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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自由职业的年轻人:先放飞自我,后打工还债 编辑导语:钱从来都不好赚,无论是自由职业还是上班,上班抗风险能力可能会更高一点。那么如今哪些选择自由职业的年轻人都怎么样了?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别轻易尝试,会变得不幸。” 2022年春天,一批自由职业者,开始回归职场。 过去两年,自由职业一度成为许多打工人和应届生心中的“桃花源”。根据人社部2020年的数据,中国有超过2亿人在“灵活就业”。有招聘网站的调查显示,2021届大学生中,自由职业者占比攀升至15.8%,几乎翻了一倍。 这些人试图将自由职业,当作职场倦怠、人生迷茫、行业内卷的出路。但当许多人真正辞职转向自由职业后才发现,自己误解了自由职业——不上班,不等于不工作,自由职业本质上还是一个职业。 “自由职业并不自由,梦想很美满,现实很骨感”,六位来自不同行业的自由职业者,不约而同地向开菠萝财表示。他们曾期待着能够自由分配时间,一边赚着钞票,一边规划人生,还能探索无限可能。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却被更焦虑的情绪、更难缠的甲方左右,近两年的大环境下,还随时面临着入不敷出、社交减少的风险。 你或许想不到,压倒自由职业者的一根稻草竟是,工作太自由、作息不规律。他们中有的通过强行规划工作时间,逼自己回到正轨;有的却没那么自律,开始放飞自我,昼夜颠倒地刷小说、打游戏;更有人的身体已经发出警报,失眠、胃病、尿酸高的毛病都找上了门。 最终,在权衡利弊之后,求稳的自由职业者做出了一个共同的选择,重回职场。可等待他们的,是不适应、不合拍、状态差……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我需要时间恢复工作状态,但不知道职场还愿不愿意给我这个时间。” “做个自由人还是打工人?”这或许是每个职场人时常会纠结的话题。看完他们的讲述,你或许会有新的答案。 一、入不敷出,顿顿吃土 做3份兼职还负债,我发现还是上班更简单 孟良 | 27岁 公益机构策划 时间:7个月 上一份工作离职前,我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状态都很糟糕。明明工作和老板都不错,自己却总有一种被困住的感觉,对未来非常迷茫。 那时,之前认识的一家公益机构的负责人找到我,邀请我以兼职的方式,帮忙一起筹备公益日活动,并为机构进行策划工作,每个月有4500元左右的报酬。 正好我想找这么一段时间,慢慢把自己的生活捋清楚,便答应下来。我在去年8月正式辞职,搬去了广州,开启自由职业。 要靠自由职业赚到跟全职一样的收入还是非常困难的。除去房租和社保,4500元并不够用,我还得兼职剪辑一档播客节目,并为一个研究项目工作。每份兼职,都不比正式工作轻松,想做好也很有挑战性。 这半年多,几项工作做下来,我的收入只有之前全职的1/3左右。由于我此前存款不多,也没有很好的财务规划能力,加上还有看牙等长期支出,自由职业之后的我,负债了,这也直接影响了我的心态稳定。 一方面,收入不稳定后,我开始每天担心现有的工作能不能继续下去,这个项目做完后还能做什么。另一方面,我不在职场里的时间越长,就越不确定以后还想不想回职场、能不能回职场,这种焦虑情绪持续困扰着我。 事后反思,我觉得自己一开始并没有做好“自由职业”的准备。我一直把这段时间当成一个“非正常”的临时状态,所以可以接受不买新衣服、低生活成本的方式,但这种状态不容易持久。同时因为有负债,我也开始给自己暗示,认为只要找到工作,肯定能很快把负债还上。自由职业半年多后,权衡之下我决定重返职场。 不过,自由职业也给我带来了很多变化。我之前在北京工作时,觉得自己好像一直在追求一个并不清晰、距离遥远的目标,但也没法停下来。这半年多强迫自己停下来之后,我发现生活或者工作不是只有原来那一种,也并不是只有一种可能。 二、如果只是靠卖时间赚钱,自由职业只是换个地方打工 王恩 | 30岁 翻译+运营 时间:2年 因为疫情在家办公了一段时间,没有通勤、没有开会,做完工作就可以光明正大地摸鱼。那段时间,我看了一本叫《一周工作4小时》的书,里面“数字游民”的概念对我影响比较大,在总结了自己的接单渠道后,我成了一名自由译员,同时帮一家机构运营新媒体账号。 起初, 一下子脱离了外界的掌控,我放纵了一段时间,结果作息颠倒,工作也是想做就做、不干拉倒。后来我强迫自己规划工作节奏,像上班一样每天安排固定的工作时间,还增加了固定的运动时间、做饭时间,开始享受这份自由。 除此以外,因为回家不必再等假期,我可以买便宜的机票。在自由职业的第一年里,我花了更多时间回去陪伴家人,还专门抽了一段时间完成了在老家看房买房的计划。 不过,有了房贷支出后,我的固定成本开始上升。没有了年终奖和补贴,我全年的收入要比在职时期少六七万,收支勉强打平,基本上赚多少用多少。 这会对我的生活带来一些影响,比如我不甘心就此离开北京,为了节省成本,把家搬到了离市中心两小时车程的地方;再比如,自由职业后,只要外出吃饭,我都会下意识地关注价格,点菜的时候都会在内心计算总价,还会注意要在地铁结束前回家,因为打车太贵了。 受疫情影响,我接到的订单量开始不稳定,后期还只剩下一些性价比不太高的订单,工作时间变长不说,一旦拒绝某个单子,下次有机会对方就不找我了。 原本我做自由职业是想有更多可以自由分配的时间,但后来发现,以前我一天读书一个小时,自由职业之后,读书时间并没有变长。 理想中的情况是,我自己当老板,做一个账号、树立自己的IP,但我又下不定决心去做。