遗像跃上文纸:政治符号的淬炼之路 彼时的中国邮资体系乱象纷呈:清代蟠龙票、民初帆船图混用如散珠,面值换算令人头痛。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致信伦敦德纳罗公司:「以总理遗像为图,重构邮资新章」。设计师在孙中山标准像上精雕细琢,让那双凝视家国的眼眸,既含革命家的坚毅,又蕴长者的温厚。当10枚不同面值的邮票样张跨洋抵沪,2分橄榄绿、1角5分深海蓝……每一抹色彩皆暗合邮资逻辑,而居中的中山像,已化身为「政权新生」的视觉象征。 二、邮戳下的时代侧写:发行现场的隐秘叙事 1931年11月,这套后来被集邮界称作「民普11」的邮票正式发行。面值5元的红色主票,竟与「九一八事变」后全民救亡的血色浪潮形成微妙呼应——历史总以巧合书写注脚。据上海邮务总局老职员回忆,首日封投递时,邮工特意启用新刻「孙像专用戳」,湿润的油墨盖在信封上,宛如给动荡时局盖上一枚「秩序的封印」。而在北平、广州的集邮雅集中,藏家们举着放大镜细辨齿孔,他们未必知晓,这些带着英伦工艺的精美纸片,正将「三民主义」随邮车送往山村邮局的木柜台、南洋侨胞的侨批馆。 三、纸间的传承密码:邮史长河的连锁回响 这套邮票的「西洋血统」孕育后续传奇:1933年,因原版磨损,德纳罗公司重刻图版,1角5分票由蓝转红,成为「伦敦二版」的序章。民国孙像邮票(如伦敦版)的半身像构图、对称美学、单色底色等元素,为后来华人地区的领袖像邮票提供了视觉范式。新中国自1949年后发行的纯领袖肖像邮票,正是从这一脉络中汲取养分,延续了庄重凝练的半身像形制、均衡对称的画面布局,让这种跨越时代的设计语言,在方寸之间形成震撼人心的视觉共鸣。 今观泛黄邮册,伦敦一版孙像邮票的齿孔间仍藏着时光密语:那是一个政权重塑国家形象的尝试,是东西方工艺碰撞的星火,更是一位伟人从政治符号升华为文化图腾的微观史诗。当我们隔着玻璃凝视那枚2分绿票,看见的不只是油墨与纤维,更是一个民族在新旧交织中,对「现代中国」的最初憧憬。
宫门树影:看帆船邮票如何见证中国设计的觉醒之路 中国邮政早期的帆船邮票系列中,伦敦版、北京一版与二版的宫门树细节,如同一面镜子,清晰映照出中国设计从被动到主动的觉醒轨迹。 一、伦敦版(1913):西方视角下的「符号化树木」由英国德纳罗公司承印的伦敦版邮票,宫门两侧的树木仅以细小轮廓勾勒,枝叶隐没于深色背景中,宛如可有可无的装饰符号。这种设计折射出殖民时代的文化错位——中式元素被简化为西方眼中的“东方情调”,树木的存在感被刻意弱化,成为技术依附下的被动表达。 二、北京一版(1914):新旧碰撞中的「试探性生长」本土自制的北京一版邮票,首次尝试强化树木细节:树干纹路稍显清晰,叶片添了寥寥笔触。但树木仍蜷缩于建筑两侧,西式透视法与中式写意风格的生硬叠加,恰似民初社会新旧思潮的尴尬碰撞——设计者试图注入本土语言,却受限于技术与观念,未能突破西方框架的桎梏。 三、北京二版(1923):民族自觉下的「觉醒之姿」北京二版邮票的宫门树迎来颠覆性重构:树木从建筑两侧“走”到前方,树枝如羽翼般舒展,叶片以块面填充立体感,与宫门、帆船共同构成画面核心。这一改动不仅是空间层次的优化,更象征着文化自信的觉醒——设计者以树木的蓬勃姿态,宣告中国审美从“模仿”到“自主”的跨越,让方寸之间成为民族精神的发声场。 从“隐身”到“舒展”,宫门树的变迁史,正是中国设计在时代浪潮中挣脱束缚、重构自我的缩影。这些邮票上的草木纹路,早已超越装饰意义,成为百年前文化觉醒的见证者——当我们凝视这抹树影,看见的不仅是艺术技法的进步,更是一个国家在风雨中挺直脊梁的精神脉络。
