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缺半圆时 半缺半圆时
不向东山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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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中国传统哲学——政治的“奴婢” 中国传统哲学——政治的“奴婢”哲学是文化的结晶,是时代精神的“精髓”,中国传统哲学也体现了其特有的时代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一,“人文精神”界说 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一词最早出现在《易.贲卦.彖辞》:“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另《易.系辞》有云:“仰以观于天文,俯以观于地理”, “《后汉书》有云:“舍诸天运,征乎人文”,由此可知传统哲学中的“人文”乃相对于“天文”、“地理”、“天运”等自然界的事物,而是指礼教、文化、人事等方面的社会问题。 本人以为传统“人文精神”可以界定为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易.说卦》云:“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用之,故易六画而成卦”。由此可知,我们祖先把天、地、人视为宇宙中三个基本组成单位,此即上述所谓“三才”。孟子曰:“人者,天地之心”——在古人看来,宇宙间虽然天地人三位一体但,人是天地、宇宙的中心,人是万物之灵。古人就是以人为中心观天测地,观察自然和社会的。它不同于西方的“人文主义”——此“人文”相对与“神文”而言,它是一次反对宗教、神学压迫的文化运动。也不同于西方的“人本主义”,它是一种反对“理性主义”的社会思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即传统的“人本主义”,既不是某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也不是某学术流派的学术观点,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自古以来,各个时代, 诸子百家、各门个派都关注“人”的问题,都以“人”为中心来讨论宇宙与社会的问题,如,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神、人与佛、人与社会的关系,都以人为中心,站在“人”的角度来审视一切。如,儒家的“仁学”,道家的“道学”,分别从“爱人”、“齐物我”的观念出发,认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自然的人格化、神祗的人性化、宗教的世俗化、政治的伦理化等,都体现了逐个传统文化以人为中心的“人文精神”。 另一方面还得说明,中国传统人文精神虽以人为本,但这个“人”不是具体的人、有个性的人,乃是抽象的人、概念的人——处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其价值取向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传统文化可名之曰“伦理文化”——这是传统“人本主义”的核心。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在传统哲学中亦有表现。二,“合”——传统哲学的最高追求 “分”,西方哲学思想的核心——与之相反,“合”,则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和最高追求。如道家的“道”则是追求宇宙、社会的大整合;儒家的“中庸”也是求“合”的思想,求得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佛家的“圆融”也是对大千世界最高和谐的一种追求。 分——主客两分的世界观,使西人的目光紧紧盯着外部世界;合——“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使我们先人目光永远投向人、投向人的内心世界——“合二为一”的世界观,决定了我们的方法论——古人的思维过程从来是视主客为一体,即所谓“物我两忘”或曰“物我同一”。一切外物永远在主体的关照之中。一切思考、认识、探讨都是直指人心。三,传统哲学思辩中强烈的主体意识 天人关系是传统哲学的核心问题,“天人合一”是诸子百家、各学派基本认同的世界观。