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神都的个人资料

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鲁迅为何这么说《呐喊》：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鲁迅为何这么说？鲁迅所处的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经历了一场巨大影响的灵魂变革。鲁迅作为文学届举足轻重的旗手，他站在反帝反封建的最前方，深刻的批判旧中国的旧思想文化道德。他像盘古劈开混沌一样，打开了白话文小说的世界，他一声呐喊，万众彷徨。他厌恶旧中国的一切丑陋与腐朽，却比任何人都要赤诚的爱着中国。他虽横眉冷对，却更俯首甘为孺子牛。他仰首呐喊，试图“骂醒”沉睡的世人，他在黑暗里反抗，呼唤青年看向前方。虽说时势造英雄，但是做为一代文豪，鲁迅的思想深度是无愧于世人给他的评价的。而这样一个思想大家，在《呐喊》中呐喊道：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拥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医“得罪”了这位在文学方面“戎马一生”的鲁迅呢？中医是否如题所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呢？父亲被庸医夺去性命 1881年，鲁迅出生于浙江绍兴周家。一个在乾隆年间就“良田万亩”的周家。祖父周福清出身翰林，曾任知县老爷，后来前往北京，任内阁中书。而鲁迅的父亲周伯宜曾考中秀才，乡试未中名落孙山，一直赋闲在家。在甲午战争爆发前一年，周福清卷入科场舞弊案，成为“斩监侯”，深陷八年牢狱之灾。而周伯宜也受牵连，被革去秀才之名的他从此浑浑噩噩，吸毒酗酒。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里” 父亲一病不起，鲁迅的文章里，他肩负为父亲买药的重担。这时一个名叫何廉臣的“神医”出现了”，鲁迅在《父亲的病》中写他故作玄虚地提供可以治病的药引子：山上六月的雪水，冬天里成对的蟋蟀，冬天的芦根，被霜打过三年的茄子，结了子的平地木。这些荒唐的药引子骗光了周家的家产，鲁迅的父亲的身体情况也并没有一丝好转，最终还是亡故了。何廉臣出身世医，曾任中国医学会副会长，绍兴医学会会长。这样一位人物，用普通人的视角来看，不用说是绍兴，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名医。从此鲁迅对中医失望至极。每个时代都有顽疾，每个时代也都会有庸医，导致周伯宜去世的罪魁祸首——肺结核，在古医书中有很多种方子，但是却没有一个治愈成功的例子。科学的说，在二战后发现链霉素之前，肺结核在全世界都是不治之症。那个时代患上肺结核，其实在开始的时候就能预料到结局，与其说鲁迅在批判中医，倒不如说是在批判那个时代。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碰撞当时的中国是旧中国，大时代的背景下中日差距明显，而鲁迅又是远赴日本求过学的新思想代表人。虽然按照现在的医学眼光来看，鲁迅所学的医学知识根本是九牛一毛，但是用来识破当时的中医骗局还是绰绰有余的。落后的年代的各个地域国家民族都会衍生出宗教体系的传统医学。中医是具有宗教特色的体系，一共可分八大门派、上百个世家。伤寒派、脾胃派、滋阴派、寒凉派、温补派、温病学派、火神派、学院派，世家更是数不胜数。传统医学更有一个最重要的特征，那就是“根本没用”。如果有哪个国家的传统医学声称自己的医术多么高明，仔细研读历史你就会发现，古代贵族皇室的平均寿命哪怕是和平年代也令人唏嘘。这似乎一下就推翻了那些坚守传统医学人的说辞。慢慢的，中医的一系列理论在时代的发展下越来越趋向于“玄学”。鲁迅是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反对中医的目的不言而喻。反对中医的历史背景正如所有发生的事情一样，都有特定的时代背景。鲁迅所处的时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将中华民族拖入水生火热之中。当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的时候，鲁迅正苦坐在绍兴会馆中读佛经，他正深陷悲哀与痛苦之中。直到钱玄同来访与劝说最终鲁迅答应做一篇文章。这便是后来所说的《狂人日记》。刚开始鲁迅并不相信新青年杂志和文化运动能唤醒世人。后来他说：“又为什么提笔呢？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 这一声助威后，鲁迅的文章便“一发不可收拾”。通过一系列文学创作揭露控诉封建旧思想和国民劣根性。拥有丰满人物形象的小说和针砭时弊的随笔论文新诗奠定了鲁迅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与此同时废除古礼，废除汉字的声音越来越大。当时的青年认为无论是俄国也好，日本也好，英美也好，目的都是为了使祖国脱离专制主义的躯壳，脱胎换骨。这种思想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表现就是对于过去的全盘否定，他们期待通过这次改革换面就可以走向新文明。这种思想是不是过于理想化先不论，至少在那个时代里，是拥有很多支持者的，鲁迅虽不支持全盘否定传统主义，但是身处那个时代，反对中医是与反对旧文化有很大关系的。中医是否一文不值古代的医生并没有经过科学的训练，传递经验的方式也只是通过书本抄写，很多中医的医案甚至写成小说散文议论文，还有一些所谓的“半成品”。但这也是特定的时代背景，在那个时代已经是很高端的水平了。中医有一个最值得说的优点，我们都知道的常识就是中医的药方是很多种药材组合起来的。其实在科学上来说，这就是组合思维方式。西医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虽然对于很多其他的现代科学来说西医已经是一个传统的学科了，但是对于中医，这个野路子出生，几千岁的传统医学来说，西医是极其现代化了。中医不在乎能不能被解释，也不在乎所谓的双盲实验，能够治好病是它的唯一目标。几十种药材没关系，药材匪夷所思也没关系，药材里面存在浑水摸鱼的也没关系，只要能够有疗效，就是成功。几千年的摸黑探索，归纳总结，老祖宗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份份珍贵的药方流传至今。中医使人不能信服的，其实有很大的原因是人们对阴阳五行的不认同。然而阴阳五行其实是中国古代哲学范畴的学说，哲学和医学并不能混为一谈。中医最大的优点是从大处着眼问题，大局观，普通来讲就是人们所说的中医治本。中医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整体观念。且不论疗效如何，这种思维方式是所有医学应该借鉴的，甚至在别的领域也绝对有适用价值。对于已经流传五千年之久的中医文化，我们要做的绝不是一味的批判，搬出鲁迅来否定中医。我们要做的是理性看待，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学习中医的大局观，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存发展添砖加瓦。

两位考古界大咖，在二里头大讲堂开讲两位考古界大咖，在二里头大讲堂开讲 2021-06-15 掌上洛阳走进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精美的青铜器、牙璋让人叹为观止。中国的青铜文明如何产生？牙璋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许宏和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邓聪共同走进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二里头大讲堂，为大家带来“金玉共振”主题讲座，从青铜器和牙璋入手，带领大家探寻华夏文明起源的故事。许宏的讲座以《青铜潮涌——观二里头大都》为题，他首先介绍了二里头遗址的诸多“中国之最”：最早的城市干道网、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最早的大型四合院和多进院落宫室建筑、最早的工城（官营作坊区）、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等，而二里头的作坊区堪称当时“中国最早的国家高科技产业基地”。许宏说，二里头遗址是东亚地区青铜时代最早的大型都邑遗址，以其为典型遗址的二里头文化则是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随着二里头都邑与二里头文化的崛起，华夏文明由“多元的邦国”时期进入了“一体的王朝”时期。二里头遗址所在的洛阳盆地，就是“最早中国”的诞生地。正如国家公布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要进展中说：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谈到中国青铜器的来源，许宏说，外来的青铜冶铸技术和我们传统的陶器制作、祖先崇拜、价值观、意识形态等相互结合，产生了一个独一无二、屹立于世界青铜文明之林的中国青铜文明。文明是在交流中产生的，青铜文明如此，中原文明如此，中华文明也是如此。中华文明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广泛吸收了外来文明的影响。邓聪的讲座以《龙行天下——论二里头牙璋》为题，结合几十年的研究成果，他介绍，牙璋被公认为夏王朝核心的玉礼器，也是早期中国国家文化的符号，牙璋在时代上延续约1500年之久，在空间上覆盖了我国黄河以至越南北部的红河流域。邓聪曾在香港南丫岛大湾遗址发掘出一件牙璋，他认为，牙璋就是龙的抽象表现，大部分牙璋可以称为“龙牙璋”。“早期牙璋可能主要用于山川祭祀。二里头文化以后，一些牙璋显得与国家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邓聪在讲座中提到，随着牙璋不断在我国和东亚地区出土面世，其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礼器地位日渐明确。牙璋向周边广阔地区传播扩散的路线也能清晰表明，当时中华文明形成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王朝认同、文化认同和礼制认同的强势格局面貌。三星堆出土的牙璋和二里头有关吗？面对读者的提问，邓聪风趣地回答：“三星堆牙璋受到二里头牙璋的影响，而且牙璋是在二里头‘过时’后，才在三星堆重新‘流行’起来的。” 当天，“金玉共振”主题讲座同步通过微博账号“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抖音、快手等平台进行现场直播，引来众多网友围观、点赞。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二里头大讲堂将定期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做客，讲述夏文化和早期国家形成与发展的演进历程，打造夏文化研究和传播的主阵地，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洛阳日报/掌上洛阳记者智慧通讯员白雪刘宇航文/图）

6000年前，中原文明如何“变身”？溯源中华文明只看河南大河网大河网官方账号河南日报客户端记者郭歌历经仰韶时代、龙山时代、青铜时代，从双槐树遗址“河洛古国”到二里头遗址“最早的中国”，6000年前的中原核心区发生了什么？ 6月10日，《中原核心区文明起源研究》首发仪式暨华夏文明起源研究专家座谈会在洛阳举办。据介绍，《中原核心区文明起源研究》一书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海创作，聚焦以郑州至洛阳为中心的中原核心区，从文化和社会的视角出发探讨早期社会复杂化和文明起源过程，为深入理解中原早期文明的起源与初步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作为世界四大文明之一，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至今未曾中断的，它如何起源发展备受关注。 “中原地区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极为特殊且重要的地位，它凭借居全天下之中的区位优势，汇聚各地史前文化及其背后社会进程中的精华，加以总结和提升，再推广开来，从而引领中国历史进入中央王朝的时代，将多元文化一体化进程推进和落实为社会、政治的一体化进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说。 “公元前4000年前后，以嵩山地区为中心的中原社会进入仰韶时代，现今的双槐树遗址即为该时代的研究坐标；公元前2900年前后，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进入中原，中原社会进入文明转型期龙山时代，‘邦国林立’的初级文明形态显现；公元前1800年前后，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的关键节点‘新砦现象’发生，中原社会进入青铜时代，以二里头都邑为中心的中原早期国家出现，文明发展进入高级形态。”张海介绍，在此过程中，中原社会完成了由区域性到整体性的一体化发展，同时区域间的差异与外来文化的涌入推动了文化的多元化融合，是中华文明形成多元一体化过程的集中体现。中原文明在形成过程中率先以其天下居中、八方辐辏的地理环境优势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先进文化和文明要素。“可以说，中原地区文明的诞生和发展模式对整个中华文明的长期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海表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认为，以小流域为基本研究单元，在不同小流域对中原核心区文明起源进行“区域式”研究，从而在更大范围内讨论区域间差异，并进行逐级整合。这种超越文化史研究范畴的“考古学文化”概念代表了今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能够更好地“解构中原”“解构考古”。 “中原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发源地，历代考古学家都选择在此耕耘，我建议广大专家学者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吹响中原核心区文明起源研究的集结号，成立中原核心区文明起源研究学术组织，以郑州和洛阳为中心点，带动开封、新乡、平顶山、三门峡等地，形成多元一体的研究体系，以开放的平台共同推动中原核心区的文明起源研究工作。”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会长、研究员孙英民说。

看见文物｜秦始皇陵中青铜水禽的未解之谜光明网 05-19·光明网官方账号秦始皇帝陵园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陵园，也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埋藏最丰富的帝王陵园之一。 2001年，一座特殊的陪葬坑——秦始皇陵园七号陪葬坑被发现，坑里出土了46件神态逼真、形态各异的原大彩绘青铜水禽。其中青铜天鹅20件，青铜鸿雁20件，青铜仙鹤6件。这些水禽按区域大小分组摆放，排列整齐，水禽体态由大变小，体形最大的天鹅排列在最西端，其次为青铜鹤，之后是体形较小的青铜凫雁，所有水禽头部均朝向象征性的河道中央。青铜天鹅站立在长方形的青铜踏板上，伸颈欲鸣，弯曲回首，姿态万千。而青铜仙鹤则俯首啄着一只青铜虫，生动地再现了从水中取食的瞬间形态。如此众多青铜水禽的出土，说明这个陪葬坑营造出了某种“水环境”。青铜水禽在秦代考古中属首次发现，这对丰富和评价秦始皇帝陵的文化内涵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由于盗扰及坑体焚毁坍塌，这些水禽都有不同程度的破损，损毁严重的已无法修复。同时，由于长时间潮湿环境的侵蚀，水禽都有一定的锈蚀。出土时青铜水禽都不同程度地保存有白色彩绘，可见，当时青铜水禽制作完成时，表面也施有彩绘。在随后几年的文物修复过程中，考古专家发现，这些青铜水禽的制作工艺竟然来自今日伊拉克一带的两河流域文明。专家表示，这种工艺目前发现的最早实物来自西安，由此推断可能当时双方已有了交流。那么，是秦人受到了西方工匠的指导，还是秦人的工匠去西方学到了大型青铜雕像的铸造技术，目前还不确定。最早的青铜雕塑出现在两河流域（今日伊拉克一带）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但主要以小型雕像为主，之后这种工艺影响到古埃及，再由古埃及传播到古希腊，并进一影响到波斯。由于缺少相应的考古发现，这种工艺以何种方式在先秦时传入中国，至今仍是一个谜团。来源：文旅中国