从「断供危机」到「制度革新」:民国两套帆船邮票的历史回顾 一、当战火切断邮票生命线:北京一版帆船的紧急「救国」 1913年,一套印着帆船、农民与牌坊的邮票风靡中国,它们来自英国伦敦,是民国最早的「国家名片」。但谁也没想到,仅仅一年后,一战炮火就让英国印刷机停摆,邮票海运路线被掐断,中国邮局差点无票可用!危急时刻,北京财政部印刷局「临危救场」——没有原版雕刻版?那就照着伦敦版一笔一划复刻!没有进口油墨?那就土法调配!1914年,北京一版帆船邮票带着黄河铁桥、祈年殿的烟火气诞生了。从半分寄信到20元的「天价票」,22枚邮票跑遍全国,硬是在军阀混战中撑起了邮政大厦,成为中国第一次「邮票自主」的呐喊。 二、十年后,老邮票竟成「麻烦精」:北京二版的「整容手术」 到了1923年,当年的「救场英雄」北京一版却成了邮政员的「心病」:库存早空了,不同批次的邮票齿孔大小不一,面值还总闹「乌龙」。更要命的是,火车越跑越快,信件堆成小山,老邮票根本跟不上!这时,北平财政部印刷局再次出手,给邮票来了场「全面整容」:帆船还是那艘帆船,但齿孔像尺子量过一样齐整,票面文字排得规规矩矩,连油墨都闪着「高级感」。北京二版帆船邮票一上线,从上海洋行到西北驿站,统统用上了「标准脸」邮票,十年间发行超百亿枚,成了民国邮政「最靓的仔」。 三、小邮票里的大时代:两张纸片藏着多少秘密? 看似普通的帆船邮票,藏着民国的「成长密码」:一版诞生时,中国像风雨中颠簸的帆船,靠本土力量勉强稳住航向;二版革新时,邮政系统已学会用制度「扎稳桅杆」。那些印在票面上的农田、牌坊,不仅是老祖宗的智慧,更是乱世中不变的文化底色。 如今再看这两套邮票,何止是邮资凭证?它们是中国人在战火里「自己动手」的倔强,是从「应急求生」到「从容规划」的蜕变史。当你轻轻抚摸邮票上凹凸的纹路,仿佛能摸到那个时代的心跳——在动荡中寻找秩序,在夹缝里开出花来。
揭秘民普6伦敦版帆船、农获、牌坊邮票:穿越百年的邮政传奇 在邮票收藏的江湖中,民普6伦敦版帆船、农获、牌坊邮票可谓大名鼎鼎。它就像一位沉默的历史讲述者,静静地躺在集邮册里,却能将人们带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民国初年。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揭开它神秘的面纱,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发行背景与传奇故事。 一、时代更迭,新邮诞生 清朝覆灭,民国初立,一切都在破旧迎新。邮政领域也不例外,清代邮票已无法适应新的时代需求,一套能体现民国精神风貌的邮票亟待问世。1913年5月5日,民普6伦敦版帆船、农获、牌坊邮票应运而生,成为中华民国邮政发行的首套正式普通邮票。它的诞生,标志着民国邮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承载着新生政权对国家发展的期许。 二、多元图案,寓意深远 这套邮票共19枚,图案分为三类,每一类都蕴含着深刻的寓意 。半分至1角的邮票以帆船为图案,背景是铁桥上飞驰的火车。帆船在波涛中前行,火车在陆地上穿梭,寓意着水陆交通的发达,象征着民国对交通事业发展的重视。那时的中国,正渴望通过交通的改善,打破地域的隔阂,实现经济的交流与发展。1角5分至5角的邮票图案为正在收获的农民,背景是天坛。农民代表着广大的劳动人民,天坛则是古代帝王祭天祈谷的地方,这一图案体现了农业在国家中的基础地位,也表达了对农业丰收、民生安稳的美好祝愿。1元以上的高面值邮票,图案是北京国子监牌坊。国子监是古代的最高学府,牌坊象征着文化与教育的传承。选用这一图案,彰显了民国对文化教育的尊崇,期望通过教育培养人才,推动国家的进步。 三、英伦制造,品质卓越 这套邮票由英国设计师格兰(William A. Grant)精心设计,英国伦敦华德路公司采用先进的凹版印刷技术承印。凹版印刷使得邮票图案线条细腻、层次丰富,色彩鲜艳且具有良好的防伪性。