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世娥 孙世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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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中短篇来说,长篇小说是什么 我们写小说的时候经常拿跑步来做比喻,短篇小说是冲刺跑,是短跑,中篇小说可能是跑两圈就完事,长篇小说通常被我们看成是长跑。如果长篇小说这个长跑是匀速的,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得有多幸福,你每天都知道自己能够完成一部分工作,你每天都知道明天的方向在哪里。但实际上很遗憾,我们写过小说的人都知道,这个跑步肯定是不匀速的。有的人要跑一年两年,有的人可能要跑七年八年,有的人一辈子在跑,有的时候慢,有的时候快,有的时候知道往哪儿跑,有的时候不知道往哪儿跑,有时候摔得大马趴,有的满地打滚,但是我们尽量冲向终点。也请几位老师谈一谈在这个并不匀速的长跑里面的一点体会,谈一谈自己写作的习惯,甚至是自己在某一次写作过程里面经历的事情。其实对于作者来讲,真正的写作往往是在不写的时候,我觉得最大的不匀速,并不是说你坐在书桌前花了半年时间或者是一年时间,然后把这个作品给写出来的,而是你写之前到底花了多长时间来思考这个长篇应该怎么写,我觉得可能对于作者,起码对于我,是更加重要的。我觉得最大的初衷是顿悟。其实我挺喜欢长篇小说这样一种形式,相对来讲比较从容。短篇和中篇有点像奔腾的河流,它对节奏,包括对于意蕴,包括对人物,它要求的节奏是相对,有时候会稍微快速一点。比如河流奔腾而下,突然出现落差就成为瀑布这种景观。这种景观对于长篇小说有作用,但作用非常非常小。我觉得长篇有点像大海,表面的浪花不重要,重要的是海面底下的涡流和潜流,包括它跟太阳、跟月亮、跟潮汐之间的关系。长篇小说非常考察一个作家的胸怀,考察他的认识。有时候我看第一句话就知道这个作家处在什么样的水准,就像乐队的定音。我原来以为乐队的定音是第一提琴手,不是的,那是什么呢?是贝司。
陆六六 我的那个神 导演冯小刚 我不是 1984年元旦刚过,冯小刚就接到了转业通知,那时他26岁,当兵7年,在部队做美术设计。 得知要转业时,他表现得极为平静,并在第二天就卷着铺盖搬出了军区大院,没别的意思,就是不想在领导面前丢份。 可实际上他舍不得,当兵是光荣的,如今这份优越感,没了。 关于转业的真正原因他心知肚明,很简单,因为一个女孩。 过去组织不让谈恋爱,他便偷摸和姑娘搞起了地下恋。事情败露后,姑娘的爹气急败坏找冯小刚算账,他不退缩,摆出一副宁死不屈的架势,结果没成想这事儿从根上就错了—— 姑娘的意中人其实是一位在民航工作的英俊小生,此前每次短暂且点到为止的约会都是声东击西,姑娘就是拿他当个幌子,人家身在曹营心在汉。 因为这一厢情愿的错误,冯小刚离开了部队。 和他同期转业的同志大部分都走上了公检法战线,偏偏他被分到了西直门粮食仓库宣传科,拿着分配文书琢磨了半天,他最终也没去赴任。 那天,他进了屋,发现房间只开着台灯,灯罩上还蒙着纱巾,影影绰绰间,他发现了几位漂亮女兵,并与她们跳了人生中第一支贴面舞。因为没有经验,他还显得格外拘谨和紧张。 那晚和漂亮女兵共舞的经历,成了冯小刚记忆中挥之不去的美好景象。 后来,他一直试图在自己的影片中还原这些美丽的姑娘,但出于种种原因,这个梦想直到2017年年底《芳华》诞生才被实现。