观迹定书：考古学视野下夏商文字的传承与发展光明日报 05-12·《光明日报》官方账号二里头出土器物与商代后期青铜铭文比较。铭文从左至右分别为“鬲”“尊”“爵”字。安阳大司空村的刻辞牛骨。从殷墟考古发现可知，商代晚期的文字已是一种经历了较长时间发展、较为成熟的文字符号体系；按照载体不同，可分为铸于青铜器上的金文、刻于龟甲上的甲骨文、刻画或书写在陶器上的陶文、刻写在玉石上的文字以及用毛笔书写在简牍上的墨书等。其中，金文字数较少，多为图形组合文，笔画浑厚；甲骨文数量最多，字体已有简化现象，符号化程度高，主要用于记录占卜内容；陶文内容丰富，包括数字、方位、人名、族名、方国名、干支、画卦等，线条简练，其发现显示了早商甚至更早阶段陶器上与之相同的部分刻画符号也是文字的可能性，为我们进一步认识早于夏商时期的陶器符号提供了线索。文字起源一直以来都是早期文明研究的热点，是探讨文明社会的重要观察点。近年来，随着考古新发现的不断刊布，金文和甲骨文认知体系逐渐完善，学界对殷墟时期不同载体文字关系与功能的观点亦日益更新。例如，长期以来商代的图形文字多被视为文字画，是汉字初期阶段的表现。高明认为，这些文字就是普通的古体汉字，只是字体上较一般文字端正古朴。裘锡圭进一步阐明甲骨文是商代一种比较特殊的俗体字，是日常使用的简便字体；而金文则是当时的正体字，是在郑重场合使用的字体；继而推论商代的甲骨文、金文绝非中国汉字的起始形态，其成熟的造型和笔法展示出中国文字至此已走过了一段漫长里程。以上述学者观点为基础，商代前期陶文资料的新发现及其他相关新成果的不断涌现，为我们重新认识夏商文字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行空间与研究路径。本文拟以夏商考古发现的陶文、甲骨文、金文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由殷商晚期追溯到商前期甚至夏代，力图勾勒出夏商文字形成与发展的轨迹。刻契作书：夏代文字当前学界普遍认定二里头文化为早于商文化的晚期夏文化。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的陶文及该时期其他遗址发现的少量甲骨文，字体上与早商文化颇多相似，可推知至迟在夏文化晚期已使用文字，且展示出夏商文字发展的连贯性。（一）陶文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有陶文，共搜集整理约50例。其他发现陶文的遗址有洛阳皂角树、伊川南寨、渑池郑窑、陕西商县紫荆等。这些陶文多刻在器物的口沿或肩部，由单笔竖线形或平行线段形构成，内容有墉、臣、鱼、井、车等。洛阳皂角树遗址发现的“车”字与荥阳西史村商代遗址陶文“车”字写法一致，由于二里头遗址发现了车辙，此符可能就是当时的“车”字。曹定云将二里头陶文分成数码和文字两部分，发现陶文部分多可与甲骨文、金文相对应，并指出尽管二里头陶文比甲骨文更原始，但已具备复杂的字体结构，不仅有独体的象形字，更有复合的会意字，显然不是最早的中国文字，更不是汉字的源头。而汉字的源头，当在比二里头文化更早的考古学文化中寻找。（二）甲骨文陶文之外，甲骨文遗存在新密黄寨、桓台史家、偃师二里头等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址也有发现。桓台史家遗址发现一处岳石文化的木构井型祭祀坑，出土了陶器、石器、骨角器、蚌器和卜骨等丰富遗物，其中陶器多达334件。这批陶器与郑州洛达庙期（先商末段）出土的岳石文化罐、壶等基本一致，文化年代相当于夏末商初。尤为重要的是，祭祀坑出土了两片羊肩胛卜骨：一片正面刻“入”字，反面刻“□句五”3字；另一片刻“羍”字。刻字卜骨在二里头时期的其他遗址也有出土，如新密黄寨遗址二里头文化H1发现1件牛肩胛骨，上刻两字；偃师二里头遗址也出土1件骨片，刻有鱼形符号。从上述卜骨的材质、施灼和文字构造看，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卜骨刻辞可与二里岗早商牛骨刻辞及殷墟晚商甲骨刻辞勾连出一条较为完整的早期文字发展脉络，可推知二里头时期已进入卜骨刻辞的运用时代，并奠立了商代的甲骨文的刻写和使用传统。（三）金文二里头文化目前虽未发现青铜器铭文，但这一时期出土的陶器上发现有类似商代青铜族徽的标志，它们均是在陶器烧造前先刻画或雕塑出来的。二里头遗址二期小口尊在肩部刻画出一个类似“目”的符号，李学勤发现该符号也见于良渚文化的一件陶杯上。登封王城岗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存内发现一件陶簋，耳部外侧堆塑蝉纹，纹样与商代晚期青铜器的蝉字族徽一致。此外，商代金文字形也提供了二里头文字影响晚期金文的线索。观察商代后期青铜器铭文，我们发现部分字形与同时代的青铜器有明显差异，却取象于二里头文化中出土量极大的陶礼器、生活用器及部分青铜器，如鬲、爵、尊等，均体现出夏文化的器物特点。试举例如下：鬲，金文中字形作高领、鼓肩、袋足，与二里头时期的陶鬲形体一致。这一形态的陶鬲流行于二里头文化的三、四期和先商文化阶段，早商及晚商则几近消失。此外，金文中从鬲的融等字，字形上也都遵循这一时代特征。尊，金文中的“尊”的酉形体，应当是二里头早期的大口尊，特征为小口、高领、鼓肩、小平底近圜。这一型制的大口尊只流行于二里头文化早期，二里头晚期至早商大口尊已发生形变，尊体颈部变短，口部变大。爵，金文中的爵，无柱，长流，长尾，深腹，纤细实足。这些特点，均为二里头早期陶爵的器形特征。到二里头文化晚期、早商时期，爵口部开始出现柱，尾部变短，不再具备金文中的爵特征。如《中国考古学·夏商卷》所言，甲骨文中深腹长流的“爵”字，字形上具有二里头文化铜爵的特点，可能在二里头时期就已经创制出来。此外，金文中的鼓、刀、牙璋等文字，也可在二里头文化发现的陶器、青铜器和玉器礼器中找到对应的原型。上述考古发现与文字线索，揭示出晚商金文、甲骨文中的某些器物象形字与同时期的文物存在器形差异，反而取象于年代更早的二里头文化早、中期文化用器；这也为晚商金文、甲骨文的部分用字在二里头时期已进入创造和运用时代提供了重要佐证。规制渐具：商代前期文字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商代分为商代前期（公元前1600-前1300年）和商代后期（公元前1300-前1046年）。商前期的代表遗址中均发现有文字，如郑州商城、小双桥，偃师商城等，文字类型涵盖金文、甲骨文、陶文等。（一）金文有金文铸铭的商代前期文物，在国内遗址有5处发现，2件收藏于国外机构。郑州商城白家庄墓葬出土1件青铜尊，颈部刻有3个等距离的龟形图象。唐兰释为“黾”，也有认为是龟徽，应为族徽文字。1964年郑州杨庄出土1件爵，腹部一侧饰饕餮纹，另一侧为对称的双目，曹淑琴认为是商周金文中常见的图一”字。1978年河南中牟县大庄遗址发现1件青铜戈，直内长援，援两侧各有一“臣”字。陕西岐山县京当也出土1件青铜戈，铭文和中牟出土的戈相同。山西长子县北郊发现1件青铜甗，内壁有一阳文铭，形象为菱形框内放一箭头，一般认为是“侯”字。另外，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和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分别收藏1件青铜鼎，两鼎纹饰几乎一样，内壁均铸有铭文“癸图二”，应为同时制作的一对礼器。李学勤认为西雅图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金文方鼎就是陈梦家所辑《劫掠》67方鼎；并指出二里岗期有铭文的青铜器，比较可信的只有《劫掠》397父甲角，而西雅图鼎铭“癸”字四角不出头的特点，是年代较早的旁证。这些商代前期铜器铭文的字形和铸造位置，与商代后期的同类铭文一致，展示出较为明显的相继关系。（二）甲骨文商代前期的甲骨文遗存主要发现于郑州商城。1953年4月，二里岗遗址出土1段牛肋骨，上刻3行11字，“乙丑贞：从受……七月又モ土羊”，也有人释为“又土羊乙贞从受十月”。这段文字在功能上与殷墟甲骨文“甲申卜又土”相同，但因出土时地层被扰动曾引起较大争议。后经参与当时发掘工作的裴明相指出，甲骨出土区绝无殷代晚期遗存，应属早商二里岗期。近半个世纪以来郑州商城的考古发掘亦显示这一区域并未发现商代晚期遗存。1954年9月，二里岗遗址CIT30探沟内又出土1件残骨器，上刻不完整的正三角形，中间有一个“ㄓ”字。甲骨文在二里岗遗址的多次发现，展示出该地区在商人的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郑杰祥推测，二里岗遗址处在商王的藉田范围之内，出土卜骨的场所应为商代早期王社遗迹。二里岗之外，郑州商城的其他区域也偶有甲骨的发现。1989年秋，河南省水利第一工程局项目工地二里岗上层的灰坑内发现1件用动物肢骨加工的骨料，正面有2个刻划文字，作“图三”状，或释为“厄弜”。1990年夏，考古人员在清理郑州电力学校二里岗上层夯土坑H10时，在填土中发现1件残骨片，骨料正面偏上部中间有2个刻画文字，作“图四”状，释为“弜厄”。这些商代早期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刻骨卜辞，是我国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甲骨卜辞，也为商后期甲骨文字找到了源流。（三）陶文商代前期的陶文发现数量较多，可分两类。一类刻画于陶器上，主要发现于郑州商城遗址。二里岗下层一期和下层二期的大口尊口沿内侧发现有数十种此类陶文：有些是记数的数字，如“一、二、三、四、五、六、七、十”等；有些是象形字，如“矢、木、网、黾、臣、鸟”等。另一类书写于陶器上，也称朱书陶文，主要发现于郑州西北约20公里的小双桥遗址。该遗址面积较大，约有500多万平方米，遗址内发现有宫殿、宫城墙和祭祀坑，可能是商代的隞都。在遗址祭祀坑或与祭祀有关的遗迹和地层中，发现有各种类型的陶缸，其中一些小型陶缸的表面或内壁有朱书文字。这些文字以单字为主，发掘者按内容将其分作三类：一是数字，如二、三、七等；二是象形文字，多与人体有关；三是族徽。将小双桥遗址出土的这批朱书陶文与殷墟甲骨文对比，可以看出二者存在明显的承继关系。格制大成：商代后期文字商代后期遗址以河南殷墟为代表，所见文字载体多样，包括金文、甲骨文、陶文及玉器文字。（一）金文铜器铭文在商代晚期获得了大幅发展。据统计，殷墟二期至四期的有铭铜器共5700余件，其中单字铭文近2000件，2至4字铭文约3300件，10字以上铭文70余件，最长铭文达38字。这一阶段的铜器铭文与商代前期铭文在形体特征、铸造部位及意涵功能上基本相类，特别是族徽均保留了下来，只是铭文数量更丰富、内容更多样，祭祀时的长篇记录亦有保留。目前学界对商代晚期铭文的研究开展较为充分。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从考古学视野，对商代有铭铜器的断代及铭文的分期展开系统研究，文末“商代青铜器铭文分期一览表”中详列了各器物的出土地、型式与时代分期，并讨论了其中反映的商代社会结构、宗法制度、族氏关系及方国地理等问题。（二）甲骨文甲骨文是商代晚期最主要的文字。考古发现卜骨数量众多，共计十余万片，内容主要是商王室的占卜记录，也可见多邦国部族的族徽称名，文字内容部分可与金文互证。李孝定指出，甲骨文约4000单字，反映了文字符号系统的基本构成。与《说文解字》确立的定型古汉字符号系统相比，甲骨文已具备汉字构形的各种类型，兼备传统“六书”中之“四体”（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这表明殷商晚期，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已基本确立了构形方式，构形系统已逐步发展成熟。从字形构成、符号化程度、书写形式和使用功能等方面可以看出，商代晚期的甲骨文是一种经历了较长时间发展、结构成熟、功能完备的文字符号体系，是可以确定的汉字进入成熟阶段的体系完整的文字样本。（三）陶文殷墟集中发现有两批陶文。一批20世纪30年代发现于小屯遗址，共收集了82件带有符号或文字的陶器，多数为单个符号或文字，有两件是各刻两段，有两组用朱、墨笔写成。这些陶文大部分刻写于器物口沿或外壁接近口沿处，少数发现于器腹或内壁，亦有刻在器盖和圈足上的个例。一批20世纪50年代以来陆续出土于小屯、苗圃北地、大司空村、花园庄等遗址，计20多件，多为一个符号或文字，有些陶文在类型与内容上与小屯遗址的发现相同。这两批陶符或陶文，内容涉及数字、方位、人名、族名、方国名、干支、画卦、卜辞等类型，其中不少数字、族名、象形字等均可在商前期陶文中找到，显示出商代陶文发展的连续性。

为何周公称王成为一桩历史悬案？无法坐实，也无法证伪？禽簋现藏为何周公称王成为一桩历史悬案？无法坐实，也无法证伪？禽簋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簋上铭文为我们提供了与周公有关的宝贵信息：王伐盖（奄）侯，周公谋，禽祝，禽有振祝，王赐金百鋢，禽用作尊彞。（大意：王征伐奄侯，周公谋划，伯禽祈祷，伯禽的祈祷颇有成效，天子赐其铜料百鋢，伯禽用来制作了这只礼器。）铭文共23字，虽然篇幅并不长，但是其中竟然出现了“王”“奄侯”“周公旦”“伯禽”四个商末周初的重要人物，对我们的讨论极有帮助。首先，我们先要确定这篇铭文记载的“征奄侯”发生在什么时候，按照《尚书大传》的记载：“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伐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可见，周公伐奄应该在摄政的第三年，而还政于成王则在四年之后。第二，在铭文中，“王”和“周公”同时出现，暗示“王”与“周公”并非一人，特别是在记述伯禽受赏时，特别强调了执行赏赐的人是“王”，更是表明这里的“王”是周成王，而不是周公旦。第三，近年来新出的《清华简·系年》中关于伐奄一事的记载可以与禽簋铭文对应：“武王陟，商邑興反，殺三監而立录子耿。……成王伐商蓋，殺飛廉。”可见，在先秦的历史记忆中，周成王参与过对东夷的战争，绝非“尚在襁褓之中”的“孺子”，因此，周公称王也并不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与禽簋铭文类似的还有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小臣单觯，其铭文为：王后反克商，才成师，周公赐小臣单贝十朋，用作宝尊彞。（大意：王再次战胜商，在成地军营，周公赐给小臣单十朋宝贝，小臣单以此制造了礼器。）在这篇铭文中也明确，“王”和“周公”并不是一个人。因此从金文铭文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出和文献资料迥然不同的结论，在与成王出现在同一篇铭文里的时候，周公旦仍然被尊称为“周公”，并没有被称为“王”，似乎可以反证周公旦并没有称王的举动。所以，根据目前可见的证据，“周公称王说”既无法坐实，也无法证伪，这桩公案还将延续下去。

良渚文明与蚩尤部族良渚文明与蚩尤部族 □蔡运章 2021-06-07洛阳日报掌上洛阳中华民族有五千年文明史的说法，见于《史记·五帝本纪》。在距今5300年前后，西亚的苏美尔文明和古埃及文明都已进入铜石并用的繁荣时代。那么，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能不能得到考古学的有力证明？从良渚文化的发现和研究里，我们可以得到肯定的回答。 1 良渚文化与良渚古城良渚文化是以今浙江余杭区为中心分布的远古文化，距今5300年—4100年。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余杭区陆续发现良渚文化遗址。这个遗址群在约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共有135处遗址，包括反山墓地、瑶山祭坛和墓地、汇观山祭坛和墓地。良渚古城址从宫城到王城，从良渚外围的聚落群体到发达的水利系统、手工作坊和先进的稻作犁耕农业体系，都集中反映了良渚先民的文化基本面貌。 2006年，在余杭区瓶窑镇与良渚镇莫角山地区发现莫角山遗址。这处遗址位于古城址的中偏北部，中心发现了2万多平方米的夯土建筑基址和柱洞，应是贵族行使权力的政治和宗教场所。这是目前我国发现的距今5000年前后规模最大的都城遗址。良渚文化分布在长江下游的环太湖地区，分为五个区域类型。这些差别说明，良渚社会内部已存在“中央”和“地方”相统属的“地域国家”形态。 2 良渚文化的农业经济与社会分化 ■良渚文化的稻作农业犁耕是良渚文化农业耕作的主要方式。在许多遗址中都发现了当时使用的石犁，仅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石犁就有100余件。这些重要发现，说明良渚先民已摆脱铲挖锹翻的耜（Sì）耕阶段，率先进入稻作犁耕时代。修渠打井，引水灌田，是良渚文化各部族农业发展的重要成就。徐家湾遗址发现了用于引水排水的沟渠遗迹，再联系到许多开沟犁的出土，说明良渚文化已经出现了较为周密的灌溉农业。当时，这种农业灌溉技术在东亚地区处于先进地位。 ■良渚文化贵族墓葬大量陪葬玉钺玉钺（yuè）是良渚文化贵族墓里常见的随葬品。1986年，在反山墓葬群共出土玉钺54件。1991年，在余杭瓶窑汇观山发现的墓葬里，陪葬的玉钺多达48件。钺是中国古代常用的杀伐刑具，其中的大钺则被作为王权的象征。《尚书·牧誓》载：“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máo）以麾。”周秉钧注：“钺，大斧也。饰以黄金，故曰黄钺。”《史记·周本纪》说：“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由此可见，良渚玉钺应是贵族显示身份和地位的具体象征。 ■良渚文化遗址发现的丝织品 1958年，在浙江省吴兴县（现湖州市）钱山漾距今约5000年的良渚文化遗址里，出土“一批盛在竹筐内的丝织品，包括绢片、丝带和丝线等。经鉴定，原料是家蚕丝，绢片是平纹组织，纬密度为每厘米48根”。1959年，江苏省吴江县（现吴江区）梅堰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刻有“蚕纹”图样。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丝织品残片，采取先摷后织的工艺。由此推测，当时的丝绸制品，已经有较大的产量供贵族享用。 ■良渚社会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差别良渚文化墓葬已出现贫富严重分化的社会现象。1982年，在江苏省武进县（现武进区）发掘墓葬随葬品120多件，玉器占绝大多数，其中有玉璧24件、玉琮33件。1986年，在反山发掘的大墓，出土随葬器物547件，其中玉器多达511件。而在那些散落于居址周围的小型墓中，随葬品只有管、珠等小件玉器。这些墓葬可能属于平民墓。贵族墓与平民墓之间，随葬玉器的种类、组合差异，以及平民墓中有无玉器随葬的差异，构成了良渚文化用玉制度的等级差别。由此可见，良渚反山、瑶山贵族墓地和祭坛，揭示了良渚文化中期已出现严重的社会分化现象。 3 良渚文化的大型祭坛与宗教狂热 ■良渚文化的大型祭祀遗址在良渚文化反山、瑶山、汇观山和大观山等地，都发现了大型墓葬和祭坛遗址。其中，大观山祭坛实际上是一个长方形土台子，东西长约670米、南北宽约450米，相当规整。这个面积约30万平方米、高5米至8米的土台子竟是人工筑成的，至少也是依托土岗，由人工填平补齐才形成的。由此可见良渚先民宗教祭祀的一斑。 ■良渚文化崇尚玉器与宗教狂热居住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良渚文化先民，因受自然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台风肆虐，对自然天神产生极度敬畏和恐惧。为了祈求天地神灵的护佑，便出现崇拜天神的宗教狂热思潮。良渚文化陪葬大量制作精美的璧、琮，就是良渚先民宗教狂热思潮的具体反映。珠、管、坠、玦、璜、瑗、镯、璧、琮等玉器，其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湛，达到了中国史前文化之高峰。璧、琮是祭祀天地神灵的重要礼器。《说文·玉部》曰：“璧，瑞玉，圜也。”“圜”以像天。《白虎通义·瑞贽》说：“琮之为言宗也，象万物之宗聚也。”《周礼·天官·大宗伯》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璧为圆形，象征天；琮为方形，象征地。中国的“豊”字，本是豆盘里盛满玉串的会意字。而“礼”字从示、从豊，则是以玉示神的会意兼形声字。由此可见，璧、琮也是天神崇拜的产物。 4 良渚文化的族属与黄帝“禽杀蚩尤”事件黄帝“禽杀蚩尤”是五帝时代的重大事件。学者多以为，考古发现的良渚文化和良渚古城，就是蚩尤部族的文化遗存。相传，蚩尤是九黎族的首领，有“‘兄弟八十一人’，当为八十一个氏族”。《史记·五帝本纪》说：“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正义》载：“孔安国曰：‘九黎君号蚩尤’是也。”由此可见，九黎族是我国远古时代一支势力庞大的部落集团。黄帝“禽杀蚩尤”的地望在哪里？《史记·集解》引服虔曰：“涿鹿，山名，在涿郡。”又引张宴说：“涿鹿在上谷。”这是说“涿鹿”在今河北省涿州市境内。徐旭生先生指出：“蚩尤不过同炎帝族争地，未必远出到今河北省的北境。”这种质疑是有道理的。其实，“涿鹿之野”当在豫州。《逸周书·尝麦解》载：“蚩尤乃逐帝，战于涿鹿之河（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陈逢衡补注：“中冀即冀州之野，见《山海经》郭璞注‘冀州，中土也’，故曰中冀。”“阿”就是山麓的意思，“涿鹿之阿”在太行山的东南麓。《淮南子·地形训》说：“正中冀州曰中土。”又说：“少室、太室在冀州。”《冀州考辨》里已指出：“中土的‘冀州’当指豫州。”因为黄帝执杀蚩尤于“中冀”，所以“涿鹿之阿”当在“豫州”的辖境之内。殷墟卜辞有“鹿师”，是商王经常往来的地方。例如：“……殻贞，王往于鹿师？”“己亥卜，内贞，王侑石，在鹿东北，作邑于之。作邑于鹿。” 郑杰祥先生指出：“卜辞鹿地可能就是后世的浊鹿城。”《史记·索隐》云：“涿鹿，或作‘浊鹿’，古今字异耳。”《后汉书·献帝纪》载：“奉帝为山阳君，都山阳之浊鹿城。”李贤注：浊鹿城“在修武县东北”。因此，“浊鹿故城”当在今河南省修武县东北李固村西南。蚩尤集团实施扩张政策而遭到战败。这就是良渚文明最终走向衰落，而被中原文明所取代的根本原因。综上所述，张忠培先生指出：“良渚文化已迈入文明的门槛。”良渚文化乃是华夏文明初级阶段国家形态的典型代表。由此可见，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以良渚古国为代表的文明进程，引领着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东方的发展方向，开启了中华文明的新纪元。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与周天子家的关系（网络资料，仅供参考）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与周天子家的关系齐国：周武王的相父、国丈姜子牙的封国。晋国：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的封国。鲁国：周武王的四弟周公旦的封国。燕国：是周王室的召公奭的封国，应该是叔伯堂兄弟的关系。吴国：周文王的大伯泰伯所建。宋国：纣王的大哥、周武王的盟友微子启的封国。韩赵魏，晋国公卿三分晋国，被周天子承认。楚国：南方部落，参与周武王伐纣战争。秦国：周天子家的马奴的封地。郑国：周宣王的弟弟姬友的封国。以下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败家子居多：管叔鲜的封国为管国。蔡叔度的封国为蔡国。蔡叔振铎的封国为曹国。成叔武的封国为成国。霍叔处的封国为霍国。康叔封的封国为卫国。冉季载的封国为冉国。

