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臂弓手 神臂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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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一个英灵不能有上次战斗的记忆吗 看 fate stay night 小说的fate线 骑士王在和卫宫士郎讲上次圣杯战争和切嗣的时候有这样的对话 ------------------------------------------------------------------------------------------------------------------ 这件事,我倒也不是没想过  老爸也是魔术师。既然一直住在这镇上,就不可能与圣杯战争无关  不过,这———— 「为什么之前不说老爸就是你之前的主人啊,Saber。」 「……通常,从者不会拥有过去的记忆,同一个英灵也不会再以从 者身分被召唤出来。我是从者中的异例。所以,我判断不应该说跟这 件事有关的事。……而且,我不是很想对士郎谈论,切嗣是怎么样的 主人」 「……? 不是很想谈论,为什么啊」 ----------------------------------------------------------------------------------------------------------------- 接着卫宫去找言峰询问上次战争的时候也有关于英灵记忆的对话 ------------------------------------------------------------------------------------------------------------------  「……骗人,你应该知道的。知道老爸曾是主人,最后还将圣杯破 坏的事。因为你是管理圣杯的监督者……!」 「喔。Saber自己这么说的吗」  「啊……啊啊,我听说上次的圣杯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  神父像在考虑一般陷入沉默 「……呼呣。从者拥有上一次的记忆,这是异常的。是剑士故障了 吗,还是那个剑士本身就异常呢。反正,不能说是一般的从者哪」 「英灵不会有记忆。在过去、现在、未来的诸多时代被叫出的他们, 要是有记忆的话会产生矛盾。他们有的只是死前的记录。死后,成为 英灵后所发生的事应该是完全无法记忆才对————」 是无法了解吗,神父思索着  ……是吗  因为不知道Saber还没完全成为英灵,才没办法解决这问题吗 「不,不是这样的。Saber的状况好像跟其它从者不同」  「状况不同? ……原来如此,特地来这是为了这个吗。好,说说 看吧」
毛泽东眼里的小仁政与大仁政 摘自《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 打仗要用钱。可是,抗美援朝战争用的钱也不十分多。打了这几年,用了还不到一年的工商业税。当然,能够不打仗,不用这些钱,那就更好。因为现在建设方面要用钱,农民的生活也还有困难。去年、前年收的农业税重了一点,于是有一部分朋友就说话了。他们要求“施仁政”,好象他们代表农民利益似的。我们赞成不赞成这种意见呢?我们是不赞成的。当时,必须尽一切努力来争取抗美援朝的胜利。对农民说来,对全国人民说来,是生活暂时困难一点,争取胜利对他们有利,还是不抗美援朝,不用这几个钱对他们有利呢?当然,争取抗美援朝的胜利对他们有利。去年和前年,我们多收了一点农业税,就是因为抗美援朝要用钱。今年就不同了,农业税没有增加,我们把税额稳定下来了。   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但是,什么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多收一些农业税,有些人就哇哇叫,还说什么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我就不赞成这种意见。   