写给母亲的信《妈妈,稻子熟了》 稻子熟了,妈妈,我来看您了。 本来想一个人静静地陪您说会话,安江的乡亲们实在是太热情了,天这么热,他们还一直陪着,谢谢他们了。 妈妈,您在安江,我在长沙,隔得很远很远。我在梦里总是想着您,想着安江这个地方。 人事难料啊,您这样一位习惯了繁华都市的大家闺秀,最后竟会永远留在这么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还记得吗?1957年,我要从重庆的大学分配到这儿,是您陪着我,脸贴着地图,手指顺着密密麻麻的细线,找了很久,才找到地图上这么一个小点点。当时您叹了口气说:“孩子,你到那儿,是要吃苦的呀……” 我说:“我年轻,我还有一把小提琴。” 没想到的是,为了我,为了帮我带小孩,把您也拖到了安江。最后,受累吃苦的,是妈妈您哪!您哪里走得惯乡间的田埂!我总记得,每次都要小孙孙牵着您的手,您才敢走过屋前屋后的田间小道。 安江是我的一切,我却忘了,对一辈子都生活在大城市里的您来说,70岁了,一切还要重新来适应。我从来没有问过您有什么难处,我总以为会有时间的,会有时间的,等我闲一点一定好好地陪陪您…… 哪想到,直到您走的时候,我还在长沙忙着开会。那天正好是中秋节,全国的同行都来了,搞杂交水稻不容易啊,我又是召集人,怎么着也得陪大家过这个节啊,只是儿子永远亏欠妈妈您了…… 其实我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是您的最后时刻。我总盼望着妈妈您能多撑两天。谁知道,即便是天不亮就往安江赶,我还是没能见上妈妈您最后一面。 太晚了,一切都太晚了,我真的好后悔。妈妈,当时您一定等了我很久,盼了我很长,您一定有很多话要对儿子说,有很多事要交代。可我怎么就那么糊涂呢!这么多年,为什么我就不能少下一次田,少做一次实验,少出一天差,坐下来静静地好好陪陪您。哪怕……哪怕就一次。 妈妈,每当我的研究取得成果,每当我在国际讲坛上谈笑风生,每当我接过一座又一座奖杯,我总是对人说,这辈子对我影响最深的人就是妈妈您啊! 无法想象,没有您的英语启蒙,在一片闭塞中,我怎么能够阅读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文献,用超越那个时代的视野,去寻访遗传学大师孟德尔和摩尔根?无法想象,在那个颠沛流离的岁月中,从北平到汉口,从桃源到重庆,没有您的执著和鼓励,我怎么能获得系统的现代教育,获得在大江大河中自由翱翔的胆识?无法想象,没有您在摇篮前跟我讲尼采,讲这位昂扬着生命力、意志力的伟大哲人,我怎么能够在千百次的失败中坚信,必然有一粒种子可以使万千民众告别饥饿? 他们说,我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我知道,这粒种子,是妈妈您在我幼年时种下的! 稻子熟了,妈妈,您能闻到吗?安江可好?那里的田埂是不是还留着熟悉的欢笑?隔着21年的时光,我依稀看见,小孙孙牵着您的手,走过稻浪的背影;我还要告诉您,一辈子没有耕种过的母亲,稻芒划过手掌,稻草在场上堆积成垛,谷子在阳光中毕剥作响,水田在西晒下泛出橙黄的味道。这都是儿子要跟您说的话,说不完的话啊…… 妈妈,稻子熟了,我想您了!