“周公奔楚”中那么多诸侯国，周公为何独独挑中楚国呢？（转载） “周公奔楚”中那么多诸侯国，周公为何独独挑中楚国呢？在整个周成王统治初期，楚人自其国君熊绎以下似乎都努力扮演着忠臣赤子的角色。然而，很快他们却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而当历史的聚光灯再次照到在他们身上之时，却已然是周昭王姬瑕大张旗鼓的 “南征伐楚”之时了。虽然从现有史料来看，我们并没有找到周、楚关系缘何迅速急转直下的直接证据。但是发生在周成王统治中期的一起政治风暴，却似乎与之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那便是至今仍众说纷纭的 “周公奔楚”。 “周公奔楚”的故事不见于《尚书》《左传》《国语》等先秦史料。司马迁却言之凿凿地将其记录于《鲁周公世家》及《蒙恬列传》之中。虽然叙述的角度略有不同，但上述两篇文章的核心内容却基本一致。都是说在周成王亲政之后，有人趁势攻击曾经身为摄政的周公旦，周公旦为了避祸，不得已逃往楚国。虽然 “周公奔楚”一事的真实性，至今仍广受争议。但如果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来看，面对着本就对自己颇为猜忌、眼下又听信了谗言的周成王，周公旦第一时间尝试着进行解释显然很难奏效。反倒是暂时离开风暴中心，让双方有时间和空间进行冷静思考较为安全。那么在众多的诸侯国之中，周公为何独独挑中楚国呢？站在后世者的角度来看，周公或许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考虑的。首先，从远近亲疏的角度出发，他如果前往以自己儿子伯禽所在的鲁国或其他姬姓宗室封国，那么势必会加剧周成王的猜忌，引发又一场诸如“三监之乱”那般的内战。而东夷、西戎诸国又与周王朝有着血海深仇，周公旦不敢贸然前往。唯有楚国地位特殊，既非姬姓宗亲、又乃周氏股肱，正好用作临时避难所。其次，楚国国都丹阳位于镐京东南，地利位置相对便利。抵达丹阳之后，周公可以从容地根据政治形势的发展，进而选择自己下一步是折向洛邑、还是东去鲁国、甚至逃亡东夷，最后，之所以选择楚国出奔，或许还因为在周公和大多数周王室的眼中，以熊绎为首的楚国贵族，老实巴交、任劳任怨，即便遭受了不公正待遇，也不敢公开发作。俨然是一个可以任意揉捏的软柿子。周公旦相信自己跑到丹阳之后，楚国人既不敢将自己拒之门外，也不敢将他送回镐京。如此一来，自己便可以坦然摆出一副 “去国避嫌”的姿态，坐看风云变幻。虽然 “周公奔楚”最终以周成王在周公的府邸发现了这位叔叔早年间为生病的自己祈福、甘愿以身代死的祷书，深受感动之余，命人从楚国请回了叔叔而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是经历了这番政治风波之后，楚人的内心却似乎久久难以平复。他们既对卷入周王室的宗室内讧倍感后怕，也对周公这种毫无先兆便引来灾祸的方式出离愤怒。这种不安和愤怒逐渐发酵，令楚人急切地想要摆脱迁都丹阳后这种寄人篱下的感觉。然而，在成王姬诵及其子康王姬钊统治时期，兵强马壮的周王朝征战四方，无往不利。弱小的楚人想要脱离其控制，谈何容易。直到姬钊去世，周王朝的第四代君主昭王姬瑕登基，楚人才依稀看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作为生前武功赫赫的周康王姬钊的继承人，以27岁壮年继位的姬瑕自然也渴望成就一番自己功业。然而，由于其父康王末年曾连续对东夷和鬼方大规模用兵，姬瑕要想青史留名，不仅需要耐心等待此前虚耗的国力缓慢地恢复，更要需要寻找到一个合适的新战场。为了积聚力量，姬瑕统治的前14年里周王朝似乎并没有主动卷入大规模的战事之中。然而，看似四海升平的背后却是暗流涌动。公元前982年四月，中原地区突然遭遇了长时间 “恒星不见”的阴霾气候。当年，鲁国境内更发生了国人暴乱、袭杀宰臣的恶性事件。这些天灾人祸对周王朝的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更令姬瑕的统治威信摇摇欲坠。为了转移内部矛盾，姬瑕急需一场对外战争。为了制造战争借口，公元前980年，姬瑕驻跸于洛邑成周，召集天下诸侯和方伯前来觐见。迫于周王朝强大的军事压力，除了本就从属于周王朝的各方势力之外，连被周人视为东夷和南夷的华东和华南地区亦有26位酋长千里迢迢地赶了过来。这般 “万国来朝”的景象，不仅极大地满足了姬瑕的虚荣心，更令其对正在计划中征服汉水流域的战争充满了信心。随着朝见活动的正式结束，姬瑕随即便以汉水以南的 “虎方”未来觐见为由，命宗室将领的南宫氏作为王师的前锋向着南方进发。而在各路诸侯的兵马集结完毕之后，姬瑕更亲率大军一路高歌猛进。

许宏：二里头可能有文字目前还没有找到许宏作客“考古百年中原行”系列讲座：二里头可能有文字目前还没有找到河南日报《河南日报》官方账号河南日报客户端记者张体义 5月22日，作为“河南考古百年”系列活动的一部分，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河南日报报业集团顶端新闻、郑州图书馆等单位主办的“考古百年中原行”系列公众讲座进行了第二讲。讲座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二里头遗址考古队原队长许宏以《天“夏”为家——寻找最早的中国》为题，与观众们分享了二里头遗址六十多年来的发掘成果和他心中的“最早的中国”。许宏长期从事中国早期城市、早期国家和早期文明的考古学研究，仅在河南就工作了20多年，对河南有很深的感情。许宏还非常重视考古学的普及与宣传，面向公众的著作有《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大都无城》《发现与推理》《东亚青铜潮》等，都受到读者好评。讲座中，许宏介绍了二里头遗址的诸多“中国之最”：最早的城市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最早的大型四合院和多进院落宫室建筑、最早的工城（官营作坊区）、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等等，二里头的作坊区可以称为“中国最早的国家高科技产业基地”。许宏说，尽管学界对二里头遗址的性质还有不同的认识，但是，二里头遗址是东亚地区青铜时代最早的大型都邑遗址，以其为典型遗址的二里头文化则是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随着二里头都邑与二里头文化的崛起，华夏文明由“多元的邦国”时期进入了“一体的王朝”时期。二里头遗址所在的洛阳盆地，就是最早中国的诞生地。正如国家公布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要进展中说：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谈到中国青铜器的来源，许宏说，外来的青铜冶铸技术和我们传统的陶器制作、祖先崇拜、价值观、意识形态等相互结合，产生了一个独一无二、屹立于世界青铜文明之林的中国青铜文明。文明是在交流中产生的，青铜文明如此，中原文明如此，中华文明也是如此。中华文明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广泛吸收了外来文明的影响。二里头遗址有没有发现文字，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许宏说，安阳殷墟发现了大量的非常成熟的甲骨文，比安阳殷墟时代早的郑州商城遗址也发现了习字甲骨，小双桥遗址发现了朱书文字。二里头遗址陶片上一些单个的刻画符号，大部分学者认为不是文字。我个人也认为那不是文字，但我又相信像二里头遗址这样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邑应该有文字，只不过我们还没有发现而已。不管发现没发现文字，都不影响我们对二里头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的认知。编辑：陈鑫

千年古都兴文旅经济日报 08:22·《经济日报》官方账号 “全市共接待游客3048.43万人次、旅游总收入278.19亿元，与2019年相比分别增长5.57％、2.53％。”刚刚落下帷幕的第39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彰显出“千年古都、牡丹花城”洛阳的节会旅游热度。为办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牡丹盛会，更好地体现“利民惠民”办节宗旨，洛阳今年在继续执行旅游年票不受限、部分公园不收费、外地车辆不限行，餐饮住宿控涨幅，特殊群体免费游等“三不一控一免”惠民政策基础上，新增了年票景点增范围、公交车辆增班次，来洛赏花有专列等多种惠民措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旅游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洛阳的历史文化最有吸引力、最具竞争力。近年来，为加快建设文化旅游强市，打造国际人文交往中心和国际文化旅游名城，洛阳动员全市上下坚定文化自信，在推动文化繁荣兴盛上奋勇争先。目前，洛阳各类博物馆已超百家，稳居河南首位，“东方博物馆之都”初具规模。隋唐洛阳城国家历史文化公园、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成为文旅打卡地。国家级河洛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获批建设。牡丹文化节、河洛文化旅游节、中原国际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世界古都论坛“两节一会一论坛”影响力持续提升。随着牡丹博物馆等9个博物馆建成投用、洛阳地铁2号线年底开通、建设全国研学旅行示范城市、打造20座示范性书房……洛阳这座生机勃发的千年古都正焕发出夺目的光彩。来源：经济日报

人生最难的修行：遇事不怒，对错不辩，输赢不争人生最难的修行：遇事不怒，对错不辩，输赢不争做人赢在和气，败在脾气，贵在大气。作者：洞见·徐小栩看过一句话：“遇事不怒，对错不辩，输赢不争，才是为人处世的大智慧。” 仔细想想，确实如此。人所有的烦恼，皆来自于内心的不安宁。有修为的人,沉得住气，看得透是非，放得下得失，活得通透洒脱，从容自在。 01 不怒，是一种修为。 “怒”字拆开就是“奴心”，人愤怒时，心就被奴役了。看过一个《发怒的毛驴》的故事。有一头毛驴，本来在磨坊里任劳任怨地拉磨，突然一条流浪狗跑过来摇着尾巴冷嘲热讽道： “哎呦，你这头傻驴真可怜，只配在院子里拉磨,你活一辈子还不如我活一天快活！” 毛驴听后顿时怒火冲天，飞快地冲上去。可是狗跑得太快没追上，它越想越生气，完全没有心思干活了。这时主人八岁的儿子跑过来要骑驴，毛驴正好没地方发泄，一脚将孩子踢出去，孩子摔得头破血流。主人非常恼火，直接把驴卖到了屠宰场。驴子的悲剧，其实现实生活中我们都或多或少经历过。生活中，总会遇到一些对你说三道四的人。因此丧失理智，大动干戈，只会让情绪失控，酿成无法挽回的僵局，到头来吃亏的还是自己。正所谓：一忍可以制百辱，一静可以制百怒。怒而不言，气话不入耳，放过别人，也是放过自己。作家歌德的诗歌在当时广为传颂，但也有些人怀有成见。有一次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歌德遇到了一个批评家。批评家素来看不惯歌德的作品，他高傲地说：“我从来不给蠢.货让路。” 歌德没有生气，反而退让到路边微笑着说：“我恰好相反。” 面对不愉快的事，一笑而过是最有力的还击。做人要像河流一样，遇到障碍就绕开，绕不过去就蓄积力量，漫过去。苏东坡说过一句话： “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做人，赢在和气，败在脾气，贵在大气。能压得住脾气，才能掌控好自己的人生。 02 不辩，是一种格局。网上看过一个提问：“跟人争辩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评论区有个答案，说出了大部分人的真实想法：当时争得面红耳赤语无伦次，只想压倒对方，回头复盘的时候才想到精妙的反驳，然后越想越生气。你也有过类似的体验吧：和别人争论之后，事后觉得自己没发挥好，更是懊悔不已。一次争吵，两次伤害，徒做一些无谓的消耗。企业家马斯克曾说： “我现在不和人争吵了，因为每个人只能在他的认知水准上去思考。以后有人说二加二等于十，我会说你真厉害，你完全正确！” 宁和明白人打一架，不和糊涂人说句话。不轻易争辩，是处事的智慧，更是做人的格局。北宋名相富弼，长于辩论。有一次，一个穷秀才当街拦住他，说：“听闻你能言善辩，我来问你一个问题。” 富弼温声答道：“可以，您请说。” “若有人公然辱骂你，你该如何应对？” “我会装作没有听见。” 那人嘲笑富弼是个缩头乌龟，浪得虚名，转身离去了。一旁的仆人急了。富弼说：“此人带着怒气而来。我若与他争论，必定吵得面红耳赤。即便吵赢了他，也是口服心不服，徒劳无益。” 庄子曰：大辩不辩。如果你错了，多说无益；如果你没错，事实自然水落石出。瓷器永远不要去和砖头对抗，认知低的人不必试图纠正。这样，大家互不干扰，在各自的世界里相安甚好。静水流深，智者寡言。学会沉默和隐忍，明事理多思考，潜心修炼自己，这才是做人的大格局。 03 不争，是一种智慧。《道德经》中讲：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争，不过是不甘心，为了争一口气。然而强求太多，实则是跟自己过不去。看过一个小故事。有个渔夫，为一家渔队捕鱼，每天乐乐呵呵出门，即使空网也哼着歌归来，日子过得简单快乐。有一天，他意外捕捞到一块金子，欣喜若狂，那晚他没有唱歌，幻想着未来。第二天，他卖了那块金子又借了一笔高利贷，买了一艘渔船，雇了几个渔夫，做起了捕鱼的生意。几年下来，生意越做越大。可他却再也笑不出来了，每天不是担忧天气好坏，就是要跟其他渔队竞争鱼价，内心没有片刻安宁。一次龙卷风让船触礁，损失惨重，渔夫心情跌落到极点，沮丧地走在海滩上。这时，他看到一个流浪汉躺在沙滩上，晒着太阳哼着歌。渔夫不解地问：“你一无所有，怎么会这么快乐？” 流浪汉说：“我有阳光，有健康，有自由，为什么要不快乐？” 渔夫恍然大悟，他想起以前自己也是个知足常乐的人，只是因为一味地去争取，失去了快乐的本能。国学大师南怀瑾说：生命中只有被欲望迷乱了的人，才一定要分出尊卑高下。不争，是人生至境。不争，不是不追求而是不强求，知道该做什么，什么是最适合的。爱而不能求而不得，本就是人生常态。该来的终究会来，不该来的强求也没用。凡事尽力就好，不要过于强求结果。《菜根谭》说道：“夫唯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 人生最曼妙的风景，不过是静而不争，知足常乐，得之坦然失之泰然，内心淡泊自在随缘。 ▽ 老子有曰：“善战者不怒，善柔者不辩，善胜者不争。” 平心静气，方能成就大气；沉默不言，就是最好的辩解；保持一颗平常心，人生就会少很多烦恼。人活一世，是一个不断与自己、与世界和解的过程。过得好不好，心态最重要。