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   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这种思想共产党里边也有,在延安就碰到过。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征了二十万石公粮,一些人就哇哇叫,说共产党不体贴农民。共产党的个别领导干部也提出所谓施仁政问题。那时我就批评了这种思想。当时最大的仁政是什么呢?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如果少征公粮,就要缩小八路军、新四军,那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的。所以,这种意见,实际上是代表日本帝国主义、帮日本帝国主义忙的。   现在,抗美援朝已经告一段落,如果美国还要打,我们还是打。要打就要征粮,就要在农民中做工作,说服农民出点东西。这才是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哇哇叫,实际上是代表美帝国主义。   道理有大道理,有小道理。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每年应当提高一步,但是不能提得太高。如果提得过多,抗美援朝战争就不能打了,或者不能那样认真地打。我们是彻底地认真地全力地打,只要我们有,朝鲜前线要什么就给什么。这几年,我们就是这样干的。
疑义相与析——答薛宗正所谓“重大问题” 【内容提要】本文是对《北大史学》第5期(1998年)所发薛宗正诘难文章的答疑,并明确了作者对薛氏所作的学术批评以正视听云。 我在《北大史学》第4期(1997年)发表了一篇书评,其中批评了薛宗正的一些常识性错误,并揭露了他对别人成果的剽窃行为。尽管薛氏的这些错误以及他所自诩为“成果”的这类东西足以显示,他早就堪称学术界的“奥吉亚斯牛圈”而当之无愧(例如,在98年年底于上海召开的一次专业性学术会议上,他提供审查的一本有关回鹘汗国史的书稿被专家指为通篇错误不胜枚举,作为例证随机抽取的一页上竟有近30个各种类型的错误,几乎是每行必错,每句必错!结果该书稿不堪表决就被学术委员会摈弃了),但我在批评时仍没有提及被批评者的姓名,这表明我的批评完全是纯学术的,是针对具体问题的,是与人为善的。可是,由于批评击中了要害,薛氏非但不能自省改过,反而恼羞成怒,转而攻击批评者的其他论著,真所谓日暮途穷之行径。薛氏的做法超出了正当的学术讨论范畴,令人齿冷。然而他借口讨论所谓“唐代西域史研究中若干重大问题”,继续阉割史料,歪曲史实,信口雌黄,混淆是非,这样的东西在教学单位刊布,虽未必欺世盗名,亦难免误人子弟,我作为本系教员,有责任予以辨正。薛氏必欲其文刊于母校,冀取其重,反取其辱,不信请看:
略论明代的马政 马与戎事相联,马的数量是国家富强的象征,因而为朱氏皇帝所重视。朱元璋说:“昔人问国之富,即数马以对者何?盖事在戎。其戎始轩辕。其马载甲士,代涉劳,备边御辱,足折冲,斯力之大,斯功之美,可不爱育乎!所以古人先马而钱粮,故数马以对。马之功不但备戎事耳,若使君有道,则马之力牵犁耜驾粪车,辟上沃田,其利甚焉,所以古重之者为此也。” [1] 洪武八年2月,朱元璋命刑部尚书刘惟谦申明马政。谕之曰,“马政国之所重。近命设太仆寺陴畿甸之民养马,期于蕃息,恐所司因循牧养失宜,或巡视之时,扰善养马之民。此皆当告戒之。昔汉初一马直百金,天子不能具均驷,及武帝时众庶街巷有马,阡陌成群,遂能北伐强夷,威服戎狄。……此非官得其人,马政修举故耶。……” [2] 洪武十年2月,增置涂阳、仪真等五牧监。上谓中书省臣曰:“自古有天下国家者莫不以马政为重。故问国之富者,必数马以对。周礼六卿夏官以司马为职,特重其事也……国以民为本,若因马而疲民非善政也。” [3] 成祖登极后即问马政,洪武三十五年12月,上问兵部尚书刘俊曰:“今天下畜马几何?”何俊对曰:“比年以兵兴耗损,所存者二万三千七百余匹。”上曰:“古者掌兵政委之司马。问国君之富,数马以对。是马于国为重。” [4] 既然马政为国家重务,马政即成为政府行政的重要内容,养马即成为百姓的重要义务。此项义务从明初开始。“太祖高皇帝武功定天下……皆民间孳牧,官牧改民牧,在初制即然。” [5] 明代民间养马有三种形式:种马、表马、寄养马。