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神都的个人资料

中国唯一！河南一地入选推荐旅游地名单→ 中国唯一！河南一地入选推荐旅游地名单→ 大河网 2022-10-29 12:20 · 来自河南 · 大河网官方账号 10月28日，记者获悉，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昨日公布2023年度全球推荐旅游地名单（25处），其中，世界遗产龙门石窟因代表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入选“文化类”旅游地。 2023 Best of the World “世界最佳”榜单以“尊重”为主题，共分为“社区”“文化”“冒险”“自然”以及“家庭”五个类别，囊括了 25 个明年必去的旅行目的地。龙门石窟是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国家地理官网截图完整榜单 ↓↓↓ 文化：意大利亚壁古道、韩国釜山、中国河南龙门石窟、埃及、南卡罗来纳州Charleston 自然：苏格兰高地、博茨瓦纳、斯洛文尼亚、得克萨斯州大弯曲国家公园、亚速尔群岛冒险：新西兰、秘鲁Choquequirao、犹他州、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墨西哥 Revillagigedo 国家公园社区：希腊十二群岛、威斯康星州Milwaukee、加拿大艾伯塔省、老挝、加纳家庭：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加州旧金山 Crosstown Trail、哥伦比亚、英国曼彻斯特、瑞士来源：河南日报版权归属原作者，如有侵权请联系⑦

这是蜂王吗？蜂王也出来采蜜吗？

请教老师们一个问题买了个征芙蓉鸟，卖家说是公鸟，看着也象公，但回家发现叼棉花，难道鬼个母的？

河南偃师商城小城首次发现城门遗址新华社2021-12-14 河南偃师商城小城首次发现城门遗址新华社 2021-12-14 16:38 · 新华社官方账号新华社郑州12月14日电（记者桂娟、任卓如）一处门下铺有暗渠的商代城门遗址日前在河南偃师商城小城被发现，为研究偃师商城的道路系统、水系分布、城市布局、功能属性提供了一把新钥匙。 “这是首次在偃师商城小城发现城门遗址，是我们追踪偃师商城城市水系分布时，在晚期水道穿越小城东墙处发现的。”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偃师商城考古队领队陈国梁说。记者在门址发掘现场看到，门道两侧的夯土柱槽和成排柱洞清晰可见。南侧柱槽内有柱洞8个，北侧柱槽内的部分柱洞被近代墓打破，残存5个。“古人建造城门，会在门道两侧挖出密集排列的柱洞，每个柱洞底部垫有石块加以支撑，再立上柱子撑起门道的高度。”陈国梁说，偃师商城军事色彩浓郁，该城门为单门道，门道宽度约3.2米，当时设计这么窄可能是为了防御外侵。陈国梁介绍，小城城门下方还铺设有暗渠，暗渠水道宽约1.8米、高约80厘米。渠上方搭有石板，方便行人东西向穿行。早在3500年前的商代早期，就已经形成了人行通道和排水沟渠并行的立体交通系统。 “通过门址的位置，再结合水系分布，我们可以进一步确定城市道路分布情况和城市功能分区，以此推断偃师商城早期是否具有都邑特征。”陈国梁说。此外，最新的考古发掘已将偃师商城小城东西向贯通的两条水道基本揭露出来。陈国梁介绍，偃师商城拥有迄今发现商代最早最完备的城市水系，城市明暗水渠结合，内外水系贯通，不仅营造了一处约2600平方米的池苑景观，还承担着以水护城，排水防涝的功能。位于河南洛阳的偃师商城遗址发现于1983年，总面积约2平方公里。经过近40年的发掘，陆续发现有宫城、小城、大城三重城垣。宫城中发现十多座大型宫室建筑基址、祭祀遗存和池苑遗存。大城范围内发现有多座手工业作坊、府库和仓储区等。目前，相关发掘工作仍在进行中。（完）

中国，从这里开始 “中国”一词从什么时候才有的？2018年，成都博物馆“秦蜀之路”展览中一件远道而来的珍宝——“何尊”，解答了这一疑问。一何尊现世何尊是一件铸造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它被发现的过程，很有戏剧性。1963年，陕西省宝鸡市贾村镇一户农家后面的土崖，在一场雨后有所坍塌，其中好像有亮光，被埋藏了三千年的何尊就这样被发现了。何尊西周早期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判断青铜器的价值，大体方式为：如果是商代的青铜器，个头越大，越珍贵；如果是周代的青铜器，上面的文字越多，越珍贵。何尊的底部，有122字的铭文： “唯王初雍，宅于成周，复禀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乂文王，肆文王受兹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呜呼！尔有虽小子无识，视于公氏，有勋于天，彻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诰。雍州何赐贝卅朋，用作周公宝尊彝。唯王五祀。” 何尊铭文铭文的大致意思为：周成王遵照周武王的遗训，营建了洛邑作为周朝的东都，取名为成周，表示周朝的开国大业完成了。在洛邑，周成王在新建成的宫殿里对同宗的贵族“何”进行训告，训告内容是说：“何”的父亲忠诚地追随了周文王，周文王领受了天命统治天下，周武王完成了灭商的大业，并以洛邑作为新都城，在这里进行周朝的统治，让人们都过上安定的生活。训告结束后，周成王赏赐了“何”30串贝币。“何”深感荣耀，铸造了这件青铜尊，记载此事。在这122字的铭文里，最让后人眼前一亮的是“宅兹中国”四个字。意思是周天子居住在天下的中央。到目前为止，这是可见的关于“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中国”在这里，指的是洛邑一带，即今洛阳一带。二周人的封建制，是一种武装殖民周朝和商朝的文化色彩是截然不同的，商人尚巫，周人尚文。想到商朝，人们往往会想到占卜用的甲骨，或者触目惊心的人祭坑，那是因为在商人的世界里，鬼神与人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他们认为鬼神随时在干预人的生活，因此也就一直用心侍奉着鬼神。因为鬼神崇拜的原因，商朝留给今人的印象仍然是鬼气森森的。而周朝，最大的特色是文治，和商人不同，周人专注于人间事务，他们建立了一套礼制，通过礼节规范人们的行为，创建了一个“礼仪之邦”，这套礼仪一直影响到现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后世中国人都是周人的后代，“中国”的色彩，是在周朝形成的，而非商朝。地理意义上的“中国”，也是在周代形成的。当贵族“何”接受周成王训告的时候，“中国”的范围还很小，仅仅指周人营建的新都城。随着一个政治设计的实施，“中国”的范围也越来越大。这个政治设计，就是封建制。所谓封建，即封土建侯。人们对“封建”这个概念，往往有两种误解，第一个误解是认为在清帝退位以前，中国一直是封建社会。其实，从秦始皇开始以郡县制治理国家，中国就不再是封建社会了。除了西汉初年及明代的宗室诸侯王，还有西南边疆一些世袭的土司，他们相当于秦以后的封建残留，前者我们称之为“藩国并行”；后者在清代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后，也基本消失了。第二个误解是认为封建制等同于皇帝赏赐土地和百姓，得到赏赐的人可以轻松地在封地上做王做侯。这些，在真正实施了封建制的周朝，都算不上是“封建”。公元前1046年，周人在牧野之战打败了商人，这个胜利对于周人来说，来的其实有点太快。毕竟，商人做了那么多年的天下共主，也欺压了周人很多年，周人一直战战兢兢地生活在商人的阴影下，也一直在积蓄力量、联络盟友准备叫板商人，等到终于开始进攻商人的时候，周人也没有想到能够一举灭掉商朝。所以，在一开始，周人对他们取得的胜利，其实是很惊讶的，冷静下来，周人就开始认真地思考如何继承商朝的遗产，治理远比一个周部族更多的人口，以及广袤的土地。思考的结果，就是周公创立封建制。周公是周朝开国之君周武王的弟弟，周武王在灭商之后三年就去世了，临终之前，周武王把年幼的周成王托付了周公，让周公以“摄政”的身份辅佐成王，治理国家。为了进行有效地治理，周公决定把宗族子弟和周人的亲密盟友分封到各地，让他们在各地建立诸侯国，像太阳系的各个行星绕着太阳转一样，形成各个诸侯国围绕周天子所在王畿的同心圆格局。所以，周人的封建制，其实是一种武装殖民。三周人的政治设计周人分封，会先举行策命礼，在这个仪式上，周天子把一块土地交给一群领受命令的人，然后这群人开拨，前往封地。说是封地，其实只是名义上的，因为那片土地上有原住民，而且这些原住民才是那片土地的主人。这群人到了封地后，第一件事就是筑城自卫，再以这个城为基地，逐步控制封地，取代原住民成为这片土地的新主人。诸侯国建立之后，他们会去首都去向周天子报告：任务已经正式完成。至于周人为什么要营建洛邑作为新都城，这是因为，周天子领受了“天命”，治理天下，根据天圆地方的观念，洛邑所在地方，位于九州中心，对应着上方的天上之中。《吕氏春秋》记载： “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 《吕氏春秋》记载，周朝分封了四百多个诸侯国。这些新建立的诸侯国，围绕着周天子，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格局。这个格局，与之前的商朝不同。在商朝，商王虽然有“天下共主”的地位，但是这个地位并没有绝对的中心化特征，因为各地的诸侯都是在本土自然形成的，他们的合法性并不来源于商王。当商人势力下降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不承认商王的地位，甚至推翻商王——周人就是这么做的。这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后来中国的整体样貌，都被周初的这次政治设计所决定了。封建制实施两百多年后，虽然周天子的势力随着各地诸侯力量的壮大而削弱了，但是，因为分封制而形成的中心化观念早已根深蒂固，最终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中心化格局，那就是秦王嬴政成为了秦始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周秦之变”并非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变革，因为“周秦之变”其实是从“商周之变”发展而来的一个结果，后者是因，前者是果。对此，历史大家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曾写到： “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在此，不妨设想一下，假如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周公的这个政治设计，古中国土地上的各个诸侯按照自然轨迹运行，那么，后世的中国，是否就会像欧洲那样，形成许多民族国家呢？显然不会，因为缺乏中心化认同，即便暂时统一，有朝一日定然还会被取代。四结语一般来说，中国成为一个大一统国家，是从秦朝开始的，其实，这个“大一统”的节点还可以向前推进八百年。同样是在《殷周制度论》，王国维指出，“大一统之规模”在周初形成的，而且，这个“大一统”不仅仅是国家治理上的统一，更是文化上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秦朝的“大一统”，其实是周朝“大一统”的发展。礼文化随着周人的封建统治在各地建立起来，从而实现了文化上的“大一统”。在周礼这套制度里，从周天子到诸侯再到大夫、士，都依照身份享有特定的礼仪标准。打个比方，如果说封建制相当于周制的硬件，那么礼治文化就相当于周制的软件，虽然封建制在后来逐步走向了消亡，但礼治文化经过孔子等人的升级改造，获得了跨越朝代的生命力，成为了中国文化最核心的特征。“礼仪之邦”，在后世几乎成了“中国”的同义词。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何尊”上的“中国”所包含的范围，越来越大。在春秋时期，礼文化覆盖的地方，都已经被认为是“中国”之地。“中国”，由“天下之中”的概念，慢慢扩展为了后世人们所熟悉的中国概念。这个从“何尊”而来的“中国”，在概念外延后，既有地理上的含义，也有政治、文化上的含义。近代，随着民族国家观念在中国的形成，“中国”在清末第一次被用作国名出现在了官方正式文件当中。清朝覆亡后，在中国持续两千年的帝制结束了，属于一家一姓的朝代也结束了，自此，“中国”正式成为了国家简称。何书彬，非机构历史学者，曾任国内首个历史类AI知识图谱“全历史”中国史主编、国内首个面向公众的历史刊物《看历史》核心创始团队成员。

清华简的文献特色与墓主身份蠡测清华简的文献特色与墓主身份蠡测光明网光明网官方账号对于清华简，李学勤先生曾幽默风趣地说，这次“挖到了一个历史学家”。但清华简的拥有者可能不仅仅是“历史学家”这么简单—— 清华简的文献特色与墓主身份蠡测作者：刘国忠（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清华简是在2008年7月15日入藏清华大学的，在此之前李学勤先生曾看到了一些竹简的照片和摹本，发现其中有《尚书》的《金縢》篇，另外他还看到竹简上有关于西周和春秋历史的记载，十分振奋。竹简入藏清华后，科研人员对竹简进行了长达3个月的抢救性清理保护，在此过程中又找到了《傅说之命》《程寤》《祭公之顾命》《周公之琴舞》等数十篇文献，使得清华简的重大学术价值得到进一步确认。2008年10月22日，清华大学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了清华简入藏的消息，李学勤先生在会上曾幽默风趣地说，这次“挖到了一个历史学家”，欣悦之情溢于言表。这一概括曾因其生动形象的比喻而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转眼之间，13年的时光已经匆匆流逝，清华简的整理工作一直在卓有成效地进行之中。当前，清华简的整理公布已经过半，其整体面貌已经更为清晰。如何认识清华简这批文献的性质和特色，是我们这篇小文中想要讨论的话题。另外，李学勤先生曾经多次指出，古代墓葬中出土的简帛书籍有助于我们了解墓主人的个人身份和思想世界，“书籍用来殉葬必然是死者生前读用或爱好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是死者身份和思想倾向的反映”（《马王堆帛书与〈鹖冠子〉》，《江汉考古》1983年第2期）。因此，我们也想以清华简的文献特色为依据，进而推测墓主人的可能身份。第一，我们应当说明，总数约为2500枚的清华简应当全部出自同一座墓葬，而不可能是来自不同墓葬的资料汇集。清华简虽然是盗掘所出，缺少了最关键的原始信息，而且竹简原有次序也早已被全部打乱，但这种失序的情形应该在地下时就已经如此。我们在清理过程中发现，尽管经过两千多年的浸泡，竹简已经非常糟朽，但属于不同篇目的竹简往往互相紧密地粘连在一起，很难进行剥离。即使是保存异常完整并且成卷的《筮法》篇，也有个别的竹简散落出来，与其他各篇竹简混杂粘合在一起。这种情况证明，这些竹简一定是从同一座墓葬出土的。第二，我们可以看到，清华简没有一些先秦两汉墓葬中常见的遣册和日书之类的材料，其内容全部为古书，总数约有70篇左右。这种以典籍来殉葬的情形，与郭店简、上博简、安大简等多批楚简材料非常相似。第三，清华简的典籍丰富多样，如果依照四部的分类方法，其内容涵盖了经、史、子等各部；而且这些典籍内容非常艰深，像《封许之命》《摄命》《四告》等篇，皆为相关的原始文献，一般人很难读懂，也未必会有阅读的兴趣。墓主人收藏和阅读这些典籍，说明其兴趣爱好十分广泛，而且具有极高的学术修养。第四，清华简这数十篇文献的来源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其中的《系年》《楚居》等篇应该是楚人自己撰写的书籍，但是像《傅说之命》《尹至》《厚父》《周公之琴舞》《晋文公入于晋》《郑文公问太伯》等典籍显然不会出于楚人之手，而是来自其他诸侯国甚至是周王室。如果我们再联系到郭店简、上博简、安大简等众多的竹简书籍中也有大量的文献来自其他国家，就可以明白东周时期的楚国非常注意广泛吸收各国的思想和文化。楚国本为一少数族群荆楚聚集的地方，但到了战国时代，楚国的学术得到长足发展，种种学说都得以在楚国传播研习，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第五，清华简中的许多典籍在传抄的过程中，曾经由楚人做了加工甚至是改写。清华简各篇都是用楚国文字抄成，但所依据的底本来源众多，而这些文献在楚国流传过程中，往往会受到一定的加工。比如清华简《祭公之顾命》中“惟周文王受之，惟武王大败之”一句，即把原文的“文王”改成了“周文王”，显然是为了避免与“楚文王”相混；另外，清华简《系年》和《越公其事》常常称越国国君为“越公”，却称吴国国君为吴王，非常显眼。笔者此前在阅读过程中，曾怀疑这里的“越公”一词是楚国人的一种特有称谓，因为越国系为楚国所灭，所以楚人有意把越国国君改称为“越公”。这一词语本身带有一定的贬斥意味，并特意与楚王相区别。可以相对照的是，近年湖北荆州枣林铺第46号楚墓出土了竹简《吴王夫差起师伐越》，其内容与清华简《越公其事》基本相同，但在称越王勾践时，所用的词是“越君”或“越王”，证明清华简《越公其事》中“越公”一词也是楚人有意的改动（参见《2020中国重要考古发现》中的《湖北荆州枣林铺战国楚墓》，文物出版社，2021年）。至于楚人对于有关文献的改写，最典型的莫过于清华简《金縢》篇，该篇不仅对《金縢》一文中有关占卜的内容统统删除，还把篇名改为“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这一标题富有楚人的特色，而其修改的最终目的，是把《金縢》篇变成了一篇教育贵族子弟的“志”类书籍。第六，清华简这70种左右的典籍具有十分鲜明的特色。郭店简、上博简都以大量的诸子著作为主；安大简则有《诗经》《楚辞》和以儒家为中心的诸子类文献，并有一部楚史著作；慈利简虽有《国语》和《逸周书》的个别篇目，但种类和数量均较少。相比之下，清华简不仅竹简总量最多，而且里面的典籍有大量《尚书》类文献，如《尹诰》《厚父》《摄命》《封许之命》等，总数约有20篇左右，在迄今所发现的竹简中独树一帜。《尚书》类文献皆为国家的大经大法，是君王们赖以治国理政的重要依据，其重要性显然要高于其他种类的文献。事实上，从我们所掌握的材料来看，清华简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是以一批治国理政为核心的文献。不仅经类的文献有这样的特征，史类的文献，如《系年》《子犯子余》《晋文公入于晋》等等，也是以总结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为核心；至于子类的文献，如《治邦之道》《治政之道》《管仲》《天下之道》《虞夏殷周之治》等等，更是直接讨论治国理政的方法和举措，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如《厚父》篇中关于“民心惟本”的论述，把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上推到了西周早期；《治邦之道》主张由明君来治国理政，倡导举贤用能，并强调要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虽贫以贱，而信有道，可以驭众、治政、临事、长官”；《天下之道》是一篇与军事相关的文献，主张用兵之道归纳起来不外乎进攻或是防御，简文称之为“天下之道二而已，一者守之之器，一者攻之之器”；其他如《成人》篇强调要依法治国，执法必严；《治邦之道》倡导大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提倡节俭，等等，对于我们当今的国家治理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由清华简的上述文献特色我们可以看出，清华简的拥有者可能不应仅仅视为是“历史学家”这么简单，这位墓主人拥有这么多高规格的《尚书》类治国理政文献，注重从历史发展中总结规律获得借鉴，并大量参考诸子百家有关治国理政的种种见解，一定具有实用的目的。笔者觉得，这位墓主人绝不会仅是一位文献档案的搜集者，其身份更可能是一位楚国的高级贵族，甚至不能排除是楚王的可能性。墓主人生前肯定身居要职，可以直接参与楚国的治理工作。只有这种层次的高级别统治者，才能够拥有清华简并留意从这类文献中汲取营养，从而为现实的政治服务。值得注意的是，清华简尚未公布的篇目中有一篇《仪礼》类文献。我们知道礼仪往往与人的身份与地位息息相关，不同的人需要遵循不同的礼制规定。清华简中的这篇礼仪文献，或许将会有助于我们确定墓主人的身份。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清华简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当前对它的公布和研究工作只是初步的，随着这些材料的发表，它们势必形成一批新的经典，如同《尚书》《诗经》《史记》等文献一样，将成为学者们长久研究的对象，清华简的奥秘，也将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不断得以揭示。（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华简与儒家经典的形成发展研究”〔16ZDA114〕的阶段性成果）

司马池、司马光，父子俩与洛阳的渊源历史上，司马光的名气很大，他编著的《资治通鉴》被称为帝王的教科书。《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在洛阳编著，在洛阳司马光还有独乐园，因此洛阳人都比较熟悉司马光。实际上，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文化人，他与洛阳曾经有两段因缘。说到司马池，他对司马光的一生影响很大。司马池自称是晋朝安平王司马孚的后代。司马孚的后代司马阳是东征大将军，死后葬在安邑澜洄曲（今山西夏县涑水）。从此，司马池世代成为夏县人。司马池的高祖至祖父五代，因唐末内乱没有做官。祖父司马政做官，死后赠太子太保。父亲司马炫做官死后赠太子太傅。司马池幼年丧父，当时他的家庭相当富有，财产达数十万贯。可司马池专心读书，把家产全部让给伯父、叔父们。《宋史》载：司马池第一次进京城考进士时，临考前家人捎信告之母亲病故。同窗好友先接到信，怕影响司马池考试，把信藏了起来。司马池预感到家中有不测，夜晚不能入睡。好友不得已才把信给他。司马池得信后豪淘大哭赶回家中。北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司马池再次应试，一举考中进士。先授永宁县（今洛宁县）主簿。主簿是古代官名，是各级主官属下掌管文书的佐吏。永宁县主簿相当于现在的县秘书。历史上永宁县（洛宁县）地处豫西山区，洛河中上游，古称崤地，是中国古代沟通东(洛阳)西(西安)两京的官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北魏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设崤县，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改称永宁，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更名洛宁至今。洛宁历史悠久，文化灿烂，钟灵毓秀，人杰地灵。洛宁版图似灵龟翘首迎曦，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仓颉造字台、洛书出处碑均在洛宁县境之内，彰昭历史悠久，数十处仰韶、龙山文化遗址凸显底蕴厚重。历代骚人墨客、学士名流在此流下了许多珍贵的诗篇。司马池初为官是永宁县主薄，十分廉洁，上下班骑驴。司马池持才傲物，对县令不卑不亢，后来因县令说他坏话离开永宁，由主簿降为县尉调到建德，后又调到郫县（今四川郫县）。在郫县，社会上曾有谣言说守边部队叛乱，富人携家人、金银出走，吓得县令闾丘（双字姓）梦松推说有事到府衙，主簿称病公务搁置。司马池临危受命代管全县政务，他一边做好防范工作，一边安定民心，得到上面的表扬。天禧三年（1019年）三月司马池调郑州任防御判官。此时光山知县缺位，改任光山知县。当年十月，三儿子出生，由名司马光。司马池在光山任职的第二年，皇宫大兴土木，诏令光州（今潢川）所属各县三天内完成上缴毛竹任务。当时光州各县均不产毛竹，三天内是完不成任务的。知识渊博的司马池知道就近只有黄州（今湖北黄冈）产毛竹。他请求上级放宽日限，并命下属连夜赴黄州购买毛竹，雇当地车辆连夜送往开封。结果光州各县只有光山最先完成。此事在当时朝中影响很大。光山任满后，光州知州盛度推荐司马池到朝廷任秘书省著作郎，监督安丰酒税。后调到小溪（今安徽）任知县。天圣三年（1025年），刘烨任河南（洛阳）知府，他请求皇上调司马池任司录参军。一年后提拔为西京洛阳留守司通判。唐末五代，藩镇武将专权，天下一直处于混战之中，中央集权始终巩固不下来。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北宋统治集团为解决这个大问题，采取了解除武将兵权的明智之举。从而就有了著名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武将解除兵权之后，往往以朝臣身份出守州郡，官名为“权知军、州事”。“权”，有临时之意，意谓随时可以罢去，从名称上亦注意矫正藩镇的父死子继之锢弊。同时，为了防止州郡官尾大不掉，又在州郡设通判，作为副职，与权知军、州事共同处理政事，其职责为:“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与守臣通签书施行。”通判还有一个职责“所部官有善否及职事修废，得剌举以闻。” 宋太祖创设“通判”一职，实际上是为了加强对地方官的监察和控制，防止知州职权过重，专擅作大。通判由皇帝直接委派，辅佐州政，可视为知州副职，但有直接向皇帝报告的权力。知州向下属发布的命令必须要通判一起署名方能生效，通判之名，也因上下公文均与知州联署之故。通判的差选，初由朝廷选京官任职，后改由转运使、制置使及提举司等监司奏辟。通判之掌除监州外，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皆可裁决，但须与知州通签文书施行。通判是兼行政与监察于一身的中央官吏。起到了与知州彼此制约的作用，通判的设立加强了北宋的中央集权。宋代开封为都，洛阳为西京，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副中心。西京洛阳设有留守司。大约在公元1027年，司马池任洛阳留守司通判。司马池的儿子司马光后来也退居洛阳，自请任职西京留司御史台。司马池在洛阳任留守通判的时间也不长，朝廷又任命他为开封府推官。再后来宋仁宗又提拔他任知谏院。司马池多次上书恳辞，仁宗不解地对宰相说：“别人都喜欢升官，只有司马池谦让，真是难能可贵。”于是硬给司马池加上直史馆长官头衔兼凤祥知府。後人对司马光盖棺论定之语是一个“诚”字。司马光一生的诚信，应该是受父亲的影响。其中两件事对司马光影响很大。一件是，司马光大概在五、六岁时，有一次，他要给胡桃去皮，他不会做，姊姊想帮他，也去不掉，姊姊就先行离开了，後来一位婢女用热汤替他顺利将胡核去皮，等姐姐回来，便问：“谁帮你做的？”他欺骗姊姊是自己做的，父亲便训斥他：“小子怎敢说谎。”司马光从此不敢说谎，年长之后，还把这件事，写到纸上，策励自己，一直到死，不敢有谎言。邵雍的儿子邵伯温曾经看过这张纸。清人陈宏谋说：“司马光一生以至诚为主，以不欺为本。” 另一件事就是在任凤翔知府期间，司马池犯下了欺君之罪，这对司马池教训很深，从而对司马光后来的教育和影响也很大。作为一段历史，则是司马池任凤翔知府期间与陈仓石鼓文的一段故事。爱好书法的人都知道，陈仓石鼓是中国九大镇国之宝之一，被康有为誉为“中华第一古物”。公元627年，在陕西凤翔府陈仓山（今宝鸡市石鼓山）的北阪，一牧羊老人发现了10面怪异的花岗岩大石。这些硕大的石体形似鼓，圆而见方，上窄下大，高约3尺，中间微凸，模样奇特。令人不解的是，当一块大石上的泥土被清除后，居然显露出大量的神秘文字，笔法奇异，竟无人能识。于是，流言四散，怪论频生。更有乡民闻风而至，焚香跪拜，惊为天赐之神物。自此，陈仓突然变得热闹非凡。文人墨客纷纷慕名而至，一窥究竟，并拓下石上的文字，遍寻名家研究，更有大户悬重金求解谜题。但文字之谜不仅未被揭开，反而借着民间传言，而变得神乎其神。陈仓石鼓在安史之乱中重新遁迹于草莽江湖。当北宋王朝一统天下之后，全国的经济与文化在短短数十年得到恢复并取得了大发展。一天，宋仁宗查阅前朝遗留下的经史档案时，无意中发现了关于石鼓的传奇纪略，对遗失百年的陈仓石鼓产生了浓厚兴趣。宋仁宗是中国历史上颇为有名的书画君王，他不惜以高官厚禄相许，令天下有才德之士遍地寻访、查找陈仓石鼓的下落。时任凤翔知府的司马池闻得此消息后，便竭尽心力去寻找传说中的10块大石，试图投君王所好。司马池经过几番周折，终于使消失百年之久的陈仓石鼓重见天日。只可惜，寻到的石鼓只有9个，早在唐末便已遗失的作原石鼓仍没有踪迹。心急的司马池施展了画蛇添足的招数，私下遣工匠连夜采集相似石材做伪。很快，他便参照石鼓拓本仿制出一面假的“作原石鼓”。这一招果真让他以奇功得到了仁宗的褒奖。只可惜，饱学的宋仁宗与受命而来的名家学者们很快就辨别出了伪造的石鼓。司马池先建奇功受封赏，又因造伪欺君而获罪降职。司马池后来曾任同州知府、杭州知府，还被降职调玃州任知府。62岁死在晋州任知府任上。死后被追封温国公，赠太师。司马池从小专心读书，具备个人才识。他遇上了爱才的宋仁宗，赏识他的才华，得到拔擢。纵观司马池的一生，他的仕宦道路还是顺畅的，只是偶有小曲折。司马池的一生对司马光的影响很大。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谈夏朝 “如果这不是夏朝，那是什么呢？” 读+：关于“夏朝”的问题，考古学界是否取得了共识？王巍：夏朝是否存在，我们首先从文献上看。司马迁《史记》中，关于夏朝的《夏本纪》，比起前面的《五帝本纪》要详尽得多，而和后面的《殷本纪》差不多；《殷本纪》记载的商朝，已经被甲骨文证实。所以我们认为，五帝时期，司马迁掌握的材料确实很有限，所以写得很简略；而《夏本纪》既然写得很详尽，内容就不会是空穴来风。从考古发现来看。我们先后发现了殷墟、郑州商城遗址、二里头遗址，三者在年代上是可以衔接的。郑州商城早于殷墟，属于商朝早期；但是晚于二里头，当二里头衰落，郑州商城就崛起。然后，二里头文化的很多发明创造，包括青铜器、玉礼器，都被商朝早期所继承；二里头的分布区域，主要是山西南部和河南，它对周围有强烈的文化辐射，比如牙璋，甚至到了华南和越南北部。这么一个具有强大影响力、年代就在商朝之前、很多因素被商朝继承的王朝，而且当时在这个区域又没有很多个大型政治势力，那不是“夏”是什么呢？可以说，它的地域分布、它的年代、它的文化和政治影响力，已经构成了一个指向夏朝的“证据链”，只不过是没有发现文字。文字材料是可遇不可求的，而考古学，常常就是要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去研究它的年代、性质和社会状况。所以，我们还是要靠考古资料来说话。应该说，史学界和考古学界普遍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代晚期都城，二里头文化是夏代后期文化。