西人二元分离的世界观侧重于主客分离,注重于排斥、分化、对立一面的研究。我们的传统哲学则侧重于主客间的联系、统一、和谐、融通、同一的一面,如上所言,“合”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 如道家之“道”,即是天、地、人的结合体。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天道、地道、人道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庄子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所以“道”即是“一”。道家认为,“道”是一个绝对永恒的超时空、超现实、超感知的实体——看不见、摸不着的“实体”,是世界的本源。 同时他们还认为,道既是世界的根本,万物的本源,普遍存在的“实体”,但又是天地万物发生、发展、变化的依据、动力与规律。 同时“道”还是人类对于世界的一种最高的认识——整个宇宙都是“道”:一个和谐、同一、虚无的“无差别境界”——宇宙、世界、人、万事万物,是什么都一样——“齐一”。 “道”作为实体是客观的,而以先验的理论观察世界的认识活动是主观的,这样,“道”就成了一个主客的“统一体”。这种主客不分的以“道”眼观察世界的“认识论”——或曰认识活动中渗透一种强烈的主体意识,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也包括哲学)特有的人文精神。 那么这种主客一体的认识活动到底如何完成呢?他们必须通过道家特有的思维或曰思辨方式——抱一、守一或曰守中的“悟道”过程,最后融入自然,进入与万物“无差别”的状态,而达于“天人合一”之境。这个认识过程的完成,不是外向的探索,而是内向的追求,如:坐忘、心斋、抱一、守中。 打一个不确切的比方,古哲人的思辩好比“坐禅”——认识过程没有明确的推理程序、模式和规则,就是一个“悟”——主体的内心探求——请不要误以为是“唯心主义”,这是主客一体的探求——一切哲学思辨中渗透着强烈的主体意识。
中国古代隐士之十种 中国古代隐士之十种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传席先生,把中国古代隐士分为十种。  完全归隐:归于此类的隐士是真正意义上的归隐,他们与为仕而隐完全没有干系,即使有时机有环境有条件,甚至朝廷派人来多次延请,他们也拒不出仕,如晋宋间的宗炳、元代的吴镇等。  仕而后隐:这种类型的隐士在中国古代很多,当过官,因为对官场不满而解冠归去。这其中,名气最大的是陶渊明,其隐逸的名气甚至超过其诗名。但陈传席认为在陶渊明归隐之后就变成“真隐”了。  半仕半隐:此类人先是做官,但后来不愿做了,但辞官又无保于生计,于是虽做官,却不问政事,过着实际的隐居生活,虽然不具有隐士的名分,但却有隐逸思想,如唐之王维。  忽仕忽隐:如元明之交的王蒙、明末董其昌,均是先做官,然后又隐居,待朝廷征召或形势有利,又复出仕,之后再归去。陈传席先生评价这种人不果断,拖泥带水,并说王蒙创造了拖泥带水皴,董其昌的画用笔含糊不清,太暗而不明,就和他们的性格有关。  隐于庙堂:这类隐士,虽然做官,但不执着于政事,陈传席评价之为随波逐流,明哲保身,对国家危害最大。  似隐实假:如明代隐士陈继儒,虽不做官,但好和官家打交道,有人写诗讥笑他“翩翩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家”。  名隐实官:如南朝齐梁时陶弘景,人称陶隐士,虽然隐居山中,朝中大事还向他请教,被称为“山中宰相”。这种隐士实际上不具隐士思想,他不做官只是为了更自由而已。  以隐求仕:通过隐逸来博得名声引起朝廷的关注,然后出仕,即所谓的“终南捷径”。如唐代的卢藏用在考中进士后,先去长安南的终南山隐居,等待朝廷征召,后来果然以高士被聘,授官左拾遗,他曾对友人指着终南山说:“此中大有嘉处。”   无奈而隐:此类人实际上最热心于时局,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他们“隐居”只是为了表示不与清王朝合作,实际上从事最激烈的反清斗争。这一批人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隐士。  真隐而仕:此类隐士在隐居时基本上都是真隐,但当时机来临时就出山,没有时机就隐下去。如殷商时伊尹、元末的刘基,名气最大的是诸葛亮。 ★   (本文根据陈传席先生《隐士和隐士文化问题》整理而成)