今年3月,我决定回公司上班,同时积累资源,为自己创业做好准备。 如果想长期做自由职业,我建议打造一个现金流业务,或者创造一个能够重复销售的产品,这样才能可持续发展,而不是靠贩卖自己的时间赚钱。后者只是换个地方打工,并不是真正的自由。 三、自由创业,比打工难多了 收入低、失去社会身份,自由职业很焦虑 南风织 | 32岁 创业+博主 时间:半年 去年生完孩子后,我离开了工作5年的职场,举家从一线大城市搬到了某新一线省会城市,准备当“全职妈妈+自由职业者”。 我是学环保专业出身,一开始准备创立一个家用净水设备品牌,做好了人力和资金的准备,并同步学习会计知识,注册了公司。但随着项目的推进,我发现,女性单打独斗地创业,面临的困难比想象的多得多,创业还会影响到 我在家庭中投入的精力和情绪,疫情的反复也增加了创业风险,最终,我终止了这次尝试。 此外,我一直有在不同的网络平台分享的习惯,辞职后,我也开始学习视频剪辑,正式开始博主生涯。但我也逐渐认识到,想要打造个人IP,就需要树立人设,还需要直面负面评论,并承担个人隐私泄露的风险。 事实上,所谓的“自由职业”,并不意味着完全的自由,它需要强大的意志力。 比如,你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固定收入,没有产出变现,自然就会拉低自己乃至家庭的生活质量。而且,离开职场,意味着你失去了一种社会身份,连带着失去了在很多场合的发言权。 半年后,我决定重回职场、干回老本行,进入当地一家国企就职。这两年受大环境影响,我所在的行业收入普遍严重缩水,我也跟着降薪,但此时工作对我而言已经不仅仅意味着收入,而是一种成就感、荣誉感和社会身份的载体。 我很喜欢我现在的岗位,希望在这个岗位上做更多有意义的事。同时我也会坚持创作和分享,这也算是证明自己人生意义的一种方式。相比于自由职业,我更愿意称呼这半年为GAP YEAR。这半年里,我读了很多书,有大量的时间思考,这些思考让我更加豁达。 这段经历也让我认识到,成年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当一项收入渠道作为副业尚不能覆盖生活成本,要谨慎选择将其作为自由职业的主要支柱。当然,也不要因为放不下面子硬扛,及时放弃、承认自己的普通,这都没什么。
全球首例电子芯片代替脊髓研究:瘫痪者重新行走 还能游泳、骑行 大数据文摘作品 作者:Mickey 五年前,Michel Roccati在一次摩托车事故中瘫痪。由于脊髓完全被切断,他的腿之后再也没有任何感觉。 不过最近,他又可以重新走路了。通过一次手术,研究者将一块电子芯片植入物连接到他的脊椎上,代替脊髓向腿部肌肉发射信号。 脊髓中的神经将信号从大脑发送到腿部,但当神经因受伤而受损时,可能会导致瘫痪。对于Michel这样的患者,因为脊髓完全被切断了,他的腿已经完全无法接收信号。通过植入电极,可以直接向他的腿发送信号,使他能够行走。 这一技术由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EPFL)研究团队开发,也是脊髓完全切断的人第一次依靠科技重新自由行走。同样的技术还改善了另一名瘫痪病人的生活状态,让他能够成为一名父亲,并和自己的女儿一起重新学习走路。 目前这一研究已发表在最新的《 自然医学 》杂志上。 在该论文中,研究者表示,本次研究建立了一个计算框架,该框架为电极的最佳布置提供信息,并指导其神经外科定位。这一研究组还开发了支持快速配置活动特异性刺激程序的软件,该程序再现了每个活动背后的运动神经元的自然激活。 作为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的一部分,研究者在三个完全运动感知麻痹患者中测试了这些神经技术。在一天之内,针对特定活动的刺激使这三个人能够站立、行走、骑自行车、游泳和控制躯干运动,这为支持 SCI 患者的 EES 日常活动开辟了一条可行之径。 研究人员强调,这一技术目前还不能彻底治愈脊柱损伤,并且由于该技术涉及复杂的系统,尚无法在日常生活中大规模使用,但仍应该将其视为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的重要一步。 对于米歇尔这样的患者,正如他自己所说,这项技术“是给我的礼物”。 该研究得到了谢菲尔德北部总医院顾问 Ram Hariharan 博士的支持,“他们做了一些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我还没有听说过任何研究,他们将植入物(植入脊髓完全切断的患者体内)并展示肌肉运动和改善平衡,足以站立和行走。” 但他补充说,这一技术还需要进行更多的临床试验。 “我们需要更多的[患者]来证明它的安全性,并且它显著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只有这样,它才能被推进。” 不能完全治愈瘫痪,但能极大提高生活质量 到目前为止,通过该技术方案,已有九人接受了植入电极方案并恢复了行走能力。 David M'zee是第一批接受植入物的患者之一。在获得治疗之前,他已经瘫痪了12年,像Michel一样,他能够在打开植入电极后使用助行器行走。更让人惊喜的是,David的健康状况得到改善后,顺利和他的伴侣Jenny生下一个女婴。 他的女儿Zoe现在一岁了。她目前可以和她的爸爸一起各自带着自己的学步车赛跑。 “这很有趣。这是我第一次和她一起走路——她和她的婴儿学步车,我和我的学步车。” 拥有一个家庭给了David很大的快乐。植入物以微妙但重要的方式帮助了他。 洛桑联邦理工学院 (EPFL) 领导该技术开发团队的 Grégoire Courtine 教授表示,在常规使用该技术来帮助瘫痪的人行走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不是治疗脊髓损伤的方法。