为何中岳嵩山脚下是登封，以嵩山而得名的嵩县却在100公里之外？大家都知道，中岳嵩山、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这“五岳”是我国五大名山，由于历史上民间对这些山神所居之处的敬仰，再加上古代帝王对它们进行封禅祭祀，因此“五岳”在我国古代具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即使是在今天，“五岳”也因为风景秀丽从而成为大家的旅游圣地。清朝《嵩岳志》中的嵩山图古人在给所居之地起名的时候，喜欢以周边的山川之名来命名，像“五岳”这样的名山当然更加难以避免，像以华山、泰山命名的地方有华阴市和泰安市，以衡山名字的地方就更多了，有南岳区、衡阳县、衡南县、衡山县、衡东县等等，这些地方都距离其名字来源的山岳很近，可谓是近在咫尺。嵩县离嵩山近100公里，中间还有汝阳、伊川两县但是中岳嵩山就不是这样了，嵩山脚下的城市是登封市，而以嵩山得名的嵩县，却在直线距离近100公里之外，并且中间还夹着汝阳、伊川2个县。为何嵩山脚下的地方为“登封”？其实，虽然地处嵩山脚下、今天的登封市没有以“嵩”来命名，但是在历史上它的几个名字却和嵩山有着密切关系的。清朝的登封县及嵩山附近地图登封县一带本为夏朝禹都阳城地，秦代置阳城县，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为了祭祀太室山而置崈（古汉语，通崇）高县，治所就在今天登封市。东汉崇高县省并入阳城县。东魏于阳城县析置堙阳县，治所在今天登封市颍阳镇，隋开皇六年改堙阳为武林县，大业元年（605年）将武林县改为嵩阳县，取位于嵩山之南 “山南水北为阳”之意，治所迁至今天登封市。 1970年左右的嵩山、登封县一带卫星图唐初曾由瓦岗军首领翟让以阳城、嵩阳2县置嵩州，但在贞观三年嵩州即废。贞观十七年嵩阳县并入阳城县后不久又复置。武则天万岁登封元年（696年）改嵩阳为登封县，又将阳城县改名为告城县。从这时起，“登封”之名就出现在了历史舞台上。清朝《登封县志》中有关改为登封县的记载从以上情况来看，位于嵩山脚下的登封县，虽然在历史上曾经用过与嵩山有关的崇高、嵩阳等名字，但是由于武则天时期却改为了“登封”，这个名字里虽然有“登嵩山、封中岳”之意，但却再也没有了嵩山的“嵩”字。距离嵩山最近的登封没有能够以“嵩”为名，比登封稍远一些的汝阳、伊川等地也没有能够用“嵩”作为名字，那么为何嵩山100公里之外却有“嵩县”呢？嵩县在历史上所用名字时间最长的为“陆浑”县。陆浑一词是来自于春秋时期戎人中强大的部族“陆浑戎”，他们原居住在今天甘肃省酒泉市一带的瓜州，于公元前638年被秦国强制迁到今天嵩县西部一带。春秋时期，陆浑戎被秦国迁到今天嵩山西部一带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置陆浑县，治所在今天嵩县东北。在那之后的岁月里，虽然陆浑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归属过不同的州、郡等行政区，但陆浑之名却一直在用。唐朝的陆浑县隋开皇初（581年左右）改县名为伏流，大业初（604年左右）又改回陆浑之名，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年），析陆浑置伊阳县，五代时期（907年—960年）陆浑县被废除。计算下来，陆浑县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在1000年左右。北宋末年，嵩县一带归金朝的傀儡政权“伪齐”所有，绍兴元年、金天会九年、伪齐阜昌二年（1131年）置顺州，金朝于天会十五年（1137年）夺伪齐之地，仍为顺州。金天德三年（1151年）移州治到今天嵩县老城，并改顺州为嵩州。清朝《嵩县志》中有关嵩州之名的来历至于为何取名为“嵩州”，据清朝《嵩县志》记载：以在嵩岳之西（嵩境，伊南汝北，卧云、九皋诸山，上接熊耳，下注外方，为中岳之脊）故名。嵩州在金朝天眷三年（1141年）时有有4个：伊阳、福昌、永宁、长水县。蒙古至元三年（1266年）废伊阳县入嵩州。明洪武二年（1369年）降嵩州为嵩县，清因之。金朝的嵩州与嵩山位置关系，两者之间并无其他县从以上情况可见，最早嵩县以“嵩”为名时是辖4县的州，嵩州初设时，其北部和东部还没有出现今天的汝阳、伊川两县，嵩山以西就是嵩州所辖的区域，因此说其是“嵩岳之西”是毫无争议的。民国十六年所置的自由县和平等县直到明成化十二年，析嵩县东、汝州西地置伊阳县（今为汝阳县）。又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分别析洛阳、登封、伊阳、临汝4县部分地区置 “自由” 县，析洛阳、嵩县、伊阳、宜阳4县部分地区置“平等”县，1932年自由县、平等县2县又合并成伊川县。才在嵩县和嵩山之间多出了汝阳、伊川2县，使嵩县在行政区域上不能和登封相接，显得离嵩山遥远了许多。 1970年左右卫星图上被陆浑水库淹没前的嵩县老县城

逻辑和证据说明夏朝真的存在！甲骨文卜辞和《竹书纪年》可对应真知堂上古史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夏朝的年代推定为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间，前后共计471年。关于夏是否存在的问题，由于受西人思想之影响，近年来民间多有争论。其实，对于专业研究人员来讲，这完全不是问题。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虽然没有辨识出夏字，但对商汤以上七代先祖，从王亥到上甲，再到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记载得很详细。而战国史书《竹书纪年》则对应记载了同时期夏朝的王者。两相对照，夏商并立，夏为大国，后来亡于商，清清楚楚。夏商并立，从逻辑学说起大学的时候，笔者学过《逻辑学》、《证据学》和《刑事侦查学》。逻辑学上有一个著名的“三段论推理”，因为论证夏朝存在需要这个推理公式，我先来给大家科普一下。三段论式推理，有一个大前提，有一个小前提，有一个结论。举例如下：大前提，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是胎生的。小前提，鲸鱼是胎生的。结论，鲸鱼是哺乳动物。按照这个三段论式推理，我们来推一推夏朝是否成立。大前提，商汤建国之前有一个朝代或大国。小前提，夏是商汤攻灭的大国。结论，所以夏朝是存在的。那么，按照证据学所说的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来分析，夏朝是否存在呢？直接证据，科学考古出土与夏朝年代对应的带有夏铭文或徽章的器物。间接证据，商朝之前的大国器物，商代记录夏朝历史的文献或实物。辅助证据，周代文献对夏朝的记载，周代实物对夏的记载。好了，我们先来看看到底有哪些证据可以用来证明夏朝的存在。首先，由于没有发现夏代的长篇文字，仅仅发现一些陶器上的符号。就算以山西临汾陶寺遗址出土的夏朝之前带有两个朱书文字的陶罐为证据，本着孤例不证的原则，无法肯定夏朝存在。所以，夏朝存在的直接证据无。其次，第一，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其年代和史书记载的夏代纪年吻合，其第三期出土的青铜爵一类礼器和绿松石镶嵌铜牌一类高等级铜器，指向夏朝。第二，《诗经商颂》是商朝后裔宋国人祭祀祖先的颂歌，里面明确指出商朝开国之君商汤灭了夏。“韦顾既伐，昆吾夏桀。”且指出灭亡的夏王名为夏桀。第三，《尚书汤誓》记录的商汤伐夏的战争宣言。不过，这个《汤誓》可能是春秋时期后人修改过了的版本，只能作为辅助证据。第四，甲骨文卜辞里对上甲到商汤的记载，可以证明商汤之前商族还有六代先公。以一代25年计算，商汤建国之前应该还有150多年先商历史。如果能找到同时期的夏朝历史，则可证夏商曾经共存并立。《竹书纪年》里对此记载很清楚。综合以上来看，夏朝存在的间接证据比较充分。辅助证据就非常多了，先秦文献里比比皆是，著名的春秋铜器秦公钟等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都有相关记载。这件青铜器证明大禹不是传说！夏朝真的存在？真知堂说上古史只不过由于距离夏朝比较远，真知堂把这些证据全部算作辅助证据。商王亲自祭祀夏禹！这件青铜器的发现很重要|真知堂上古史研究甲骨文卜辞中商汤之前的先公我们还是先从商人那里去寻找夏朝存在的证据吧。对于认为夏朝不存在的人而言，据说目前在几十万片甲骨文里，没有发现夏字是主要依据。其实，目前甲骨文可辨识的字一共4300多个，而一百多年来经过学者们不断研究，仅辨认出1500多个字。所以，说甲骨文中没有夏字就没有夏朝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以郭沫若，胡厚宣为代表的上古史学者，普遍认为甲骨文中的土方就是夏朝遗民。笔者也有论文认为，鬼方亦为商对夏朝遗民之称呼。详见；这方国以鬼自命，打不赢就跑，商王武丁也没办法|真知堂说上古史当然，这些都不能算作可靠证据。真正可信的是一个推论，也就是前面说的：商汤灭夏之前有七世先公，按30年为一代来算，商汤七世祖王亥时期和商并立的大国，就是商汤所灭的大夏！那么，甲骨文卜辞里是怎么记载商汤以前的七世祖的呢？我们从已经辨识出的甲骨文卜辞来看看吧。真知堂按：商代的王均以十日（天干）为名。十日，又叫十天干，分别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也就是十进位制。商汤，名为大乙，又叫天乙。我们熟悉的商纣王，名为帝辛。著名的王后妇好也名辛，她的丈夫就是武丁。武丁，是商后期最伟大的王者，史称殷高宗，在位五十九年。从商后期武丁开始祭祀非常繁复。据说祖庚、祖甲时期把先王全部祭祀一遍需时32旬，到帝乙，帝辛时期，祭祀完一遍需要36-37旬，也就是整整一年时间。武丁时期最重视的先公是上甲微。真知堂按：所谓先公，就是商汤建立商朝之前的商族首领。所谓先王就是商朝历代的王者。《国语鲁语》上讲；“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 真知堂按：契，是商的始祖。报，就是匚，是遗址祭祀的名称。《史记》上说的报乙，报丙，报丁分别是商汤的五世，四世，三世祖。上甲微是商人第一个以十天干为名的先祖，又灭了有易（今河北北部，北京一带）部落，商人在上甲手里强大起来。商国在六世之后传到大乙汤手上，终于翦夏成功，上甲居功甚伟！所以后世商王都特别重视上甲。甲骨文中凡是合祭先公先王的，多从上甲开始。 “幼自上甲至于多后衣。”（帝乙时期前2.23.2:；通296）类似的甲骨文卜辞还有很多，下面这一条最重要： “乙未，酒&品上甲十匚乙三匚丙三匚丁三示壬三示癸三大乙十大丁十大甲。。。。”（粹112；后上8.14+戬1.10+善斋藏片）这条卜辞，明确记载了从上甲到大甲（即商汤之孙，被伊尹流放的太甲）的世系，和《史记》中记载的几乎完全相同。 “皇甫谧云：“微字上甲。。。微卒，子报丁立。报丁卒，子报乙立。报乙卒，子报丙立。报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三家注史记》真知堂按：报丁，就是甲骨文中的匚丁，他是上甲微的重孙，并非儿子，上甲之子是报乙，这里司马迁搞错了。主壬，主癸就是甲骨文中的示壬，示癸。甲骨文卜辞中还有不少内容，都记载了相同的世系。而王亥是上甲之父，甲骨文卜辞里也写的很明白。 “于河王亥上甲，十牛。”（续补 5632）由此可见，从王亥到上甲再到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商汤之前一共有七世商公，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甲骨文是商王祭祀自己的祖先的占卜，肯定不会提到不同族的夏王，那么，如何证明夏朝的存在呢？从逻辑和证据上来讲，我们只要能证明王亥、上甲到示壬、示癸的这两百多年里，还有一个大国同时存在，就能证明夏朝确实是真实可信的。我们再来看看《竹书纪年》里的记载吧。《竹书纪年》记载的夏商历史《竹书纪年》又叫《汲冢纪年》，是西晋咸宁五年(279年)，汲郡(今河南汲县)人不准盗发战国时期魏襄王墓葬，发现的周代史书。这部书记载的历史始于黄帝，终于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6年）。比西汉司马迁写作的《史记》早了200年，具有极高的可信度。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以《竹书纪年》的夏朝一共471年的记载，来推定夏禹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的。 “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始壬子，终壬戌）。”今本《竹书纪年》竹书纪年里关于夏的历史记载远比《史记》详细。《史记》中没有记载的太康失位，少康中兴的详细过程，《竹书》记录得很清楚。关于“孔甲乱夏”的故事，《史记》语焉不详，而《竹书》则非常详细。为了方便读者看得清楚，真知堂把《竹书纪年》里的夏朝纪年换算成公元纪年。公元前1706年，夏后泄十二年，商先公王亥死。公元前1702年，夏后泄十六年，商先公上甲微杀有易君绵臣。 “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河泊之师伐有易，杀其君绵臣。”《竹书纪年》公元前1693年，夏后泄崩，夏后不降立。公元前1658年，不降三十五年，殷灭皮氏。（对应的商先公可能是报乙） “帝不降，元年己亥，帝即位。六年，伐九苑。三十五年，殷灭皮氏。五十九年，逊位于弟扃。”《竹书纪年》公元前1639年，夏后不降禅位于夏后扃。（扃）在位十八年。公元前1616年，夏后胤甲立。期间对应的商先公应该是报丙。 “帝廑，一名胤甲。四年，作西音。昆吾氏迁于许。八年，天有妖孽，十日并出，其年陟。”《竹书纪年》公元前1608年，夏后孔甲立。孔甲废豕韦氏，使刘累豢龙，作“破斧之歌”，在位九年崩。公元前1599年，夏后昊立。商先公报丙（或报丁）率领族人回到商丘建都。 “九年，陟。殷侯复归于商丘。　帝昊，昊一作皋。元年庚辰，帝即位。使已韦氏复国。三年，陟。”《竹书纪年》公元前1596年，夏后发继位。七年后死去。公元前1589年，夏桀继位。此时商对应的先公是主壬或主癸。夏桀继位后，发生了很多大事，最重要的是，伊洛河地区地震，河水干涸， “十年，五星错行，夜中，星陨如雨。地震。伊、洛竭。“《竹书纪年》公元前1576年，夏桀从二里头迁都于河南（山西运城一带）。 ”十三年，迁于河南。”《竹书纪年》两年后，公元前1574年，夏桀十五年，商汤从商丘迁都于亳，是为成汤元年。公元前1558年，商汤灭夏。 “十五年，商侯履迁于亳（成汤元年）。。。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会诸侯于景亳，遂征韦。商师取韦，遂征顾。。。三十一年，商自（陑）征夏邑。。。夏师败绩，桀出奔三（朡）。商师征三（朡），战于（郕），获桀于焦门，放之于南巢。“《竹书纪年》结语夏朝灭亡的公元前1558年，和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定的公元前1600年夏朝灭亡有四十多年的差距。但依据《竹书纪年》夏朝从大禹到夏桀，起于壬子，终于壬戌，一共471年的记载，则公元前1558年壬戊年应该是夏朝灭亡，商朝建立的时间。商汤灭夏之前，还攻灭了十一个国家。最著名的就是韦顾二国和昆吾国。这一点在《诗经》里写得很清楚。 “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达。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诗经长发》商汤，自号武王。以乙日生汤，号天乙。又名大乙。从殷墟甲骨文卜辞里，后代商王对天乙汤之前七世先祖的祭祀来看，商汤之前共有七世先公和夏朝并立。商先公王亥，上甲是不是夏所分封的诸侯这个不好说，但从王亥死去的公元前1706年到夏桀被放逐的公元前1558年，这个148年时间对应商的六代先公，一代25年是合情合理的。甲骨文卜辞是后代商王追祭自己的先祖，商汤之前从王亥到示癸，七代先公的次序在很多甲骨文卜辞里都记载一致，足见无疑。而商人自己追颂先祖天乙汤的武功“韦顾既伐，昆吾夏桀”，明确说明商朝的天下夺取自夏王桀。再加上周代晋、魏两国史书《竹书纪年》对夏王泄至夏桀时期的历史记载，商先公王亥、上甲到示壬、示癸时期存在一个大夏国是没有疑问的事。而考古发掘发现的二里头文化，被早商二里岗文化的全面取代，应该就是商汤灭夏，建立商朝之事件在考古学上的反映。从史料到甲骨文卜辞再到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的交替，夏朝曾经存在过是毫无疑义的。其他辅助证据的存在不过是对其强有力的补充而已。大夏华华，唐虞之继。商邑翼翼，四方之极。我们祖先创造的第一个国家，就是大夏无疑。华夏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四千年传承不断，今天更加繁荣昌盛，这真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历史。

牛！洛阳五大都城遗址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洛阳晚报《洛阳晚报》官方账号刚刚，记者从洛阳市文物局获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终评结果揭晓，洛阳五大都城遗址全部榜上有名。今天（18日），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河南三门峡市开幕。由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文物报社组织开展的“百年百大考古发现遴选推介活动”也在开幕式上公布名单。河南省作为文物大省、考古大省，共有14个项目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洛阳5个项目上榜，数量位居全省第一，分别是：偃师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洛阳东周王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历史上，夏、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含武周)、后梁、后唐、后晋等朝代先后在洛阳建都。洛阳的都城史长达1500年，是我国建都年代最早、朝代最多、时间最长的古都。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五大都城遗址均分布在洛阳盆地腹心的伊洛平原上,沿洛河一线从东到西分别为偃师商城、夏都二里头、汉魏洛阳城、隋唐洛阳城和东周王城。它们的东西距离只有30多公里,如此密集的都城分布举世罕见,人称“五都荟洛”。这五大都城遗址，都曾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凝聚了洛阳盆地、河洛地区的历史文化，代表着当时文明发展的高度。“五都荟洛”是洛阳独有的城市标签，也是历史对这座城市的丰厚馈赠。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遴选推介活动”自今年5月启动以来广受关注。经各地文物主管部门审核、专家提名，最终确定321个候选项目参加“百年百大考古发现”遴选推介活动，经过初评、终评，选出100个作为“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洛报融媒记者智慧见习记者梁笑宇）（图片为资料）

张宝通：唐诗是西安的名片张宝通西安是十三朝古都，其中最重要的是周、秦、汉、唐四个王朝。周让中国发生了一场文化革命，秦让中国发生了一场政治革命，汉让世界了解了中国，唐是集大成者，唐长安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国际化大都市，影响最大。因此，西安的旅游广告语是：“千年古都，常来长安”。唐长安所以影响很大，并传之后世，关键是唐诗影响很大。顶盛时期的唐文化体现在唐诗上，诗是文化的载体，靠着文化人的传播，让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承下来。唐长安号称“诗城”，唐诗受众很大，传播很广，唐诗已经成为西安的名片。我们要用好这张名片，让游客常来长安，使西安的文化旅游享誉国内外。 “诗圣”杜甫在陕西生活了13年，长安是他的主要活动地。杜甫自号少陵野夫，少陵塬建有杜公祠，杜曲是杜甫的故里。杜甫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的诗有“诗史”之称。杜曲位于樊川核心区，樊川从汉代起就是长安达官贵人营造别墅之地，到了唐代更是私园别墅荟萃之处，杜牧就自号樊川居士。这些别墅分布于潏河两岸，是杜甫、杜牧、韩愈、岑参、郎士元、元稹等文化名人的居住和活动地。建议在樊川杜曲规划建设长安唐诗文化公园，集中展现唐诗文化，打响唐诗这张西安的名片，吸引国内外游客旅游度假，让中华文化从杜曲、从樊川、从长安走遍全国，传向世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作者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人民日报:二里头都城布局结构进一步明晰二里头都城布局结构进一步明晰人民网人民网官方账号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二里头都城遗址布局结构。赵海涛供图 1959年发现的二里头遗址，经过60多年的持续考古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二里头遗址在河南洛阳盆地偃师市，30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显示它在二里头文化乃至东亚地区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中心区“井”字形主干道路网络，把都城规划成以宫殿区为中心的多个方正、规整的网格，官营作坊区、祭祀区分居宫殿区南北，共同形成都城的中轴区域，中轴区域东西两侧则是贵族居住和埋葬区。严整有序的布局规划显示出严格的社会等级，宏大的宫城和复杂的大型夯土宫殿建筑显示出清晰的宫城宫室制度。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加工作坊设置在宫殿区以南，并以围墙防护，体现出对奢侈品的生产使用权力的垄断。在宫殿区北部设置专门区域进行祭祀，表明对祭祀活动的特别重视。使用复杂珍贵的青铜、玉质礼器及绿松石龙等重器体现等级礼仪。使用较大墓穴，随葬丰富珍贵的用品，显示严格的丧葬礼仪制度。等级分明的社会结构、秩序井然的统治格局，充分表明二里头文化已经产生了最早的王权和王朝国家，二里头遗址成为王国的权力、祭祀、礼仪、经济等方面的中心。这些都是认识当时社会历史极其重要的内容。多数学者认为，距今3800年到3500多年的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所处的年代、地域、发达程度、发展阶段等诸多情况，与文献记载中的夏都、夏王朝对应度极高，极有可能是夏都、夏王朝的遗存，是研究中国早期王朝国家的重要对象。因此，以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为基础进行夏文化探索，也是实证中华文明5000多年历史的关键环节。时间序列和空间位置是考古研究的两个基础。因此近几年，我们继续把探索二里头都城布局结构作为中心工作。对中心区西南路口处的发掘，弄清了原被民房压占、跨建于宫城西墙南段的8号基址为南北长方形，面积近190平方米，其应为宫城西墙南段具有门道性质的夯土建筑。还发现了宫城南墙西段、作坊区围垣西北角、宫殿区以西区域围垣的东南角。从这些发现可以确认，作坊区以西区域存在东墙，其他墙垣有待探索。继续扩大工作范围，发现“井”字形道路向更远处延伸，宫殿区南北两侧的道路向东、西延伸，自宫西路向西延伸的长度均超过400米。道路两侧多发现墙垣，与宫城南北墙成一直线或平行，宽度接近。在宫西路以西，新发现与之平行的南北向道路，相邻两条南北向道路之间的距离大致接近。二里头都城这些新发现的道路、墙垣和多个网格，为继续进行布局研究以及其他综合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宫殿区居于中心，显示了王权的至高无上、权力的高度集中。多个区域外侧以围墙间隔、防护，在其中多个网格内发现不同等级的建筑和墓葬，每个网格应属不同的人群，表明二里头都城极可能已出现了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布局。中原龙山文化的聚落布局多是居葬分离，二里头都城居葬合一的布局结构，体现了二里头先民的创造能力，也为先秦时期其他都邑遗址布局结构的探索提供了有益参考。居葬合一的布局结构，在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周原的殷人聚落都有类似发现，表明这种制度被商、周王朝继承，体现了二里头文化的引领作用。二里头文化创立的都城规划制度、宫城宫室制度、青铜礼乐制度等多种制度模式，成为商周文明的主要基础。二里头都城的布局探索工作还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都城中心区是否存在更大范围的道路和墙垣，是否可以划分为更多网格？各网格的内涵有何异同，相互关系如何？都城内有没有对水资源、水环境的改造利用设施？有没有与大型夯土建筑相称的王陵级大型墓葬？周边是否存在拱卫、支撑都城的“卫星”聚落？等等。这些重要问题，都需要持续不断的工作去探究、揭示。二里头遗址是特别重要的文化遗产，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如何正确处理好二里头遗址的保护、发掘、研究、利用、传播工作的关系，是当前的一个重要课题。相信通过科学规划和持续努力，在上述方面会有值得期待的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 《人民日报》( 2021年10月12日 20 版)

陕西考古发现周原遗址城墙遗迹线索陕西考古发现周原遗址城墙遗迹线索环球网环球网官方账号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种建荣9月28日在陕西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考古人员在对周人所都——周原遗址考古中，发现了城墙遗迹线索，对进一步探索周原城址布局提供了重要证据。种建荣说，陕西考古人员2015年至2016年在周原遗址凤雏建筑区北确认北城墙800米，2020年又在多处地点勘探发现墙体遗存，这对进一步探索周原城址布局提供了重要证据。近年来，通过考古勘探、发掘，周原遗址共发现大型水池遗存4个，壕沟40余条。云塘水池面积约3.2万平方米，由该池向东的沟渠长约1700米，向南的沟渠长约1500米。根据勘探和试掘情况，可以初步认为周原遗址内存在着自然水系与人工水系、蓄水池与引水渠、干渠与支渠等不同层次的水系遗存，共同构成了周原遗址的水网系统。发掘资料和研究表明，这些池渠是周原西周时期聚落的给排水系统，其背后应有明确的管理机构和专业人员。这个水网系统的发现与确认，进一步强化了以往所发现的诸多重要遗迹之间的有机联系，加深了以往对周原遗址聚落扩张过程与水源关系的认识，填补了周代都邑性遗址给水（池苑）系统的空白。（总台记者雷恺）

夏商周三代传承近两千年的九鼎下落之谜相传大禹治水后，将天下划分为九州，命天下各州供奉青铜铸造九鼎，刻画本州山川人物、土地贡赋于鼎上。用一鼎象征一州，九鼎象征天下。九州分别是青、兖、豫、徐、荆、梁、扬、雍、豫。自九鼎铸造后，便被夏商周三代视为传国之宝，象征天下社稷。自大禹铸九鼎以后，九鼎就成为了天子王权的象征，拥有九鼎者便是拥有九州天下，非天子不得用九鼎。此后，九鼎就代表了天下，如定鼎天下，问鼎中原、钟鸣鼎食、四海鼎沸等。九鼎是夏商周三代至高无上的象征，但是自东周战国以后，世代相传近2000年的九鼎逐渐淹没，最后不知所踪，实在是蹊跷，如此国之重宝到底去了何处？《墨子》记载：“九鼎既成，迁于三国。”九鼎铸成之后，在夏、商、周三个朝代流传。公元前606年，楚庄王率兵北伐，问鼎中原，来到周朝都城洛阳郊外，举行军事演习，大有取而代之的意思。刚刚继位的周定王忐忑不安，派王孙满前去慰劳。《左传》记载：鲁宣公三年（公元前606年），楚子（楚国被周封为子爵）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今河南省洛阳市），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王孙满对曰：夏商周三代以德相传，岂在鼎哉！昔禹有天下，九牧贡金，取铸九鼎。夏桀无道，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又迁于周。若其有德，鼎虽小亦重，如其无德，虽大犹轻！”成王定鼎于郏鄏（今洛阳市），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面对问鼎中原的强大楚国，王孙满回答，统治天下“在德不在鼎”，“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周王室虽然衰败了，但是周朝依然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还没有人能够取而代之。公元前307年（秦武王四年）八月，秦武王率军攻占韩国宜阳，洛阳洞开，秦国大兵一路来到周朝都城洛阳。周天子打开城门迎接秦军，秦武王直奔周朝太庙，观看九鼎，询问九鼎之典故。秦武王自幼力大无穷，自恃拥有神力，走至象征雍州的鼎前，说此乃是秦鼎也，当带回咸阳。竞将鼎举起，因体力不支，举鼎力竭而亡。以上历史资料充分证明九鼎是真实存在的，尤其是秦武王举鼎绝膑而亡的史实，可见至秦武王时期，九鼎依然在周朝太庙供奉。《史记》记载，公元前256年(秦昭王五十一年，周赧王五十九年)，因东周联合各诸侯国伐秦，东周被秦灭。秦迁九鼎至秦国，在运回秦国途中，有一鼎落入泗水，余下的八个运回到了秦国。后至秦始皇时期，《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曾绕道彭城（今徐州），命人从泗水中打捞那只落水的周鼎，秦始皇并未打捞到九鼎。此后九鼎不见于史书记载，最终去往了何处成为历史的谜团。笔者以为九鼎下落可能有以下几种：一是被秦昭襄王或者是秦始皇陪葬，九鼎象征天下，古代帝王葬礼，天子陪葬九鼎，诸侯七鼎。秦始皇统一天下，象征天下九州的九鼎，最有可能是被秦始皇帝陪葬始皇陵。另一种说法是东周末年，周国债台高筑，周赧王自知周国已经衰败，融化九鼎铸铜钱缓解财政危机。还有一种说法，周赧王为周朝最后一位天子，周赧王去世后应该享有九鼎陪葬，周国无力铸鼎，九鼎既然是社稷江山的象征，周朝将亡，因而将历代所传九鼎陪葬，对外宣称九鼎早已遗失。第四个说法“九鼎沉于泗水之下”，在《史记》和班固《汉书》中都有记载。项羽在灭秦之后，将都城定在了彭城，亡秦之后，项羽把九鼎又从咸阳带到了彭城，楚汉相争，项羽战败后把九鼎沉于泗水之下，这是唯一可以解释九鼎为何会沉于泗水之下的说法。洛阳和彭城相距甚远，上述史记中说秦人迁周之九鼎于咸阳，又说在彭城泗水河中落水一鼎，懂点地理知识的都知道，秦人自洛阳迁周鼎至咸阳不会路过彭城。九鼎的下落有着各种的传说和猜测，《史记》记载，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收六国兵器，命人制造金人12个置于咸阳宫中，可能九鼎也被秦始皇帝铸造成为了铜人。秦末，西楚霸王项羽火烧秦国宫殿，最后铜人和九鼎都不见了，也许九鼎也一起被大火烧毁了。各种说辞，莫衷一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镇国神器的九鼎，是不会轻易被销毁的。随着科技的进步，考古学的发展，或许有一天，九鼎将会重见天日。

