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上士的个人资料

《清华简·系年》揭露的三个秘密，或将重写两周之际史实原文转自百家号：林屋公子作为“二十四史”的开篇，司马迁的《史记》一直被视为良史范本，其中一些故事，也借由太史公的生花妙笔而深入人心，被视为史实，但《史记》距离它所记载的上古三代，相隔已十分久远，在当时的文字档案条件下，司马迁的研究可信度究竟有多高？一些晚出的史料和近世的研究，比如清华简《系年》，已经揭示出《史记》的错误，一些重要章节，甚至有推倒重写的必要。一、烽火的真相史记中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多年以来我们都信以为真，比如烽火戏诸侯。话说西周末代天子周幽王，宠爱天生不爱笑的高冷美女褒姒，为博美人一粲，在首都镐京点起烽火谎称有敌情，召诸侯前来勤王，诸侯闻烽而至，却不见敌踪，看见他们瞎忙活的傻样，褒姒终于笑了。如是再三，被当猪猴耍的诸侯终于不鸟幽王了。后来幽王欲废来自申国的王后以及太子，惹恼了申国。联合缯国（鄫国）、犬戎一起进攻镐京。幽王再举烽火，学乖的诸侯一个不来，幽王被乱军杀死在骊山脚下，美人褒姒也被犬戎抢走成了压寨夫人。最后是诸侯到申国拥立太子宜臼即位，就是周平王。因为镐京被犬戎占据，平王只好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东周开始。这个故事被称为“烽火戏诸侯”，太史公将之记录进了《史记·周本纪》，因为故事精彩有趣，历来被视为正史。但细想之下疑点却非常多。钱穆先生早在《国史大纲》就指出了三个问题：“诸侯并不能见烽同至，至而闻无寇，亦必休兵信宿而去，此有何可笑？举烽传警，乃汉人备匈奴事耳。骊山一役，由幽王举兵讨申，更无需举烽。”结论是，“此委巷小人之谈”。前两点还只是基于常识分析，第三点，钱先生说骊山之战起于幽王伐申，这个说法来自今本《竹书纪年》。《竹书纪年》有两部，一部是清人从古籍中辑录的残本，今天称为古本《竹书纪年》；另一部是宋明出现的完本，今天称为今本《竹书纪年》。一般认为古本接近原著，今本则是后人的伪作。那么，钱穆先生用今本的说法是否可靠呢？ 2008年7月，清华大学收藏了一批战国竹简，被称为“清华简”。2011年，《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出版，该书收录的是清华简中的一部编年体史书《系年》，其中提供的新材料，证明钱穆先生的推测是正确的。其中有这么一段：“幽王起师，围平王于西申，申弗畀，鄫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说的是幽王出兵把平王围在西申，申国不交出平王。而此时西戎、鄫国趁机对幽王侧方攻击，结果幽王玩砸了，和褒姒生的崽双双战死！在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疑似》中，就没有烽火、只有大鼓。当然，我们现在看来，大鼓戏诸侯也不可靠，大鼓能传送多远呢？宫崎市定先生就认为，《史记》的史料很多是来自戏剧“偶语”，这个观点很能启发我们，所谓的大鼓、烽火戏诸侯，很可能都是来源于当时表演的剧本，所以才会有戏剧化的一幕。既然烽火戏诸侯的故事错了，那么我们接下来，会发现还有很多问题，是需要重新定义和认识的。

被冤枉了几百年的潘仁美，是在替谁背黑锅？（原文转自新浪博客，博主：历史边缘）小时候，看电视剧《杨家将》，最恨的就是潘仁美。他不仅陷害老令公杨继业，同时还杀害了我们最喜欢的杨七郎和杨三郎。然而电视剧只是艺术作品，是在民间传说基础上进行加工改编而成的，真实性极低。那么历史上真实的潘仁美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真的是一个大奸大恶之徒么？他又是在替谁背黑锅呢？民间传说中的潘仁美，其原型是宋朝开国名将——潘美。这个历史上真实的潘美可与艺术作品中的完全不同，他是一个骁勇善战且正直廉洁的宋朝开国名将。他被小说中描绘成一个无恶不作的大奸臣，实在是比窦娥还冤！潘美在宋朝开国初年，战功赫赫，是一位开国名将，而且其廉政爱民，为人正直，是一名难得的清廉之臣。公元970年，潘美以火攻奇计成功攻克广州灭亡南汉。公元974年，潘美率军进攻北汉，屡战屡胜，平定北汉，因功劳甚大而被封为韩国公。《杨家将》中的主角老令公杨继业，其历史原型为潘美同时期的杨业。杨业原为北汉将领，在赵匡胤攻灭北汉时归降，成为宋朝将领，因作战勇猛，在民间被称为“杨无敌”。他与潘美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多瓜葛，更不存在演义中的潘仁美处处设计陷害，矛盾不断的情形。不过要说杨业之死确实与潘美有关系，这也导致潘美在历史上留下了骂名。公元982年，辽主耶律贤病逝，新即位辽圣宗耶律隆绪才12岁。宋太宗赵光义认为辽主年幼，决定趁机收复燕云十六州，派出了三路大军进攻，其中西路军主帅为潘美，副帅为杨业，但赵光义同时派出了太监王侁作为潘美的监军（请注意这个人）。作战开始后，潘美的西路军作战顺利，攻下了寰州、朔州、云州、应州，然而本被寄予厚望的东路军曹彬却轻敌冒进大败而回。于是赵光义命令各路人马全部后撤，但同时命令潘美和杨业的军队掩护这四个州的百姓后撤。这时候辽军已经一路直下奔宋军而来，而潘美的西路军却要掩护百姓缓慢后撤，这势必会让军队直面冲锋而下的辽军，必定损伤惨重。于是杨业提出暂避辽军的锋芒，不直面辽军而是设置伏击。但监军王侁却坚决反对，还讽刺杨业畏缩不战，必定心怀二心，坚决要求杨业直面辽军进攻。杨业毕竟是北汉降将，本就受赵光义猜疑，无奈之下只能同意冲锋。临行前杨业要求潘美在陈家谷设伏，他将辽军引至此地。但当杨业真的将辽军引至陈家谷时，却并没有发现伏击的军队，最终他因为寡不敌众兵败被俘，在辽营中绝食三天而死。以上就是后世小说家编写的《杨家将》的故事依据之一，而潘美就是因为对杨业见死不救才被活活的写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奸臣。但是这真的是潘美的错么？

秦始皇姓氏刍议 ——兼及先秦秦汉时期姓氏问题（张连生）如果我们提出一个问題：“秦始皇的姓名是什么？”也许不少人的答案会是“蠃政”而且许多书上也是这么写的。然而，如果我们打开《史记》，就会看到司马迁的记载却并非如此。虽然《史记•秦本纪》里说：“秦之先为赢姓”可是在《秦始皇本纪》中却说:“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以秦昭王四十八年生于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在《楚世家》中说：“秦庄襄王卒，秦王赵政立”；《秦始皇本纪》的末尾还有一段评论说“吕政残虐”这样一来，在记述秦始皇的史迹最详备的文献《史记》之中。不但有关于其祖先为“嬴姓"的记载，而且还有他本人“姓赵氏”叫“赵政”或“吕政”的说法。那么，这位始皇帝究竟应该姓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必须从先秦时代的姓氏问题说起。本文作者：张连生文章来源：《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0年01期

春秋与战国：两个的时代战争形态有何不同？（冷炮历史）春秋与战国，总是被人连着脱口而后。然而，即便是这两个时间段直接相连，其战争形态所反映出的社会风貌也是截然不同。短短数百年时间，便将礼仪战争推到了兼并战争的新时代。西周时，由于视野的限制，大多数周人将自己所在的天下视作全部世界。而这个天下，与诸侯的封国还有士大夫的家具有同构的结构。诸侯间的友好与交恶，本质上属于诸夏兄弟之间的家事。作为大家长的周天子，就是矛盾的调停人。早期的诸侯与周天子不是亲戚就是盟友由于主要封国的领袖家族要么是姬姓同宗，要么是开国功臣。所以在最初的若干代，统治集团内部关系比较亲密，周王与诸侯联系也比较多。但是日久天长之后，诸侯子孙间联系的减少，周天子与诸侯间实力对比的缓慢变化。西周对外作战态势的起伏，以及气候变法登变量等不稳定变量的作用。各种量变积累成的质变就是西周到东周的转折。周王室东迁到了洛阳，失去了控制天下的中轴线丰镐--洛阳一线的西端。但周王室作为一个实体政权，有自己独立的政府、军队与领土，自然也有自己的外交政策。尽管衰败，但是作为天下共主的神圣性依旧还在。所以霸主应运而生，作为诸侯中的强者，协助周天子维持诸夏世界的秩序。大部分时候周天子不会遭到诸侯的背叛周天子赐予霸主以“伯”的称号，意思是霸主是诸侯的大哥。在家天下的思维中，大哥的作用是维持秩序。要做的是惩罚不守礼制者，扶持弱小和即将灭亡的政权。而不是大动干戈地打破诸夏世界的体系。相应的，作为诸夏世界的对立面，诸侯霸主会去讨伐蛮夷戎狄建立的小国。齐、秦、晋、楚就从周边蛮族政权得到了很多领土。当然，秦晋等大国也会为了自己的利益，毫不客气的讨伐周遗民和姬姓小国。著名的典故“假道伐虢”和“唇亡齿寒”，说的就是早期晋国对同宗诸侯小国的残酷兼并。春秋时期的霸主往往都是兼并周边地区产生的但是这种秩序，最终在诸夏世界的外围出现了松动。楚国屡屡打破礼制，挑战天子，并率先称王。到了春秋末期，各个中原诸侯都出现了大夫把持国政的局面。在中原诸侯停止征战后，由晋楚争霸引发的吴越争霸成为了争霸的主战场。吴国和越国，都先后被中原诸侯和周天子奉为霸主。由于总体上缺乏周礼文化的约束，所以吴越争霸出现了旧霸主被新霸主兼并的情况。吴国作为霸主，不再能号令诸侯前来救援自己。这是之前的春秋时代锁没有的。

秦汉时期的饮食器具（彭卫、杨振红）秦汉时期的饮食器具种类繁多，形制多样。《急就章》和《说文》列举的饮食器具达数十种之多，从盛装、取食、饮用类食具到置放餐具的几案一应俱全。秦汉时期饮食器具的丰富也为考古发掘所证实。文献和考古资料表明，现代中式餐具的组合模式在秦汉时期已具雏形。本文仅节选“进食器具”一部分供大家参考。秦汉时期的进食类食具主要有箸、匕、匙、瓢等。匕、箸匕、箸是汉代重要的进食器具，通常并提。刘备与曹操共食时“失匕箸”[1]。《急就篇》有“匕箸籫（zuǎn）”之语。颜师古注:“籫，盛匕箸之笼也。”《说文》“竹部”：“籫，竹器也。” 可见，匕、箸往往放在一处。箸又名枝或枝提。《礼记·曲礼上》：“羹之有菜者用枝，其无菜者不用梜（jiā）。”郑玄注：“梜犹箸也。今人或谓梜提。” 汉代的箸大抵上粗下细[2]，多用竹、木制成。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出土10件竹箸，长24.5径0.3—0.5厘米，同时出土的箸笼，长度与箸相当，上书“枇簜”，当为箸的别称[3]。除竹、木制作的箸之外，汉代还有用各种金属制成的箸。《汉书·王莽传下》载，王莽时“长丈' “大十围”的巨无霸通过"以铁箸食”来展示其强悍。西汉洛阳卜千秋墓中出土有铁箸实物'[4]成都东汉晚期墓则出土有铜箸[5]。此外，漆箸、玉箸、象牙箸当也在上层社会普遍使用。匕兼有切割和挑取食物的功用。湖北云梦西汉早期墓中所出铜匕叶端略尖。安徽阜阳文帝时汝阴侯墓出土的玉柄漆匕与此相似[6]。此后由于从食器内取羹的需要，扁平的匕逐渐演变为凹度加深的匙。这或许是《说文》将匙释为匕的原因。南昌西汉墓出土的匙已具现代勺的雏形[7]，汉代普通百姓通常使用陶匙。山东枣庄出土有灰陶匙。[8] 栖（榹）、“毕” 栖是取食米饭的食具，亦称“ 榹”（sì）。《急就篇》颜师古注，榹，匕匙也，亦谓之栖。”《说文》“匕部”谓:取饭之匕“一曰栖”。郑玄认为：“栖，状如匕，以角为之，欲滑也”[9]从这两种说法可知，栖也是从匕演变而来的。酒泉东汉墓出土有两件双齿铜叉，可能就是《仪礼•特牲馈食礼》中所说的“毕”，即用于食用肉食的。不过，出土的实物仅上述一例，因此，毕大概只是上层社会的专用品。[10] 勺、瓠瓢取酒和水的食具有勺和瓠瓢（hù piáo）。勺有短柄和长柄两种。汉代称勺为枓。《说文》“木部”“枓，勺也。”“杓，枓柄也。”《仪礼·士冠礼》郑玄注：“勺，尊升也，所以处酒也。”安徽阜阳汝阴侯墓所出铜勺的铭文为“斗”。[11]据《氾胜之书》，汉代的瓢价为一只10钱。绘漆的木勺和铜勺因材料和制作耗费显然远较瓠瓢昂贵。附带指出，虽然《易林》卷一“鼎”有“攫饭把肉，以就口食”的描写，但由于各种进食类食具在生活中的普遍应用，因此直接用手进食的情形在秦汉时期应不多见。汉景帝赐周亚夫食，不置箸，“亚夫心不平，顾谓尚席取箸” [12]即反映了这一情况。 [1]《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2] 工仁湘《中国古代匕箸叉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3期 [3] 凤凰山—六七号汉某发掘整理小组：《江陵風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10期。 [4] 洛阳博物馆:《洛阳西汉卜千秋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第6期。 [5] 刘志远:《成都眧觉寺汉画像砖墓》《考古》1984年第1期。 [6] 《湖北方梦大坟头汉墓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第4期；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 [7] 江西省博物馆:《南昌东郊两汉墓》《文物》1954年第7期。 [8] 枣庄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等:《山东枣庄小山西汉画像石墓》，《文物＞》1997年第12期。 [9] 《仪礼·士冠礼》郑玄注，本书所据版本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 [10] 王仁湘：《中国古代进食具匕箸叉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3期。 [11]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候墓发掘简报》附表2，《文物》1978年第8期。 [12] 《汉书·周勃转附子亚夫》

《水浒传》里的这个情节，揭开了元朝的特殊死因（刘樱姝）《水浒传》里有许多让人读来血脉贲张的情节，其中的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三拳都是实锤，分分钟要了恶霸郑屠的性命，痛快淋漓！鲁达这种“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侠义精神，为弱势群体金家父女伸冤，也为地方除去一害。但作为一部名垂青史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的魅力，绝不止是打打杀杀，其中更充满着以小见大的主题。比如“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剧情里，引发金家父女冤情的事件：郑屠借“虚钱实契”盘剥。虽说《水浒传》的故事背景年代是北宋，但作者施耐庵毕竟是元朝人，小说里的“虚钱实契”，在元朝不但有，而且是一桩十分凶残的高利贷盘剥手段。甚至不夸张说，元王朝最后的灭亡，就和这坑人的“虚钱实契”，有着极大关系。一：凶狠的“虚钱实契” 先从“着了道”的金家父女说起。金家三口流落异乡，投亲无门时，屋漏偏逢连阴雨，金母染病身亡（丧葬费是个问题）。郑屠作为地头蛇，趁人之危，将罪恶的魔抓伸向了金家父女。他看上了金翠莲的姿色，强媒硬保让小金做妾。郑屠大手笔写了“三千贯文书”给金老，算是小金的典身钱。可是问题来了：文书是写了，钱却没付，成了“虚钱实契”。于是郑屠“合理”“要了奴家身体”，而且还没付钱（文书上说的三千贯）。三个月后，郑家大娘子把金翠莲赶出了门。郑屠的道理是：既然人还你了，金老就得把文书上写的“原典身钱三千贯”还他。还不起就软禁在客栈，让店小二监视，什么时候筹到钱才能走人。郑屠这笔“买卖”算盘打得真好：既占了人的便宜，还让人家付钱。实在凶狠。金家父女是外乡人，无依无靠，郑屠有钱有势，“和他争执不得”。“当初不曾得他一文，如今那讨钱来还他？”无奈之计，二人就跑到酒楼赶场子卖唱，“每日但得些钱来，将大半还他”。按照宋徽宗时期，一贯钱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人民币118元计算，三千贯就折人民币三十五万四千元，是比不小的数目。网友往往质疑一个开肉铺的屠户不可能拿出这么一大笔钱来买小妾，其实问题就在于钱是虚的，郑屠根本不需要出钱。 “虚钱实契”的问题最后靠鲁达的拳头解决了，金家父女脱离了高利贷的苦海。然而这是小说，生活中像鲁达这样的救世主并不多见。而在施耐庵生活的元朝年间，这种“虚钱实契”的操作，更有一个名字：斡脱钱。

2000年前，中国人为什么放弃叉子，选择了筷子本文转自腾讯网，作者：大锤说历史前段时间，意大利的某品牌由于筷子和披萨的话题，成为媒体批评焦点。各路媒体纷纷讲述了筷子在我国源远流长的饮食历史。本期大锤说史，咱们也讲一讲我国古代的餐具发展史，不过我们就不重复前言讲筷子的发展了，大锤要跟列位读者听友讲述一下，为什么中国的古人，在大约2000年前，放弃叉子，选择了筷子，并沿用到了今天。从考古学和历史学角度来说，我国古代先民最早使用的餐具其实是勺子，勺子类的餐具，在大约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出土过，著名的比如西安半坡遗址，就出土过几十个餐勺。在勺子出现后大约2000年，也就是距今约5000年前，中国的先民们已经开始使用叉子了，而且是跟刀子勺子配套使用的。这个可能跟咱们平时的认知不一样，从世界范围内来说，我们可以确凿地说，考古发现已经证明了，中国先民是非常早使用刀叉作为食具的。——在青海宗日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件距今约5000年的马家窑文化骨质餐叉，这件餐叉长25.7厘米，有三齿，齿长9厘米。在随后的距今约4000年的甘肃武威的一处齐家文化遗址中，考古人员又发现过一件扁平形状的骨质餐叉，这个骨叉的型制，已经跟现代餐叉非常接近了。这可以称之为与传说中的炎黄时代相匹配的餐叉。不过在叉子历史性地出现之后，在随后的夏商周等时代，叉子虽然仍有在殷商出土的记录，但是并没有很多出土记录。餐叉似乎在发明之后，就陷入了某种沉寂之中。直到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的墓葬遗迹中，餐叉的出土量才再度丰富起来，这一次餐叉的历史性归来，已经不再是曾经的三齿，而是以双齿的餐叉为主了。但是，这一次餐叉的普及使用，是餐叉在中国历史上的最后辉煌了，因为到了汉代之后，餐叉只是零星出土了，很明显，在2000多年前，中国的先民们历经先秦时代到汉代，把餐叉从古代的食具中淘汰掉了。

古风歌词“狗屁不通”？来看看真正的古风吧本文摘选自《走进古典诗词》一书 “枕风宿雪多年，我与虎谋早餐，拎着钓叟的鱼弦，问卧龙几两钱……”，相信很多古风圈的读者，以及玩抖音的朋友，一定听过这首花粥的古风歌曲。近日，一位大学老师在其微博上贴出这首歌词，称其“狗屁不通”，随后遭遇了作者和粉丝的围攻谩骂。目前舆论分为两派，粉丝们表示“这首歌词写得太深，大家看不懂”；而多位作家则同意大学教师的观点，认为所谓“古风”并非辞藻的简单堆砌。那么到底什么是“古风”？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接触过。什么是古风？ “格律诗”是唐代诗人在五、七言诗的基础上，接受了六朝文坛崇尚骈偶、讲求音律的习惯，创造出的一种新诗体，故而唐人称之为“近体诗”或“今体诗”。格律诗在发展过程中，在篇章、句式、对偶、音律等方面逐渐形成了系统的、严格的限定，与之相对，人们将那些不遵循格律要求的诗歌称为“古风”或者“古体诗”。所以，古风的概念与近体诗的概念是相对而出的，其特性也在对比中得以凸显和确定。所谓“古风”，首先是一个时间概念。这个“古”指唐代以前的时代，唐代之前的诗歌都可以称为“古风”。其次，“古风”也是一个风格概念，这种风格有别于格律诗，呈现出特有的审美特征。古风没有一整套格律的规定，古风写得像不像、好不好，最关键的就在于能不能把握住古风的审美特征，写出古风味儿，这一点将是我们在课程中要认真研究的。古风产生于格律诗之前，但是我们这本书却把古风的学习安排在格律诗之后，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是这样考虑的：首先，虽然古风产生在近体诗之前，但“古风”这一概念的明确，却是在近体诗产生之后。古人明确了近体诗的文体特征之后，才将之前那些有别于近体诗的诗体称为“古风”，进而在与近体诗的比较中，古风的种种特征才明晰起来，古风的创作技巧才被有意识地加以探索。其次，相对于近体诗的格律森严，处处立规矩，古风更像是一种返璞归真的“破”，先立后破，我们才更清楚该破什么，又该如何破，进而能在律诗和古风之间游刃有余。这个道理就好比我们练书法，甲骨文、金文虽然产生在前，但是如今学习书法却是从楷书、隶书入手，因为其规范，有利于帮我们打好基本功的底子。其实我们对古风一点也不陌生，我们中学的课本中就入选过很多有名的古风作品，比如李白的《将进酒》。将进酒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孟珙：赤胆强国祚，黯色一枝菲原文转自新浪博客，作者：青林知青　　他，灭金抗蒙，以一人之力统御南宋三分之二战线上的战事，他是南宋著名的军事家，民族英雄，他完成了岳飞等人多年的夙愿，一雪靖康之耻，他是南宋王朝最后一根擎天柱，他就是被后世称为“机动防御大师”的南宋名将孟珙。　　孟珙，字璞玉，湖北枣阳人。出身将门，曾祖孟安和祖父孟林是岳飞部属，其父孟宗政也是南宋名将。孟珙早先率领宋军联合蒙古军队灭亡金国，南宋中期宋蒙战争爆发后，对抗蒙古军队。累官枢密都承旨、京西湖北路安抚制置使，四川宣抚使兼知夔州，封汉东郡开国公，后病逝于江陵府。享年52岁。闻讯时宋理宗辍朝一日，追赠太师、吉国公，谥忠襄。他的战功在岳飞之上，威名却远逊之，不是对宋史有喜好的话，后世几不知有其人，他就如一枝雪中腊梅，在茫茫的暮色里，开在南宋历史那厚重的角落中，但只要一步入其中，便会立即嗅到那迷人的芬芳。　　中后期的南宋，主要分为三个战场，一是两淮及中原，一是川陕，再有就是荆襄。两淮及中原前期是岳飞、韩世忠，后期则是毕再遇等一众人的舞台；川陕战场的前期是吴玠吴麟兄弟，而在荆襄战事的后期，一直就是靠孟珙一人支撑，川陕则自余玠后，也是孟珙一柱擎天，所以史书言孟珙一人独支南宋三分之二的战事，决非过誉之言。他奇袭枣阳、扬威光化、大战吕堰；武仙大捷，金兵十万阵亡；高黄坡上，强敌溃不成军。他保卫黄州、收复襄樊、夔州退敌，一生征战，战功累累，难以尽言。他创造了很多令人震惊的奇迹。在其辉煌的军事生涯中，很多功绩都是让人啧啧称赞。他为南宋王朝抒写了最后的一丝辉煌。作为南宋两大战区的最高统帅，孟珙不仅作战机动灵活，攻守俱佳，而且他还是个具有战略眼光的英才，相比他的战功，更让人称道的是他提出了“藩篱三层理论”，这一战略的提出，不仅在当时就凸显了功效，倘若南宋一直坚持并强化实施的话，是否最后能亡国当是未知之数。

