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上士的个人资料

自作《加州旅馆》七言诗译文 On a dark desert highway, cool wind in my hair. 黄沙夜道驱车行，冷风扑面青丝凌。 Warm smell of colitas rising up through the air, up ahead in the distance, I saw a shimmering light. 遥感椒兰香郁郁，远眺灯火烁荧荧。 My head grew heavy and my sight grew dim, I had to stop for the night. 神识沉疴眼迷散，止步留宿待天明。 There she stood in the doorway, I heard the mission bell. 门里佳人声声唤，山寺洪钟阵阵鸣。 And I was thinking to myself, this could be Heaven or this could be Hell. 百索千思不得解，天堂地狱难辨清。 Then she lit up a candle and she showed me the way, there were voices down the corridor. 伊人点烛引我入，轻云缥缈上灵台。 I thought I heard them say: “Welcome to the Hotel California!” 忽闻廊内迎客语：加州逆旅为君开。 Such a lovely place, such a lovely place, such a lovely face. 仙乡乐土极欢趣，芳芷娉婷任撷摘。 Plenty of rooms at the Hotel California. Any time of year, you can find it here. 地广物盈多居舍，四时皆有空房牌。 Her mind is Tiffany- twisted, she got the Mercedes Benz. 红颜贪痴珠宝气，更喜霓裳金缕衣。 She got a lot of pretty pretty boys that she calls friends. 粉面公子皆作友，宝马香车驭风疾。 How they dance in the courtyard, sweet summer sweat. 庭院深深歌舞载，夏日炎炎香汗漓。 Some dance to remember, some dance to forget. 一舞愿刻铭心忆，一舞又把忧思离。 So I called up the Captain: “Please bring me my wine.” 遇景生情呼掌柜，将进甘醴畅心脾。 He said: “We haven't had that spirit here since nineteen sixty-nine.” 却道一九六九后，空余糟粕无好曲(qū)。 And still those voices are calling from far away, wake you up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夜半三更扰清梦，远有话音透墙来。 Just to hear them say: “Welcome to the Hotel California!” 喋喋复复高声唱：加州逆旅为君开！ Such a lovely place, such a lovely place, such a lovely face. 仙乡乐土极欢趣，兰芷娉婷任撷摘。 They living it up at the Hotel California, 人潮汹涌神骸浪，云宫胜境英雄埋。 What nice surprise, what nice surprise, bring your alibis. 今朝有福且享尽，了却前尘莫徘徊。 Mirrors on the ceiling, pink champagne on ice. 穹顶银镜照枯影，冰樽金酒泛荣光。 