每一枚邮票都像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从帆船的风帆纹理,到农民脸上的神情,再到牌坊的雕刻细节,都栩栩如生。伦敦华德路公司在当时是世界知名的印刷企业,其精湛的工艺为这套邮票的品质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四、战争风云,印刷中断 然而,这套邮票的发行之路并非一帆风顺。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卷入战争的漩涡,自顾不暇,无法继续为中国印制邮票。无奈之下,后续的邮票改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印制,这也导致了后续版本的出现,如北京老版、北京新版等。不同版本的邮票在图案细节、印刷质量上都有所差异,也为集邮爱好者们提供了更多的研究与收藏乐趣。 五、“宫门倒印”,珍邮传奇 在民普6伦敦版邮票的故事中,“宫门倒印”票无疑是最为传奇的一段。1915年,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在印制北京老版2元面值邮票时,由于印刷工人的疏忽,将其中一个版放倒了,结果印出来的邮票中心图案国子监牌坊是倒印的。这种错体票十分罕见,据考证仅流出48枚。“宫门倒印”票一经发现,便引起了轰动,成为邮票收藏界的珍品,被誉为“民国四珍”之首。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其稀缺性,更在于它背后那段充满戏剧性的历史。关于它的发现,有多个版本的传说,有人说在武汉发现,也有人说是在山西、河南,这些传说更为它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民普6伦敦版帆船、农获、牌坊邮票,不仅仅是邮资的凭证,更是一部生动的民国简史。从它的发行背景,我们能看到时代的变革;从它的图案设计,我们能解读出民国初年的国家发展理念;从它的印刷过程与传奇故事,我们能感受到历史的曲折与趣味。它是集邮爱好者眼中的珍宝,也是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一扇窗口,每一次端详,都能发现新的故事与感动。
新中国邮票史上的隐秘瑰宝:普5天安门的传奇往事 在新中国邮票收藏的璀璨星空中,有一套以天安门为图案的普通邮票,虽未跻身传统“十大珍邮”之列,却以传奇般的经历,成为资深藏家眼中的“隐形瑰宝”——它就是普5《天安门图案(第五版)普通邮票》。这段被时光尘封的故事,比任何刻意雕琢的传奇都更令人动容。 一、诞生于时代夹缝中的“天价使命” 1951年,新中国刚从战争硝烟中走来,百废待兴的邮政系统遭遇一道难题:高资费邮件无票可用。彼时旧人民币币值极高(1955年才推行新币,旧币1万元 = 新币1元),一封寄往边疆的超重信函,邮资可能高达数万元。若用低面值邮票贴用,往往需要几十枚叠加,不仅繁琐,还易在运输中脱落。于是,一套“破格”的邮票应运而生:普5全套6枚,面值从10000元到200000元旧币,最大面值相当于一名工人近三个月的收入。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样的“天价邮票”堪称邮政史上的特殊注脚——它承载的不仅是邮资,更是新生政权盘活经济脉络的迫切需求。 二、印刷台上的“防伪暗战” 这套邮票的设计者,是新中国邮票设计泰斗孙传哲。在物资有限的条件下,他用巧思为邮票注入“防伪灵魂”: - 双色套印工艺:采用胶版与凹版结合,底纹以粉红色胶印铺陈,天安门图案则用雕刻凹版印制,指尖轻触便能感受到票面的立体纹路,这在当时堪称“顶尖防伪技术”; - 细节密码:票面右下角“新中国人民邮政”字样中,“民”字右上角特意留了个小缺口——这个看似“失误”的细节,实则是设计者埋下的“验真标记”,让伪造者无从下手。 