秦代漕运初探（沈颂金）【摘要】漕运是中国历史特有的一种现象，起源于先秦，消失于清末，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对于研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有重要的意义。秦代漕运主要是为军事征战服务的,特别是西北、西南地区的用兵,耗粮巨大，因此，秦政府重视道路的修建和粮仓的管理,以保证粮食充足而有效地运送。漕运的粮食来自关东和巴蜀两大产粮区，采用陆路和水运相结合的方式。所需劳动力则是征发民众，成了人民的沉重负担，也导致了秦王朝的灭亡。漕运，《说文解字》云：“漕，水转谷也”。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漕运仅限于水路运输。本文所论及的漕运，取其广义范围而言，即包括水运和陆运两部分。与后代所说的漕运略有区别，这是首先需要说明的。漕运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一种现象，指封建王朝通过漕运向其统治中心的京城或边境地区大规模运输粮草的一种制度。漕运起源于先秦，消失于清末，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历时2000余年。漕运在历代王朝的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明史·食货志》言：“转输者，国之大计”。漕运的兴衰，反映了王朝的强弱。所以，漕运的研究对于探讨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秦朝享国短祚，仅15年即亡，有关秦代漕运的资料，史书记载极少，故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尚不多见。一、先秦时期漕运的萌芽夏商周三代虽然号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实，天子所控制的仅为方圆数百里的王畿，王畿之外则是所谓的“五服”，天子用以分封自己的亲戚、重臣，或者是对少数民族的羁縻。这些诸侯小国分土而治，称为臣服之邦或受封之国。它们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相当松驰，仅保持名义上的进贡关系。进贡的货物从四面八方转输到中央。《诗经#大明》记载周文王“亲迎于渭，造舟为梁”。渭水中既有舟船，说明用于水运。周公营建洛邑为东都，是因为洛阳居天下之中，道里均等，四方贡赋集中洛阳，利用渭河水道，转运至镐京。《史记·货殖列传》中列举了全国各地的贡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进贡和后代的漕运性质不同。进贡的物品主要是供统治者个人享乐，并且进贡也未形成一定的制度，并没有财政上的意义。当中央政府衰弱之际，进贡也就随之中止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天子的地位名存实亡，即孔子所说的“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各诸侯国形成了独立的经济圈，中央政府对各地的经济缺乏严密的控制，加之交通落后，人烟稀少，因此，没有出现中央对各地财赋的经常性、大规模的征运现象。虽然如此，各地间还是出现了相互调运粮食的事件，主要目的有二：一是恤灾；二是馈兵。关于第一点，最著名的例子是秦国向晋国输送粮食的“泛舟之役”。僖公十三年（公元前648 年），晋国遇到饥荒，请求秦国援助，“秦于是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1]”。孔颖达注：“秦都雍临渭，晋都绛临汾，繇（由）渭入河，又繇河以溯汾也”。这是典型的水路运输事例。秦国从都城雍（今陕西凤翔雍城）沿渭河行进，转入黄河，溯流而上，再折入汾河，运抵晋国都城绛（今山西曲沃侯马）。后来秦国发生饥荒，向晋国请求转运粮食，遭到晋国的拒绝，结果引发了两国间的矛盾。第二点馈兵尤为重要。春秋战国之际，小国林立，诸侯间为了争夺霸权，经常发动战争。因此，为了战争而运输粮食成了寻常之事。著名的军事家孙武说: “千里馈粮，十有饥食，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2]”。政治家管仲也说：“粟行三百里，则国无一年之积；粟行四百里，则国无三年之积：粟行五百里，则众有饥食[3]”。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伐楚，令伍子胥开堰渎运粮，即凿通作为长江与太湖之间分水岭的东坝（今江苏高淳县东），沟通了注入长江的水阳江和注入太湖的荆溪，成为江南地区东通太湖、西入长江的第一条运河。周敬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95年），吴王夫差为了对付越国，开凿胥浦，西起太湖，历淀山湖、泖湖、东通大海。开凿这两条运河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运输粮食，为战争服务。周敬王三十四年（公元前486年），吴国三破楚越，为了进一步北进伐齐，与中原诸国争霸，吴王夫差在今扬州市西北的蜀冈、闾修建邗沟，并在城下开凿运河，沟通长江、淮河两大水系，以便于军粮运输。战国末年，秦在翦灭六国的过程中，伴随战争而运输粮食的规模更大了。秦国从巴蜀出兵十万进攻楚国，漕运的粮食高达六百万斛。“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不费马汗之劳[4]”。《史记·赵世家》亦载：“秦以牛田，水通粮”。正义云：“秦从渭水漕粮东入河洛，军击韩上党”。由此可见，最迟在战国，我国已有了漕运这一形式。不过，此时的漕运仍未形成定制，多属临时性质，主要是为兼并战争服务。 —————————— [1]《左传·僖公十三年》 [2]转引杜佑《通典》卷7 “食货”“漕运” [3]转引杜佑《通典》卷7 “食货”“漕运” [4]《战国策》卷14 “楚策”

远古“十月太阳历”（詹克明）　　中国远古时代曾经普遍地使用过“十月太阳历”。后来在中原地区这种“十月太阳历”逐渐被太阳历（又叫阴历，发展为阴阳历、农历）所取代。然而在西南的彝族等一些古羌人聚居地区，这种“十月太阳历”仍旧一直沿用。　　一　　据考证，“十月太阳历在我国这块土地上至少行用了四千余年”。“孔子为了了解夏代的文物制度和风俗习惯，曾到杞国（今河南杞县）进行过实地考察，终于得到了‘夏时’，也就是后世所见到的《夏小正》。《夏小正》是我国第一部历书，它记载的是夏代的时日制度”。“《夏小正》一年分十个月，每月都记载有月初的星象出没动态；也载有该月的物候，用以确定季节，永不错乱”（陈久金等：《彝族天文学史》）。据专业学者考证，《夏小正》记载的所有星象与物候均与“十月太阳历”准确吻合，却与十二月纪年法多相违背。　　1934年西部科学院曾组织了一个由12人组成的考察团，在四川大凉山北部调查，他们访查到一种特殊的太阳历：这种纪年方法是将一年平均分为10个月，每月36天。再将每月分为3周，每周12日，用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12种动物分别纪日。一年10个月共有30周，计360日，另余5～6天为“过年日”。一年设夏、冬两个新年，夏至为大年，冬至为小年。大年3天，小年2天（逢闰之年小年也是3天）。又以两个月为一季，一年分为五季，每季72天。　　每年10个月，当为十天干数；依照“属相周”纪日，每周12天，合十二地支数。每年分五季，分别以水、火、木、金、土命名，乃是“五行”之数。“把太阳沿着南北方向分为五条运动轨道，由于太阳有五种行度，简称五行。”（陈久金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丛书·天文历法卷》）　　“古人对北斗七星观察得非常仔细，这七个星中的每一颗星，都有专门的名称，从斗口开始，第一为天枢，第二为璇，第三为玑，第四为权，第五为衡，第六为开阳，第七为摇光。其中第一至第四合称为魁，也即璇玑，第五至第七为杓，为斗柄，也即玉衡……以北斗星做标准来判断时节，首先以初昏斗柄的下指和上指来确定冬至、夏至，然后再发展到用它来确定四季。《鹖冠子》称：‘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同上书）“每当初昏斗柄下指和参星中天的时候，新年也就到了。”“彝族十月太阳历正是这样一部科学历法。它根据天文点（冬至、夏至、大寒、大暑等）来定季节，因而可以将一年的季节推算准确到一天不差，并且每月日数整齐如一，恒定不变，最便于记忆”（刘尧汉、卢央：《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这使得它比公历更具优越性。相比之下，公历的新年并不与任何天文点相关，而且每月的天数也并非严格等同。

古人怎么称呼不同的朝代（景行止）中国古代历代王朝在建立时都会设立自己的“国号”，即官方认定的合法称号。元代以前的国号，无论是来自爵位封号，还是源于发迹地名，归结到底大多是先秦古国名，因此重名在所难免，比如，以“汉”为国号的政权就有十五个之多。所以后人谈及前朝，就不能只提国号，而要通过各种方式加以区分，这就产生了不同的朝代称谓。那么，古人是怎么称呼不同朝代的？有什么特别的规律与依据？添加前缀“冠名”国号最常冠以时间顺序和地理位置所谓“冠名”法，就是在国号的前面加上前缀来表示区别。最常见的是按照时间顺序称作“前后”和按照地理位置划为“东西南北”，是最简洁明确的区分方法，也是如今历史学者最常用的方法，如西周东周、北宋南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很多诗歌或骈文中的“东西南北”其实只是为了对仗所加，如南朝梁刘孝标《自江州还入石头》诗“仲子入南楚，伯鸾出东汉”一句，“南楚”与“东汉”就不是实指。有时候，古人会以国号结合五行德运的方式来冠名，虽然比较少见，却是很有特色的起名方法。两汉因尚火德而被称为“炎汉”，这是因为汉代受阴阳学说影响较大。宋代虽然在学术上否定了“五德转移”，但随着国势日衰，仍不得不“竭力依傍五运说”，所以南朝宋（刘裕建立）和宋朝（赵匡胤建立）又分别被称为“水宋”、“火宋”。国号前最常加的前缀还有“大”、“皇”、“圣”等，一般没有特别的意义。明代朱国桢认为“大元”、“大明”的“大”字是国号本身的一部分，但如果是这样，怎么会有“我元”“皇明”这类称呼呢？实际上，自汉朝开始，“大”、“皇”、“圣”就都是常加在国号前面的尊词，没有实际意义。还有人把“有汉”“有明”中的助词“有”解释为“有天下”，实际上“有”本身并无特殊含义。除了“冠名”之外，还有一些文人学者喜欢用术语来作为朝代的别称。如“当涂”指曹魏，这也是源于当时一句谶语“代汉者当涂高”，而“典午”对应“司马”，是晋朝的代称。近代则喜欢用“天水一朝”代指赵宋，因为赵氏的郡望在天水。冠以帝王姓氏也是常见的做法，不过不如前两种方法简洁，如果不是旋起旋灭、影响不大的政权如“冉魏”(公元350-352年,十六国时期冉闵建立)、“明夏”（公元1363-1371年，元末明玉珍建立），一般无此必要。总体而言，按时序命名朝代通常只有“前”和“后”的区分，远不如按“东西南北”的方位划分灵活。在“南朝”、“北朝”普遍使用之前，北方政权中拓跋氏建立的“魏”最初被称为“后魏”，而宇文氏的“周”则被称为“后周”，只有高氏的“齐”为了与萧氏之齐区分而被称为“北齐”。就连萧詧的“梁”，虽然仅有江陵一隅之地，是臣属于宇文氏和隋朝的保护国，都被唐人称为“后梁”。但是这样下去“后”就不够用了，所以北宋以后通常用“后”来冠名五代政权，而另外发明了“北魏”、“北周”和“西梁”的称呼。不过，也有沿用原名的情况，比如直到清朝，“后汉”仍常常指刘秀政权。两周与两汉为何称“东”“西” 东西周原本指地名东西汉本称“前后” 代较接近的《战国策》、《史记》中，“西周”、“东周”指的都是这两个小国。不过它们在历史上无足轻重，这一用法也不会造成误解。按照通常的解释，之所以用“西周”、“东周”来区分二者，是由于东周的都城洛邑在东，西周都城镐京在西。这样说当然是有道理的，不过杜预的说法，“洛邑为东周，镐京为西周。平王始居东周，故云东周之始王也”，将这两个词的本义与衍生义结合了起来，更有说服力。那在此之前学者们是怎么称呼这两个时代的呢？答案很简单，西周直接称周，而东周分成两段，即春秋与战国。由于东周王室的存在感太过薄弱，大家都只知道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春秋》以鲁纪年，《竹书纪年》东周部分也是晋纪和魏纪，因此其后数百年间都没人想到给这段政权起一个专指代号。东周只是“苟延残喘”的续命，而东汉则是“浴火重生”的复兴。东周实际统治范围只限于洛邑周边，根本无力控制四方诸侯，反倒时常受到侵辱。而东汉虽说略逊于西汉，但仍然是名副其实的大一统王朝。所以，古人一开始更多地是用“（前）汉”和“后汉”来区分两汉。“后汉”最早见于诸葛亮的《出师表》，而魏晋以后的诸多断代史也多以“后汉书/纪”为名。据范晔《后汉书》，东汉名士应劭著有《中汉辑序》以论时事，则“中汉”也可以说是东汉的别称，或许不无“中兴”的寓意。此外，与杜预所谓“洛邑为东周，镐京为西周”类似，东汉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所以也常用“西京”、“东京”代指西汉和东汉，顾炎武称“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这里的东京自然指的是东汉时代。而“西汉”、“东汉”的称呼最早见于南朝梁沈约所编《宋书》，《天文志》中称“浑仪”是“西汉长安已有其器”，《百官志》中则有“强弩将军至东汉为杂号”的记载，但并不是主流说法。东周与西周的分界线，是公元前770年的平王东迁，但是将“西周”、“东周”作为这两个时期的代称，则是西晋杜预注《左传》时才开始的用法。在此之前，西周、东周主要是作为地名存在的。《国语》记载有“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这里的“西周”指的是镐京周围，而“三川”即泾、渭、洛。《春秋》则记载宣公十六年“成周宣榭灾”，《公羊传》附注：“成周者何？东周也”，指的都是洛阳附近的地区。这一用法一直延续到唐朝，郭子仪曾在奏章中称“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以此来劝阻唐代宗迁都洛阳。此外，由于战国时期周王室又先后分封出了西周国和东周国，所以东晋、南宋与蜀汉南朝人自称“江左” 三国时称呼方式最多相比于“天下之中”的东周，东晋、南宋两个朝代都是偏安一方。若只从地理位置来看，似乎称“南晋”、“东宋”也未尝不可。那么，为什么偏偏是“东”晋和“南”宋呢？不用“南”来称呼东晋的一大原因是，中原地区按地理位置来看处于北方，以“南”命名并不妥当。因此，东晋在王朝称谓上尽量避开“南北”，称西晋为“西朝”或“中朝”，根据地理位置称自己为“江左”。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品藻》记载，刘倓、王濛、桓伊“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宋齐梁陈亦多用“江左”自称。直到唐宋时，人们仍常常以“江左”为南朝的代称。而“东晋”这一称呼与“东汉”一样，最早见于《宋书》，其中谈论历代礼乐变迁时提到“爰及东晋，太祝唯送神而不迎神。”这恐怕也不只是巧合，而是反映了南朝人的共识。此外，东晋时人有时也会自称“中晋”，如陶渊明《命子》诗云“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显然是模仿“中汉”的用法。 “南宋”和“东晋”的根本区别在于“东晋”是其继承者所发明的，而“南宋”则不是。实际上，“南宋”这一称谓反倒比“南宋”这个朝代更早出现，它最初是辽朝对其南方“宋”政权的称呼，其后金、元也很自然地沿用了这个说法。元代以后，“南宋”这个称呼也就固定了下来。历朝历代中，三足鼎立的三国可能是称谓最为复杂的一个时期。魏室姓曹，名之“曹魏”，汉居蜀地，故称“蜀汉”，吴处东南，则为“东吴”，三个政权就用了三种不同的称呼方式。这还只是同时代的称谓而已，后人对这一时期的称呼就更加多样了。刘备政权以两汉的继承者自居，所以也被称为“季汉”，如西晋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中称他“建殊功于季汉”，季就是末的意思。但是十六国时期也有两个政权自称“汉”，五代十国还有三个“汉”，那么到底谁是最后一个呢？欧阳修《新五代史》还将十国中唯一位于北方的刘崇政权称为“东汉”，这就更加混乱了。因此，“季汉”这个称呼就不如“蜀汉”合适了。

世界上最早的实物地图——秦国木板地图（王淼之）放马滩战国晚期秦墓遗址位于天水市北道区党川乡北部花庙河上源党川河源头处。1986年6月开始发掘该处的古墓葬群，历时3个月。经钻探，墓地总面积为1.1万多平方米，墓葬100余座，这次发掘了其中的14座，其中秦墓13座、汉墓1座。这些被发掘的墓均在墓地西部，由于地下水丰富，加之芦苇丛生，渗透作用强，所以墓中积水很多，随葬品大都保护不好。这14座墓都为小型墓，共出土文物400余件，其中有木板地图4块7幅。在出土文物中，最为珍贵的是在编号为M1秦墓中发现的木板地图。这座秦墓坑长5米，宽、深各3米，墓口距地表1米。坑内填白膏泥，将棺椁封闭其中，并经夯实。随葬品33件，除毛笔、竹简等置于棺椁内外，大部分器物放在棺与椁之间。木板地图在椁内头端，出土时沉没在椁底泥浆中。因木板厚，虽浸水中达2000余年，但基本完好。木板地图出土后，采取了避光、避高温、避风裂和逐渐减少水分等保护措施，经两年完全脱水，字迹、线条显示清晰。7幅地图均用墨线绘在4块大小基本相同的木板上，其中6幅为成品，1幅为半成品。这7幅地图中的6幅成品图，经学者们研究认为，绘制的是秦邦县地区城邑政区及水系、物产图，内容包括城邑、亭里、山水、关隘、道路、分水岭、伐木点等地理事物，地图涉及渭河与嘉陵江上游两大水系，范围包括今天水市所辖地区及陇南北部礼县、西和一带。这个范围正是春秋以来秦人在天水地区主要活动的地域。.

陶埙：中国最古老的吹奏乐器（转）原文转自《德州晚报》副刊，作者郭峰/李晗艺/宫凯/刘冬（商代双孔红陶埙）埙是中国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吹奏乐器之一。据考古学家考证，埙产生于史前时代，首次发掘是在西安的半坡遗址，该遗址来自大约7000年前繁荣的母系氏族社会。德州市博物馆馆藏有两件比较古老的红陶埙：一件是商代泥质双孔红陶埙，高4.9厘米，腹径3.9厘米，器身呈卵形，顶端有一圆形吹口，腹部有两调音口，可奏出C、D、E三音，音律准确，底面平坦；另一件汉代人面红陶埙，高4.9厘米。外形呈兽首状，中空，顶部有一个吹孔，面部有两个音孔，埙正面模印人面部造型，圆目有神，鼻梁高耸——此器物形体不大，结构较为简单，可能是供孩童吹奏玩耍的小玩具。

［转帖］对话段清波老师 |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秦始皇帝（原文转自秦始皇帝吧）秦始皇帝：“始皇帝，自是千古一帝也。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是圣是魔，未可轻议。祖龙是千古英雄挣得一个天下。”——明·李贽《史纲评要·后秦记》千年以来，曲解始皇帝者甚多，懂其骨相者寥寥，然而真正了解那段历史的人，大多都不会认为他是个暴君。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让更多的人对始皇帝少一点偏见，多一些了解。两干多年来，有一座高大的封土，一直矗立在骊山脚下，这里躺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一一秦始皇帝。他统一六国，建立了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郡县制，称自己为始皇帝，希望帝国江山能够千秋万代地传承下去。但事与愿违，秦始皇想不到仅仅十五年后，秦帝国就二世而亡，更想不到自己死后要背负两千多年的骂名。 “惨无人道，嗜杀成性”“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严刑峻法，性情暴虐”......秦始皇在人们心目中就是一个负面形象“爆棚”的暴君。那么，秦始皇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个创造出大一统理念，依法治国、中央集权郡县制等制度文明的“千古一帝”难道真的如此不堪吗？ 6月17日—7月2日，考古学家段清波主讲的16集系列节目《秦陵——尘封的帝国》登陆央视，同时，《秦陵——尘封的帝国》一书也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近日，三秦都市报记者专访了原秦始皇陵考古队长、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段清波，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秦始皇帝。

韩人“间秦”——韩非之死的历史真相（李斯）原文作者：李斯作者介绍：李斯，男，1983年生，湖南长沙人。201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史，现为湘潭大学历史系讲师。（原文作者叫李斯啊，太巧了有木有！！！）因为某动漫剧（天行九歌）的热播，带动了韩非的一大波讨论热潮，也间接牵扯了嬴政，李斯等一众历史人物，这种情况下免不了要出现诸多误解和谣言，这几乎成了历史衍生作品和历史史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于是小编又双叒叕只好翻出这篇文章再次科普…… 既然使用了历史人设，希望剧方与粉丝尊重历史，分清骨翼。

从秦简看秦律并没有崇尚暴力（吴琪）云梦秦简出土前，秦律被描述为“繁似秋荼、密如凝脂”。秦律的出土，让人感受到秦制度并不是后人所说的苛政，而是“秦代有法可依、执法甚严，秦法于吏于民都有绝对权威..... 同一套法律令一个国家走向繁荣强大的巅峰，却又被指责成是令它骤然而亡的原因之一，何其唏嘘。而小编只想说一句——以现代法治之文明先进谴责秦朝律法之野蛮落后，是非常荒谬的历史观…… 透过两千多年厚重的历史尘埃，秦王朝留下的“苛政”符号，随着秦简的发掘有了另一层解读——秦代法、律、令较完善，“奸邪不容，皆务贞良”，于是秦代官吏“慎遵职守”，凡事“细大尽力，莫敢怠荒”。秦律调整的范围遍及国家、社会和家庭各个领域，达到了十分细密、详备的程度，可以说从生产到生活，从个人到牛马，从国家到家庭，基本实现了“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

民间家谱的真实度有多高？明朝以前的先祖多为虚构（文史琅琊阁）记录家谱是我国普遍流行的一种民间习俗，也是一种优秀的传统文化。从考古学和历史学方面来看，家谱反映了家族血统关系和人口迁徙历史，是地方志的基础资料，也可作为国家正史的有效补充。我国家谱的历史极其久远，从《史记》对黄帝家族的记载可以推测，从汉字起源的那一刻开始，华夏先祖就已经在记录家谱了。根据专家考证，目前已知最古老的家谱是商朝中期的一篇甲骨文卜辞——《倪氏家谱》，现存于大英博物馆。它准确记录了13个家族成员的血缘关系，并且按照辈分高低进行了排序。另外，商朝晚期甲骨文中的《商王世系》，其本质上也是一种家谱。民间家谱中记载着丰富的历史资料，其真实性和准确度一直是大家争论的焦点。我们从家谱的历史和发展过程，来分析一下家谱的真实度到底有多高，以及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首先，家谱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商朝至秦朝。这一时期的家谱仅存在于王室和高级贵族阶层。第二阶段从西汉至唐朝。在这1千多年间，记录家谱的习俗开始扩展到中小贵族，平民没有资格记录家谱。由于这时期任官选贤依据家庭出身，家谱是重要的档案资料。因此，历朝历代都设有“谱司”或“谱局”等专职机构，负责登记和调查各大家族的家谱档案。比如在东汉末年的三国时期，刘备号称自己是皇室子孙，为西汉中山靖王后裔。汉献帝刘协命人取出皇室家谱查验，立刻确定了其皇叔的身份。这份家谱详细记录了汉朝皇室几百年的血统关系，甚至连沦为平民的刘宏和刘备都记录在册。可见，这时期的家谱属于官方资料，有严格的记录和保存制度。第三阶段从北宋到明朝。随着科举制度逐步成熟，官吏任用不再根据家庭出身，因此官方家谱管理机构开始消失。平民被允许编修家谱，并成为社会的一种流行趋势。因为平民文化水平不高，也没有唐朝以前的家谱资料参照，于是，虚构家谱的情况开始大量出现。为了满足虚荣心或提高家族凝聚力，许多平民家谱中的先祖要么追溯到了炎帝和黄帝，要么是历朝历代的皇亲国戚和名人。比如姓张的追认张良、张飞为先祖，姓刘的号称先祖是汉朝皇室。第四阶段从明朝到现代。明清时期编修家谱成为了一种民间习俗，扩展到所有的社会阶层，虚构家谱的行为也因此风靡一时。比如明朝开创者朱元璋，家中连续几代都是平民出身，他成为皇帝后为了彰显高贵身份，命人追寻朱氏先祖。据《明史》记载，他曾经想追认南宋理学家朱熹为先祖，被大臣数次劝谏后方才作罢。民间的普通平民没有朱元璋那样的胸怀，为了给家族塑造引以为傲的身份，不惜花费巨资请人编修家谱。在这一时期，民间出现了“谱匠”和“谱匠”等职业，他们以落第秀才为主，具备一定的历史和文化知识。根据记载，只需提供简单的家族成员名单，“谱匠”在短期内就能完成一本厚厚的家谱，其中不仅包含几十代先祖的传承关系，还有从各类史书中摘抄出来的人物事迹。当然，为了提高家谱的“产量”，“谱匠”创造的家谱都有一定的框架和模式。比如，他们习惯于用华美的诗词歌功颂德，也喜欢把家谱中的先祖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名人，这也是他们认知中最古老的时期。综上所述，北宋以前的家谱仅限于有身份的家族，属于官方资料，其真实度非常高，甚至可以和史书媲美。但是很可惜，这类家谱几乎都已经失传了，现存的古老家谱9成以上属于明清时期。如果从科学角度探讨家谱的真实性，结果可能让人很失望。这也难怪，连司马迁写《史记》时，都无法确认资料来源的真实性，更何况历经数十人修订的家谱？根据专家考证，现存明清时期的家谱中，先祖内容大多都是虚构的。只要家谱中第一位先祖是个历史名人，基本就可以确定为“谱匠”的作品。因为，历史上的名人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人都应该是平民的后代。个人认为，在古代生活环境恶劣、战争频繁和天灾人祸不断的情况下，平民家族想延续上千年是非常困难的。再加上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除了孔子家族这类特殊人群以外，平民想要厘清几十代先祖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的稳定，明清以来家谱的真实度还是很高的。记录家谱作为一种民间传统文化，我们应该继续传承和弘扬。