She said: “We are all just prisoners here of our own device.” 彼曰你我皆羁困，业债累累终生偿。 In the master's chambers they gathered for the feast. 主家大厅宾朋满，众徒饕餮聚一堂。 They stabbed it with their steely knives, but they just can't kill the beast. 寒锋利刃摧虎兕，无可奈何心魔王。 Last thing I remember, I was running for the door. 诸事忘尽不顾身，唯忆径直奔舍门。 I had to find the passage back to the place I was before. 吾当觅得来时路，出脱樊笼返归真。 “Relax.” Said the night man: “We are programmed to receive. 司夜哂笑言我妄：七情六欲是本根。 You can check out any time you like, but you can never leave!” 尔等身去无拦阻，馆舍早已收汝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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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纸百科：生宣、半生宣、熟宣都指什么，该如何挑选保存？本文分享自东家匠人：西泠印社杭州书画社中国绘画离不开宣纸一张合适的宣纸不仅能完美体现作者之笔墨笔韵亦能长久保存而不褪色 · 如何挑选一张合适的宣纸 · 宣纸按加工方法分类一般可分为生宣，熟宣、半熟宣三种1 生宣，是没有经过加工的，吸水性和沁水性都强，易产生丰富的墨韵变化，行泼墨法、积墨法，能收水晕墨章、浑厚华滋的艺术效果。生宣中要介绍棉料、净皮、特净三种常用纸材： ·棉料是指原材料檀皮含量在40％左右的纸，较薄、较轻 ·净皮是指檀皮含量达到60％以上的 ·特皮原材料檀皮的含量达到80％以上（檀皮料成分越重，纸张所能承受的拉力就越强，也能体现丰富的墨色层次和更好的润墨效果，能够经受毛笔的反复皴擦而不破，所以大部分情况下书法用棉料宣纸的居多，画画用净皮、特皮类宣纸居多。）注意：生宣作画虽多墨趣，但落笔即定，水墨渗沁迅速，不易掌握。尤其用淡墨水写时，墨水容易渗入，化开。用浓墨水写则相对容易。故创作书画时，需要掌握好墨的浓淡程度及行笔速度，方可得心应手。（生宣墨晕效果图） 2 半生熟宣，从生宣加工而成，吸水能力界乎前两者之间。另外，还有用生宣制作的洒金、洒银宣也是半生熟的。由于要将金银颗粒粘固在宣纸上需要在纸上刷胶，这层胶也不同程度的破坏了生宣的吸水性，使其具有半生熟的特性；较其他两种，用途更为广泛。（半生熟宣墨晕效果图） 3 熟宣，加工时用胶和明矾等，有了明矾就会使水墨留在纸面上，失去了生宣的吸水性和沁水性。由于胶矾的作用，纸质较生宣为硬，吸水能力弱，墨和色不会洇散开来；熟宣可再加工，珊瑚、云母笺、冷金、洒金、蜡生金花罗纹等皆为由熟宣再加工的花色纸。注意：久藏会出现“漏矾”或脆裂。（熟宣墨晕效果图） · 如何选纸—小编实验室 · ①渗墨效果不同在控制其他变量相同的条件下不同宣纸墨韵的效果生宣 ▼▼▼半生熟 ▼▼▼熟宣 ▼▼▼上诉较为明显的能够感受到熟宣是三者里面渗墨最慢的那么生宣与半生熟哪种会比较快呐？于是我们又做了如下的对比试验生宣 VS 半生熟 ▼▼▼ 由上述一系列的对比试验可知渗墨效果：生宣＞半生熟＞熟宣 ②墨笔边缘光滑程度由于三种类型宣纸的渗墨效果不同所以导致笔墨边缘的光滑程度也有比较明显的差异由上对比图可以了解到生宣：边缘呈现明显的锯齿状半生熟：次之熟宣：笔墨边缘比较光滑 · 如何保存宣纸 · 宣纸看起来“轻似蝉翼白如雪，抖似细绸不闻声”，寿命是所有纸中最长的，有“千年寿纸”之称，但如果保存不当，依旧会影响宣纸的寿命。 ① 宣纸的防潮：宣纸的原料是檀皮和燎草，宣纸生宣的特点是吸水性比较强，如果暴露在空气中，容易吸收空气中的水份，另也容易沾染灰尘，方法是用防潮纸包紧，放在书房或房间里比较高些的地方，这样可以防潮。天气晴朗的日子，打开门窗让宣纸吸收的潮气自然散发。（一年中一两次就可以，防止宣纸吸收了过多的水份长霉点。） ② 宣纸的防虫：宣纸被称为千年寿纸，但也不是绝对的，防虫方面，为了保存的稳妥些，可放一两粒樟脑丸。另应注意的方面： 1. 假如宣纸受潮了，不要日晒，解开包裹宣纸的防潮纸，让宣纸在自然空气中让它自然挥发水份。（要在天气晴朗的日子），日晒会影响宣纸的寿命和性能。 2. 宣纸存放的地点要远离油烟、潮湿。