“种马者以马为种,视母骡驹,选驹搭配,余则变卖入官,会典所称孳牧也。” [6] “表马者以种马骡驹表其良者起解以备用也。” [7] “寄养马者以解表者发寄民间牧养以备用者也。” [8] 种马应孳息,表马必良,寄养马必能用,做不到则赔。宣德3年奏准,北直隶每三丁养骒马一匹,二丁养儿马一匹。免粮草之半,儿马病,同群共治,死则均赔,若因走失及别故死者,止追赔本户。 [9] 如此,民为马累。“《太仆寺志》曰:祖宗于屯田、盐法、马政,其深思远虑皆调,行之数年,则边方自能足用,可以不烦内地。今至竭百姓之力以奉穷边输挽,岁岁益甚,天下于是始困也。” [10] 民之所以困在于难尽此义务,要么因养马而废本业,要么因包赔而破产。养马之害何在?隆庆2年太仆少卿武金说:“种马有编审之害,有杂役之害,有岁例之害,有交兑之害,有轮养之害,有赔偿之害,重之以官吏需索,里甲之影射,民日益穷,沿袭至今滋弊尤甚。” [11] 赔偿之苦。民间养官马,马户不仅要保证马的健壮,而且完成孳息之额,否则要如数赔偿。洪武6年2月,定养马之法就规定了养马的数量与孳息数。“命应天、卢州、镇江、凤阳等府,滁、和等州民养马,江北以便水草,一户养一匹。江南民十一户养一马。岁课一驹。牧饲不如法,至缺驹换毙者偿之。其牧地,择旁近水草丰旷之地。春夏牧放游放,秋冬而入。导官以时巡行群牧,视马肥瘦而劝惩之。任满,吏部考其生息多寡以为殿最焉。” [12] 一岁一驹,几乎是马的生育极限,马户因不得其数而赔即是必然的事。洪熙元年不得不改为二岁纳一驹。马户不仅保证驹的数额,而且保证马的健壮,若马有倒失老病不堪表者同样赔偿。“孳牧种马一有倒失,随即买补,相因无穷。孳生马驹今年印记,明年搭配,又明年算驹,相继不绝。算驹之中,有定驹未成者,有显驹而未坠胎者,总为亏欠,俱在赔偿。官吏畏责,未免追并。小民卖田产,鬻男女以充其数,苦不可言。” [13] “民间官马为累,一马在家,朝夕喂养,至缚其身,不得奔走衣食。” [14] 而赔偿一匹马,银价高达24两,民何以堪?
蒙元时期江南文化的历史演变 【核心提示】在江南地域文化历史演进的过程中,蒙元时期应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元朝统一结束了晚唐以来长期割据分裂的状态,江南文化逐步融入中华多民族文化体系的整体范畴中,并融入了北方文化、草原文化、域外文化等诸多要素,不再是南朝移植在南方的中原文化,也不再是南宋局促一隅的南方文化,江南文化从此开启了由单一民族和某一地方创造的区域文化上升整合为中华民族和域外世界共同精神财富的道路。   谈到江南文化的繁华荣光,人们往往羡谈唐宋抑或明清,有意无意地避开蒙元时期,认为此阶段是江南文化的衰落枯竭期。事实上,不加特定的分析,简单地说元代统治优于或劣于前代,并非史学者应有的审慎态度。元代江南文化继承唐宋以来的传统,遵循区域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路,借助于蒙元统治带来的大一统局面,使江南文化在更广阔的时空范围内传播,获得中国及域外世界的识别、认同和肯定。 南北互动中的“江南文化”   宋金、宋蒙之间的军事对峙,使南北长期处于隔绝的状态,文化发展各异其趣。元代大一统使南北交通重新畅通,书籍、人员往来重归畅通。伯颜攻克临安后,奉命将宋室一切“经史子集、禁书典故、文字及书画、纸笔墨砚等物”起运至大都,成为元廷的重要文化收藏。大量文化典籍北上对江南来说是一大文化损失,不过这无意中也促成南北文化的交流。《元史·齐履谦传》载:“履谦笃学勤苦,家贫无书。及为星历生,在太史局。会秘书监辇亡宋故书,留置本院,因昼夜讽诵,深究自得,故其学博洽精通。”   古代文化传播手段和媒介有限,相对依赖于人口流动,统一使北人南下,南人北上顿成潮流之势。江南与蜀地、中原不同,在宋元易代之际破坏并不严重,江南地区丰厚的文化积淀基本未坠,这种文化延续构成了江南对北方进行文化输出的重要基础。时人记载:“昔江南平,中土士人南下,若水之趋下。”剧作家关汉卿在宋亡后即从大都来到杭州,作曲《杭州景》描述其切身感受:“水秀山奇,一到处堪游戏,这答儿忒富贵,满城中绣幕风帘,一巷地人烟凑集”,初来人间天堂,对他来说真是“纵有丹青下不得笔”。随着北人与江南士人接触日益增多,逐步对江南文化的认识日益深入,产生了对江南文化的“认同”,最大的体现莫过于理学的北传。   理学虽起源于北方,却是在南方完成其思想的系统建构。金朝儒士承袭辽朝和北宋学风,三苏之学最为盛行,对理学较为陌生。