这些藏在方寸之间的匠心,让普5在技术简陋的年代,成为难以复制的“安全密码”。 三、消失在时光洪流中的“流通印记” 普5的命运,从发行之初便与时代紧密捆绑: - 使命必达的消耗者:高面值邮票主要服务于企业、机关的大宗邮寄,一枚50000元面值的邮票,可能见证过边疆物资的调配、城乡贸易的复苏,每一道邮戳都是一段真实的历史注脚; - 币改浪潮中的幸存者:1955年新旧币兑换时,大部分旧币邮票被回收销毁,加之当时集邮意识薄弱,民间留存的新票凤毛麟角。如今若想寻觅一套保存完整的普5,难度堪比在古籍中寻得一页孤本。 有人说,普5的稀缺性,是时代变迁留下的“伤痕”——但正是这些“伤痕”,让它成为不可再生的历史标本。 四、一枚邮票里的新中国成长史 当我们凝视普5的天安门图案时,看到的不仅是建筑的庄严,更是一个新生政权的生存智慧: - 高面值背后,是建国初期经济转型的阵痛与探索; - 防伪工艺里,藏着百废待兴时匠人们的执着与智慧; - 存世稀少的现状中,更折射出一个国家从“货币混乱”走向“经济稳定”的沧桑蜕变。 它不是刻意打造的“明星邮票”,而是时代浪潮中偶然幸存的“时光胶囊”。每一道细微的折痕、每一处模糊的邮戳,都在无声诉说着新中国蹒跚起步时的坚韧——这样的“平凡传奇”,或许比任何刻意渲染的故事都更有力量。 如今,普5静静地躺在集邮册中,却从未停止向世人讲述那段“把高面值贴在信封上”的岁月。它用沉默的存在证明:真正的历史瑰宝,从不依赖数字标签定义价值,而是以血肉之躯,刻下一个国家成长的年轮。
探秘民国邮票:历史、艺术与投资的完美融合 各位吧友们,今天来和大家聊聊极具魅力的民国邮票。 从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到 1949 年新中国建立,这期间民国政府及各地方政权发行的邮政邮票,就是我们所说的民国邮票。那可是个政局动荡、文化交融的年代,邮票作为邮政通信的重要凭证,可不简单。它既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邮政体系,又因为政权不断更迭、经济起起伏伏、文化相互碰撞,呈现出复杂又多元的面貌。 民国邮票的票面设计超丰富,有政治人物,像伟大的孙中山先生;有历史事件,比如还都南京、抗战胜利这些重大时刻;还有自然风物,像雄伟的泰山、美丽的北平风光等。印刷工艺也很厉害,雕刻版、胶版、凸版等技术都融合进去了。而且啊,因为战争、物资匮乏等原因,部分邮票还出现了加盖改值、临时印制等特殊情况,这就形成了中国邮票史上特别传奇的收藏体系。 下面给大家详细说说收集民国邮票的优势,那可是多维度的: 文化艺术属性多元 民国邮票的设计融合了中西风格,具有独特的文化艺术魅力。北京二版帆船票将长城等传统元素与近代工业相结合,展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伦敦版孙中山像票采用雕刻版,展现了西方写实技法,人物形象栩栩如生。部分邮票还融入了篆体或名人手书,既具有审美价值,又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是视觉艺术的载体,适合进行美学研究和文化展览。 市场潜力与稀缺性并存 民国邮票中的稀缺品种增值显著。像“宫门倒印”等错版票,由于存世量极少,价格一路走高。随着民国史研究的升温,“抗战”等专题收藏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部分珍品在国际邮展上获得了较高的认可度,流通性强。核心品种具有较强的抗跌性,适合中长期收藏。 收藏门槛灵活,受众广泛 民国邮票的收藏门槛较为灵活,适合不同层次的收藏者。普通流通票价格低廉,新手可以用较低的成本入门。