蒙曼的话，权威吗？最近一些地域黑不知道从哪里扒出了“可能是”蒙曼4年前的一句话“洛阳是武周icon的政都，唐朝的陪都”。这句话出自哪里呢，出自B站的一段“2分钟”视频。而该作者投稿的视频全部都是一个主题“矮化/诋毁洛阳”，而且所有视频都是几分钟的“断章取义”。然而，地域黑们不管这样，因为他们从来都是断章取义，寻找摸黑中华根脉的资料。那么西人，你们真的认为蒙曼的话就是权威吗？蒙曼曾经在《绿水青山看中国》节目中说“秦作为一个西戎icon国家”，你们认吗？不认的话，我只能送你们两个字“双标”！其实关于唐朝的长安和洛阳，纵观大唐三百年，长安的地位当然比洛阳高，这一点没什么争议的。但是，在盛唐期间，洛阳则明显比长安更重要。其一：两京制下，唐朝中央更多时间在洛阳其二：洛阳位居中原，一直以来都是中华文化中心，君不见唐朝绝大部分著名文人都是洛阳附近的？其三：洛阳的经济地位是长安无法比拟的，这一点众所周知。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

洛阳发现2400年前的齿轮 1954年，中国科学院的考古学家们在洛阳东周王城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在遗址中挖出来一个比较有分量的金属块，当这个金属块经过清理完全呈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人们都惊呆了，因为这个金属疙瘩居然是一块青铜齿轮！开始专家们还表示怀疑，但是经过鉴定之后，认定其确实是出自于2400年前的青铜文物。这套青铜齿轮现在由洛阳博物馆收藏，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应天门里别有洞天

二里头科技考古（转贴）刚听完二里头遗址icon与夏文化研究系列讲座第一讲“二里头遗址的科技考古”。因为我们在所里和学校上课都听过袁靖老师讲的就不多说了。概括来说：科技考古就是依据考古学的研究思路，借用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方法与技术，参与考古学的调查、发掘和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在坚持考古学的地层学和类型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更加科学、更加系统、更加广泛、更加有效地在考古学研究中运用科技考古的研究方法，开展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考古学研究水平极为重要的标尺之一。二里头遗址是迄今为止应用科技考古方法最多的遗址,通过开展年代测定、环境考古、人骨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古DNA研究、同位素icon分析、冶金考古、陶器科技考古、玉石器科技考古等多个科技考古领域的研究，可以确认二里头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1750-1520年左右，古人依据依山傍水的地势地貌建立都邑，当时的气候条件适宜，土地资源肥沃，古人的体质特征以“古中原类型”为主，农业及手工业生产力水平达到较高程度，有明确的专业化分工，已经存在人口和家养动物的对外交流。这些均为早期国家在二里头的形成提供了理想的自然环境、良好的经济基础及开放的文化氛围。如果对二里头遗址科技考古成果了解更多，可以参考《二里头1999-2006》的第三卷和前年编的《二里头考古六十年》。另外有朋友问昨天罗森教授的讲座网上是否有，我找了下B站有up主分享了，大家有空可以看看。

“全国城市休闲和旅游竞争力”前30座名城市评出，洛阳icon在一大波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脱颖而出，成为河南唯一跻身前三十名的城市。全国城市休闲和旅游竞争力”前30座名城市有：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广州、深圳、重庆、苏州icon、厦门、成都；大连、青岛、天津、无锡、西安、武汉、宁波、长沙、洛阳、黄山；哈尔滨、珠海、福州、太原、昆明、沈阳、济南、长春、贵阳、泉州。

发明了造纸术的蔡伦为何最终自尽而死 1.生命终点公元121年，蔡伦死了，他没有死于任何人的手上，而是死在了自己的手上，没错，他是自杀的。在决定自杀之前，他还特地沐浴更衣，穿戴整齐，多年的宫廷生活早就让他学会了如何让自己看起来更体面，哪怕是即将赴死，他也想走得体面一点！喝下早已准备好的毒酒，他只感到自己的腹部一阵绞痛，然后心跳加速，意识渐渐地模糊，过往几十年的经历彷佛瞬间回到了眼前，一切都显得那么的熟悉。 2.入宫为宦关于蔡伦的出生年月，史书上没有记载，我们大体上知道蔡伦在公元75年左右入宫，成为一名宦官，刚入宫的蔡伦地位卑微，只能做点打扫卫生倒马桶之类的脏活累活。虽然蔡伦的起点很低，但是蔡伦聪明伶俐，很快就获得了提升，做了一名小黄门。成为小黄门后的蔡伦有了接触皇后和妃嫔的机会，很快他就活动到了当时的皇后窦皇后的身边！话说窦皇后虽然进宫很久了，服侍汉章帝多年，可是一直没有子嗣，于是渐渐的窦皇后逐渐失去了章帝的宠爱，失宠的窦皇后因而特别嫉恨那些生下子嗣的后宫嫔妃！当时汉章帝宠爱的宋贵人生下了一名皇子刘庆，汉章帝非常喜爱，便立为太子，窦皇后派人诬陷宋贵人妖媚惑主，在这个过程中蔡伦一直负责监视宋美人，可以说是窦皇后的帮凶。最终宋美人被逼自杀，太子刘庆被废为清河王迁出皇宫居住，蔡伦因为这件事愈发受到窦皇后的重用，意气风发的蔡伦恐怕还不知道这件事最终给他最后的人生结局埋下了伏笔！ 3.飞黄腾达窦皇后逼死了宋贵人，还诬陷梁贵人，并且夺走了梁贵人的儿子刘肇当作自己的养子，并且让汉章帝把刘肇立为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汉和帝。汉和帝登基后，窦皇后成为太后，当时的汉和帝还年幼，朝廷大权尽入窦太后手中，蔡伦因为之前帮助窦太后处理宋贵人和梁贵人，被窦太后封为中常侍，陪伴在小皇帝周围！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太监成为俸禄两千石的中常侍，此时的蔡伦可以说达到了自己人生的巅峰，而接下来的发生的一件事则让蔡伦青史留名了，没错那就是造纸术的发明！ 4.青史留名公元97年，窦太后去世，窦太后去世后，蔡伦又开始侍奉当时汉和帝的皇后邓皇后，邓皇后特别喜欢舞文弄墨，但是当时书写用的材料还是比较昂贵的绢，这让一向节俭的邓皇后十分头疼。向来善于揣测人心的蔡伦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讨好主子的好机会，于是便组织大批工匠改进当时还不算先进的造纸术，确切的说当时汉朝已经有了造纸术，但是工艺落后，不适合大规模生产！蔡伦总结前人的造纸经验，最终发明了用树皮，破布等原料制造的优质纸张，这些纸张获得了邓皇后的高度称赞，蔡伦顺势成为了邓皇后眼前的大红人，由于邓皇后的提倡和引领，最终造纸术在全国得以推广！由此可见，蔡伦发明造纸术更多的是为了讨好上位者的欢心，他并非一个立志于用技术改变世界的科学家，他醉心的恐怕是一世的荣华富贵，至于说造纸术不过是他为了获取荣华富贵的手段而已！只不过蔡伦也没想到自己的发明能成为后来闻名世界的中国四大发明之一，而他也因为造纸术而名留青史，名气甚至比当时的皇帝和皇后的名气还大，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无心插柳柳成荫吧！ 5.命运转折正所谓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好，春风得意的蔡伦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马上就要迎来巨大的转折了，公元105年，汉和帝驾崩，随后汉和帝和邓皇后所生的尚在襁褓的儿子继承了帝位，可惜这个小皇帝也是个短命鬼，没过两年也驾崩了，此时汉和帝已经没有其他的子嗣，邓太后只能和大臣商议另立一个皇室子弟为皇帝，最终汉和帝的侄子刘祜成为了新皇帝。当听到刘祜被立为皇帝，蔡伦的心里面咯噔一下，他知道这个刘祜就是曾经被废的太子清河王刘庆的儿子，刘庆的母亲宋贵人就是被自己间接害死的，所以刘庆一家子都和自己有深仇大恨！唯一让蔡伦感到宽慰的是，当时的邓太后还临朝称制，小皇帝刘祜只能算个傀儡，还没办法对蔡伦采取任何的行动，所以蔡伦的日子还可以继续，并且还被邓太后封侯，毕竟他也算宫里的老人了！但该来的总会来，邓太后毕竟不能保护蔡伦一辈子，随着邓太后因病离世，汉安帝开始亲征，他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责成有司着手调查当年祖母被逼自杀的案件，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汉安帝这是要拿蔡伦开刀了！此时的蔡伦知道，自己的末日即将到来了，此时他才明白，原来冥冥中是有报应存在的，当年自己帮助窦太后陷害妃嫔，其实就是在给自己掘墓，如今报应不爽，自己也是咎由自取！但是蔡伦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他不想被汉安帝下狱，然后严刑拷打，最后再被推到法场被砍头，他觉得这有损于自己的身份，所以他决定在逮捕之前自我了断，于是乎一杯毒酒成了蔡伦最后的归宿！蔡伦死了，死于东汉后宫波谲云诡的政治纷争，他因为攀附权贵而飞黄腾达，最终也因为得罪权贵而走上末路，而这一切都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唯一庆幸的是，他醉心于谋求富贵的同时还给后人留下了影响深远的造纸术，也算是不枉此生了吧！

古都开封系列:王安石变法是成是败？王安石变法是成是败？ “王安石变法”是一个“危险”的题目。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知之甚少，却无比笃定地相信，自己所知道的都是真理；一旦谁说出不同意见，或者提醒他们其实这件事还有其他可能的解释，他们便会气得脸色发青、指节咔咔作响，在键盘上敲出一连串血腥的语句，像连珠箭一样射向假想的敌人。而“王安石变法”正是这样一个有可能引发无名之火的题目。他们相信，王安石变法就等于改革，等于进步，等于正义；而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就等于反对改革，反对进步，是死硬的顽固派。因此，任何对王安石变法的否定性说法，以及对司马光除史学成就之外的任何肯定，都是应当被唾弃、被打倒的，包括说话的那个人。 “横看成岭侧成峰”，衡量标准不同、观察立场不同，观感当然不一样。所以，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衡量标准与观察立场。第一，“评价王安石变法，主要是依据言论，还是依据行动，是依据动机，还是依据效果，这应是个根本的原则问题”。毫无疑问，王安石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的经学造诣、思辨水平和知识广度皆高出一般，文章更是写得漂亮。但是，王安石变法不是坐而论道，而是国家政策，是政策就必然要对国家和社会发生作用。所以，看王安石变法，最重要的不是看他说了什么，动机怎样，而是看他和他的政府做了什么，对国家与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第二，我们站在哪里看历史？看历史当然要看长远、看大轮廓，但是，也要看当时，关心那些生活在当时的、受到王安石政策影响的个人和群体。没有“人”的历史是不会有生命力的。第三，还要修正一个传统观点。传统观点关注对立，认为社会上层和下层的利益是绝对冲突的。上层指官僚、地主和商人，下层指普通农民，所以，传统观点赞美王安石变法对社会上层利益的削减，好像这样社会下层就会得到好处。其实不然，损有余未必补不足。社会的上层和下层当然有矛盾，但是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社会是一个整体，有它的整体利益。而这个整体利益与皇帝的诉求、朝廷国家的利益之间未必能保持一致。破坏这种一致的，往往是皇帝和朝廷国家。综上所述，我们观察王安石变法的标准和立场如下，第一看实施，第二看当时，第三考虑社会整体。这里需要做一个简单说明，神宗朝十九年，王安石前后两次主政，共计七年，王安石退居金陵之后，神宗本人亲自掌舵十年。我认为，“王安石的七年”与“神宗的十年”之间在政策路线层面并无本质差别。“后十年”之中，虽然王安石离开了朝廷，但他所开创的政治模式和各项政策都在继续主导着开封政坛。因此，我倾向于把“神宗的十年”看作王安石变法的延伸，作一体观。王安石变法的政策涉及面很广，包括役法改革、青苗贷款、保甲法、保马法、农田水利法等等，在宋史研究领域是很大的一片园地，专家众多，著述如林。在这里，我无意也无力介入具体问题的讨论，只想通过一个例子，管中窥豹，来看一看新法的精神实质。这个例子就是程昉淤田破坏民田案。淤田属于农田水利法，简单地说，就是把河堤打开一个口子，人工制造洪水，借水力把河底淤泥输送到岸边洼地，以期改良土壤，制造良田。可是，洪水哪能那么听话？宦官程昉在滹沱河流域淤田，被人告发“堤坏水溢，广害民稼”。官司打到中央，惊动了神宗皇帝。程昉解释说，淤田是老百姓自愿请求的。怎么证明呢？程昉说，他在淤田之前，先派出官员征求当地意见，拿到了淤田“知情同意书”。那么，程昉拿到的究竟是由谁签署的“知情同意书”呢？逼问之下，程昉承认，他拿到的是“诸县乞淤田状”，也就是各县的县政府请求淤田的状子。换句话说，程昉并没有挨家挨户去取得老百姓的同意，属于强制性淤田，并且确实损害了当地百姓的利益。程昉淤田违反了新法所标榜的自愿原则与利民主张，所告属实。神宗因羞耻而愤怒。王安石说：“淤田得差去官及逐县官吏状足矣，何用户户取状？”也就是说淤田这个事情得到中央淤田专员和各县官员的请愿书就够了，哪儿用得着挨家挨户取得老百姓的同意呢？这句话干脆利落地否定了淤田行动的实施前提——百姓自愿，从而间接否定了新法所宣称的目标——利民。紧接着，王安石又说，程昉为朝廷出力淤田数额达到了四千多顷，因此，“假令奏状称人户乞淤田一句不实，亦无可罪之理”。就算是在“知情同意”这个问题上说了谎，也没有怪罪理由啊！神宗随即转怒为喜，然而尚存犹疑，说：“若果淤田有实利，即小小差失，岂可加罪？但不知淤田如何尔？” “实利”指朝廷国家通过淤田所得的经济利益，与之相比，老百姓的无辜受损就只是微不足道的“小小差失”了。一言以蔽之，王安石和神宗真正在意的是“实利”，而非“利民”。关于淤田，还有一个小故事可以一说。郑州原武县有一拨老百姓，对淤田不满，结伙到开封告状。老百姓前脚出发，后脚就被县政府给追回来了。追回之后，要打板子。这帮人也的确是“刁民”，一看要挨打了，“好汉不吃眼前亏”，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说，我们不是去告状的，我们是想要到首都去，向皇帝表达我们对朝廷、对淤田使者大人的感激之情。淤田使者听了，很愉快地说，好啊，既然你们要感谢我，那干脆搞一个书面的感谢状吧。感谢状很快出炉，两百多个老百姓在上面签了名，各回各家。淤田使者派两个公差把感谢状送到了中央。“安石大喜，上亦不知其妄也。” “喜”自然是真喜，“不知”是不是真“不知”，就不得而知了。上面提到的那个程昉，也有一封来自漳河流域老百姓的感谢状，来历如何，我亦不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才是王安石新法的追求，至少是它的短期目标。比如受到批评最多的青苗法，也就是政府向农民发放的季节性小额借贷，打着救荒济贫和限制高利贷的旗号，号称“凡此皆以为民, 而公家无所利其入”。实际上怎么样呢？首先是利率其实并不低。青苗钱一年两次发放和回收：春天贷的夏天还，夏天贷的秋天还。政府规定利率20%。听起来不高是吧？然而这只是半年利率，所以，它真实的利率水平不是20%，而是40%，甚至更高。贫苦农民借了还不起怎么办？好办，拉上富户一起借，互相担保，穷人还不起，富人帮帮忙。青苗法最初宣称是自愿借贷，结果在地方官的执行中却变成了强制贷款，等于是新增税费。再比如免役法。役是老百姓对朝廷国家所承担的义务，通常以无偿劳动的方式进行，分为兵役和劳役两种。宋代军人职业化，老百姓免除了兵役负担，只服劳役，比前代自由了不少。免役法规定，老百姓不再身体力行亲身服役，而是出钱来换取自由，政府拿这个钱向市场购买所需要的服务。役分很多种，穷人有穷人的役，富人有富人的役，富人愿意花钱买自由，穷人没钱可是也要出钱免役。正式的免役钱之外，还有“免役宽剩钱”，这个钱干什么用？多收出来以备政府不时之需。而且，按照原来的役法（差役法），有相当一部分条件太困难的群众是彻底不服役的，现在也要交助役钱。总而言之，只要能增收，名义可以创造。王安石新法所创造的这些敛财方式，听起来非常“先进”，处处流露着创新气息。但是，你要深入进去，看看当时人的感受，就并非如此了。过去权威的说法认为，王安石变法因为遭到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阻挠而失败了。其实王安石变法根本就没有失败。如果我们理解到新法真正的目的是增收，那么，你就会发现它太成功了。神宗驾崩以后，他的儿子哲宗即位，户部尚书李常算过一笔账:“今天下常平、免役、坊场积剩钱共五千六百余万贯, 京师米盐钱及元丰库封桩钱及千万贯, 总金银谷帛之数，复又过半。”总计达一亿贯以上，是多么惊人的数字！而且，这个数字是在神宗对西夏用兵开疆拓土长期消耗之后剩下来的钱。王安石和他的团队的确是理财的天才。在王安石变法之前二十七年，宋朝还进行过一次改革，那就是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庆历新政的改革方案确实对症下药。宋朝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官僚集团的高消耗和低效能，因此，庆历改革的核心次序是首先整顿吏治，然后发展生产，富民，最后才是强国。二十七年间，宋朝并没有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问题还是那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在王安石变法中都没有体现。王安石不关心这些东西，他关心的是理财。他的理财是为了满足神宗开疆拓土、制礼作乐，成为伟大皇帝的梦想。当然，王安石的理想比理财要大得多。但是，他实现得最好的还是理财。在司马光看来，王安石的所作所为不仅违背了他自己的平生所学，而且害民祸国，对宋朝政治将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本文节选自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文化学者)新书《法度与人心》（中信出版社），读史系授权发布。