蒙古灭金伐宋,南宋儒士和理学书籍开始北流,南北一统后,理学加速了在北方的传播。经过长期的过程,理学最终被蒙古统治者接受成为官学,爵禄所在,士子趋之若鹜,士风丕变,“海内之士,非程朱之书不读”。仁宗延佑年间重开科举,考试以朱熹等人注释的四书五经为标准,北人学习江南儒学蔚然成风,正式确立了理学在国家学术、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并为明、清两代所沿袭,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元初江南社会混乱,盗贼横行,江南士人中弥漫着浓重的“遗民”情节,加之科举长期停废,在“君臣大义”和“华夷大防”的感召下,大部分江南士人选择隐居乡里。待局势逐步稳定,忽必烈派程钜夫到江南搜访隐逸,礼聘贤才,赵孟頫等江南名士相继北往出仕。且不少江南人宦游大都,希冀以自身才华和文章获得权贵垂青。元代中后期,在大都形成了江南籍文人圈,较为活跃者有虞集、贡奎、揭傒斯、黄溍等。他们大多任职于元代中央文化机构,如集贤院、翰林院、史馆等。人口流动和多元文化的交流更加深了江南文人自身的文化认同,“忆江南”是大都文坛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京国多年情尽改,忽听春雨忆江南”,北游江南文士的无奈和痛苦尽显于此。
《金朝军制》平议——兼评王曾瑜先生的辽金史研究 作者: 刘浦江 【内容提要】王曾瑜《金朝军制》是迄今为止有关金朝军事制度最为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本文充分肯定了此书的学术价值,同时也毫不隐讳其不足之处。本文认为,20世纪的辽金史研究之所以始终比较沉寂,在各断代史研究中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其根本症结就在于史料太少,而且由于没有新史料的重大发现,无缘形成学术新潮流。因此,21世纪的辽金史研究必须从上下、左右两个方向去寻求突破,王曾瑜的某些研究成果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辽金史 兵制 书评 王曾瑜  承蒙王曾瑜先生送我一部他的新作《金朝军制》(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版),仔细读过一遍之后,萌生了写篇书评的念头。但想到今日 中国学术界书评的庸俗化、操作的程序化乃至语言的格式化,总觉得不应该循规蹈矩。为了征得王曾瑜先生的理解和同意,动笔之前先给他去了一信,提出我的两点想法:第一,这是一篇纯学术性的严肃的文字,不含任何庸俗的成份,为了进行独立而又客观公正的评述,书评写好后不打算送他过目,并由我自己找地方发表;第二,我不想专就此书论此书,准备连带对他的辽金史研究做一个综合评价。结果我得到了一个明确的答复:欢迎任何批评。   这就是本文的缘起。
辽朝的头下制度与头下军州 【内容提要】头下制度是辽朝 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对头下制和头下军州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内容涉及头下制的渊源,头下的形态和性质,辽朝头下军州的起源及其演变过程,以及头下军州的制度层面的诸问题,并对 文献和考古材料中所能见到的头下军州作了较为系统的考证。作者认为,头下制渊源于北方民族,与唐代的头下户无关;头下军州制度早在辽朝建国之初就已创立;金朝既不存在头下制度,也没有头下的概念。   【关键词】头下 投下 头下军州 头下户   头下制是契丹王朝颇具特色的一种民族文化,历来深受辽史研究者的关注。然而由于史料的过分匮乏,迄今为止,人们对这种制度还了解甚少。如果本文的研究结果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丰富我们有关辽朝头下制度以及头下军州的知识,并有助于加深对于这个北方民族王朝的历史特性的理解,那将令我感到十分欣慰。 一  “头下”一词的语源及其语义,是一个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王国维在谈到元朝的投下时,谓“此语本出契丹”, [1]亦即认为“头下”是契丹语的译音。