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最北方😳 longhaobo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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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乘客行李箱落车上 贪吃的哥撬锁吃光箱内零食 本报5月4日讯行李箱遗忘在的士上,又没有索取发票,怎么找回行李?幸运的是,通过GPS定位,旅客赵女士找到了所乘的士。5月4日上午,赵女士拨打本报新闻热线96258。不过,她不是表扬的哥,而是投诉:“你说气人不,我的行李箱被的哥撬了锁,他把箱子里的零食都吃光了。” 通过GPS找回遗失行李 事情发生在4月27日,从河南洛阳探亲返湘的赵女士在长沙转车回安化。早上8点46分,赵女士抱着孩子、提着行李箱在朝晖路拦下一辆的士,前往杨家山立交桥附近。 “行李箱放在的士的后备厢,到了目的地我就下了车。等想起行李箱没拿时,的士已经开走了。”赵女士急得直跳脚,拦下一辆经过的电动车追,但的士已经开得没了踪影。 行李箱内装的是衣物和洛阳特产。赵女士没有索要小票,也不记得车辆信息,但清楚地记得乘车时间、上下车地点以及行车路线。第二天,在长沙市公共客运管理处,赵女士通过GPS定位找到了当时自己所搭乘的的士。的哥承认赵女士的行李箱在他那。 因馋嘴,的哥赔一千元 的哥姓朱,按照约定,4月28日下午,他将行李箱交还给了赵女士。赵女士发现行李箱的锁被撬,箱内的麻花、卤牛肉、卤猪脚等洛阳特产全都没了。而朱的哥还不承认自己动了行李箱。赵女士随后报警。 在雨花区城南路派出所,面对民警的询问,朱的哥承认自己犯了错:“箱子被我带回家。一看是上锁的,我很好奇,找来工具撬开了密码锁。见到箱子里的食物,一嘴馋零食就被我吃掉了。” 最终,经调解,朱的哥当场向赵女士道歉,并赔偿了1000元。
“长沙最胖男子”杜勇离开人世 体重曾400多斤 4月11日晚10点15分,因为肝硬化和肺部感染,杜勇离开人世,终年35岁。就在一个月前,他刚刚向我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人生如果可以重来,不会让自己这样”。 3月3日,我第一次和杜勇见面,当时他因为肝硬化导致腹积水而住院。第一眼看见他时,他正挺着大肚子,一摇一摆地从抽屉里拿香肠作晚餐。尽管是初次见面,我和他聊得很开心。他心地善良,只是在他时常的喘气声中可以明显感到身体的虚弱。 这次治疗比较顺利,杜勇两周后回到了家。过了几天,他又因抵抗力弱而感冒再次住院,从那之后,病魔一直缠绕着他,直到他在衡阳的医院里去世。 杜勇最胖的时候有400多斤,平时生活非常不便,坐不进轮椅,出门下楼极为困难。 在这个对瘦有着极度偏好的时代里,肥胖总会带来不好的联想。“长沙最胖的人”、“曾被父母宠爱又失去了爱的人”……这些网络标签附加在杜勇身上,又有谁会在乎他是因为小时候吃太多还是别的什么原因长胖呢? 杜勇21岁时,他的父母先后去世,原本的工作又黄了,这让他深受打击。从此他自我封闭,孤苦一人,不曾有过女友,只靠低保和游戏代练勉强为生。十几年过去,杜勇的体重越来越重,身体越来越差,直到成为这个样子。 杜勇不是没想过改变自己,3月初的那次住院,经过一位护士长长时间的劝说,他终于下定决心走出家门。他曾想过卖掉房子,治好病,然后减肥,再去开个烟酒店,开始新的生活。只可惜,这个最普通不过的愿望在4月11日戛然而止。 生死间有大恐怖,难得淡然。杜勇在去世前,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去衡阳前,他一度想到浏阳看望曾经照顾过他的姑奶奶,却记不得这位姑奶奶的名字和住址。去世前,他被拔掉了呼吸机,不再接受各种管子的检测,也没人翻来覆去搬动他庞大的身体,走得体面和尊严。 (潇湘晨报 文/王欢 图/杨旭)
