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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科紧张的像个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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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反对城市激进化，给农民留条后路！ 新冠疫情对中国和世界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在新冠疫情下来认识中国国情，可能会更加深刻。新冠疫情正好处于春节期间，大量农民工返乡过春节。为了防控疫情，全国各地推迟了返岗上班时间。春节后，随着疫情防控取得决定性胜利，除湖北以外的省市自治区复工复产，尤其是沿海出口企业更是在订单压力下强烈要求农民工返岗。有趣的是，农民工对复工返岗却并不积极，原因当然是复工返岗仍然有被病毒感染的风险和交通通行的不便，更重要的则是农民工在农村生活无忧，他们并不急着进城挣钱。迟返岗几个月，收入当然少了，却也不用支付昂贵的城市生活成本。在农村生活，住自己房子，还有耕地，生活消费支出较少。刚开始复工返岗时，全国复工率始终不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农民工不愿意冒险复工。他们不肯冒险，是因为在家乡生活无忧。 进入三月下旬，农民工开始返岗又遇上欧美国家按下经济社会运行暂停键，取消订单，中国出口导向企业没有订单无法全员满负荷开工生产，进城农民工难以找到合适工作岗位。其中一部分外出务工农民工再次返乡，还有部分未外出农民工继续滞留农村。 农民工滞留农村，没有务工收入，农户家庭收入就受到影响。不过，农民工滞留家乡，有农业收入，且在家乡住在自己房子里，生活成本很低，他们收入减少了，消费也大幅度降低，他们又没有必须要还的债务。 换句话说，农民工失去在城市工作机会，虽然并不是愉快的事情，却也不是那么过不去的事情。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甚至一年两年三年，日子就是艰苦一点，也可以过得去。 正是农民工失去得起工作机会，使得中国具备强大的应对新冠疫情的能力：无论是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是新冠疫情对全世界的影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农村再次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2001年我提出“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的观点，认为应当重视农村建设。我一直反对激进城市化方案，认为应当一方面消除所有限制农民进城的体制机制障碍，一方面要限制资本下乡。中国应当在很长一个时期采取“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既允许农民进城，同时保护农民返乡权。 我还认为，乡村建设乃至乡村振兴的核心并不是要将农村建设得比城市更好，而是建设一个不差的农村，为缺少进城机会的农民提供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农村是农民的基本保障和最后退路，基本保障是不应当市场化及不能够效率优先的。 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当年有2100万以上农民工失去就业岗位，媒体上一片悲观氛围，担心2100万农民工失业会对社会秩序造成冲击。西方媒体更是想当然认为，一个农民工失业，就有一个农民工家庭挨饿，上亿人挨饿还可能维持得住社会秩序？但实际上，几乎所有农民工在家乡有房有地。失去城市工作，他们回到家乡生活，不过是家里“吃饭时多摆一双筷子”的事。 金融危机造成中国2100万农民工失业，不过是让农民工将返乡平均年龄由之前50岁提前到49岁或48岁。农村有家、有土地、有退路、有基本保障，失去城市就业机会就不是一个事。所以，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并未出现因为农民工返乡造成的社会混乱。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农村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农村再次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 中国现代化之路从来不会太平，经济周期不可避免，只要有农村这个稳定器，中国就有退路，有回旋余地，有办法。无论这个世界上有多么巨大的风浪，中国总可以借助农村这个稳定器率先平息风波，克服困难，在每一次危机之后获得更好更快的发展。对于中国来说，危乃是机也。 保留进城农民的退路，警惕激进的城市化。农民有了退路，中国现代化就总会有办法。这是中国现代化之所以顺利的基本经验，也是中国战无不胜的法宝。
贺雪峰、桂华：山东省大范围合村并居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 最近，山东省大规模地促进了村庄的同居，地方政府领导了对传统自然村庄的拆除和农民在新社区的集中。农村与土地结合在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建设中起着稳定器和水库的作用，与村庄的大规模同居会带来巨大的风险。 首先，它导致农民被动地“失去土地”。村庄合并后的新建社区的生活规模达数千甚至数万。农村空间布局发生了变化。农业耕作的半径从过去的一公里扩大到几公里，这非常不便。新型社区基本上已经建造了高层公寓，这些公寓没有农具的存放条件，与农业生产要求不符。留在社区后，农民只能放弃农业生产，再加上四合院经济的消失带来的生活成本的增加，农民的整体生活质量下降了，特别是对于农村贫困和弱势群体族。 第二是财产的巨大浪费。改革开放以来，1980年代和废除农业税后，农村进行了两轮住房建设。几代农民的积蓄已投资于农村建筑。两层砖混结构的房屋和带庭院的平房在农村地区很普遍，农民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此时，村落同居工程的实施破坏了国家早期的农民私人投资和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是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不符合这一构想。生态环境保护的发展。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财富不足以进行大规模的拆迁和建设。 第三是违背农民的意愿。各地采用的重建安置方案，是要补偿农民对房屋价格的评估，并按照政策在新社区购买和重建房屋。农民收到的大部分补偿金不足以支付购买新房的费用，农民的居住面积缩小，需要额外的现金。所有地区均采用“拆建前”的方式。农民在房屋拆迁后生活困难，他们对房屋的建造时间和质量没有信心。一些成熟的社区在住房质量和后来的财产管理方面存在许多问题，这已成为治理中的隐患。在行政压力下，各地促进村落同居，基层群众之间关系紧张。 第四是长期风险。以上是短期矛盾。在一个村庄中共同生活的长期风险是改变“三个农村”的石ast状况。农村不仅是居住的地方，还是物质，文化和社会生产的系统。利用行政手段强行改变农村的形态，对我国社会稳定的基础产生了影响。缺乏稳定就业，与农业脱节，聚集成千上万人口的陌生社区不仅在自我管理上有很大困难，而且还成为社会动荡的助推器。大规模的联合村庄活动将在传统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进行，人为地创建了一个高风险的“非城市和非农村”第三方机构。 地方政府实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联动”政策，在乡村中共存。一是解决建设用地指标问题，二是解决农村建设资金来源问题。策略设计和操作中存在明显的缺陷。 首先，我国的土地资源不足，不足以要求拆除农民的房屋。自然资源部发布了“增加和减少联系”的城乡建设用地政策，在全面控制，严格批准和尊重农民意愿方面设定了各种条件。地方政府利用这一点进行大规模的同居和同居，并且存在政策滥用。对于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产业升级强劲，土地使用急需的地区，可以给予更多土地使用政策支持，以免对农户房屋造成不必要的拆迁。 其次，通过拆迁农民的住房获得的建设用地指数成本很高。按照每户20万元的计算，建设一个可以容纳1000户家庭的新型社区的成本超过2亿元。按照拆迁二户退一亩建设用地的指标计算，该指标每亩成本超过40万元。这些链接的指标只能用于商业和住宅用地开发，并且可以平衡资金。村庄的大规模同居将增加当地的房地产库存并引起当地的债务问题。 城市化是一个长期的项目。农民必须撤离农村宅基地，以维持自然过程并避免过于紧急的政策。山东省强行推进全省农村同居，缺乏基本依据，违背农民的意愿，造成干部群众严重紧张。没有科学依据和政策依据，也有强制执行的命令。在新冠流行情况和当前的国际环境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山东省广泛侵犯了农民的基本利益，动荡不安，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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