陈述先生也倾向于“头下”为译音说,并推测它源于夫馀语。据《后汉书》、《三国志》等典籍记载,夫馀诸族以六畜名官,部落首领有“马加”、“牛加”、“猪加”等称号,其官名后所缀的“加”字,汉义为“王”、“首领”,陈述先生认为“加”可能就是“头下”二字的合音,且进而推论说:“头下之初义为王,亦即首领,……继则用以名私甲、私城,犹言部曲也”。 [2]   关于元代的“投下”,学者们也就其语源进行过很多探索。虽然元人记载中已有“投下”即“爱马”的说法,但仍有一些日本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并试图从蒙古语中寻找“投下”一词的词源, [3]他们的意见不为学界所认同。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看法是,“爱马”是蒙古语“ayimaq”一词的音译,而“投下”则是它的意译;蒙古语中的“爱马”,其本意是部、部落,引申为军事游牧集团或王公贵族的封地封民。 [4]   此外,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头(投)下”的语源可能出自汉语。宋代文献中往往用“头项”一词来指称兵马单位,故陈述先生又怀疑辽之“头下”或者本为汉语。 [5]周良霄先生也持有类似的看法,他在谈到元代“投下”的语源时说:“在早期的蒙古史料中,我们找不到‘投下’或‘头下’一词。这里似乎也证明,投下、头下是一个汉语词,义即‘头项之下’。” [6]   由于对契丹语言文字的了解十分有限,直到今天,学者们仍难以对“头下”一词的语源及语义作出确切的论断。关于“头下”的语源,我认为王国维的判断是正确的,即它是契丹语的译名。源于夫馀语说纯系一种猜测,并没有什么语源学和历史学的依据,故很难令人相信。源于汉语说则迹近附会,尽管彭大雅《黑鞑事略》有称蒙古“投下”为“头项”的例子,但正如王国维指出的那样,彭大雅所说的“头项”实际上是“投下之音讹”,并不能证明汉语中的“头项”一词与契丹人和蒙古人所说的“头(投)下”有何渊源关系。至于“头下”的语义,则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过我想蒙古人既然以“投下”作为“爱马”一词的意译,那么契丹语中的“头下”理应与蒙古语中的“爱马”语义相同或相近;但是,在我们从契丹语中发现“头下”的词源之前,这也仅仅是一个猜测而已。   众所周知,头下制度仅见于契丹和蒙古两朝,但陈述先生曾提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看法。淳熙四年(1177年)作为宋使张子正的随员到过金朝的周煇,在他此行留下的行记《北辕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二月)十六日,至邯郸县。……路逢一细车,盖以青毡,头段人家也。‘头段’者,谓贵族及将相之家。”(见涵芬楼本《说郛》卷五四)陈述先生认为这段文字中的“头段为头下之讹”,他的推论是:“疑头段者为‘头叚’之讹舛。周氏原文当作‘头叚’,不作‘头段’。头段者则传抄或版刻之误,而头叚者则头下之同音异译。……辽所谓头下军州即宗室外戚大臣所建之军州也,反之则称其建军州之宗室外戚大臣曰头下,实甚 自然之事。金沿辽旧,故犹以头下谓贵族将相之家。‘叚’、‘下’音同,‘叚’、‘段’形似,故误为头段也。” [7]陈述先生的这种推测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认可,蔡美彪先生在《元代白话碑集录·济源十方大紫微宫圣旨碑》的一条注文中如是说:“‘头下’或写作‘投下’,……辽、金两代均有此制。” [8]张博泉先生也在《辽金“二税户”研究》一文中这样写道:“辽、金、元三朝都有头下,金代称之为‘头假’,其详细情况史无记载,但它在金代不是作为一种特定制度而存在。” [9]需要指出的是,陈述先生推测“头段”为“头叚(xiá)”之讹,乃是因为“叚”、“下”音同的缘故,而张文却将“头叚”误会为“头假”,不知“头假”与“头下”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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