在中国文字的“星系”，“恒星”汉字照亮了周边文字（朱建军）近年来，学界开始注意中国民族古文字间尤其是汉字与我国南方民族古文字间的关系研究。总体而言，这项工作尚处草创阶段，其水平远远落后于对中国民族古文字的各自研究及综合与比较研究，更落后于对各民族语言间的关系研究。国家社科基金优秀项目“汉字与南方民族古文字关系研究”（批准号为10BYY049），不仅是一个文字学课题，而且超出文字学层面。它对于弘扬中华各民族文化、加强民族团结、认识中华民族关系史都有着极大意义。原文：《汉字与南方民族古文字关系研究任重道远》作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元鹿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朱建军文字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从宏观上来说，文字关系有两种，一种是无关系，另一种是存在关系。根据我们的研究，部分文字与汉字不存在直接的关系，如良渚文字、花山崖壁画等。而大多数文字与汉字发生了传播和交流的关系，如水文、壮文等。当几种文字有关系时，可分为一对一、一对多和多对多的关系。这三种类型是从理论上来划分的，事实上，文字之间的关系并非那么简单，几乎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一种文字往往受到多种符号的影响，如古壮文产生的渊源物主要有图画和刻画符号两大类，它的借源字和拼合字是在楷体汉字的影响下产生的；哥巴文文字体系中，不仅借用了东巴文、藏文，还借用了汉字。如果我们把世界文字看作是整个宇宙的话，那么中国的文字就是宇宙中的一个星系，“汉字与南方民族古文字关系研究”则是这个星系中的一角，然而，这一角却内容丰富。汉字作为中国大地上最为主流的文字，像一颗恒星一样照耀着周边的行星和卫星，它对周边文字的发生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反过来，周边文字也会对汉字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汉字与南方民族古文字关系研究”并非只是一个单一的恒星系统，而是分为多个系统和层次的。包括参照了汉字的形体和造字理念，形成的“汉字系文字”，如壮文等；参照了汉字的形体，又带有自己本民族特色的文字，如水文等。有的文字的发生与汉字无关，但它又像另一颗恒星一样对周边文字产生影响，如纳西东巴文，它对哥巴文、玛丽玛莎文产生了影响。历史古文字则像未知的星云图一般，尽管目前尚不知晓其源流、时代等，但却也与周边的文字发生了联系。我们正是利用了这些蛛丝马迹来断定其性质、特征等。绘出一幅中华民族古文字的“关系图”，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必须不断加强小范围内的文字关系研究，从而完善全局图。

那些坑爹的书法入门课，你中过几招（李天飞）小时候上过书法课，觉得很好玩后，也曾教人练过字。但是发现书法入门的教学中，仍然有许多“坑爹”的事情，今天我们就来八一八。首先声明的是，我不是书法专业的人士，所以行文定有偏颇之处。这一点，祈请业内朋友加以无情斧正，决然闻过则喜。另外，这里谈的，都是民间或普通学校、培训班教授入门者的各种问题；专业院校及专业人士的书法教学，并不在讨论之列。一、如何执笔学书法的第一课，往往要教执笔。有些老师有一套教法，如五指执笔、指实掌虚、掌心要容下一个鸡蛋，笔杆要正对鼻尖，距鼻尖一尺左右。要捏得紧，从上面突然一拔，要拔不动等等。这些说道，其实有些几百年前就被人诟病，不知为何还在民间流传。关于怎么执笔，魏晋人、唐人和现在人完全不同。现在的五指执笔法，是宋代以后才渐渐兴盛起来的。此前都是三指执笔，就像现在拿钢笔、铅笔一样。现在常学习的唐代楷书，都是用三指执笔法写出来的。执笔既无定法，又何来后面那一大套东西？我在琉璃厂碰上一位老先生，留一部白胡子，很有一番大宗师的气派，见了我就说：“看你一拿笔，就知道你一辈子学不会写字了。”然后说了一大通云山雾罩的理论。这等傲慢，让人很肃然起敬，其实这位是个跑江湖的，琉璃厂尽多。启功先生就说：“怎么方便怎么拿。使筷子难道还有使筷子法么？”这是真正的明白人。更何况夹豆腐要轻，夹排骨要重，夹面条要绕，夹花生要撮，从没有听说有人总结出一套“用筷法”教给小孩子。小孩子若吃饭前先背一通用筷法“豆腐夹法，至柔至灵，持一羽而似重，举泰山而若轻。手与菜合，意与神凝。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排骨夹法，用腕沉雄。批节导隙，汤汁沥清。实在夹不上，戳一下也成”，恐怕这辈子吃不成饭了。由此观之，学写字前若先教一套“执笔法”，实在是骗人的玩意儿。不过是喜欢按照书上的执法拿笔，就那样拿；喜欢用拿钢笔铅笔的姿势拿笔，就这样拿好了。柳公权“心正笔正”之说，那本是劝谏穆宗的“当机说法”，在当时当下有它的实际意义。换句话说，柳公权这句话的意思是“今天我谈的不是练字，谈的是皇上你得干点正经事了”。不知后世如何取了这层表面意思，教人写字大肆引用。甚至引申为“笔正”，要垂直于纸面像钉子似的，这更是欺人之谈了。“看上去很美”，听起来很高大上。其实起不到半点作用。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子，他懂得什么“心正”？启功先生《论书绝句》“心正虚从笔正论，更将心正哄愚人。书碑试问心何在，谀阉谀僧颂禁军”，的是确论。后世蔡京、秦桧、严嵩、康生，书法无不精妙。

戊戌年首帖——中国5000年来气候变迁与王朝兴衰的规律（转）（原文转自铁血社区）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奠基人竺可桢，在1972年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结合史学、物候、方志和仪器观测，将过去5000年的气候变化大致划分为4个温暖期和4个寒冷期。巧合的是，不同冷暖期所相对应的朝代，也正是王朝兴衰更替的关键时期。例如，公元1000年到1200年的南北宋，中国气温趋冷，苏轼诵杏花诗中的「关中幸无梅，赖汝充鼎和」便可为证。而宋之前的唐代，不仅都城长安冬天没冰没雪，唐开元19年，扬州甚至出现双季稻的记载，竺可桢据此推测，处於中国第3个温暖期的隋唐，当时的平均温度比魏晋南北朝高摄氏3度左右。竺可桢曾研究了中国近5000年来的气候变化，发现有多刺变化，温度较高为温暖期，温度较低为寒冷期。第一个温暖期：（公元前2000——公元前1000年）夏、商、西周第一个寒冷期：东周第二个温暖期：两汉第二个寒冷期：三国魏晋南北朝第三个温暖期：唐朝第三个寒冷期：五代十国两宋第四个温暖期（相对温暖，但不及之前温暖）：明朝第四个寒冷期：（17世纪至19世纪）清朝中国5000年气候变动有逐渐变冷变干的趋势。那气候究竟和历史朝代演变有什么关系呢？从以上寒冷期与温暖期的周期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温暖期一般建立了强大的中央政权，此时国土面积广大。寒冷期则汉人政权实力大打折扣，边疆少数民族“兴盛”，来自外族的压力很大。中国古代史上的民族入侵矛盾，主要是来自北方大漠。因为古代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东、南两面有海洋，基本上是人类探索世界的阻碍。西面有高大的青藏高原和广阔的沙漠，外族受地形和气候不可能对东部的汉族政权造成千里突袭。所以汉族政权在古代一直蒙受着来自北方的压力，例如匈奴、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等。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因为是游牧经济，完全靠草原来养活自己，当气候变冷时，草原生长很差，得不到充分的食物供给。在这时候，就会向南方的汉族政权发起进攻，以获得食物。而南方此时也变冷，粮食等物资也会大幅减产，从而综合国力有所下降。所以北方外族入侵频繁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一个气候变冷的大背景下，迫于生存压力造成的。所以，在气候寒冷时期，中原王朝将面临内忧外患的窘境来自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显示，过去两千多年的气候冷暖变迁，与我国历史上一些朝代的兴衰更迭存在对应关系，大多数朝代的垮塌都是发生在气候变冷的低温区间。这一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科学技术部等共同资助，相关论文已刊登在我国权威学术期刊《中国科学》杂志上。据研究负责人、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禹介绍，科研人员通过研究青藏高原上的中国特有树种“祁连圆柏”现生树的年轮，并与唐朝古墓里出土的“祁连圆柏”的年轮相衔接，以树木年轮宽度作为温度变化的代用指标，成功构建了从公元前484年至公元2000年，共2485年来可以代表我国中东部地区的温度变化曲线。这也是亚洲目前最长的树轮重建温度序列。通过分析这条树轮重建的温度曲线图，科研人员发现，我国历史上的朝代垮塌几乎都与曲线图上的低温区间相对应，秦朝、三国、唐朝、宋朝（北宋和南宋）、元朝、明朝和清朝的灭亡年代，都是处于过去2485年来平均温度以下或极其寒冷的时期。例如，历史文献研究表明，公元1～6世纪（贯穿我国东汉、三国、魏和晋朝），我国气候相对较冷。在温度曲线图上，这一时期的温度大部分都处于过去2485年来的平均温度值（2.07摄氏度以下）。由于气候寒冷，晋朝时期的草场、牧地已延伸到黄河以南区域，农业用地也在往南退缩，整个中国西北部处于干冷气候中。其中公元348年至366年间达到了过去2485年间寒冷的顶点，年平均温度仅为1.62摄氏度。在这条温度曲线图上，虽然汉朝和东晋的灭亡相对于其之前的低温区域有一些滞后，但在朝代灭亡之前战乱早已经开始。例如晋朝灭亡于公元420年，但战争带来的社会动荡在公元386年就已经开始，而这一年正接近于温度曲线中的温度最低点。树轮重建的温度曲线图还显示，唐朝灭亡的公元907年，相对于其之前和之后的温暖期来说，也是一个低温期。公元1271年至1296年是一段寒冷时期，26年平均气温为1.82摄氏度，这一寒冷区域正对应着我国宋朝灭亡和元朝建立。公元1599年至1702年也是一段漫长的寒冷区域，这104年间的平均温度为1.77摄氏度，这一时期正是我国明朝灭亡、清朝建立。 “虽然在过去两千多年，我国大多数朝代的垮塌与低温区间的对应现象并非一种偶然的巧合，但我们不能就此断言，朝代的兴衰完全就是气候变化造成的。”刘禹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认为，影响历史进程的原因有很多方面，气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由于封建王朝自身政治上的腐败，加之低温导致的粮食歉收、造成饥饿，最后可能引发农民起义和战争，导致朝代更迭。此外，在寒冷时期，草原牧场向南迁移也会导致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和南迁。通过研究，科研人员还发现，目前人们普遍关注的全球气候变暖，有可能并不是历史上最温暖的时期。在过去2485年间，有四个历史时期的温度高于或接近于1970年至2000年的平均温度。其中，公元401年至413年，是过去2485年来气候最温暖的一段时期。公元348年至413这段时期的温度还发生了突变，由极端寒冷迅速攀升到极端温暖，此后又迅速降温。由于这段时期正处于我国东晋时期，因此科研人员将这次温度突变命名为“东晋事件”。目前，我国科研人员正在进一步研究“东晋事件”的发生机制。这对于了解过去气候变化状况，揭示气候变化规律，预测未来气候发展趋势具有十分重要意义。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空间。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历史时期，自然环境始终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自然环境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每次重大变化，都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影响。反之，人类的活动，也同样影响、改变着周围的自然环境。了解5000年来全球性气候变化的总趋势，理解全球性气候变化同人类活动存在什么关系？5000年来东亚大陆气候环境如何变化，与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社会文化形态之间是否有对应的关系？分析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方法： 1．考古资料时期：距今2500年前（公元前500年），依靠地层沉积相、考古、孢粉分析 2．物候资料时期：距今2500年至500年前（前500—1400），根据物候、文献与考古实物记载 3．方志资料时期：距今500年以来（1400--），利用地方志一．距今5000年前气候的变化多年来地理和考古研究已经证实，自更新世晚期（距今2万年前后）末次冰期以后的全新世时期，曾出现过全球性的气候回暖，时间大致在距今7500年至2500年之间，即中全新世时期。在中国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时期。距今5000年是一个分界线。5000年以前气候和温度明显上升，而5000年开始，气温逐渐下降，干燥度增加。持续至现在，其间又有若干次以世纪为期的气温回升和复降。距今5000年前的温暖潮湿气候在不同地区暖湿气候的证据及人类活动的遗迹：中国北方经孢粉研究发现以栎树为代表的阔叶乔木大量增加，发现目前只能生长于江淮地区田间沼泽的水蕨孢子，发现喜暖湿，栖于沼泽地的梅氏糜鹿（四不像鹿）。说明当时华北地区湖沼丛生，年均温度较今天高出约2度。如：北京西郊一带泥炭堆积达1100万立方米，是过去林木繁茂造成的沉积相。海平面比今天要高，即存在全新世海侵问题。西安半坡遗址发现距今6000年的獐、竹鼠和貉的动物遗骸，可是现今它们生活在关中以南气候湿润的长江流域。甘肃省秦安大地湾遗址，属于仰韶文化晚期的建筑多用立木支撑房屋，有的主竖墙体竟用150根大小木柱。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还不能长途运输，这些木材只能采伐自当地，证明距今6000年前渭河上游是森林草原类型的景观，比今天要湿暖。河南淅川下王岗仰韶文化遗址发现喜暖动物遗骸：孔雀、猕猴、大熊猫、苏门犀、亚洲象、水鹿，古文字中河南“豫”的含义是人牵着象。上海地区的孢粉分析表明5000年前这里以栎、栲树为主的常绿阔叶落叶混交林。年平均温度高于今天2—3摄氏度，相当于浙江南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象、犀、等生活在热带的动物遗骸，年均温度较今天高出约4度，推测其气候相当于今天的广东省。天山北麓在全新世中期云杉分布线比今天为高，说明当时的气温较今天暖和。青藏高原的湖泊分布比今天为多，西藏发现的人类活动遗迹多在这一时期，甚至在今天藏北无人区也有细石器的发现。新石器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址多处在丘，岗，台地上。总体来讲，上述资料说明5000年前的暖湿期的亚热带北界从当代的淮河流域霍丘、定远、天长一线向北推移到京、津一带，几乎控制了整个华北平原大部分地区。年均温度15C、最冷月均温0摄氏度的北界向北推进了大约5—6个纬度。两个纬度间距为110公里。也就是说，亚热带北界大部分时间徘徊于山东丘陵一带，比今天这里的年均气温偏高2—3度。这种暖湿气候期大致延续到公元前2000年的殷商时代。但是，这种全球性的暖湿期内也有过气候的波动，主要是距今5000年左右的数百年间，欧洲阿尔卑斯冰川扩张，一些喜温植物突然衰减。主要是“榆树”、常春藤、菩提树等，欧洲人称：榆下降（Ulmusdecline）。在中国则出现了松、云杉、冷杉、桦树明显增多，反映一种寒冷偏湿的气候环境。这次低温事件对早已活动于中国各个地区的先民有哪些影响？与中国古史传说中的大禹王时“洪水横流，泛滥成灾”，禹王治水传说的分布和传播有什么联系？值得进一步研究。二、5000年以来的气候变迁：据有关资料，从距今1万年开始，冰川大量融化，气候显著转暖。3、4千年以来，中国气候发生过数次转暖、转寒交替变化的波动，殷商时代是全新世暖湿期的最后一个时段，自此以后总的气候趋势是变冷、变干。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当时的黄河两岸长满青翠的竹子。这是中国文明史载的第一个温暖期。也是尧舜禹、夏、商和西周时期，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奠基期。儒家对夏商周三代赞叹、羡慕不已。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绘制的历史气温变迁图显示，三代气温高于汉、唐，文明的发展也高于汉唐。公元前1000年左右至公元前850年气温开始下降。史籍记载，周孝王七年(前903年)，“厉王生，冬大雨雹，牛马死，江、汉俱冻”，农作物受损严重，周朝的经济开始凋敝，国力衰退。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是中华文明历史的第二个温暖期。据《左传》、《诗经》等古籍记载，那时山东冬季经常无冰，齐鲁地区可一年两熟，并多见竹子、梅树一类的亚热带植物。公元前476年至公元前100年，从战国初期一直到西汉，挪威雪线显示世界气温迅速下降，这在竺可桢的气候变迁图上有明确记载。从公元初年至公元600年，气候又变得寒冷，平均温度比现代要低l℃左右。这也是中国历史第二次大分裂期。王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二月乙酉，地震，大雨雪，关东尤甚，深者一丈，竹柏或枯；王莽天凤四年八月，大寒，百官人马有冻死者”。在接下来的东汉初期，降温开始减弱，但到了公元180年至公元600年间，即东汉后期，寒冷再次加重。汉“灵帝光和六年（183年）冬，大寒，北海、东莱、琅邪井中冰厚尺余”。此次波动为魏晋气候大降温的前奏，自此开始了长达约400年的寒冷气候时期。这期间，张角创立了太平道，公元184年发动黄巾军起义，导致东汉灭亡，形成了后来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历时400多年的全国大分裂，经济文化破坏严重，百姓痛苦不堪。公元600年至1100年，是中华历史的第三个温暖期。唐朝时期的长安，数冬无冰雪，可种梅花与柑桔，柑桔，果实味道与四川的无异。温暖的气候，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唐朝国力逐渐强盛。但公元801年至960年，气候转寒，豫南地区在贞元十八年，“冬十月频雪”；元和八年“东都大寒”。直至五代十国，国家又陷入动乱期。北宋太宗雍熙二年（公元985年）以后，气候又急遽转寒，江淮一带漫天冰雪的奇寒景象再度出现。长安，洛阳一带在唐朝以后可以种植的柑橘等果树全部冻死，而淮河流域、长江下游和太湖皆结冰，可通车马。清朝前叶旱灾、水灾严重，是清初三藩之乱的原因之一。清代末叶，政局已经由盛转衰，捻军、太平天国、回民起义等乱象四起，不久后清朝便告灭亡。中国历史上不定期出现的寒冷和干旱，使土地积温不足，作物生长受损，歉收严重。古代中国一直是农业立国，严重饥荒必然引起动乱，进而影响各朝代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和物质文明的演变。 1．西周气候寒冷期从公元前10世纪起的西周早期，约100—200年间，全球气候下降，这是全新世暖湿气候结束后的第一个寒冷时段。无论先秦文献还是考古发现，都无法证明犀象再度活跃于黄淮海平原。用“象”的形象作为青铜器的纹饰也只流行于商末和西周前期。 2．春秋气候转暖期大约至公元前8～3世纪的春秋战国时代，气候又渐渐转暖。 3．秦汉气候降温期从战国时代开始至西汉中叶，寒冷气候开始侵袭中华大地。现在通行的二十四节气是在秦汉之际最后确定的，始见于《淮南子》。其霜降平均日期，在黄淮海地区相当于公历10月24日左右，比今天郑州、西安（10月30日霜降）提前了一周。长城是农牧业生产方式变更线的标志，该时期地球上出现了相应的人类活动：匈奴人南侵与西迁，亚欧民族大迁移。 4．西汉中叶至东汉末的温暖气候西汉中叶，全球气温有一个突发性的回暖，导致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1）华北平原北部的渤海湾出现大范围的海侵现象，其范围波及4米等高线以下地区，其现象反映在历史书籍记载上即“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其后果是沿海地区的当地文化遗存发生中断。（2）西汉中叶开始，黄河中下游多次出现决溢、泛滥。汉武帝和王莽时期，曾发生两次黄河大改道 5．魏晋南北朝气候寒冷期。东汉末年，中华大地气候又表现出向寒冷转变的迹象。东海、东莱、琅琊等郡出现水井冻冰厚尺余的现象，渤海湾也有冰封记载。这个时期最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是北方游牧民族轮番入侵中原农耕地区，导致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南迁浪潮和民族大融合。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与孝文帝改革。 6．唐代前期气候转暖期公元七、八世纪，黄河流域气候一度转暖，长安地区盛开只能抗御零下14℃最低温度的梅花，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柑桔基本无冻寒，估计年均温度高出现今2℃，有人认为梅、桔皆为皇苑中人工栽培的观赏植物，不能作为确定温暖的指示，主要还应根椐史料中的记载：（1）没有突发性极冷事件（2）无频繁寒冷天气（3）也无明显气候突发性增暖，从而估计，当时的气候较南北朝为暖而与现代相差不大。 7．唐中叶以后至五代时的气候寒冷期有人依据《全唐诗》中关于宫廷梅花诗和咏寒诗篇的时间分布，认为天宝以后至五代的300年间中国东部气候有向寒冷方向转变的特点。沿海冰冻记载增加。所以认为整个唐代仍应划入魏晋以来的寒冷期范围内。例如：北宋初撤消了唐代在河南博爱地区设置的司竹监，此事与五代时气温下降，竹林规模缩小有关系。这个时期相应发生的历史事件主要是五代后期契丹人屡屡南下。 8．北宋至元中叶气候温暖期北宋中期气候又向温暖方向转变，其主要特点是冬季温暖现象的记载频繁出现。北宋资料中较多记载了京城开封一带的偏暖现象，宋人文集对物候的记载较多。所以，这一时期主要依据物候来推测气候的变化。 9．元代后期至清代的气候寒冷期大约从十四世纪初开始，整个地球气候进入了一个寒冷阶段，其状况仅次于一万年前的最后一次大冰期的程度，所以人们把这段离现代最近的寒冷气候称作小冰期。最显著的特征是寒冷事件大大增加，这段时期的研究依据主要靠地方志。小结： 5000年来气候冷暖交替是和干湿旱涝状况的变化基本一致的，距今5000年处于暖湿期。从3000年前开始气候变干凉，高原冰川由后退转为前进，湖泽退缩，湖面下降。泥碳停止堆积，开始形成淤泥，被代表干旱环境的灰黄色粘土覆盖。人类活动范围从高处下到低处。这一时期人类干扰的因素不是很大，但气候与旱涝的周期波动对人类的活动却产生着影响。对近2000年来旱涝记载进行分析，以公元1000年为分界线，前期干旱时间短，湿润时间长，后期则旱灾多于水灾，以南涝北旱最为常见。18—19世纪涝灾一度多于旱灾，20世纪再次进入干旱期。