考古札记：从三星堆的铜尊说开去考古札记：从三星堆的铜尊说开去环球网环球网官方账号来源：人民日报持续数月的三星堆遗址发掘随着近日的系列“上新”“爆料”再次刷屏。除了以往所熟悉的金面具、牙璋、象牙之外，3号祭祀坑完整出土的一件名为“铜顶尊跪坐人像”的青铜器引起热议。铜尊是三星堆文明与夏商周三代文明共有的礼仪重器。尊，《说文解字》说“酒器也，从酉，廾以奉之。”像双手奉持酒器之形。我国最早的铜尊发现于郑州商城的二里岗上层文化，属于商代前期。与三星堆一样，郑州商城有一件铜尊也出土于祭祀坑内，反映了商代文明与三星堆文明一样，都有以铜尊作为礼器或祭器的传统。而二者的铜尊在形制、纹饰方面具有很强的一致性，甚至都兼具圆尊、方尊两种形制。郑州商城铜尊在年代上属于商代前期，比相当于商代晚期的三星堆铜尊要早一个阶段。 3号祭祀坑的这件器物高115厘米，体量庞大。与此相似的青铜顶尊人像在1986年发掘的三星堆2号祭祀坑曾有发现，但体量很小，而这次发现的同类器物写实性更强，学者们认为它再现了古蜀文明祭祀盛景。显然，应该是三星堆青铜礼器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器物。其特征一是数量多，1、2号祭祀坑共出土铜尊13件，加上成都附近的彭县（现为彭州市）竹瓦街早年也出土过这种尊罍形器物，与三星堆其他种类青铜器器类相比，形成压倒性多数；二是器物体量大，1、2号坑出土铜尊一般高度都在40厘米以上，最大者可达70厘米，新发现祭祀坑出土铜尊的尺寸还不清楚，但从新闻媒体发布的多件方尊等图像来看还有体量更大者，而商文明目前所见铜尊鲜有超过40厘米者；三是具有写实性，以两件“顶尊跪坐人像”为代表，辅之以身躯硕大的青铜立人像、边璋上“山川祭祀”图像等带有明显的礼仪性活动的写实场景，让3000年之后的我们在“阅读”中产生前所未有的兴奋。考古学家常说考古研究要“透物见人”，三星堆的这些器物直接让你既见物又见人！这些感受是我们在“阅读”三代文明青铜器中不容易获得的。说起尊，自然会想到鼎。尊在夏商周三代文明中地位虽然重要，但并不能取代鼎的地位。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铜鼎属于二里头文化四期，年代上大约相当于夏商之际，比文献传说的夏禹铸铜鼎晚了一个阶段，但“尚鼎”“尊鼎”的文化传统却根植于更早的龙山时代乃至更早。三代礼器系统中的鼎觚爵、鼎簋组合中，鼎总是第一位的。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似乎还没有发现铜鼎的影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这或许说明，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途径相同，古蜀文明在其形成过程中也是兼容并蓄，并以其独有的人像、神树和象牙等文化因素为基础，在大约相当于商代时期形成了其独特的区域文明。此后的古蜀文明经由金沙文明发展为巴蜀文明，并最终成为秦汉帝国的组成部分。三星堆考古意义是多方面的，其精细化发掘方法及多学科交叉融合所体现的科技含量，无疑代表了未来考古学发展的新模式。接下来，学术界将围绕着器物所体现的技术、社会和信仰等展开多层次的解读与阐释，共同解开中华文明连续不断发展的密码。（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洛阳栾川盆地在现代人类起源、演变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人类的起源问题，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重大课题。多年来，囿于考古资料的欠缺，许多重大学术问题悬而未决。近年来，随着国内旧石器考古工作的逐步开展，越来越多的古猿与古人类化石得以发现，基本否定了人类“非洲起源说”理论。洛阳位于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中下游地区，地理位置适中，自然环境条件优越。而位于洛阳西南的栾川县地处秦岭以南，淮河以北，处于中国地理的南北分界线附近。境内山脉发育，河流众多，雨量丰沛，气候适宜，动植物资源丰富，生态环境十分优越，自古以来就是古人类生存的理想之地。对栾川盆地进行系统的旧石器考古调查，并与三门峡、陕南、鄂西北等邻近地区联合进行考古调查与综合研究，方可深刻认识洛阳栾川盆地在人类起源、演化进程中的地位。 2012年春，洛阳市考古研究院、栾川县文物管理所开始对对孙家洞进行联合发掘，9月26日，在第10层出土3颗距今约30万年以前的直立人牙齿标本，10月10发现“疑是古猿牙齿”的化石标本。因这批人牙化石出自栾川县栾川乡湾滩村哼唬崖上，所以我们暂将这一重大发现称为“栾川人”。经过多年的考古工作，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栾川已发现了蝙蝠洞、龙泉洞、孙家洞等十余处旧石器时代遗址，遗址分布密集，形成了一处重要的旧石器遗址群。尤其是在孙家洞遗址出土了中更新世时期的直立人牙齿化石（距今约40-50万年），在蝙蝠洞遗址发现了早期智人门齿化石（距今约8-10万年），在龙泉洞遗址发现了可能属于晚期智人阶段的遗址（距今约3-4万年）等。栾川盆地的旧石器遗址已初步形成一个完整的序列。对出土的古人类和动植物化石，石器、骨器等遗物进行科学测年和种属鉴定，开展多学科联合攻关，进行古人类学、古环境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开展系统的考古调查、发掘，研究栾川旧石器遗址的具体时代与文化性质，研究人类演化序列，才能更好的认识栾川盆地在人类起源中的地位。结合几十年来的旧石器考古工作来看，以豫西南、陕南和鄂西北为中心的地区将成为今后国内外古人类演化研究的热点地区。栾川盆地有旧石器时代早期到中晚期的人类活动存在，也必将成为研究人类起源的核心地区之一。因此，与相邻地区开展联合调查与综合研究，才能更全面的认识这一地区在人类起源、进化中的重要地位。未来文物部门会联合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许昌市文物工作队，以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栾川、卢氏、许昌灵井、陕西洛南、湖北郧县等地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址进行对比和综合研究，开展联合考古调查研究，深入研究豫西南、陕南、鄂西北地区旧石器时代的人类进化和文化发展水平，综合而客观的评价这一地区在人类起源与进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浅谈中医的时空观浅谈中医的时空观李海霞主任 19小时前·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现在很多中医“黑”还有很多吃瓜群众对中医有很多偏见和误解的，认为中医是“玄学”“迷信”我想说的是中医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他起始于中华文明的形成之初，和华夏文明的发展、融合也是同步进行的，同时中医也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医也是遵循宇宙万物的运行规律，与大自然是融合的，中医有自己的时空观，而且在实际应用中也是遵循的。我们都知道在北半球的夜空中，位于北方天空的北斗七星十分显眼，这七颗恒星分别是大熊座的天枢（贪狼）、天璇（巨门）、天玑（禄存）、天权（文曲）、玉衡（廉贞）、开阳（武曲）以及瑶光（破军）。它们看起来比其他星星明亮，而且排列成勺子状。如果沿着天璇和天枢的方向延伸大约5倍，可以找到另一颗亮星，这就是北极星。无论在什么时候观测北斗七星和北极星，都会观测到这样的现象。在我国古代，北斗七星被用来“定四时，分寒暑”——“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 通过北斗七星的斗柄方向变化，可以知道季节更替。河图乃依据斗柄指向所定之时令、历法而形成。古人认为北极星（北辰）为体。不动，北斗星为用，旋动。古时用初昏时斗柄所指方向来确定季节，以北斗相配而定十月历制。一年十月，每月三十六日，全年三百六十日；每月三个节气，全年三十节气。从“正”日始，初昏时，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东方，为春，八个节气，九十六天；初昏时斗柄指向南方，为夏，七个节气，八十四天；初昏时斗柄指向西方，为秋，九个节气，一百零八天；初昏时斗柄指向北方，为冬，六个节气，七十二天。北斗星在天际绕一周，即完成一年三百六十日。《管子·幼官》即源于上古十月历制，从其所述可得方位与数目合一图。其数目乃节气数，中配五源于初民对人体五数的感知。从数字看一、二、三、四，到五截止，即河图生数，六、七、八、九、十均是在五的基础上加一、二、三、四、五而来，即河图成数。可见河图乃古代人民在摸索四时流传规律并制定初步历法的过程中产生的。把斗柄指四季和河图结合起来，就有了中医的时空观。河图左侧代表春天，生成了左青龙，也代表阳气的升发，河图右侧代表秋天，生成白虎，也代表阳气的肃降，河图上方代表夏天，生成朱雀，也代表阳气的生长，河图下面代表冬天，生成玄武，也代表阳气的收藏的时空观，这样天人相应的时空观形成。

张宝通：西安要淡化“长安”情节中宏网官方账号中宏网官方账号西安人有一种“长安”情结，网上很多人主张将西安改回“长安”。其实西安已经有了一个改回“长安”的案例，就是西安公路交通大学改成了“长安大学”。西安公路交通大学本来是亚洲最好的公路交通大学，改为“长安”大学后，人们还以为是个民办大学，无形资产大大降低。西安的旅游广告语是“千年古都，常来长安”，宣传了很长时间，但影响平平，因为没有抓住西安旅游的特色。西安旅游的优势是历史文化，不像杭州、桂林是山水景色，人们到西安不是冲着“长安”康养休闲的，而是要感受体验中国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西安知名度最高的世界第八奇迹兵马俑，是“秦”而不是“长安”。周、秦、汉、唐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四个王朝，代表了中国历史文化的主流。周让中国发生了一场文化革命，使我国摆脱了宗教文化的歧途，奠定了以人伦道德为基础的世俗文化。秦让中国发生了一场政治革命，奠定了我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和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基础。汉、唐是集大成者，让周、秦文化发扬光大，出现了汉、唐盛世，但没有发生革命性变化。周的都城是丰镐，秦的都城是咸阳，“长安”涵盖不了周、秦，只有西安才能代表周、秦、汉、唐。外国友人讲，不到西安就等于没有到中国，如果我们把“到西安，看中国”作为旅游广告语，就和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相适应了。长安虽然辉煌过，但毕竟是历史。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发展旅游可以，但要实现现代化就不行了。当年把长安改名为西安是恰当的，西安关乎着西部安全。现在西安是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国务院批准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要把西安打造成国际“现代化”大都市，市委十三届四次全会决定把西安建设成亚欧合作交流的国际化大都市，找准了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定位。西安代表着未来，代表着现代化。如果我们还是囿于长安，囿于过去，西安就抓不住“一带一路”的历史机遇，重振汉唐雄风。只有与时俱进，立足于亚欧合作交流的国际化大都市，西安才能谱写新时代追赶超越的新篇章。（作者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山西大同北魏“拥抱墓”细节公开新华社新华社官方账号考古专家近日公布一座北魏“拥抱墓”的研究成果，此墓葬是2020年在山西大同的房地产施工建设中被发现，罕见的是墓葬中一对成年男女骨架拥抱在一起，女性手上戴着一枚银戒。这一“生同衾，死同穴”的相爱姿势保持千余年，令人动容。这是该合葬墓，男性墓主与女性墓主拥抱在一起。（图片由大同市考古研究所提供）该墓葬是一座同穴单棺合葬墓，男性墓主与女性墓主面对面侧卧，男性右手搭在女性腰部，将女性环抱在怀中；女性墓主头枕在男性肩部，左手自然搭在男性腹部，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银色素面戒指。两位墓主亲密拥抱在一起，姿态自然、动作舒展。这是女性墓主手上戴的戒指。（图片由大同市考古研究所提供）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侯晓刚介绍，该墓葬是2020年在房地产施工建设中被发现，之后大同市考古研究所与吉林大学、厦门大学、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等多个单位合作，对此墓葬进行了研究。侯晓刚说，研究人员通过人骨检测分析推断，男性墓主身高估计为1.615米，死亡年龄大概在29岁到35岁；女性墓主身高估计为1.571米，死亡年龄大约为35岁到40岁。男性墓主的右臂有未愈合的感染性骨折创伤，而女性墓主的骨骼比较健康。他们的死亡原因尚不清楚，但可以看出他们是在身体仍柔软时同时下葬的，被摆成了相拥相抱的姿势。记者：王学涛编辑：冷彦彦

百年考古发现最早的中国——二里头遗址百年考古发现最早的中国——二里头遗址辛瓜地考古论史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学在读博士作为一个曾经在二里头遗址挖过土，写过关于二里头遗址的文章，算是出身二里头的人，整天耳濡目染对于二里头遗址的那些信息早已了然于胸。不过看到网上新出来的关于二里头的片子还是喜欢看看，可以说是温故而知新吧。小时候就看过凤凰卫视王鲁湘先生主持的《文化大观园》节目，是一档很不错的文化类节目。时值考古百年，人家也推出了一些列片子，其中一个是关于二里头的。片子内容不多说，正如下边的截图所说。二里头发现了我国最早的紫禁城，主要在于居于遗址之中，有中轴线布局的宫城的发现。特别是二里头二期之后出现了之后类似四合院性质的靠进深凸显等级的多重院落，我当年也有幸找了几个墙和小房间。一个国家强不强主要就看生产力如何，二里头遗址的东西和之前龙山和之后的商周比算不得特别惊艳，也不多。但是就那几个东西却说明了事，它是当时生产技术的领先者，也是技术从龙山到商周，从西高地到东平原的承接者。关于广域王权国家最早还是日本的宫本一夫先生提出的，然后许宏老师用在二里头却相当能说明事。首先看性质，这个时候的二里头遗址所代表的政权应该是国家了，这点毋庸置疑。国家到啥程度呢？不是古国，不是帝国，不是邦国，不是方国，而是王国。是成熟的国家，却没强到秦汉帝国那种程度，是中央性质的国家，而非地方的。最后是广域，这点区别于之前的良渚、陶寺和石峁，它突破了单个的地理单元，并且对相当大范围有影响，是广域的，而非仅局限在洛阳盆地的，这奠定了它是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的地位。现在我们都认为它是夏都，至少是夏代晚期的都城。然而这个事却始终难以成为定论，主要在于没有文字铁证。如果是熟悉夏商分界论战的话，就算你坚信它是夏都，但也多少存在疑虑。主要问题在两个问题，夏是否存在，二里头文化所在的那个区域和时间段是否就是夏？夏是不是周人根据前人传说构建的一个商之前的理想国？另一方面，就算有夏，在豫西晋南这个区域商之前的文化和所代表的政权就是夏。但是夏商这一刀怎么砍。目前的结论依然是建立在邹衡先生严谨的陶器分析的基础上的。但是陶器是否就能完全反应王朝更迭，如何分期，怎么划分，哪个成分算决定因素，有些理论问题我们似乎还要打个问号❓ 所以，许宏老师的观点虽然现在看不是那么主流，但是作为发掘方确实不易轻易发表定论。二里头材料公布得算比较全的，大家都可以研究呀！而关于二里头遗址的地位，文明探源工程的首席专家王巍老师说的还是很中肯的。大家几乎都相信它是夏都，但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进程中的一个关键节点，一个从史前到三代的总引领者。目前二里头的地位已经放在那了，关于它的争议依然在继续，那二里头的未来走向何方？新的领队赵海涛老师任重道远。但目前听说是准备申遗，二里头第四代团队能为二里头申遗作好极好得学术准备工作便是善莫大焉。凤凰卫视的节目还是很厉害的，严文明先生是现在北大重点保护的国宝，一般不轻易出门，也不轻易露面。上次有缘见到严先生还是前年他的高徒韩建业先生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开题的时候他出席了一下。但严先生在这个片子最后的话很中肯，考古很重要啊，不仅使我们能够探索更遥远的历史，而且丰富了本来知道的历史，离了考古不行。

河南台七夕节目又火了人民日报多个海外账号推荐《龙门金刚》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 7小时前·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官方账号 8月13日晚，河南卫视七夕特别节目《七夕奇妙游》如约而至，其中舞蹈《龙门金刚》，将唯美的舞蹈与科技手段相结合，为观众奉上了一道视听盛宴，又一次引起网友的赞美和刷屏。 8月14日，《龙门金刚》得到了人民日报在海外社交平台上的大力推荐。人民日报英文推特、脸书账号，人民日报繁体推特、脸书账号，视频中国脸书账号，美丽中国脸书账号，人民日报优兔账号分别发布《龙门金刚》视频，并配文： “当传统中国舞蹈遇到龙门石窟：七夕之夜的精彩演出，让东方美学焕发生机。七夕是一个不仅庆祝浪漫, 还庆祝梦想和努力的中国节日。” “【古风舞蹈邂逅龙门石窟金刚与飞天刚柔相济】一步一重天，一夜一千年。当‘金刚’遇上飞天仙女，会碰撞出怎么样的火花？今日七夕，共赏《龙门金刚》，体验中国式浪漫！” 该节目还得到了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中国驻巴塞罗那总领馆、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转发。一些海外网友在视频下评论： “视觉惊人” “真的棒极了” “惊人的舞蹈和美丽的环境!!!!” “舞蹈结合3D背景影像和意境，气势磅礡，美仑美奂，太棒了。” 《七夕奇妙游》是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的第五部作品。从2021河南春晚火热出圈后，一系列“奇妙游”节目先后走红，并多次被中央媒体和外交天团在海外社交平台上推荐。本次出圈的《龙门金刚》是《七夕奇妙游》的第一个节目，在洛阳龙门石窟实景拍摄。龙门石窟是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评为“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位居中国各大石窟之首，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在《龙门金刚》中，总导演李鹏通过科技手段，将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及金刚佛像进行了数字复原，再现了这一文化古迹的原本面貌。责编：王江龙hnr

清华教授破译战国竹简，解开甲骨文百年谜团 “《管子·形势》中写道：”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如果对现在的事茫然若迷可以参考古代，未来的事不了解可以参考过去。参考古代让我们在轮回的世代中找到答案，让我们满腹经纶。然而当我们翻阅史实，想要一探史书中摘录过的建国于公元前2070年的第一个国家--夏朝，却无从下手。提起夏朝，是大禹治水后“家天下”的开始，是由氏族组成的部落之首，是太康失国，是暴君夏桀的糜烂奢华的生活，可惜的是这么一个繁琐复杂，充满瑰丽色彩的国家因为文献资料、文物古迹的缺乏使夏朝是否存在这个问题一直饱受争议，从古至今让无数学者为之争论。顾颉刚以胡适、顾颉刚、钱玄同为首的疑史派，认为对于东周以前的史料“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抱着质疑的态度，他们发现《古文尚书》实为晋人伪作，与此同时的，与夏史关联性较大的《今文尚书》并不存在。当被人责怪：“如此还有什么可信？”，顾颉刚回应道：“各位还是到遗迹做发掘工作，检出真实的证据给我们瞧瞧吧。” 《古文尚书》文献资料被质疑一事一经宣传，立刻引起轩然大波，难道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是伪书？难道流传出这么多的神话传说，让无数学者奉为圭臬的夏朝居然可能从未存在？这激发了人们迫切想要证据充足有力的文献资料和索求真正遗迹物品的需求。前有人们的发问，后有清华教授的李学勤的佐证。李学勤系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曾在清华大学研究出土文献并担任保护中心主任和多所外国名校的客座教授及国内多所高校的兼职教授。居于李学勤教授在甲骨学、简帛学，以及其他众多历史领域研究的多年的深耕，加上机缘巧合，正负责夏商周断代项目的李学勤教授被送来了战国竹简，这个兼顾文献资料和文物古迹的战国竹简的到来解开了有关《古文尚书》和夏朝文献资料神秘的面纱。首先是《古文尚书》，在这份战国竹简中最明显的例子是其中一篇名叫《尹诰》的文章，《古文尚书》中名叫《咸有一德》。它最早在子思的《缁衣》中被引入是因《咸有一德》，这么看来，难道它确实是出自一个名叫《咸有一德》的文章？其实不然，翻开竹简，看到的第一句话却是“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再查阅资料，李学勤教授有了新的发现，无论是《礼记·缁衣》，还是郭店《缁衣》，起头第一句却总是“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就算有差别，也只是个别子句的差别，总体变化不大。这充分说明了《咸有一德》只是狼披羊皮的伪本，顾颉刚的质疑不是空穴来风，《古文尚书》确实不够可信。既然无法相信《古文尚书》，可以相信《今文尚书》吗？战国竹简有了相应的发现。战国竹简与《今文尚书》中的文章相关性最大的当属《金縢》。竹简中的《金縢》曾被同为清华教授的刘国忠教授评点称除了个别地名要补字，因为个别地名和现今的地名有出入外，其他的和《今文尚书》中没有太大区别。由此可知《今文尚书》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与此同时的一个关于夏朝存在的重要证据是《礼记·缁衣》中一句“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这句诗中的西邑夏在甲骨文中曾见到过，《礼记·缁衣》中的本子和郑玄也都有说：“见或为败，邑或为予。”在古文字中邑予非常相近，抄错的可能较大。加之历史上不是没有过别名叫朝代的，例如两汉因尚火德而被称为“炎汉”，南朝宋和宋朝又分别被称为“水宋”、“火宋”。李学勤教授本人也表示，商朝时期历史记录的重点内容主要集中在祭祀及战争上，有关前朝的记录自然不会太多。综上的种种迹象表明西邑夏有较大的可能就是夏朝。甲骨文本来就稀缺遗物，文物古迹类的证据更是弥足珍贵，取证难，证明难，导致夏朝的存在总是被质疑，战国竹简的出现无疑是为夏朝的存在更多了一份重磅证据。费尽周折，李学勤解开了兼顾文献资料和文物古迹的战国竹简神秘的面纱，进一步解释了人们对《古文尚书》和夏朝存在的猜想。结语战国竹简的揭秘离不开李学勤教授富有批判和敢于挑战权威的挑战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正是这些精神构成了李学勤教授，也成就了李学勤教授。与此同时的更让我们明白史学求证的不易，但是在我国有如此之多像李学勤教授一样甚至远超李学勤教授的专家在史学的领域熠熠生辉，相信我国的历史研究终会大放光彩，在世界舞台上展现新高度。参考资料：《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古史辩派的《诗经》研究》《夏代考古的收获与尚待解决的问题》《建国后“伪《古文尚书》即《尚书孔转》研究平议》《《尚书》之迷》《绩溪地方文化学者胡近任》《中国科学考古学诞生微探》

河南卫视又“出圈”！七夕节目再放“神”彩红星新闻《成都商报》官方账号 “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对洛阳的龙门石窟赞不绝口。 13日晚，河南卫视特别节目“七夕奇妙游”中，一段《龙门金刚》再次“出圈”：龙门石窟前，飞天翩翩起舞，金刚则怒目圆睁，展示着力量。据河南卫视介绍，选择《龙门金刚》作为晚会重头戏，是因为龙门在中华文明中就是一道大坎的意思。“鲤鱼跳龙门”不仅指考试高中，更意味着跨沟过坎后的人生境界得到了升华；金刚，在传统文化里有辟邪镇恶的意义，更寄托了人民对幸福安康的期盼。“河南人，自古以来从不向苦难低头。越是苦难，河南人就越是要抬头挺胸、扬眉吐气地面对生活。这也是中华文明从未断绝的精神内核。” 龙门石窟位于河南洛阳，是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评为“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位居中国各大石窟之首，也是世界文化遗产。《龙门金刚》开场，石窟内亮起一束光，一名红衣飞天缓缓飘落，在空中长袖左右一甩，忽的幻化出无数分身，手持各种古乐器，仿佛石窟中的飞天化作真人，有的凌空飞舞，有的奏乐，有的歌咏，有的舞蹈，有的散花……随着飞天们转过身，一道天门打开，卢舍那大佛旁边威严的金刚也走了出来，他们怒目圆睁，魁梧有力…… 据“七夕奇妙游”导演组介绍，舞蹈《龙门金刚》的男女领舞都是业内知名舞者。女领舞为《舞林争霸》桃李杯金奖得主骆文博，男领舞是凭借湖南卫视《舞蹈风暴》“出圈”的中国歌剧舞剧院演员魏伸洋。整个节目采用实景拍摄和合成技术相结合，导演组分为室内拍摄和室外拍摄两组，室内主要拍摄舞蹈演员跳舞，室外则在龙门石窟实景拍摄，后期再用计算机合成。室内录制舞蹈室外拍摄龙门石窟实景合成导演组介绍，为了再现龙门石窟的震撼感，拍摄时用AR技术对龙门石窟内的造像进行了类似“扫描”的过程，把物体表面的特征全部采集下来；然后在数字化模型的基础上置换贴图、修复残缺部分，从而使节目更加生动、更有冲击力。总导演路红莉介绍，最初进入主创视野的是龙门石窟的飞天乐伎，深入发掘后，觉得金刚也很独特。因为飞天形象大家都很熟悉，反倒是金刚出现得比较少，所以就决定把龙门石窟的金刚作为核心来创作。创作中，主创们除了查阅大量典籍，深入了解龙门石窟的文化，还对造像本身也做了研究。路红莉表示，比如演员们演绎的金刚都是龙门石窟中最经典的金刚造型艺术化加工后的结果，他们定格的每一个舞姿都是从龙门石窟已有的金刚塑像中拓印而来。红星新闻记者｜邱峻峰编辑｜李学莉

河南发现世界最古老造币厂新华社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官方账号记者从郑州大学考古团队获悉，经过碳十四测年确认，河南荥阳官庄遗址铸铜作坊在公元前640-550年开始出现制式化金属货币的铸造活动。这一数据首次提供了有关中国早期铸币遗址的绝对年代信息，也使官庄遗址成为世界范围内已知最古老的铸币作坊。官庄遗址位于河南省荥阳市，是一座完整的西周至春秋中期的城市遗址，建于约公元前800年，约公元前450年被遗弃。自2010年挖掘以来，该遗址发现了大面积的手工业作坊区，作坊内的手工业活动涉及铸铜、制陶、制骨等多种类型。郑州大学考古学科带头人韩国河教授介绍，官庄遗址的青铜铸造作坊位于大城内中北部，占地面积大，在对其进行发掘过程中，共发现4类与布币铸造相关的遗存，包括空首布币成品、尚未使用的芯范、已使用的芯范以及外范。官庄遗址铸币生产相关遗存平面分布图。官庄遗址考古队供 “在遗址现场，我们发现了大量倾倒铸铜废弃物的坑。在其中一个坑中，发现了两枚成品金属钱币，其中标号SP-1号金属钱币，复原长度为143毫米，宽度为63.5毫米。”官庄遗址考古队领队郜向平说，官庄遗址发现的钱币被称为空首布，是春秋战国时期流通的货币，也是我国最早的金属铸币之一。官庄遗址出土的标号SP-1号空首布币成品。官庄遗址考古队供经过碳十四测年确认，官庄遗址的铸铜生产活动大致始于公元前814-750年间，在此后约150年内，青铜铸造作坊主要集中生产青铜礼器、兵器、车马器等产品。铸币生产活动发生在公元前640-550年之间，作坊在继续进行青铜礼器、兵器等产品的生产同时，开始出现了制式化金属货币的铸造活动。这一数据首次提供了有关中国早期铸币遗址的绝对年代信息，也使官庄遗址成为经碳十四检测确认的世界最古老的铸币作坊遗址。目前，这一研究成果已在国际考古刊物《Antiquity》发表。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最早用作货币的是海贝，到公元前770年左右，不同形状的金属开始被用作货币。“包括刀、铲形和桥牌钱，这些货币是农业工具的衍生产品，人们可以用这些工具进行交易。”郜向平说。韩国河介绍，开始铸造制式化的金属货币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中极为重要的一刻。铸币作坊遗址不仅对于研究货币的生产年代能够提供明确的考古学背景，更能够反映金属货币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经济机制。记者：桂娟、史林静编辑：王薇