华夏文明，满天星斗！关注贴吧“古都论坛” 央视访三星堆考古专家雷雨，关注贴吧“古都论坛”

华夏文明，满天星斗！

4500年前大米，大金器，三星堆再曝重大发现澎湃在线03-2 4500年前大米，大金器，三星堆再曝重大发现澎湃在线 03-23 20:17澎湃新闻旗下帐号自从三星堆直播发掘以来金面具火速冲上热搜青铜鼎上的豌豆射手也踏着流量火了一波

碳14测年公布！专家：三星堆都城迁移或与商周变革有关连日来，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新一轮考古发掘新发现引发社会极大的关注。 3月23日上午，据央视新闻消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对6个坑的73份炭屑样品使用碳14年代检测方法进行了分析，对年代分布区间进行了初步判定。其中K4坑年代最有可能是在公元前1199年至公元前1017年，也就是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这就印证了三星堆新发现的4号坑碳14检测的年代区间属于商代晚期。对此测年数据，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孙华。他认为，这一次的测年标本数量较多，标本采集恰当，测量手段先进，因此年代测定数据肯定是可靠的。他曾多次表达过对器物坑测年的关注，“年代问题关系到器物坑的性质以及其历史背景。” 这一次的测年数据，结合过往考古情况，孙华也提出了一些假设，例如：三星堆大量具有浓烈宗教色彩的器物被毁坏和掩埋，是否与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桥文化的变迁、三星堆都城的迁徙、乃至于与周人的崛起以及以后的商周变革有关？毕竟，现在4号坑的测年年代是公元前1100多年，距商周变革时期（公元前1046年）已经不是太远了。采样和测年技术更新 “这次数据比较可靠” 当得知三星堆遗址祭祀区4号坑测年数据时，孙华向红星新闻记者发来四个字：“符合预期。”他介绍，其实此前根据各方面的线索，他们已经比较准确地推断出了大概年代，“当时判断是公元前1300年-1200年之间。” “大概相当于商王武丁、殷墟妇好墓的时期，也就是商代晚期比较早的一个阶段。”孙华介绍，相对来说， 1、2号坑的测年数据偏早，这与当时采样的方法和测年的技术有关系，“比如采集的木心，遇到上百年甚至千年的大树，数据自然就早得多。” 对比来看，这一次使用的不再是常规C14测年，而是用加速器质谱仪，“用很小的量就能够做。”另一方面，用当时的粮食稻谷、草、竹子这样一些生命周期短的样品，“测的结果也会比较准。” 孙华介绍，测年过程当中不论是标本本身还是实验室操作，都会积累一些误差，“所以一两个样本是不足信的，这一次使用了大量的样本测年，统计数据比较可靠。” 为何器物坑测年如此重要？可根据相关历史事实做推断孙华曾多次表达对于三星堆遗址器物坑年代的关注，在3月20日的工作进展会上，孙华在发言中也再次提及。为什么如此关注年代？孙华告诉记者，年代关系到器物坑发生的历史背景，即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事，还关涉其和遗址的关系。 “三星堆遗址的器物坑只是遗址的一部分，而三星堆又是古蜀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明确的年代牵涉到它和金沙的关系，甚至和更远的比如商周文明的关系。” 孙华表示，必须要知道准确年代，这样才能够对相关的历史事实做出比较准确的推断。另一方面，器物坑的性质也有赖于其年代。“这几个坑的年代是同时还是不同时间的，如果是后者，又有多大的跨度？”他解释，如果有的坑年代较早，有的坑年代较晚，由于埋藏是一个持续的行为，这就与经常性的祭祀活动可能相关；而所有的坑都同时出现，“就与突发的重大事件相关，至于这个事件是什么，就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推测假设：三星堆发生的事，是否和商周变革有关？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发生的突然将大量神庙内的器用毁坏并掩埋起来的重大事件，其背景是否与以后的商周变革有关？孙华说，目前三星堆遗址的器物坑中出土的器物，基本相当于商王武丁时期以前，“只有极少的器物——比如一号坑出土过一个青铜瓿，属于商王武丁时期。”而商王武丁以后的器物，目前还没有看到。历史上，商王武丁以后，周人逐渐崛起。“那个时候三星堆的人在商和刚刚兴起的周之间，是否做了一些选择？”孙华介绍，史籍记载，古蜀国是参加了灭商战役的，周武王灭商时“牧誓八国”里面，第二个国家就是蜀，“有可能三星堆以后的成都十二桥文化的方国与周的关系更紧密，或者三星堆人中有一部分倾向于周，借助周的力量消灭了另外一方的势力。” 不过，目前三星堆祭祀区8个坑还尚未发掘完毕，“里面最晚的东西是怎样的，我们也还不清楚。”孙华补充道。但他也表示，必须考虑到各种可能性，现在4号坑的测年年代是公元前1100多年，距离商周变革时期（公元前1046年）已经不是太远了。来源：红星新闻 | 作者彭亮

三星堆文物为何“撞脸”二里头文物？听听考古队长怎么说近日，随着一项项考古新成果的公布，位于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备受关注。一些细心的网友发现，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一部分与二里头文物十分相似。两个相隔上千公里的遗址，出土文物咋会“撞脸”呢？今日，记者就此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赵海涛。三星堆与二里头“撞脸”的文物主要有三种，分别是陶盉、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牙璋。从结构上看，三星堆与二里头的陶盉都是“三条腿、手叉腰、顶半开”，顶部有一短小的管状流。从风格上看，两者都属于“瘦高”型，比如都是“长腿、束腰”与一些地区流行“矮胖”型陶盉明显不同。即使以现在的路程计量，二里头遗址和三星堆遗址也有着上千公里的距离，更不用说当时来往两地有多艰难。那么，为什么两地出土的陶盉有诸多相似之处？究竟是谁影响了谁？赵海涛介绍，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陶盉起源于中原地区，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河南龙山文化遗址中就出现过这种器物，而在同时代，整个长江流域都难见到与中原典型陶盉相同的器物。到了二里头时代，二里头文化继承本地龙山文化的陶盉并加以发展，成为贵族专用的酒礼器。此时，三星堆文化突然出现了器型非常成熟且与中原相似的陶盉，这很可能是外来输入的结果。他认为，三星堆的陶盉是受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出现的。不过，究竟是从二里头文化直接输入，还是从其他文化间接输入，目前仍无法确定。图一为二里头陶盉，图二为三星堆陶盉

官宣！洛阳偃师、孟津撤县设区！

官宣:洛阳偃师、孟津撤县设区

官宣！洛阳偃师、孟津撤县设区

中国最早“紫禁城”申遗列出时间表中国最早“紫禁城”申遗列出时间表中国日报网 03-11 10:07中国日报网官方帐号关注中新社郑州3月10日电题：中国最早“紫禁城”申遗列出时间表作者李贵刚李超庆 60余年前，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揭开了古老“夏都”神秘面纱。中国最早的“紫禁城”、“中国第一龙”的绿松石龙形器、世界上最大单体夯土建筑……60余年来，二里头遗址的“中国之最”不断被刷新。 60余年后的2021年，恰逢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这座学界公认的“夏都”正在忙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其实，早在2019年，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之初，二里头遗址申遗前期工作便已启动。二里头遗址发现于1959年，是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批重点六大都邑之一，被称为“华夏第一王都”，距今3800年—3500年。 “二里头遗址申遗一直是我们一项重点工作。”河南省文物局局长田凯近日接受中新社专访时表示，二里头遗址申遗是一项系统性工作，目前初步分为三个阶段，有时间表和进程表。 “申遗文本初步编制工作完成，还要经过一系列的论证和修改。”田凯表示，第一阶段主要任务是争取今年将申遗文本做好。在田凯看来，除申遗文本外，围绕二里头遗址申遗的许多基础性系列工作也相当重要，其中，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研究、保护是重中之重。目前，二里头遗址勘测面积约有300万平方米，60多年来仅仅只发掘了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领队赵海涛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年二里头遗址计划发掘面积为3000余平方米。主要通过考古发掘，进一步厘清二里头都邑的边界和多网格状式布局的更多详情，深化对二里头都邑的整体布局、规划思想及其反映的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的认识。 “它牵扯到对夏文化认识的问题。”田凯认为，二里头遗址申遗还应包含与之有关的夏文化。田凯透露，今后，还将对二里头遗址周边及瓦店遗址、王城岗遗址和新寨遗址等进行系统发掘和研究，同时《二里头(2010—2018)》考古报告编写近期将完成正式印发，均为申遗奠定学术基础。 2020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在二里头遗址调研时也曾提出做好二里头遗址申遗研究工作，对夏文化进行系统、持续、全面研究，推出更多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保护利用方面，田凯介绍，一是启动立法工作，即修订《二里头遗址保护条例》；二是做好遗址有关村庄的搬迁工作；三是对遗址本体的保护和展示要采取“数字化”等多种方式。田凯表示，等到第一阶段基础性系列工作完成后，即可争取在今年或2022年将二里头遗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按照惯例，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是申遗的关键一步，但并不是最后一步。田凯表示，第三阶段工作便是争取在2023或者2024年，邀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专家来二里头遗址进行申遗项目考察。(完) 来源：中国新闻网

洛阳:龙门唐代宝冠佛坐像首次国内亮相　　“这尊宝冠佛坐像现在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每天都有人专程赶来欣赏。”2021年3月2日，深圳博物馆相关负责人黄兴阳说，来自河南省洛阳市龙门石窟研究院的国家一级文物唐代宝冠佛坐像正在该博物馆展出。　　作为“星龛奕奕翠微边——洛阳龙门石窟魏唐造像艺术展”的重磅展品，这尊佛像是龙门石窟研究院院藏三件宝冠佛坐像中最大的一尊，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在国内与公众见面。　　这尊佛像通高329厘米，重约7吨，在深圳一亮相，便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只见佛头戴高宝冠，冠上浮雕摩尼宝珠、祥云等纹饰；面相丰满圆润，长眉如弓，唇部饱满，略含笑意；形体匀称健美，雕镂精美华丽，整体造像尽现盛唐艺术之气象，是唐代密宗造像的代表作。　　龙门石窟研究院专家介绍，密宗著作《大日经疏》中对大日如来佛的记载和展出的这尊佛像非常接近，因此此次展出的佛像或为密宗世界的根本佛——大日如来佛。密宗又称密教，是公元7世纪左右由大乘佛教逐渐形成的新的佛教流派，这一时期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进入高峰，与本土文化的融合达到新阶段。龙门石窟的密宗造像大都集中在龙门东山擂鼓台三洞和万佛沟区域，如擂鼓台北洞中主尊宝冠佛坐像、前壁八臂观音像、四臂十一面观音像，万佛沟中千手千眼观音像等。　　“这尊宝冠佛坐像是目前国内现存最早、体量最大的初唐密宗圆雕造像。”龙门石窟研究院专家介绍，这尊佛像从雕刻风格看，为武则天后期作品，是龙门石窟初唐密宗造像的代表作，对研究初唐密宗经典、造像风格和雕刻技艺具有重要的价值。　　深圳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唐代宝冠佛坐像的到来，一举创下该馆多项纪录。这尊重约7吨的佛像是迄今为止深圳博物馆展出的最大体量的文物。该佛像曾在日本和美国展出，此次展览为该佛像在国内的首次亮相。　　“以裸展的形式，在博物馆历史民俗馆的中央大堂开放展出，给人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该负责人说。　　这尊镇馆之宝将随“星龛奕奕翠微边——洛阳龙门石窟魏唐造像艺术展”展出至5月23日。

寒窑赋（吕蒙正·北宋宰相）寒窑赋寒窑赋(吕蒙正·北宋宰相)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蜈蚣百足，行不及蛇;雄鸡两翼，飞不过鸦。马有千里之程，无骑不能自往;人有冲天之志，非运不能自通。盖闻:人生在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文章盖世，孔子厄于陈邦;武略超群，太公钓于渭水。颜渊命短，殊非凶恶之徒;盗跖年长，岂是善良之辈。尧帝明圣，却生不肖之儿;瞽叟愚顽，反生大孝之子。张良原是布衣，萧何称谓县吏。晏子身无五尺，封作齐国宰相;孔明卧居草庐，能作蜀汉军师。楚霸虽雄，败于乌江自刎;汉王虽弱，竟有万里江山。李广有射虎之威，到老无封;冯唐有乘龙之才，一生不遇。韩信未遇之时，无一日三餐，及至遇行，腰悬三尺玉印，一旦时衰，死于阴人之手。有先贫而后富，有老壮而少衰。满腹文章，白发竟然不中;才疏学浅，少年及第登科。深院宫娥，运退反为妓妾;风流妓女，时来配作夫人。青春美女，却招愚蠢之夫;俊秀郎君，反配粗丑之妇。蛟龙未遇，潜水于鱼鳖之间;君子失时，拱手于小人之下。衣服虽破，常存仪礼之容;面带忧愁，每抱怀安之量。时遭不遇，只宜安贫守份;心若不欺，必然扬眉吐气。初贫君子，天然骨骼生成;乍富小人，不脱贫寒肌体。天不得时，日月无光;地不得时，草木不生;水不得时，风浪不平;人不得时，利运不通。注福注禄，命里已安排定，富贵谁不欲?人若不依根基八字，岂能为卿为相? 吾昔寓居洛阳，朝求僧餐，暮宿破窖，思衣不可遮其体，思食不可济其饥，上人憎，下人厌，人道我贱，非我不弃也。今居朝堂，官至极品，位置三公，身虽鞠躬于一人之下，而列职于千万人之上，有挞百僚之杖，有斩鄙吝之剑，思衣而有罗锦千箱，思食而有珍馐百味，出则壮士执鞭，入则佳人捧觞，上人宠下人拥。人道我贵，非我之能也，此乃时也、运也、命也。嗟呼!人生在世，富贵不可尽用，贫贱不可自欺，听由天地循环，周而复始焉。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统治阶层的女人，但命运却大不相同。慈禧太后面中国历史上有两个统治阶层的女人，但命运却大不相同。慈禧太后面对8国联军16000人逃西安便亡国了，武则天亚洲大战面对4路联军200万人稳坐京都洛阳，逐个击破大胜，万国共同出资修建颂德天枢立在洛阳，称臣中原万国来朝。

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结果揭晓国家文物局6天前 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结果揭晓国家文物局6天前 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结果于2月25日揭晓。据统计，评选活动办公室共发出选票224张，其中团体选票88张，理事选票136张。此次初评，各团体和理事踊跃投票，积极反馈，共收到有效选票215张，评委参与率达96.4%。根据投票结果，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等20个项目入围终评。2020年度重要考古成果众多，竞争激烈，专家们在重要考古发现的学术意义上取得比较统一的认识，得票第一的项目获得196票，位列前十的项目得票数均在150票以上。

新华社:河南洛阳再现唐朝灯火不夜天

新华社:河南洛阳“穿越”唐朝闹元宵

唐朝宰相关于炀帝迁都和长安洛阳并为帝都的论述详情关注贴吧“古都论坛”