第五届中华礼乐大会（衢州汉文化社参观视角）第五届中华礼乐大会于11月3日—5日在横店影视城的秦王宫及清明上河图景区举行。由于官方安排的名额十分有限（仅1200人），本社团未能报进名，但依然前去参观，虽然去的人数有点少。开扒之前，先展示一下咱不多的这几个人。从右到左，依次是本尊（隐锋，衢州汉文化社社长）、本尊夫人、雪灵瑞（常山汉服社社长，衢州汉文化社成员）、妙曲横生（江山汉服社社长）。其中妙曲横生是大衢州地区唯一报进名的，运气真好。

三国混战，为何没有外族大面积入侵熟读三国历史，可以知道这是一段混乱黑暗的一百多年历史。从黄巾起义开始，之后的各种诸侯割据混战，到最后的魏蜀吴三分天下的局面，让人不得不感叹这一百多年的混乱与黑暗。然而，在这一百多年里，汉民族互相残杀，为什么没有大面积的外族入侵？原因很简单，来看看曹魏对外族作战的战绩就知道了。魏国可以说是对外族作战的主力，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曹操远征乌桓了。汉末内政不修，边疆的文武官吏没有控制外族部落的能力，乌桓算是当时最强大的少数民族，时而恭顺，时而叛乱。当时辽西、辽东、右北平三郡乌桓结合，为三郡乌桓，其首领为辽西部的蹋顿。三郡乌桓与袁氏关系一直很好，并屡次侵扰边境，掳掠人口财物。曹操打败袁绍后，又是各种混战。最后袁熙与袁尚二人跑到柳城，去投奔蹋顿。本来乌桓就是心腹大患，刚好袁熙与袁尚又去投奔蹋顿，让曹操有了出兵的理由，这对于胸怀天下的曹操来说刚好是个一箭双雕的好机会。于是曹操带了一大批的能臣猛将，其中谋臣就有辅佐他的郭嘉，武将有张辽、徐晃、张郃、张绣、韩浩、史涣、鲜于辅、阎柔、曹纯、牵招等名将，可见曹操对于此战的重视。曹操亲率大军到达蓟县。当时刚好是雨季，道路积水，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曹操在田畴的带领下，过卢龙塞，出关，一路逢山开路，遇水叠桥，一直急行军到距离柳城不足“二百里”的白狼山附近，袁尚、袁熙与蹋顿这才仓皇集结“数万骑”向西迎敌。二军相遇，当时曹军辎重在后，“被甲者少，”而乌桓军以逸待劳，军势甚盛。狭路相逢勇者胜，曹操登高瞭望，见乌桓军虽多，但阵势不整，遂命大将张辽为前锋，乘乌桓军阵稍动之机，向乌桓军发动猛攻。乌桓军大乱，曹军阵斩蹋顿，大获全胜，胡、汉降者二十余万。白狼山之战曹操大获全胜，并把盘踞边境上百年的乌桓一举消灭，使乌桓最后淡出历史舞台，堪称是三国时期对外第一战。此外，曹魏对外族作战还有内黄之战，匡亭之战，平阳之战，武威之战等三十多场战争，只有楼烦之战这一场失败，可以说是战绩辉煌。可以说，曹魏在对外族作战上是强硬的，以半壁江山威震四夷，打出了“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威风。

“岷山导江”是“自岷山开始疏导江水”之意（魏文成）　　“岷山导江”，这简单的四字曾引起后世学术界很大的风波，由此而怀疑夏禹《禹贡》记录的不实，认为夏禹误认为：岷江是长江的源头。其实，大禹并没有说岷江就是长江的源头，哪障碍就从那开始疏导江水，而不是要探寻长江的源头.更不要说大禹重任在肩，哪有功夫去探寻长江的源头。也许有人认为：大禹治水是游山玩水，还有时间闲暇功夫，去探寻江水之源。而不知道夏禹治水，完不成任务随时都有杀头的危险，步其父夏鲧治水的不归之路。故此，希望读者不要理解错了“岷山导江”的原意　　一、 “岷山导江”被解释成岷江为“大江源　　对于“岷山导江”这个简单的四个字，后世古人的理解为：岷江为长江源头。其实“岷山导江”的意思是：自岷山开始疏导长江。于是，后世很多人开始批判《禹贡》的“不是”，夏禹的疏忽，而不说自己的无知，连一篇古文都理解不清　　有人认为：古代学者因拘于《禹贡》它是经书，从不敢说一“不”字，甚至早在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即有绳水即今金沙江、若水即今雅砻江等的记载，郦道元《水经注》亦复如此，这些河流都较岷江为长，但历代学者仍尊岷江为正源。以至于宋刻《禹迹图》上，虽然明确地绘有今金沙江远自西方南下经云南再向东北入川与岷江合流，却仍在岷江源头注上了“大江源”三字，可见古人对经书的迷信程度。而不说自己的理解力低下　　而至于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闲来无事崇尚实地考察，亲临云南考察了之后，写下了著名的《江源考》一文，《溯江纪源》一文直言不讳地提出：“故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徐霞客游记》卷十下)”其实也没有能够溯江而上探究其源。按照「河源唯远，水流顺直」的原则，沱沱河才是真正的源头。但被认为是：大胆地否定“岷山导江”之说，敢于提出长江正源为金沙江的观点。丁文江著《徐霞客年谱》，谓此实乃徐霞客在地理学上的一大新发现。谭其骧则认为，对金沙江的认识并不始于徐霞客，徐的贡献在于“以真理驳圣经，敢言有人所不敢言”，是“正名”，而非新的“发现”。1942年谭其骧的这篇《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在地理上之新发现》一文(刊入《浙江大学纪念徐霞客三百周年纪念刊》，今收入《长水集》)，在当时就得到许多学者肯定，四十多年来并没见到反对意见。尽管清人顾祖禹将徐霞客的观点斥之为“好事者之附会”(《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廿四)，胡渭不仅说“霞客不足道”，而且说他“徒恃其善走，大言以欺人耳。”(《禹贡锥指》卷14下《附论江源》)，但在今天，铁的事实业已证明，顾、胡之说是站不住脚的（吴应寿《徐霞客游记导读》等）。至此，对于“岷山导江”，被认为是“岷江为长江之源”之说，说是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圆满”的结论，其实是一个很可笑的结论。也有人说：“岷山导江”，这里所说的岷山，不是四川的岷山，而是指甘肃省天水县境内的一座山，当然这个说法跟实际情况差之千里，因为这个地方只是长江支流嘉陵江的源头而已　　二、“岷山导江”这是“自岷山疏导江水” 　　在上古历史古籍中清楚的记载着　　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　　——《尚书·禹贡》　　按照现代白话文解释：自岷山疏导江水，向东边疏导出一支流为沱水即今沱江。又向东到达于澧水，过了九江，到达东陵。（到达这里）自东向北逶迤，会集在汇，向东为中江，入于大海。这就是夏禹领导人民疏导长江水的轨迹。而后世解释《禹贡》的人由此得出“岷山为江水之源”实在是理解力太高了，尽可以看出岷水为江水之源，而将“岷山”理解为“岷江”。即便是岷江，导入江水也是正常的，说明在岷山，岷水堰塞，是被夏禹领导人民，将岷水即今岷江导入江水即今长江之中，这是毫无疑问的。而没有丝毫的词语，说明“岷山”变成岷水即今岷江为长江之源。由此而而得出夏禹说：“岷江是长江之源”实属不实之词　　大禹治水的第一个功绩是“岷山导江，东别为沱”。他在岷江出峡处附近（今都江堰市境内）进行疏异，在岷江东侧今成都平原上依水度势，开凿一条叫沱江（大约在今柏条河走向上）的新河分流减灾，消除了成都平原的水患。大禹是第一个治理岷江的伟人，都江堰人为了感谢大禹治水的功绩，在玉垒山下修建了“禹庙”供奉大禹。而后世的秦代李冰修筑都江堰，也是夏禹治理岷江的功绩　　综上所述， “岷山导江”是“自岷山开始疏导江水”之意，而非“岷水是大江之源”。

“衣冠禽qin兽shou”的由来大家应该都听过“衣冠禽qin兽shou”这个词吧，这是一句不见脏字骂人的话，但是，讲到它的来历，我们却不知其所以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听懂这个词，但是，当谁如果听到别人这样说他，那么，他肯定是高兴不起来的，因为这是个贬义词，被人说成衣冠禽qin兽shou，那肯定就是品行不端的恶人了。出自明·陈汝元的《金莲记·构衅》中有说道：“人人骂我做衣冠禽qin兽shou，个个识我是文物穿窬。” 当我们提到“衣冠禽qin兽shou”时，想的可能就是穿着衣服的禽qin兽shou，实际上，也确实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骂人是禽qin兽shou就是禽qin兽shou了，关衣冠何事？这里的衣冠指衣服，尤指官服，所以，当时出现这个词是时候，其主要指的就是官员。普遍而言，百姓们之所以把贪官污吏比作“衣冠禽qin兽shou”，不是因为官员的衣服上画着各种“禽qin兽shou”，更是说，他们就是衣冠楚楚的禽qin兽shou。在明清两朝的时候，出现了许多贪官污吏，他们不断鱼肉百姓只为了自己享乐。官员们贪污成风，整个国家的政治都被搞的乌烟瘴气，正如那俗话说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也怪不得最后亡了国。说起贪污，盛行时期由明朝而起，朝堂之上，各路大臣们苛捐杂税，鱼肉百姓，不但，贪污受贿，还企图谋权篡位。老百姓们饱受欺凌，虽然恨的咬牙切齿，但是，由于惧怕官员，不敢造反，只能嘴里骂骂。百姓们见衣服上有禽qin兽shou图案的便知是官员，于是，就将他们比作禽qin兽shou，又为了不被发现，便以衣冠禽qin兽shou来作为恶人们的象征。所以，那个时候，一提到衣冠禽qin兽shou，大家就知道百姓们在诟骂何人。

别再说“司南像一把汤勺”了形状如“酌/杓”的，究竟是指磁石，还是指整个装置？“磁勺状司南”的来历国人鲜少有不知道“司南”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司南被等同于指南针，被认为是古代中国人所发明的最重要的方位仪器，是世界上最早的磁性指南工具。对司南的常见描述如下： “汉代时人们利用天然磁铁制成指南工具，称为‘司南’。司南的形状像一把汤匙，放置在铜制的方形地盘中，地盘四周刻有24个方位。司南在光滑的盘中转动，当它停下来时，匙柄就指向南方。”①（图：50年代，依据王振铎的见解复原的司南模型）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款司南模型（形制如上图）。因为广泛宣传的缘故，这款模型成了国人对司南的最具体印象。约自2000年左右起，大众渐渐开始了解到这款司南模型的来历，知晓其乃是四、五十年代由历史学者王振铎根据个人见解所复制，真实的“司南”究竟是不是这个模样，迄今并无学界共识。② 王振铎之所以认为司南是一把磁勺，乃是基于东汉人王充在《论衡·是应篇》中的一句话： “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 大众同时也了解到，同款磁勺状司南模型，在作为国礼赠送给苏联时，使用了古人所没有的现代工艺。此说来源，是自然科学史学者李志超。据李披露： “在笔者所曾执事的中国科技大学科学史研究室，老主任钱临照院士曾亲口对笔者陈述一段往事：1952年郭沫若率团访苏，要带礼物，决定做个司南。任务下到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就由钱老先生主办。他们找到最好的磁石，叫琉璃厂玉工照王振铎的复原件做。做得倒是漂亮，可就是不指南。期限紧迫，只好拿那磁勺放在大电磁铁里做人工磁化。”③ 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孙机，曾在文章中称，留在国家博物馆内做陈列之用的司南模型，也是“用人工磁铁制作的”： “王振铎先生根据他的理解制作的‘司南’，是在占栻的铜地盘上放置一个有磁性的勺。此勺当以何种材料制作？他说：‘司南藉天然磁石琢成之可能性较多。’可是天然磁石的磁矩很小，制作过程中的振动和摩擦更会使它退磁，这是一宗不易克服的困难。王先生于是采用了另两种材料：一种是以钨钢为基体的‘人造条形磁铁’，另一种是‘天然磁石为云南所产经传磁后而赋磁性者’。汉代根本没有人工磁铁，自不待言；他用的云南产天然磁石也已被放进强磁场里磁化，使其磁矩得以增强。这两种材料均非汉代人所能想见，更不要说实际应用了而后来长期在博物馆里陈列的‘司南’中的勺，就是用人工磁铁制作的。”④

一读就错的116个汉字，快来看看能读对多少？

压垮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明朝末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国号金，起兵抗击明朝。1625春，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满清已经成为明朝的心腹大患。 1626年，皇太极接替宁远战役受伤而死努尔哈赤成为满清领袖，此时明朝的统帅是袁崇焕。满清有10多万八旗精锐兵，面对是明朝的20多万军队，正面作战讨不到便宜。满清还有一张牌，蒙古和他联姻成为盟友，可以绕道蒙古千里奔袭北京，袁崇焕回兵救援就棋输了一步，限于被动。然而此时明朝也有一张牌，朝鲜和辽东交界的地方有个小岛--皮岛，这个岛只有19平方公里，是明朝总兵毛文龙的根据地。天启元年（1621年），毛文龙受辽东巡抚王化贞之命，率领一百九十七名勇士，深入敌后，先收复了猪岛、海洋岛、长山岛、广鹿岛等二千余里沿海岛屿，取得镇江大捷。林畔之战后，毛文龙以皮岛、铁山及宽叆山区为根据地，招募辽东难民，以老弱者屯种，精壮者为兵，从无到有，逐渐发展成一支海外劲旅。明清手中各有两张牌，彼此占不到便宜，在山海关宁远一线对峙，一度陷入僵局。明朝的统帅袁崇焕却和孤悬海岛经略东江的毛文龙发生了矛盾，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毛文龙白手起家发展到敌后拥兵数万，远离朝廷，几乎就是山大王，半独立状态；二、明朝后期党争严重，毛文龙为了军饷被拖欠的事就和山东的官员大吵大闹，几乎把山东的文官都得罪遍了，他也得罪了朝廷文官上层；三、袁崇焕管不到毛文龙，而且毛的功劳比他大，袁崇焕计划整合军队，毛文龙成了刺头。最终毛文龙被袁崇焕诛杀，成了明朝内部斗争的牺牲品。毛文龙被杀，成了压垮明朝最后一根稻草。尽管袁崇焕任命了自己的亲信驻守皮岛，但是毛文龙手下将领几乎都是他的侄子或者义子，毛文龙死后这支力量开始分崩离析。这一事件造成了极大恶果： 1.毛文龙在时，辽东半岛很大部分是他的游击区，汉人经常有反抗，满清后方不稳； 2.毛文龙牵制了满清2旗以上的兵力，使皇太极难以抽出更多兵力集中南下； 3.毛文龙的手下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先后投清，这些人成了满清汉兵的主力； 4.毛文龙的手下从山东带船投清，满清有了海军。满清攻占皮岛后，明清的对抗发生了根本改变：虽然到明朝灭亡前，正面战场双方还是对峙；可是满清没有后顾之忧，可以集中更多兵力绕道蒙古入侵；此外满清又开辟了海上线路，从山东登录进行掠夺。三条路线同时出击，明朝已经疲于应付，灭亡指日可待了。最终清朝入关，两亿汉人含恨剃发！

西周分封的姬姓诸侯，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有几个？　　武王伐纣，商朝灭亡，中国的历史进入周朝。对此武王、周公先后分封天下，建立了以“姬”姓为主体的分封制、宗法制。在讲述分封制与宗法制关系的时候，历史教材以姬姓为例做了说明。　　受封的诸侯有三种人：　　一为周王的同姓亲族；　　二是开国功臣；　　三为先代贵族。　　《荀子·儒效》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的记载在数字上略有出入，说“兄弟之国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　　但怎么看“姬”姓诸侯也是占绝大多数。　　然而历史的发展并非周初君臣所预料，历史进入东周（春秋、战国），主要诸侯国已经俨然以异姓诸侯国为主了。然而，那些非姬姓的诸侯后来发展得怎么样了？一起来盘点下：　　一、春秋五霸　　齐国：姜姓吕氏，侯爵。系炎帝裔孙伯益封地，封国地在今山东青州府，是姜子牙因功而建立的异姓诸侯国。齐国无论在西周，还是春秋、战国时代，都是一个强国，时间跨越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221年。公元前385年，田氏代齐，田氏属妫姓，对周天子来说仍然是异姓诸侯王。　　晋国：姬姓晋氏，侯爵。系武王少子，曰唐叔虞。封于唐，后改为晋。封国地在今山西平阳府绛县东翼。晋国是姬姓诸侯国，也是春秋的大国，时间在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349年，然而韩赵魏三家分晋，晋国的历史就此终结。　　楚国：芈姓熊氏，子爵。系玄帝颛顼后裔，封国地在今丹阳南郡枝江。楚国在西周不是一个起眼的国家，是后封的异姓诸侯，但该国春秋时期成长迅速，成为春秋、战国的南方大国，一度问鼎中原。作为国家，是从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223年。　　秦国：嬴姓秦氏，伯爵。系玄帝颛顼后裔。封国地在今扶风雍东北。嬴秦本是周王朝的西垂大夫，是给周天子养马的，但是秦国进入春秋时期却逐渐成为大国，最终在战国时代统一天下，秦国的历史从公元前888年至公元前221年，是异姓诸侯国。　　宋国：子姓宋氏，公爵。系商王帝乙之长庶子，曰微子启。封国地在今睢阳县。宋国在春秋时代最有名的是宋襄公，然而很多人不知道宋人其实是商朝后裔，大概立国于公元前1114年至公元前286年。　　二、另一个春秋两霸　　吴国：姬姓，子爵。系周太王长子泰伯之后。封国地在今吴郡。很多人知道吴王夫差、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的故事，却不知道吴王姓什么、越王姓什么。吴王为姬姓，吴国是姬姓诸侯国，立国时间概在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473年。　　越国：姒姓，子爵。系夏代少康庶子无余之后裔，越国主要以绍兴禹王陵为中心，越人是夏人的后裔。封国地在今浙江会稽。越国享国甚久，时在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10年。　　三、战国七雄　　齐、楚、秦不用说了，这里说一下赵魏韩及燕国。　　赵国：嬴姓赵氏，伯爵。系商朝名臣飞廉之后，造父七世孙叔带之后裔。封国地在今河北邯郸。赵国不是姬姓诸侯国而是嬴姓，秦赵同源。赵国立国于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222年。　　魏国：姬姓魏氏，伯爵。系周同姓功臣，曰毕公高。封国地在今河南开封府高密县。魏国是姬姓诸侯国，立国于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225年。　　韩国：姬姓韩氏，伯爵。系晋大夫韩武子之后裔。封国地在今河南禹县。韩国是姬姓诸侯国，但在战国七雄中最为弱小，立国于公元前403至公元前230年，是东方六国里最先被灭的国家。　　燕国：姬姓，伯爵。系周同姓功臣，曰君奭。封国地在今幽州蓟县。燕国立国很久，但在春秋时代不是强国，在战国时期成为北方强国，立国于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222年。　　综上可见，在春秋战国的时代，异姓诸侯王对同姓诸侯王是压倒性的优势。　　春秋五霸中，如果把秦穆公、宋襄公列入五霸，则只有晋国是姬姓诸侯国；如果换二公为吴王阖闾、越王勾践，则晋国、吴国两个姬姓诸侯国加起来也比不上另外三个非姬姓的诸侯国。　　战国七雄中，只有魏、韩、燕三国是姬姓诸侯国，而齐、楚、秦、赵都是非姬姓诸侯国，且从国力上讲齐、楚、秦都是战国的超级大国，异姓诸侯王的实力可见一斑。

春秋时期，周朝变成了联合国（张程）　　一次，卫国太子蒯聩闲来无事，登城赏景。他望见远方有一处部族，问知是戎州。蒯聩就大咧咧地说：“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就这样，戎州被卫国消灭吞并了。这就是春秋时期小国命运的真实写照。　　春秋时的外交力量格局是这样的：大致黄河下游开化程度最高，社会最为发达，黄河中游次之，长江中游又次之，长江上游、下游和黄河上游地区最不发达。因此处于黄河中下游的国家力量相对强大。《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最大者则为齐、晋、秦、楚四国。除了楚国，其他三国都在黄河流域。如果从今天的地域上来讲，各国之中楚国最大，大约占据了四分之一的天下；晋国第二，齐国、秦国、吴国次之，越国、燕国、宋国、鲁国又次之。　　综合起来看，国力最强的是楚、晋、齐、秦四国，可以看作是天下力量的“四极”。史载：“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霸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 　　列强划定各自势力范围，相互征伐。在各诸侯国势力范围内的小国，则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支配下，不是降为列强的附庸，就是沦为列强贵族的采邑。这些附庸和采邑最后都逐渐沦亡，成为列强的领土。春秋是国家数目急剧缩减的时代。如山东诸小国被齐国兼并，河北、山西诸小国被晋国吞并，江淮、汉水流域各小国被楚国所并，西北各小国被秦国吞并。吞并的速度在春秋后期越来越快，力量格局的对比悬殊也越拉越大。　　也有一些小国因为列强追求均势的需要，而侥幸存活下来。　　小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强者越强，弱者越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管你用什么类似的词来形容春秋的兼并征伐都不为过。　　随着天子衰落，诸侯列强兴起，周朝的天下变成了类似于“联合国+列强”的“非政府状态”格局。　　东周王朝就是那个“联合国”，是天下名义上的管理机构。但它的权威来自于大国的承认和配合。大国如果都像熊通那样不搭理王室，那王室就什么都不是了。周天子哪凉快，哪呆着去。它更多地起着一个标志作用。在以周朝为中心的世界中，中心，次中心，次外围，外围等层次是清楚的。在政治关系上，华夏民族形成中心区，使天下秩序的主要力量，与周王室的关系最为明确，也最为密切；在华夏之外的蛮夷地区是拱卫中心的次外围地区，它们受华夏文化影响，与政治中心形成时紧时松的关系；而不开化的荒凉地区的民族则是最外层，与华夏文化没有什么关系，与政治中心的关系只是偶然发生的关系。　　这种格局类似于“同心圆”结构，圆心是周朝，各国按照血缘、地域和强弱的综合考虑环绕在圆心四周。　　中心与外围的关系通过联合国大会——“四方民大和会”得到确认。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上记，周公时为打算在东方的洛水营建新的都市，把各地的诸侯召集到一起。“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周公在这次会上向各诸侯发表了著名的《康诰》。这也许是华夏各方国的第一次“联合国大会”。[ 叶自成著：《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外交思想》，第3页。] 　　在这个圆形舞台上，各国上演了缤纷多彩的春秋外交剧目。北大教授叶自成老师给我们描绘了似曾相识的一幕：“美苏两极对抗与晋楚争霸相似；苏联解体后的情况，使人想起晋国瓦解后出现的韩赵魏三国；当今的联合国命运使人想起齐国，晋国等霸权操纵下的周朝；美国的霸权使人想起当年称霸一时的齐国和晋文公时的晋国……甚至西方高张的所谓新干涉主义，其实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比，在形式上其实也并不新。”[ 叶自成著：《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外交思想》，第11、12页。] 　　阳光下没有任何新鲜的事物。今天的许多外交事物是与春秋外交相通的。　　衰微的周王室虽然被渐渐抛弃，但它投射在历史深处的影子始终笼罩在春秋外交身上。　　周朝的第一个长影子是它作为“圆心”的象征性作用始终存在。春秋各邦都已自立，弱时不能指望王室的支援，强时也不向王室施舍，但周王朝依然具有各国盟主的影响。绝大多数国君至少对周天子还抱有一丝名义上的礼貌；春秋人在祭祀祖先神灵的时候，还心存几分虔敬。春秋诸侯征伐如果能够得到周天子的授权或者赞同，仿佛就增加了几分“师出有名”。这在春秋初期表现得比较突出。就像联合国安理会是全世界唯一有权采取包括军事在内的行动来维护世界的和平和安全一样，周天子对诸侯和蛮夷进行征伐的权力来源；天下的许多大事名义还是需要向天子汇报，听取意见。　　周朝的第二个长影子是它制定的许多礼仪和制度依然被春秋邦交所遵守。尽管“礼崩乐坏”，春秋国际交往间相互遵守的公约、礼仪都是发源于西周的。所谓的“周礼”为个人和诸侯国言行树立了标准。鲁国的孔子甚至将春秋乱象和人民的困苦归结为没有严格遵守周礼，将“克己复礼”作为解救困局的良方和毕生追求。宋襄公还煞有其事地举起了仁义的大旗。　　周朝的第三个长影子是发生在天下观念方面的。春秋各国对世界的认识，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延续了西周的思想观念。西周的宗法分封、华夷观念和天下认识，使春秋诸侯在思想观念和民族文化上形成了“诸夏”的认同感和心理划一的认同感。这就使得尽管在战场上打得死去活来，但多数诸侯都认同是同一个民族。共同的思想观念使春秋走过战国，最终走向了统一。　　共同的天下观念表现在中原和周边民族的关系上演绎了华夏族和少数民族的和平与战国。在“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认识支配下，诸夏各诸侯之间虽然宗法关系己经淡化，可在抵御外敌和对外征伐上的利益和行为是一致的。各国“迁邢救卫”、“救灾恤难”、“迎逃送归”等扶持救助的事例不胜枚举。诸侯普遍认为周朝的礼仪和制度只对诸夏诸侯国有效，对蛮夷外邦无效。　　周朝的这些影子使得春秋外交是我们中国的外交，而不是现代的外交。　　周朝的这些影子也有投射不到地方。在那些地方，春秋外交突破明显。　　第一个暗处就是各诸侯国开始发展成为独立国家。诸侯国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都是周天子主导的天下的组成部分，在内政上受到天子的制约，不能展开外交活动。但是王室东迁后，各国独立性越来越强。它们不断拓展领土，发展军队，独立决定自己的内政外交，根本不理睬周天子的约束。其中许多诸侯国的疆域大小和政治独立性并不比现在欧盟框架下的欧洲国家来得少。这样的国家完全能够成为独立的外交主体。　　第二个暗处是“诸侯无外交”的禁忌被打破了。西周制度规定外交是天子的专属物。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祭国国君出访鲁国。《春秋谷梁传》隐公元年对此记载道：“寰内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会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与朝也。”意思是说：周朝范围内的诸侯们，没有周天子的允许，是不能相互交往的。这可能是在史籍中最早出现的明确的“外交”一词的记载。诸侯外交在这里是贬义的。因为它是天子的特权，诸侯贸然交往就是僭越。但是这并不妨碍诸侯国之间的外交往来的现实存在。诸侯有外交，大夫更是成为了外交的主要人员。春秋时，鲁国大夫就出使齐国16次，去晋国展开了24次外交活动。　　不管承认与否，春秋各国都接收了周朝的外交遗产。