追寻夏的轨迹 | 新密新砦遗址：夏朝开国都城，是它吗？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 07-20·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官方账号来源：河南日报网河南日报客户端记者刘春香说到夏文化，自然绕不过洛阳二里头文化。“最早的中国”的提法，将二里头推向世界，家喻户晓。 2016年发掘航拍照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河南，还有一个“新砦期”文化，学界一般认为比著名的二里头文化还要早，是更早期的夏文化。 “新砦期”的确存在近年来在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形成这一重大学术课题时，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已经成为主流认识，但对于何为早期夏文化，有没有比二里头文化更早的夏文化等问题，学术界争论不一。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来到新密新砦遗址，继续寻找“夏的轨迹”。新砦新一轮考古发掘正在进行在一片玉米地里，考古人员正在忙碌的工作。这里正在进行新砦遗址更大范围的新一轮钻探工作。几名工作人员排成一排，每人手拿一个长长的洛阳铲，先是用力地向地下插去，再挺直向上拔出，仔细观察铲子带出来的泥土。虽然还不到早上八点，但烈日已经当头，工作人员挥汗如雨，在深埋的土层中寻找着历史的蛛丝马迹。 “天太热，我们早上五点就上工了。”新砦遗址考古工地负责人耿广响快步走了过来，把我们带到了考古队办公室。新砦遗址城墙与护城河遗迹针对我们的疑问，耿广响说，以嵩山为中心的郑洛地区是探索早期夏文化的主战场。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赵芝荃先生已经提出“新砦期”的概念，认为其文化面貌介于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但对于此提法，学界看法不一。新砦遗址出土的陶鼎 1999 -2000年，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新砦遗址重新进行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河南新砦队领队赵春青认为，其重要收获是发掘出王湾三期文化、新砦期遗存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存的三叠层。并出土各类器物数千件，其中复原陶器达300余件。最终，从地层关系、器物形制演变、碳十四测年数据等多方面，证明“新砦期”的确存在。如今，考古学界基本认为，“新砦期”文化是比著名的二里头文化还要早的夏文化。它对于寻找早期夏都遗址、探讨夏王朝的诞生以及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砦期”已“五谷丰登” 众所周知，古代文明的产生与谷物农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农业经济的发展才能使人口得以较大规模的聚集。“新砦期”的农业是什么样的情况？ “可以这样说，在新砦期，已经出现了多品种农作物的种植制度，‘五谷丰登’的局面初步形成。”赵春青介绍，在新砦遗址出土的碳化种子中，农作物种子在绝对数量上占到84.87%。绝对数量由多到少的顺序为粟、黍、稻谷、大豆、小麦。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人们以小米等农作物为主，但也已经开始种植稻米。小麦起源于西亚，并通过中亚传入中国，新砦遗址出土了小麦种子，但数量极少，说明当时小麦已经传入中国，但还未得到广泛的种植。 “后羿寒浞代夏”证物管窥新砦遗址出土的彩绘陶鸟说到新砦期的重要特征，赵春青说，其中一个就是在这里发现了东方文化因素。出土的其中一只3800年前的彩绘陶鸟，明显区别于中原地区、黄河流域流行的鸟类造型，带有东部地区考古所见鸟类造型特点，或是当时新砦期居民图腾崇拜的实物体现，或与文献记载的“后羿寒浞代夏”时期相当。有可能是夏启都城新砦遗址出土的深腹罐有专家认为，新砦遗址极有可能是中国考古界苦苦寻找多年的夏代开国之君夏启的都城。发掘表明，新砦遗址是一座规模宏大、拥有内外三重城壕的夏代早期都邑性质城址。城址内部不仅发现宗庙性质的大型建筑，还发现有加工骨器的手工作坊区，出土的遗物数量众多，做工精美，规格很高，反映出新砦城的重要性质。经碳十四测定，从年代学的角度分析，不排除新砦城始建于夏启的可能性。新砦遗址出土的饕餮纹器盖我们关注新砦遗址，在于关注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今天，新砦遗址新一轮的田野工作仍在我们的身边波澜不惊地进行着。但洛阳铲每一次的提起、放下，都有可能带出一段前所未知的历史，为我们揭示出一个越来越清晰、真实的中国。本文来自【河南日报网】，仅代表作者观点。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提供信息发布及传播服务。

三门峡:脱“金”入“洛”，大势所趋三门峡：脱“金”入“洛”，大势所趋 “黄河金三角”，对于每一个三门峡人来说都不陌生。黄河金三角指的是晋陕豫交界处的运城，临汾，渭南和三门峡四市。从2012年“黄河金三角”这个概念被提出之后，就吸引了众多关注者的目光，因为可以说它是“国家级示范区”，甚至一度提出了“黄河第六城市群”的概念，可谓是风光一时，仿佛黄河金三角四市腾飞指日可待。但事与愿违，经过近十年的发展，黄河金三角不仅没有崛起，反而与周边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是为什么呢？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这个所谓的“城市群”压根没有核心都市。截止2020年，四市经济总量仅为6465.78亿元，而且分布得相当平均，由高到低排列，渭南市1866.27亿，运城市1643.6亿，临汾市1505.2亿元，三门峡市1450.71亿元。三门峡市黄河金三角里人口最少，经济总量最小，地形最差的城市。当初抱着“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念头加入黄河金三角的三门峡，似乎正在离理想越来越远。而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就是黄河金三角地区缺乏“领头羊”，无法有效整合区域内的优质资源而导致恶性竞争。三门峡的先天条件本身就不好，所以只能越来越差。此后，为了缓解这种尴尬的局面，黄河金三角在一些领域由“四市”扩展为“六市”，即加上了河南洛阳和陕西铜川，一些比规格比较高的会议也放在了洛阳召开。但总体而言，洛阳和铜川的加入只是补充性质的，黄河金三角仍然是以四市为主。近十年过去了，黄河金三角依然“默默无闻”，依然“碌碌无为”，洛阳再也没有时间继续等下去了，于是洛阳都市圈在2020年官宣诞生了，并且迅速顶替黄河金三角，占据了郑州都市圈和西安都市圈之间空白区域的“高位”。我们可以看到，洛阳都市圈实际上覆盖了黄河金三角的一部分，将三门峡的义马市，渑池县和卢氏县“收入囊中”。前面说到，黄河金三角四市经济总量合计只有6465.78亿，而洛阳市一市的经济总量就达到了5128.4亿。毫无疑问，如果在郑州都市圈和西安都市圈之间需要有一个支撑点带动区域发展的话，洛阳毫无疑问是最好的那个，但可惜的是，黄河金三角并未将洛阳纳入，导致了“群龙无首”，各种合作都陷入了无尽的扯皮之中。反观洛阳都市圈，由于有核心都市的带动，各项合作事宜和政策落实都非常顺利，譬如固话同城化，城际轨交，飞地经济等。这当然也与洛阳自身有资源有关，譬如洛阳自贸区与汝州市的合作，前提是洛阳得有自贸区。而黄河金三角各市都没有太多资源，即使想合作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譬如飞地经济，前提是洛阳得有足够多的大企业而且本地土地资源紧张，才能发展飞地经济。比如正在推进的涧西-渑池飞地产业园合洛阳高新区义马分园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而黄河金三角四市大企业数量少，自己都“吃不饱”，更遑论支援它市了。因此，黄河金三角十年间碌碌无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任何一座城市有足够的能量来推动整个区域的资源整合，也没有任何一座城市有足够的资源去带动域内其他城市。如果不能改变这一局面，黄河金三角就只能逐步被西安都市圈，太原都市圈和洛阳都市圈“瓦解”，变得“名存实亡”。而且毫无疑问的是，洛阳都市圈并不会止步于三门峡的义马，渑池和卢氏三县。将整个三门峡都纳入洛阳都市圈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相关高层似乎也逐步认识到了黄河金三角的局限性，开始为洛阳都市圈“造势”。我们看到，洛阳都市圈已经进入高层视野，而非仅仅是河南省的“小打小闹”。面对一个十年时间都无所作为的黄河金三角和一个仅仅一年就取得丰硕成果的洛阳都市圈，三门峡将何去何从，相信有关人员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泉州申遗成功，洛阳桥遗址名列其中！泉州，申遗成功环球网环球网官方账号来源：新华网 7月25日正在福州举行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传来好消息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本届大会中国唯一申报的文化遗产项目由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及其关联环境和空间构成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56处来源：新华社、新华网·宝藏青年工作室

泉州，申遗成功环球网环球网官方账号来源：新华网7月25日正泉州，申遗成功环球网环球网官方账号来源：新华网 7月25日正在福州举行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传来好消息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本届大会中国唯一申报的文化遗产项目由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及其关联环境和空间构成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56处来源：新华社、新华网·宝藏青年工作室记者：施雨岑、邰晓安、王鹏监制：牟彦秋敖春磊监审：陈璟春创意：董静雪程立葳设计：周建编辑：梁甜甜校对：刘怡然张玲琳鸣谢：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聊聊中国正史“二十四史”的作者，你认识几个？文字一直是记录的重要载体，从最早的结绳记事到出现甲骨文，人类记录历史事件的水平有了一次跨越式的进步，再到书同文车同轨之后的两千多年，文字一直在记录着历史。记录历史的书籍有很多，我们当做正史看待的一直都是《二十四史》。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的总称，由于《史记》的写法被历来的朝代纳为正式的历史写作手法，故将和《史记》一样用纪传体写作的史书称“正史”。它上起传说中的黄帝（约前2550年），止于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计3213卷，约4000万字，用统一的有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 1921年，徐世昌下令将《新元史》列入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为“二十五史”，而多数地方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 “二十四史”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周书》《北齐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 “二十四史”多为后世编撰，本朝人一般不给本朝编史书。但也有例外，比如司马迁写《史记》就记录了一部分本朝的历史。西汉和东汉分别贡献了《史记》和《汉书》；南朝贡献了《后汉书》；西晋贡献了《三国志》；唐朝贡献了《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梁朝贡献了《宋书》《南齐书》；北齐贡献了《魏书》；后晋贡献了《旧唐书》；宋朝贡献了《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元朝贡献了《宋史》《辽史》《金史》；明朝贡献了《元史》；清朝贡献了《明史》。《史记》作者西汉司马迁《史记》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太初四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四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大家比较熟悉，他在编写《史记》的过程中受了腐刑，但他仍然坚持把《史记》编完。他是因为替李陵“说情”惹怒了汉武帝，本来要问斩的，但是当时可以献铜或者接受腐刑代替砍头，他为了把《史记》写完毅然接受了腐刑。《汉书》作者东汉班固班固一家是儒学世家，父亲班彪、弟弟班超、妹妹班昭都是历史上有名的文学家和儒学大家。因为班彪去世很早，他们家属于家道中落，穷困潦倒之际，班固开始编写《汉书》，因为他是汉朝人，私自编撰本朝历史是重罪。他编写《汉书》的事很快被人举报到了朝廷，正要问斩，多亏了弟弟班超去找汉明帝伸冤。汉明帝把书稿找来一看，立刻被班固的才华惊艳到了。赶紧免了他的死罪把他召进京都洛阳皇家校书部，拜为兰台令史，掌管和校定皇家图书。后来班固觉得做文书类的工作影响了他建功立业的志向，于是投笔从戎跟着大将军窦宪北伐匈奴，结果受窦宪擅权株连死于狱中。这时候《汉书》还没有完成，是他妹妹班昭整理完善了《汉书》，这也是唯一一个参与二十四史编写的女性。《后汉书》作者南朝范晔范晔出生于士族家庭，但是他是妾生的庶子，地位并不高。因为他是他妈妈如厕时所生，因额头被砖磕破，遂得小名“砖”。本来在古代庶子地位很低，多亏他被过继给伯父才得袭爵位。他也是惹了一个祸才开始写《后汉书》，当时本城长官母亲去世，正在治丧，范晔这个家伙和朋友喝完酒趴窗看热闹，结果就被贬职。贬职的苦闷生活中他终于找到了乐趣，编写史书。范晔的下场也是被砍头，四十八岁就死了，罪名是谋反，还连累了几个儿子都跟着被砍头。《三国志》作者西晋陈寿陈寿是晋臣，晋是承魏而有天下的，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陈寿出身不是什么名门，但是他很扎实地一步一步走上仕途，可惜他不愿意屈从权臣，又一步步被贬职。而且当时的名声也不怎么好，原因是他在父亲去世守丧的时候生病了，婢女伺候他吃药被乡党撞上。要知道，古代在守丧期间有男女之情是大不敬的事。于是这事传来传去陈寿的名声就坏了，当然因为他跟权臣黄皓关心紧张，也不排除有人故意恶心他。《晋书》作者唐房玄龄房玄龄比较有名，就是李世民时期那个善于谋略，和杜如晦并称“房谋杜断”的房玄龄。《晋书》是房玄龄监修的，一共有21个人共同完成，但是最后作者大名落在他头上。《晋书》中还有李世民亲自御馔的内容，不过李世民并没算为作者之一。《宋书》作者南朝梁沈约沈约就是那个“瘦腰”的大帅哥。史书记载沈约“肌腰清癯，时语沈郎腰瘦”，“一时以风流见称”。翻译成人话就是：沈约身材修长，面容清癯俊朗。他跟以上的这些史学家们相比最突出的特点是他诗词歌赋样样精通，他算得上是文学家。这个《宋书》要区别于《宋史》，《宋书》是南朝宋齐梁陈的那个刘宋。《南齐书》作者南朝梁萧子显萧子显是齐高帝萧道成的孙子，萧道成是文学水平也不低，他的孙子聪慧好学，工于作文。他博学能文，好饮酒、爱山水，不畏鬼神，恃才傲物。见九流宾客，不与交言，只是举起手中扇子一挥。他十三岁的时候齐就灭了，但是因为他的才能，梁武帝萧衍还是非常欣赏他。《梁书》《陈书》作者唐姚思廉是一个史学家，他父亲姚察从南朝的梁朝开始做官，梁灭又在陈朝做官，陈灭又在隋朝做官。他父亲在的时候就计划着编写《梁书》和《陈书》，最后终于被儿子姚思廉完成了。姚思廉出身就是个富三代，他爷爷是个当时极有名的名医。他年轻的时候还没开始科举，他也不必背书考功名，就跟着兄弟到处游学，博览群书。他父亲服务过三个朝代，姚思廉也不遑多让，他服务过三位皇帝。《魏书》作者北齐魏收《魏书》要强调一下与三国时候魏国王沈所著的《魏书》区别，三国那段历史最后以《三国志》作为正史位列二十四史，其实当时魏蜀吴都曾经有过各自的史书。魏收的《魏书》是北朝的北魏史。魏收出身门阀世家巨鹿魏氏，往上都不知道官几代了，十代八代没问题。魏收年轻时候就非常有名，位列“北地三才子”之一。北齐编写《魏书》，从时间上说北魏灭亡到北齐也就区区十几年，寿命长一点的老人都还没死呢。所以魏收把《魏书》编出来以后遭到了一致讨伐，都说他歪曲北魏，于是他改了又改。《北齐书》作者唐李百药李百药在隋朝的时候就开始做官，可惜是辅佐杨勇，隋炀帝登基以后他自然就没好果子吃，被流放到外地。赶巧遇到反抗军，李百药就参加了反抗隋炀帝的队伍。隋炀帝倒了以后被李世民招募，开始服务大唐。李百药从小体弱多病，他妈妈怕他早夭，就给他取名“百药”。他的头衔不仅是史学家，还有诗人。他编写《北齐书》也是接替他爸的书稿，他爸写北齐史也不是私修，只是可惜北齐时间太短，来不及完成。《周书》作者唐令狐德棻等令狐德棻也是出身门阀世家，他爷爷就是北周的将军。在李渊当皇帝之前，令狐德棻就跟李渊的关系很好。他对图书文献的保护作用不小，不过《周书》写得可真不咋样。《周书》的作者不光是他一个人，还有岑文本和崔仁师等人。《隋书》作者唐魏征等魏征辅佐唐太宗创建“贞观之治”，成为一代名相，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第四位，魏征算是熟人了。编撰《隋书》可不简单，短短的隋朝也就三十多年，这本《隋书》编了三十多年。连最初的总编魏征都没耗过它先死了。至于作者，因为编撰时间太久，参与的人太多，并没有准确的作者。据考证颜师古、孔颖达、于志宁、李淳风、长孙无忌等人都参与过编撰。《南史》《北史》作者李延寿李延寿出身门阀世家陇西李氏，据说他也曾参与过编撰《隋史》，不过《南史》和《北史》是他编撰的。说完全是他独立完成也不太合适，他父亲李大师在世时已经开始写这两本书了，李大师去世后，李延寿继承父亲遗志把这两本史书编写出来。《旧唐书》作者后晋刘昫等刘昫在唐明宗时期做过宰相，后晋建立以后石敬瑭让他组织组织人去编唐史。因为他是宰相所以就署了他的名。《旧唐书》只编了四年就成书了，内容详实完善，不过当时人家可是叫《唐书》的，后来欧阳修他们又编了《唐书》才把它改成《旧唐书》。刘昫也是帅哥一枚。《新唐书》作者北宋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欧阳修就不必详细介绍了。宋祁因为他的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世称“红杏尚书”。据说宋祁也是一代美男，在大街上走着就被坐轿子的小姐姐搭讪。范镇也是文学家，跟苏轼关系很好，自然跟王安石关系很不好。他死后苏轼给他写了墓志铭。吕夏卿参与编写唐书是得到了欧阳修和宋祁的推荐，他一辈子主要的工作都是在编书，没当过什么大官。《旧五代史》作者北宋薛居正等薛居正先后服务过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四朝，最后炼丹把自己毒死了。薛居正没有儿子，老婆又很凶不许他纳妾，只好收养了一个儿子。结果这个儿子不学无术游手好闲，典型的恶少。薛居正治丧的时候赵光义去家里吊唁，看见他儿子骂了一句“不肖子”，结果这孩子从此改邪归正走上光明大道。《新五代史》作者北宋欧阳修《宋史》《辽史》《金史》作者元脱脱脱脱也叫托克托、脱脱帖木儿，蔑里乞氏，字大用，蒙古族蔑儿乞人，元朝末年政治家、军事家。出身贵族家庭，跟随汉人名儒吴直方学习。脱脱爱好儒家文化热爱学习，善书画，书法刚毅有力酷似颜真卿，但是他也是一个壮汉，他可以挽弓一石。可惜元朝内部矛盾重重，脱脱为相多年最后竟然栽在了内部争斗上，最后被赐死，死时仅仅四十多岁。后人普遍认为他的死是元朝走向衰败的转折点。《元史》作者明宋濂、王袆等宋濂是元末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他自幼多病，且家境贫寒，但他聪敏好学，号称“神童”。曾经有日本使臣向宋濂求文章，把一百两黄金送给他，宋濂推辞而不接受。朱元璋问他这件事，宋濂回答说：“天朝的侍臣却接受蛮夷小国的金钱，不是维护国体的做法。” 关于宋濂我们可以从《送东阳马生序》里对他有比较多的了解。王袆，与宋濂并称“浙东二儒”。王祎为人正直却招惹了别人的陷害，他编完《元史》的第一件事就是被很多“好人”一起举荐去西域出差，当时西域条件恶劣交通不便，好在他最后还是回来了。结果刚回来又被举荐去准备归顺还没归顺的云南出差，当时从南京到云南光路途都要五个月。在云南他遇到了去游说梁王的脱脱，最后梁王在脱脱的威逼之下杀死了王祎。《明史》作者清张廷玉、万斯同等张廷玉，字衡臣，号砚斋，安徽桐城人。清朝杰出政治家，大学士张英次子。他是《明史》的总裁官。张廷玉生于康熙年间，多次陪同康熙下江南和巡视蒙古。康熙死后雍正开始笼络人才，张廷玉为他所用。张廷玉的父亲张英也是雍正的老师。张廷玉送走了康熙，又送走了雍正，雍正走之前特意下旨张廷玉配享太庙。结果到了乾隆的时候，他并不得乾隆喜欢，几次请求退休都没成功。后来要同意他退休了，又因为配享太庙的事起了争议，乾隆不想兑现。不过既然自己老爹都答应了，又不好反悔，就勉强同意了。这事下旨了以后，张廷玉竟然没亲自来找乾隆谢恩，乾隆又不高兴了。让人传旨叫他来谢恩，结果第二天旨还没下，张廷玉就来谢恩了。乾隆又恼，认定了是军机处私下跟他透露了。把军机处骂了一顿，顺便把张廷玉的爵位都给剥夺了。第二年乾隆的皇长子死了，这事刚过去不久，张廷玉又去请求退休。本来乾隆对他就不爽，就让他自己寻思够不够格配享太庙。就为这事乾隆召集了大臣商议，最终结果是罢去配享太庙，同意他退休。不过张廷玉死后，乾隆还是把他供奉在了太庙，他被供奉在专门供奉有功大臣的西殿。

日本不仅有“洛阳”，还有应天门，学得有模有样，颇得盛唐神韵日本不仅有“洛阳”，还有应天门，学得有模有样，颇得盛唐神韵洛阳应天门有一块具有特殊意义的石碑，上书“日本国遣隋使遣唐使访都之地”。日本向唐朝派遣遣隋使遣唐使，给日本带来了“大化革新”，开始全面的学习唐朝政治经济体制，成为了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大化革新后，日本正式将“大和”改名为“日本”，意即“日出之处的国家”。因而，日本文化传统里烙下了中华文明的影子。最为明显的就是日本的建筑，带有明显的唐朝风格。由于这一层特殊的关系，现在也就有了想看唐朝去日本的说法。日本不仅学习的透彻，连中国的地名也给学了过去。在日本就有一个城市别称“洛阳”，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日本国旧都京都。日本号称“万世一系”，历史上的国都也是几经变迁。京都就是日本历史上恒武天皇时期，所营建的平安京。当时正是日本遣唐使的高峰期，把唐朝国都长安、洛阳都原模原样地复制了过来，学的也是有模有样，颇得盛唐神韵。从京都的规制来看，基本上就是隋唐洛阳城的翻版。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京都也有一个应天门，连牌匾都带有明显的颜体与隶书混搭风。日本仿照唐朝，在平安新京西半部称之为“长安”，以东则为“洛阳”。不过，由于“长安”的选址有问题，选在了沼泽地，导致其很快荒废。此后的一千多年，日本都是将京都称之为“洛阳”。京都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前，都是国家的政治中心。日本各路诸侯打下京都，都被称之为“上洛”，类似于楚庄王的“问鼎中原”。1864年7月，京都发生了池田屋事件，官方也是称其为“洛阳骚乱”。由此可见，“洛阳”在日本的特殊地位。时至今日，京都还有一些很“洛阳”的痕迹，比如“京都市立洛阳工业高等学校”这一命名方式，就好比现在的“长安大学”，用了西安的古称。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洛阳也有一所与其校名高度相似的“洛阳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其实，假如去日本京都旅游乘坐新干线的话，就会感到京都有很多以洛阳命名的地方。由此可见，隋唐洛阳城和中华文化对日本的深刻影响。

大丰簋：西周早期历史的见证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9-08-22·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账号大丰簋也称天亡簋、朕簋、聃簋，金文学家多称天亡簋。器物铭文中有一句：“王又（有）大丰，王凡（风）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佑）王。”刘心源认为，根据文义，“天亡”是作器者名。故定名为“天亡簋”。唐兰根据铭文“隹（唯）朕又（有）蔑”，定名为“朕簋”。郭沫若认为“大丰”即“大封”，定名为“大丰簋”。大丰簋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县，还有一说与毛公鼎同出土于岐山。大丰簋曾被清末金石家陈介祺收藏30多年，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关于大丰簋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徐同柏《从古堂款识学》，徐氏将该器命名为“周祀刊”。大丰簋通高24厘米，口径20.5厘米，为一件四耳方座青铜簋，侈口外撇，腹部较直，圈足与方座连铸为一体，腹壁外对称铸有四只内卷角兽首耳，下有宽厚的长方形垂耳，显得稳重大方。圈足饰弯角鸟纹一周，簋身和方座装饰两两相对的夔龙纹。夔龙身体蜷曲如蜗牛，利爪置于头下，头顶有触角，长鼻上卷，口内獠牙交错，形象怪异。该器造型浑朴厚重，纹饰精美，其四耳方座的器形和独特的夔龙纹均是西周早期所独有的样式。因大丰簋腹内底有铭文8行78字，自发现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诸多学者发表过关于大丰簋铭文考释以及史实探讨方面的专题文章。虽然其年代问题目前已基本趋于一致，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是周武王时器，但究竟是周武王克殷前还是克殷后，学术界仍有争论。关于铭文的内容，学者或认为记载的是武王伐纣始发之前的礼祀活动，或认为记载的应与武王克殷后西归宗周所举行的礼祀活动有关，或认为记载的与武王牧野克殷前及其后所举行的礼祀活动均无关，而与武王东土度邑有关，即记载了度邑后的定宅仪式，与周初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关，为研究周初立国情况及周朝祭祀制度提供了重要史料。郭沫若通过对铭文形制、纹饰的综合研究，定该器为西周铜器断代的标准器。大丰簋铭文字形参差错杂，变动不居，在拙朴散乱中显示出运动与和谐之美，笔画有轻有重，显示出自然书写带来的笔墨痕迹。铭文对偶工整，用韵协调，为商代卜辞和金文所未见，它开创了千古辞赋的先河，是我国韵文的最早表现形式。大丰簋铭文中的“豊”字，刘心源、孙怡让释为礼。吴大澂认为是丰，为地名。郭沫若认为，封、丰本同声字，大丰当大封。吴闿生、于省吾也认为，丰、豊古代相通。杨树达认为，大丰乃游娱之事，不关典礼。李平心将此字释为丰，认为大丰为祭礼名，是天子举行大祭礼。岑仲勉认为，大封其一为封建诸侯，大丰实为后世封禅之一体；其二为奠醴或祼鬯之仪礼。裘锡圭认为，大丰是一种乐名或礼仪之名，怀疑该器与作为乐器的丰有关。蔡运章认为，大礼即《礼记·乐记》所谓“祀天祭地”之大礼。马承源释为豊，认为大豊即大礼。铭文中的“天室”一词，吴式芬释为昊室。吴大澂释为大室。天、大（太）古字相通，今多数学者释为天室。柯昌济认为，此“天室当系礼天之室，或祭室之代称”。郭沫若解为“祀天之所”，又言是“天亡之室”。陈梦家则言“‘王礼于天室’是王祀于辟雍内水中丘上的明堂”。孙作云亦将天室作明堂解，即灵台。所谓天室、明堂，即周人祭祖先的宗庙中央最大的一间。蔡运章释天室即太室，认为是指嵩山。铭文中的“朕”字，陈介祺释为聃，并据此定该器名为聃敦。刘心源释为朕，为作器者名，故称其为朕簋。郭沫若释此字为媵。陈梦家释为誊。孙作云认为作我解。于省吾释为畯。史载，商末之际文王受天之命，伐犬戎，破密须，败耆国，灭邘国，最后消灭了商王朝西方最大的属国崇国，将都城迁到沣水西岸，次年病亡。太子姬发继承王位，是为武王。武王继承父志，“师修文王绪业”，东征伐商，与商朝军队决战牧野。商军倒戈，周军大胜，商王纣登鹿台自焚而死，商朝灭亡，周朝建立，史称西周。大丰簋当是周朝建立后祭祀文王时所作，与临潼出土的利簋同为西周最早、最有代表性的器物。周人灭商后，接收了商王朝的工匠，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商人的礼制，青铜器的表现手法大多是相同的。尽管如此，商周的青铜器还是有区别的，大丰簋与商代簋的风格迥然有别，尤其是方座绝不见于商代，这是周人的典型器物。商代器物上的铭文较少，未见超过50字者，而大丰簋铭文多达78字，这也是与商器的区别之一。字数多少不仅是数量问题，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商周两代礼制表现手法的差异性，也使青铜器显得更加珍贵。（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杨曙明