唐朝宰相杜佑关于长安洛阳并为帝都的论述，并无主次之分唐朝宰相杜佑关于并为帝都的论述“：唐朝宰相杜佑的著作：《通典·州郡典·卷第一百七十三·京兆府》记载：大唐初复为雍州，开元元年改为京兆府。凡周、秦、汉、晋、西魏、后周、隋，至於我唐，并为帝都。以及《通典·州郡典·卷第一百七十七·河南府》:隋初为洛州，炀帝之初，移都创制，复曰豫州，寻改为河南郡，置尹。大唐平伪郑王充，置洛州。开元元年，改为河南府。凡周、汉、魏、晋、后魏、隋，至于我唐，并为帝都。则记载长安和洛阳并为帝都，无主次之分。

快看！洛阳博物馆的陶俑“复活”了快看！洛阳博物馆的陶俑“复活”了光明网 23小时前·光明网官方账号今年春节，2021河南春晚舞蹈节目《唐宫夜宴》火遍网络，让“躺”在洛阳博物馆里的唐三彩女俑展品受到更多关注。这不，《唐宫夜宴》的热度还没过去，洛阳又在黄河孟津会盟段河道内发现了完整西汉陶仕女俑，再次引发网友关注。无论是被“复活”的“唐朝胖妞儿”，还是重见天日的“汉代佳丽”，之所以能够受到网友关注，是因为它们穿越千年时空，见证中华文明的发展，成为文化传承的载体。正是因为如此，当现代科技与这些古老文物结合时，文化自信的力量瞬间转化为“顶级”流量，一下子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其实，这些博物馆里的陶俑曾经“复活”过。2017年，洛阳作为当年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唯一主场城市活动的举办地，我们专门推出大型策划报道《传承文脉，洛阳在路上》邀网友对话历史，还请洛阳传统文化研究会的汉服爱好者们历时一个多月，将博物馆的陶俑真人“复活”。在这些陶俑中，不仅有《唐宫夜宴》里的唐朝胖妞，还有西汉女俑，怎么样？要不要来看看咱洛阳版的《唐宫夜宴》，再一次“穿越时空”……

关于武周和唐朝（转贴）为了否定洛阳作为唐朝首都的事实，一些人甚至说出武周不属于唐朝的言论。说实话，其实这种论调对洛阳百利而无一害首先即使不把武周算成唐朝的一部分，洛阳也是唐朝的首都。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即颁布《建东都诏》改洛阳宫为东都，与长安并列为两京。其次如果把武周单列出来成为一个朝代，那么洛阳等于又多了一个强盛的王朝。时间虽短，但无比强盛，比秦朝还多了一年。关于武周时期和唐朝的几个事说一下： 1、武则天登基第三年（693年），面对四国联军的共同进攻。武则天拒绝出逃，临危不惧坚决抗击，最终大获全胜。这场胜利，让武周的声望达到巅峰。各国君主也在波斯帝国的号召下，为武周铸造了象征着世界之巅的天枢。 2、公元695年，武周基本上收复了高宗时期所有失地并持续扩张，疆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241万平方公里，超越了唐朝（高宗年间最大值）。该疆域面积仅次于元清，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汉人王朝。 3、武周一朝共计15年，从未外嫁和亲公主。不靠我们女同胞的身体换取和平，这点和汉武帝很像，当然大家也可以理解成女人更心疼女人。 4、安史之乱后，唐肃宗求回纥出兵平叛，并许诺唐朝子民和财富皆送回纥。于是收复长安后，回纥大肆烧杀抢略，数十万唐朝子民被杀。 5、唐德宗建中四年，唐朝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割地卖国条约《清水盟约》。晚唐时期（756-905）年，占据唐朝历史一半的时期。天子九逃，国都六失，也是历史一大奇观。同时在唐代都城建制上，虽在安史之乱时临时又增设了西都凤翔、北都太原、南都成都等。但五都时期仅存在约5年，且皇宫、太庙、三省六部等首都基本配置也仅存在于长安洛阳二京。综上所述，洛阳是名符其实的唐代都城之一。这个文章目的在回应，不挑拨，不地域。所以不希望看到有人拉偏架，说我拿地域争端挑事。一些地域黑不断的抹黑洛阳，究竟害了谁？只不过会让历史真相不断的展现在世人面前。

洛阳和西安，谁在唐诗中的曝光度更高？详情关注“古都论坛”吧

盛大林：洛阳和西安，谁在唐诗中的曝光度更高？大河报大河客户端官方账号《唐宫夜宴》及河南省春节晚会的“出圈”再次引发了洛阳与西安之间的争论。到底谁才是“大唐”的中心？双方各执一词，都有很多依据。众声喧哗之中，有位网友说“唐诗中的洛阳比长安多”，但只此一句，无相关数据。应该说这确实是一个颇具可比性的维度，因为唐诗中的曝光度与城市首位度应该是成正比的。那么，洛阳和西安在唐诗中的曝光度，谁更高呢？俺随手在《全唐诗》数据库里检索了一番，结果是这样的—— “长安”出现了463次，“西京”出现了60次，“上都”出现了48次，“西都”出现了8次，“镐京”出现了8次，“丰镐”出现了4次。这些关键词一般是指现在的“西安”，计591次。 “洛阳”出现了301次，“东都”出现了91次，“洛城”出现了83次，“东京”出现了35次，“东洛”出现了40次，“神都”出现了8次，“京洛”出现了63次，“洛京”出现了6次，“洛都”出现了7次，“洛邑”出现了9次，“雒阳”出现了6次，“洛州”出现了4次，“洛中”出现了66次，“洛下”出现了62次。这些关键词一般都是指“洛阳”，计781次。此外，还有很多“洛”指的也是洛阳，比如白居易《授太子宾客归洛》、李峤《送光禄刘主簿之洛》、刘禹锡“滞周惭太史，入洛继先贤”等诗或句中的“洛”即是。秦都是咸阳，阿房宫有一部分在今西安的境内，所以唐诗中“咸阳”有时是指西安。《全唐诗》中，“咸阳”共出现了112次，应该有一小部分指的是西安。上述数据可能有误差，但总的来说，在《全唐诗》中的曝光度，确实是洛阳高于西安。当然，这只是一个维度，不能因此就说洛阳的地位高于西安。

来自唐朝的“歌舞”，凭什么上热搜？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报官方账号近日，一档来自河南卫视春晚的歌舞节目《唐宫夜宴》成功出圈，登上网络热搜。“美，是真的美！“人们在看过视频后禁不住这样赞叹：“鬓云欲度香腮雪，衣香袂影是盛唐”。这场5分多钟的舞蹈讲述了夜宴的乐师们从准备、整理妆容到夜宴演奏的过程。 14位“丰腴”的唐朝少女仿佛从画中走来，她们穿着塞海绵的连体衣，嘴里含着棉花，眼角两道月牙形的妆容，也完全再现了风靡于唐代女性面部的潮流妆容“斜红”，服化道的考究让博物馆中的唐俑形象“活”了起来。不仅是人物，导演通过5G+AR技术在舞台上营造出了一种“人在画中游，前阻青山，后倚廊桥”的幻镜。当这些舞者越过山岭来到大气磅礴的宫廷，只见空中飞鱼，乐师飞舞……一个俯瞰的运镜将节目推向高潮，真不愧是盛唐洛阳，大气恢弘！有人评价这一节目是将“虚拟和现实、传统与现代、国粹与科技”结合在了一起。评价中肯，但节目能够实现排名微博综艺榜晚会栏目类第一、单个视频累计1000万次观看、让人们发自真心地喜爱，也不单单是这一句话概括的原因。在评论中，网友提到最多的一个词还是“灵动”。有网友截图表达自己最喜爱的一幕，是一个唐俑少女撅着嘴，把另一个少女顶开，原来是在责怪她掉队。这样幽默诙谐的笔调贯穿了整个舞剧，没有刻意追求演员整齐划一、笑容饱满，每一个“唐俑”少女都有自己的个性和性情。嬉笑嗔怪，全凭心情，还给观众贡献了不少表情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灵魂”。人们通过每个舞蹈演员的眼神和动作，就读懂了她们的心思，产生了共情。演员们扮演的乐师，在历史中都是些平凡的小人物，或许没有几个乐师在历史中留下姓名，但正因为她们展现的是古代平凡个体的状态，也格外让观众产生一种贴切真实的感受。艺术源于生活，也需将视角放在普通人身上。在知名舞剧中，不乏类似《长恨歌》《孔子》这样讲述大人物的，它们在挖掘传统文化精粹方面高度浓缩、让人震撼，但类似《唐宫夜宴》这类关照普通人的舞剧则显得轻松欢乐、却也同样打动人心。这些舞剧看似普通，但背后作为支撑的中华传统文化却足够深厚、广阔，让人们能够有持续的动力去发掘和探寻。比如，有观众说《唐宫夜宴》看了不下十遍，这不仅仅因为舞蹈之美让人共情，也因为节目承载的文化信息量实在是太大了，成功吸引了不少人对其背后的文化渊源进行考古。舞台上玻璃笼罩的文物，件件皆为珍宝，背景图《簪花仕女图》和《千里江山图》，皆为传世名画，不仅让舞台一下子厚重起来，也让人们对节目的回味无限延长。讲好传统文化的故事，不仅仅是邀请人们走进博物馆观摩文物，它也正在以更加鲜活、丰富的形式走进人们的文化生活。《唐宫夜宴》的出圈是一个信号，而在互联网上早有“国风舞蹈”的热潮。 b站up主唐诗逸，作为一名90后国家一级演员，就凭借柔美不失力量的中国古典舞，圈粉无数，她主演的《昭君出塞》《水月洛神》等舞台剧，让“仙女”“美哭了”的弹幕打满了屏幕。文化是抽象的，却也是无数彼时彼刻曾经真实生活过的人所编就的一张意义之网。舞台艺术通过选取其中的几个节点，进行演绎和放大，让人们在获得感官的愉悦与共情的同时，也更能够追根溯源，产生心灵的呼应。真实性和艺术性，让传统文化在流量时代，也能够获得人们的青睐。来源：光明日报

光明网:二里头都邑与中国古代的“神圣空间” 详情关注贴吧“古都论坛”

二里头都邑与中国古代的“神圣空间” 二里头都邑与中国古代的“神圣空间” 光明网光明网官方账号 □侯卫东公元前1800年左右，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传统核心区域文化普遍衰落、文化格局彻底改变的大背景下，核心地带中持续发展的区域仅剩下洛阳盆地。洛阳盆地二里头都邑代表的社会进入广域王权国家阶段，中原腹地形成多元一体的王朝文明。二里头都邑，由网格状主干道界隔成宫城为中心的“里坊式”布局。网格状主干道将300万平方米左右的二里头都邑界，隔成宫城为中心的“里坊式”布局，宫城的南北向轴线为全城的中轴线。10万平方米左右的宫城布局严整，包含东、西两组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发现一座四进院落宫室建筑。面积达1万平方米的1号宫殿为四合院式建筑，南大门有四间门塾和三条门道，是已知年代最早、规格最高的一门三道遗迹。宫城南侧的围垣作坊区发现有青铜器作坊和绿松石器作坊，宫城北侧发现有祭祀类遗存密集的祭祀区。宫城及其周围区域发现较多贵族墓葬，出土了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绿松石龙形器和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等高规格遗物。二里头都邑的规划理念、宫室布局和建筑形制等代表的都邑制度，青铜礼器群和玉礼器群代表的器用制度，呈现出社会等级分明、统治格局有序的人文景观。二里头都邑代表的文明被商王朝和周王朝继承并进一步发展，历经后世很多朝代的传承，成为影响中国古代都城的核心文化基因，二里头文化也成为此后数千年间连续发展的中华文明的主根主脉。整合考古发现、传世文献和历史地理等研究成果，学术界主流认为二里头都邑代表的文明最优指向是夏王朝。西周中期铜器遂公盨铭文：“天命禹敷土，堕山浚川”，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夏“禹”事迹古文字材料。多地春秋时期铜器铭文中提到“禹”“夏”，甘肃天水出土春秋时期西方的秦国秦公簋：“受天命，鼏宅禹迹”“虩事蛮夏”。山东临淄出土春秋时期东方的齐国叔夷钟：“虩虩成唐，有严在帝所。溥受天命，翦伐夏祀。败厥灵师，伊小臣唯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湖北随州出土春秋时期南方的曾国芈加编钟：“伯括受命，帥禹之绪，有此南洍”。可见，春秋时期中原之外的西方、东方和南方都强烈地认同“禹”，应当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洛阳盆地在春秋时期是周天子王城所在地，从政治上和地理上都是上述三处铜器出土地点的“中央”。《诗·商颂·殷武》：“昔有成汤……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说明商王族子孙认为成汤在夏禹活动的地方营建了都城，结合春秋时期铜器中对“禹迹”的尊崇现象，可知商王朝、周王朝都把“禹迹”作为“神圣空间”看待的。西周王朝的东都成周也在洛阳盆地，西周初年的铜器何尊铭文“惟王初遷，宅于成周……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逸周书·度邑》记述周武王的话：“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有岳，丕愿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史记·周本纪》有类似的话语。西周初年金文与传世文献相印证，说明周武王把洛阳盆地的成周视作位居天下之中的“中国”，是夏王朝的都邑所在地。《战国策·魏策》提到吴起的话：“夫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而右天谿之阳，庐、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也提道：“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可见，战国时期也清楚地把夏桀所居的夏王朝晚期都城指向洛阳盆地。二里头都邑之东约6公里是始建于商王朝初年的偃师商城，全城面积190万平方米左右，有布局严整的宫城、仓城和发达的给排水设施，宫城内密布四合院式宫殿建筑。《汉书·地理志上》“河南郡偃师县”班固自注“尸乡，殷汤所都”。唐代的《括地志》上说“偃师为西亳，帝喾及汤所都”。偃师商城附近出土的大量唐代墓志中有很多处以“亳邑乡”为地标，说明汉代以来人们长期把商王朝第一个王成汤所都的“亳”地指向偃师一带。西周时期在洛阳市区瀍河两岸有密集的贵族墓地和其他高规格遗存，与西周初年营建的成周地望和年代相合。西周成周附近就是东周时期天子的王城。白马寺一带的汉魏故城叠压着东周时期的成周城，西汉初年在此临时立都，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等朝代相继建都。隋唐东都、北宋西京在今洛阳市区，与西周时期的成周、东周时期的王城有重合。二里头都邑宫城居中及中轴线理念已初步彰显“建中立极”的思想，北魏洛阳城将帝都“建中立极”的理念发挥到顶峰。可见，夏代晚期直到北宋时期，洛阳盆地的伊洛河两岸形成了一个“神圣地带”，历代把这里作为“神圣空间”来对待，这种观念至少是从二里头都邑开始的。纵观中华大地的五千年文明史，夏商周至北宋的三千年历史长河中，二里头都邑所在的洛阳盆地长期作为王朝的主都或副都，承载了黄河文化的主根主脉，也承载了中华文明的主根主脉。洛阳盆地长期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形成的“神圣空间”，成了中华民族的一个精神家园，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等成为人们遨游“神圣空间”的热点目的地。

在洛阳感受十三朝古都文化，不可错过，洛阳博物馆都有哪些精品？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洛阳博物馆位于洛龙区西北面，博物馆的外形为大鼎造型。馆内共分七个专题馆；分别是河洛文明殿，珍宝馆，汉唐陶俑馆，唐三彩馆，石刻馆，书画馆，王绣牡丹艺术馆。洛阳建都后历十三王朝，夏、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等，长达一千五百多年，自古就有十三朝古都美誉。在洛阳城内分布的古城遗址密集的程度之高，实为罕见。因为藏品实在过多，所以在此介绍几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藏品。十三朝古都，洛阳博物馆内珍藏的唐三彩，两个字：绝了

河南省洛阳市用彩灯装饰历史建筑，迎接即将到来的牛年

发现夏代大禹治水遗址，关注贴吧“古都论坛”