但它是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关键一步。它将赋予他们站立的能力,这是一个显着的进步。” 治愈需要脊髓再生,可能使用干细胞疗法,这仍处于研究的早期阶段。Courtine 教授认为,一旦准备就绪,这一植入技术可以与神经再生治疗结合使用。 脑机辅助瘫痪患者,只凭意念,操纵机器移动、拿取物体成为现实 这不是洛桑联邦理工学院(EPFL)的首个帮助瘫痪患者的技术。 去年12月,来自洛桑联邦理工学院(EPFL)、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T)的科学家团队,开发了一种可以仅借助人类大脑发出的电信号就能控制机器人的强化学习系统——无需任何语音控制或触控功能,使用者只需要简单地“想一想”,就可以操控机器人完成移动、拿取物体等任务。 据论文描述,这项基于脑机接口的研究,目前主要针对瘫痪患者,可以让机器人更加准确、快捷地辅助瘫痪患者的正常生活,以提高他们身体的灵活性。 相关研究论文以“Customizing skills for assistive robotic manipulators, an inverse reinforcement learning approach with error-related potentials”为题发表在 Nature 子刊 Communications Biology 上。
评论丨中华书局就《梁佩兰集校注》错漏百出致歉 他们都不是什么“古典文学研究大家”,或许只是“挑剔”的爱好者而已,他们认真“过一遍”,就能挑出这么多错误,当初这套书的编辑、校对环节,为什么就都放过了? 12月30日中午,老牌出版机构中华书局在自己的官方微信公号上发表“致读者书”,就《梁佩兰集校注》出现的错误向公众道歉。12月29日晚9时,公号“三十六陂”发表了《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书》(作者许容与),对《梁佩兰集校注》的校注质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中华书局的道歉非常及时(距离批评文章出来还不到24小时),而且态度诚恳。它没有像一些机构或者名人道歉时那样遮遮掩掩、避重就轻,而是承认许容与的文章“持论客观公正,所反映的问题属实”。 除了道歉,中华书局还提出了补救办法。读者可以选择换货,等新版校注出来后换新版,也可以直接选择退款。这样,一套质量堪忧的图书,最终不会对读者造成损失。中华书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范的“道歉模版”,也及时挽救了自己百年老字号的声誉。© 由 红星新闻 提供 事件本身到此有了一个完满的结果,但是一家以严谨和专业著称的老牌出版社,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专业编校何以输给业余“挑剔”? “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书”,初看这样的标题,还以为谈论的是一部“伪书”或者“盗版”,而真相竟是《梁佩兰集校注》确实由中华书局出版,而且被列入经典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这套丛书是中华书局的“排面”,也是中国人读古典文学的“主要依靠”——最权威的版本。 《梁佩兰集校注》中所出现的错误是惊人的,除了许容与,还有一位叫“陈汝洁”的作者,也写了一篇挑错文章。两篇文章各挑出几十处错误,而且绝少重复。应该指出的是,许容与和陈汝洁,根据网上搜索的资料,都不是什么“古典文学研究大家”,或许只是“挑剔”的爱好者而已,他们认真“过一遍”,就能挑出这么多错误,当初这套书的编辑、校对环节,为什么就都放过了? 经过比对,许容与在文章中怀疑,《梁佩兰集校注》并不像整理者在凡例里说的那样,是“以《清代诗人集汇编》中所收刊于康熙四十七年之《六莹堂集》为底本”,而可能是用上世纪90年代中山大学出版的简体版《六莹堂集》,扫描成文档,再用软件从简体转化成繁体。 如果真是如此,这不仅是一种作弊,也是很多错字、漏字等低级差错的根源。整理者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校注”,本身就是可笑的。而且,从整理者、编辑到这套书的校对,全部环节都出了问题,主要还不是水平本身不够的问题,而更像是从一开始就缺乏认真的态度,也缺乏对古代典籍的基本敬畏(校注最基本的要求是必须以可靠的版本作为依据)。 这套书出版于2019年8月,混进了“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如今被查出这么多错误,需要重新进行校注,可谓一起重大失误。有读者在评论时说“这可能是这两年才出的”,其实暗示还有更让人担心的地方:最近这些年,在出版业繁荣发展的同时,图书出版的质量并不让人满意,类似的“厚颜无耻”并不罕见。在网上,有很多人批评那些粗制滥造的翻译著作,现在连中华书局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可见问题的严重程度。 不管怎样,期待出版行业都能扎扎实实静下来,对书认真起来,真正对自己的读者负责起来。 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李一凡 编辑 汪垠涛 红星评论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下载红星新闻,报料有奖!)