中国最懒皇帝是怎样炼成的张居正死后遭到反攻倒算。那么，张居正这颗大树倒了，不用这颗大树庇护的万历皇帝，自以为拨乱反正、天高云淡了，他要亲自执政了。他干得怎么样呢？万历皇帝临政后，首先是打破一个旧世界，张居正的改革全废了。对恩师反攻倒算之后的万历，工作热情非常高。做事雷厉风行，工作效率很高。但很快，兴奋度就下降了。他以为是有了权力就有了能力，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权力是权力，能力是能力。万历皇帝在搞掉张居正后的最初几年，是相当勤勉的。但仅仅4年过后，就开始犯懒。万历十四年，皇帝以体弱多病为由，宣布罢朝。不上班了。又四年后，即万历十八年，干脆连皇帝的必修课也不上了，宣布停止大臣对皇帝的讲经、日讲。提前“绝经”了。政治不仅是享受权力，更要表现能力、担当，而这个万历不想担当，没有能力，只想享受。提及谁是中国最懒皇帝，熟悉历史的观众大多会指向这个人：朱翊钧，万历皇帝。但提及他懒惰的原因，就莫衷一是了。有不少学者认为，万历懒，是因为中期陷入国本之争，和清流大臣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立太子口水战中。其实，查考历史可知，国本之争在前，而万历犯懒很早就发生了。这段犯懒就发生在这段时间，辅政大臣张居正病逝后，年满二十岁的万历皇帝出来亲政，发现自己根本不是这块料，顶不住。权力是个好东西，很迷人，但它和有没有政治才能是两码事。政治不仅是个技术活，而且更是力气活。大明16帝，除了太祖朱元璋有这样的精力，一般皇帝都疲于应付。据统计，朱元璋统治的洪武时期，洪武十七年一个八天时段，仅仅八天，内外诸司送到皇宫里的奏章，就有一千件之巨。每件奏章里，有讲一件事的，也有讲两三件事的，共计有三千多件事。八天处理一千个报告、三千件事，不是强人乃至超人，吃得消吗？也许有的观众会问了，为什么有这么多？因为中国地方大，一切事集中到中央，中央政府所管的事当然多。而皇帝你又想高度集权，什么事都一个人做主、说了算，那就都堆给你好了。偌大一个国家，件件事要经皇帝批核，当然超负荷。除了超负荷，还有超折腾。今天我们看故宫，前面三大殿，是朝会之所，后面乾清宫等，由皇帝住宿。皇帝天天要从后宫到前殿来办公，距离相当远。要相当花些功夫。好季节还好说，连赏景都有了，而到了秋冬，就吃些苦头。我们都知道，现在北京的气候，跟着全球步调变暖，还经常体现独具特色的雾霾，但是古代不然，没有工业污染，空气质量好，如此也有一个后果，就是冷得快，九月底就老凉快了甚至局部开始结冰，第二年开春三月才解冻，早上天气尤其冷。而中国历代王朝的传统习惯，朝会总要在日出前，早上天不亮就开会，朝会朝会，就是早会，皇帝也须黎明即起，等到太阳出来便散会了。我们知道，明朝的朝会制度是很规矩的，一日三朝，一天要开三次会，跟吃饭的频率一样，早朝、午朝、晚朝，正常的皇帝要三次出面见群臣。甚至，有的上访百姓你也得见。明朝的朝会地点有两处：一叫御殿，一叫御门。御殿又称内朝，是在大殿内朝会议事。御门是到奉天门，就在阳台上，让百姓也可以见面说话。我们看现在西方一些政治人物大选拉票，搞什么集会，还有在阳台上讲话的习惯，其实咱们故宫的午门，就是与皇帝和民众见面的阳台，明朝早有了，只是后来清朝不再搞。所以我们试想一下，一个皇帝一天要上三次班，开三次会，累不累，麻烦不麻烦？明朝16个皇帝，只有两个没有喊累，顶住了，那就是两个称祖的人物，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明太祖是开国皇帝，天下是他打来的，以前他是寺庙和尚，扫地挑水，起得比鸡早，他有这样精力，做个工作狂，可以做独裁的皇帝，玩命工作，不知疲倦。而明成祖呢，也是亲手打天下，从北京打到南京，夺了大侄子建文帝的皇位，他也有精力可以亲裁事务。但是，再下去的儿孙，就不行了，他们个个生长在深宫，精力逐代萎缩，那样的工作量，吃不消。别说一天开三次会，八天处理三千件事，就是天天出来上朝见群臣，也是难以完成的任务，皇帝做不到啊。今个不上朝，明个事就断片了。我们话说回来。虽然工作量大，皇帝很累，但是明朝大多皇帝毕竟形式总是要走的，适当地做工作状。而我们眼下所说的这个万历皇帝明神宗朱翊钧，却是最没能力、最懒的一个。他连工作状都懒得做。朱翊钧做了48年皇帝，有近30年没有上过朝，不少大臣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因为从上班到退休，没有见过他一面。那么这个皇帝躲在深宫里干什么呢？主要消遣方式就是与女眷们打成一片，这比工作有意思多了，还有传说他没事还在宫中抽大烟，这个事没有正史证实，但也很可能。这个样子的万历皇帝，自证了平庸、无能。他精力有限、智力有限，要干超人的事，何等不易。但是他要怪，只能怪两人。一是怪太祖，订下那个高度集权的制度，废宰相，成心累死子孙。二要怪自己，人家张居正好心替你们老朱家恢复丞相制，自己却不知好歹，复了辟。最后才发现，是自讨苦吃。

张世杰——南宋最后的擎天武将南宋末年，烽烟再起。 1273年，在元朝军队的猛攻之下，孤军奋战坚守6年之久的南宋重镇襄阳，陷落敌手。这就意味着，南宋都城临安，失去了最坚强的一个屏障。至此，元朝骑兵可以长驱直入，从水陆两路夹攻临安。宋度宗这时候才真正慌了。他赶紧召集各路大军向临安靠拢勤王，保护南宋朝廷的安全。可是，全国各地都在告急，各路大军有心勤王无力赶来。最终，只有一支军队按时抵达临安，让宋度宗心里稍感安慰。率领这支军队的就是本文主人公张世杰。张世杰是涿州范阳（今属河北范阳）人。少年时代，他跟随张柔抗击金军，戍守杞州。后因犯了错，被张柔赶走，他就投奔南宋，成为吕文德手下一名小校。张世杰领兵有方，作战勇猛，逐渐从一名小校升为节制10万大军的统兵大将。当时，元朝军队势头正猛，几乎所向披靡。张世杰部队可能是唯一敢与元军正面作战的南宋军队。镇守临安后，张世杰调兵遣将，四处出击，多次挫败元军，取得浙西诸郡，还收复了平江、安吉、广德、栗阳等失地，一时军威大振。南宋朝廷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然而，南宋王朝的覆灭，不是张世杰一个人能够力挽狂澜的。 1275年7月，张世杰集结了万艘船只，在镇江焦山与元朝军队进行决战。由于战术上的失误，元朝军队进行火攻，使得南宋军队伤亡惨重，投江而死的就有一万多人。在那以后，南宋军队基本失去了与元军正面交战的能力。 1276年2月，元朝军队兵临城下，南宋朝廷没有别的选择了，6岁的小皇帝宋恭帝宣布投降。但张世杰与陆秀夫、文天祥一起，拥戴宋恭宗的长兄宋端宗和幼主宋怀宗逃往南方，组建小朝廷。最后，一直逃到广东崖山一带。 1279年正月，元朝大将张弘范随即率部追赶到崖门。双方决战在即。崖门的位置在今天广东省新会一带。东有崖山，西有汤瓶山，延伸入海，就像一半开掩的门，故名崖门。南宋小朝廷到这里后，吸引各地义军纷至沓来。很快，张世杰就集结了20多万人的部队，还拥有1000多艘舰船，实力颇为可观。不幸的是，张世杰在经历了一系列的败仗后，对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有人曾向他提出建议，先占领海湾出口，保护向西方的撤退路线。这无意是正确的。可张世杰不想继续逃亡了，而是与元军进行生死决战，就否决了这个建议。他下令尽焚陆地上的宫殿、房屋、据点，把1000多艘舰船全部背山面海，用大绳索连接成一条线，将宋怀宗的“龙舟”放在军队中间，以此与元军决一死战。一场惨烈空前的海战打响了。张弘范首先从北面切断南宋军队的陆上淡水水源和粮道，使得南宋军队失去了后勤救援。继而假装奏乐，让南宋军队放松警惕。随后率军猛攻，一时间连破七艘南宋舰船，一路打到中央地带。在元朝军队的猛攻下，南宋军队处处被动挨打，溃不成军。在这个时候，护卫宋怀宗的陆秀夫方寸大乱，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他背着8岁的宋怀宗匆匆投海殉国。张世杰杀出重围，率部西去，途中遇上风暴，坠海溺亡。享国153年的南宋王朝覆灭于冰冷的海水之底。南宋名臣文天祥评论：“闽之再造，实赖世杰之力。然其人无远志，拥重兵厚资，惟务远遁。”清朝史学家赵翼评论：“其后德祐国亡时能战之将，尤推张世杰。”大抵如是。

真实的孔府衍圣公——满门皆汉奸！清军入关后孔子后人衍圣公献上的《初进表文》和《上剃头奏稿》初进表文：顺治元年九月初一日上。伏以泰运初享，万国仰维新之治，乾纲中正，九重弘更始之仁。率土归城，普天称庆。恭惟皇帝陛下，承天御极，以德绥民。协瑞图而首出，六宇共戴神君；应名世而肇兴，八荒咸歌圣帝。山河与日月交辉；国祚同乾坤共永。臣等阙里竖儒，章缝微末，曩承列代殊恩，今庆新朝盛治。瞻圣学之崇隆，趋跄恐后；仰皇猷之赫濯，景慕弥深。伏愿玉质发祥，懋膺天心之笃祜；全瓯巩固，式庆社稷之灵长。臣等无任瞻仰汴舞屏营之至。谨奉表上进以闻。（《孔府档案》六三〇八卷之一）上剃头奏稿：奏为饮奉圣谕，遵依剃头事：本年闰六月十二日，该山东抚案移文到臣，臣随即齐**属，择于二十六日恭设香案，宣读圣谕。会同曲阜县县世职知县孔胤淳、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孔胤钰、颜绍绪、曾闻达、仲子陛，署四氏学教授王世禄、学录孔闻然、尼山书院学录孔兴荣、洙泗书院学录孔尚澄，并督令属官管勾田伸、司乐陈永安、典籍桂存正、书写田世旺、奏差陈裔远、知印张应登、伴官杨元肇、庙户陈三友、佃户杨元祥等，遵奉圣谕，俱各剃头讫。除一再移文山东抚按外，理合具奏，伏惟睿照。臣临奏不胜惶悚战栗之至，为此具本奏闻。（《孔府档案》六三〇八卷）

大唐最后的名将，攻城略地收复百年失地大唐帝国，是中华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尤其是大唐天朝那彪炳历史、光耀千秋的赫赫武功，更成为后世无数中华儿女敬仰追忆的丰碑！大唐帝国中、前期的疆域极为辽阔。极盛时期最西端曾经濒临西海（注:今里海）东岸，咸海则成为帝国的内湖。最南段进入今巴基斯坦境内。而在西汉就已经并入中国版图的西域，此时更成为沟通东亚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重要桥梁。西域地处亚洲大陆内陆，战略位置和价值极其重要。自西汉武帝时起，西域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翻开古中国历代王朝疆域图，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时的中国中央王朝的版图上的领土都有个特点，就是基本上分为两大块、东方的是中原故地；西方则是庞大的西域疆土。这两大块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王朝疆域。而这两大块之间，则是由一条狭窄的地域相沟通的。在这块地域北部，是游牧民族世代居住的蒙古高原。南部则是同样居住着游牧民族的青海地区。这一狭长地域在历史上，沟通了中原和西域这两大中国领土。他就是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都产生划时代影响的--河西走廊！正是河西走廊的存在，才使中央王朝的力量得以进入并控制西域领土。也正是河西走廊的存在，才得以开通沟通古人类东、西方两大文明世界、对后世产人类文明生无法估量影响的丝绸之路。河西走廊对古代中国中央王朝具有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巨大战略价值和意义。而就是这样一块土地，却在大唐帝国中期安、史之乱后沦陷，被唐朝西南宿敌吐蕃王朝所侵占近百年之久。几乎要经历和后来北宋时期燕云十六州一样的悲惨命运！但是，就是在唐王朝已经衰败，吐蕃王朝进入鼎盛时期并开始不断大肆入侵唐朝的情况下。本来已经注定要永远沦落胡尘的河西走廊地区的人民，居然奇迹般地击败鼎盛时期强大的吐蕃，重新回归中原母国，创造了让后世感觉不可思议的奇迹！这就是发生大唐中、晚期的，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甘、凉十一州归唐”大起义。而成功领导这场伟大起义的，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被后世赞誉为“西域雄狮”的大唐名将--张议潮！正是他，领导河西人民英勇反抗吐蕃残暴的奴役，最终成功的回归中原母国怀抱，谱写了一曲彪炳千秋的壮丽史诗！那么，“甘、凉十一州归唐”大起义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呢？张议潮究竟如何以单薄之里，得以在故国早已衰败的情况下击败当时东亚地区强悍的吐蕃王朝呢？

中元节的由来及消失中元节从何而来？ “七月半”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古代的时祭，以及与之相关的祖灵崇拜。古时由于生产能力与认识水平有限，人们对于农事的丰收，常寄托于神灵的庇佑。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四祭》中云：“古者岁四祭。四祭者，因四时之所生孰，而祭其先祖父母也。故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尝，冬曰蒸。”的确，奉祀先祖在春夏秋冬皆有，但“秋尝”在其中十分重要。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人们举行向祖先亡灵献祭的仪式，把时令佳品先供神享，然后自己品尝这些劳动的果实，并祈祝来年的好收成。秋尝祭祖的活动，先秦时代已有之，起先是天子诸侯的事，然后自上而下影响到民间。起初，“秋尝”的日期并不确定，《礼记·月令》中写到在孟秋（农历七月），“是月也，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后来逐渐固定在七月十五前后——一般是立秋后第一个月圆的望日，秋气新来的阴盛之时，对于祭祀亡灵，是个很好的选择。 “七月半”也叫“盂兰盆节”，这个名称体现了该节的佛教因子。“盂兰盆”是梵语音译，意思是解倒悬之难。目连救母相传佛祖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目连，其母死后堕于饿鬼道中受苦，目连用神通之眼看到后十分伤心，以钵盛饭运用法力送给母亲吃，但是饭一到口边即化为火焰。佛祖告诉目连，其母罪孽深重，需于每年七月中以百味珍肴果品置于盆中，供养十方众僧，这样的功德广大，才能使他的母亲济度。目连依佛祖之意行事，其母终得解脱。南朝梁人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及时记述了这一节日的新变化：“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寺。”文献也记载，推崇佛教的梁武帝萧衍，每年七月十五日入寺送盆供养诸佛。而“七月半”被称为“中元节”，则是源于道教的说法。

汉朝窦宪两战消灭北匈奴（萨沙） 7月27日，内蒙古大学在蒙古国发现了汉朝大将窦宪破北匈奴，留下的石碑。这是考古的重大发现，同时也揭露了一段历史。一个大恶霸窦宪的爱国主义道路。听萨沙说一说吧。首先简单介绍几句基本概念。早在秦朝之前200年，就有匈奴人南下掠夺的记载。这并非草原民族天生凶暴，也是为了生存。当年的草原游牧民族都已放牧为生。即便今天，这种生存模式仍然会有可怕的问题。一旦遭遇旱灾、蝗灾（导致草原草场受损）、雪灾、瘟疫（牲口大量受损），匈奴人就会出现巨大的粮食缺口。为了生存，他们就必须南下掠夺农耕民族，不然就要饿死。代，农耕民族基本都不是游牧民族的对手。抛去别的不谈，单单游牧民族的骑射，农耕民族就很难对付。骑射可以说是所有格斗术中，最难掌握的技巧。在奔驰的马上（当年还没有马镫），想要用强弓射中敌人，难度可想而知。一般来说，普通步兵弓箭手需要1年以上专业训练才能入门，3年才能算得上熟练，精锐弓箭手一般都要5年以上的长期练习。那么，骑射就更夸张了，除了游牧民族以外，其他民族根本训练出大量士兵。而拥有了一支一定规模的骑射骑兵，在古代几乎就是无敌的。己方可以高速进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总之不可能失败。而敌人却要面对高速运动且不断射出死亡箭雨的骑兵，根本无法有效对付。匈奴骑兵蒙古骑兵为什么横扫欧亚，主要就是依靠骑射，因为别的民族玩不了这个。匈奴人，也就是这样嚣张了百年时间。在汉初，高祖刘邦都被包围在白登，差点完蛋。汉代历任统治者卧薪尝胆，花费了长达100多年，终于将匈奴连续击溃，大大削弱了他们的实力。不过，最终给予匈奴，或者说北匈奴致命一击的，就是今天的窦宪。用今天的话来说，窦宪就是一个失足青年，一个道德品质恶劣的大恶霸，压根就不是个好人。窦宪出生在全国数一数二的大家族窦家：曾祖父是侯爵，祖父和父亲都是驸马爷。可惜，窦家不是读书人家，而是武将家庭，家人都是粗暴好斗的武夫。他的祖父、父亲都是那种敢说敢做、不计后果的武将。祖父和父亲因此公然得罪过汉明帝，被赐死。家庭虽大，窦宪从小没有父母。血统让他从小就好勇斗狠，没有父亲和爷爷的管教，窦宪更是肆意妄为，胆子极大，成为今天的不良少年。到了成年以后，窦宪更是越来越坏。仗着自己妹妹、绝色美女窦皇后的威风，窦宪担任了虎贲中郎将（今天的中央警卫团）的职务。他在朝廷里非常跋扈，强取豪夺，贪污受贿，欺压良善，什么坏事都做过。有一次，窦宪竟然强行低价购买了沁水公主的一块土地。公主是汉章帝的妹妹，太岁头上动图，这还了得，搞得皇帝大怒。汉章帝33岁就死了，儿子汉和帝只有10岁。于是，窦宪的妹妹窦太后开始主政，将哥哥窦宪提拔为中郎将，掌握朝廷大权。这下窦宪更是耀武扬威，甚至多次暗杀敢政敌。一次，他竟然将窦太后亲点都乡侯刘畅暗杀。刘畅是嫡传的皇族，被人随便杀了自然是天大的事情。窦太后查明真相以后非常震惊，深感哥哥无法无天，下令将他软禁。血浓于血，让窦太后杀死哥哥，还是下不了手的。窦宪这个人凶恶霸道，做了很多坏事，但是个聪明伶俐、非常有能力的人。正好遇到大汉的宿敌北匈奴遭遇自然灾害的内部叛乱，南匈奴建议联合出兵。窦宪立即向窦太后请求戴罪立功，远征北匈奴。

袁崇焕不死能挽救明朝吗？过去一直有一种说法，认为如果袁崇焕不死，明朝便不会灭亡。随着《碧血剑》等一系列小说、影视剧的热门。一个认识在很多人心中充满了影响力--袁崇焕是明朝最后的救星，也是明朝能力挽狂澜最后的机会。那么假如袁崇焕不死，并继续得到崇祯皇帝的信任与支持，他能力挽狂澜，拯救明朝吗？袁崇焕的一句大话历史上，袁崇焕向崇祯皇帝许诺五年复辽，就是说要用五年时间打败后来清朝的前身后金政权，夺回被后金占领的辽东。并且还确定了以辽土养辽人，以辽人守辽土等一系列计划方针。但袁崇焕的五年之期还没干到一半，就失去崇祯的信任下狱身冤死。很多人都设想，真给袁崇焕五年时间，他可能真能实践诺言恢复辽东呢。可是，历史恐怕并不那么浪漫。袁崇焕当着崇祯皇帝的面夸下五年平辽的豪言壮语，但是一出门有人问起真的有信心与否的时候，他的回答却是“上期望甚迫，故以年慰圣心耳”。用今天的话说这段话信息量略大，我们可以看出崇祯的心态是极为急迫的，这种心态可以说为未来洪承畴松锦之战被迫出战遭致大败埋下了伏笔。这话也反映出袁崇焕其实自己也没有把握平复辽东，这时候的他只是应对一个着急的上级的下属而已，只能捡上级喜欢听的话说。五年克复辽东可能吗？当然不可能。袁崇焕守边期间，能做到使局面不急剧恶化已是不易了。也正是在袁崇焕任职期间后金完成了对明朝全面战略优势的确立。袁崇焕的“五年复辽”当然不可能实现。