发现大禹治水遗址禹凿龙门事件中的“龙门”究竟在何处？《水经注》记载：“昔大禹疏龙门以通水，两山相对，望之若阙，伊水历其间，故谓之伊阙。” 伊阙，是洛阳龙门独有的称呼；大禹开凿的龙门山，也就是现在龙门石窟所在。在禹凿龙门之前，龙门山是一个相连的整体，不分东西两山。伊水在龙门山之南积聚，受阻于此山无法向北流出，形成了一片汪洋，时常洪水泛滥。因此，大禹凿开龙门山，使龙门山分为东西两半，伊水便得以从两山中间向北流出。龙门山可作东西两山的统称，在其被伊水（伊河）分为两半后，其东山于武则天建香山寺后而专称“香山”，而西山则继续称“龙门山”。传说中那个洪水泛滥的时期，洛水和伊水都因受阻而形成一片大的汪洋，类似于堰塞湖，当然在那个时期形成的规模远比堰塞湖大得多。人民窘困不堪，溺死甚多。大禹甚至遭受洪水之苦，于是带领人民首先疏通了洛水，使之注入黄河，而伊水受阻于龙门山，因此凿开龙门山使得伊水和洛水汇合一起注入黄河，从而解决了这里的水患。《汉书·沟洫志》记载：“昔大禹治水，山陵挡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 洛阳龙门山为名副其实的石山，在坚硬的石山上开凿龙门，是否是操用简陋治水工具的大禹所为呢？这一点，今人有不少的异议。但《水经注》的作者、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和《汉书》的作者、东汉历史学家班固的记载决非凭空想像。至少可以认为大禹在这个地方确实疏导过水势，修整过河道。春秋时期的左丘明写《左传》，离大禹治水的时代并不遥远。《左传》上记载了一段刘定公在洛阳发出的感慨：“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显然，春秋时期人们对大禹开凿龙门治理伊洛河的故事是深信不疑的。正因为如此，人们对禹凿龙门、辟伊阙写下了数不清的赞美诗。唐代诗人成萼在《登圣善寺阁望龙门》诗中云：“高阁聊登望，遥分禹凿门。” 另一位唐代诗人刘沧也有“城连伊水禹门近”的诗句。宋代寓居洛阳的大历史学家司马光留下“凿龙山断开天阙，导洛波回载羽觞”的名句。龙门东山（香山）明清时期，“龙门山色”被列为洛阳八大景之首，人们在赞美龙门风光的同时，更是赞美大禹的神功，如明代诗人吕维祺在以“龙门山色”为题的诗篇中，就曾发出“万世神功禹削凿”的感叹。最初大禹治水的传说集中在夏人活动的中心伊洛地区，但由于黄河大于伊水，该传说后来就被搬到了黄河，黄河峡谷亦称龙门。文物印证远在五六千年以前，龙门一带就是人们聚居生息的好地方，今龙门西山南端魏湾村北唐代奉先寺遗址一带，发现有原始社会晚期的大量石器和陶器便是明证。史实印证到了距今4000多年前，由于河洛地区是夏民族活动和兴国的中心，夏朝的第一个帝王大禹，常领导人民“疏川导滞”、“合通四海”、“尽力乎沟洫”，所以相传洛河、伊河也都是大禹疏浚开凿的。据说那时洪水泛滥，龙门山以南是一望无际的汪洋，人民窘困不堪，溺死甚多。大禹的父亲鲧死后，帝舜命大禹继续治理洪水。大禹继承其父的遗志，率领人民疏九河、导百川，终于迫使洪水归流大海，人民才得以安居乐业。伊阙也就是这时开凿的。史料印证《越绝书》卷一载： “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 《水经注》云：“昔大禹疏以通水，两山相对，望之若阙，伊水历其间，故谓之伊阙矣。” 《汉书·沟洫志》贾让奏道：“昔大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 这振振有词、娓娓动听的记载，都认为大禹确实开凿了伊阙龙门。如果以为这些均系汉代以后的说法，尚不足信的话，那么比汉代还早近400年的春秋时期，人们就称赞这是禹的功绩。如《左传>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记载：“天王使刘定公劳赵孟于颍，馆于洛}内，刘子日： ‘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是说禹的功绩真值得赞美啊，他的德泽浦远，疏导了洛水、伊水，开凿了伊阙，不然，我将变成在水中游荡的鱼了! 诗词印证由于禹辟伊阙的历史记载凿凿不悖，信而有征，所以后来的人们就更加赞颂禹的功绩。诸如唐代诗人成崿写道：“高阁聊登望，遥分禹凿门。” 许浑颂日：“鱼龙多处凿门开，万古人知夏禹才。” 刘沧也赞道：“禹门烟树正春色，少室云屏向晚晴。” 还有宋代的吕公著、司马光都分别对禹的功绩大加歌颂：“中分洪造夏王力，横截大山伊水流。”“人怜山气佳，予叹禹功美。” 金代的魏搏霄、清代的汤右曾附声更高，他们在诗中赞美：“少室右臂禹所断，开排清伊来高寒。”“山断似存神禹迹，天晴犹见洛阳城。” 遗物印证禹王池位于河南省洛阳市龙门石窟西山，长8.80米，宽6米。泉水自石穴中出，冬暖夏凉，中生水藻。池中立一巨石，称石砭，或石笋、剑石，为太湖石质，为大禹开凿龙门时所用的工具。

洛阳客家文化研究会成立！关注贴吧“古都论坛”

洛阳客家文化研究会成立，选举产生首届会长、副会长洛阳晚报 3小时前·《洛阳晚报》官方账号 1月30日上午，洛阳客家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应天门会议中心举行。大会审议通过《洛阳客家文化研究会章程》，选举产生洛阳客家文化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姬铁成当选首届会长，安锋、仝红星、郭炳洁、扈耕田、韩建新、谢琳惠、陈朝福、于春斌当选副会长，安锋兼任秘书长。洛阳客家文化研究会是由热爱河洛历史文化、关心客家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致力于提升河洛文化影响力、深入探索客家精神、研究开发及推广客家文化的人士共同自愿组成的地方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洛阳客家文化研究会接受业务主管单位市归国华侨联合会、登记管理机关市民政局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洛阳作为客家先民首次大规模南迁出发地，是客家人的精神家园。洛阳客家文化源远流长，在客家文化研究中具有显著的资源优势。近年来，为弘扬客家文化，洛阳积极打造“客家祖源地”文化品牌，先后举办了两届根在河洛客家文化大会，启动建设客家之源纪念馆，洛阳客家文化研究会的成立是推动洛阳“客家祖源地”品牌建设进而推动洛阳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打造全球客家人和客家文化第一家园的又一重大举措。（洛报融媒记者余子愚）

美国教授柯睿（Kroll）：把“武周”归入唐朝是不适当的中国史研究 2020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ICSAT）、汉语国际推广研究所主办的“唐代文学研究新视角”系列研讨课于1月6日至1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顺利进行。系列研讨课由美国唐代文学研究专家、科罗拉多大学波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荣休教授柯睿（Paul Kroll）主讲，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师曾祥波、邹颖、洪越、吴真、徐建委分别主持。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主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柯马丁（Martin Kern）为系列讲座致开场词。柯睿教授总结了唐代文学研究的两条路径。其一是指研究某一文本、观念或事件的历史解读。这类研究关注文本的阐释史，而非史实对错。其二则试图通过文本研究重现历史现实。这类研究关注文本本身的含义，而非后人对经典的注释。这两类研究方式本身没有优劣高下之分，它们交互贯穿了唐代文学研究的始终。同时，柯睿教授鼓励大家开拓视野，接触历史、宗教等其他领域的文献，为文学研究发掘新的角度。柯睿教授通过第二种研究唐代文学的路径，这一路径实质是从历史背景的角度来理解。 “690年唐代结束，武则天称帝，建立周朝——此时的人们，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只知道唐代结束了，因此笼统的把“武周”归入唐朝是不适当的，相反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这一时期。”柯睿教授（Paul Kroll）这样说。实际上，柯睿教授所言是很有道理的。史学家陈寅恪在评述“武周之代李唐”的历史意义时说，此“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因此，“武周代唐”事件又称为“武周革命”。武周时期，规定百姓皆可通过自荐来当官（自举制度），赋予了百姓自我举荐权，不问贤愚，全部提拔试用，[试官制度] 亦由此产生，通过以上两个制度，武周王朝甚至实现了“人人可当官”的神话，这样的状况即便社会主义也难以实现。武则天又开创殿试、武举，使科举制度达到完善，官员数量空前激增。每年选官人数多达5万，较唐高宗时期一下激增了五十倍左右，仅任用的宰相便达惊人的73人，是玄宗朝（26人）的三倍，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君子满朝治天下”。同时，武则天还允许百姓参观皇宫，允许百姓行走天子的专用御道，打破了封建尊卑等级秩序。又开创匦检制度，设立铜匦，一匦分四枚，接纳百姓各种表疏，分别是延恩匦（养民劝农）、招谏匦（评判朝政）、伸冤匦（申诉冤屈）、通玄匦（建言献策），实现了封建王朝中的“民主政治”，达到了“人人可参政，人人可议政”的效应，被现代信访制度借鉴；这些新政都是极其先进的，史学家评价它“甚至有共产主义倾向”。而武周新政在705年唐朝复辟后就被全部废除，并将所有规制恢复到唐高宗时期，武周新政宣告结束。由此观之，武周朝与李唐朝分属两朝才是客观的。

唐玄宗销毁了一根柱子，竟导致130个国家与唐断交中国史研究 2020-12-06 在唐玄宗李隆基登基的第二年，也就是开元二年（714年）的二月，唐玄宗下达了这样一个命令——销毁 “大周万国颂德天枢”。什么是“大周万国颂德天枢”？这个需要要追溯到公元693年。693年初，吐蕃、西突厥、后突厥、室韦4国大军入侵，兵力接近200万，规模之大号称“亚洲大战”。武周上下一片恐慌。武周皇帝武则天，并没有像慈禧太后面对八国联军那样仓皇出逃，而是沉着冷静地应对战争。她派王孝杰与吐蕃和西突厥联军作战，武周碎叶镇守使韩思忠与西突厥阿悉结泥熟俟斤部落及突厥施质汗、胡禄屋阙部交战，又派李多祚同后突厥和室韦交战。经过一年多的交战，武周大获全胜。此战中，吐蕃和西突厥伤亡人数多达7万以上，比八国联军侵华的总数还多。军事上的成就使武周威名大振，国际声望大幅提高，为天枢的营建奠定了军事基础。于是，694年八月，在波斯大帝亚伯拉罕（Abraham/Wahrām，又译“阿罗憾”、“瓦赫兰”）的号召下，亚欧非三大洲大约有200多个国家元首，共同前往武周神都洛阳，修建了一座象征世界中心的“大周万国颂德天枢”。其中，甚至包括了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二世。值得一提的是，阿拉伯帝国麦利克大帝（阿卜杜勒·马利克），不仅亲自前来，还献上了一头象征权威的狮子。而日本国的持统天皇，是个女性天皇，她这次到访中国，不仅是中日两国女皇的唯一的一次碰面，也是中日元首的首次会面，她还把全日本最优秀的设计师毛むくじゃら（毛婆罗）带来参与天枢图纸的设计。如此盛况，标志着中国古代的国际地位达到了顶峰。武周王朝也因此成为中国国际地位的顶峰。但是由于天枢的营建同时，各国就有了贬唐颂周的活动，李隆基更是认为武周不是唐朝，武周的荣耀就是李唐的耻辱。当时唐东都洛阳城以洛水为界，分为2个县，北为洛阳县，南为河南县。天枢过于巨大，李隆基就从这2个县索要人力，各家壮丁都被抓来拆毁天枢，天枢铜柱熔了整整一个月也没有熔完。担任洛阳尉的李休烈，愤然写下《咏毁天枢》，对李隆基之举做出强烈批判。《大唐新语·卷十八·文章》：“开元初，诏毁天枢，发卒销烁，弥月不尽。洛阳尉李休烈赋诗以咏之曰：“天门街里倒天枢，火急先须御火珠。计合一条丝线挽，何劳两县索人夫。”先有讹言云：“一条线挽天枢。”言其不经久也。故休烈之诗及之。士庶莫不讽咏。” 唐玄宗销毁天枢之举一下子激起民愤，全国士人和普通百姓无不讽诵吟咏对其进行批判。当时民间盛传《天枢谣》：“一条麻索挽，天枢绝去也。” 当然，反响最大的不是国内，而是国外，甚至轰动了整个世界。大周万国颂德天枢，是当年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共同筹资将近百万亿建于神都洛阳的，百万亿是什么概念呢？平均一下，每个国家都出资了5000亿。可以说，世界各国是掏空了自己的国库为武周建天枢，而天枢就这么被毁，各国自然愤愤不平。于是，陆续有130个国家宣布与唐朝断交，并停止朝贡。如此一来，导致了朝贡国数量从武周时期的200余国，持续下降到了开元时期的70余国。从侧面来看，武周王朝统治的15年当中，外族内附现象竟然多达7次，而唐玄宗在位46年，外族内附现象却仅有2次。很多国家都不愿意内附于唐了。又比如乌苏国，唐玄宗李隆基也多次请其内附，但乌苏国却始终坚决不从。《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一》：“上遣使谕乌苏令内附，乌苏不从。” 不难发现，在开元盛世时期，虽然经济文化达到鼎盛，但其国际声望却是远远不如武周了。其实，在销毁天枢的同一年，唐玄宗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714年七月，下令销毁宫中的服饰车马、金银器玩，用来弥补军费；并在殿前焚毁珠玉、锦绣，规定后妃都不能戴珠玉、穿锦绣；天下妇女的服装都要依顺丈夫和儿子的，已经织成的锦绣全染成黑白色，禁止天下采珠玉和织锦绣，并罢免两京（长安、洛阳）织锦坊。由此观之，开元时期的社会生活是比较单调的，大力提倡节俭，而不是像武周时期那样繁荣花哨。

何尊铭文出现最早的“中国”！

何尊何处尊？——何尊冷知识说二三很多伟大的发现皆出自偶然。就文物领域，在陕西尤其如此：兵马俑是打井偶然打到了俑坑发现的，西汉皇后之玺是孩子玩耍的时候偶然发现的，而何尊，其实是村民上厕所的时候被吓到才发现的。时间推移到1963年夏季，那年陕西宝鸡市贾村连降暴雨，陕西的暴雨有特点，时间短促但短时降水量极强，村后的一面土崖因为雨水的冲刷坍塌了一块。入秋之后，雨水依然不少，一日雨后的夜里，白天肆虐天际的阴云散开，皎洁的月光照亮了贾村的那块山崖。山崖的下面住着一户人家，恰逢男主人起夜，回到屋里之后，男主人向女主人抱怨撞了鬼，刚在才院里发现山崖上有个鬼脸，两只鬼眼眼冒绿光，恐怕对家人不利。女主人不信邪，就跑到院子里，却也发现了瘆人的鬼眼。俩人一晚上没敢熄灯，第二天白天就结伴上了崖，对着鬼脸就是一锄头。不了这锄头下去，名震天下的“何尊”，就此出世。那两只“鬼眼”，就是何尊腹部的寿面纹饰。何尊何尊何以有名？在被发现之初，何尊锈蚀重重，看起来不过是一只平凡的青铜尊。尊是流行于商代前期到西周中期的酒器，往往和另一种酒器“卣”或者“方彝”搭配组成CP。不过在当时的文献中，“尊”是酒器的统称，宋代以后对青铜器分类逐渐精细，直到近代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中才把这样大口粗腹高圈足的青铜器专门叫做“尊”。当时何尊和其他青铜尊相比，除了个头粗大，并无过人之处，甚至还没有获得“何尊”这个名字。然而只是这样吗？后来情况的发展，就并不简单了。1975年，国家文物局在北京故宫举办“全国新出土文物汇报展”，为展览遴选展品的，是鼎鼎大名的青铜器专家、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在他的邀请下，何尊出差来到北京参展。在见到何尊之后，马承源产生了疑惑，好大的家伙，为啥没有个铭文呢？马承源先生于是他用了一个最直接的方法——用手摩挲青铜器，用皮肤来感知青铜器壁的凸起和凹陷。当他摩挲到底部的时候，感觉情况有异，以我的猜测，应该像是20年前我摩挲内存条来判断是否remark的时候，发现情况不对一样。然后，他请文物医生们给何尊除锈，果然在他摩挲时感觉不对劲的地方，发现了122字的长篇铭文，由此确定了何尊的当时的主任——一位叫何的周王室重臣，于是，何尊才有了“何尊”这个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当然，何尊铭文“宅兹中国”一词，是词语“中国”的最早出处，已经被广为传颂。但是当时的“中国”，还是指洛阳一带的地理概念，成为对国家的称谓，则要晚到2000多年后清代的国际条约上。何尊铭文拓片，红圈处为“宅兹中国” 当然，何尊铭文的意义，远不止这些。专家们通过对铭文中“公”字的研究猜测，何尊铭文中的“公”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周公旦”，所以何尊的CP应该是周公东征方鼎。也就是说，宝鸡贾村何尊的发现处，很可能不是它的老家，而他真正的老家，搞不好是南方十里地之外的、出土了周公东征方鼎的斗鸡台戴家弯墓地。不幸的是，戴家弯墓地在民国年间曾被陕西军阀党玉琨盗掘，众多重器流落四方，何尊很可能是在这一轮盗挖中被临时埋在了贾村，这才有村民探鬼现何尊的传奇，我们也才能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馆中有幸一睹何尊的芳容。