西藏吉隆发现唐代石碑，内容记载让专家兴奋，原来野史记载是真的众所周知，唐朝是继隋朝后的又一个大一统王朝。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任用贤能，广开言路，虚心纳谏。出现了一个政治较为清明、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安定、武功兴盛的局面，开创了“贞观之治”。由于唐太宗的励精图治，在政治上加强对西域等地区的管辖，在外交上加强与亚洲各国的友好往来，在军事上积极平定四夷。贞观年间万国来朝，唐代的版图空前辽阔，到唐高宗龙朔元年达到鼎盛，疆域东起日本海、南据安南、西抵咸海、北逾贝加尔湖，是中国自秦以来第一个未修据胡长城的大一统王朝。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西藏吉隆县发现一块唐代石碑墓志，记载内容让考古专家兴奋，原来野史记载和民间传说是真的！上世纪90年代初期，西藏文物考古人员在吉隆县乃村进行调查时，在村子后面的丛林中崖壁上发现一处石刻，这些石刻在之前调查时均未被发现。于是他们立即上报了西藏文物局，在得到消息后马上派出考古专家赶往现场，经过对岩壁石刻的鉴定确定年代最早为吐蕃时期，而这也证明了这条千年古道的存在。其中，石刻上书“大唐天竺使出铭”7个大字，铭文从右向左排列，由于年代久远字迹有点模糊。后来，经考古专家对石刻铭文进行考证，确认石刻铭文每行19字，总字数415字，记载了大唐王玄策历经艰难险阻出使天竺（今印度），刻这块石碑记载他的功绩。碑文的大意为：大唐显庆三年六月，大唐国势强盛，高宗皇帝继承太宗皇帝所开创的宏伟功业，一统天下之威，教化所至，达于四海。故派遣使节左骁卫使王玄策等选关内良家之子数人，经过一年的艰苦跋涉，越雪山、过栈道，经小羊同之西出使天竺，因感征程之艰辛，边境风光之壮美，留下数行石刻以纪云。当时碑文内容一经发表，在国内外考古界引起巨大轰动，而对于碑文记载的王玄策，可谓是唐朝杰出的外交家。根据史料文献记载，王玄策是河南洛阳人，在贞观至龙朔年间曾多次出使西域，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可以想象路途之艰辛。贞观21年，唐太宗李世民派王玄策以正使、蒋师仁为副史一行30人出使天竺，此时中天竺国内大乱，大臣阿罗那顺篡位成为新国王，他派出军队半路劫掠大唐使团。王玄策逃离后，前往吐蕃，并发檄文征召军队，得到1200吐蕃兵、7000泥婆罗（今尼泊尔）骑兵。王玄策与副使蒋师仁率吐蕃、泥婆罗的军队进攻到中天竺的茶镈和罗城，作战三天，攻破茶镈和罗城，斩首三千余级，敌人被溺死的约1万人。贞观22年五月，王玄策把俘虏的中天竺国王阿罗那顺及其后宫家眷，以及俘虏的男女1.2万人，牛马2万余押送都城长安。唐朝并没有把天竺当做强大的对手，王玄策在天竺取得的胜利也因此不受重视。虽为曾经立下“世界史上空前绝后奇功”的唐代使节，王玄策三度出使天竺的经历却在史书上鲜有记载。其根本原因是受当时玄奘法师西天取经的光彩淹没同时代的王玄策，而且由于王玄策官居五品，按照中国官修史书的惯例，五品官不能在正史中立传，因而唐书中没有他的传记。关于王玄策“一人灭一国”的传奇故事，一直以来都是野史记载或民间传说，关于这些印度旅行的事迹，王玄策记录有《中天竺行记》一书，但完本早已失却，只余下《法苑珠林》、《解迦方志》等散逸残篇。

谁会是河南的下一个世界遗产？让我们拭目以待…… 《河南日报》官方账号河南日报客户端记者张体义 7月16日晚，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在福建省福州市拉开帷幕。河南省的世界遗产项目龙门石窟、殷墟、“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的代表参加了大会开幕式。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从7月16日至7月31日将审议2020年和2021年两个年度的世界遗产项目，包括45项《世界遗产名录》待审项目和258项世界遗产保护状况报告，预计《世界遗产名录》等各项清单将会有重要更新。其中由中国申报的“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将接受审议。河南省对申遗工作十分重视，成绩斐然，2000年龙门石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6年，安阳殷墟申遗成功；2010年，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申遗成功；2014年，大运河、丝绸之路河南段双申遗成功。至此，河南世界遗产共5处24项，仅次于北京，位居全国第二。据河南省文物局遗产处负责人介绍，河南的世界文化遗产在保护、管理、研究、活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洛阳龙门石窟和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被纳入国家文物局遗产监测首批试点单位。目前，河南省有关大遗址保护的专项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已近20部，涉及全省40余处大遗址。这些成功经验在管理政策、促进机制、开放路径、服务模式等方面“先行先试”，为文化遗产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探索新路子。中国目前有55项世界遗产。将提交44届大会审议的“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由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及其关联环境和空间构成。每年的全国两会都有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发起和推动的申遗项目。河南有申遗潜力的项目还有不少，二里头遗址、红旗渠、万里茶道河南段、黄河文化遗产、巩义宋陵、郑州商城等等，谁会是河南的下一个世界遗产呢？拭目以待。编辑：陈鑫

高句丽是如何一步步，激怒大隋的浅谈隋朝征伐高句丽的原因：高句丽是如何一步步，激怒大隋的？自从公元317年西晋灭亡，到公元589年杨坚统一中国的这二百多年里，中原长期战乱导致对周边地区的控制力下降，尤其是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隋朝时期，高句丽已经成为一个可以与中原隋王朝抗衡的势力集团。自汉代起，高句丽政权基本上都是臣服于中央政权。因此，此时高句丽的种种做法既是一种破坏原有宗藩秩序平衡的行为，又是对隋王朝国家安全的一种威胁，这也是隋朝四征高句丽的根本原因。 1、高句丽政权实质上是中国的附属国日本和韩国的学者在研究高句丽历史时，总想将高句丽的历史从中国历史中剥离出去。但实际上，高句丽是地方性政权而非独立藩国。高句丽故地上之前出现的政权箕子朝鲜受周武王册封，卫氏朝鲜被西汉政权列为外臣，公元108年，西汉在朝鲜半岛上设立了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很显然，高句丽是在中国郡县制的基础上形成的，而非一个独立国家。在东晋和南北朝时期，中原内乱，无暇顾及其他。借此时机，高句丽开始急剧扩张。到隋朝时，高句丽已经成为东北地区一个区域性大国。唐太宗李世民曾在征伐高句丽时，如此说道: “辽东旧中国之有，自魏涉周，置之度外。隋氏出师者四，丧律而还，杀中国良善不可胜数……今九瀛大定，唯此一隅，用将士之余力，平荡妖寇耳。” 这也佐证了，高句丽在中国历代统治者眼中，绝非是独立国家，而是一个藩属国。所以征伐高句丽的战争，是收复固有领土、稳定地方秩序的正义性战争。高句丽口是心非的外交政策西汉时期，高句丽臣服了中国，但是东汉后期，中原对高句丽的威慑力逐渐下降，高句丽又开始骚扰东汉边境。东汉之后，无论是统一的中央王朝，还是分裂的割据政权也都没有放弃对高句丽进行册封的权利，并且高句丽政权与这些中央政权也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名义上的臣服关系。东汉中后期至魏晋南北朝，高句丽游走于各个中原割据政局之间，使中原各政权之间相互制约，为自己营造了一个相对有利的扩张期。然而，高句丽政权虽然接受中央王朝的册封，但实际上的不臣行为中央王朝已经无力干涉，使得高句丽政权可以在东北边境地区称霸一时，成为一个区域性大国。然而高句丽依然派兵侵略百济，由此可以看出，高句丽为了扩张，已经不顾及隋朝与百济的册封关系了，这是在严重挑衅隋王朝在其附属国中的威严和地位。而从隋朝将高句丽王册封为辽东郡公的行为，我们也可以看出，隋王朝只把高句丽视为自己的一方诸侯而并非一个独立的国家。此时的高句丽左右逢源，其势力究竟如何呢？高句丽与突厥和南陈都有往来，形成了一个自北向南针对隋王朝的包围圈。那么高句丽的这些行为是否是刻意针对隋朝的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开皇17年的时候，高丽王汤听到陈朝被灭，极为恐惧，于是开始练兵、屯粮，准备拒守。不难看出，陈国灭亡后，高句丽的统治者已经认识到自己将要大祸临头，这说明高句丽的统治者显然明白自己对隋朝的挑衅，已经对隋朝的国家安全造成了一定意义上的威胁，隋朝与其维护和平关系，因为有陈的掣肘。此时陈国已亡，南方已定，隋朝的战略重心开始指向东北地区。但由于实力相差悬殊，故高句丽只能采取“治兵积谷”的防御策略。 3、高句丽的挑衅和扩张行径，破坏了原有的宗藩秩序高句丽在朝鲜半岛一直进行着统一活动，作为藩属国，高句丽甚至不顾隋文帝的命令。高句丽一直想要征服百济，但是百济是隋朝的藩属国，隋文帝特地下诏给高句丽：“（百济）畏服归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然而高句丽依然派兵侵略百济，由此可以看出，高句丽为了扩张，已经不顾及隋朝与百济的册封关系了，这是在严重挑衅隋王朝在其附属国中的威严和地位。除了挑衅隋朝，高句丽还试探着蚕食隋朝边境。在东北地区，高句丽不断地对外扩张，先是逼迫靺鞨部落臣服，随后率领靺鞨军队寇略辽西这已经是公然挑战隋朝的宗主国地位。虽然此次高句丽与靺鞨联军被营州总管韦冲击退，但是给了早已想要征伐高句丽的隋文帝以口实，隋文帝“命汉王谅为元帅，总水陆讨之，下诏黜其爵位”。而高句丽一看到隋朝竟然派遣了30万大军前来讨伐，立马俯首称臣（“时馈运不继，六军乏食，师出临渝关，复遇疾疫，王师不振。及次辽水，元亦惶惧，遣使谢罪”)。但高句丽并没有放弃扩张领土，这说明高句丽其实是在试探隋朝的反应。大业八年，隋炀帝开始了隋朝对高句丽的第二次征伐，军队人数多达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这也说明高句丽的试探行为当时已经严重威胁到了隋朝的宗主国地位。结语在我看来，隋朝对高句丽的征伐，绝非侵略，但也不是统一，而是为了维护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旧有的册封的国际秩序。所以说，隋朝发动这场战争的根本原因就是为了维系旧有的宗藩关系、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环境和隋朝的最高国家利益。国际秩序。所以说，隋朝发动这场战争的根本原因就是为了维系旧有的宗藩关系、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环境和隋朝的最高国家利益。

汉景帝醉酒后的一夜风流，为汉朝续命200年汉景帝醉酒后的一夜风流，阴差阳错宠幸一女子，为汉朝续命200年《吕氏春秋》曾言：“凡持国，太上知始，其次知终，其次知中。”世间万物发展均存在相应变数，任何微小变化皆可能影响事物发展走向，进而改变预想结局。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存在着许多看似微不足道，却能成功改变日后的历史发展局势的“小事”。在现代社会研究此类历史的过程中，一般将其称为蝴蝶效应，蝴蝶效应的存在恰好印证历史的发展具有偶然性。曾经，汉景帝醉酒后的一夜风流，让他阴差阳错宠幸一位宫女。按理来说，皇帝宠幸宫女这件事情应该是稀松平常的，但他的这一举动，却成功为汉朝“续命”200年的时间。汉景帝醉酒后宠幸的宫女究竟何许人也？他的这一举动又是如何为汉朝续命的呢？纵观整个汉朝历史便会发现，汉景帝与汉文帝一同构成文景之治，推动我国社会实现新一轮的飞速发展。作为一位优秀的皇帝，汉景帝在位期间，国家政治清明，百姓生活安定，中央集权同样得以有效巩固。虽在很多人看来，一位优秀的皇帝便应专心于政务，毫无自己的个人欲望，但毕竟汉景帝是一位男人，在面对后宫佳丽时，他同样会有着属于自己的情感。纵观汉景帝的后宫便会发现，他有一位非常宠爱的妃子名为程姬。相比其他妃子而言，他非常喜欢程姬陪伴在身边的感觉，基于这一原因，一次醉酒之后，汉景帝便找人传唤程姬，希望她能陪在自己的身侧。但非常不巧的是，当时的程姬正值生理期，不方便侍寝。不敢忤逆皇上的她为解决这一问题，便让侍女唐姬为汉景帝侍寝。对于醉酒的汉景帝来说，他并没有对此事作出过多反应，毕竟唐姬与程姬身形较为相似。在一夜风流过后，汉景帝方才发现自己临幸的居然是一位宫女。虽在很多人看来，这种行为是并不正确的，但在古代社会中，皇帝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整个后宫中的女人，皆可成为皇帝临幸的对象。如此一来，汉景帝并未在意此事，但就是这次临幸，却让唐姬意外怀上汉景帝的孩子。后期，唐姬为汉景帝生下皇六子刘发。由于唐姬的身份并不高贵，刘发出生之后，自然未能得到汉景帝的重视。作为一位皇子，刘发被封为长沙王，而后一直定居在长沙地区，为汉景帝管理着长沙及附近的领土。对于刘发来说，虽然他手中的权力并不是很大，但定居长沙的生活同样比较惬意。但在汉武帝上位之后，推恩令的实行却令刘发一族的势力逐渐削弱，在此后的日子里，刘发后人的地位一再降低，家族辉煌不复存在。之所以汉武帝会推实行推恩令，不过是为了收回各位皇亲国戚手中的权力，进一步巩固自身的统治。在这一推恩令的影响下，诸多皇室成员均受到沉重打击。尽管如此，西汉统治仍在王莽的影响下走向消亡。对于汉朝皇室来说，他们自然不愿承认王莽的地位，而在刘发的后人中，刘秀便完成汉朝皇室的心愿，成功推翻王莽，恢复汉室统治。虽在刘秀出生之际，他的父亲仅是一位小小的县令，但凭借着自身不断的奋斗与努力，最终，刘秀成功恢复家族此前的辉煌。对于汉景帝来说，或许当初的他也想不到，自己醉酒后的一夜风流，竟然能为汉朝续命200年的时间。对于汉景帝来说，如果他能得知刘秀的如此成就，想必也会感到欣慰不已。毕竟在王莽上位之后，西汉统治遭受重创，而汉朝刘氏后裔更是百般受辱。在很多人研究刘秀的过程认为，刘秀并非能力出众的皇帝，但不管怎样，他成功恢复汉室统治，推翻王莽新朝势力。若无刘秀的存在，或许汉室统治将会彻底消失于历史浪潮中。结语在刘发的后人中，刘秀成功开创东汉统治，为汉朝延续200年的血脉。或许在很多人看来，作为一个小小的王爷，刘发为汉朝所做出的贡献并不值得夸赞，但纵观整个东、西两汉社会的发展历程便会得知，刘发在其中所起到的承上启下作用不可忽视。从汉景帝醉酒后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便可发现，在我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存在着许多偶然因素。基于这些因素存在，历史方能得以推进，而我国社会的发展水平则在不断波折中，实现进一步提升。参考资料：《汉书》

牙璋：探索夏史的信物中国社会科学网昨天 09:22·中牙璋：探索夏史的信物中国社会科学网昨天 09:22·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账号牙璋是中国古代流行时间很长、分布面很广、形制特征鲜明的一种玉器。对于牙璋，清末吴大澂在《古玉图考》中就曾考证过。20世纪初至30年代，一大批牙璋等玉器流落海外。50年代以来，在北起长城、南至北部湾包括珠江三角洲与今越南北部、西抵陇中、东达黄海岸边这一广袤的区域内，先后有40多个地点发现了300多件牙璋。其中，四川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发现的数量最多，达到200多件。通过对各地发现牙璋的分析，从中可以看出夏史的一些踪迹。　　中原核心区牙璋形制　　牙璋是夏时期玉器中最为典型、最为独特的一种器类。目前的考古发现表明，形制最为原始、年代最早的牙璋是在中原核心地区出土的河南巩义花地嘴1件墨玉牙璋，属新砦期，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850—前1750年。其端部弧形刃，长条形器身，下部为柄，柄部穿一孔，在器身下端两侧边有略微呈三角形凸出的牙，牙面上有数道浅凹槽。柄部的穿孔是为了便于在牙璋柄部安装木柄，而器身下端两侧边凸出的牙及牙面上的凹槽，则是为了协同柄部的穿孔捆绑加固木柄。整器长30厘米，厚1.01厘米，刃部为全器最宽、最薄处。出土地点及年代显示，这件牙璋是夏王朝前段的遗存，而器形特征表明，这是一件直击类兵器。　　中原地区发现的牙璋中，形制最为复杂、制作工艺水平最高的是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牙璋（图1），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560—前1530年。整器长48厘米。在器身的下端与柄部之间有阑，阑部施刻密集的凹凸弦纹，在阑两侧边施刻大小扉棱与密集的扉牙，并且左右两两相对，排列密集而工整，极具装饰效果，显示了很高的工艺技术水平。出土地点与年代显示，这件牙璋可能属夏王朝覆灭后商汤所作“夏社”时期的遗存。器形特征表明，这类形制的牙璋是由新砦期牙璋演变而来，也属夏文化的遗存，但使用功能不同，已经不是兵器，而是一种仪仗活动的用具了。二里头四期牙璋大概是夏王朝之后，夏人在旧都使用的一种仪仗用具。　　中原地区的商王朝不制作牙璋，而是将牙璋改制为其他器物使用。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由牙璋改制的玉铲形器。　　这些现象说明，牙璋是夏代、夏王朝、夏部族使用的一种特殊玉器，由夏人发明，时代特征十分鲜明，是探索夏史史迹最为重要的信物之一。　　埋藏年代及分布现象　　目前所见各地发现的牙璋，其形制不完全相同，埋藏年代也不相同，有的是夏时期埋藏，有的是商周时期埋藏，有的埋藏年代更晚，有的则无法明确其埋藏年代。　　其中，中原及邻近地区的河南巩义花地嘴牙璋、陕西商洛东龙山牙璋、偃师二里头牙璋的埋藏年代在公元前1850—前1530年，南阳月河牙璋的埋藏年代为春秋晚期，即公元前476年之前，山东东部地区发现的8件牙璋埋藏年代不明，陕西神木石峁一带牙璋的埋藏年代可能在公元前1680—前1530年，甘肃积石山新庄坪牙璋的埋藏年代在齐家文化末期之前，即公元前1500年前，湖北荆州沙市汪家屋场牙璋的埋藏年代不明，黄陂钟分卫湾牙璋埋藏年代为商末，湖南石门桅岗牙璋埋藏年代在商时期，四川广汉三星堆牙璋埋藏年代可能在商末，成都金沙牙璋埋藏年代在公元前1100—前850年，福建漳州虎林山石牙璋的埋藏年代在商时期，广东东莞村头石牙璋的埋藏年代在商时期，广西地区发现的牙璋埋藏年代不明，香港大湾牙璋的埋藏年代可能在商周时期，今越南北部永富冯原与雄仁等地8件牙璋的埋藏年代可能在商周时期。　　中原地区牙璋可明确的埋藏年代，大致在公元前1850—前476年之间。需要说明的是，在二里头文化之后的遗迹单位中出土的牙璋，都是二里头文化时期制作并且继续使用的，或是改制为其他器物后继续使用，属于遗玉的再利用。　　中原以外地区牙璋可明确的埋藏年代，大致在公元前1680—前850年之间。其中，南方地区发现的牙璋，埋藏年代都在二里头文化四期之后，即公元前1530年之后。　　南方地区发现的牙璋，一部分是在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四期及四期之前制作的，如湖北荆州沙市汪家屋场牙璋、湖南石门桅岗牙璋、四川三星堆与金沙的个别牙璋、福建光泽走马岭牙璋、漳浦眉力牙璋、广西地区发现的个别牙璋、今越南北部永富冯原与雄仁等地牙璋等。一部分是仿制或改制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的牙璋，如湖北黄陂钟分卫湾牙璋、四川三星堆与金沙个别牙璋、福建漳州虎林山石牙璋、香港大湾牙璋等。四川三星堆与金沙还创作产生了大量形制新颖的牙璋（图2），包括戈形牙璋（图3）。　　结合先秦时期“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左传·僖公》）的原则，南方地区牙璋的分布情况，可能反映了中原地区夏王朝覆灭之后夏文化向南方扩散的迹象，即南方地区使用牙璋的人，可能是来自中原地区的夏遗民或夏部族的后裔。这些人在使用从中原地区带来的牙璋基础上，还仿制、创作新的牙璋形制，并延续着使用牙璋的习俗。　　其中，三星堆文化继承了中原地区夏部族使用牙璋的传统，并发展了牙璋的使用功能，牙璋成为古蜀国国家层面的祭祀重器，其形制发展达到了顶峰。所以，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出土的牙璋数量众多、形制多样，并且出现了铜牙璋（图4），甚至还出现了作为组合装饰的牙璋形金箔（图5）。金属牙璋的出现，是国家层面政治文化活动中流行使用牙璋的缩影。　　牙璋南传途径蠡测　　根据目前在中国南方地区发现的牙璋分布状况分析，牙璋从中原地区向南方地区的传播，可能存在着多条途径。　　一是由中原地区经陇东、陇南，通过川西北岷江上游地区的文化走廊，到达成都平原。这一传播途径，与二里头文化对陇西地区的影响以及二里头文化、齐家文化对成都平原地区的影响密切相关。　　二是由成都平原经贵州，到达北部湾包括珠江三角洲与今越南北部地区。这一传播途径与三星堆文化对岭南地区的文化影响有一定关系。其中，贵州地区目前是牙璋分布的空白区，但已经发现了三星堆文化遗存的因素。　　三是由中原地区经湖北传到湖南。这一传播途径的文化背景，依据湖南石门桅岗发现的二里头文化玉璋等遗存，推测可能与二里头文化四期遗存的影响有关。　　四可能是由湖北传入福建西北部，再传到福建沿海地区。这一传播途径的文化背景尚不清楚。但福建光泽走马岭遗址与牙璋一起出土的，还有二里头文化四期的玉璋；漳州虎林山M19号墓葬中与石牙璋一同随葬的，还有二里头文化四期的铜铃等现象，表明这一传播途径可能与二里头文化四期遗存的影响有关。其中，安徽与江西地区目前是牙璋分布的空白区，尚有待发现。　　考古发现所揭示的牙璋在中国南方的分布状况，应是反映夏部族活动以及夏遗民流闯四方而留下的重要证据。这可能与商汤灭夏后，夏部族、夏人未因夏王朝的覆灭而消失殆尽，以另外一种特殊的方式存在的历史现象有关。作为夏部族、夏人的标志性器物，牙璋在南方各地的分布状况，再现了这段被湮没长达3500多年的历史。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朱乃诚

“重构”格局，西安要做“中西部的西安” 每日经济新闻在城市竞争朝着“都市圈化”发展的当下，中心城市都渴望打破传统边际，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截至目前，国家发改委共点名支持4个城市编制实施都市圈发展规划，分别是南京、福州、成都、西安。随着南京、福州都市圈规划先后获批，西安都市圈规划也到了“关键时刻”—— 7月12日，城叔从西安市发改委获悉，《西安都市圈发展规划》正在修改完善，对规划的大纲也在进一步论证。“这项工作已经提上议事日程，正在抓紧研究。” 被视为“都市圈之核”的西咸一体化，已经有了新的动向。不久前，陕西省发改委发布重磅文件《关于西安市全面代管西咸新区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纠结”十年，承担“西咸一体化试验”使命的西咸新区终于“尘埃落定”——“西安市全面代管”。种种迹象表明，“重构”西安格局的可能性正在出现。 “全面授权、不留空白” 2011年，西咸新区含着《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的“金钥匙”横空出世，被视为“建设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途径，推进西咸一体化的关键”，一举一动备受关注。《西咸新区总体规划（2011-2020）》曾经这样描述西咸一体化———— “由于受行政区划分割、缺乏抓手等原因，一体化进展不快、力度不大，特别是西咸结合部建设步伐缓慢，没有形成实质性、大规模的开发建设局面，目前两个城市的发展都迫切需要在空间上拓展和内涵上提高，发挥各自优势，实现互补共赢发展。” 诞生伊始，西咸新区就被视为西咸一体化的“先手棋”。其管委会也一度作为陕西省级派出机构直接管辖西咸新区。不过，十年过去，西咸新区的发展也并不如意，直到2017年西安市整体管代西咸新区，托管其行政和社会管理职能，西咸新区才开始加速融入大西安。但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永秀智库理事长白永秀看来，”这是管理体制上的进步，但是彼时一些重大资源配置，包括一些空间规划的权限还不属于西安，实际上影响着西咸新区，也影响着西咸一体化的发展。” 到如今“西安市全面托管”，西咸新区的走向终于尘埃落定。在陕西省发改委看来，“这是对2017年改革的深化与延伸，落实了西安全面管理的要求，进一步理顺了西咸新区管理的体制机制”。此番调整，西咸新区882平方公里规划范围，将划分为西咸新区直管区和西安（西咸新区）—咸阳共管区，前者按照“全面授权、不留空白”的要求由西安全面管理，后者由咸阳在统一框架下管理。图片来源：西咸新区总体规划其职能配置、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等制定管辖权都将收归西安，直管区国土空间规划纳入西安市国土空间规划统一编制。这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接下来西安将全面主导西咸新区的开发建设，对于西安拓展发展空间意义深远。西安朝华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单元庄对城叔表示，从现在来看，大型城市的竞争已经非常激烈，进一步扩大西安的管理权限，对西安整体面临的这种格局是有好处的。一方面增强了西安的总体实力，一方面也解决了区域行政管理的权限障碍。白永秀也认为，西安市全面管理西咸新区，意义重大。首先，西咸新区在体制上和发展方向得以进一步明确；其次，利用西咸新区的资源，可以从整体上统一规划，做强大西安；最后，也有利于西安和咸阳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西咸新区主体给了西安，一小部分也回到咸阳，有利于其安排自身发展。 “西咸一体化提了这么多年，一直在等如何一体化，这也算是有了一个结果吧。”他表示。并非“合并”一条路近年来，安徽、山东、河南等多省份陆续启动区划调整，如安徽三分巢湖做大合肥，济南合并莱芜，今年3月洛阳市也迎来撤县设区。关于西咸行政一体化的呼声也曾热闹一时。作为最早提出“西咸一体化”主张的学者，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宝通曾提出，以三分巢湖、济莱行政一体化为范本“三分咸阳”，将咸阳中心城区等区域并入西安。他认为，“若不三分咸阳，则西咸一体化难以按下加速键。” 对此，咸阳政府层面并不认同。去年10月，咸阳市委督查室在回应网友留言时透露———— 目前，我们在省市各类会议中未讨论过西安-咸阳行政一体化，所以更无西咸合并时间表。“三分咸阳”的说话只有个别学者的一家之言，未进入到官方正式文件中。时至今日，西咸一体化推进缓慢已成各方共识。此前有报道指出，咸阳坊间一直有“割咸阳肉而肥西安”之说，认为咸阳是西安做强做大的砝码，但咸阳如何实现共赢却并不明朗。因此，咸阳与西安在一体化方面一直有分歧。《咸阳日报》理论版曾刊文指出，对于陕西及西安而言，西咸一体化不只是为了“打造大西安”“GDP过万亿”，而是要跳出城墙看西安。 “要学习借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成功经验，看看先进地区都是怎么做的，不要在“安徽三分巢湖”的思维中自我设限。” “一些人觉得把咸阳合并进来，西安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现在不可能这么大的两个城市合并，两个县合并都很困难，何况是两个市。”在白永秀看来，市场经济本来就是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城市之间的融合与一体化发展，并非只有行政合并这一种。单元庄则认为，产业才是西咸一体化的根本所在。“管理权先要服务于产业发展。西咸最关键的问题是20年没有找到自己真正的产业定位，而是‘多龙治水’，没有真正从大西安真正的产业布局的角度来考虑。” 他表示，西安是中国航空业的中心，应该在西安的北部建立中国最大的航空产业基地，包括制造业，服务业和科研开发业等，并把西咸新区定位为西安的民用航空业的基地，以此为中心发展航空制造业，如客机改货机零部件等。 “不只是陕西的西安” 2020年，西安完成了两个晋级。第一个是晋级“万亿GDP俱乐部”，经济规模达到10020.39亿元。第二个是过去十年人口增加448.51万，以1295.29万跻身“全国十大人口城市”。如何在未来五年更上一层楼？站在城市以都市圈交锋的新赛道，西安要想和同能级城市比拼，甚至弯道超车，需要更大的空间，更强的产业。翻看近几年的陕西省政府工作报告，西咸一体化几乎都被明确列入当年的重点工作。而今年，在西咸一体化的后面，还加上了建设西安都市圈。根据陕西“十四五”规划纲要，西安都市圈的范围是“一核、两翼、三区、多组团”： “一核”即西安主城区、咸阳主城区和西咸新区组成的都市圈核心区，“两翼”即南部秦岭生态文化提升区和北部渭北产业转移承载区，“三区”指铜川主城区、渭南主城区、杨凌示范区等。在这种背景下，白永秀认为光把咸阳合并进来，只能解决大西安的问题，但是西安不能只是陕西的西安，也不只是西部的西安，至少应该是中西部的西安。其未来的发展需要从三个层次整体考虑：西安都市圈是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城市圈，主要是西安、咸阳、铜川、渭南等城市的半小时经济圈，这是第一个层次；将这个城市圈进行延伸，向西是宝鸡、天水，再进一步就是平凉、庆阳等，向北是延安，向东是三门峡、运城等城市，向南可以把商洛纳入进来，这是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就是西安和郑州、太原如何协同发展，呼吁打造西郑太黄河中下游经济协作区，这对中西部的发展非常重要。白永秀认为，这是一种自然而然，一层套一层的关系，不能孤立地看问题。眼下，光提西咸一体化还不到位，还需要西安和铜川、西安和渭南的一体化。省级层面上可以成立协调机构，各市之间也要有行政联合机制，进行产业划分，形成错位发展。就在前不久，西安与东边的渭南市签署战略协议，共同打造西渭东区。根据2021年渭南市政府工作报告，“十四五”期间，渭南市将深化西渭融合，积极参与西安都市圈功能布局，依托西渭东区、富阎产业协作区，服务西安、发展渭南。在都市圈发展的大潮下，消除行政壁垒，加快一体化进程正成为现实，而作为中心城市的西安，想要在未来的都市圈竞争中抢占先机，不仅需要积累自身优势，还需要辐射带动周边城市，形成梯队发展。每日经济新闻