对精神分裂症群体的偏见和“妖魔化” 精神分裂症患者是一个极其孤独而脆弱的群体。抑郁焦虑患者在确诊后可能会得到来自亲友的嘘寒问暖、关心体谅,自闭症儿童会被父母当作“折翼的天使”悉心呵护,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遭遇则可能大为不同。这种反差在精神分裂症患者患病的后期尤其明显:由于缺乏对自身疾病状态的认识,他们常常会被非自愿地送进精神专科医院接受治疗,继而被社会慢慢疏离。受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的影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个体往往是无法被人理解但又极其渴望被理解的,他们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丰富到会将他们困住,丰富到会变成一面阻止他们与他人交流的高墙。在尚有自知力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在言语中流露出一些内心世界的信息,但因为疾病的影响往往会被他人所忽视;或者,他们会意识到自己不同于常人,因而不敢与其他人——哪怕是最亲密的人——分享自己的真实内心世界。精神分裂症的另一个常见症状是阴性症状,主要表现为情感冷漠、活动减少、离群独处、生活懒散、对他人和未来的关心极少——这往往更突显出他们“异于常人”。即使在包容开放的当代社会,一听到精神分裂症患者,大家也常常表现出退而远之的态度。当然,这不怪任何人,只是因为社会对这个群体的认识还太少。 在众多精神疾病中,精神分裂症的患者最容易被人错认为是“疯子”。虽然这体现了大众的错误认知和某些偏见,但这种错误的认知和偏见也确实与精神分裂症本身的症状有关。精神分裂症患者最为常见的症状之一是幻听,他们会声称自己总是听到某种声音,会说这些声音给了他们某种指示,让他们去做某些特定的事情。这些事情在外人看来或许显得不可理喻,但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说却是可以真切“感受”到的。精神分裂症的另一种常见症状是妄想,最常见的妄想有被害妄想、关系妄想、嫉妒妄想、非血统妄想等。比如,患者相信自己正在被人追杀,他们必须要躲起来或者去攻击追杀他的人;或者相信自己正在受到他人的排挤,他人的正常交流会被患者认为是在对他进行诋毁的交头接耳;再如《隐谷路》中描绘的加尔文一家患病的大儿子,他坚信自己是章鱼的后代而非父母亲生。有些患者会意识到自己的大脑出了问题,但也有很多患者没有这种自知力。在精神病性症状的影响下,没有自知力的患者可能会出现攻击他人的行为,从而越发使人坚信他们是“疯子”,坚信他们有极大的危险性。 近些年来,我们国民的心理健康素养在逐步提升,社会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包容度和理解度也在逐渐提高。人们认识到抑郁症患者不是单纯的情绪低落,认识到焦虑、抑郁病人悲观厌世的念头万万不可忽视,也认识到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所表现出的反常和偏激不是患者本身的错。总之,单从抑郁焦虑等常见精神疾病来讲,人们的认识不再如以前那般片面和偏激。然而,这种“理解”和“包容”在遇到精神分裂症等重性精神障碍时难免又变成了“恐惧”,也正是这种恐惧使人们很难以包容的态度去接纳这个群体。虽然有一部分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疾病发作期间有攻击他人或自我伤害的行为,但大多数精神分裂症患者是没有或少有这样的攻击性行为的。此外,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患者表现出的大多数攻击性行为都是言语上的攻击,并且在经过科学和系统的治疗后是可以得到控制的。举个例子,当提到一个精神正常的犯罪者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真的是他吗?他为什么这么做?”,而当被告知一个犯罪者事实上患有精神分裂症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则是“难怪是他”,这就是对精神分裂症群体的偏见和“妖魔化”。我们当然应该对患者的暴力攻击行为加以提防,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安全,但我们也不能以偏概全,简单地给精神分裂症患者贴上“暴力危险”的标签。 《隐谷路》中提到,加尔文家族患病的几个兄弟在发病前都表现出了高于常人的某种天赋或者能力,有的冰球打得极棒,有的钢琴弹得极好。事实上,大多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智力都是正常的,有些患者甚至智力超群。数学家约翰·纳什人生跌宕,30岁时被誉为世界上最杰出数学家之一的他却在刚刚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终身职位时被诊断出患有精神分裂症。他会一身婴儿打扮出现在隆重的新年晚会上;会在麻省理工学院坐满教授的办公室里宣称自己正在接受来自宇宙的神秘力量。人们对他的态度从追捧变成了躲避。因为自身的疾病以及人们的偏见,这样一位学术之星差一点就被学术界遗忘了。不过在自身的不懈钻研以及亲友的理解和支持下,纳什最终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在某种意义上也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正了名——他们绝不是于社会无益的人,更不应被视作家庭的拖累和羞耻,他们不同于常人,但绝不是异类。 不能否认的是,无论是于患者自身还是于其家庭而言,精神分裂症确实是一种折磨,所以科学家和相关领域的工作者们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探索这一疾病的致病因素和临床治疗手段。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很多研究变得更加容易了,研究者们如今比以往更容易找到精神分裂症个体的某个风险基因。但这些发现也往往只是冰山一角,科学界认识、理解精神分裂症的道路仍将百般曲折。除了先天遗传,后天的成长环境也被认为至关重要。