曾经被赶下“神坛”：关羽的“神圣”之路为何曲折多变？中华文化的传统成功学中，能被后世纪念当是最高荣誉，所以，上自皇帝下至平民，死后都喜欢有人给自己“树碑立传”，其中最高荣誉就是能享有“庙祭”——如遍布全球各的“孔庙”，就是祭祀孔丘（孔子）的。在民间的语境里，孔子是“文圣”，与之相配的还有个“武圣”，也被民间尊为“武财神”，那就是三国时期的蜀汉将领关羽。其实，关羽的成“圣”成“神”之路远比孔子曲折。

古人常说学富五车，五车到底能装多少书? “学富五车”这个成语常常被用来形容一个人学问渊博，该成语的意思是说这个人读过的书要用五辆车子来拉，仅仅听上去就感觉这个人好厉害的样子。那么，你有没有考虑过，所谓“五车”，到底能装下多少书？

古人“沐浴”跟“洗澡”竟然不是一回事！（转自新浪博客）古人“洗澡”更像今人洗手、洗脚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沐”字就像一个人用双手掬水洗头发，而“浴”字则像一个人处于器皿之中，身边洒下点点水滴。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解释得更到位：“沐，濯发也，浴，洒身也；洗，洒足也，澡，洒手也。”由此可见，古代人对于洗发、洗身、洗手、洗脚都制定了专门的名称。而古代的“洗澡”更像我们今天饭前和睡前的洗手、洗脚。现代人把“洗澡”当成了“沐浴”，并把它看成是生活中最为平常的小事。然而，沐浴在古代却被视为一件礼仪大事，甚至还被纳入“孝”的一部分。追溯“沐浴”的来龙去脉，很可能都令现代文明人大吃一惊：它不仅丰富了历史故事，推动了纺织业、陶瓷业、中草药和健身等行业的发展，还开发了一个独特的法定节假日——沐浴假。

《庄子》精髓十句一、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如果一个人能保持淳朴本性的话，那他就是这世界上最完美的人。二、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主观偏见会妨碍对真理的追求，花言巧语容易掩盖真言。三、至乐无乐，至誉无誉。最大的快乐就是摆脱了世俗所谓的快乐，最高的荣誉就是摆脱了世俗所谓的荣誉。如果我们能把世俗的钱财、美色、权利、荣誉都放下，也许就会体会到生活中真正的快乐了。四、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即使全世界的人都称赞他，他也不会因此而更加努力，即使全世界的人都反对他，他也不会因此而灰心丧气。在人生道理上，听取他人的意见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和准则去做事，不受外界的影响，不做随风摇摆的人。五、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一个人的嗜好欲望太多的话，他的本性智慧就会被遮蔽。当人沉醉于财色名食睡等享受时，个人的判断力就会受影响，甚至失去智慧的心。六、绝迹易，无行地难。不走路当然不会留下什么痕迹，但如果一个人又要走路又不留下痕迹，这就很难了。我们每个人都要对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责，做事情不能不考虑后果，这便是“因果”了。七、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知道自己的困难处境无法改变，而安于这种处境，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做到这样。生活工作中必然会碰到无法逾越的困难，平静地接受现实，这便是生活中的智慧了。八、以众小不胜为大盛。在一些小问题上，不与世俗之人争胜负，而在大的方面取得胜利才是真的胜利。为一点人间利益你争我夺，是智者所不愿意做的，以一种超脱的心态看到更高远的目标，就能取得更大的胜利。九、夫以利合者，迫穷祸患害相弃也。因为利益而结合在一起的人，必然会因为遇到困难、灾祸而互相抛弃。以名利为出发点的友谊，会因利益关系的结束而结束，真正的友情，来自相同的志趣和人生理想。十、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君子以义相交，他们之间的交情常常像水一样平淡；小人以利相交，他们之间的交情常常像美酒一样甘甜。君子之间的交情虽平淡，却能保持长时间的亲近；小人之间的交情虽然甘甜，却一点也不牢固，容易断绝。

探究《史记》疑点：商鞅真造反了吗？商鞅的个人命运，是一个充满谜团与烟雾的历史大悲剧。关于商鞅的结局，史料有两种记载。《战国策·秦策一》记载的过程是：秦孝公病势沉重之际，“欲传商君，辞不受”--秦惠王“蒞政有顷，商君告归”--期间有人劝说秦惠王除去商君--商君从家乡或封地回来，秦惠王就车裂了商鞅。这里的事件逻辑，很接近于正常状况：秦惠王接受了劝说者的两点理由：其一，商鞅权势太重，对君主构成威胁；其二，秦惠王对商鞅有曾经的政治仇恨，应该“图之”；也就是说，应该复仇。整个过程4个阶段，简单明白，符合当时政治复仇的残酷现实。结论也很明白：秦惠王杀害功臣。但是，《史记·商君列传》的记载却很是复杂，过程脉络是：秦孝公死--太子立--公子虔集团告发商鞅准备造反--秦惠王下令追捕商鞅--商鞅逃亡到函谷关下--夜晚未能入住旅店--商鞅逃亡到魏国--魏国没有接纳--商鞅逃亡他国--被魏国堵截并强行驱逐回秦--商鞅重新回秦--商鞅进入封地发兵造反--商鞅武力量装北上--商鞅打到了关中东部的郑县--秦惠王发兵攻打商鞅武装--秦惠王在郑县以东的渑池擒获商鞅--秦惠王杀了商鞅--秦惠王再度车裂商鞅尸身--秦惠王灭商鞅之家。这一记载，前后共19个阶段，颇见曲折。两则记载的最大差别，是商鞅究竟有没有起兵造反？在《战国策》的记载中，整个过程未见举兵造反之痕迹，其真实性很容易为人理解。《史记》的记载，则明确立定了商鞅的造反事实，商鞅的一系列举措，也非常的荒诞离奇。以实践逻辑分析，《史记》关于商鞅结局的记述，疑点非常明显，也很多。让我们进行一番最简单地辨析-- 其一，商鞅的造反动机是什么？《史记》始终未见表现。重大事件未见动机，这在《史记》中很少见。其二，公子虔举发商鞅“欲反”，举证事实是什么？也未见记载。其三，既有先期举发，可见商鞅造反已经先有预谋。果真如此，在已经发兵追捕的情况下，商鞅为何不直接进入封地举兵，却要匆忙逃亡到“关下”？这个关下，就是函谷关下。战国之秦国，不冠名称而只言“关”字，从来都只是函谷关。如同一个“河”字，只能是黄河，而不是其它任何河流。从地理环境说，从咸阳直奔东南方向的商於，比东出函谷关要近便得多。从军事守备说，从蓝田塬下商於，只要不走武关，就没有军事阻拦；而函谷关却是永远重兵把守的要害之地，道路只有一条，逃亡难度极大，赶到函谷关做什么？期间区别，商鞅想不到吗？其四，既然先行逃亡，说明商鞅原本就没有造反预谋，或者此时已经放弃了造反举兵。在逃亡失败之后，商鞅才进入封地举兵--这是有预谋的造反吗？果真如此，期间转变之突兀，说明商鞅分明是一个愚不可及的人。可是，商鞅是脑袋容易进水的人吗？即或是一个平庸的谋反者，也不会如此笨拙。通晓政治军事的商鞅，能在预谋造反之后，还会如此进退失据仓皇失措吗？其五，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实行虚封制，封主对封地没有治权，更没有任意组织武装的权力。商鞅住店，都因为没有身份证明而不能入住，为什么一进入商於，就能立即发动“徒属”举兵？这于前述旅店之法治状况，简直是天壤之别，可能吗？其六，追随商鞅造反的”徒属”，究竟是些什么人？是左右追随者，还是普通民众？如果是忠实于商鞅的左右追随者，商鞅丢下这些人只身逃亡，逃亡失败后再回来，还能发动这些人造反，就是非常荒唐的；以战国之风，这是“负人于前，陷人于后”，是十分恶劣而令人不齿的行为，那些左右还能追随商鞅吗？如果是普通民众，《史记》已经点明“秦人不怜”商鞅，那么，冷漠的民众能不假思索地跟着商鞅造反吗？其七，商鞅举兵造反，商於郡县两级官府，竟然没有任何动静，这可能吗？商鞅能在商於造反，未遇任何地方官率军阻拦，而能率军直接北上；在法度严明的秦国，这简直是痴人说梦。其八，商鞅造反军要进关中，既必须越过武关要塞，又要翻过蓝田高地。期间，至少武关是极其重要的东南要塞，能放任一支造反武装顺利北上吗？其九，果真造反，商鞅武装南下进攻秦楚交界的大山地带，不失为当时独立自治的最佳选择。《史记》中的商鞅造反，却直接北上进攻重兵驻守的关中，这几乎是没有任何目标意义的盲目抉择。以商鞅之才，可能失败于强大的军事压力，但绝不可能失败于如此浅显的谋划。这种造反路径，采之于流言编造的可能性极大。

几十万满族人怎样灭掉两亿人大明王朝的？（张胡子）根据各种研究的估计，明末的人口应该在一到两亿之间，而同时期整个女真部落在经过几十年兼并整合以后也不过大几十万的人口，这其中还包含了不少蒙古人和关外汉人，人口比例大致接近大陆和香港的比例。要知道，就在大约两年之前，明清双方在关外的那场赌国运的松锦之战里，清军投入了几乎全部的男丁出战也不过凑了十万余的部队而已。区区两年之后，要满清拿出军队去征服整个明朝疆域，不说打仗，就算把每个城市占领下来都分不出人手。从当时的情形看来，要满清征服整个明朝，就跟让墨西哥去征服全北美洲一样天方夜谭。然而随后的形势的发展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整个的局势呈现了几乎一边倒的状态，满清随后的西进和南下都比预料中的顺利，大量投降归顺的前明军队人数甚至超过了满清的人口数，他们成为了满清南下的急先锋和主力部队。虽然，南明的反抗一度也产生效果，使得战争在局部地区反复拉锯胶着，甚至一度有反败为胜的迹象。然而不断的内耗终于毁掉了南明最后一点实力。 1662年，吴三桂从缅甸抓获明朝最后一任皇帝永历并亲手用弓弦勒死以后，持续统治了300年幅员广阔的大明朝终于彻底地成为了历史。至此，满族的祖先们创造了一个人类文明史上的传奇和神话，他们只用了大约六十年的时间，便以一个仅几十万人的连自己的文字都刚刚发明的小部落，征服当时人口是自己两三百倍的世界第一大的王朝，并由此又统治了近三百年。这是在人类近5000年的历史上也从未曾发生过的。当然，满清末年所遭遇各种屈辱早已把这些武功给抹杀得一干二净了。在这里，我更想提出的是一个问题：明朝的覆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这个中国历史上汉人王朝里人口和疆域面积都是首屈一指的朝代，这个曾经有七下西洋的辉煌壮举的朝代，如何会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土崩瓦解，被一个小小部落给欺凌到如此地步？这一切，究竟是发生了什么？这一切，又究竟是为什么？

朱元璋为何歌颂元朝并愿意承认其正统地位？（张宏杰） “罢孟” 洪武五年的一天，朱元璋坐在便殿读《孟子》。和所有皇帝一样，朱元璋也提倡孔孟之道，但是说实话，由于军政繁杂，对于《论语》、《孟子》这些经典，他并没有系统研读。如今天下已定，他也有兴致来阅读一下原典。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读着读着，朱元璋眉头越皱越紧。终于，把书一摔，大声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焉？”那意思是说，这老头要是活到今天，还活得了吗？原来朱元璋读到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就是说，与老百姓和国家相比，国君最不重要。“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就是说，国君对大臣礼貌，大臣也对国君尊敬。若国君视大臣如粪土，则大臣也视国君如无物。朱元璋大发雷霆，立刻召见文臣，宣布即日起“罢免孟子配享孔庙”，将孟子的牌位撤出孔庙，取消他在孔庙里和孔子一起吃冷猪肉的资格。孔孟之道是中华立邦之本，此命一下，举朝哗然。这一举动就如同基督教国家里要把耶稣驱逐出教堂一样惊世骇俗。大臣们纷纷上奏反对。朱元璋宣布朕意已决，谁也不许再说，否则以“大不敬”罪处死。大家立马静下来了，谁都知道朱元璋的厉害。可孔孟在中国被崇拜千年，毕竟会有几根铁杆粉丝屹立不倒。刑部尚书钱唐就坚持要进宫为孟子求情。朱元璋一听钱唐为这事而来，命令金吾侍卫将他在殿前活活射死。钱唐肩臂之上各中两箭，鲜血直流，不过仍英勇不屈，楞往里闯。朱元璋敬佩他是条汉子，叫他进来说话。钱唐跪在皇帝面前，痛陈孟子之不可废，说孟子已被天下尊奉千年，一旦废绝，不但中国震动，四夷也会惊愕，会怀疑中国还是那个尊奉圣人之道的天朝上国吗？朱元璋想想也是这么回事。钱唐舍命闯关，也让他见识了孟子在读书人心目中的分量。于是命人把钱唐送到太医院好好治疗，不久又恢复了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

武王伐纣，史书到底隐瞒什么？简谈三分天下有其二与牧誓八国说到商周之交的战略局势，我们不得不提再一下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的说辞。我在其他回帖里也用了较长的篇幅谈了我对这句话的看法。在这里再从其他角度作一个简略的分析。 “三分天下有其二”最早出自《论语·泰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言下之意就是周文王临死之前，天下已经有三分之二落入周人的掌控之中，然而周文王依然侍奉着荒淫无道的纣王，以尽臣子的职责，这是多么有责任感，多么有道德啊！周人在文王时期获取天下三分之二的说法在春秋末年十分流行，当然不会是孔子的个人发明。比如《逸周书·程典》里说：“维三月，既生魄，文王令六州之侯，奉勤于商。”以天下为九州。文王控制了六州，岂不是三分之二么？带领六州的诸侯侍奉商朝，和《论语·泰伯》的内容是一个意思。《逸周书》里的文章很多观点与儒家正统观念差距很大，一般儒家都不屑于理会《逸周书》。使得《逸周书》在某种程度上躲避了儒家的篡改，保存了一些先秦历史资料的原貌。当然刚出虎穴又入狼窝，逃避了篡改，同时也就难以获得良好的校勘，导致《逸周书》错乱难读，这是另一回事了。《逸周书·程典》中的文章，说明文王控制天下三分之二的说法，肯定不是孔子为了吹嘘文王的德行自己编造出来的说法。“六州之侯”，是对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最直接、最形象的描述。《逸周书》的注释家孔晁给了一个解释版本，说荆、扬、雍、豫、幽、营六州掌握在文王手里，而徐、兖、冀三州掌握在纣王的手里。哇，写得那么清楚，哪个州哪个州，清清爽爽，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吗？恰恰是这种看似明确的说法，暴露了历史上关于“九州”的复杂的地理争议。首先我们知道，在先秦文献中，“九州”的说辞有不同版本。《尚书·禹贡》中的九州为：冀、兖、青、徐、扬、荆、梁、雍、豫。《尔雅·释地》中的九州为：杨、荆、豫、兖、冀、雍、徐、幽、营。《周礼·夏官·职方氏》中的九州为：扬、荆、豫、兖、冀、青、雍、幽、并。《吕氏春秋·有始览·有始》中的九州为：扬、荆、豫、兖、冀、青、雍、幽、徐。以上版本虽有差异，多少被列入正统地理观念。另外还有一些不太入流的九州划分标准。《淮南子·地形训》有：神州农土，次州沃土、戎州滔土、弇州并土、冀州中土、台州肥土、泲州成土、薄州隐土、阳州申土。《后汉书·张衡传》注引《河图》有：神州晨土、昂州深土、戎州滔土、弇州开土、冀州白土、柱州肥土、玄州成土、咸州隐土、扬州信土。《初学记》卷八州郡部总叙州郡第一引《河图括地象》有：神州、迎州（次州）、戎州、拾州、冀州、柱州（括州）、玄州（宫州、齐州）、咸州（薄州）、阳州。传统看法以为《禹贡》是夏制，《尔雅》是商制，《周礼》是周制。可以看出，孔晁所用的九州版本是《尔雅·释地》，取商制之说。但实际上这种说法只不过是在整齐文献，并没有坚实的依据。更有甚者，有学者将以上诸州州名杂糅到一起，来比附《尚书·尧典》中“肇十有二州”的概念，更是属于学者人为地层垒造史。在上博简中的《容成氏》中，又出现了另外一种九州划分标准。《容成氏》中的九州为：夹（冀）、涂（徐）、竞、莒、蓏（藕、并）、荆、阳（扬）、叙（豫）、虘（沮）。经过晏昌贵先生研究认为：“处于三方（东为海）边地的荆、阳、虘、藕四州与传世文献较为符合，而处于黄淮平原及山东半岛的夹、竞、涂、叙、莒五州则与传世文献区别较大。”

戚家军精锐被明军消灭，最后的血脉在浑河断绝（红枫）历史比《绣春刀2》更黑暗：戚家军精锐被明军消灭，最后的血脉在浑河断绝文丨红枫电影《绣春刀2：修罗战场》中，一幕场景是萨尔浒之战后，陆文昭在惨淡的夕阳下看着尸横遍野的战场，悲凉地说了一句:“几万条人命，说没就没了。要想不这么死，就换一种活法。” 无论陆文昭还是他的师妹丁白缨，实际都是戚家刀传人——也就是戚继光一手创制的戚家军余脉。如果对电影中的剧情较真一点，想深刻一点，那么我们必须得问：陆文昭为何要“换一种活法”？作为戚家军的余脉，为何在这部电影中会刀口向内，参与到一个“善恶不分是非不明”的政治阴谋中? 当带着这些疑问翻开记载戚家军的历史的文献后，读者会发现：真是黑暗啊——真实的历史也许比电影中更黑暗。陆文昭错了，但他作为戚家军余脉所处的真实历史背景应该被了解。

褒姒背了两千多年的锅，烽火戏诸侯竟是假故事西周为何灭亡?最熟悉的原因便是烽火戏诸侯。不过，司马迁的这个版本与其说是历史，更像是小说，因为情节太过离奇、怪诞。但如果没有烽火戏诸侯，那么周幽王之死的真实版本又是怎样的呢? 烽火戏诸侯的真假我们简单回顾下这个版本。周幽王先是娶了申国国君的女儿为后，生下了宜臼并立为太子。后来，幽王得到了大美女褒姒，对她宠爱至极。不久，褒姒为幽王生下一个男孩，名叫伯服。幽王于是废掉了王后和太子，立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褒姒不爱笑，幽王想尽办法逗她，都没有效果。有一次，周幽王点燃烽火，诸侯赶紧来勤王，但全到之后才发现，根本没有外敌入侵。见到这场面，褒姒突然哈哈大笑。幽王很高兴，以为找到了褒姒笑容正确的打开方式。于是多次点燃烽火，以博美人一笑。时间一久，诸侯便丧失了对幽王的信任，对烽火也不再感冒。终于，报应来了。周幽王先是宠信小人虢石父，让他主持国政，惹得国都里的人非常不满。同时，他又废除了王后和太子。作为太子娘家的申侯于是大怒，便联合缯国和犬戎进攻镐京。幽王赶紧点燃烽火，向诸侯求救。然而，没有一个诸侯前来勤王。犬戎于是攻破了镐京，在骊山下杀掉了幽王，掳走了褒姒，并把镐京洗劫一空。我们今天再重温这个故事，隐约间会发现一股熟悉的味道。没错，这基本就是狼来了故事的西周版。然而，狼来了是一个儿童寓言故事，主角也是一个放羊的小男孩。但周幽王就算不论他的国君身份，也已经是个成年人了，怎么会做出这么幼稚的事呢? 而且，烽火戏诸侯真的好笑吗? 要知道，西周分封的诸侯国很多都在东部地区，他们离镐京的距离很远，从几百公里到一两千公里不等。烽火传到诸侯国要时间，诸侯国准备粮草、战车、马匹要时间，行军赶路更非常耗费时间。于是东方各国从收到烽火讯息到实际赶来，根据距离的远近，抵达镐京的时间会从一二十天到几个月不等。因而，当幽王点燃烽火的时候，并不会出现各个诸侯国一道赶来的场景，而是隔两天来一家诸侯，带着几十辆战车，隔三天再来一家。就算褒姒爱看阅兵，看第一家诸侯来的时候会大笑，可到了第二家、第三家····第N家的时候呢，还会笑吗?要知道，西周封建的诸侯国有一百多个呢。光时间就得持续一两个月，别说哈哈大笑了，后来估计要看得吐了吧。一次就已经这样了，还会多次搞烽火游戏? 所以，以烽火戏诸侯来解释西周的灭亡，不过是为了让褒姒来背锅罢了。这是传统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一种刻意污蔑，俗称“妖女祸国”信仰。这种信仰早在西周初年便已存在，周武王在伐商的誓言中便引用过当时的谚语，“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

由唐到宋，中国人性格的转变如果直接从唐朝跳到宋朝，你会打一个冷颤：这两个时代的气质，是如此不同。从唐到宋，中国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唐代女人外向泼辣，宋代妇女却内敛柔和。唐代女人喜欢骑着高头大马招摇过市，宋代妇女却只能站在重重帏帘之后，掀起一角向外悄悄张望一下。唐代妇女可以和男人一样，大呼大叫地参加集体体育运动，宋代妇女却裹起了三寸金莲，讲究起行不动裙，笑不露齿。唐代妇女以丰肥壮硕为美，而宋代追求瘦弱和病态，比如张子野的《菩萨蛮》中所描写的那样：“轻怯瘦腰身，纱窗病起人。”

两千字概述七百年大秦史（转自搜狐博客）说起秦，是个中国人都知道的，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名字，怎么会不知道。可大家也知道，大一统的秦只短短存在的15年，传了两个皇帝，就彻底与历史说再见了。可你知道秦帝国的前身秦国独立存在了有多久吗？有六百多年。前段时间《大秦帝国》、《芈月传》火爆，让大家对秦帝国之前的秦有了一定了解。【历史深处】这一期和大家一起概述秦国历史，让我们看清楚秦帝国的前世今生。

多彩中国，魅力绽放——你所不知道的汉系八大支人们都说汉族像一朵花花上有八瓣花瓣说的就是汉系的八大支了。说道八大支呢？肯定要先说说汉族了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是上古时期黄帝和炎帝部落的后裔，炎黄子孙。 “汉”原指天河、宇宙银河，《诗经》云：“维天有汉，监亦有光。”汉族旧称汉人是因中国的汉王朝而得名，汉朝以前称“华夏”或“诸夏”。无论是在政治、军事、哲学、文学、史学、艺术等诸多方面，还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汉族都创造了许多辉煌的业绩。汉族自古对各种宗教信仰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天命崇拜和祖先崇拜是汉族宗教的主要传统观念。汉族历来以勤劳、富于创造精神著称。汉族历史上的经济是以农业为主，兼营家庭副业，是一种典型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汉族的农业生产在历史上素来发达，尤其以水利灌溉和精耕细作著称于世，汉族的手工业也有相当高的发展水平。而随着中国历史的变迁，以及外族入侵和躲避战乱等因素，汉族也发生了大规模迁移，一直在从中原地区向南迁移。客家人继承了当时中原汉人的文化传统，比如说古语，风俗习惯也有历史痕迹。汉族还是一个历史从未中断过的、历史悠久的民族，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截止2009年，汉族人口约为13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9%，分布于世界各地。在中国大陆，汉族占总人口的92%；在中国台湾，汉族占总人口的98%；在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汉族分别占总人口的95%和97%。除中国两岸三地外，汉族在东南亚、北美洲和西欧也有较多分布。