三星堆为何间隔34年后再被发掘？为何人们感叹“越挖越不懂”？今年的3月20日，国家文物局公开了最近的科学考古发掘进展，三星堆中新发现6座“祭祀坑”，再次出土大量文物。比如说黄金面具残片、金箔、牙雕、玉琮等等500件文物。这次时隔34年的发掘，又一次把三星堆变成了“网络红人”，关于它的讨论不绝于耳。 Tips：黄金面具，是三星堆遗址祭祀区5号祭祀坑中出土的金器。经检测，其含金量约为85%，银含量约为13%至14%，还有其他杂质。最让人们关心的话题自然是三星堆文明的起源和文化之谜，但是三星堆就像一个捉摸不透的女孩。其他的遗迹文明都是越挖掘线索越清晰，但三星堆却让人感叹越挖越不懂。三星堆中到底有多少迷思等着我们去破解呢？这次我们就来好好讲讲这个充满谜团的古文明。神秘的三星堆文明三星堆文明是我国考古发现中最神秘的文化遗址，它的年代最早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又在延续了2000多年之后突然神秘消失。最让人不解的是，三星堆文明看起来和华夏其它文明毫无联系。它似乎是在这里突然出现，又神秘的消失，留给我们巨大的谜团。当初发现三星堆，和当年发现兵马俑一样都是偶然。 Tips：三星堆博物馆于1997年10月建成开放，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星堆遗址东北角，距成都40公里，是中国一座现代化的专题性遗址博物馆。共有两个展馆，展示面积近12000平方米。遗址所在地的三星村是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地名源于这里三个排列有序的小土堆。它们原本是古城墙的一部分，早在过去就已经坍塌，当地居民还会把这些土挖出来当砖烧，谁也不知道这下面居然有一个失落的古文明。直到1929年，三星村农民燕道诚祖孙三人在农活的时候，无意中打开了一个玉石坑，三星堆文物才首次重见天日。不过，见财起意的三人并未向文物部门报备，此后的几十年间又有大量文物流失，直到1936年后，有关三星堆遗址的文物以及相关研究才陆续展开。 Tips：在三星堆土堆的东北方，有另一道残破的土城墙遗址，形似弯月，被称作月亮湾城墙。于是,当地人将这样的景象称之为“三星伴月”。三星堆的首次发掘，则是在1980年5月。在这之后，1982年、1983年和1984年也进行了三次发掘，到此我们对三星堆文明的年代才有了大体清晰的认识。不过，其中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则是来自于1986年7月到9月的祭祀坑发掘中。上千件国宝级文物陆续从陪葬坑中被挖掘出来，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有三个。第一是高度达172厘米的青铜立人像，奇特的造型和夸张的风格让它有了世界古铜像之冠的美誉。第二是长143厘米，推测象征至高权利的三星堆金杖，以及造型奇特的青铜神树，其中最高的一株达395厘米，也是目前全世界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物。 Tips：商青铜神树共有八棵，其中修复完整的一棵高达395厘米，是全世界已发现的最大的单件青铜文物，被命名为一号神树。除此之外，更让人惊叹的，是三星堆古城的设计。这座古城建于商代早期，由主城墙、侧城墙以及外城墙三个部分组成，虽然说多是夯土结构，不过已经颇具规模，古城中甚至还用砖砌成了马路。而且，整座城池依旧有了军事防御的功能，可见三星堆文明的强盛。不过，对它的发掘工作在这之后逐渐放缓，以至于到今年，才又有了重大突破。为什么面对这么多的谜团，考古工作者却愿意一等再等呢? 为什么时隔34年又开始了挖掘？其实，学界对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工作一直都在进行中，只是规模比较小，所以不被大众所知。尤其是到了21世纪之后，四川省考古院又在这里相继发现了大型城址以及建筑遗迹。不过最关键的祭祀坑，也就是大规模出土文物的地方一直没有进行更深度的探索，在1986年三星堆1、2号坑发掘结束之后，其他部分并未掘开，而是开始建造平台保护，其他部分就被压在了下面。 Tips：三星堆的青铜雕像群是一批受人顶礼膜拜的权威、偶像，既象征着天神、地祇、祖先神等，也代表着国王及巫师一类世俗领袖或精神领袖。至于原因，其实和兵马俑没有全部挖完的理由一样，保护技术还不到位。比如说兵马俑本来是彩色的陶俑，不过在挖出来之后，颜料迅速氧化，才变成了土灰色。这对我们来说可是莫大的损失。尤其在34年之前，人们是用锄头、小手铲之类简单的工具，直接在露天环境下进行的，对文物破坏非常大。所以考古工作一直以保护为主，挖掘为辅。一般只有工程建设时发现古遗迹，考古队才会对这片区域进行抢救性发掘，把所有文物全部清理出来。不过到了现在，科学技术水平的进步，让考古工作更加细致专业。 Tips：兵马俑大部分是采用陶冶烧制的方法制成，先用陶模做出初胎，再覆盖一层细泥进行加工刻画加彩，有的先烧后接，有的先接再烧。这次挖掘的六个祭祀坑，全部被钢架玻璃结构仓保护，内部的温度和湿度都可以调整，这样出土文物便不会因为环境的快速变化而失去重要的信息。所有工作人员也都穿着防护服，直接在可升降平台上清理遗迹，避免了直接脚踩造成的尴尬。除此之外，场外还配备了多个实验室进行辅助，可以第一时间保护有机物和无机物的氧化，甚至还可以做微痕迹检测，尽可能多的保护文物刚出土时的关键信息。这比34年前肩挑手挖，拿着筛子过滤的粗糙手法先进了太多，也是我们终于下定决心搞懂三星堆文化的契机。 Tips：氧化一般指氧化反应。物质与氧缓慢反应缓缓发热而不发光的氧化叫缓慢氧化，如金属锈蚀、生物呼吸等。剧烈的发光发热的氧化叫燃烧。为什么说越挖越看不懂？不过，随着挖出来的文物越来越多，关于它的种种谜团，却并未减少。这就让人非常头疼了。关于三星堆的疑问太多，小编在这里大体梳理几个关键点，大家就能明白它为何让人头疼了。首先是三星堆的文化渊源，以及最后为何突然中断？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华夏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是这里的先民第一个从蛮荒时代进入文明历程，才有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不过巴蜀地区发现的三星堆文明印证了另外一种理论，就是中华文明是多地起源后，逐渐融汇形成的。 Tips：三皇五帝中三皇是指远古三皇（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后增补伏羲氏等作为“三皇”。五帝是指远古五方上帝，后增补黄帝公孙轩辕等五位上古部落首领作为“五帝”。关于古蜀文明的情况，我们除了这些发掘出来的遗迹之外，却找不到更多的线索。虽然有学者提出，现在的彝族文化中，可能保留了古蜀文明的文化，但在学术上却并不被大家认可。因为，对比之下，差别还是太大太明显了。所以到现在，我们依旧找不到三星堆文明的源头和去处，它在距今2800年前突然消失。至于原因，到现在依旧是争论的焦点。有学者提出，三星堆文明是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被迫中断的。但是就目前的发掘结果来看，土层中完全找不到洪水冲刷留下的沉积层，所以该说法不了了之。有人提出灾难迁徙，却依旧找不到相关的线索。三星堆的古人就像玩沙子的小孩，在这儿玩腻了就埋掉所有东西，拍拍屁股走人了。 Tips：古蜀文明，是指从远古时期到春秋时期早期，产生于我国今西南地区（包括四川省和重庆市等地）不同于中原文明却又与中原文明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古文明。对此，甚至有人把它和玛雅文明联系起来。因为它们之间的人像都有相似的特点，都有夸张的面部轮廓，看着不像人类。而玛雅文明一直都有外星起源的说法，所以有人认为，三星堆可能是外星人在地球上创造的文明，之后因不明原因离开了地球。不过，这种说法也只是捕风捉影，没有充足的证据。三星堆的人从何而来，又去了哪里，到现在依旧是个谜。祭祀坑中的文物究竟是干什么的？虽然依据习惯，我们把三星堆大量出土文物的土层称为祭祀坑，但是它的用途究竟是什么，我们到现在也说不清楚。 Tips：祭祀，是一种信仰活动，源于天地和谐共生的信仰理念。据现代人类学、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人类最原始的两种信仰：一是天地信仰，二是祖先信仰。这里出土的文物并没有统一的性质。如果说是用来祭祀的，那么坑中的文物就应该都是宗教用途的器物。比如说，在其中发现的青铜面具，以及青铜神树，据猜测，应该都是祭祀用品，此外还发现了大量被焚烧过的象牙。要知道，古代最早的祭祀方式，就是通过焚烧祭品的方式与鬼神沟通。所以这里发现的东西，确实都有祭祀品的属性。但是，在这里还发现了象征王权的文物。比如说发现的纯金手杖，就被认为是位高权重的人才能用的东西，他可能是这里的王，或者是集政治宗教于一身的领袖。无论如何，把自己的手杖扔进祭祀坑中该作何解释？而且在这之中还发现了172厘米的青铜立人像，它很有可能是三星堆王者的象征。所以说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这里其实是一个陪葬坑。 Tips：三星堆出土的金杖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重463克。金杖是用金条捶打成金皮后，再包卷在木杖上的。不过，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任何墓葬相关的线索，所以看起来也不像陪葬坑。而且最离谱的是，这里的很多器物都有被人为破坏和焚毁的痕迹，比如说青铜神树，刚发现的时候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它们都是一堆砸得稀烂、还被火烧过的“破铜烂铁”，直到被拼接复原之后，大家才明白原来这东西如此庞大而且精美。所以还有一种猜测，就是这些器物是被迫迁徙时，集中埋葬的。不过，因为找不到战乱和迁徙的理由，这种理论也只是假说而已。因此，这些器物究竟是用来干什么的，其实到现在依旧没有定论。 Tips：三星堆中最受瞩目的金面具残片与金沙遗址的金面具在造型上极其相似，加之两地都发掘出了象牙、青铜器等文物，因此印证了两个遗址一脉相承的文化渊源。此外，这些文物的建造技术以及风格也有很多不明显的地方。首先说建造技术。在三星堆中发现了薄如蝉翼的黄金面具，很难想象4500年前的古人是如何用手工的方式捶打出金箔来的。而且最夸张的还是发现的六株青铜神树，其中一棵高达395厘米，而且顶部还有缺失，估计真实的高度应该达到了5米。以前一直被我们当做世界最大的古青铜器，后母戊鼎，高度才1.33米，和神树比起来简直是小儿科。 Tips：商后母戊鼎，又称司母戊鼎，是商后期（约前十四世纪至前十一世纪）铸品。于1939年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展厅内。这两者建造的年代相差不多，很难想象巴蜀文明当年究竟繁盛到了何种地步。炼制这些器物需要高超的冶炼技术，以及细致的分工和足够的劳动力。我们除了可以推测出已经有王权出现指挥协作外，其他的一概不知。为什么要把人脸做成招风耳，突眼睛？面具上的耳洞是夸张手法，还是说当年就已经流行打耳洞了？以及像方向盘的青铜太阳轮，究竟是太阳神的化身，还是天文的测量仪器？出土的文物越多，人们越搞不懂三星堆人当年究竟在想些什么。 Tips：青铜太阳轮，出土于三星堆，距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其状若车轮，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古人塑造的太阳。其实，所有关于三星堆的疑问，都和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有关。那就是，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没有发现文字遗留。这很奇怪，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上，除了有一些疑似文字的花纹外，完全找不到铭文之类的痕迹。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都不确定这个文明到底有没有发明文字。如果说没有发明，那么这些建造协作，就全是靠口头交流完成的。这在我们看来完全不可思议，因为没有文字，法律、制度以及分工协作和资源记录，就很难形成一个体系。 Tips：甲骨文，是中国的一种古老文字，又称“契文”、“甲骨卜辞”、“殷墟文字”或“龟甲兽骨文”。是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成熟汉字。所以目前我们认为三星堆应该是有成熟的文字系统的。只不过，这些文字遗留，我们现在还没有发掘出来罢了。又或者，三星堆文明习惯把文字写在木头等不易保存的有机物上面，才造成了如今的遗憾。希望，以后在更多的发掘工作中，我们可以找到三星堆的文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去理解巴蜀古人的所思所想。

古代朝廷是如何解决光棍过多的问题的？虽然每个人的人生都不尽相同，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一些重要的人生节点还是特别相似的，对于如今的年轻人而言这个节点很有可能是离开校园进入社会。不过对于古人来说，成家显然是他们最看重的一件大事。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成家立业的说法，相较而言，立业显然是更高的追求，而成家则是人生的底线。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盛行，家族是社会的最重要组成单位，为了家族的延续，传承香火是每个家族成员的头等大事，这也是为什么成亲对于古代的每个年轻人都那么重要。不过在中国古代的时候，由于重男轻女思想的风行，导致在很多时期会出现男女比例失调的现象，这让社会上出现了大量“光棍”，那么中国古代政府又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一、逼迫适婚女性出嫁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年轻人的结婚年龄正在不断推后，不过在古代的时候，人们的成婚年龄无疑是远远早于现在的，许多人甚至在十三四岁的时候便成亲了。不过那时也有不少女性选择晚婚，这可能是因为她们对于自己的父母十分留恋，也可能是因为她们暂时没有找到心仪的伴侣。这本来是一种基于个人意志的自由选择，但是在封建统治者看来，适婚女性待字闺中无疑会让单身男性的数量上升，这也不利于人口的增长的，对于国家生产力的进步无疑是有负面影响的。为了缓解这一现象，从汉朝时开始，封建统治者们就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来逼迫年轻女性出嫁。比如在汉惠帝刘盈在位的时候，其就出台了相关的规定，如果一户人家有超过十五岁的女孩没有出嫁的话，那么他们每年要向朝廷缴纳六百钱的税款，这个数目在当时不是普通人家能够承受的。因此他们只能赶紧为自己的女儿寻找夫家，这一政策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在西晋刚刚建立的时候，国家刚刚从三国乱世中安定下来，多年的战乱让国家的人口出现了大幅下降。为了快速增加人口数量，晋武帝司马炎也出台了和刘盈相似的政策，只不过他将女孩的年龄限制放宽到了十七岁，他规定如果女孩在十七岁时依然没有成婚，那么当地的地方官员有权力为其指定结婚对象。这虽然不像汉朝初年那样会给家庭带来直接经济损失，但是谁也不愿意将自己女儿一生的幸福交到外人手里，因此在这条政令颁布之后，大量女性都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出嫁。这让晋朝初年的人口恢复速度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在刘宋成立的时候，国家也和西晋那般经历了长期的战乱，因此他们也出台了类似的政策，不过对比之前两朝的政令，刘宋政府无疑是最严格的。在《宋书·周郎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也就是说如果女孩在年满十五岁之后还没有出嫁的话，他的家人都要因此遭受牢狱之灾。由于其惩罚十分严苛，因此其效果也是最佳的，刘宋境内一时间，嫁娶的队伍络绎不绝，让其国内的人口取得了快速恢复。相信看到这里有人会说这三个政策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解决光棍问题而是恢复人口，因为在乱世之后年轻单身男性的数量其实是要少于女性数量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强制政策确实降低了女方的择偶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也帮助到了这些光棍。二、政府对于再嫁的支持现在在我们提到中国古代婚姻伦理观的时候，往往会强调旧社会对于女性贞洁的重视，许许多多的烈女故事也印证了这一观点。不过实际上在理学取得思想界的绝对优势地位之前，百姓们虽然对于寡妇再嫁颇有微词，但是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尤其在宋朝之前，虽然儒家思想也占据主流地位，但是人们对于贞洁并不是十分重视，尤其在隋唐时期，由于此前中国一直处于南北分立的状态中，因此北方政权或多或少也受到了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在他们的文化传统中，寡妇再嫁是一件十分普遍的事情，弟弟娶寡嫂，或者后母嫁继子这样的事情司空见惯，这对于他们来说可以最大化运用适龄女性的生育力，对于部族的发展大有好处。因此在唐朝初期，寡妇再嫁成为了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而且当时国家长期处于战争之中，大量军人牺牲在了前线，他们的妻子都成为了寡妇，在战后如果不放开寡妇再嫁，那么适龄女性的数量显然是不足的，因此唐朝时期人们对于婚姻的看法是十分开放的，这也扩大了单身青年的择偶选择，有利于光棍问题的解决。从宋朝开始，理学逐渐成为了思想界的主流，其对于女性婚姻道德的要求达到了历史的峰值，这让寡妇再嫁一事面临着极大的社会阻力。后来的明清两朝，其政治思想上在继承了宋朝的大体框架下还有一定的发展，因此寡妇再嫁的难度也变得越来越大。不过即使在明清时期，民间依然存在寡妇再嫁的情况，当地的政府对于这种事情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明白相比于道德要求而言，人们成家立业的需求才是更关键的。不过娶寡妇在当时还是要承受一些舆论压力的，因此除了常年找不到伴侣的光棍之外，很少有人会选择娶寡妇。因此适当开放再嫁也就成为了解决大龄光棍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为了鼓励这些光棍们娶寡妇，明清时期，有些地方的政府甚至还会向他们宣传这样做的好处，这样的宣传和鼓励，不仅可以让光棍们对这件事有更清楚的认识，也可以减轻他们的心理负担。在清朝的时候，政府还在部分地区设置了“官媒”这一部门。这些部门中的官吏主要负责将一些未婚的男女安排到一起生活。那时许多寡妇在丈夫去世之后生活难以为继，成为了流民，她们就很容易被官媒捉住强行许配给光棍们。这也是政府解决光棍问题的方法，只不过对于那些女性来说未免太过残忍。三、政府的其他手段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种主要方式之外，封建时期的政府还有一些其他的手段来解决光棍问题。其中最常见的便是对于富贵人家纳妾数量的限制。古代的时候虽然名义上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度，但是在正妻之外男子是可以纳妾的，如果富贵人家纳妾的数量太多，那么社会上的适龄女性自然会减少，这无疑会加剧光棍的问题。为了缓解这一现象，中国各朝政府对纳妾的数量都做出了一定的规定。在身份体系相对明晰的周朝和汉代，士大夫和公卿们的纳妾数量是有明文规定的，除非这些人有极大的功劳，才有可能多纳几个小妾。而到了后世朝代，政府则会根据品级来限制公卿的纳妾数量。在明朝的时候，朱元璋甚至还限制了皇室成员的纳妾数量，这对于光棍问题的解决是有一定促进作用的。不过政府的行政力量对于政界之外的行商富户来说约束力是相对有限的，因此一些富商大肆纳妾的情况也是很多的。这也是为什么虽然历朝历代对于纳妾的限制变得越来越严格，但是富户纳多房小妾的现象在民间依然屡禁不止的原因。既然行政力量无法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单身的男青年们就只能选择其他的解决办法。比如在古代一些偏远地区，便存在着一妻多夫的现象。不过这虽然能够解决单身男性的生理需求，但是却无法让他们拥有完整的家庭，也不能给他们心灵上的慰藉。综上我们不难看出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时期，在面对光棍数量过多现象的时候，政府往往会采取一些强制性手段，来迫使年轻适龄女性嫁给他们。尤其是清朝时设立的官媒，更是达到了强制嫁娶的巅峰，这对于那些女性来说显然是不人道的。不过在更多的时候，古代政府其实只是采取了一些行政手段，来逼迫年轻女性们出嫁。那就是用压缩时间的方式来降低她们的择偶需求，其本意只不过是为了尽快让她们快点嫁人，从而提高国内的人口增长速度，来供他们剥削。对于那些找不到妻子的单身光棍们，朝廷其实是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同情的。更关键的是，在封建政府看来，年轻的男性和女性只不过是他们眼中的工具，他们对于这种强迫结成的婚姻完全不重视，丝毫不会考虑这样的关系会不会让两个人蒙受不幸。古代的女性更是被政府视作生育的工具，这对她们显然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因此在面对婚姻问题的时候，解决问题固然重要，但如果某些解决方式会造成极大的伤害，那我们是万万不能选择的。

柳宗元的一生：一贬再贬，被贬进了“唐宋八大家” 柳家是河东的名门望族，因此被称为“柳河东”。而柳宗元不仅家世好，还才华横溢。在柳宗元13岁那年，朝廷平定了李怀光叛乱。崔中丞想向朝廷上表祝贺，找他代笔。随后，柳宗元凭借这篇《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得到了皇帝的称赞。一时间柳宗元名声大噪，成了家喻户晓的神童。所谓“名利双收”，不过如此吧。柳宗元二十一岁那年，柳宗元考中了进士。二十一岁的进士意味着什么？有句话叫“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30岁考上明经，已算晚矣；50岁考中进士，犹未迟也。而柳宗元并没有因此骄傲。得之不加荣，丧之不加忧，苟成其名，与远大者何补焉！考中了，也不觉得有多荣耀；没考中，也不会忧伤。因为考取功名，对于我这样胸怀远大的人，有什么裨益呢？二十六岁时，柳宗元担任了他人生中第一个官职——集贤殿书院正字（皇家图书馆管理员）。此时，柳宗元与韩愈、刘禹锡一见如故，三人经常喝酒唱和，不醉不罢休，俗称“中唐铁三角”。公元805年，李诵登基即位，是为唐顺宗。唐顺宗甫一继位，就开始革除弊政。柳宗元、刘禹锡和韦执谊，成了革新派的主力。为什么要改革？ “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 “天子熟视，不知所为。” 藩镇割据情况严重，节度使们各自盘踞几个州，而面对这种局势，皇帝却无能为力。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白居易《杜陵叟》还有无数苛捐杂税剥削着百姓。在这种情势下，革新派登场。柳宗元等革新派颁行的一些改革措施反响不错，“人情大悦”，“百姓相聚，欢呼大喜”。老百姓高兴了，但守旧派却很不爽。因为革新措施已经触犯了守旧派的利益。起初，改革进行得较为顺利，毕竟革新派有唐顺宗这么硬的后台，守旧派也不敢怎样。直到后来，唐顺宗中风病倒了。宦官趁机逼迫唐顺宗禅位给太子李纯。李纯上位，是为唐宪宗。因宦官有扶立之功，唐宪宗自然亲近宦官。此时革新派遭到了打压。先是王叔文、王伾被贬，而后柳宗元和刘禹锡等八人也被贬为远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柳宗元被贬到永州任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永州司马是个没有实权的官职。没有实权也就罢了，朝廷就连职工宿舍也不给安排。大雪纷飞的寒冬，柳宗元带着67岁的母亲，一路颠沛到了永州，却发现没有住处，晚上只好借住在龙兴寺里。戏凫鹳乎中庭兮，蒹葭生于堂筵。 ——柳宗元《小石潭记》龙兴寺是一座破庙，刚搬进去的时候，中庭杂草丛生，是野鸟的游乐场。涉野有蝮虺大蜂……近水则畏射工沙虱。 ——柳宗元《与李翰林建书》永州环境恶劣，蝮蛇、马蜂横行野外，水中游荡着毒虫。然而古代文人好像都有一种能力，明明被贬到穷山恶水，却好像在游苏杭似的。在柳宗元笔下的永州，有“水尤清冽”的小石潭、“萦青缭白”的西山、“有树环焉，有泉悬焉”的钴鉧潭……导致柳宗元的文人朋友们看了他写的山水游记后都想来永州游玩。可柳宗元还是被一首诗出卖了自己掩饰好的内心。江雪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江上人鸟声俱绝，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银装素裹的世界里，只有一点黑。那是独钓江上、披蓑戴笠的渔翁。渔翁被大雪封杀，找不到一个同伴；而柳宗元被朝廷封杀，寻不到一线转机。公元814年，柳宗元被贬永州的第十年，被征召回朝。投荒垂一纪，新诏下荆扉。疑比庄周梦，情如苏武归。 ——柳宗元《朗州窦常员外寄刘二十八诗,见促行骑走笔酬赠》接到朝廷的诏书，柳宗元高兴坏了，回长安的路上，他骑在马上，心情堪比苏武归汉，总怀疑这只是一场梦。汨罗遇风柳宗元南来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当年被贬永州时，柳宗元就没像屈原那样绝望，他坚信自己迟早会再被朝廷起用。 “希望汨罗江的春风助我乘风破浪，及早回到长安，效力朝廷。” 好景不长，刘禹锡因一首《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被小人举报。明摆着就是一出文字狱，但唐宪宗信了，于是，刘禹锡、柳宗元等再度被贬。柳宗元和刘禹锡一道前往被贬之地，到达湖南衡阳时告别了。这是柳宗元与刘禹锡最后一次见面。《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柳宗元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平。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永州十年艰辛，憔悴枯槁进京；长安三旬未尽，奉旨谪守边庭。踏上汉时故道，追思马援将军；昔日石人何在，空余荒草野径。你我无心攀附，奸佞诽谤忠臣；诗文竟致横祸，劝君封笔隐名。今日生离死别，对泣默然无声；何须临河取水，泪洒便可濯缨。 819年（元和十四年），唐宪宗实行大赦，在裴度的说服下，唐宪宗敕召柳宗元回京。十一月初八，柳宗元在柳州因病去世。享年47岁。