文字被誉为文明的界标，二里头会存在夏代文字吗？如果说人类的文文字被誉为文明的界标，二里头会存在夏代文字吗？如果说人类的文明宛如浩瀚的历史时空，那么承载古老记忆的文字无疑就是闪烁其间的璀璨明星。在“最早的中国”夏都二里头文化遗址，考古发现了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井”字形大道；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最早的铸铜作坊；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 然而构成古代社会文明主要标志的成熟（抑或是成篇）“夏代文字”，却迟迟没有露出3800年前的古朴“颜容”，至今人们只是在二里头的陶器上发现了许多简单原始的“刻划符号”。 “城市、文字、青铜器”是学术界公认的古代文明形成的三大标志。国外一些学者更是将文字的出现作为界定文明的重要标志,即通常把文字出现后的历史称之为人类文明史。由是，二里头文化（夏朝）到底有没有文字，成了困惑世人的不解之谜、学术界探讨已久的热门话题。一、遥远模糊的夏朝真得存在“夏代文字”吗？ 01 从文字的形成、发展规律来看，每一种成熟的文字都需要长时间（几百年）的演变时间。文字的出现，无疑是人类文化史上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事件。根据《夏商周年表》显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朝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而到了公元前1600年的商代，出现成熟的甲骨文；而3300年前出现的成熟、复杂的甲骨文，演变为成熟的西周金文，用了大约300百年时间；而金文发展成秦统一六国的“小篆”用了约700年时间；而小篆发展成东汉成熟的隶书用了大约200年时间；由此可以推断，甲骨文出现之前应该有数百年的演化过程、由粗糙到精细的“过渡渐变期”。即成熟的商代甲骨文出现之前的几百年间，也就是夏朝理论上应该有“原始文字”出现。 “任何民族的文字，都和语言一样，是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选练、发掘出来的。它绝不是一个一时的产物。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有着长远的历史。”(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发展》) 02 从殷墟出土的系统、记事甲骨文分析显示，中国夏代已经有了较稳成熟的文字。甲骨文应该由老前辈的“夏字”发展而来。至今，安阳殷墟发掘出来的卜骨已达十多万片，殷墟甲骨上的文字符号约5000多个（目前将近一半已被辨识）。从甲骨文的形体、结构、运用水平来看、显然不符文字初创时的特点。最原始的文字应该是词汇少，文字组织和动用规律也极粗糙。可是甲骨文已经发现3000个以上的词汇，包括名词、代名词、动词助动词、形容词等词类，还有长达一百七八十字的记叙文(《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凸显在甲骨文身上的、这种具有五千多个单字(今天汉语的常用单字也只有3千多个)的非常成熟、复杂而精致的文字系统，它的形成绝不可能是无源无本的凭空而生，在它之前，中国夏代一定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文字系统，虽然可能由于其书写载体未能经历住时间而湮灭成灰，但它可以肯定曾经存在。古文字学家陈梦家指出：“卜辞中的殷代文字是流传下来最古的文字，在他以前的文字是有的，但还没有发现像卜辞那样完善的，武丁卜辞中的文字代表了定型了的汉字的初期，并不是中国最古的文字。在它之前，应该至少还有500年发展的历史，也就是说大约在公元前20世纪已经开始有文字出现了。二、为何二里头文化至今尚未发现可以确认的成篇文字？早在20世纪30年代，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就曾认为，中国在夏代初年就有文字出现了。那么，为何至今找不到夏朝成篇、记事文字的踪迹呢？二里头文化（夏朝）文字迟迟未现身，可能以下因素有关。之一，受到文字载体质料及埋藏环境的限制。众所周知，在安阳殷墟出的甲骨文载体多为龟甲、牛骨，甚至不是杂乱堆放的，而且一摞一摞地分坑储藏，有的还有序号，有的有钻通的孔眼，可以串联成册。这些甲骨除了正文，还有文字记录，如“妇好示”、“十屯有一”、“三册·册凡三”、“册六”等，用来表示编排者署名、甲骨的数量、编成的册数和册的次序。这些甲骨文应该就是《尚书·多士》所载“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中的“典”、“册”。在青铜冶炼技术鼎盛的商代，金属工具（刻刀）的出现，可以轻易地将文字的载体刻划在保存持久、耐用的牛胛骨和龟板上。然而殷商之前的400年间，夏代的生产力极不发达，青铜器制造尚在萌芽阶段，夏代的文字承载工具会不会多是质地松软的木板上呢？倘若彼时的文字刻在木板上，历经漫漫三四千年的时光腐蚀、碳化，也许会遗憾地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之二，不排除当时的文字被极少一小撮社会精英，比如巫史等贵族上层掌握，加之当时能认识掌握文字的人很少，王室典册又埋藏在特定地点很难发现。史学家研究考证，作为历代商王王室档案的甲骨上的卜辞，其实际创造者和掌握者均是当时“辅佐殷王，佑赞王事，地位显赫”的巫史。这些专业性很强的职官往往在一些少数显赫家族中世代传承。同样道理，夏代的文字也不可能由广大平民百姓掌握，更多状态是在少量流行于当时屈指可数的巫史、夏王等贵族之手、之家。二里头目前出土的“刻画符号”多是底层劳动者计件、抑或是区分的记号。之三，二里头遗址的考古挖掘的范围还极其有限。夏代的更多文字也许还隐藏在哪个宫殿遗址或者贵族墓地里，等待人们去发掘发现。考古发掘研究成果表明，东西最长约2400米，南北最宽约1900米的二里头遗址，沿古伊洛河北岸呈西北—东南向分布，现存面积约三百万平方米，估计原聚落面积应在四百万平方米左右。而现在仅仅才发掘5万余平方米，可谓冰山一角，九牛一毛。专家推断当时夏代文字很可能隐藏在类似夏都二里头广阔遗址范围内的某个角落里，有大量未知之谜等待人们去不断去破解。三、从考古发掘和甲骨文研究中，仍然时不时会发现“夏字”的端倪。考古学者发现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有一些古器物的象形字，其中有的显然是当时流行器物的象形字，有的则在当时找不到相应的器物。如商代甲骨文中有的“爵字”，所摹形制的爵，显然应是二里头文化或最迟是二里岗商文化的爵，而在商代晚期已不可见。换言之，这个“爵”字很可能是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就制造出来了，一直延续到商代晚期。夏代乳钉纹铜爵，1975年在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其工艺精湛，造型优美，被誉为“华夏第一爵”。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还有其他古器物的象形字，应该是摹仿了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岗商文化的有关器物，极可能是二里头文化时期已经产生了文字。据学者统计，商代金文中遗存至今的620多个图形文字，大致上也可以判为夏代及其以前的文字系统。不仅商代的金文中频频出现夏代器物特征的象形文字，二里头出现了一些陶文，其中一些仍然在商代继续使用。从二里头文化时期河南密县黄寨遗址就有了“夏”字的卜骨刻符。虽然到了商代和西周有所发展演变，但是主体结构并没有太大变化。譬如，研究学者通过对“夏”字在夏、商、周、汉代、近代等的演变规律研究，得出三种主要释义：夏，中国之人也；夏，舞也；夏，大也。夏字的主体构成一直被后世延续着，令人不由得啧啧称奇。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了许多“刻划符号”。这些符号一般见于大口尊和卷沿盆的口沿上，系陶器烧成后在使用的时候，用锐器刻成的。在许多器物上，反复刻画的刀痕非常清楚。尽管这其中有的符号是用来做标记，但是这些刻画符号中有的的确应该就是早期文字，分别表述数字、植物、器具、自然景象，一些字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均可以找到相同和相似的字符。而在陕西商县紫荆遗址所出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陶器上，也发现了陶文，说明当时的文字已在较大的范围内通行。其实，在二里头夏代文化遗址稍前，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就多次发现带有“刻划符号”的陶器。对关中地区仰韶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有学者作过统计，在多个地区的仰韶文化陶器上共发现了52种、270个刻划符号，其中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看到的最多，有242个。四、结论。 01从文字的形成、发展规律来看，3300年前俨然成熟、成篇、成册、记事的甲骨文，绝非一蹴而就地跳跃式形成，在此前的几百年间（夏代）已有了雏形和较成熟发展阶段。 02商代甲骨文（金文）中一些象形字来自对夏代古器物的描摹。商代金文中遗存至今的620多个图形文字，大致上也可以判为夏代及其以前的文字系统，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夏代文字的存在。 03夏王朝纪年范围内大量“刻划符号”的发现为人们提供了研究线索。例如二里头文化刻画符号、陶寺文化朱书陶文、河南登封王城岗刻划符号等，有的已具有类似文字的性质。因此，为夏代至现了原始文字的萌芽、或已经有了甲骨文前辈的不太成熟、成篇文字应该是不容置疑的事实。遵循汉字演变规律和考古新发现佐证，夏代文字，也逐渐从模糊走向清晰，穿透时空，承载记忆，向我们一步步地招手走来。参考书籍：《中国的起源》、《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古代文字之辩证发展》、《尚书》等

洛阳都市圈发展规划发布推动洛阳、平顶山、焦作、三门峡、济源一体化发展 2020.12.25 10:05 来源：洛阳网今天上午，洛阳都市圈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在河南省政府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厅举行，正式发布《洛阳都市圈发展规划(2020-2035)》。　　河南省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何雄作主题发布。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河南省政府新闻办主任方启雄主持新闻发布会。洛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宛康，平顶山市委副书记、市长张雷明，焦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徐衣显，三门峡市委副书记、市长安伟，济源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石迎军参加新闻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　　河南省委、省政府从全省发展大局出发，围绕发挥洛阳副中心城市引领作用，在更大范围内统筹资源要素打造高质量发展共同体，提出规划建设洛阳都市圈，推动洛阳、平顶山、焦作、三门峡、济源5市一体化发展。根据河南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河南省发展改革委会同洛阳等市组织编制了《洛阳都市圈发展规划(2020-2035)》，经河南省委、省政府研究同意后，于日前以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印发实施。　　【洛阳都市圈空间范围】　　洛阳都市圈主要包括洛阳和济源全域，焦作的孟州市，平顶山的汝州市和鲁山县，三门峡的义马市、渑池县和卢氏县，行政辖区总面积约2.7万平方公里，其中生态涵养区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洛阳都市圈与郑州都市圈联动影响的叠合区域包括巩义、登封、沁阳、温县和博爱，辐射联动豫西北和晋东南地区。　　【战略定位和目标愿景】　　“三区一中心一枢纽”战略定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全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引领区、文化保护传承弘扬核心区、全国重要综合交通枢纽、国际人文交往中心。　　发展目标：第一阶段是打基础，到2025年，奠定现代化都市圈发展框架，基本确立一体化发展空间格局、支撑体系和保障政策。第二阶段是见成效，到2035年，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现代化都市圈，形成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发展格局】　　优化生态、农业、城镇等功能空间布局，以区域综合交通廊道为轴带，坚持优中心、强组团、提南部、联周边，构建“一核一带，三轴三圈”的发展格局。　　“一核”为都市圈极核，即洛阳中心城区。　　“一带”为黄河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带。　　“三轴”分别为向西的洛渑三科创文旅发展轴，强化与郑州都市圈、西安都市圈、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对接联动，共建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向北的洛济焦绿色转型发展轴，增强对晋东南地区的辐射带动能力，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向东南的洛汝平开放合作发展轴，加快打通高速铁路通道，密切与长三角地区的经济联系。　　“三圈”分别为以都市圈核心区为载体的区域极核圈、承接产业转移的产业紧密圈，以及承担都市圈生态安全的“一河两山”生态圈(黄河、伏牛山、太行-王屋山)。　　【营造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　　着力提升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价值，推动都市圈生态资源优势向生态动能转变，构建“一带两区两环多廊道”的生态格局。　　“一带”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带。　　“两区”即以嵩县、汝阳、鲁山、栾川、卢氏、洛宁等为主体的南部伏牛山生态涵养区；以济源及周边市县为主体的北部太行-王屋山生态涵养区。　　“两环”即依托万安山、周山、洛河、伊河等山水资源打造都市圈极核郊野游憩环；依托伏牛山、王屋山自然保护区与白云山、木札岭、九峰山、花果山森林公园等生态斑块，打造都市圈外围生态环。　　“多廊道”即依托区域主要交通轴带和重要水系，建设城市与组团间的绿色廊道。　　【七项重点任务】　　打造开放引领的国际化平台、创新协同的现代产业体系、魅力彰显的文旅融合发展格局、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互联互通的交通体系、共建共享的基础设施、共利共惠的公共服务设施　　【三项实施保障机制】　　从都市圈内部协同发展、外部联动发展、规划组织实施等3个方面，创新都市圈建设体制机制。　　【近期七大行动】　　洛阳副中心城市建设提质行动、交通先导行动、国际人文交往中心提升行动、产业创新升级行动、生态修复和魅力塑造行动、文化繁荣兴盛行动、合作示范行动。（洛报融媒记者李三旺孙小蕊）

中国最早的那批历史文献中描绘的夏朝核心区域在哪里？关注“古都论坛”吧

中国最早的那批历史文献中描绘的夏朝核心区域在哪里？河南洛阳二里头遗址是近些年来夏文化探索的重要遗址，也是中国进入青铜时代之后，第一座具有广域王权性质的大遗址。在前些年进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首批入选的六大遗址，其中仰韶时代遗址一座、龙山文化遗址两座、二里头文化（新砦期）遗址三座。这六大遗址的年代横贯历史文献中记载的黄帝、尧舜时代直至整个夏朝早中晚期，而二里头遗址正是夏文化探索的核心遗址，那么二里头遗址何以能成为夏文化重点遗址？它为夏都的可能性有多大？有何文献基础？禹贡九州今文《尚书》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历史文献中的夏朝是个什么样子，毕竟所有有关夏朝的内容，都来自于历史文献中。《尚书》是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比较早的一部史书，现存今本《尚书》有28篇，其中夏书有2篇，分别为《禹贡》和《甘誓》，其中《禹贡》详细记载了古代的政治制度、九州的划分，物产和赋税等级，以及应该进贡的物品和路线。多数学者认为，《禹贡》出自三代史官之手，参考价值极高。从《禹贡》记载的九州进贡的路线，可以大致勾勒出夏朝初年的权力核心在哪里，如：冀州，位于河北山西一带，其进贡路线为“夹右碣石入于河”，也就是从位于河北昌黎境内的碣石一带沿黄河来进贡；兖州，位于济水与黄河之间，位于现在的山东一带，其进贡路线为“浮于济、漯，达于河”，即是从济水、漯河乘船顺流入黄河来进贡；位于黄淮平原的徐州以及南部的扬州，进贡路线是由长江进入淮水、泗水而后入菏泽，由济水进入黄河，即“浮于淮、泗达于河”、“沿于江海，达于淮、泗”；荆州，位于江汉平原，其进贡路线是由长江顺流到其支流，再进入汉水，然后由陆路到达洛水，再由洛水进入黄河，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禹贡》特别标注了“逾于洛，至于南河”，南河是特指黄河洛阳到郑州一带的黄河，秦晋分界的黄河叫西河。豫州、梁州进贡路线分别是从洛水和渭水进入黄河，而雍州则是从西河一带进入黄河。由《禹贡》的九州赋税进贡路线大致可以看出，进贡的去向正史河洛流域一带，而这也与史书中记载的夏朝的核心区域相符；夏朝都城变迁图古文《尚书》古文《尚书》中的《夏书》也有2篇，其中一篇《五子之歌》，记录了夏朝早期“太康失国”事件，太康为大禹的孙子、启的儿子，其在位期间，贪图安逸，盘游无度，在洛水南岸打猎一百天（十旬）也不去，后裔趁机作乱阻止太康回朝，太康随行的五个弟弟没人作一首歌，批评太康的过失，所以称为五子之歌。古文《尚书》的这些记载表明，夏王朝的都城就在伊洛河流域一带；《尚书-夏书-五子之歌》：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従，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二里头周边形势图《竹书纪年》除了《尚书》，史料参考价值比较高的一本书就是《竹书纪年》了，它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编年通史，同样记载了夏朝的相关历史。据《竹书纪年》记载，夏代的帝王太康，以及之后复国的仲康到夏末的桀，他们的都城都在斟鄩（zhen xun），而斟鄩的位置记载也很清楚“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显而易见就在伊洛河流域，也就是今天了洛阳一带。由此可见，伊洛河流域，的确是史书中记载的夏朝核心区域。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太康居斟鄩，羿又居之，桀亦居之。”今本《竹书纪年》又载：“仲康即帝位，据斟鄩。” 河洛流域《国语》《史记》这两本书同时记载了一件周朝初年周武王在灭商后，要在先前夏朝人建都的地方建立新的都城的故事，由于《史记》的成书时间较晚，应该是司马迁参考了《国语》中的记载。《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本国别体史书，在这本书中，记载了周人对“昔伊洛竭而夏亡”的记忆。周武王在灭商之后，要营建新的都城，周武王仔细察看了洛水、伊水地区。武王认为，从洛水湾直到伊水湾，地势平坦没有险阻，是从前夏朝定都的地方（昔有夏之居），并且离天室山（嵩山）不远，是建都的好地方，于是就在洛阳建立了新的都城“成周城”，并将九鼎置于此。而之后的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引用了该记载，可见伊洛流域是有夏之居，是得到太史公的认可的，所以才有太史公在《史记-封禅书》中写到“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二里头文化代表文物由上面基本先秦历史文献可以得知，古人对夏朝的描述是位于河洛流域的中原王朝，无论是北方的草原还是江南一带，其与史书中记载的夏朝位置还是偏差比较大的。梳理史书中对夏朝频繁迁都的地点，从阳城、阳翟、安邑、斟鄩再到老丘等等，其都位于河洛一带，也就是今天的郑洛至晋南地区，这也是如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关于夏文化探索的的五大遗址的分布地（龙山时代两座，二里头文化遗址三座）。以史书记载按图索骥，虽然不见得正确，但至少是目前进行夏文化探索比较有效的手段之一了。附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批六大遗址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河南灵宝西坡遗址中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山西陶寺遗址中原龙山文化王城岗类型：河南王城岗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址：二里头遗址、大师姑遗址、新砦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