人性论《三字经》大家都熟悉，开篇即提人性，并以此为基调告诉你要注重教化。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 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人刚出生时，禀性都是善良的，即人性本善。人的天性起初都差不多，但到后来彼此的习性会越来越不同。如果不施以教化，良善的禀性就会变恶。这种“人性本善”的说法是怎么来的？是否正确？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先说说这个“性善论”。性善论最初由孟子提出，至宋代经程颐、张载、朱熹等人发扬而成为儒家正统的人性论。孟子在政治上提倡仁政，主张行王道而反对霸道，对待人和人类社会方面要持有温柔敦厚之作风。孟子的一整套思想体系皆以性善论为基础，由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而发的仁、义、礼、智这四端，就是孟子人性论的依据。在孟子看来，人的善端是与生俱来的，人的本心是属善的，所以言称“人之初，性本善”。性善论是儒家的人性理论，而《三字经》是一本儒家的启蒙著作，因此必然采用儒家的说法。关于《三字经》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历代说法不一，大多数后代学者倾向的观点意见是“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经》，以课家塾”，即王应麟为了更好的教育本族子弟读书，于是编写了融会经史子集的三字歌诀。王应麟是南宋人，《三字经》原著中的历史部分只截至到宋朝为止。随着历史的发展，为了体现时代变迁，各朝代都有人对《三字经》不断地加以补充，清道光年间贺兴思增补关于元、明、清三代的历史，共计二十四句话。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其它学派是怎么说人性的。首先是荀子的“性恶论”。性恶论是荀子的人性论观点。荀子否定孟子的性善论，指出：“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所例举的饥食、寒暖、劳息、好恶等人生而有之的品性与孟子所言的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等善端是完全不同的。荀子指出，这些人生来就有的能力在于尧、禹等圣贤之人与桀、跖等暴恶之人是一样的，人的本性唯利是图，成为君子是因为后天的修为。荀子以“性恶”为理论基础，更加强调了礼乐教化的重要性，也为法治提供了思想前提，提出了礼、法共治的主张。荀子的归属问题，历来颇有争议，主流学术将其归为儒家，但他的主张又为正统儒家所不容。说他是法家似乎也不妥，最多算是个法家的启蒙者。因此也有人认为荀况应当自成一派算，就归为“荀家”即可。儒家的性善论和荀家的性恶论是相互对立的。不过通过“性恶论”的具体解释，我们可以看到，荀子说的“恶”并非典型意义上的“恶”，更多的是人性中的本能。因此，自他而后出现的法家，就发展了这一理论，形成了“性私论”。性私论主要是法家的人性观。管仲认为，凡人见利没有不趋就的，见害没有不躲避的。商鞅认为，人的天性就是饥而求食、劳而求逸、苦而索乐、辱则求荣。韩非进一步发展了这一人性思想，提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是由人的客观生理需求所决定的。 “性私论”与“性恶论”相为呼应，两者在思想实质上是相通的，都否定人拥有与生俱来的善端。不同的是，“性私论”更强调人性为私的一面，以自私来解释人的恶行，将人性的自私作为恶的来源，而且认为人性天成，不可能通过教化来改变这一天性，人只能进行约束和利用，主张以刑法和奖惩来治理社会、管理国家。

明代汉服——护领（转自新浪博客，博主大汉未央）首先，请注意：明初特有的汉服“护领”，根本不是汉服的传统“形制”，可有可无，不是必须的。其次，明代的“护领”，并非都是纯白色，也并非只一层，也有用其它颜色的，也有双层的，根本没有限制。第三，穿汉服，内衣内裤外，必穿白色的中衣中裤，这是汉服的“标准”穿法，中衣本身，就起到了护领的作用，整洁又美丽大方。如果内衣内裤外直接套上外衫，就不伦不类了~~ 今天在穿汉服时，不少人大多不穿中衣，如果一定要 “护领”，建议可以用“义领”（假领）来代替护领，不但纠正了“白白护领”的难看，更能呈现出汉服主要着眼点：交领的 “层次美”。明代“护领”的起源按中国历代宫廷制度，宫女的服饰要求整洁美丽，之前各朝统一用绸段，开支很大。大明开国之初，为了节省费用，下令宫女一律用纸做护领，一日一换，以保持衣服清洁，却又不必一日换一次衣服。官吏及庶人，也多用护领。朝鲜半岛由于是属国的原因，并由大明赐服，故也部分山寨了大明的衣冠服制。虽然明代中期以后，不再用护领，但朝鲜半岛并没有跟着改变，至今仍能在韩服上看到白色的护领（朝鲜族爱白衣），但比汉服要窄（韩服衣领本身就比汉服窄很多，且无缘边）可以说，护领的产生，最初纯粹就是实用为目的，与审美扯不上关系，且在明朝中期以后，便弃之不用了。今天，我们在制作明代汉服时，如果还非要复原明初的白色护领，恐怕就有点是为“泥古”而设计了。这种 “泥古” 式的 “白白护领”毫无必要，根本性破坏了汉服交领及缘边的华丽，以及汉服整体的优美雅致，也与护领本来的作用，毫不相干。明代之前的中国历朝历代汉服，都是不加护领的，只有华丽的衣缘。

论蠕家文化的虚伪性及其致命缺陷近年来中国的社会道德状况全面恶化，很多人病急乱投医地胡择药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民众的这种心理，并以所谓“复兴中华文化”为名，大肆向民众兜售鼓吹孔孟之道等历史垃圾，一时间形形色色的历史沉渣纷纷泛起。我留意了一下一些蠕教分子的言论，特别是台湾一个被称为“国学大师”的叫做南怀瑾的人写的鼓吹蠕教的书。且不说他书里面那些可笑的常识性错误，如已经被很多专家如张中行指出的作者对“无友不如己者”“不如诸夏之亡也”等含义的解释完全是不顾常识按照自己的需要蓄意曲解篡改，甚至连通假的常识都不顾了。但说以此为代表的蠕教分子的那些戏说历史的弱智言论，完全是在故意误导没有古文根基，没读过原始典籍的读者。这一类摩登蠕教，虽然经他们胡乱引申发挥，跟他们祖师爷的原始意义已经有所出入，但是本质还是差不多的，而且因为这些言论是很有代表性的，是现阶段蠕教分子极力宣扬鼓吹并且在中国很有市场的一类言论（他们甚至还大肆鼓动所谓的“读经运动”，实质上早就堕落成商人牟利的做秀表演），所以我们下文就以此来看看。虽然现在的蠕教分子已经不好意思再提什么“尊王”“忠君”之类的垃圾了，而是改口宣扬什么“孝悌”才是蠕家的本义，妄图以此迷惑世人，博取人心，不过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只是他们为其祖师爷遮丑的无耻谰言。《论语》一开篇，学而第二，有子就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段话清清楚楚地将蠕家所要宣扬的“孝悌”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表露了出来，宣扬“孝悌”从来不是什么蠕家的“本义”，只是手段，维护君尊臣卑统治秩序的权宜之术而已。可惜即使是这样，他这话也说得太早了一点，古代实行科举制之前，普通人要做官有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举孝廉”，曹操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的为人倒也确实是很“孝悌”，为报父仇，发兵攻打陶谦，一路屠城，残杀了数以千万计的百姓，这就是蠕家所推崇的“为仁之本”吧。至于犯上作乱，那他更是“不鲜矣”。这样“孝悌”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数不胜数。篡汉的王莽，也是一个著名的“大孝子”。实际上，一个人是否爱父母跟他是否爱邻居，人民，国家，根本没有任何逻辑关系，相反，一个人倒是有极大可能性为了狭隘的“孝”作出损公肥私，伤害他人的事情，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还少吗？以孔子自己的言行为例：《论语》子路篇第十八，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注：偷盗）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於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说老实话，如果我的亲人做了错事或者犯了法，我也是会为其隐瞒包庇的，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也是会这么做的，人之常情嘛，不过我还能意识到我这么做是错误的，而且违法，如果没被抓住就算了，抓住了就认栽。可孔子就能够厚颜无耻颠倒黑白地说“直在其中矣”，你要做见不得人的事你就做嘛，你还硬要强词夺理把你做见不得人的事说成是“正义的”，自此之后，就开创了中国人一种很恶劣的传统：即，到底什么是正义，真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将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解释成是“正义”“真理”。所以说蠕家文化虚伪得令人发指。蠕家宣扬的“孝悌”是很有迷惑性的，表面上看，爱父母应该是一种很高尚的道德，也是人类的普遍道德原则，可是蠕家志不在此，他们所宣扬“孝悌”只是作为维护君尊臣卑等级秩序的手段，权宜之术而已。即使这样，蠕家文化中的“孝道”比起墨家的“兼爱”境界也是有天壤之距。人生三大感情，亲情友情爱情，我们先讲亲情，因为这是人伦之首。人所共知的是，母爱父爱是世上最伟大最崇高最纯洁的感情。中国人拼命地生育，而且重生男不生女，就是作为一种养老的投资。所以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亲生的子女，往往比对待亲生子女感情淡薄，疏远，而且极力防止养子女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世，因为他觉得这种投资不保险。中国人的皇位是一定要传给自己亲生儿子的，不然的话，就是被视为变了天，失了权，要动刀流血的。中国的重男轻女思想极为严重，为什么？因为生男是一种合算的投资，生女是一件赔本的生意，生女不能给自己养老送终，是没有价值的投资。中国的农村，抛弃甚至杀死初生的女婴的情况非常普遍，我在农村时，就经常看到有人将生下来的女婴悄悄杀死埋掉。虎毒尚不食子，在爱这个领域，部分中国人的道德水准甚至连**都不如。而中国人由于其一开始的父爱母爱就是出于一种隐含势利的养老投资，所以其衍生出来的“孝道”本质上也只是一种还债性质的行为。中国人虽然自以为是地强调并吹嘘所谓的“孝道”，但是中国社会的老有所养，老有所依问题从来就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过，特别是在人没有能够有机会作出生养子女这种投资的情况下。中国的城乡中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靠拣垃圾为生的老年人，可以说，中国人才是世界上最没有孝心的民族。中国人所谓的“孝道”是非常虚假的，是一种还债性质的行为，当然，能够知恩图报也是一种美德，但是中国人由于背负着这种还债的心理包袱，尽管家庭内部如婆媳关系紧张恶劣，也要碍着面子勉强凑合着过，再加上彼此生活习惯的差异冲突，长期这样压抑的生活，就容易产生一种变态心理，导致中国人在表面“孝顺”父母的形式下，变相地虐待父母，如把父母当作是带小孩做家务的免费保姆，以求得心理平衡；或者是在父母在世时对其刻薄寡恩，父母死了之后又来隆重地“厚葬”，以此形式主义标榜自己“孝顺”。这是中国人在中国文化这个污浊环境中难以摆脱的悲哀。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只有中国才有，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如印度，也有这种“大家庭”的传统，因为这是一种农业社会遗留下来的共有传统，但是别的国家民族都没有发展到中国这样变态的“孝道”。中国古代，子女对于父母是有一种人身依附关系的，父母对于子女有绝对的支配权力，可以生杀予夺，如同君对臣，“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是有真实的刑律制度支持的，父母如果认为子女不孝，可以不需要任何证据，向官府控告，就直接定罪，处死（一般都是陵迟），在这样残酷的刑律支持下，中国古代当然“孝子”多多，这就是中国文化所谓“孝道”的真实本相。蠕家文化的虚伪性还典型地表现在《论语》学而第十一章：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三年在这里是表示“多年”的意思，但后世守孝则确以三年为期）为什么父在观其志？因为古时候父亲在世时，儿子不能自主行事，要按照父亲的意志行事，要百依百顺。这倒也罢了，可为什么父亲去世了，仍然要“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这不是发神经吗？你爹都死了，你再假惺惺地“无改于父之道”，装出一副“孝顺”的样子，还能对他有何益处？再说了，你要“孝顺”，要“无改于父之道”，那就应该一辈子“无改于父之道”嘛，做人要有始有终，为什么三年（或×年）就不了了之？这到底是出于“孝顺”，还是做秀，还是怕坐牢，还是怕鬼魂缠身？而孔子自己又是怎么做的呢？孔子的母亲刚死不久，他还在守孝期间，听说季氏举办宴会，就不顾自己还在守丧的身份，急忙赶去蹭饭吃，结果被季氏家臣阳虎赶了出来。所以说蠕家文化虚伪得令人发指。蠕家所提倡的所谓“孝道”，“以孝治天下”，在现代社会中根本就不具有可操作性。硬要强制性地搞什么形式主义的“孝道”反倒造成父母子女之间的感情隔阂。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是大错特错！人的道德不是天生而来的，正是依靠法制约束才能建立起人的道德观，羞耻感，而蠕家将道德说教的重要性置于制度建设之上，从一开始就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后来发现行不通时，又开始用严刑峻法来弥补，这又错上加错。这是蠕家文化的致命缺陷。还有，蠕家宣扬的这个“仁”的理念，跟我们通常理解的“仁爱”有很大出入。确切地说，蠕家的“仁”这个概念，指的是一种道德规范，而这个道德规范是要以符合君为臣纲的统治秩序来衡量的。所以有的时候，“仁”的理念与“仁爱”有相重合之处，因为便于维持统治秩序；但更多的时候，“仁”则与“仁爱”毫不相干，甚至完全相反。比如说，“仁”最高的标准就是不能“越礼”，也就是说诸侯使用的祭祀礼仪规格以及行政待遇不能超过天子。以此类推，社会中不同等级的人都不能有超过上级阶层的待遇规格。孔子的学生颜回死了，无钱安葬，颜回的父亲请求孔子把自己的车卖了给自己换棺材安葬儿子，孔子说：卖了车我就只能走路了，而我是曾经做过官的人（曾居大夫），照礼不可以步行的，所以这事我帮不了你。这就是孔子所谓的“仁”和“礼”。《论语》八佾篇第一，孔子谓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仅仅因为人家多安排了几个参加祭祀的舞者，他就暴跳如雷到这种程度，但是从没看见他对在残酷的奴役压迫和诸侯战争中的民众苦难表现出这样的愤怒过。由此就可以看出孔子心目中的“仁”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孔子自己就坦承：仁就是“克己复礼”。蠕家所说的“仁者爱人”，这个“人”，是有特定意义的，也就是说是要符合统治要求才能算是“人”，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顺之者人也，逆之者**也。你不听他的话，他就不“爱”你了，甚至你连人都不算了，他可以动手杀你。孔子跟随鲁定公去与齐国会谈时，仅仅因为对方奏乐时跳的舞不符合他认定的“礼”，就硬逼着齐景公砍掉了舞蹈者的手脚。（热爱崇拜蠕家文化的叶公好龙者注意了：我知道你们很多是喜欢跳街舞，迪斯科的爱国小愤青，如果你们回到你们梦想生活的孔子时代，你们很有可能会被砍掉手脚的）孔子任鲁国大司寇时，因为大夫少正卯聚众讲学，把孔子的门徒都吸引过去了，使得“孔子之门三盈三虚”，恼羞成怒的孔子就找了几个莫须有的罪名把少正卯杀了。所以说蠕家文化虚伪得令人发指。

三星堆遗址与三星堆文化（孙华）三星堆文化是分布在中国西南的四川盆地内，年代范围大致在公元前1700年至前1200年间的青铜文化。该文化以四川省广汉市南兴镇三星堆遗址为典型遗址，范围广大，因该遗址最主要的考古工作和最重要的考古发现都集中在名为“三星堆”的土丘周围，故名。三星堆遗址是成都平原持续时间最长的先秦聚落和城邑，也是长江上游地区已知的规模最大的青铜时代古遗址，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是四川盆地最早的青铜文化，在中国青铜时代考古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化为研究探索传说中古蜀国的早期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北宋亡国时，它的八十万禁军去哪儿了？八十万禁军下落《水浒传》里有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上过梁山、打过方腊、平过辽邦，一身武艺几乎就是为战场而生的，那他的徒弟想来也很能打吧? 　　这个问题，第一次南下攻宋的金国将帅，和我们一样不知虚实，闹到要向宋朝官员求证的地步。　　贯通宋徽宗、钦宗、高宗三朝大事的史学名著《三朝北盟会编》记载：　　金国的东京留守是个渤海人，姓高，汉语流利，与辽国汉人无异，就受命询问被劫持的宋朝官员沈琯：　　“闻南朝有兵八十万，今在何处?今何不迎敌?” 　　沈琯回答：“散在诸路，要用旋勾唤。汴京左右约有四、五十万，黄河两岸须有大兵守之，必不可过。” 　　想象一下二人问答时的神态，一个是气势汹汹的伪军头子，一个是被抓的地下党干部，前者问得傲慢，后者答得自信，按照主旋律的情节，接下来该是侵略者在铜墙铁壁前碰得头破血流，潜伏者慷慨就义。　　孰料想，这支金国军队，总数不过6万人，其中契丹、渤海、奚族伪军就超过3万，自燕山府(今北京市)南下，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到黄河北岸，才碰到传说中的“八十万禁军”。　　宋朝皇帝派步军指挥使何灌率禁军2万驻守黄河浮桥，又派宦官梁方平带7000骑兵驻守浚州(今河南浚县)，截断河桥，防备要冲，看起来戒备森严。　　不料，仅仅是投降金军的伪军“常胜军”2000人杀来，梁方平就望风而逃，7000骑兵争相渡河逃窜，常胜军在桥头稍稍劫杀一下，宋兵自相践踏，挤下黄河淹死数千人，而常胜军不过3人受伤。　　骑兵崩溃后，何灌的2万禁军立刻撤退，不想“常胜军”一直追击到了汜水，两军还没接火，林冲的“好徒弟”们竟然“惊溃”，也就是吓炸营了，化身2万头猪……狼奔豕突。　　而沈琯寄予厚望的“两岸大兵”更是不堪。　　金军渡河时只找到能坐6、7个人的小船10多只，一波波渡黄河，花了6天，才把骑兵运过去，事后金人军官感慨：　　“南朝可谓无人矣，若有一二千人，吾辈岂能渡哉!” 　　问题是，别说是1、2千兵马，就连折腾了北宋人民几十年的徽宗皇帝，第一反应都是去亳州烧香…… 　　对，你没看错，是去道观烧香，在半夜里打开首都城门，一路狂奔。　　接下来的历史，我们都知道了，守城、求和、金军退兵;再守城、再求和，金军不退了!靖康二年(1127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金军破东京，十二月初二，钦宗投降，次年四月，金军携宋徽宗、钦宗二帝及妃嫔、宗室等3000多人北还，北宋灭亡。　　后蜀花蕊夫人曾有诗云：　　“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讽刺后蜀10万大军拱手向北宋投降，到了北宋军人面对金国铁蹄的时候，确实没有多少人投降，但是远远超过八十万的男儿们，又去哪里了? 　　北宋一朝一直有“冗兵”的说法，据时任三司使的蔡襄计算，英宗初，全国禁军、厢兵共118万余人，需支出养兵费用4800万贯铜钱，占总支出的60%-70%，而当时国家全年收入不过6000多万贯而已。　　宋太祖开宝末年，全军兵力378,000人，其中禁军(中央军)193,000人; 　　宋仁宗庆历五年，全军兵力1,259,000人，其中禁军826000人;几年后的皇祐初年，总兵力已经达到1,410,000人，这也是史书可见的北宋兵力的峰值。　　到了宋哲宗朝，历经王安石改革裁军，宋军总兵力仍有80万人，其中有禁军60万，厢军(地方军)20万。　　所以，《水浒传》中说“八十万禁军”有点穿越，毕竟讲的是徽宗朝的事情，用的却是仁宗朝的峰值数据，反倒是南征的金国将帅搞情报搞得透彻，知道哲宗、徽宗朝的总兵额才“八十万大兵”。　　然而，就算是裁军裁了60万，在金军纵横黄河两岸的时候，剩下那80万军人又去哪儿了? 　　答案是：被蛀虫们吃掉了。　　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枢密院(相当于总参谋部+国防部)报告，禁军缺额24万，新招兵10万，仍缺14万。　　按照北宋亡国后，李纲的反思(1127年)，徽宗朝禁军中往往只有名额，却宁可空缺不补充兵员，军中连一半的人都没有。　　到了政和年间，宋徽宗的宠臣童贯统兵，河北地区的军队只剩下20%-30%，留下的名额拿来吃空饷，攒出钱来送给皇帝挥霍。原本屯驻重兵的陕西地区，军队力量也虚耗殆尽，到东京被围困，西军统帅种师道带来的援军，不过15000人。　　吃空额吃到这个份上，可以说是登峰造极，80万兵马，吃掉70%-80%，所剩不过20万左右，扣除陕西、河北边境的守军，人口过百万的东京汴梁还能有几个兵在? 　　不仅如此，就连这些留在军中的“男儿们”，也是蛀虫们下口的食粮，根本不足用了。　　徽宗朝总管军政的太尉高俅，即“多占禁军，以充力役。其所占募，多是技艺工匠……凡私家修造，砖瓦、泥土之类尽出军营。” 　　高太尉拉野战军干工程，已经不同凡响了，到了亡国前后，更是变本加厉：　　“帅臣、监司与夫守、倅、将、副多违法徇私，使禁卒习奇巧艺能之事。或以组绣而执役，或以机织而致工，或为首饰玩好，或为涂绘文缕，公然占破，坐免教习，名编卒伍，而行列不知，身为战士，而攻守不预。” 　　感情北宋那支曾经扫平十国的禁军虎狼，此时的主业竟然是给领导做刺绣、织绢布、做首饰、当画工…… 　　难怪北宋的亡国之君宋钦宗在诏书中都承认：　　“今三衙与诸将招军……既到军门，惟以番直随从，服事手艺为业，每营之中，杂色占破十居三、四，不复教以武艺”。　　国家的中央军主力，招兵之后，不是练兵习武，而是做保镖、学手艺，比例竟能占到总数的30%-40%，还是连皇帝都知道的“秘密”，何止是滑稽? 　　这几个数字结合起来看，偌大的北宋王朝，又能有几个可战之兵?又能有几员可用之将? 　　可以说，北宋军队中随处可见的腐败分子们，亲手将国家的堤坝蛀得通透，偶有一波大浪袭来，就是坝毁人亡的惨剧，后人岂可不警醒?