千字文 关于《 千字文》   《千字文》根据史书记载,是南朝梁武帝在位时期(502 —549 年)编成的,其编者是梁朝散骑侍郎、给事中周兴嗣,古人多简称其为《千文》,它在“三、百、千”中虽排在最后,但其成书时间却是最早的,也是“三、百、千”中唯一确切知道成书时间和作者的一部书。  《 千字文》问世1400 多年来的流传表明,它既是一部优秀的童蒙读物,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得到了人们的普遍重视和喜爱,这足以使它流传到将来。  《千字文》在中国古代的童蒙读物中,是一篇承上启下的作品。它那优美的文笔,华丽的辞藻,是其他任何一部童蒙读物都无法望其项背的。   《梁史》中说:“上以王羲之书千字,使兴嗣韵为文。奏之,称善,加赐金帛。”唐代的《尚书故实》对此事做了进一步的叙述,该书说:梁武帝肖衍为了教诸王书法,让殷铁石从王羲之的作品中拓出了一千个不同的字,每个字一张纸。然后把这些无次序的拓片交给周兴嗣,让他编成有内容的韵文。周兴嗣用了一夜时间将其编完,累得须发皆白。这件事在唐宋两代多有记载,如《刘公嘉话录》、《太平广记》等书都曾加以记录,其内容与《尚书故实》基本相同。   《千字文》每4 字一句,共250 句,一千个字。一些古人曾试图加以修改,如宋人吴枋、明人郎瑛等。《千字文》通篇用韵,朗朗上口,其用韵数字是7 个。  《千字文》实录九百九十四个汉字,重字凡六,以汉语拼音为序列于下:  “发”:周发殷汤;盖此身发  “巨”:剑号巨阙;巨野洞庭  “昆”:玉出昆冈;昆池碣石  “戚”:戚谢欢招;亲戚故旧  “云”:云腾致雨;禅主云亭  “资”:资父事君;务资稼穑
方舟子:诗律浅说 近体、古体  格律诗,包括律诗和绝句,被称为近体诗或今体诗,古人这么叫,我们现在也跟着这么叫,虽然它其实是很古的,在南北朝的齐梁时期就已发端,到唐初成熟。唐以前的诗,除了所谓“齐梁体”,就被称为古体。唐以后不合近体的诗,也称为古体。  古体和近体在句法、用韵、平仄上都有区别:  句法:古体每句字数不定,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乃至杂言(句子参差不齐)都有,每首的句数也不定,少则两句,多则几十、几百句。近体只有五言、七言两种,律诗规定为八句,绝句规定为四句,多于八句的为排律,也叫长律。  用韵:古体每首可用一个韵,也可以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韵,允许换韵;近体每首只能用一个韵,即使是长达数十句的排律也不能换韵。古体可以在偶数句押韵,也可以奇数句偶数句都押韵。近体只在偶数句押韵,除了第一句可押可不押(以平声收尾则押韵,以仄声收尾则不押韵。五言多不押,七言多押),其余的奇数句都不能押韵;古体可用平声韵,也可用仄声韵;近体一般只用平声韵。  平仄:古、近体最大的区别,是古体不讲平仄,而近体讲究平仄。唐以后,古体也有讲究平仄,不过未成规律,可以不管。  古体诗基本上无格律,所以以下只讲近体诗。
清代学术史研究的书目 中文部分参考书目:B白寿彝等,《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北京,三联书店,1982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78包世臣:《包世臣全集·小倦游阁集·说储》,合肥,黄山书社,1991鲍国顺:《戴东原著作考述》,《孔孟学报》第59-60期,1990鲍国顺:《戴震与段玉裁的师弟情谊与学术关系》,《中山人文学报》第1期,1993《北京大学日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上海,开明书店,1927《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上海,开明书店,1926北师大清史研究组编:《清史论文索引上编》(1644~1840),北京师范大学油印本,1973北图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综合性图书》,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C蔡可园:《清代七百名人传》,上海世界书局,1937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北京,三联书店,1994岑溢成:《诗补传与戴震解经方法》,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岑溢成:《训诂学与清儒训诂方法》,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博士论文岑仲勉:《考据举例》,《图书季刊》新第5卷第4期,1944柴德赓:《王西庄与钱竹汀》,《史学丛考》,中华书局,1979陈旦:《清儒治文字学之派别及其方法述略》,《国学丛刊》第1卷第2期,1923陈登原,《中国文化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陈第:《毛诗古音考》,台北,艺文印书馆,1967陈鼓应等:《明清