五代过后为何不再是亲戚，“五服理论”都代表哪些含义文：史料不辑在我国北方，尤其在山东，“五服”是判定同姓同宗成员血缘关系亲疏远近的重要标准。现在人们口中常说的“五服”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五代人”，五服之内一般视为亲属，而五服之外的则不再以亲属相对待。五服制度历史悠久，自周朝形成以来就成为统治者规范宗族、家族的重要工具，不仅对维护和推动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还对儒家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古代，五服中的“服”因为有多种意义，所以五服代表的意义也不相同。最初时，“服”意为“服侍天子”，五服就是以周天子的王畿为中心向外，以五百里为一服，划分出“侯服、甸服、绥服、要服和荒服”。每一服对天子承担的义务都不相同，各服诸侯因此要穿着不同的衣服以区分地位，所以“服”又指代衣服。中国是礼仪之邦，不同的服饰既然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因此古人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服冠制度。“吉服”和“凶服”是服冠理论的核心，它们分别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德”与“孝”，《尚书》中说：“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吉服中的五服主要以衣服上的纹饰的不同加以区分。古代天子的上衣有“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六种图案；下衣有“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种图案，合起来就是所谓的“十二章”。史料记载： “此十二章为五服，天子备有焉，公自山龙而下，侯伯自华虫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天子十二章，公爵九章，不同的服饰代表不同的意义，同时这种差异也昭示着等级秩序。违背服制在古代是被视为“僭越”的大罪，因为这种行为不仅是对礼仪制度的破坏，更是对天子等级制度的挑战。民间的宗法社会不仅要强调亲戚之间的亲疏远近，还要区分族人的身份和地位，然而服饰则是最佳的选择。葬礼是古人“孝”的重要环节，凶服中的五服即“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则是区分服丧者与死者亲缘关系的重要标志。 “斩衰”是五服中最重的孝服，用最粗的麻布制成，因为“不缉边”，称“斩”；胸前有长六寸、宽四寸的麻为“衰”，故为“斩衰”。为了表达强烈的孝心和沉痛的哀思，服斩衰者要守孝三年，他们通常为死者的直系亲属。 “齐衰”次于斩衰，因为衣服“缉边”，因此得名。服齐衰者守孝时间不一，子为母服三年，孙子为祖母、已嫁女为父母、儿媳妇为公婆等守孝一年。 “大功、小功、缌麻”三者形制相同，且都用熟麻布制成，区别就在于麻的粗细不同。大功守丧九个月，多为堂兄弟、堂姊妹、姑姊妹、妻子为丈夫的祖父母。小功孝期为五个月，一般为从祖父母、堂伯叔父母、兄弟妻等守丧。“缌麻”的丧期只有三个月，为高祖父母、曾伯叔父母等守丧。五服制度是中国“礼”法的精髓，被封建统治者以法的形式强制推广成为天下百姓必须遵守的社会准则。清朝末年受新思潮的影响，很多地方已不再遵循五服制度，但实行了两千多年的五服观念依然流传在民间，“五服”也从五种衣服变成了五代人。