有些携带精神分裂症风险基因的个体并不一定会患上精神分裂症,因为他们有着良好的家庭和社会环境。错综复杂的致病因素也是阻碍科学界尽快理解这一疾病的重要原因。与发现致病因素同样重要的是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治疗。书中提到“与精神分裂症斗争50年的结局之一是,治疗迟早会变得和疾病本身一样摧残健康”,这一事实触目惊心。在过去,因为对这种疾病没有更为充分的认识和耐心,医学界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治疗往往简单粗暴。值得欣慰的是,医学的发展使现在有了科学、系统的治疗方案,但如何帮助精神分裂症患者回归社会仍然是一个难题。通过《隐谷路》,我们呼吁大众正视这个群体,对他们多一点耐心和鼓励。我们感谢加尔文家族以及其他有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愿意分享自己的故事和数据,感谢作者如此客观地将这些故事整理成文,感谢为了攻克精神分裂症一直在不懈努力的科学家们,感谢悉心关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每一个人。我们希望在不远的将来,精神分裂症不再是社会的隐痛。 陆林 中国科学院院士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 本文为《隐谷路:一个精神分裂症家族的绝望与希望》一书的推荐序,澎湃新闻经授权刊载,标题为编者所拟。
半月谈丨接力式养老是忘恩负义吗? 接力式养老是忘恩负义吗? 作者:葛四友 尽管接力式养老从表面上看是一种没有回馈的单向模式,但感恩(或说回馈)可以从整个系统中体现出来。改变孝顺模式,其中并不一定涉及忘恩负义,也不一定涉及道德价值的损失。新孝道养老模式内在的亲情价值、道德价值与工具性价值,并不比传统的孝顺模式差,且在工具性价值方面有明显进步,在亲情价值上也应有一定程度改善。 孝道的传统与现实 “百善孝为先”道出了“孝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与孝道相关的诸多传说或记载(如《百孝图》《孝子传》等),无不显示出传统社会对孝道的看重与推崇。 孝道文化是传统文化的根基,历史久远。至少自汉朝开始,孝行就明确地作为社会统治机制的基础。汉代的皇权宣称以孝治国,立《孝经》博士,察举孝廉,设孝悌力田,甚至刑罚也会根据行孝的情况酌情增减。此后的朝代,也很少否认孝道在社会中的重要性。而且,孝道理想比较高远。广为传诵的“二十四孝”故事,可以看作整个传统孝道文化的缩影。 我国当下面临着严峻的养老挑战,不少人提出的解决思路是重塑传统孝道。然而,传统上越是重视孝道,孝道的要求越高,现实孝道实践带给我们的反差就越大,也越值得我们反思。据统计,农村老人轻生最主要的原因是生存困难,其次是摆脱疾病的痛苦,之后是情感问题。换句话说,要减少老年人非正常死亡,就要解决三个问题:温饱、疾病和寂寞。 接力式养老 或能更好解决“温饱与疾病”问题 孝道养老与福利养老,对应费孝通先生几十年前区分的两种家庭模式,即反哺式家庭模式和接力式家庭模式。 在反哺式家庭关系中,人一辈子都在家庭里相互依靠:未成年儿女由父母养育成人,父母年老体衰时,则由成年儿女来赡养父母。养育儿女对父母来说也是为自己养老进行储备,即养儿防老,这是反哺式养老模式。 而在接力式家庭关系中,父母要尽义务抚养子女,子女成年后离开父母独立生活,然后尽义务抚养自己的子女。家庭养育子女像接力赛跑中传递接力棒一样,一代一代向下传递。养老问题则由个人社会保险以及社会福利制度解决,这是接力式养老模式。 接力式家庭对于子女抚养是一种有限责任模式,并不是传统包干的无限责任模式。这种家庭关系要求子女成年后就独立,负责自己的婚嫁与抚养子女。的确,这种做法某种意义上增加了子女年轻时的负担,但相应减少了老年时的风险。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实际上是把人们一生中的生活负担进行重新分配,养老不再依赖子女的孝顺动机。因此,在分配人们一生的资源上,这种模式似乎更符合人类的动机结构。也就是说,现代福利制度或更适合人性动机,能更好解决温饱与疾病问题。 接力式养老 或能进一步解决“寂寞”问题 有种说法是“福利养老制度会削弱亲情”,因为父母与子女之间不再有包干义务。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接力式家庭模式既不禁止有余力的父母帮助子女成家立业,也不禁止有意愿的子女赡养父母,只是两者都不再是强制性道德义务。这里可以分几种情况来分析。 原本亲情浓厚或者看重亲情的家庭,因为他们尽义务是自愿的,因此父母与子女的相处模式跟传统模式不会有什么不同,只是其自愿性表现得更为明显。 原本就缺少亲情的家庭,即使强迫子女跟父母生活在一起也不会有好的效果,彼此关系很有可能是憎恨。比如现代生活中难解的婆媳矛盾,就是这种麻烦的一个缩影。实际上,权责明确后,更有助于核心家庭的亲情培养。 在反哺式家庭关系中,有些家庭之所以撕破脸,关系不好,很重要的原因是赡养负担太重。对于这部分家庭而言,把赡养负担拿掉后,更有可能形成较好的家庭关系。与通常看法相反,接力模式下家庭关系更有可能变好,人们的亲情会更真实,这也就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寂寞问题。 相对于反哺式家庭关系而言,接力式关系给了成年子女更多时间与空间,他们有更多机会发展其他情谊。与反哺式家庭关系中的父母不同,接力式家庭关系中的父母不会一切都要跟子女捆绑在一起,让他们拥有独立的生活。这样一来,人们在中青年时期就能预料到老年生活的样子,不会对子女陪伴有过多期待,由此会花更多时间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发展出新型的老年生活形式。从这个角度讲,接力式家庭关系可以进一步解决寂寞问题。 新孝道养老能更好适应现代社会 值得追问的是,相对于反哺式家庭关系而言,接力式家庭关系涉及忘恩负义吗? 的确,在接力式家庭关系之下,父母养育子女,父母自己养老,子女并没有回馈父母,似乎显得有点忘恩负义。实际上,这种关系从系统上讲可以是公平的,因为子女也会养育下一代,子女也是自己养老。 新的孝道养老与现代社会的发展更相吻合,可以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更适应我们的有限利他心,从而具有更佳的可行性,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如果社会保障制度为老年人提供的物质帮助不比子女实际上提供的少(实际上肯定要多),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利用外在的道德义务与利益刺激迫使子女赡养老人。不把赡养老人作为孝道义务并不是要取消孝道,只是用不同的形式体现孝道。新孝道依然把子女陪伴、关心父母作为义务,只是不强制性承担赡养负担而已。(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刊于《半月谈内部版》2021年第10期)