同时,有《民国邮票图鉴》等权威资料可供参考,便于系统学习。集邮群体广泛,我们可以通过集邮协会、展会等渠道进行交流。无论是资深藏家还是刚入门的爱好者,都能形成自己个性化的收藏体系。 收藏民国邮票的建议 专业鉴别 在收藏民国邮票时,专业鉴别至关重要。由于民国邮票的种类繁多,市场上可能存在赝品。我们可以通过观察邮票的纸张、印刷工艺、图案细节等方面来判断其真伪。同时,也可以请教专业的集邮人士或参考权威的鉴定资料。 系统规划 制定系统的收藏规划可以让我们的收藏更加有条理。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经济实力,选择一个或几个专题进行收藏。例如,专注于孙中山像邮票、抗战专题邮票等。在收藏过程中,要注重邮票的完整性和品相,尽量收集品相较好的邮票。 结语 民国邮票既是历史的“切片”,也是艺术与经济的复合体。它的优势不仅在于实物承载的多元价值,更在于我们在收藏过程中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深度探索。对于文化爱好者来说,它是触摸历史的媒介;对于投资者来说,它是兼具文化属性与增值潜力的特殊资产。希望各位吧友在收藏民国邮票的过程中,既能收获知识和乐趣,又能获得一定的经济回报。 吧友们,你们对民国邮票有没有心动呢?快来和我分享你们的看法。
当端午龙舟划进邮票:1895年这枚「水上传奇」仍是收藏界顶流! 你见过1895年的“水上运动邮票”吗?这枚由福州书信馆发行的“龙舟”邮票,不仅是中国首套民俗题材邮票,更比希腊最早的体育邮票早1年,堪称世界体育邮票的“老祖宗”! 邮票中央,20多名桨手在闽江破水而划,龙舟如离弦之箭;背景中,鼓山朦胧、帆影绰绰,岸边观众踮脚呐喊——这不就是百年前福州端午节的“高清实况图”吗?细节里藏着巧思:水手动作整齐划一,连船桨击水的水花弧度都清晰可见;票面分深蓝、翠绿、橘黄等9种颜色,不同面值对应不同色调,既实用又美观;中英文面值标注(“信资X仙”+英文“CENTS”),自带“通商口岸”的时代印记。 这枚邮票藏着三个“第一”:它是中国最早民俗邮票,比生肖、花鸟题材早数十年,直接把传统节日“赛龙舟”刻进邮政史;也是世界最早体育邮票,1896年希腊发行首届奥运邮票,而“龙舟竞渡”邮票早在1895年就亮相,妥妥的“体育邮票先驱”;同时它还是通商口岸的特殊见证——鸦片战争后福州开埠,外国商人主导的书信馆发行此票,既是殖民时代的产物,也意外成了记录中国民俗的“时光机”。 它的价值不止于一张纸,更是活的文化史:作为“民俗活化石”,百年前福州端午怎么过?看邮票里的龙舟形制、江岸建筑、围观人群,比史书更直观;从“上海代办所”到独立发行邮票,福州书信馆的变迁藏着中国近代邮政的“成长痛”;因存世稀少,第一版5仙浅蓝色票曾在拍卖会上拍出天价,是国内外邮迷眼中的“中国珍邮”。 还有个冷知识:设计者是西班牙人绵嘉义,他不仅是邮票设计师,更是福州最早的气象观测者,曾在鼓山设站记录天气;邮票由英国伦敦华德路公司印刷,当年的“国际合作”让这枚中国民俗邮票自带“国际范”。 一枚邮票,串起端午千年民俗、近代通商风云、世界邮政史的交叉点。当我们凝视这张泛黄的纸片,看到的不仅是龙舟竞渡的热血瞬间,更是中国文化在时代浪潮中留下的独特注脚。你是否也想透过它,触摸那段被时光尘封的“水上传奇”? 📮✨