中医针灸经穴、奇穴位置歌诀一、手太阴肺经（五穴）中府乳上三肋缝，尺泽曲肘纹外呈，列缺交叉食指尽，太渊掌后挠头空，少商穴在大指内，爪甲角处一分明。二、手阳明大肠经（六穴）商阳食指甲角内，合谷虎口歧骨中，曲池屈肘纹头是，三里池下二寸逢，肩禺肩峰举臂取，迎香鼻旁五分应。三、足阳明胃经（十四穴）四白目下一寸处，地仓口角旁四分，颊车耳下临曲颊，下关耳前颧后扪，头维头角入发际，梁门中脘二寸匀，天枢脐旁平二寸，梁丘膝上二寸屯，犊鼻髌骨外陷取，膝下三寸三里村，上廉膝下六寸是，丰隆膝眼踝间寻，内庭次指外侧在，历兑次指甲角根。四、足太阴脾经（六穴）隐白大指内甲角，太白核后赤白间，踝上三寸三阴交，膝内辅陷阴陵泉，血海膑边上二寸，大包腋下六寸悬。五、手少阴心经（四穴）少海肘内纹髁间，通里脘后一寸穿，神门锐骨端内是，少冲小指内甲边。六、手太阳小肠经（四穴）少泽小指外甲角，后溪握拳节后方，养老转手髁空取，后宫耳屏之前藏。七、足太阳膀胱经（二十五穴）晴明穴在内眦角，攒竹眉尖凹陷前，通天顶骨结节内，天柱哑旁一寸三，风门二椎寸半外，肺俞三椎五心田，七膈九肝十是胆，十一十二脾胃连，肾俞十四椎旁在，大肠十六椎旁偏，小肠十八膀十九，次蓼骶骨次孔填，膏盲四椎旁三寸，骶骨四孔旁秩边，承扶臀下纹中取，委中馘窝纹中安，承山踹下分肉尖，昆仑外踝骨后陷，申脉踝下五分寻，至阴小指爪甲观。八、足少阴肾经（五穴）涌泉足心前凹陷，太溪穴在踝跟间，复溜内踝上二寸，横骨平取曲骨沿肾经终穴名俞府，任旁二寸一肋前。九、手厥阴心包经（四穴）曲泽肘窠横纹中，中关掌后二寸通，掌后横纹大陵在，中指末端是中冲。十、手少阳三焦经（八穴）关冲无名指甲外，中渚四五掌骨间，阳池腕上横纹内，外关纹上二寸看，天井肘后一寸见，肩蓼肩后一寸攀，翳风就在耳垂后，丝竹空在眉梢弯。十一、足少阳胆经（十四穴）外眦五分童子蓼，听会耳屏前下凹，率谷耳上寸半是，风池耳后发际标，肩井缺盆上寸半，带脉平脐正当腰，环跳髀枢内陷取，风市垂手中指稍，阳陵泉在腓头下，光明踝上五寸翘，悬钟踝上三寸找，蚯墟外踝前部绕，侠溪四五指缝后，窍阴四趾甲外牢。十二、足厥阴肝经（五穴）大敦拇指爪甲根，行间大次趾缝扪。太冲本节后寸半，章门十一肋端存，乳下二肋有一穴，任旁四寸号期门。十三、督脉（九穴）腰俞二十一椎下，命门十四椎下藏，太阳七椎之下盛，大椎一椎之上量，哑门后发五分入，风府一寸宛中当，百会耳尖头顶上，上星前发一寸光，鼻下水沟上端找，人中就在陷中央。十四、任脉（九穴）任脉直上走腹胸，曲骨一寸中极停，再上一寸关元穴，脐下寸半气海充，神厥就在脐中央，脐上四寸中脘容，巨厥肚脐上六寸，两乳之间膻中平，胸骨上窝天突穴，承浆下唇凹中明。奇穴（十六穴）两眉中间是印堂，金津玉液舌下方，鱼腰眉毛正中取，目外一寸见太阳，喘息七椎寸旁找，四缝指节横纹藏，十宣十指尖端取，鹤顶髌骨上中央，维胞骼前上棘下，阑尾膝下五寸量。

妇好——善战受宠的将军王后（于璐） 197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殷墟遗址中心的小屯西北，发现了一座没有被盗掘的墓葬，获得了大量精美文物。由于这座墓葬所出青铜器多有“妇好”铭文，通称为“妇好”墓。妇好墓是一座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口长5.6米，宽4米，深7.5米。东西两壁各有一长条形壁龛，埋有殉人，墓底四壁有经过夯打的熟土二层台，墓底中部偏南发现腰坑一个，内有殉人一具和殉狗一只。葬具有木椁和木棺。椁板用平整的木板构成，因长期浸泡在水中，已经腐朽。木棺位于椁的中部偏南，发现漆皮和织物痕迹，由此可以看出原先的棺木相当精美华丽。随葬的器物主要发现于墓葬填土、木椁顶部、椁室以及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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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习俗起源于古代禊礼（王洪军）　　端午节即农历五月初五，又叫五月节，是一个流传较广的民俗性节日。相传爱国诗人屈原在这一天投江殒身，端午节便被染上了爱国主义的色彩，有了纪念的意味。实际上，端午节的起源比我们能够想象的时间要早得多，不仅可以追溯到三代时的禊礼，甚至是更古老的先民生殖习俗。　　关于禊礼，应劭认为：“禊，谨按《周礼》：‘男巫掌望祀望衍，旁招以茅’，‘女巫掌岁时以祓除、衅浴’。禊者，洁也。春者，蠢也，蠢蠢摇动也。《尚书》‘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析也。疗生疾之时，故于水上衅洁之也。巳者，祉也。邪疾已去，祈分祉也。”（《风俗通义》卷八）这样看来，褉礼是在“蠢蠢摇动”的春天的水边进行的一种洗浴活动。仲春之月，万物萌动之际，人们来到河边，洗涤一个冬天累积的尘垢，以及过往的积恶，使自己能够以洁净的躯体和爽利的精神，迎接春天的到来，从而获得福祉。《后汉书·礼仪志》颇为详细地记载了汉代禊礼的盛况：“是月（三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为大洁。洁者，言阳气布畅，万物讫出，始洁之矣。”刘昭注：“谓之禊也”。从应劭和刘昭的解释可以知道，禊礼即为《周礼》女巫所职的祓除礼。　　《周礼·春官·女巫》云：“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郑玄注：“岁时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贾公彦疏：“释曰：‘岁时祓除’者，非谓岁之四时，惟谓岁之三月之时，故郑君云‘如今三月上巳’解之。一月有三巳，据上旬之巳而为祓除之事，见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周礼注疏》卷二六）古人以干支记年月日。一个月三十天，甲子为第一日，第六日为己巳，第十八日为辛巳，第三十日为癸巳，一个月有上、中、下三巳。三月上巳，又称之为初巳、元巳，即三月的第六日。　　有关三月上巳习俗的描绘，最典型的莫过于春秋时期的郑国。《诗经·郑风·溱洧》云：“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兮。……洧之外，洵吁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在春天的溱洧水滨，士与女秉兰祓除，相与戏谑，摒除了礼制僵硬的束缚，完全体现了天人合一、性情合一的自然人生状态的真诠。“当自然的生命从沉睡和封闭的冬季觉醒的时刻，人类自身的生命也投入了欢快舒畅的酒神怀抱中，连中国这最保守的民族也提倡‘仲春二月，奔者不禁’，人为的伦理阻止不了自然生命的冲动”（傅道彬《中国生殖崇拜文化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116页），可谓一语中的。在郑国，“秉兰”或者说“佩兰”传递的是求爱、求欢的信息。《左传》宣公三年（前606）记，郑文公爱妾燕姞，梦见天使赠给她兰花。不久，文公见到燕姞，真的给她一支兰花并让她侍寝，孕而生子，即名兰，就是后来的郑穆公。“燕姞梦兰”系“执兰”这一宗教性仪式最好的诠解。在传统的古朴风俗潜移默化影响下的郑国女性，对于爱情的追求却既泼辣又大胆，绝不虚伪而是直奔主题。其率真的个性、热烈的吟唱，在《郑风》里有着很好的表现：“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女曰鸡鸣》）、“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萚兮》）、“子不我思，岂无他人”（《褰裳》）、“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子衿》）、“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野有蔓草》）。这种以宣誓情爱为色调的吟唱，产生了足以惑人心智的世俗化音乐，由于无法满足孔子礼乐治世理想的需要，故被斥之为“淫声”。唐代孔颖达认为：“郑国淫风大行，述其为淫之事。言溱水与洧水，春冰既泮,方涣涣然流盛兮。于此之时，有士与女方适野田，执芳香之兰草兮，既感春气，托采香草，期于田野，共为淫泆。”（《毛诗正义》卷七）实际上，禊礼的真谛在于天地相感，万物萌生，男女偶处，风雨行时，是传统的自然观、生命观、情爱观最好的体现。春天祓除，不仅在于洗涤宿垢，更是在向上天乞求生命。从求子的意义上说，就是“（简狄）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玄鸟生商故事的宗教化、礼仪化。“禊”字是“示”和“洁”的组合，这恐怕不是一种巧合。　　《韩诗》薛君《章句》曰：“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祓除不祥。”（《后汉书·礼仪志》注）三月上巳的祓禊礼，原本是洗浴求子之义，在郑国又衍申出了“招魂续魄”的内涵，以至于战国后期楚国出现了《招魂》诗，这绝不是偶然的现象。　　魂魄，于道而言之，是指自然的天地二气。《淮南子·主术训》曰：“天气为魂，地气为魄。反之玄房，各处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于天道。”仲春二月，招魂续魄的目的在于唤回被凛冽寒冬封藏的蕴含勃勃生机的天地之气，“天气为魂”实乃阳神，“地气为魄”是指阴神，阴阳和合才会呈现出阳春发生的一切机理，即所谓“天气始下，地气始上，阴阳错合，相与优游竞畅于宇宙之间”（《淮南子·俶真训》），所以，才有“秉兰草”而祓除、相约于溱洧之滨的欢歌谑笑。于器而言之，是指祭祀的仪式。《周礼·天官·玉府》：“大丧，共含玉，复衣裳。”郑司农云：“复，招魂也。衣裳，生时服。招魂复魄于大庙，至四郊。”在这个意义上，招魂续魄演变成两种祭祀方式。一是衣冠冢。人死之后，无法找到遗体，只能招魂以衣冠下葬。二是巫降之礼。《周礼》：“司巫凡丧事，掌巫降之礼。”注曰：“巫下神之礼。”贾公彦疏：“人死骨肉下沉于地，精魂上归于天。天地与神人通，故使巫下神。”（《周礼注疏》卷二六）举行巫降之礼的目的，在于唤回已经回归上天的魂魄。祓禊之礼原本就是女巫的职守。在沐浴祓除的演变过程中，巫降的仪式趋于弱化，招魂续魄的意义残存下来。　　三月上巳的礼俗活动是由祓禊之礼演变来的，而祓禊之礼的内涵，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增加，在最原始的求子意义上，演化为洗浴迎春的礼仪活动，仍保留了“招魂续魄”的涵义。周代以降，祓禊礼基本上在三月上巳举行。沈约云：“自魏以后，但用三日，不以巳也。”（《宋书·礼志》）检阅典籍，曹魏之后，三月上巳和三月三日是并行的。民间节日日期的选择与当地的习惯有关，恐怕和政治关系不大。　　祓禊礼选择三月三日，沈约讲明了缘由。“旧说，后汉有郭虞者，有三女。以三月上辰产二女，上巳产一女，二日之中而三女并亡，俗以为大忌。至此月此日不敢止家，皆于东流水上，为祈禳自洁濯，谓之禊祠。分流行觞，遂成曲水”（《宋书·礼志》）。该故事解释了祓禊礼的来历，显系民间故老传言，并不能作为史事来源的依据。刘昭便批评说：“郭虞之说，良为虚诞，假有庶民旬内夭其二女，何足惊彼风俗，称为世忌乎？”（《后汉书·礼仪志》注）实际上，沈约对这样怪诞的传说也是半信半疑，其后罗列文献以为，祓禊礼是由周礼演变而成的。　　从时间上看，端午节无论如何也不能是三月上巳或者是三月三的祓禊节，也没有文献证明三月上巳就是端午节，只是在招魂续魄的意义上，两者有些接近。为了解决端午节与三月上巳的关系问题，我们必须从古代历法入手。　　最早在三月上巳进行祓禊活动的是郑国。陈美东以《史记·郑世家》的历日为研究依据，认为“郑历宜为建丑”（《〈史记〉西周共和以后及东周年表初探》，《自然科学史研究》2001年第3期）。郑国采用殷商人的历法，学者们对此并无异议。《史记·历书》曰：“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这就是说，周人以十一月为岁首即建子，殷人以十二月为岁首即建丑，夏人以一月为岁首即建寅。我们以夏正作为基准，夏历二月，便是殷历三月，周历四月。《左传》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梓慎曰：“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司马迁的说法与此相合。根据《春秋》、《左传》、《国语》、《史记》等文献史料的记载，研究者发现，郑国、宋国都使用殷正。　　《史记·夏本纪》：“太史公曰：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夏小正》是儒者公认的夏代历法。《大戴礼记·夏小正》二月：“绥多女士。绥，安也。冠子取妇之时也。”“来降燕，乃睇。燕，乙也。降者，下也。”相应的记载，在周代典籍里要详细得多。《周礼·地官·媒氏》：“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郑玄注曰：“中春阴阳交，以成昏礼，顺天时也。”（《周礼注疏》卷十四）《礼记·月令》记仲春之月，“玄鸟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从以上材料看，两者的内容大同小异。从历法上来分析，夏历的二月应该是周历的四月，时序无法吻合。所以，我们必须了解周代的历法。　　周人建国之后，颁布周历，以十一月为岁首。周人常常以夏人自居。《尚书·君奭》谓“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所以，周人也施行夏历。朱鹤龄《春王正月辨》云：“东莱吕氏谓‘三正通于民俗’，斯言当矣。盖史官纪时事则从周正，月令纪岁功则从夏正。从周正者，多出于朝廷政令之施设；从夏正者，多出于民间士女之话言。二者并行不悖。”（《愚庵小集》卷十二）也就是说，《月令》所记是夏时，《夏小正》的二月与《月令》的二月是一致的，物候几乎无差别。“周监于二代”，政事因袭不足为奇。仲春二月玄鸟来归之时，令会男女及奔者不禁，既是夏、周政令的延递，又是民俗的传承。《夏小正》及《月令》仲春二月玄鸟来归的禖祭，相对应的是使用殷历的郑人三月上巳的祓除，两者是不同时期同一季节、同样内容祭祀活动的传承和延续。蔡邕以为三月上巳之俗出于祓禊，并且古已有之：“自上及下，古有此礼。今三月上巳祓禊于水滨，盖出于此。”（《后汉书·礼仪志》注）其论是比较中肯的。　　楚国所使用的历法问题，颇为复杂，研究者多以出土文献中的九店楚墓《日书》、云梦秦简《日书》、包山楚简纪时材料作为立论依据，辅之以传世文献，出现了周历、夏历、颛顼历三说。各有持论，言之凿凿。笔者以为，楚国使用颛顼历还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　　楚人自称古帝颛顼之裔，颛顼系高阳氏，屈原“帝高阳之苗裔”（《离骚》），便是明证。楚大夫观射父谓楚昭王曰：少皞氏没，颛顼氏兴，“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夏商之世，“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国语·楚语下》）。重和黎的职守，《尚书·尧典》云：“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孔传曰：“重、黎之后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时之官。”（《尚书正义》卷一）通俗地讲，就是观测天象，制作历法，明确时序，其目的在于调理阴阳，属理万物，以达成化治。　　羲和为重黎之后，楚亦为重黎之后。史伯言于郑桓公：“荆子熊严，生子四人……，且重黎之后也。”（《国语·郑语》）班固直接谓：“夫楚，重黎之后也。”（《汉书·地理志下》）作为颛顼和重黎的后裔，楚国有着较一般诸侯国发达的历法。如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十二月相图、云梦秦简《日书》秦楚月名对照表等等，无不说明楚国的历法自有系统，实用性也更强。　　关于楚国的历法，日本学者平势隆郎的研究结论非常谨慎，认为：“‘楚历’以立冬为章首，而可能称为‘颛顼历’。”（《“楚历”小考——对〈楚月名初探〉的管见》，《中山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曾宪通《楚月名初探》（《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强调楚国使用颛顼历。王胜利认为：“楚用亥正。”（《关于楚国历法的建正问题》，《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2期）楚使用颛顼历，虽然有个别研究者提出异议，但多数学者还是持肯定意见的。　　楚国使用颛顼历，以冬十月为岁首即建亥；郑国使用殷历，岁首在十二月；《月令》使用夏历，岁首在一月。由此可知，楚国五月，是郑国三月，是《月令》二月。而《月令》二月，玄鸟来归，祭祀高禖，奔者不禁；郑国的三月，溱洧之滨，士与女手执芳香兰草，相约沐浴，戏谑欢歌，放浪形骸。而此时正值楚国的五月。邻国的烂漫和热情传递给重黎的后裔，也开始“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蹇将憺兮寿宫”（《九歌·东皇太一》）。由诗句可知，战国时期的楚国已经流行“浴兰汤沐”。值得注意的是“寿宫”一词，何新认为“‘寿宫’乃是祭社神——即高媒母神的神宫”，中国的寿宫高媒社祭，是“繁殖礼”的遗风，这种繁殖巫术“伴随着某种性爱活动”（《九歌十神奥秘的揭破》，《学习与探索》1987年第4期）。可见，楚国的“浴兰汤沐”和郑国的三月上巳以及仲春二月奔者不禁，是性质相同的民间习俗。　　《太平御览》卷三一引《风俗通》云：“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瘟。”《后汉书·礼仪志》记：“五月五日朱索五色桃印为门户饰，以止难恶气。”直至汉末，五月五日和屈原还没有发生任何关系。由吴入魏仕晋的周处著《风土记》曰：夏至日，“为角黍，人并以新竹为筒糉，楝叶插五彩系臂，谓为长命缕”（《荆楚岁时记》注）。到了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载：“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曲忽见一士人自云三闾大夫，谓曲曰：‘闻君当见祭，甚善。常年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当以楝叶塞其上，以彩丝缠之。此二物，蛟龙所惮。’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五花丝，遗风也。”吴均系吴兴故鄣人，一生未到过荆楚，“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亦未见此前其他文献记载，但为民间传闻而已。其后，梁元帝时宗懔作《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四民并蹋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以菖蒲或镂或屑以泛酒。是日竞渡，采杂药，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条达等织组杂物，以相赠遗，取鸲鹆，教之语。夏至节日食糉。”宗懔在荆楚一带做过官，对于当地的儒林旧事及民间传说是熟悉的。也就是说，直至南朝梁，五月五日还是被称为浴兰节的。在这一天，四民出行踏青，采艾草等，手臂系五色丝线，馈赠礼物，和我们今天的端午节习俗几乎是一致的。只是在士大夫的眼里，五月五日的浴兰节和屈原还没有发生直接的关系，粽子是到了夏至日才吃。　　隋朝杜公瞻注《荆楚岁时记》：“《楚辞》曰：‘浴兰汤兮沐芳华。’今谓之浴兰节，又谓之端午。蹋百草，即今人有斗百草之戏也。”又曰：“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并命舟楫以拯之。……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越地传》云：‘起于越王勾践’，不可详矣。”到了隋代，五月五日的沐兰节和屈原的传说才发生关系，但是传闻异端，无所定指。尤其是五月五日竞舟，是祭奠伍子胥，还是屈原，士大夫尚无法肯定。　　到了唐代，已经成为一种风俗，屈原随之也走进了诗篇。天宝进士禇朝阳《五丝》诗曰：“越人传楚俗，截竹竞萦丝……但夸端午节，谁荐屈原祠。把酒时伸奠，汨罗空远而。”僧人文秀《端午》诗云：“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然而宋人尚有疑问，葛立方曰：“今江浙间竞渡，多用春月，疑非招屈之义。及考沈佺期《三月三日独坐州》诗云：‘谁念招魂节，翻为御魅囚。’王绩《三月三日赋》亦云：‘新开避忌之席，更作招魂之所。’则以元巳为招屈之时，其必有所据也。”（《韵语阳秋》卷十九）元巳即为上巳。三月上巳本来即有招魂续魄的涵义，三月三日的诗或赋有招魂之语，并不值得奇怪。“疑非招屈之义”是很有见地的。清初沈自南《艺林汇考·饮食篇》引明人余氏《辨林》曰：“古俗五月五日烹龟、食糉，盖取阴阳尚包裹未分之象，俗以竞渡为屈原而作，并以角黍亦为屈原而作，盖自《续齐谐》所载之谬耳。”冬至之日，阴气达到了极致，阳气萌生并滋长。阴阳包裹而未分，系指春天阴阳二气胶着混沌的状态，在阴阳达到平衡状态之后，阴气渐行消退，阳气呈上升态势，直至夏至。五月五日吃粽子，最常见的粽子里边是放枣的，正是取其包裹之意，和屈原原本没有关系。　　综上，楚国五月的端午节，初为浴兰节，系郑国三月上巳。二者皆为“玄鸟生商”生殖习俗的流变。《夏小正》及《月令》所谓“奔者不禁”、“令会男女”的深层文化内涵被节日的仪式固定下来。直至东汉末，五月五日和屈原尚无干系。楚国五月初的祭祀活动，在民间逐渐和屈原为国不惜殒身投江的行为结合起来，选择五月五日来祭奠屈原，当发生在东晋末到南朝初中原板荡、故国丘墟之际。人们思念大义凛然、为社稷以死的屈原，在汨罗江上招屈原之魂，招故国之魄，遂成风俗，直至今日。

《封神榜》商纣王原型—— 明朝藩王（转）明朝虽有《祖训录》、《宗藩条例》、《明会典》等宗藩律令，但一些藩王依仗其皇族的地位，在藩地暴厉杀人，恶逆弑父，荒淫腐化，祸害百姓。在明代封建诸藩中，很难找到没有劣迹的藩府。而诸藩中，为恶多端者又比比皆是。秦王朱樉，“于军民之家搜取寡妇入宫，陆续作践身死，非人所为”，“将番人七八岁幼女掳到一百五十名，又将七岁八岁九岁幼齤男阉割一百五十五名。” 晋恭王朱，“一日无事，以军马围村落，屠无罪二百余家，其惨酷尤甚。常饲恶犬，以啮人为乐，犬不啮人，即杀其犬。小儿为犬所啮，死者甚众。” 齐王朱榑，“以武略自喜，然性凶暴，多行不法。”，“阴畜刺客，招异人术士为咒诅”。代简王桂，永乐下旨责备“闻弟纵戮取财，国人甚苦，告者数矣”，“时时与诸子逊炓、逊焴窄衣秃帽，游齤行市中，袖锤斧伤人。” 岷庄王楩，“沉湎废礼，擅收诸司印信，杀戮吏民。” 谷王橞，“夺民田，侵公税，杀无罪人。长史虞廷纲数谏，诬廷纲诽谤，磔杀之。” 郑靖王朱瞻墉，“暴厉、数毙人杖下”。鲁端王朱观定， “游戏无度，挟娼乐、裸男女杂坐。左右有忤者，锥斧立毙、或加以炮烙”。伊历王朱㰘，“好武，不乐居宫中，时时挟弹露剑，驰逐郊外，奔避不及者手击之。”而且“纵欲败度，平居削发裸祖，男女杂处，无所顾忌”。周府新安王朱有熺有嗜好怪癖，喜好吃活人的肝脑。常常于傍晚时间等待过往其门前的人，伺机将其诱入府中杀害并吃掉。以故王府门前下午三点以后就断人行迹。还有一些藩王宗子弑父杀母，逼齤奸妃嫔宫女，恶逆不道。如楚王府世子英耀，性淫恶，曾逼齤奸父显榕王宫宫女多人，被父王显榕切责，遂遭其恼恨，伙同使卒用铜瓜击毙显榕于宴席间。荆王世子朱见潚，怨恨其母亲偏爱弟弟都梁王见溥，遂将其母禁锢起来，不给饭食，其母竟被饿死。后又将其弟见溥召入后园，鞭打至死。还强行奸淫了弟妃何氏。又见从弟都昌王见潭妻茆氏貌美，遂生淫念，由于见潭的母亲马氏看管较严，心生恼怒，将见潭母亲马氏削发并鞭打至伤，后又将见潭用袋装土将其压死，并将茆氏绑到宫中奸淫。此外，朱见潚还聚集街市恶棍之徒，骑马过汉水，掳掠百姓妻女。又如伊王朱典楧，借修筑王府城墙之机，强占百姓民宅，扩建王城，郎中陈大壮以礼抗争，遭到朱典楧毒打囚禁，不给吃食，竟被饿死在牢中。朱典楧还下令护卫军士关闭洛阳城门，强行掳掠城中民女七百多人，从中选出貌美姝丽者九十人，供王府使用，剩余者令百姓拿赎金赎人。凡此种种恶劣的事例还很多，而朝廷对藩王的如此暴厉恶逆的行为，往往采取的是宽容的态度，即藩王有过，罪在王府属官，说长史、教授未尽到匡扶之责，而面对皇族的“亲亲之谊”，王府属官也只有冤作替罪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