解密“方罍之王”归湘历程 制图/王珏陈建明(左一)、谭国斌(右一)全程参与了皿方罍洽购过程 4月1日晚7点,作为皿方罍洽购过程参与者,湖南著名收藏家、当代艺术博物馆馆长谭国斌刚刚倒过时差才起床。他在接受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专访时说:“这是中国第一次通过洽购的方式迎回国宝。皿方罍洽购之所以能成功,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国家现在的实力变强了。” 在谭国斌的讲述中,洽购皿方罍的过程,如同演绎一部电视剧。因签了保密协议,最终的交易价格依然是个谜。那位传说中的法国收藏家,也一直未出现在人们视线中,而在这13年里,皿方罍漂流所至、与谁相处,也成了一个谜。 【初见】 看到皿方罍时,被它震住了 “去年11月,在香港佳士得秋拍时,他们把皿方罍带去预展。展览中,我看到了传说中的‘方罍之王’。”皿方罍的传奇故事,谭国斌早已听说,当真正看到实物时,它的精美和气势依然让他感到震撼,萌生了想让它回归湖南的想法。 与香港佳士得沟通,谭国斌提出洽购皿方罍的想法。当时得到的答复是:“洽购不可能,可以参加拍卖。”由于自己没有这个经济实力,谭国斌想,要是政府能出资将皿方罍洽购回湖南,岂不是一件好事? 回长沙后,谭国斌找到省博物馆馆长陈建明说到此事,陈建明请示相关部门后得到的回复是:用国家的资金购买是不可能的,也不赞成用这种国家行为方式购回。 B
克里米亚乌军上校排队分房30年无果 坚决支持俄罗斯 原标题:独家:克里米亚乌军军官分房无望 坚决支持俄罗斯 【环球时报赴克里米亚特派记者 邱永峥】16日一早,《环球时报》记者在辛菲罗波尔市区转悠时,并没有感受到数小时报公投时的紧张气氛。除了能看到市区街道两侧的“与俄罗斯在一起”的标语外,其它与公投有关的标语或者宣传单并不多见,而且部分的标语牌被泼了油漆,“俄罗斯”的字眼被改成“与乌克兰在一起”的字样。陪同记者采访的麦克坦言:“虽说投票8点就开始,但在10点前到各投票点是看不到什么的,还是晚一点出去转悠比较好。”不过,麦克还是特别提醒本报记者,在投票点采访或者拍照时“还是要小心点”,因为“乌克兰军队前段时间丢了些武器,包括冲锋枪什么的,民间有传闻,投票那天或许有不支持俄罗斯的乌克兰极端分子要对投票站进行破坏。” 除了有可能发生“极端分子的破坏外”,公投的结果会引发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么?对此,不论从莫斯科赶来的杜马议员,专程从纽约回国投票的亚历山大,还是陪同记者采访的麦克都非常自信地说:“不可能。”他们对美欧媒体有关“俄乌双方军队在边境开挖战壕”的传闻很是不宵。“当然,我们得提防美国人搞破坏,比如说派出侦察机来克里米亚。”麦克特别提及俄罗斯俘获一架驻德美军MQ-5B无人侦察机的说法:“那架无人机就是在克里米亚境内俘获的,它有7米长,能在5500米高空连续飞22个小时。一周前,美军刚刚宣布把专门负责侦察的驻德美陆军第66旅通过C-130运输机运到波兰和邻近的国家,接着克里米亚上空就发出了美军的无人机,这总不能说是阴谋吧。”《环球时报》记者通过特别渠道得和,克里米亚政府打算近日向各国媒体展示这架美军的无人机,因为美国五角大楼15日说俄方“一派胡言”。 在《环球时报》记者下榻的辛菲罗波尔火车站附近,有一个由数幢3层旧楼组成的住宅小区。如果不是麦克特别指点,根本无法知道,这就是驻克里米亚乌军司令部的“家属楼”。49岁的尤里-赛木年科把记者引进他家那套一居室的公寓时,都不好意思说他的军衔是上校:“我服兵役整整23年了,乌克兰政府什么也没有给我们。我得与妻子和21岁的儿子住在这房间里,儿子被迫睡沙发。我希望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后,我们能过上至少有尊严的生活。” 尤里上校是乌克兰族,但他支持儿子投加入俄联邦的票。已经服役15年的乌克兰现役军官安德烈中校也站在俄罗斯一边:“除了永远也等不到的分配军官住房外,你如果想获得提级,就得向上级军官行贿。更可怕的是,我们部队的一个弹药库居然只有一名18岁的义务兵看管。现在好了,俄军特种部队接管了这个乌军的弹药库,我至少不担心安全出问题了。” 50岁的伊万-奥林尼克上校刚刚退休。这位在前苏联和乌克兰服役了多年的军官很苦楚地对记者说:“我1984年就上了分房的排队名单,可现在都没有得到房子。除非我能活到100岁,不然这辈子分房子是没有希望了。” 这三名乌克兰军队都向《环球时报》记者承认,身为军人,面临着外来武装力量时,是不应该这样消极地说,可伊万上校的感受很有代表性:“现在没有人愿意为这个国家战斗!我知道大家怎么想的,因为当我刚参军入伍时,我加入的是苏军,我当时的感受是,我保卫的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人民。可当它变成乌克兰之后,我觉得我不过是遵守命令,根本没有觉得乌克兰是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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