从国葬到邮票发行:揭秘民国政坛传奇谭延闿的“特殊纪念” 在民国风云激荡的历史长卷中,一场国葬、一枚邮票,串联起了谭延闿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这位纵横政坛的风云人物,不仅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处世智慧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更因一场特殊的纪念,在邮政史上刻下独特印记。 谭延闿出身名门,年少成名,24岁便高中进士,在清末科举中崭露头角。随着时代浪潮更迭,他投身革命,积极响应辛亥革命,成为湖南地区举足轻重的政治领袖。此后,他追随孙中山,历任两广督军、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等要职,在孙中山逝世后,又担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成为民国政坛的核心人物之一。除了政治成就,谭延闿在书法领域造诣颇深,位列“民国四大书法家”之首,其颜体楷书苍劲有力,备受推崇。 1930年9月22日,谭延闿因病在南京溘然长逝。为缅怀这位对民国建立与发展贡献卓著的人物,国民政府决定为其举行国葬。1931年9月4日,谭延闿的灵柩被葬于南京紫金山,这一规格极高的葬礼,是对他一生功绩的肯定。然而,国民政府对他的纪念并未止步于此。 早在国葬筹备期间,发行纪念邮票的计划便提上日程。当时,“谭院长国葬典礼办事处”与交通部积极沟通,希望通过邮票这一特殊载体,永久铭记谭延闿的贡献。但邮票的发行远比想象中复杂。从设计稿的反复修改,到印刷工艺的严格把控,再到邮资调整引发的面值变动,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精细打磨。邮政总局对票面设计提出诸多要求,从取消英文标注、简化边框花纹,到调整肖像大小、缩小票幅,一次次改动只为呈现最佳效果。 经过近两年的筹备,1933年1月9日,谭延闿墓前纪念堂落成之际,这枚承载着特殊意义的邮票终于问世。它的发行,不仅是对谭延闿个人的纪念,更是民国时期政治文化的缩影。邮票上的肖像,定格了这位政坛传奇的风采,也让后人得以通过这方寸之间,窥见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以及一个时代对杰出人物的敬意与追思。
方寸邮纸烙下的权力印记:国民政府统一纪念邮票诞生实录 1929年4月18日,《国民政府统一纪念邮票》(民国纪6)的发行,本质是南京国民政府以邮票为武器的一场政治叙事实验。这场看似普通的邮政行为,深植于北伐战争的硝烟与新兴政权的合法性焦虑之中。 一、军事统一的政治加冕:从北伐到「形式归一」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蒋介石以总司令之姿率军击溃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1928年12月「东北易帜」后,国民政府完成全国形式上的统一,却面临「军事易服,人心难一」的困境。为将「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军事胜利转化为「天命所归」的政治共识,急需国家级符号强化统治正当性。邮票作为「流动的国家名片」,成为最佳选择——其流通范围覆盖城乡,甚至渗透至军阀割据的边疆,是性价比最高的意识形态载体。 二、领袖形象的视觉塑造:从战场到邮资的符号蜕变 邮票主图选定蒋介石北伐时期的戎装像,暗藏精心设计的政治隐喻:右眉尾的枪伤疤痕被刻意保留,呼应1927年南昌战役中「裹创督战」的官方叙事,将军事领袖塑造成「与士卒同甘苦」的英雄符号。背景的嘉禾纹取自传统农耕文明,缠绕青天白日徽章,既以「民生主义」包装政权合法性,又以党国标志宣示「以党治国」的新秩序。这种「传统符号+现代权威」的混搭设计,实质是国民政府在新旧文化断层中寻找认同支点的尝试。 三、党国意识形态的日常渗透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正统性」争夺白热化。