当代精典回眸 《小兵张嘎》是一部抗日战争题材的儿童小说,以1943年冀中平原白洋淀广大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为背景,讲述了一个13岁男孩张嘎成长为八路军战士的故事。据作者徐光耀介绍,当年,他参加八路军时恰与张嘎同岁,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大小战斗百余次。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作者对当时的战争环境和人物的成长经历非常熟悉,虽然小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是虚构的,却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对敌斗争的情景,塑造了少年英雄张嘎的形象,使它流传至今成为红色经典作品。 在这部小说中,张嘎被亲昵地称为小嘎子,他从小失去父母,与奶奶生活在一起。他们住的村庄叫鬼不灵,八路军的工作人员和伤病员常隐藏在他家。小嘎子听了许多八路军打日本鬼子的故事,他被这些英雄故事所感动,也想当一名八路军战士。在敌人的一次扫荡中,他目睹了奶奶被敌人杀害,而在他家养伤的侦察排长钟亮也被抓走。小嘎子要为奶奶报仇、救出老钟叔,这才决心去投奔八路军。小嘎子的行为绝不是一时冲动,与他平时受的教育和不寻常的经历密切相关,这就为故事发展奠定了真实的基础。 作者着力塑造张嘎这一少年形象,并没有将他写成小大人,因他毕竟是个孩子,从他身上处处突出了孩子的特点。小嘎子敢想敢做、机智勇敢,而又淘气、任性、使小脾气。从张嘎的身上,不仅有一个普通的农村孩子的特点,而且又显露出在部队教育下成长的轨迹。小嘎子参加八路军,动机就是为了报仇,他的思想、认识和行为与真正的战士相距甚远。小说中,除了老钟叔给他讲了简单的道理以外,主要是区队长钱云清通过小嘎子的日常表现,加以及时的提醒和教育,特别是处理他缴获敌人的枪不愿上缴,以及与胖墩儿打架影响军民关系被“关禁闭”两件事,成为人物转变、成长的关键之所在。 男孩子都喜欢枪,最令小嘎子着迷的也是枪。小说的结构以“枪”为线索贯穿故事的始终,从木头手枪到缴获敌人的真枪“王八盒子”。这是一条符合小嘎子的特点,借以表现他的成长,从而引起小读者关注的兴味线。作品中安排了爱枪、夺枪、护枪、缴枪、藏枪、发枪一连串的情节,刻画了小嘎子对枪的喜爱、渴望和执拗的性格,表现得非常具体、充分。 小嘎子一到部队,就希望发枪给他,区队长明确地说:“你的任务是放哨,不是冲锋。”“别的侦察员为什么都有枪呢?”“他们的枪也不是发的,是他们从敌人手里得的。”小嘎子在战斗中也缴获了一支枪,作品中是这么写的:“从屋里飞出一个战士,啪地就是一枪,那鬼子肚皮贴地,两头儿翘了一翘,骨碌碌滚下台阶去了。刚拔出的手枪,摔出去一丈多远”,“小嘎子飞过去只一抄,就把‘王八盒子’抢在手里了”。 这段描写很好地把握了分寸感,考虑到小嘎子的实际能力,并没有夸大他的作用,更加真实、可信。区队长要小嘎子把枪交出来。“我要硬不缴,你能把我怎么样?”这种态度和语气,出自小嘎子这个人物身上,也十分吻合孩子的特点。小嘎子第二次缴获敌人的枪,他依然不愿上缴,而将之藏于树上,亦是如此。 小嘎子与小胖墩儿的纠葛、冲突和他的报复行为,也都是因枪而起,无论是拌嘴、打架,抑或是堵了胖墩家烟囱,发生在一个孩子身上,也是习以为常的事。然而,小嘎子的身份变了,正是出于他战士身份的考虑,因影响了军民关系,才受到“关禁闭”的纪律处分。作品中区队长对小嘎子的教育和培养,体现了革命长辈对年轻一代的关怀和爱护,既从严要求、不徇私情,而又无比热忱、循循善诱,帮助他在革命队伍中茁壮成长。“他是在精心培育着这个孩子,要把他造就成一个真正的人民战士”。 正如徐光耀所说:“无形象串不成故事,好故事又必须有活跳的形象才挑得起来。”