专家:尽早做好化石能源有序退出规划,制定“兜底”方案 能源转型对化石能源利益攸关方的冲击在所难免。图为一家面临停产的煤炭企业。摄影/章轲 我国是世界最大的煤炭消费国。数据显示,2020年,煤炭消费量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49.8亿吨标准煤的56.8%,占全球煤炭消费量的54.3%。2020年化石能源开采和加工业、电热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等行业规模以上资产达到30.25万亿元,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的23.86%。2019年,化石能源开采、燃料加工和热电生产等行业就业人数分别达到299万人、57万人和278万人。 施训鹏说,未来,极有可能在不到30年内淘汰绝大部分煤炭和大部分油气,这意味着大量的资产和工作岗位将消失。尤为重要的是,这些煤炭生产活动集中在少数经济欠发达地区。能源转型对于那些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历史包袱较重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和独立矿区的冲击更大。 据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国际能源转型学会近期就能源转型问题已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多项建议。施训鹏表示,能源转型是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避免超出发展阶段的运动式节能减碳。 他说,由于我国幅员广阔,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大,并非所有地区都能同步实现能源转型,应构建差异化的能源转型计划来适应这种区域异质性。尽快制定就业和经济多元化计划,创造就业,支持那些以化石能源产业为主的矿区的劳动力培训、就业发展和区域经济转型。 施训鹏认为,当前应尽早做好化石能源有序退出的规划,即便是目前相对更有竞争力的煤炭企业,也要做好规划,以应对未来的冲击。政府要以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标准为抓手,确定化石能源行业退出的标准和阶段性计划,并避免行政手段在退出过程中强力干预。 施训鹏说,化石能源企业退出的先后顺序应遵循明确的标准,如要求技术落后、效率低下的企业先行退出。同时力求利用碳市场和能权交易等市场化手段,进一步降低能源转型的总成本。对化石能源企业、矿工和矿区在内的群体要制定“兜底保护”方案,确保在能源转型中不掉队。 第一财经广告合作,请点击这里此内容为第一财经原创,著作权归第一财经所有。未经第一财经书面授权,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使用,包括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第一财经保留追究侵权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如需获得授权请联系第一财经版权部:021-22002972或021-22002335;[email protected]。文章作者章轲
男子国庆拒绝加班被公司以旷工三天为由开除!法院:双方均有过错 今天是国庆第一天,全国开启休假模式。虽然还有不少人被堵在路上,但心里还是抑制不住放假的喜悦。 在国庆假期之前,微博上就有一条搜热“国庆三倍薪水加班你愿意吗”引发诸多网友讨论。实际上,法定节假日要不要拿三倍工薪加班、如何避免假期变相加班等话题,每次假期前都是网络讨论的焦点。 不过据九派新闻报道,在裁判文书网,南昌有一位酒店工作人员高某,在国庆节期间拒绝公司的上班要求,被公司以“无故旷工”三天为由开除。之后,高某将公司诉至法院,要求法院认定公司开除自己的行为违反《劳动法》。最终,二审法院判决双方在此次劳动纠纷中均有过错。 一审法院查明,高某自2006年11月15日开始,与酒店签订劳动合同,在酒店担任厨师。2015年10月1日至3日,也即国庆节期间,酒店要求高某上班,高某拒绝,实际也并未到岗。国庆后,酒店以此为由开除高某。 对此,酒店辩称,高某明知酒店行业的特殊性,却在2015年的国庆期间拒绝加班,属于旷工行为,酒店有权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合同。 一审法院最终认定,酒店解聘高某的行为违反《劳动法》,应当向高某支付赔偿金,按照工作年限,每年两个月工资。经证据查明,高某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每月2444.17元,高某在酒店处工作9年,则其赔偿金为:2444.17元/月×9年×2倍=43995.06元。 酒店不服一审法院判决后上诉。二审法院认定:双方均有过错,公司应支付赔偿金。 二审法院认为:作为一名劳动者,在工作中理应服从用人单位的管理和安排,由于餐饮行为的特殊性,高某自入职以来,在节假日都需要加班,且用人单位对此给予了“上一休二”的补休政策。 法院最终判决酒店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高某支付经济补偿金21997.53元