欧洲为什么没有农民起义，揭开欧洲中世纪的丑陋真相文：石湖鱼有时候你不对比，都不明白中华文明有多优秀。众所周知，人类社会发展首先是奴隶社会，然后是封建社会、资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 对欧洲来说，他们的中世纪（公元5世纪--15世纪）时期被称为封建时代，而对于我们，则从战国末期到清朝，都被视为封建王朝。我相信所有人历史课学到这里的时候，都会产生疑惑，因为欧洲中世纪的社会制度，与我们完全不同。有种说法是封建即分封建制，欧洲是领主制，教皇先给国王加冕，国王再封几个领主，把土地分给他们换取效忠。换句话说欧洲是标准分封制，教皇和国王直领土地并不多，主要靠大大小小领主实现统治。而我们分封制存在时期很短，只有周朝是严格意义上的分封，打秦朝开始，搞得就是中央集权，核心郡县制。郡县意味着一亩土地都没分，县令和郡太守都是高级打工仔，有任期且随时会罢免。更重要是人人都可以当，官吏依靠科举选拔，只要会读书都能当官。当然，历朝历代为了奖励功臣和王室，也会分封部分土地。但一是土地面积很小，小到可以忽略，最高级的亲王也只能分一个郡，所以又叫郡王。以泱泱华夏来说，这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实在少得可怜。二只有采邑权。即便封给你一个郡，仍然只是名义，税收分给你一些，但郡官员任免处置仍然归中央政府。相当于名誉股东，有分红权而无管理权。所以就有了第二种概念，地主剥削农民，即经济基础建立在地主和农民之上的，也叫封建社会。这就更不对了，地主是什么，顾名思义，土地的主人，有地主就意味着国家承认土地私有权。财产的核心是土地，而土地私有制是私有制核心中的核心。什么叫私有制？用西方的话说，这叫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你拥有对个人财产的任意支配权。我们土地私有制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商鞅变法首先实现了土地私有。秦国为什么能一挑六，一个人干翻天下，背后逻辑不是白起王翦太牛逼，他们确实很牛，但最大原因是降维打击。秦国老百姓种的是私有土地，而六国实施的是井田制。井田制其实是一种奴隶制度，或者农奴制度，农民和农奴，你想想这区别有多大，生产积极性又差多少。秦国统一六国，本质是先进制度对落后制度的碾压。欧洲什么时候有了地主呢？跟资本家同时，一直到17世纪开始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才有了地主这个概念。原因很简单，整个欧洲中世纪都不承认土地私有权。《诗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说，天下都是王土，实际上这话不对，我们的封建社会，皇帝并不占有土地，他只有收赋税的权利，土地实际在地主和农民手中。欧洲中世纪才是真正王土，所有土地都是教皇的，这叫天赋神权，神赋予教会的土地，当然不许买卖。你爷爷的爷爷很会赚钱，买了很多地，到了你爷爷这辈，生意做得更大了，这样下去土地早晚给你家买完。嗯，土地都归你家了，教皇和国王拿什么分封？所以分封制天然反对土地私有，也就是说，承认土地私有，就不会有真正的封建制。这也是我们封建王朝很少分封的原因，除了开国时期有大片无主土地，后期想封也没得封，土地都有主，只能搞名誉主席吃吃红利。我们都知道，私有制的出现，是欧洲资本主义和封建制度的分界线。资本主义又叫私有制社会制度，即生产资料私有化，而土地是最核心的生产资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制度其实就是土地私有制。我们从秦朝就全面实现了土地私有制，也出现了地主阶层。把地主雇佣长工换个角度理解，跟工厂工人没啥区别，最多一个算农业一个算工业。想想英国资产阶级初期扩张搞了什么？圈地运动，一样猛抢土地。