“躺平”的最高境界：竹林七贤魏晋时期，嵇康、阮籍、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七位名士曾一度隐居在山阳(今河南省修武县)的竹林里，历史上给了他们一个十分响亮的称呼——竹林七贤。用当下的视角看，竹林七贤可谓是一个典型的“躺平”团体。竹林七贤形成及活动的时间学术界仍有一些争议，大致是魏齐王嘉平年间，即公元249-254年。他们在嵇康山墅的竹林里聚会活动，主要内容就是喝酒和清谈。《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之‘竹林七贤’。” “七贤”分两个层次，阮籍、嵇康、山涛三位是主要人物，为第一梯队；其余四人为加盟者，为第二梯队。在阮、山、嵇三巨头中，嵇康年纪最轻，也最活跃，是七人实际上的精神领袖。《晋书·嵇康传》说：“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盖其胸怀所寄，以高契难期，每思郢质……”“郢质”可以理解为旗鼓相当的思想交流伙伴。可见嵇康本来就是天性聪颖却喜好老庄，对世俗的欲望比较寡淡之人。比起入仕理政，这样的人物自然更愿意隐居竹林，轻轻松松地“躺平”。竹林七贤的“躺平”方式是喝酒和清谈。他们相聚在竹林中，一边随意地喝酒，一边讨论一些他们共同感兴趣的哲学问题，彼此之间保持着一种高雅的默契。正如《世说新语》中所记载的他们“任意酣畅”那般，他们的酒量都很大，刘伶的酒量尤其大。忘乎所以地痛饮，足以解忧，足以化解胸中的块垒，也比较容易使“七贤”的言行超出传统悠久的社会规范，越出“礼”的界限。大肆痛饮既是超越礼仪和名教的表现，同时也是作风放达的风雅借口，比如刘伶酒后“或脱衣裸形在屋中”，按照自己的本性和意愿去生活和行动，在森然的礼教之下超越流俗，解放自己。当然，想要与竹林七贤一起“躺平”，单纯酒量大是远远不够的，还得有学识。能痛饮只能算个酒徒，但是有学识的人能喝酒就是名士了。竹林七贤皆是才华横溢、不媚权贵、崇尚虚无、放荡不羁的豪爽之士。他们是一批有思想有才华的精英，聚集在一起是为了交流思想。阮籍和山涛是可以成为嵇康清谈对手的人，第二梯队的四个人也是相当具有水平的伙伴。比如王戎“善发谈端，赏其会要”；向秀则是著名的理论家；阮咸精通音律，尤其善弹琵琶。在清谈过程中，他们每个人都保持自己的观点并相互交换，以至于辩论。竹林七贤辩论的题目引导了一代潮流。在嵇康的主导下，他们讨论“声无哀乐”“自然好学”“宅无吉凶”等问题。直到东晋初年，名士们清谈的题目中，嵇康开辟的论题占了很大的比例。魏晋时期，时代风气及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导致当时许多文人志士均有竹林七贤这般放歌长笑、潇洒飘逸的放达生活之志，并且纷纷效仿。一时之间，竹林名士之风蓬勃兴起。竹林七贤打着无为的旗号，提出“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他们皆是读圣贤书成长的，信奉仁义道德，满怀抱负，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让他们迷茫、痛苦，于是只能避世于竹林之中。他们不仅是七个人，更体现了魏晋时期读书人的郁闷与无奈。不过实际上七人在一起活动的时间并不长，其中几人的代表诗作也并非这一时期所作。 1960年4月，考古工作者在南京西善桥宫山北麓一处刘宋时代的古墓室中发现了“竹林七贤”画像砖。这座墓室的南北两侧各有用将近300枚模印砖块拼嵌而成的画像，保存得很完整，共画八人：南壁由外而内为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北壁由外而内则为向秀、刘灵（伶）、阮咸、荣启期。画像中加上安贫乐道的荣启期，应是为了构图对称。砖画中，诸人或饮酒长啸，或演奏乐器，十分快活的样子。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活脱一幅“躺平图”。

释读金文破解何尊的七重谜题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国家一级文物何尊以“最早的中国”铭文蜚声海内，殊不知这件国宝还隐藏着众多关于周代历史的重大秘密，历代学者从未停止对其的探索。何尊铭文计十二行、一百二十二字— 专家释读多有不同。我们先来录版本之一如下：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丰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 “昔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呜呼！尔有虽小子无识，视于公氏，有勋于天，彻命。敬享哉！” 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诰。何赐贝卅朋，用作庾公宝尊彝。唯王五祀。迁宅？迁邑？迁都？我们知道青铜器铭文称为“金文”，释读的第一步需要作“隶定”，即用现代汉字的笔法书写古文字字形，以确定其所对应的汉字。对于铭文中的第四个字，即下图①, 隶定的结果即②。其右侧从邑，就是现代汉字中的右耳。左侧之字古通③，依此转写后即为④，《说文解字》中这个字为一地名。有学者如历史学家杨宽以为在何尊中，此字即④用作右侧无“邑”的③字，应当断句为“唯王初③，宅于成周”。而《说文》对③字的解释为“升高也”。所以是指周公还政于成王，成王初践天子位。《尚书·洛诰》也记载洛邑即成，周公还政之事。如此可备一说，接下来分析可知，还政成王并不在始建洛邑之年。 ③有一个通假字，即⑤，也就是繁体的迁字。古文字专家唐兰认为迁宅即为迁都。目前这一解释支持者寥寥，因为我们知道西周时期镐京与洛邑都是政治中心，是事实上的双都制，一些学者为避开未曾迁都的矛盾，而把此字解作“陻(yīn) ”、“壅”、“禋(yīn) ”，但无充足的依据。实际上“迁宅”就是徙居的意思。关键是这里指谁人之徙居。《尚书·多士》及《史记·周本纪》都记载了周人迁大量殷遗民于洛邑，有学者认为指此。然而殷民之迁在大规模营建前就已开始，与“初迁”意不相符。同时周王朝的一些贵族、官员也随着成周的修建来到这里，宗小子就可以认为属于此类人。细究之下，这里的“初迁宅”还是指成王而言，是成王在营建成周工程启动后第一次来视察。本文接下来的“京室何处”、“五祀何年”章节会对此进一步阐释。近来也有人提出，④是③与邑的合字，类似情况在金文中是有的。利簋铭文第一字即“武王”二字的合字如此即为迁邑，含有迁都之意。《尚书·召诰》中即有“宅新邑”之语，可为一证。当为新解，其意近似。通读铭文，“宅兹中国、自玆乂民”——成王告诫宗小子迁宅洛邑是武王遗愿，暗含不容异议的严厉口吻，也说明当时周室是计划将建成的洛邑作为永久唯一都城的。为何后来又演变为双都制下的东都呢？我们再另辟新文深入讨论。

一个通假字，即⑤，也就是繁体的迁字。古文字专家唐兰认为迁宅即一个通假字，即⑤，也就是繁体的迁字。古文字专家唐兰认为迁宅即为迁都。目前这一解释支持者寥寥，因为我们知道西周时期镐京与洛邑都是政治中心，是事实上的双都制，一些学者为避开未曾迁都的矛盾，而把此字解作“陻(yīn) ”、“壅”、“禋(yīn) ”，但无充足的依据。实际上“迁宅”就是徙居的意思。关键是这里指谁人之徙居。《尚书·多士》及《史记·周本纪》都记载了周人迁大量殷遗民于洛邑，有学者认为指此。然而殷民之迁在大规模营建前就已开始，与“初迁”意不相符。

同时周王朝的一些贵族、官员也随着成周的修建来到这里，宗小子就可

·国语》、《礼记》均记载 “(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祖” ·国语》、《礼记》均记载 “(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祖”、“宗”最初指不同的祭祀祖先的方式。又：武王自丰居镐, 诸侯宗之, 是为宗周。 ——晋皇普谧《帝王世纪》镐京乃武王所建，武王之周，故称宗周。“成王”、“成周”者，均周业始成之意。洛邑为成王之周，成周指洛邑无疑。王朝步自宗周，至于丰。 ——《尚书·毕命》《毕命》作于康王时期，这时已经用宗周来代指镐京。康王早晨就能从宗周步行到达丰邑，也说明部分历史爱好者解成周为镐京、宗周为周原是站不住脚的。

释读金文破解何尊的七重谜题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国家一级文物何释读金文破解何尊的七重谜题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国家一级文物何尊以“最早的中国”铭文蜚声海内，殊不知这件国宝还隐藏着众多关于周代历史的重大秘密，历代学者从未停止对其的探索。何尊铭文计十二行、一百二十二字— 专家释读多有不同。我们先来录版本之一如下：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丰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 “昔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呜呼！尔有虽小子无识，视于公氏，有勋于天，彻命。敬享哉！” 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诰。何赐贝卅朋，用作庾公宝尊彝。唯王五祀。迁宅？迁邑？迁都？我们知道青铜器铭文称为“金文”，释读的第一步需要作“隶定”，即用现代汉字的笔法书写古文字字形，以确定其所对应的汉字。对于铭文中的第四个字，即下图①, 隶定的结果即②。其右侧从邑，就是现代汉字中的右耳。左侧之字古通③，依此转写后即为④，《说文解字》中这个字为一地名。有学者如历史学家杨宽以为在何尊中，此字即④用作右侧无“邑”的③字，应当断句为“唯王初③，宅于成周”。而《说文》对③字的解释为“升高也”。所以是指周公还政于成王，成王初践天子位。《尚书·洛诰》也记载洛邑即成，周公还政之事。如此可备一说，接下来分析可知，还政成王并不在始建洛邑之年。 ③有一个通假字，即⑤，也就是繁体的迁字。古文字专家唐兰认为迁宅即为迁都。目前这一解释支持者寥寥，因为我们知道西周时期镐京与洛邑都是政治中心，是事实上的双都制，一些学者为避开未曾迁都的矛盾，而把此字解作“陻(yīn) ”、“壅”、“禋(yīn) ”，但无充足的依据。实际上“迁宅”就是徙居的意思。关键是这里指谁人之徙居。《尚书·多士》及《史记·周本纪》都记载了周人迁大量殷遗民于洛邑，有学者认为指此。然而殷民之迁在大规模营建前就已开始，与“初迁”意不相符。同时周王朝的一些贵族、官员也随着成周的修建来到这里，宗小子就可以认为属于此类人。细究之下，这里的“初迁宅”还是指成王而言，是成王在营建成周工程启动后第一次来视察。本文接下来的“京室何处”、“五祀何年”章节会对此进一步阐释。近来也有人提出，④是③与邑的合字，类似情况在金文中是有的。利簋铭文第一字即“武王”二字的合字如此即为迁邑，含有迁都之意。《尚书·召诰》中即有“宅新邑”之语，可为一证。当为新解，其意近似。通读铭文，“宅兹中国、自玆乂民”——成王告诫宗小子迁宅洛邑是武王遗愿，暗含不容异议的严厉口吻，也说明当时周室是计划将建成的洛邑作为永久唯一都城的。为何后来又演变为双都制下的东都呢？我们再另辟新文深入讨论。洛邑/镐京——成周何指? 铭文开篇即写明成王宅于成周，"周”本地名，即渭水北岸、岐山南麓的周原。当年古公亶父率领族人迁到这里定居下来，从此被称为“周人”。后来又在丰、镐建都，就把“周”的地名带到那里。王朝步自周, 则至于丰。 ——《尚书·召诰》这里的周指镐京。此时镐京与岐周已易混淆。东都洛邑筑成之后，为避免进一步的混乱，分别用周、宗周、成周来区分三地。所以宗周、成周之名始于成王，在此之前的青铜器中没有出现此称便是证明。在成王以后的大量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周”作地名出现时始终指周原、岐周。

逻辑和证据说明夏朝真的存在！甲骨文卜辞和《竹书纪年》可对应瓷器鉴定真知堂真知堂上古史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夏朝的年代推定为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间，前后共计471年。关于夏是否存在的问题，由于受西人思想之影响，近年来民间多有争论。其实，对于专业研究人员来讲，这完全不是问题。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虽然没有辨识出夏字，但对商汤以上七代先祖，从王亥到上甲，再到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记载得很详细。而战国史书《竹书纪年》则对应记载了同时期夏朝的王者。两相对照，夏商并立，夏为大国，后来亡于商，清清楚楚。夏商并立，从逻辑学说起大学的时候，笔者学过《逻辑学》、《证据学》和《刑事侦查学》。逻辑学上有一个著名的“三段论推理”，因为论证夏朝存在需要这个推理公式，我先来给大家科普一下。三段论式推理，有一个大前提，有一个小前提，有一个结论。举例如下：大前提，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是胎生的。小前提，鲸鱼是胎生的。结论，鲸鱼是哺乳动物。按照这个三段论式推理，我们来推一推夏朝是否成立。大前提，商汤建国之前有一个朝代或大国。小前提，夏是商汤攻灭的大国。结论，所以夏朝是存在的。那么，按照证据学所说的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来分析，夏朝是否存在呢？直接证据，科学考古出土与夏朝年代对应的带有夏铭文或徽章的器物。间接证据，商朝之前的大国器物，商代记录夏朝历史的文献或实物。辅助证据，周代文献对夏朝的记载，周代实物对夏的记载。好了，我们先来看看到底有哪些证据可以用来证明夏朝的存在。首先，由于没有发现夏代的长篇文字，仅仅发现一些陶器上的符号。就算以山西临汾陶寺遗址出土的夏朝之前带有两个朱书文字的陶罐为证据，本着孤例不证的原则，无法肯定夏朝存在。所以，夏朝存在的直接证据无。其次，第一，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其年代和史书记载的夏代纪年吻合，其第三期出土的青铜爵一类礼器和绿松石镶嵌铜牌一类高等级铜器，指向夏朝。第二，《诗经商颂》是商朝后裔宋国人祭祀祖先的颂歌，里面明确指出商朝开国之君商汤灭了夏。“韦顾既伐，昆吾夏桀。”且指出灭亡的夏王名为夏桀。第三，《尚书汤誓》记录的商汤伐夏的战争宣言。不过，这个《汤誓》可能是春秋时期后人修改过了的版本，只能作为辅助证据。第四，甲骨文卜辞里对上甲到商汤的记载，可以证明商汤之前商族还有六代先公。以一代25年计算，商汤建国之前应该还有150多年先商历史。如果能找到同时期的夏朝历史，则可证夏商曾经共存并立。《竹书纪年》里对此记载很清楚。综合以上来看，夏朝存在的间接证据比较充分。辅助证据就非常多了，先秦文献里比比皆是，著名的春秋铜器秦公钟等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都有相关记载。这件青铜器证明大禹不是传说！夏朝真的存在？真知堂说上古史只不过由于距离夏朝比较远，真知堂把这些证据全部算作辅助证据。商王亲自祭祀夏禹！这件青铜器的发现很重要|真知堂上古史研究甲骨文卜辞中商汤之前的先公我们还是先从商人那里去寻找夏朝存在的证据吧。对于认为夏朝不存在的人而言，据说目前在几十万片甲骨文里，没有发现夏字是主要依据。其实，目前甲骨文可辨识的字一共4300多个，而一百多年来经过学者们不断研究，仅辨认出1500多个字。所以，说甲骨文中没有夏字就没有夏朝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以郭沫若，胡厚宣为代表的上古史学者，普遍认为甲骨文中的土方就是夏朝遗民。笔者也有论文认为，鬼方亦为商对夏朝遗民之称呼。详见；这方国以鬼自命，打不赢就跑，商王武丁也没办法|真知堂说上古史当然，这些都不能算作可靠证据。真正可信的是一个推论，也就是前面说的：商汤灭夏之前有七世先公，按30年为一代来算，商汤七世祖王亥时期和商并立的大国，就是商汤所灭的大夏！那么，甲骨文卜辞里是怎么记载商汤以前的七世祖的呢？我们从已经辨识出的甲骨文卜辞来看看吧。真知堂按：商代的王均以十日（天干）为名。十日，又叫十天干，分别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也就是十进位制。商汤，名为大乙，又叫天乙。我们熟悉的商纣王，名为帝辛。著名的王后妇好也名辛，她的丈夫就是武丁。武丁，是商后期最伟大的王者，史称殷高宗，在位五十九年。从商后期武丁开始祭祀非常繁复。据说祖庚、祖甲时期把先王全部祭祀一遍需时32旬，到帝乙，帝辛时期，祭祀完一遍需要36-37旬，也就是整整一年时间。武丁时期最重视的先公是上甲微。真知堂按：所谓先公，就是商汤建立商朝之前的商族首领。所谓先王就是商朝历代的王者。《国语鲁语》上讲；“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 真知堂按：契，是商的始祖。报，就是匚，是遗址祭祀的名称。《史记》上说的报乙，报丙，报丁分别是商汤的五世，四世，三世祖。上甲微是商人第一个以十天干为名的先祖，又灭了有易（今河北北部，北京一带）部落，商人在上甲手里强大起来。商国在六世之后传到大乙汤手上，终于翦夏成功，上甲居功甚伟！所以后世商王都特别重视上甲。甲骨文中凡是合祭先公先王的，多从上甲开始。 “幼自上甲至于多后衣。”（帝乙时期前2.23.2:；通296）类似的甲骨文卜辞还有很多，下面这一条最重要： “乙未，酒&品上甲十匚乙三匚丙三匚丁三示壬三示癸三大乙十大丁十大甲。。。。”（粹112；后上8.14+戬1.10+善斋藏片）这条卜辞，明确记载了从上甲到大甲（即商汤之孙，被伊尹流放的太甲）的世系，和《史记》中记载的几乎完全相同。 “皇甫谧云：“微字上甲。。。微卒，子报丁立。报丁卒，子报乙立。报乙卒，子报丙立。报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三家注史记》真知堂按：报丁，就是甲骨文中的匚丁，他是上甲微的重孙，并非儿子，上甲之子是报乙，这里司马迁搞错了。主壬，主癸就是甲骨文中的示壬，示癸。甲骨文卜辞中还有不少内容，都记载了相同的世系。而王亥是上甲之父，甲骨文卜辞里也写的很明白。 “于河王亥上甲，十牛。”（续补 5632）由此可见，从王亥到上甲再到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商汤之前一共有七世商公，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甲骨文是商王祭祀自己的祖先的占卜，肯定不会提到不同族的夏王，那么，如何证明夏朝的存在呢？从逻辑和证据上来讲，我们只要能证明王亥、上甲到示壬、示癸的这两百多年里，还有一个大国同时存在，就能证明夏朝确实是真实可信的。我们再来看看《竹书纪年》里的记载吧。《竹书纪年》记载的夏商历史《竹书纪年》又叫《汲冢纪年》，是西晋咸宁五年(279年)，汲郡(今河南汲县)人不准盗发战国时期魏襄王墓葬，发现的周代史书。这部书记载的历史始于黄帝，终于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6年）。比西汉司马迁写作的《史记》早了200年，具有极高的可信度。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以《竹书纪年》的夏朝一共471年的记载，来推定夏禹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的。 “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始壬子，终壬戌）。”今本《竹书纪年》竹书纪年里关于夏的历史记载远比《史记》详细。《史记》中没有记载的太康失位，少康中兴的详细过程，《竹书》记录得很清楚。关于“孔甲乱夏”的故事，《史记》语焉不详，而《竹书》则非常详细。为了方便读者看得清楚，真知堂把《竹书纪年》里的夏朝纪年换算成公元纪年。公元前1706年，夏后泄十二年，商先公王亥死。公元前1702年，夏后泄十六年，商先公上甲微杀有易君绵臣。 “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河泊之师伐有易，杀其君绵臣。”《竹书纪年》公元前1693年，夏后泄崩，夏后不降立。公元前1658年，不降三十五年，殷灭皮氏。（对应的商先公可能是报乙） “帝不降，元年己亥，帝即位。六年，伐九苑。三十五年，殷灭皮氏。五十九年，逊位于弟扃。”《竹书纪年》公元前1639年，夏后不降禅位于夏后扃。（扃）在位十八年。公元前1616年，夏后胤甲立。期间对应的商先公应该是报丙。 “帝廑，一名胤甲。四年，作西音。昆吾氏迁于许。八年，天有妖孽，十日并出，其年陟。”《竹书纪年》公元前1608年，夏后孔甲立。孔甲废豕韦氏，使刘累豢龙，作“破斧之歌”，在位九年崩。公元前1599年，夏后昊立。商先公报丙（或报丁）率领族人回到商丘建都。 “九年，陟。殷侯复归于商丘。　帝昊，昊一作皋。元年庚辰，帝即位。使已韦氏复国。三年，陟。”《竹书纪年》公元前1596年，夏后发继位。七年后死去。公元前1589年，夏桀继位。此时商对应的先公是主壬或主癸。夏桀继位后，发生了很多大事，最重要的是，伊洛河地区地震，河水干涸， “十年，五星错行，夜中，星陨如雨。地震。伊、洛竭。“《竹书纪年》公元前1576年，夏桀从二里头迁都于河南（山西运城一带）。 ”十三年，迁于河南。”《竹书纪年》两年后，公元前1574年，夏桀十五年，商汤从商丘迁都于亳，是为成汤元年。公元前1558年，商汤灭夏。 “十五年，商侯履迁于亳（成汤元年）。。。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会诸侯于景亳，遂征韦。商师取韦，遂征顾。。。三十一年，商自（陑）征夏邑。。。夏师败绩，桀出奔三（朡）。商师征三（朡），战于（郕），获桀于焦门，放之于南巢。“《竹书纪年》结语夏朝灭亡的公元前1558年，和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定的公元前1600年夏朝灭亡有四十多年的差距。但依据《竹书纪年》夏朝从大禹到夏桀，起于壬子，终于壬戌，一共471年的记载，则公元前1558年壬戊年应该是夏朝灭亡，商朝建立的时间。商汤灭夏之前，还攻灭了十一个国家。最著名的就是韦顾二国和昆吾国。这一点在《诗经》里写得很清楚。 “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达。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诗经长发》商汤，自号武王。以乙日生汤，号天乙。又名大乙。从殷墟甲骨文卜辞里，后代商王对天乙汤之前七世先祖的祭祀来看，商汤之前共有七世先公和夏朝并立。商先公王亥，上甲是不是夏所分封的诸侯这个不好说，但从王亥死去的公元前1706年到夏桀被放逐的公元前1558年，这个148年时间对应商的六代先公，一代25年是合情合理的。甲骨文卜辞是后代商王追祭自己的先祖，商汤之前从王亥到示癸，七代先公的次序在很多甲骨文卜辞里都记载一致，足见无疑。而商人自己追颂先祖天乙汤的武功“韦顾既伐，昆吾夏桀”，明确说明商朝的天下夺取自夏王桀。再加上周代晋、魏两国史书《竹书纪年》对夏王泄至夏桀时期的历史记载，商先公王亥、上甲到示壬、示癸时期存在一个大夏国是没有疑问的事。而考古发掘发现的二里头文化，被早商二里岗文化的全面取代，应该就是商汤灭夏，建立商朝之事件在考古学上的反映。从史料到甲骨文卜辞再到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的交替，夏朝曾经存在过是毫无疑义的。其他辅助证据的存在不过是对其强有力的补充而已。大夏华华，唐虞之继。商邑翼翼，四方之极。我们祖先创造的第一个国家，就是大夏无疑。华夏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四千年传承不断，今天更加繁荣昌盛，这真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历史

隋唐洛阳城'历史文化公园总投资500亿隋唐洛阳城'历史文化公园之前曾经提到过隋唐洛阳城国家历史文化公园入选全国文化和旅游投融资项目总建筑面积4700万平方米主要形成 “一区（宫城区）一轴（南北轴线区）一带（隋唐大运河洛阳段历史文化景观带）两片（洛北与洛南里坊片区）三环（隋唐洛阳城宫城、郭城和金元故城城墙环城公园）” 项目总投资500亿元计划2025年12月完工

白云山上巅峰对决洛阳时越挑战柯洁白云山上巅峰对决洛阳时越挑战柯洁 2021-07-03 洛阳网-洛阳晚报　　第五届“洛阳白云山杯”中国围棋棋圣战决赛将于7月5日至8日在洛阳白云山进行，挑战者时越九段将和在位棋圣柯洁九段进行三番棋大战，争夺新一届棋圣头衔。　　“洛阳白云山杯”中国围棋棋圣战是国内等级最高、奖金最高的职业围棋大赛，由中国围棋协会、洛阳市人民政府主办，洛阳白云山旅游度假区独家冠名，本届冠军奖金为80万元。　　今年5月在郑州进行的本届棋圣战八强战、四强战和挑战者决定战中，洛阳围棋国手时越发挥出色，先后战胜拥有三个世界冠军头衔的陈耀烨、“00后”棋手丁浩和第三届棋圣战冠军连笑，首次获得棋圣战挑战权。　　这是洛阳棋手时隔21年再次出现在棋圣战的决赛舞台上。在洛阳主办的五届棋圣战之前，中国围棋协会曾在1999年至2001年举办过三届棋圣战，其中在2000年的第二届比赛中，洛阳棋手周鹤洋九段作为挑战者以4∶0战胜首届冠军常昊，加冕棋圣头衔。　　时越和柯洁决战白云山巅可谓众望所归。柯洁是目前的中国围棋第一人，拥有8个世界冠军头衔。在上届比赛中，柯洁以2∶1战胜连笑，挑战成功，成为新一届棋圣。柯洁自2015年登上中国棋手等级分第一的位置，已独领风骚6年，而在柯洁之前，等级分第一的位置正是由时越占据。　　时越近几年虽然成绩有所下滑，但刚刚三十而立的他今年3月新婚后，竞技状态有所回升，接连战胜多位强手。网友戏称其要挣奶粉钱，用他自己的话说，“用功才是硬道理”。二人曾有24局交锋记录，柯洁以14∶10领先时越。　　按照赛程安排，7月5日将进行三番棋第一局的争夺，6日休战，7日进行第二局比赛，若双方战成1∶1平，8日将进行决胜局的比赛。(记者周中全通讯员涂晓洛)