木石前盟成铁艺 马文秀:大概是在初中,当时随着阅读量和知识面的拓展,接触到一些现代诗歌,加上大量背诵古诗,有时候写几句话记录生活,尽管自然而然的有了诗歌的意境和韵味,可是那时候不能说叫诗。上高中和大学时,我就已经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诗歌,也受到了诗坛上业内人士的关注。 撞开诗歌的大门,首先感谢唐代诗人白居易。他有“诗魔”和“诗王”之称,他的诗歌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到新罗和日本。在我的写作中也受到诗人白居易的影响,白居易的晚年的诗,特别生活化,掉了一颗牙写首诗,喝杯酒写首诗,他改变了之前的诗风,更接地气,拓展了诗歌的外延,这一种境界自然影响到了我。其次是感谢首都北京。来到北京生活后,我在坐地铁的时候写过地铁10号线,在看到梵高、高更的画时写过关于他们的诗歌,这些被翻译家陆道夫先生翻译推荐到纽约的一家诗刊发表。第三是感谢自己的勤奋。关于诗歌的感悟是写作者越仔细体悟人生,越能产生丰富的想象和真实的作品。具体性的事物对写作者很具有挑战性,如何将其巧妙融入创作中,也是多年来我自己面对的一个难题。身处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我认为创作中要加强现实主义题材创作,不断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睁开眼睛凝视生活,凝视大自然,在现实生活中将自身对外界事物所引起的感觉融入思想感情,通过思考将其凝结为意象,那我们的作品正是被表现出来的一种“完成”的艺术。
梁庄 巫婆的红筷子 及其他 梁鸿:我觉得每个作家可能都有不自觉的写作偏好和倾向。一方面,我们要克服自己的偏好和倾向,因为它容易让你沉溺于某种东西;另一方面,可能还要琢磨这种偏好,来找到你情感最深刻的地方。只有在巨大的冲动之下,就是那种不得不写的愿望之下,内在的结构和层次才有可能被打开。对我而言,可能不单单是每次回家有这个新的冲动,有时候坐在北京的家里,突然听到布谷鸟的叫声,听到风吹树摇的声音,闻到某种遥远的熟悉的味道,都会让我想到我的家乡,想到童年、少年的某一个自己早已遗忘的场景。这是特别有意思的。这种场景带我进入很深很远的地方,也带我进入很深很远的情感,这种情感可能我已经完全遗忘了,也不知道有这种情感。但它一定会慢慢再次呈现,滋养现在的我,启发我,让我有新的灵感、新的想法。 就现在而言,回梁庄可能是我一个深刻的灵感来源。但也许几年之后,当我在另外某个地方想到北京的某一个我生活过的地方,我的大学或者某一个场景,它也会使我有新的感慨,新的想法。对于人而言,故乡是固定的,也是移动的。我在梁庄生活了一二十年,它是我的故乡。我在北京也生活了一二十年,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北京,或者是我长时间不在北京,可能北京也成为我的故乡,新的写作来源。梁鸿:说实话,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我对我的父亲当然有一种欣赏和感恩,但如果单单在这一个层面来讲的话,又过于简单了。我觉得,我在想我父亲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就是把他看成小说里的人物。他身上的戏剧性和冲突性太强了。如果回归到现实层面,我觉得,我父亲身上那种生命的强劲的东西,那种倔强的、永不退缩的精神一直影响着我。这才是他给我的巨大遗产,而并非是他身上有某种高深的品质。 父亲确实是我文学创作的一个强大的精神原动力。我在思考他的时候,反而很少思考他为家庭作出多大贡献,虽然他把整个生命都给了家庭,而我会直接思考他作为一个人的存在的有趣和复杂。他始终是具有挑战性的一个人,他不满足于儿女仅仅对他感恩,他甚至邀请你去分析他,分析以他为原型的这样一种人,一种人生,一种人性。他身上复杂的品质让你着迷,让你思考。他不是一个人,他身上携带着无数人生和无数信息。 梁鸿,1973年生于河南邓州。200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研究,文艺思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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