蒋介石通过「清党」「中山舰事件」崛起,急需将自身与「总理遗志」绑定。邮票将青天白日徽章(党权象征)与嘉禾纹(三民主义符号)并置,构建「继承总理遗训,完成国民革命」的叙事链条。同时,采用铜版雕刻工艺(西方技术)呈现写实肖像,却在面值标注中保留汉字「壹圆」,暗含「中西合璧」的现代化想象——这种设计策略,既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回应,也暴露了政权在文化认同上的撕裂:试图用技术现代性证明进步,又依赖传统符号维系权威。 四、被邮票遮蔽的真实裂痕 尽管邮票宣示「统一」,但发行时的中国仍暗流涌动:西北冯玉祥、山西阎锡山等地方势力与中央貌合神离,南方苏维埃政权建立,底层民众深陷战乱与灾荒。广州街头出现的匿名传单质问「邮票上的青天白日,照不亮岭南饥民」,苏区后来将纪6邮票加盖「苏维埃」使用的史实,早已为这场「统一神话」写下注脚。邮票的精美油墨下,掩盖的是政权尚未真正整合的社会裂痕,以及民众对「新权威」的复杂观望。 这枚邮票的诞生,是国民政府在军事统一后,试图以视觉符号完成政治整合的关键动作。它既是北伐硝烟的历史切片,也是威权政权借日常媒介渗透意识形态的早期实验——当蒋介石的肖像随着邮车驶向全国时,油墨里承载的不仅是「统一」的宣言,更是一个新生政权在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艰难跋涉。
从大帅府到邮坛传奇:揭秘民纪5邮票背后的风云往事 民纪5邮票即《陆海空大元帅就职纪念邮票》,是1928年3月1日由奉系军阀张作霖主导发行的纪念邮票。 1.发行背景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政府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当时中国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为彰显其政权合法性,他下令筹备纪念邮票。此时正值北伐战争期间,国民革命军节节北上,张作霖统治区域逐渐收缩,但仍控制东北及华北部分地区。邮票的发行旨在强化其统治权威,同时通过邮政系统传递政治象征。 2.设计与象征 邮票主图为张作霖戎装肖像,背景配以嘉禾纹饰,两侧分列中华民国国旗(五色旗)与海军旗,面值文字采用竖式排列。嘉禾象征国家繁荣,国旗与海军旗则体现其陆海空三军统帅的地位。这种设计延续了北洋时期邮票的政治符号传统,如1921年“嘉禾飞雁”邮政徽志中的嘉禾元素即代表国家统一。 3.发行与流通 邮票原计划在张作霖控制的直隶(河北)、山东、奉天(辽宁)、吉林、黑龙江及新疆等省流通。由于当时东北与关内币制未统一,新疆地区还特别发行了“新疆贴用”版本,面值以当地货币标注。但实际流通范围有限,仅在上述数省短暂使用,且因战争影响,部分地区未能全面铺开。 4.停售与影响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遇刺身亡,国民革命军随后进驻北京,北洋政府垮台。张作霖死后,该邮票立即停售,流通时间不足四个月。停售令通过邮政系统紧急传达,已售出的邮票逐渐被回收或停用,现存世量极为稀少,成为民国邮票中的珍稀品种。 5.历史意义 民纪5邮票是张作霖政权末期的政治产物,其发行与停售直接关联军阀混战的历史节点。它不仅见证了北洋政府的终结,也反映了民国初期邮票作为政治宣传工具的典型特征。尽管设计和印刷工艺在当时较为精良,但因政治动荡,其存世量远低于同期其他邮票,进一步凸显了其历史价值与收藏稀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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