实学思想史》,齐鲁书社,1989陈恒嵩:《五经大全纂修研究》,台湾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8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北京,中华书局,1997陈澧:《东塾丛书》,台北,华文书局,1970陈澧:《东塾读书记》,北京,三联书店,1998陈澧:《东塾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陈美延等编:《陈寅恪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陈平原、王枫主编:《追忆王国维》,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陈平原等编,《北大旧事》,北京,三联书店,1998陈其泰:《清代公羊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陈寿熊:《读易汉学私记》,台北,艺文印书馆,1970陈新雄:《古音学发微》,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875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初编》、《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陈垣:《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陈垣:《陈垣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陈智贤:《清儒以说文释诗之研究》,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7陈柱:《清儒学术讨论集》(第1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陈祖武:《清初学术思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陈祖武:《清儒学术拾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陈祖武:《中国学案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程克雅:《乾嘉学者以例释礼解经方式比较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论文崔述:《崔东壁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存萃学社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论集》,香港,存萃学社,1978存萃学社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论集》第二编,香港,崇文书店,1971存萃学社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论集》第三编,同上,1972存萃学社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论集》第四编,同上,1973存萃学社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论集》第五编甲集、乙集,同上,1974存粹社编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论集》 香港:存粹社 1978年戴逸:《汉学探析》,《清史研究集》第二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
中国古代隐士之十种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传席先生,把中国古代隐士分为十种。  完全归隐:归于此类的隐士是真正意义上的归隐,他们与为仕而隐完全没有干系,即使有时机有环境有条件,甚至朝廷派人来多次延请,他们也拒不出仕,如晋宋间的宗炳、元代的吴镇等。  仕而后隐:这种类型的隐士在中国古代很多,当过官,因为对官场不满而解冠归去。这其中,名气最大的是陶渊明,其隐逸的名气甚至超过其诗名。但陈传席认为在陶渊明归隐之后就变成“真隐”了。  半仕半隐:此类人先是做官,但后来不愿做了,但辞官又无保于生计,于是虽做官,却不问政事,过着实际的隐居生活,虽然不具有隐士的名分,但却有隐逸思想,如唐之王维。  忽仕忽隐:如元明之交的王蒙、明末董其昌,均是先做官,然后又隐居,待朝廷征召或形势有利,又复出仕,之后再归去。