明朝皇族宗室的人口爆炸有多可怕文：南城忆文史公元1641年正月，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围攻福王朱常洵的封地洛阳，大感不妙的朱常洵自城墙悬绳而下，逃到迎恩寺藏身其中，可第二天还是被起义军擒获。面对气势汹汹的起义军，向来养尊处优的朱常洵惊恐万分，跪地连连求饶。李自成见状十分不屑，冷嘲朱常洵既然以“福”自居，那就干脆让朱常洵福禄兼收。李自成一声令下，起义军牵来一头鹿，然后将这个深受万历皇帝和郑贵妃偏宠的福王朱常洵剁成肉块，与鹿肉搅拌到一起，让一众士兵分食殆尽，甚至还给这道菜起名为“福禄汤”。罔顾百姓，朱门酒肉臭官方正史明确记载，朱常洵死后由两名侍奉向起义军乞得一副棺木将尸体收埋，并非死无全尸，可如此骇人听闻的血腥故事却在民间流传极广。故事里不仅将李自成和起义军描绘得极其残忍嗜血，还完美切合了那一句：福王肥而天下瘦。一道“福禄汤”也恰恰反映出当时的百姓对福王有多么恨之入骨，更愿意相信他被烹食入腹。公元1614年，无缘皇位的福王朱常洵就藩洛阳。为弥补爱子，万历皇帝将无数奇珍异宝赏赐给朱常洵，又赐良田四万顷，还从山东、湖广划地并入福王藩下。已然生活在金山银山里的朱常洵贪得无厌，他还向万历索要张居正被抄没的家产以及沿江各州县的税收，甚至盯上了淮河地区的盐业，一边大量索取盐引转卖牟利，一边用淮盐替代河东盐。朱常洵大肆敛财，名下财富之巨远超朝廷，但他全然不顾百姓死活。崇祯末年，河南发生严重的旱灾，饥民遍地，甚至已经出现了人与人相食的惨事。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际，朱常洵依然熟视无睹，日夜笙歌，每天大鱼大肉，沉迷酒色，丝毫不愿救济灾民，连官兵都恨叹王府富可敌国，却让他们饿着肚子迎敌，这教百姓如何不恨？然而，朱常洵只不过是冰山一角，令百姓痛恨的根源是朱常洵背后的宗藩制度。分封宗藩，埋下恶果明朝建立于公元1368年，可朱元璋在短短两年后开始正式分封藩王共25人，还允许部分藩王掌握军权甚至拥有军队，这一番操作简直不要太优秀。难道朱元璋不知道分封制的弊端吗？他就不担心拥有军队的藩王造反威胁朝廷统治？相比起这些，其实朱元璋更在乎的是巩固大明江山，维护朱氏王朝的统治。朱元璋曾经说过“天下之大，必设藩屏，上卫国家，下安民生”，他认为宋朝和元朝之所以覆灭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实行分封制。从一个低贱如泥的乞丐一步步登上帝王宝座，朱元璋非常希望大明王朝能够千秋万代，朱家子孙永世坐拥这一片大好河山，所以即使藩王起兵谋反，即使争来夺去，这江山始终在朱家人手里。明朝建立之初，全国各地仍然有不少蠢蠢欲动的反对势力难以彻底消灭，朱元璋需要儿子们替自己分忧，那么将朱氏子孙分封各地，让他们领兵镇守一方也就势在必行。在朱元璋看来，藩王的责任除了护卫国家、安定民生以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削弱贵族功勋。朱元璋忌惮功臣们却深知不可操之过急，于是扶持藩王，再逐步夺取功臣们手中的权力。不讳言地说，藩王就是朱元璋手里不可或缺的棋子。何况又是自己的子孙，朱元璋非常愿意给予后代子孙们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但同时也亲手为明朝的最终灭亡埋下其中一个隐患。

大顺政权的覆灭不是因为腐化堕落文：长文陪你读历史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攻入Bei京后，崇祯皇帝自缢，明朝覆灭。然而，李自成却没能像之前那些的王朝更迭一样顺利建立起一个新的政权，而是被趁势入关的满清击败，大顺政权迅速崩溃。大顺的崩盘之快，出乎了很多人意外。不少人认为李自成最终没能成为刘邦、朱元璋这样的开国皇帝，就是因为农民军在攻入北京后迅速腐化堕落。李自成封窦美仪为妃，刘宗敏强占陈圆圆，大小首领疯狂掠夺明朝官员的财富，就此失去了战斗力，导致了最终的失败。其实，真正的原因恰恰相反，大顺政权的迅速覆灭不是因为李自成等领导层变质腐化堕落失去人心，而是因为大顺政权还在保持之前的纯洁性，没有完成堕落的质变。李自成进入Bei京后，灭亡明朝的目标已经完成。李自成即位称帝，大将们纷纷封侯封伯，这个时候他们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农民出身，没忘记维护穷苦人的利益。所以这个期间，大顺政权一方面开始招徕官绅为自己服务，另一方面又大范围地以追赃助饷打击明朝官吏。