专家谈落实“双减”政策:建议高考改革 将外语改为选考 “如果高考不进一步改革,学生的学业压力依然会存在。其中有几个方面可以探讨:要不要继续实行一考定终生?分数计算方式要不要改革?英语是不是一定要作为必考科目?”教育部国际司原司长、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原公使衔参赞岑建君说。 9月28日下午,在北京王府学校举行的第六届“新聚合”国际教育高峰论坛上,岑建君结合自身经历发表了对教育减负的看法。他认为,落实“双减”政策,一方面需要校内教育保证课堂教学质量;另一方面要做好考试改革,如将外语由高考必考科目,改为选考科目。 建议外语由高考必考改为选考,减轻学生负担 谈及“双减”时,岑建君指出,要进一步进行高考改革,否则学生的学业压力依然会存在。他认为,关于“一考定终生”、高考分数计算方式,以及外语是否该高考必考等方面,都有待再做进一步探讨。 岑建君举例指出,美国招生考试看GPA(即平均学分绩点,是以学分与绩点作为衡量学生学习的量与质的计算单位),韩国高考则是将学生各考试科目分数分成9个等级后,再综合计算成绩。“我们现在高考看总分,但总分很难看出一名学生的综合素质,也很难看出他各学科的平均分是多少。”岑建君说。 他还提到,“很多发达国家将外语作为选考科目,而不是必考,比如日本、英国、美国。但韩国将英语作为必考,并还多出了一个第二外语(法语)。所以,今天韩国学生压力大,他们有句口号是‘四上五下’,即一天睡4个小时能考上好学校,一天睡5个小时可能就跟好学校无缘了。这种状况跟韩国的考试结构设计有关系。” 岑建君认为,如果我国将外语变成高考选考,可以减轻很多学生的负担。 开设差异化英语选修课,满足学生不同需求 据未来网报道,2017年,全国人大代表李光宇也曾建议改变英语“高考必考、中小学必修”的地位,将英语学科从高考必考学科改为选考,从中小学生必修课改为选修课,提升学习效率,减轻学习负担。 李光宇称,如果按照每天8个小时的学习时间来计算,在一个孩子最美好的10年时光里,将近五分之一(18.13%)的时间都花在了英语上。作为语言工具,英语的学习应以应用为导向,而非以应试为导向。以高考为导向的英语学习效果不佳,并无必要。 将高考外语(英语)由必考变为选考是否可行、必要? “从世界范围来看,很多国家外语教学的目标很明确,要么偏重日常交往,重视学生口语交流能力培养;要么以收集数据信息为主,重视培养学生阅读理解能力;要么是培养国际化人才,听说读写全面强调。我们今天的高考之下,把所有学生当国际化人才来培养,要求听说读写样样会,这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效果却不佳。”岑建君说。 岑建君告诉澎湃新闻,他本人曾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英语,后又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获硕士学位。工作期间,他先后担任过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等职务,对英语学习和将英语作为工作交流工具方面都有深刻体会。 他认为,学好英语很辛苦,但学了很久的英语不用的话就会忘。因此,在推广英语过程中不宜对所有学生都一样高标准,要求听说读写样样会。 在岑建君看来,可以考虑通过教育改革,将外语变成选修课,并按不同的标准设计不同的课程学时,供学生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同时,高考中也可将英语由必考科目变成选考科目。 英语变选考是否影响学习借鉴国际先进技术经验? 此前有观点认为,高考不宜削弱英语的地位,因为英语是工具,学好英语便于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及时了解、学习国外最新成果、技术。 英语变选考,是否会对我国学习借鉴国际先进技术经验产生不利影响? 对此,岑建君向澎湃新闻表示,“这在我前面提到的按需选课、分类培养中有提到,即强调英语收集数据信息的功能。这类学生可以选择适合自己需求的英语选修课。对这类学生主要注重读和写的培养,不必强调对说和听的要求,也无需批评哑巴英语现象,他们的英语学习能满足吸取国外信息的需求即可。” 岑建君认为,外语教学,包括学其他技能,一定要讲实用主义,不能搞空想,否则只会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谁需要某样东西,就花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就像开车一样,并不需要全国老百姓人人都会开车。 同时,岑建君强调,我国国际化人才(包括外交官)培养层次有待进一步提高,需在高层次国际人才培养上投入更多精力。 “在国外,有一类学校,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上午用母语授课,下午用外语授课,各个科目都是如此,这属于沉浸式教学。据我所知,我国还没有这样的学校。”岑建君建议,教育部门可以先选部分中小学试点开展沉浸式双语全科教学,为培养高素质的国际化人才储备力量。
贾平凹:我看莫言 中国出了个莫言,这是中国文学的荣耀。百年以来,他是第一个让作品生出翅膀,飞到了五洲四海。 天马行空沙尘开,他就是一匹天马。 我最初读他的作品,我不是评论家,无法分析概括他创作的意义,但我想到了少年时我在乡下放火烧荒的情景。那时的乡下,冬夜里常有戏在某村某庄上演,我们一群孩子就十里八里地跑去看。那时我们最快活的事,经过那些收割了庄稼的田地或一些坡头地畔,都是干枯的草,我们就放火烧荒。火一点着,一下子就是几百米长火焰,红黄相间,顺风蔓延,十分壮观。这种点荒是野孩子干的事,大人是不点的,乖孩子也不点的,因为点荒能引起地里堆放的包谷杆,还可能引发山林火灾。但莫言点了,他的写作在那时是不合时宜的,是反常规的,是凭他的天性写的,写得自由浪漫,写得不顾及一切。自他这种点荒式的写作,中国文坛打破了秩序,从那以后,一大批作家集合起来,使中国文学发生了革命。 莫言一直在发展着他的天才,他的作品在源源不断地出,在此起彼伏的鼓声中,当然也有指责和谩骂,企图扼杀。但他一直在坚挺着,我想起了野藤。在农夫们为果园里的果树施肥、浇水、除虫、剪枝的时候,果树还长得病病蔫蔫的,果园边却生长了一种野藤,它粗胳膊粗腿地长,疯了地长,它有野生的基因,有在底下掘进根系吸取营养的能力,有接受风雨雷电的能力,这野藤长成一蓬,自成一座建筑。这就是猕猴桃,猕猴桃也称之为奇异果,它比别的水果好吃且更有营养。 读过了他一系列作品,读到最后,我想的最多的是乡间的社火。我小时候在我们村的社火里扮过芯子,我知道乡间做热闹的就是闹社火。各村有各村的社火,然后十点开始到镇街上集合游行,进行比赛。