陈传席先生评价这种人不果断,拖泥带水,并说王蒙创造了拖泥带水皴,董其昌的画用笔含糊不清,太暗而不明,就和他们的性格有关。  隐于庙堂:这类隐士,虽然做官,但不执着于政事,陈传席评价之为随波逐流,明哲保身,对国家危害最大。  似隐实假:如明代隐士陈继儒,虽不做官,但好和官家打交道,有人写诗讥笑他“翩翩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家”。  名隐实官:如南朝齐梁时陶弘景,人称陶隐士,虽然隐居山中,朝中大事还向他请教,被称为“山中宰相”。这种隐士实际上不具隐士思想,他不做官只是为了更自由而已。  以隐求仕:通过隐逸来博得名声引起朝廷的关注,然后出仕,即所谓的“终南捷径”。如唐代的卢藏用在考中进士后,先去长安南的终南山隐居,等待朝廷征召,后来果然以高士被聘,授官左拾遗,他曾对友人指着终南山说:“此中大有嘉处。”   无奈而隐:此类人实际上最热心于时局,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他们“隐居”只是为了表示不与清王朝合作,实际上从事最激烈的反清斗争。这一批人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隐士。  真隐而仕:此类隐士在隐居时基本上都是真隐,但当时机来临时就出山,没有时机就隐下去。如殷商时伊尹、元末的刘基,名气最大的是诸葛亮。 ★   (本文根据陈传席先生《隐士和隐士文化问题》整理而成)
隐式生活: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的隐士情怀 现代知识分子的隐式生活:与社会保持适当距离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一直有种隐士情怀,或居庙堂,或在山野,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社会需要时慨然而出,被弃在野时悠然南山。  现在的知识分子,还有没有隐士情怀?现代性的城市精神框架里,知识分子还愿不愿意超然物外?  ★ 本刊记者/何晓鹏  山枣树在岩缝间突兀地立着,一根细瘦的枝条挑出,有两三米那样高,迎着北方隆冬的寒风。  年过五十的孙晔就在这些山枣树旁缓缓攀行,不时,他会驻下脚步,在青石上一坐半日。  这是冬日的燕山深处,风急露重之下,本就苍莽的燕山山脉更显浩瀚萧瑟。孙晔羁留于此已近两月时间,这是两年中他第三次到这里。在这群山中,他走走停停,平日便借宿在山中农家。  燕山石多树少,诸般植物中,孙晔最喜欢山枣树,当其他树木枝叶已经凋零时,一颗颗深红色的枣子仍然在树枝上挂着,触动着独坐一旁的孙晔。  往往这时,孙晔的家人正在猜测他的行踪,即便有事也找不到人,手机不通、踪迹难觅,只有在临行前孙晔留下的话——“到燕山走走”。  提前12年退休  孙晔,辽宁国画院副院长,北京画院杨延文工作室画家。去燕山是两三年前的事了,现在的孙晔,一年中基本百分之七十的时间在北京,其余时间在位于辽宁本溪的家里。  孙晔的作息时间与家人是完全不同步的,每天凌晨一两点钟,当众多的都市夜归人还没有入睡时,他起床了,一个人披着衣服在自己那宽阔的画室里作画。临近日出时,孙晔会下楼,沿着小径漫步而行。  当已经有早行的人开始为上学、上班而奔忙时,孙晔悠然踱步而归,闭门休憩,如果上午没有朋友打扰,他会睡到午饭时分。下午便在书房中读书至黄昏。夜晚或与朋友小聚清谈、或者与家人度过,休息几小时后,又有新一天开始。  传统文人气质极浓的孙晔,即便是在没有退休之前,也过着一种半工作半“隐居”的生活。  在其先前工作所在的本钢文化艺术中心,孙晔兴之所至时经常把办公室的门反锁上,闭门写字画画。有人敲门也不应,电话也不接,全中心的人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而在出差过程中,孙晔也常会“杳然消失”。一次与同事路过苏州拙政园,忽遇大雨。躲在亭子里的孙晔看着雨中竹林万千动态,看到了妙处,便让同事先行离开杭州,他则留了下来,每天醒来便到拙政园里看竹子,一连十余日,看遍了晴、阴、风、雨、露中的竹林景象,终于了然为什么古人会有“宁可三日无餐,不可一日无竹”的情怀。  因为身兼数职,杂事繁多,孙晔1998年申请退休,距他正常退休时间早12年。  退休后不久,他便把位于市中心的三居室卖了出去,在本溪市的北郊买了一处居所,北临缓缓而流的太子河,书房南望便是蜿蜒起伏的青山。  这些年来,孙晔几乎走遍了中国的名山大川。在北京居住期间,也是住在远离市区的僻静居所,平日出门,常是一个人,夹着写生本,去处也都是野三坡、十渡这样的僻远所在。  而与朋友往来,孙晔也不擅作伪,与他相得的朋友年龄宽泛得很,时常相聚一处把酒言欢。但对不喜欢的邀请,他也常常不加理会,实在躲不过,便离家远游,数月才归。   尽管亲朋都知道他在北京的住所,但想随时找到他,很难。在他们眼里,孙晔,俨然是一个现代隐士。