在追赃的过程中，明朝贪官污吏巧取豪夺掠夺到的家财自然难以保住，同时也往往会遭到严刑拷打，这些明朝官绅们非但家产尽失，更是体面扫地。这是大批归降大顺政权的官绅地主们来说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这些官绅地主之所以抛弃大明，投靠大顺就是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换一个皇帝的政治投机，把过去痛骂的“闯逆”李自成当成新的靠山。然而残酷的现实让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失望了。更让他们难以接受的是，大顺政权的高官仕途并不向他们开放，明朝中央官员里只有极少数被启用，而地方官员大顺政权的选用原则是以未曾当过官的举人为主。这就导致了基本上明朝的旧官员、地主士绅们都处于被大顺政权打击的位置。在他们被大顺政权夺走了家财，还被严刑拷打，又当官无望之后，这批人就对大顺政权失望了，觉得“是岂兴朝之新政哉，依然流贼而已矣”。当大顺军队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他们不敢公然反抗，但是却暗怀不满。李自成等大顺政权的领导人，并没能根据形势的变化对自己的政策进行及时调整，最终导致了在自己的统治范围内，大肆追赃助饷，把本来已经投降自己的士绅地主阶级又推到了对立面，而没能获得他们的支持，这在当时对大顺政权来说是致命的。换句话说，闯王进京后不是因为腐化堕落最后失败，而是恰恰相反，正因为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领袖没能转变立场成为了新的地主阶级，封建堕落到与原来的地主阶级同流合污，这才最终被汉族官绅勾结满清八旗而覆灭。实际上，大顺军进入北京后军纪严明，而且在北京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二十天左右，然后就出征山海关。没有一个统治集团能在仅仅二十天内就腐化堕落到失去战斗力。大顺政权之所以站不住脚，不是因为领导层变质失去了贫苦群众的支持，而是因为没有变质，继续执行打击地主官绅的策略，引起了缙绅们的强烈不满，从而无法稳定自己的统治范围，最后这些缙绅们勾结满清导致了对大顺的压倒性优势。李自成等农民军将领，说他们没有长远目光、骄傲轻敌，这还情有可原，但说他们骄奢淫逸，这是绝对不对的。

蒙元差异何在？为何说忽必烈建立元朝宣告蒙古帝国灭亡？文：桃花石杂谈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时候会把蒙古帝国和元朝这两个时期合称为蒙元时期，这种称呼本身其实并没有太大问题，因为蒙元这种称呼其实跟魏晋或者唐宋本身的含义一样，也就是指蒙古帝国和元朝这两个时期。但因为有些朋友分不清楚蒙古帝国和元朝的差异，以及元朝统治者的蒙古出身，所以许多人对这个称呼产生了误解，以为蒙是指属性，指元朝是由蒙古人建立的，但其实当然并非如此。那么既然蒙古帝国和元朝之间确实有很大的渊源，甚至传承，它们之间的差别又体现在哪呢？蒙古帝国的统一时期说到蒙元之间的差别，我们就得说一下元朝是因何而诞生的。这里首先要明确的是，蒙古帝国是由成吉思汗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之后，通过一系列扩张行动所建立的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虽然铁木真在世的时候就将自己打下的领土进行了分封，分别封给了自己的4个儿子，但在公元1260年之前，这些封地更多的只是他的几个儿子及其家族的食邑，也就是他们各个家族的收入来源，即当地的税收主要由他们支配。当然随着蒙古帝国的急速扩张，出于稳固统治的需要，这几个家族在后期在当地都形成了事实上的自治，但位于和林的蒙古汗庭对各个家族封地还是有很大的支配权力的。蒙古军队作战场景比如在铁木真死后进行的蒙古第二次和第三次西征，就是在整个蒙古帝国范围内全面动员，各个家族都分出了一部分军队和将领，加入这两次西征之中。