名家推荐 | 赵辉：《中原核心区文明起源研究》序一中国文物名家推荐 | 赵辉：《中原核心区文明起源研究》序一中国文物报昨天 10:16·中国文物报官方账号赵辉张海的大作《中原核心区早期社会复杂化的考古学观察——文化与社会的视角》书稿已在出版社编辑了，他嘱我写个序。张海对中原地区的研究过程，除了他本人外，也许我是最清楚的了，所以写序这件事责无旁贷。张海和他的班级的本科实习是在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进行的。从那时起，他的学术生活就与河南有了不解之缘。在研究生阶段，正值“夏商周断代工程”煞尾，“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的当口。密县（现在的新密市）新砦遗址上一批有关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关系的新发现，引起了他对这个错综复杂的历史时段的浓厚兴趣。在李伯谦、刘绪先生的安排下，他参加了禹州瓦店和登封王城岗的田野考古发掘以及资料整理和编写考古报告的工作。在此基础上，张海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这已经是13年前的事了。李伯谦等几位老先生看过他的论文之后，认为甚好，建议出版。但他本人不满意，想精益求精。毕业之后，张海先是去了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院开拓学术视野，后回到北大任教。除了完成学院工作之外，他把几乎所有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都用在河南的田野考古上了。这期间，他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研究者们合作，在郾城郝家台、淮阳平粮台连续做了多年工作。平粮台还是北大本科生三次实习的地点。借助学生实习的发掘规模较大的有利条件，考古队把这座著名的龙山城址的兴起和发展过程、布局结构及其演变、古城的环境和农业经济内容、多元文化背景下居民人口的增殖和来源等问题模得明明白白。这些都是见功力的地方。所以当该遗址考古成果被评选为2019年度全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时，我评价说，平粮台的发掘不是以精彩遗迹遗物引人注意的，而是更像一盘“功夫棋”，是平粮台的考古学工作者们凭据深厚功力所揭示出来的坚实厚重的史实打动了评委。有了这一系列亲力亲为的田野考古实践学术积累和这些年来河南境内不断涌现出来的考古新发现的资料基础，以及对当代学术的方法理论的深刻理解把握，张海反复地打磨他的论文，终于研璞玉而成精品，将要面世了。张海的著作是对中原地区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的研究。中原地区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极为特殊且重要的地位，它凭借居前天下之中的区位优势，汇聚各地史前文化及其背后社会进程中的精华，加以总结和提升，再推广开来的，从而把中国历史引领进入了中央王朝的时代，把多元文化一体化进程推进和落实为社会、政治的一体化进程。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对此，学术界虽有不少探讨，但本书的解读是我目前见到的最为深刻和令人信服的。本书分五章。第一章《绪论》在回顾和总结中原地区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研究的学术史基础上，指出在截至目前的研究中存在三个被忽视的角度：1，过往的研究一般把中原看作一个整体，而不太留意各小区域的社会在文明进程中可能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和发挥不同作用。而且在中原的环境下，各小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异常突出，最终导致了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众多特点。2，大而言之，从仰韶文化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中原地区发生过两次全局性的大动荡，公元前2900年前后伴随大汶口文化西进与屈家岭文化北渐引起的中原内部格局变化和公元前1800年前后的尤以“新砦现象”的发生为标志性事件的中原内部的重组。其实，按本书后面章节的说法，还有更早的一次，即发生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的晋西南豫西地区的仰韶文化东庄类型和庙底沟类型迅速东扩，驱赶开占据郑州一带的后岗一期文化。这几次全局性的动荡中，社会重组、对待多元文化的态度、新的政治策略的形成等，对塑造中原文明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是解读中国文明的关键。但在迄今为止的研究中，聚焦于动荡期间的研究还是很不充分的。以上1和2在研究尺度上是从局部到全局的关联递进的关系。于是自然而然引出研究的路径应当从“古国”的结构和内容开始。但因为学界目前为止相对忽视关于古国形态的研究，所以在如何把微观聚落形态的碎片化资料整合进古国这一宏观聚落形态的问题上，也很难说开展得多么充分了。以上三点，千万不要看成只是张海对研究现状的针砭，而是这本著作的纲领。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对研究现状中之关键所在的认识，张海也就建立起他的研究路径，于是有了以下为本书重点的三章。因为中原各区地貌环境和对外联系的方向、程度各不相同，导致了内中的文化变迁和社会复杂化过程也有差异。这些差异所在及其变化情况，是本书设定的研究重点。所以，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研究要从环境的多样性开始。略去过程，只说结果。本书第二章把中原地区划分为八个小区域，作为进一步比较研究的基本单位。这八个小区虽然是根据地貌、水系等的不同划分开来的，但从人类活动受限于环境的角度看，自然地貌的区隔当然和人们的宏观社会结构的区划有关。只是我觉得若从聚落分群的角度着眼，或许还可以把上述小区域划分得更精细一些。在当今考古学复原古代社会的研究中，尤其是对上古社会的复原研究中，已经越来越把物质文化面貌的阶段性、演变脉络以及区域间关系等文化现象看作是社会状况在物质遗存面貌上的折射、反映，因而反过来把物质文化史的分析当作触摸社会的途径，是考古学认识社会历史的第一步。为此，第三章用了很大篇幅讨论了中原地区的文化过程。但张海不再拘泥于物质文化史研究中关于文化性质、类型划分等传统问题的强调，而是在对各小区域的年代充分讨论，确认了中原地区文化进程的年代框架之后，把注意力集中在揭示这个时间框架内各区之间以及它们和外围的文化背景之动态关系的分析上，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发展并非顺直稳步的过程，而是经常地处在动荡之中。如上所述，张海认为中原地区自仰韶文化以来，全局性的动荡有过三次。其实，发生在公元前2400年前后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东进未尝不可看作单独的一次。各次波动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而动荡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如龙山时代的中原，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各地区之间此消彼长的争斗折冲似乎就没有消停过，直到“新砦现象”出现，与二里头文化发生冲突，并以后者（二里头文化二期）最后站稳脚跟才算告一段落。这里说到了“新砦现象”，不免再多议论两句。1979新砦遗址发掘中首次发现了一批与二里头文化关系密切，却同时带有浓重东方色彩而与二里头文化面貌显得大不同的遗存。此后新砦的再度发掘和巩义花地嘴遗址的发掘等，进一步丰富了新寨类遗存的内涵。其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也立即成为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话题，先后被纳入“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课题设置中。这些年来，学术界围绕新砦类遗存与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关系的问题形成了多种观点，争论不休。但无论持何种观点，诸家的出发点都是墨守长期以来考古学文化研究中形成的“文化”、“类型”、“期别”等“稳定”的概念，为新砦类遗存定义。至于将其看作是二里头文化的一部分，还是两个分立的文化，就是研究者主观性极强的“一眼看高、一眼看低”式的结论了。张海在做博士论文期间就对新砦遗址的文化分期有过深入探讨，又就新砦和二里头的碳十四系列测年数据分别做过拟合分析和对比研究。过程中，和我多次就新砦类遗存的问题做过讨论，并以他为主，形成了不同于上述诸家的看法。简单地说，张海把新砦类遗存分早晚两期，二里头一期也分早晚两期，大致上，新砦类遗存晚期在年代上对应二里头一期的早期。乍看起来，这和诸家主张的没有什么不同，区别无非是看待新砦类遗存的年代上早一点、晚一点；文化性质上划归单独，还是合并入某个文化。但张海进一步分析到，从新砦类遗存的构成看，本地龙山文化依然是进入所谓新砦期后的文化基础、底盘，但突然涌入了相当数量的东方文化因素。迭加在这个底盘之上。这种情况既突然又短促，并且基本局限在嵩山以东的郑州地区，而非整个中原的普遍现象。尤其是构成新砦类遗存最主要特征的多为高等级陶器，集中出现在新砦、花地嘴这种高等级遗址，而在郑州地区同时期的普通遗址上很少见到，且在这些普通聚落上，东方因素的整体数量占比也远不及新砦遗址上多。所以，发生在郑州地区龙山文化晚期中的这一短暂而又范围有限的文化现象，不能简单用文化、类型等传统概念定义之，从而提出“新砦现象”的命名。我以为，“新砦现象”的叫法非常贴切地描述了文化面貌上发生的局部且短暂的“事件”，另一方面也为对剧烈动荡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补充了一个十分有效的概念工具。将新砦类遗存作为一个重要切入角度，张海进一步讨论了二里头文化的产生。他认为，在中原龙山文化的基盘上，“新砦现象”首先发生在郑州及其以东地区，进而对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嵩山以西地区产生影响。但同样处在文化变革之中的西部，虽然接受了来自东方的影响，同时还更多地吸收融合了来自北、西和南方的文化因素，糅合出了与郑州地区面貌不同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自形成之后，曾在短时间内与东侧的新砦类遗存（晚段）并立，但很快从它的一期晚段起，开始了对郑州及其他地区的大范围整合，最终成就了一番“中央”气象。最后，张海总结到，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以来三次文化格局全局性变革均发生在中全新世三次气温显著波动事件稍后，两者有明确的关联。文化格局的变化如公元前4000年前后仰韶文化东庄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东进，又如公元前2900年前后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原。这些文化现象的背后是较大规模的人群的流动和向某些地点集中，为重组的社会注入了新的动力。也是因为这种人群流动和集中并非均匀，从而造成了中原各区域之间不平衡乃至异常复杂动荡的现象。我认为，这个推论是相当合理的。文化的过程大略如此，但这个过程中社会的文明进程的探索则需要社会内容的支持。这是本书第四章的任务。第四章中对社会状况的分析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宏观层次是以小区域为单位的聚落群形态。再从三个方面具体分析：1，聚落数量与面积反映的人口规模的变化；2，聚落等级反映的社会结构变化；3，聚落分布的空间变化反映的社会发展重心的转移。微观层次是对一座聚落，尤其是那些大型的中心聚落的内部社会状况的把握，包括两个方面的考察：1，聚落内部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2，聚落内部各级社会单元的规模、性质，进而推测其社会关系的构成。无论微观还是宏观的分析结果，都将置于过程中和区域之间的比较来考察，最终形成中原社会复杂化进程的认识。张海关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聚落形态研究之思路、方法，都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宏观层次研究的技术处理上，我有点微词。即张海虽然注意到在一个小区域内或许存在着不止一个的聚落群，如龙山时代的颍河流域的中上游各有一个聚落群；洛阳盆地内龙山聚落分伊洛河南、北两个落群，但也许存在进一步划分的可能。郑州地区细分为洛汭地区、索须河流域和双洎河流域三个小区，但从仰韶晚期的遗址分布上看，也似乎不只是三个群落。我的看法是，聚落分群，原本是早期农业居民择地而居时因环境限制而形成的现象，反映的是人与环境高度契合的自然状态。但大约在仰韶文化中期，这些自然群落中出现了中心聚落，随之出现了以中心聚落为主导的整合聚落群为一个实体社会的政治动向，并最终把自然群落整合成为了参与整个中原社会政治的基本单元。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主张，这就是先秦文献中追忆上古时所谓的“天下万国的”国，或曰“古国”。而在考古材料上一旦看到由一座中心聚落统领的聚落群结构，那么，就可以认为它具有了“古国”的基本形态了。由于古国无论在古史传说中还是在考古资料显示的宏观社会结构中，都是参与更广泛和更高层社会政治的基本单位。有关它们的形成和兴衰演变的研究，就应当看作是理解史前社会的文明化进程的关键，也是研究上把文明进程落实在一个个具体的社会实体单位上的方法。本书相关章节虽然有关于这些聚落群的讨论，如对瓦店遗址为中心的颍河上游和以王城岗为中心的颍河中游地区，都有比较详细的论述。但在总体上，张海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按照地理环境特点划分出的小区域上，重点讨论这些小区域与整个中原地区社会政治的关系。当然，要想全面透彻论述各区域内每一座聚落群的结构和兴衰过程，就当前的考古材料而言是强人所难的，本书的做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技术处理。同时在某种意义上看，在有些时候，一个小区域内的聚落可以再分群落，另一些时候，它们也的确被整合成了一个整体。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

“洛神水赋”被河南台注册为商标界面快讯界面新闻官方账号据天眼 “洛神水赋”被河南台注册为商标界面快讯界面新闻官方账号据天眼查APP显示，近日，河南广播电视台申请注册多个“洛神水赋”商标，国际分类涉及餐饮住宿、方便食品、通讯服务等，当前商标状态为商标申请中。公开资料显示，《洛神水赋》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端午奇妙游》的开场节目。

古代的城门是木质的，为何攻城时不直接放火烧？古人：没人这样干战争，似乎是人类一个永远无法摆脱的话题。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战争攻伐无数，续写了无数惨烈的诗篇。往往在将军一念之中，无数士民百姓成为枯骨，万千城池成为一片焦土。在现代众多描绘战争的影视剧中，很多人往往会看到这样一个场景，那就是无数士兵进攻城池的时候，往往会选择使用云梯进行蚁附攻城，或者使用一根巨大的木头对城门进行撞击。因为如此，引发了不少人的疑惑，既然城门是木头制作的，为何古人不使用火烧城门这种最简单奏效的攻城策略，而往往拼着巨大伤亡进行攀登城墙呢？当然，并非是古人比较傻，往往我们能想到的，他们自然也能想到，而不进行火烧城门自然是有很多种原因的。很难接近城门在中国，城池的修建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为了保证自己及治下民众的安全，不受“野人”与夷狄等人的侵扰，往往那些被分封的贵族和氏族首领会将自己居住的区域四周用土垒砌修成城墙，而城门的用料尤其严实。而这些城池一般都很高，而且还颇为坚固，不仅在蛮夷进攻之前可以向城墙内的人预警，留给城内民众反应时间，而且还可以抵御蛮夷的袭击，所以性价比一般很高。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所修筑的城墙自然是越来越坚固，最早是使用泥土建成的土墙，后面则是使用青砖与石灰拌和糯米水所修筑的，往往坚不可摧，攻城时所耗费的代价自然也越来越多。并且，在古代城池的修筑中，为了保证城池不被敌军攻破，不仅对于用料的要求十分严苛，而且往往会设计得十分复杂。一般来说，为了保证城池的安全，增加敌方攻城的难度，城池的周围往往都挖有护很深的城河，而且一般都注有水。不仅如此，铁索桥旁边会装有无数带有木刺的拒马，守城方一般会在城门之上修筑有箭楼。正因为如此复杂，这就导致了攻城方要想攻打城门那就必须先跨过护城河，然后冒着城墙上射下的箭雨去冲撞开拦路的拒马。而这样一来，往往会使得人员伤亡很重，往往攻城人员冲到城门楼子底下，已经十不余一了。就是多次去冲击，也往往会落下一个损失惨重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城池修筑复杂，城门几乎烧不动攻城方宁愿去攻击防守比较薄弱的其他城墙部分，也不愿意去进攻防守严密的城门。选材的严谨虽然古代的城门一般是木质的，但一般来说，用于修筑城门的材料，往往是十分考究的。为了使城门不易燃或者耐烧，工匠一般都会使用铁桦树、榆木等耐火性十分好的木材，并且往往都是百年巨木，十分耐烧。不仅如此，为了增加燃烧难度，工匠往往会在城门上包裹一层铁皮，并在嫌隙之中钉上非常多的大铁钉。这样做不仅可以使得城门很难被引燃，而且往往使得城门不会在长时间的风吹日晒中不会变形。当然，凡事都会有个万一，修筑城池的工匠为了保证城门万无一失，还会在城门顶上挖一些小洞，防止某个幸运儿在点燃城门之后可以迅速的将城门火给浇灭。攻破城门的意义不大说实话，不得不佩服古代的这些工匠，他们防止敌人将城门攻破，颇费心思，往往还会在城门之后修筑多个瓮城。它们多为口字型，在城内将城门四面包裹，易守难攻。正因为如此，就算攻城军队幸运地攻破城门，往往会陷入被关门打狗的境地。要想冲破瓮城居高临下的围攻，那就必须退出去或者冲破的面前的城墙，亦或者攻上城墙。在李连杰主演的电影《投名状》中，有一段特别令人印象深刻，主角刘青山就是在一个四面包围的城墙之中，命令清军将五千手无寸铁的太平军降军给全部屠杀，以至于一个都没有逃出去。当然，电影虽然大多只是艺术刻画，不过从这里也能明白城门后面的瓮城有多可怕。所以，对于如何攻取一座城池来讲，夺取城门往往没啥用处，攻上城墙往才是最直接了当的方式。将领一般不会直接进行攻城无论是攻打城门还是进行蚁附攻城，都会给进攻的一方带来巨大的伤亡代价，这自然就让众多的军事家颇费脑筋。在他们看来，中国城池众多，为攻打一座小小的城池去耗费巨大的伤亡代价，可以说十分不值得；如果一座一座地去攻打，即便是攻打下来，也会使得他们的兵力不断得到消耗，这就有些得不偿失了。如果攻城一方人数众多，使用攻城之法还无可厚非，而如果人数较少，那就不叫攻城，而叫做送死了。所以攻城将领在深思熟虑之后，往往不会选择直接攻城这一种方式，而是多使用计策与谋略用最小的代价拿下城池，亦或者修书向城池里的守将诱降，然后则是长时间的围三缺一的围而不打。正如武圣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中所言：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那只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而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由于攻城的困难性，无数的名将几乎无一例外都会沿用的这样的手段。结语俗话说，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城池的攻守可谓发生了无数的故事与典故，但就算是再难攻破的城墙，都会在攻城将领的智慧或者守城人员的愚蠢之中宣告告破。不过，到了火器时代的来临，攻城手段就变得较为简单了，很多人直接拿大炮一轰或者使用火药爆破，很多城池的城墙亦或者是城门，都会在“轰”的一声化为齑粉，继而宣告攻破。也正是如此，城墙也逐渐失去了它的价值，最后消失于历史之中。

河南IP：为什么是唐朝？河南，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中国历史的主干，是华夏文明的灵魂。在这里，以“三皇五帝夏商周、汉晋三国隋唐宋“为代表的20多个朝代构筑了中华四千年历史。在这里，以“河图洛书儒释道、唐诗宋词玄理学”为代表的优秀文化培育了伟大的中华文明。如此悠久的历史，如此厚重的文化，是河南台系列文化节目出圈最根本的原因。比如《洛神水赋》既有传世名画《洛神赋图》，又有一代才子曹植的《洛神赋》，还有龙门石窟的飞天等等源于河南的历史文化。然而，从《唐宫夜宴》到《端午奇妙游》，不少人疑惑河南拥有如此多的历史文化IP，为什么选择了唐朝呢？国家：使命在今年出台的《国家十三五规划和二零三五年远景规划》和文旅部《十三五规划》中，河南有三个地方反复出现“隋唐洛阳城、大运河和石窟寺”。三者的交汇就是唐朝。隋唐洛阳城是隋唐时期的东都、神都和上都，是中国历史上“万国来朝”的诞生地；隋唐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是隋唐时期中国政治文化和经济间的血脉；洛阳龙门石窟，集中体现了大唐风范和皇家气派，将盛唐气象传承千年。所以，从国家各个规划中可以明确：弘扬唐朝历史文化，是河南的国家使命！国人：情节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中国人创造出的辉煌更是今天美欧等国望尘莫及的。拥有如此辉煌的中国人却在清末以来的贫穷落后中失去了“自豪的勇气和底气”。但是，随着我们今天在世界上越来越强势的复兴，一个新的盛世正在悄悄走来。而在这个时候，怀念历史上的盛世成为每个国人共同的情节。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中，夏商周三代虽被称为“理想朝代”却过于久远；强汉文宋虽令后世敬仰，但终有不足之处；唯有唐朝，在各方面都达到了全盛，因此成为“盛唐”。所以，“盛唐成为国人盛世情结的寄托” 中原：盛唐提起唐朝，可能长安更具有主角色彩；然而谈到盛唐，洛阳却更加辉煌。唐朝分为初唐、盛唐和唐朝中后期。其中只有在唐高宗到唐玄宗开元年间这80余年被称为盛唐，而在这期间皇帝及朝廷在洛阳长安的时间比为6：5，所以说盛唐更多以洛阳为政治中心。从经济角度看，全国将近一半的赋税都集中存放于洛阳的国家仓库。而洛阳也依靠隋唐大运河成为当时最繁华的都市，以至于洛阳的交易市场不得不扩展到三个“南市、北市和西市”，其中一市之内就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著名诗人韦庄在《洛阳吟》中写到“宫官试马游三市，舞女乘舟上九天。” 仓禀实而知礼节，洛阳自古就是华夏文明的中心。这个我们通过一系列数据就可以看出：1410首与洛阳相关唐诗（是长安的1.5倍）、六分之一的诗人是河南籍（包括杜甫、白居易、刘禹锡等）、四分之一的状元是河南籍、七分之一的宰相是河南籍。从唐诗到诗人，从状元到宰相，“中原天团”霸屏了大唐文化圈。所以中原有最全面的盛唐！中原大唐IP：还有什么？按时间顺序： 1.天策上将：李世民唐朝建立过程中，李世民功劳过大，唐高祖李渊为李世民创设“天策上将”一职，就镇洛阳。 2.千古一遇：唐太宗与唐玄奘玄奘取经归来，唐太宗在洛阳宫仪鸾殿接见玄奘，通宵畅叙。 3.帝后礼佛：唐高宗与武则天唐高宗与武则天一起在龙门石窟，为唐太宗修建卢舍那大佛。 4.龙门赋诗夺锦袍武则天登基后，在龙门石窟举行的历史上第一次诗词大会。 5.万•国来朝应天门应天门前是中国历史上万国来朝的诞生地，其中唐高宗、武则天和唐玄宗三次封禅大典前，各国使节都是汇聚于此。 6.李杜同游洛阳城天宝年间，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的会面发生在洛阳城，二人同游洛城东。 …………

澎湃新闻:《洛神水赋》走红后，河南第二大城市如何出圈详情关注贴吧“古都论坛”

《洛神水赋》走红后，河南第二大城市如何出圈澎湃新闻: 最近几天，网上最热的视频之一，非《洛神水赋》（原名《祈》）莫属。这段水下舞蹈美轮美奂，以河洛之神宓妃为原型，表达了曹植名篇《洛神赋》的意境，也让洛阳这座城市受到全国网友的关注。很多洛阳网友自豪地感叹：“这下洛阳红了，出圈了。”这其实也是一种提醒：这座千古名都、河南第二大城市，不应该只靠一段视频出圈。 2020年4月12日，河南洛阳市洛宁县县城一角。人民视觉资料图中国人谁不知道洛阳呢？但人们知道的洛阳，是那个“历史中的城市”；现实中的洛阳，2020年GDP排在全国城市第45位，并不特别显眼。它想要重拾自己遗落的王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历史的洛阳：经济和文化中心洛神宓妃，传说是守护洛河（文艺点叫“洛水”）的女神。洛水，在如今洛阳一带注入黄河，是黄河的重要支流之一，因此这一带也称为“河洛地区”。历史上，从西安到洛阳这一带，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到了隋唐时期，洛阳和长安都高度繁荣，成为最早意义上的“都市圈”。在唐代，西安更多是政治中心，洛阳则是经济和文化中心。日本人修建京都，就是模仿洛阳和长安，但是只修了一半，就是像洛阳的那一部分——所以，在日本历史上，去京都也被说成“上洛”。江户初期画家狩野永德屏风画《洛中洛外图》（部分）。图自日本2016年发行的邮票《上杉本洛中洛外图屏风》对洛阳人而言，对历史的追忆有着双重味道：一方面，它让人自豪；另一方面，对照现实，多少让人感到一丝落寞。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古都，西安、北京、南京、杭州乃至成都，进入现代仍然是大都市，而洛阳和开封，则毫无疑问尚有很大差距。民国时期，洛阳曾有进入“中心”的机会。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国民政府一度把洛阳定位“行都”，洛阳也一度作为河南的省会。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河南省会从开封迁往郑州，从此奠定了后来河南几大城市的发展格局：位于陇海和京广铁路交汇点的郑州，成为河南最大的城市。在陇海线上，洛阳成为西安和郑州两大省会中间的一个站，很多特快火车甚至不在这里停留。直到上世纪90年代，普通中国人开始旅游，洛阳传统的一部分才重新焕发出新机。洛阳就是这样的“时间城市”。现在慕名而来的日本人，心中装着京都，要来看一个“原版”，当然找不到了。洛阳的王牌旅游项目是牡丹节，这里有“国际牡丹园”“中国牡丹园”，还有一个“神州牡丹园”，牡丹让人想起盛唐富贵，但它终究只是一种植物。洛阳牡丹始植于隋，盛于唐，甲天下于宋有了郑州的参照，洛阳人的失落是难免的。在本地论坛上，经常可见洛阳人的感伤。比如“洛阳没崛起，河南就不算真正崛起”。从90年代开始，中国大部分城市都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城市之间的竞争日趋成为潮流，洛阳如何破阵出圈？现实的洛阳：中原城市群副中心改革开放后，随着人口流动，郑州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但是直到2000年之前，在全国省会城市中，郑州都是相对不显著的。1997年我读大学的时候，在郑大读大学的朋友到青岛来看我，都是以一种“到发达地区”的心态。郑州的崛起是从21世纪开始的，按照规划，郑州将有一个东部新区，城市格局就此改变，一路向东，延伸到开封，甚至有“郑汴一体化”的构想。这种变化对西面的洛阳来说意味深长。投资规模庞大、气势恢宏的郑东新区 21世纪的最初10年，在郑州的带动下，河南经济发展提速，经济增长率明显高于全国水平，一个相对落后的中部省份开始成为经济大省。在第二个10年，河南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是仍然强劲——在这一过程中，相比于郑州和京广线沿线的城市，处在陇海线的洛阳表现并不突出，在网上甚至有2005-2015是“洛阳失去的10年”的说法。郑州向东发展，留给洛阳一个背影，但也留给了洛阳更大的空间。洛阳仍然是河南省GDP排名第二的城市，2020年GDP为5128亿元，不到郑州1.2万亿元的一半。对比其他中西部省份，“一省一个大城市”的趋势日趋明朗，以四川为例，成都2020年的GDP超过17700亿元，但排名第二的绵阳只有3000亿元出头，差距明显大于郑州与洛阳。洛阳可能成为一个例外：它是中西部除省会之外的第一大城市。它和郑州的差距在变大，但是终究保持了自己第二的位置，没有像开封那样成为郑州的一个“小兄弟”。人们发现，在西安和郑州之间，还有足够广阔的区域。国家发改委也把洛阳定义为“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它终究还是一个中心。作为一个参照，洛阳地铁1号线已经通车，2号线也即将通车，还会有3号线。而最近传出，国家已经叫停了中小城市修建地铁的计划——如果地铁是“大城市”的标配，洛阳已经“上车”了。破阵出圈：历史和美作为生产力美出天际的《洛神水赋》让人想到洛阳，但它和洛阳并没有“直接关系”。这是河南卫视的创意和拍摄，演出者何灏浩是一位在广东打拼的湖南妹子，曾是花样游泳运动员，舞蹈视频是在上海拍摄的。但是，如果把《洛神赋》理解为一个IP，它确实和洛阳有关。这对洛阳来说，也是一种启示：当外交部发言人都要向全世界介绍《洛神赋》的时候，洛阳怎能无动于衷呢？这并不是说洛阳要花大价钱请张艺谋这样的导演来办一场《印象宓妃》之类的实景演出，而是重申，洛阳真正特别和有价值的，是它的传统和文化。洛阳龙门石窟有中国佛教“祖庭”和“释源”之称的白马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城市飞速发展30年，已经到了从硬件建设到文化引领的阶段，未来一个城市最有吸引力的地方，一定是它独特的文化。在比拼GDP的时代，洛阳显得步履有些艰难，“曝光度”也不是很强，但是到了普遍重视文化传统的时候，它就有先天的优势。光是世界文化遗产，洛阳就有三项共6处。去年，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河洛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挂牌，也暗示出洛阳未来会把“文化生态”作为发展重点。这当然是不容易的，“大干快上”的文化建设，也很有可能变味。但是，这仍然值得我们期待，至少想象一下：在中国，有没有一个城市，并不以GDP为导向，不以基建为重点，而是靠发展文化和美，来吸引世人的目光？像日本京都那样，把历史、文化和美作为生产力？在这方面，洛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古代的洛阳不是一天建成的，今天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一步登天。但好在，洛阳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正在用行动破阵出圈。这座城市的未来，一定也会像《洛神水赋》一样，令世界惊艳。

央媒观洛 | 河南：“国潮”文化“破圈”洛阳晚报《洛阳晚央媒观洛 | 河南：“国潮”文化“破圈” 洛阳晚报《洛阳晚报》官方账号 6月12日晚，继年初推出《唐宫夜宴》后，河南卫视再出“爆款”——一段不到2分钟的水下中国风舞蹈视频《洛神水赋》（原名《祈》）火爆全网，网友纷纷感慨“我是看到神仙了吗？” 就在前不久，总投资60亿元、历时4年打造的戏剧聚落群“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开城迎客。这一中国最大戏剧聚落群在56个格子空间打造的戏剧“迷宫”里，以全新的表现形式，将河南藏于地下、封于书中或列于展厅的骄傲展现给中国和世界，让河南的历史文化惊艳亮相。漫长的文明进程给河南留下的历史文化遗产灿若星辰。作为历史文化大省，河南近年来深耕文化领域，致力于破解传统文化创新表达的密码，带动传统文化审美渗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像《洛神水赋》这样吸睛的“国潮”文化作品也频频“破圈”，圈粉无数。让“古”的“今”起来 2021年春节期间，以河南博物院陈列的唐俑为原型创作的舞蹈《唐宫夜宴》走红网络。传统历史文化的内核加上科技赋能的视觉效果，《唐宫夜宴》以创意新颖的方式唤醒了传统文化本来具有的魅力。一时间，曾经不算热门的河南博物院一度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红”打卡点。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势回归，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关注和认同，同时，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创新性的结合，也为文创产品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径。 2020年9月，经过5年全方位提升的河南博物院主展馆试开放，九大镇院之宝集结亮相，“泱泱华夏择中建都”基本陈列选取包括妇好鸮尊、杜岭方鼎等镇院之宝在内的精品文物5000余件套。其中，“九千年”豫博“网红”咖啡成文艺青年标配，“妇好鸮尊”“云纹铜禁”化身冰箱贴、胸针、项链，甲骨文表情包成为斗图“新宠”，“失传的宝物”考古盲盒让游客挖“宝”上瘾，能吃的古钱币巧克力让人边吃边长知识……传统文化融入时尚表达，以时尚有趣的形象飞入寻常百姓家。 “让‘古’的‘今’起来、‘活’起来，赓续传统、与时俱进，让传统文化可亲、可感、可触。”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李立新说，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利于全面提高文旅产业竞争力、产品供给力、品牌影响力，推动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激活文化遗存活力事实上，河南各地正在通过各种创新手段，激活文化遗存活力。河南博物院将馆内珍宝打造为“考古盲盒”，还附赠考古钻探工具“洛阳铲”风靡一时；古都开封清明上河园让人“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洛阳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正在成为当地文化新地标…… 在日前举办的老家河南地接产品线路创新“出圈”研讨会上，河南省内的旅行社趁热打铁，以《唐宫夜宴》“出圈”为契机，加速创新多条文旅线路，让更多的游客爱上中原文化、黄河文化。河南中信国旅打造的“行游郑汴洛、境遇中原心”等线路，将洛阳牡丹、河南博物院、焦作云台山等知名旅游目的地精心串起来，突出古都雅韵、风尚人文主题，彰显中原独有的文化特色；众信旅游河南分公司则努力挖掘“三座城、三百里、三千年”历史文化特色，创新开发“老家河南”旅游产品，计划利用其覆盖全国多地的经营平台全力推广宣传中原文旅线路…… 河南文旅业已经从“有没有”向“好不好”、从“打卡式”向“体验式”、从“景点游”向“全域游”转变。据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河南全省旅游市场共接待游客5526万余人次，旅游总收入293亿元，再创历史新高。重拾“衣礼”背后的文化自信每到春天，在河南云台山景区，就会有一系列精彩的汉服视觉盛宴。汉服有礼秀、礼乐展演、中国风市集、国学课程、汉服相亲大会、魏晋风度汉服秀、集章换礼等百场特色汉服文化体验活动渐次登场。已经举办三届的“云台山汉服花朝节”以美学为引领，将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着重表现以竹林七贤魏晋风度为代表的地域特色文化，引来无数游人打卡拍照，在全国掀起了“汉服+山水”的热潮。 “传统文化不再枯燥乏味，在形式和内容上开始变得有趣起来，是越来越多年轻人喜爱传统文化的重要原因。”业内专家认为，从《唐宫夜宴》到“云台山汉服花朝节”，正是基于对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身着汉服的年轻人身上洋溢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力。文化涅槃、一鸣惊人，传统文化的魅力是深入骨髓的，“十四五”开局之年，河南进入新发展阶段，为建设文化强省，加快构建全国重要的文化高地，河南规划了清晰的目标和“蓝图”：到2025年，把河南打造成为全球探寻体验华夏历史文明的重要窗口、全球华人寻根拜祖圣地、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 “未来我们需要打造出更多立得住、叫得响、传得开的地标性文旅项目、标志性文旅品牌，以它们为载体，让人们在感知黄河、感悟黄河文化中，进一步坚定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姜继鼎说。（《工人日报》(2021-06-15 01版）本报记者余嘉熙本报通讯员董君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