[ZT]香艳之**如念离魂** [ZT]香艳之**如念离魂**  所有美丽的无疾而终的爱情,都是最凄艳而伤痛的蝴蝶标本。  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不止是吴三桂,还有吕布与董卓。   红颜的概念,总是和“祸水”或者“薄命”相联的。前者如玉环、貂婵,后者如西施、昭君。   人们喜欢用花容月貌来形容美女,杨妃与貂婵,则更胜一筹,要“羞花”、“闭月”——这样的美,难怪祸水,不枉薄命。   说杨贵妃是祸水应该不冤。她媚惑玄宗、荒废朝政,致使安史乱起、民不聊生,自己也落了个缢死马嵬坡的悲剧收场,既是祸水,也实薄命——祸国殃民的祸,薄幸绝情的薄。   貂婵的惹祸与薄情则出于主动。她周旋在王允、吕布、董卓、曹操之间,翻云覆雨、借刀杀人,将三十六计逐条演绎,大概可以算是中国间谍事业的最早创始人,而且是多重间谍,一出三国版的“无间道”。   所以同样是红颜,玉环的羞花自有一种人间的味道,貂婵的闭月,却显得冷艳肃杀。   西施也是间谍身份,却因为只有夫差一个目标,便远不如貂婵精彩。   到了昭君,虽然和亲有功,但只是一种顺水推舟的选择、随波逐流的命运,列入四美其实颇为勉强。她真正的成就,在于绘画与音乐——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为她的美名起了很好的宣传作用,而毛延寿的冤杀也是炒作的好噱头,因为爆了内幕。   再有一个优势,就是她在四个人中,是惟一的原配夫人。   ——《流芳百世》第一集·中国古代四大美女画像
千古第一性情女子谢道韫(转载) 千古第一性情女子谢道韫(转载)转自--天涯论坛作者:ooooooops但谈魏晋风度,从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到余秋雨的<遥远的绝响>,无不拿阮籍嵇康来说事。即使金庸先生笔下的黄药师,也动不动就以“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嵇康自居。阮籍嵇康固然是风采绝代,谈得太多了也未免让人生厌,而这里要说的千古第一奇MM谢道韫,文才自然直追阮嵇,虽是女子,胸襟风度也丝毫不弱他们,沉着静气更是犹有过之,可惜在中国数千年男人粗暴的话语霸权之下,这位MM平淡而又精彩的一生像一块压缩饼干一样被冷冰冰地夹在《晋书.列女传》中,实在令人觉得不公之至。    (一)   说起中国数千年来MM的命运,其实一直是相当的悲苦。自古而来,MM最为人所关注的当然是容颜,四大美女个个国色天香,谈论他们的话题千古不绝,但她们的下场一概很惨。如果西施MM真的如传说一样最终能与范蠡携手共游西湖,那是唯一的例外。男人们每论及此,无不感叹红颜薄命,其实他们心里非常清楚,导致薄命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汉武帝的贵妃李夫人是深通此理的。李延年那首著名的佳人歌写的就是这位贵妃,“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光看歌词就可以想象这位李夫人当年的绝世艳光,武帝对她宠爱得也是无以复加。后来贵妃重病卧床,武帝心如火焚,几次去看望她,她却用被子蒙住自己的脸。无论武帝如何苦心相劝,她始终借口未加梳妆不肯相见,终于气得武帝拂袖而去。贵妃的妹妹对此深深不解,问她,“你不是想死前托付兄弟让皇帝照顾吗,为何始终不和他见上一面反而惹得他不高兴?”这位通透世情的贵妃一面叹息,一面说了句让全天下MM寒心了两千多年的话,“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她因病重而形容憔悴,若让武帝看到,纵使嘴上不说,心中也难免嫌恶,倒不如就此不见,给武帝留一个最后的完美印象。贵妃死后,武帝果然大恸不已,追念起她倾城倾国的容颜,遂擢拔其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封海西侯。后来这个李广利将二十万大军,西出玉门关数千里征讨大宛国,获汗血宝马而回,武帝亲自在未央宫设宴接风,恩眷之隆,一时无双。   MM们当然也有不甘沦为男人摆设的,她们要么在不归的权利之路上浴血搏杀来个母仪天下,要么就在男人们最引以自傲的文学上施展自己的才华。而这两条路通常都是荆棘遍布,权倾一时的女性如吕后,武则天在后世的史书上被污得一塌糊涂;以文采自负兼之自身姿色了得的名妓如柳如是,苏小小,李香君,薛涛,吸引众多才子到底是靠了自己的容貌还是自己的才学固然不免要打个问号,就是真正意义的女文人如李清照,所写的词也只是一味哀苦为主。   至于宋后那些列女传变成“烈“女传中的节妇贞女们,有因为过河时被男人搀了一下就把自己胳膊砍断的,有剜自己身上的肉做麻辣火锅孝敬公婆的,也有丈夫去世后把自己活活饿死的,这些MM让人惊诧莫名,实在不知该作何评论才好。   其实MM们大可不必气苦,也不必因娇艳的容颜如朝露般易逝而叹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美丽无疑是可以穿越时空的。千古奇MM谢道韫正是如此,她就像一颗绝世明珠,无论积淀了多厚的历史尘埃,却仍不须丝毫拂拭,风采也自能淡淡地施放出来。      