我扮的芯子是桃园三结义中的关公,六点起来,在院子里被大人化妆,用布绑在铁架上,穿上戏装。当社火到了镇街,那是人山人海,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相当地狂欢。莫言的作品就是一场乡间社火,什么声响都有,什么色彩都有,你被激荡,你被放纵,你被爆炸。 我也想过,莫言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一、他的批判精神强烈,但他并不是时政的,而是社会的人性的。鲁迅的批判就是这样的批判。如果纯时政的,那就小了,露了,就不是文学了。他的这种批判也不是故意要怎么样,他本身就是不合常规的,它是以新的姿态新的品种和生长而达到批判力量的。这如桑麻地里长出的银杏树,她生长出来了它就宣布这块土地能生出银杏树。 二、他的传统性、民间性、现代性。传统性是必然的,他是山东人,有孔夫子,这是他的教育。民间性是他的生活形成。现代性是他的学习和时代影响。传统性和现代性是这一代作家共有的,而民间性是各有而不同,有民间性才能继承传统性,也能丰富和发展现代性。 三、他的文取决于他的格,他的文学背后是有声音和灵魂。 四、他成功前是不可辅导性,成功后是不可模仿性。 莫言是为中国文学长了脸的人,应该感谢他,学习他,爱护他。祝他像大树一样长在村口,使我们辨别村子的方位。
住建部信号:拆迁将“停止”?新规下,20年前的老房子又吃香了? 过去十年,全国平均房价已经由5032元/平,站上了“万元”大关。对于有房者而言,这是名副其实的财富大增值。尤其是一线城市、强省会城市核心区域,过去十年房价涨幅甚至达到了10余倍。因此有人不断“鼓吹”,过去十年投资买房毫无疑问是全国少有的“暴赚”、“稳赚”生意。 数以万计的早买房、多买房者,不仅轻易解决了居住问题,还顺带“躺赚”了百万、千万财富。这的确让无数的普通人心生羡慕。 然而楼市中最让人羡慕的却是另一个群体,他们中的多数不仅轻松实现了“一夜暴富”,而且还拥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号:拆迁暴发户。尤其是在一二线城市黄金地段拥有大量土地的原住居民,通过拆迁就能轻而易举获得别人无法想象的财富——南方都市报曾经报道,深圳白石洲城中村拆迁,一夜就诞生了几百个千万富翁。其中有人更是分得15套单价5万元一平的房子,补偿款上千万,房产市值加上补偿款总额高达1.5亿;新京报报道,2010年北京望京拆迁,有人就已经获得了千万补偿款。 过去十年,为加快城镇建设,全国都迎来了以棚改为主的旧城改造热潮,尤其是2015年棚改货币化安置政策推出后,房屋拆迁以现金补偿为主,很少进行实物安置。拆迁成本虽然提升了30%,但对应的老旧小区的居民的房屋补偿款也支付得多了。伴随着全国拆迁如火如荼进行的,还有全国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专囤老破小“赌拆迁”的炒房投资客——他们大量购买老城区老破小,不为居住,更不为房价上涨赚差价,唯一图的就是老房子拆迁,然后坐收巨额补偿款。 有人会反驳说,老破小“赌拆迁”压根就无利可图。现实并非如此,老破小本身确实卖不上价,但是老房子拆迁参照的是同一区域二手房均价,这意味着即使是拆迁前一毛不值的老平房,一旦被纳入拆迁,其价值将彻底爆发,尤其是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连“城中村”的老楼房都可以按照6万一平的标准进行补偿。 某种程度上来说,拆迁已经和“一夜暴富”画上了等号,网络段子“拆字一喷,喜提大奔”,便是最好的隐喻。尤其是一线城市城中村拆迁,动辄几千万、上亿的补偿金,更是让无数人眼红、羡慕。这么看来,对于近年来房地产市场上涌现出了大量的大肆购买老破小“赌拆迁”的行为,我们也就不觉得奇怪了。 众所周知,棚改拆迁是以改善老城区居住环境的国家重点民生工程。但随着政策的转变以及地方对棚改拆迁的盲目利用,近年来我们愈发觉得棚改拆迁已经背离了初衷——这种模式不仅推高了拆迁成本,还在某种程度刺激地方“借棚改大肆发债”,更重要的是拆迁一夜暴富诱发了炒房投资客对老房子的投资炒作热情,“赌拆迁”案例的不断增多,便是力证。不得不提的是,随着大城市“城中村富二代”不断浮出水面,我国传统被奉为上品的知识、学历、艰苦创业等也变得一文不值。 不过,从2021年开始,我们要警告所有炒房投资客,别再“赌拆迁”了,根本原因是住建部传来重要信号:从今年起,老房子将按“新规”办——20年的老房子未来拆迁的机会越来越渺茫,取而代之的是4万亿旧改的登场。换言之,未来老房子将全面进行原地“旧改”工程。 不出意外,将会有大批的囤老破小“赌拆迁”者的暴富梦彻底破灭: 首先,2019年7月份,住建部副部长黄艳在国家政策吹风会上表示:“在未来旧城改造中,会避免一拆了之和大拆大建。”业内专家分析认为,这是住建部实锤,未来棚改拆迁将逐步停止,尤其是房龄达到20年以上的城镇老旧小区,从2021年起,将全面推进“旧改”工程; 其次,过去两年棚改全国开工总量仅525万套,不足2014年-2018年总量的1/5。这说明一方面过去两年的棚改规模在大幅缩减,另一方面棚改拆迁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从住建部公布的数据来看,未来5年全国仍需拆迁的老旧小区总量不及过去5年的1/10。再次证明了,拆迁将停止的说法; 再者,更具信号意义的是,2020年初住建部王蒙徽宣布“2020年是棚改’三年计划’的’收尾之年’”。住建部一锤定音毫无疑问释放了重要信号:或意味着造福国人12年之久的“拆迁”将停止。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停止”,并非很多人理解的一套都不拆迁,而是指过去5年那种年开工总量超500万套的大规模拆迁时代停止。事实上,拆迁不可能停止,毕竟每一天都有老房子在变得更老,而且全国每天也都会产生很多亟需拆迁的老房子。 综上所述,不管是从棚改存量来看,还是从住建部层面释放的信号来看,未来5年旧城改造都不会再以棚改拆迁为主,取而代之的是4万亿“旧改”。所以我们警告炒房投资客别再“赌拆迁”了,因为“赌拆迁”获胜的可能性越来越低,搞不好会被彻底套牢,毕竟绝大多数老城区老房子如果不拆迁,其市场价值并不算高,仅凭自身的价值提升,很难让购买者赚到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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