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袍大地精 黑袍大地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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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家:自由主义or文化保守主义? 记者:在首届“全国儒教学术研讨会”上,你重申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重要性,并提出“即用见体”这一区别于其他国学家或儒家的新观点,你主张通过传统的历史情景去理解传统思想,把传统思想视为一种可以解决现在面临的文化认同、政治重建、身心安顿等问题的方案。你的这种观点,肯定不仅仅是反驳李泽厚提出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这一学说。在当今的经济文化背景下,你的这种提法,是出于什么样的思考? 陈明:我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在“启蒙”和“救亡”之外的另一种社会发展战略或思路,有许多值得深入思考的地方。同时,“体”与“用”也是中国哲学中一对极为重要的概念,通过对它的诠释,可以为儒学理论架构的重建寻找新的支点。我最近几年的工作基本都是围绕这些东西展开。   记者:因为你一直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以有人说你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但李泽厚先生认为你这些年来的坚持和努力,是堂·吉诃德式的英雄主义,而且带有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是这样吗? 陈明:自由是人的天性。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什么“主义者”,我对什么主义向来都是敬而远之,毫无兴趣。我的目的,只是想使自己的生命过得有意义一点,正好我觉得当代文化建设中传统文化应该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而别人似乎又尚未注意,于是我就一门心思搞这个了。我自得其乐。前面说过,李泽厚先生说我像堂·吉诃德,实际上我是很不高兴的。原因之一就是“子非鱼,焉知鱼之乐”?而且对一个民族而言,文化保守或者说保护,没什么不对也没有什么不好! 记者:在一个开放的社会,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在哪里?你所坚持的文化保守主义的作用又在哪里?   陈明:开放和保守并不是一对反义词,它们一个是指向对未来的态度,一个是指向对传统的态度。而文化是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流动的,它是我们生命的构成基础和要素。小孩子一出生就开始了社会化、文化化的过程,父母和环境传染给他的东西,主要帮助其生命成长和发展。虽然这些东西可能有待改进,但这些本身却是我们对其进一步改进的基础与依凭。文化保守主义就是要告诉人们这一点:我们的文化虽然存在问题,但基于意义和认同的理由,我们不能抛弃;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改进、完善和光大它。   至于我被别人叫做文化保守主义者,我是不置可否的。虽然被人在漫画中跟蒋庆、盛洪、康晓光他们画到一起,实际我跟他们在方方面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当然,相同相通处也有很多。我的价值,一是显示文化保守主义同样赞成自由、民主;二是表明文化保守主义并不都主张复古,而是主张转换创新。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它才能慢慢呈现它本来的意义。   记者:有报道说,李泽厚先生曾经问你,你所创办的《原道》杂志,“原”出了一个什么样的“道”,并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你是怎么看待的?   陈明:他跟我说这些的时候,是要强调他自己原出了一个“巫史之道”,我对此很不以为然。八十年代他为现代化鼓与呼,但到美国以后则主要是在一个中西比较的论域里进行知识论性质的工作。而我在这两点上都与他不同:从现实性上说,现代化的问题深入到了现代性的层次,文化认同、身心安顿成为当务之急;从学术角度讲,重要的是为民族生命寻求和建立行之有效的话语系统。换言之,我既不关心知识,更无意于比较。因为人是文化的存在,而近代以来我们民族原有的文化话语系统都“失效”了,我们失去了表达自己的历史经验、现实感受和未来目标的有力形式。所以,“道”在我这里,既不是某种知识,也不是某种价值,而是一种有效性。道意味着“行得通”、“可资导引”,它是“行之而成” 的“路”,永远需要脚踏实地的探寻。 至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他说的时候,主要是要将自己描述成一个世界主义者。对于社会,这永远只是一个理想,对于个人只是一种愿望。我目前还不敢、不能或不愿这样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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