[转帖] 活埋日军的中国将领--孙立人将军 孙立人(1900~1990),抗日名将,字仲伦,安徽庐江人。192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同年赴美留学,就读于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土木工程系,1924年毕业,获理学士学位。后又考入弗吉尼亚西点军校,攻读军事。1927年毕业,应邀游历欧洲,考察英、德、法、日等国军事。1928年回国,在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任中尉队长。1930年入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任上校副总队长。1932年调财政部税警总团任第二支队上校司令兼第四团团长。 � 1937年10月,孙立人率部参加凇沪抗战。在蕴藻浜一线的阻击战中身先士卒,负伤十三处。次年伤愈后又率部参加了保卫武汉的战斗,两次立下战功,从此便在军界崭露头角。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财政部成重组税警总团,孙立人晋级少将总团长,率部迁移到贵州都匀练兵。经过两年严格的训练,这支非正规部队成为国民党最精锐部队之一。1941年12月,税警总团改编为新三十八师,隶属于第六十六军,孙立人任少将师长。 ��  1942年2月,中国组成远征军,下辖第五军、第六军和第六十六军。4月,孙立人率新三十八师于抵达缅甸,参加曼德勒会战。4月17日,西线英军步兵第一师及装甲第七旅被日军包围于仁安羌,粮尽弹缺,水源断绝,陷于绝境。孙立人奉史迪威之命亲率113团星夜驰援,18日凌晨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至午即攻克日军阵地,歼敌一个大队,解除了七千英军之围,并救出被日军俘虏的英军官兵、传教士和新闻记者五百余人。仁安羌之战是中国远征军入缅后第一个胜仗,孙立人以不满一千的兵力,击退数倍于己的敌人,救出近十倍于己的友军,轰动全球。之后,蒋介石给他颁发了四等云麾勋章。罗斯福授予他“丰功”勋章。英王乔治六世则授予他“帝国司令”勋章,孙立人是第一个获得这种勋章的外籍将领。 ��1943年10月,第二次缅甸战役开战。10月24日,新编第38师112团开始攻击前进,29日即占领新平洋。当被俘的日军被带到师长孙立人将军的面前时,孙立人厌恶地皱皱眉头,不假思索地命令参谋:“这些狗杂种!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正法。今后都这样办。”命令被迅速执行。日军第18师团曾在中国战场上犯下累累罪行,这些俘虏手上沾满中国人的鲜血,当然在劫难逃。   结果!缅甸会战中投降的1200名倭寇士兵以及倭寇军官,统统被孙将军以活埋的方式杀掉。唯一生还的倭寇是一个叫山田进一的下士。因为经过审讯孙将军得知他是台湾人。   活埋1200名倭寇的事件是二次大战中比较大的杀降事件,此事被美国报纸披露震惊了世界,美国方面大为恼火,认为这将使日军此后更加顽强的抵抗。然而其结果却是倭寇一旦闻得新一军的威名,皆望风逃窜,1945年春,新一军兵不雪刃占领仰光,缅甸全境光复!孙立人将军名震全球,成为二战中与张自忠将军齐名享有世界声誉的中国将领。 占领于邦后,孙立人攻势不减,于1944年2月1日攻克太白加,3月4日与廖耀湘新二十二师两路夹击攻克孟关。3月9日,孙师113团与美军突击队联手攻占瓦鲁班。号称“丛林作战之王”的日军第十八师团死伤过半,狼狈逃出胡康河谷。据日军战史记载:“在九州编成,转战中国,素有把握的第十八师团,与中国军战斗最自信,岂料胡康河谷的中国军队,无论是编制、装备,还是战术、技术,都完全改变了面貌,……使我军损失惨重……全军不禁为之愕然。” 孙立人和他的新三十八师、新一军,在远征缅甸,协同盟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东征西讨,迭克强敌屡建战功,其运用的战术、显示的战力为国内外各方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当时的国际舆论界赞誉孙立人为“东方的隆美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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