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由铁木真长子术赤的儿子拔都所领导的第二次西征，这次西征分别由拔都和窝阔台的长子贵由、托雷的长子蒙哥以及察合台的长孙不里带领各自家族的军队合兵一处，一同向欧洲腹地进军。而在蒙古第三次西征中，当时的蒙古大汗蒙哥让自己的弟弟旭烈兀在整个蒙古帝国境内在每10名士兵中抽调两人，等于分出了蒙古帝国总兵力的1/5给旭烈兀去征服西亚地区。第三次西征之后的蒙古帝国大致疆域而当时这些由蒙古大汗窝阔台和蒙哥做出的决定，都得到了帝国各个部分的执行，这也是蒙古帝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体现了。而除了这些军事行动之外，蒙古帝国还有一件事能够体现其大汗确实能够号令四方。这件事是指，在贵由和蒙哥在位时期，都曾分别下令在整个蒙古帝国的范围内进行过人口普查。特别是在蒙哥时期，因为当时蒙古第三次西征已经接近完成，蒙古帝国的疆域空前广大，这次人口普查耗时6年才完成。其间欧洲罗斯诺夫哥罗德地区还因为抗拒人口普查发生暴动，但最终当地蒙军及其罗斯仆从军将其镇压，完成了蒙哥下令进行的人口普查。不可避免的分化但这个事件，其实已经说明蒙古帝国在当时已经很难再维持了。因为经过两次西征以及灭亡金朝之后，虽然使蒙古帝国的版图扩大到了3000多万平方公里，国力也达到了极盛，但其内部的差异却也同时扩大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一些由蒙古大汗发出的命令在某些地区就是会水土不服，很难执行。桃花石杂谈前几天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讲述蒙古军队早期为何很热衷于进军中亚乃至中东欧。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里距离虽然稍远，但却是欧亚草原沿线，蒙古军队沿着这些地区征战后勤成本最低，战斗力最强，同时在战争胜利之后统治成本也最低，因为他们征服的也基本都是游牧民族或者是与脱离游牧时间还不长的农耕民族，所以多数时候可以用他们相对比较熟悉的方式对当地进行统治。欧亚草原的分布（浅绿色区域）但这种情况随着蒙古南下灭亡金朝以及两次西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蒙古人通过这些征服占领了大量位于中国中原、西亚和东欧的传统农耕地区，而在这些地区，蒙古人再用草原上那一套就肯定行不通了。当然当时也有蒙古人还想把草原的那一套照搬到农耕地区，但谁都知道这样做的效益远远比不上在农耕地区保持农耕生活方式，通过收税获得的财富。所以在蒙古人占领了这些农耕地区之后，也必须想方设法保持当地固有的生活方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其利益得到最大化。而要保持当地固有生活方式，那么重用当地官员就是不可或缺的条件，而一旦重用当地官员，那么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就不可避免地会反过来影响到蒙古统治者。而本身许多被蒙古所征服地区都是拥有悠久历史和高度文明的地区，所以在蒙古统治者在当地定居下来，通过当地人统治当地的过程中，他们就不可避免地很快出现了被当地人同化的倾向。而这种同化最典型的两个例子就是统领汉地的忽必烈和后来夺取了金帐汗国汗位的别儿哥。忽必烈从公元1236年，也就是他21岁的时候就获得了位于今天河北省的一块封地，而他也很快来到河北，亲自管理当地。而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忽必烈受到了中原文化的深厚影响，并招募了大量汉族文人、儒生和金国旧臣为自己做幕僚，同时他还请来自山西的汉人和尚海云为自己的长子起了汉名真金。所以可以说忽必烈自己的根据地就在汉地，因此以他为中心的统治集团有相当程度的汉化也是不可避免的。忽必烈家族从一开始根据地就在汉地而别儿哥是拔都的弟弟，他应该是出生在蒙古本部，后来随拔都一同西征，征服了高加索和东欧广大区域。之后，别儿哥应该是在今天哈萨克斯坦西部萨莱楚克地区获得了自己的封地，当时这一地区是金帐汗国主要的商业中心之一，主导这一地区商业活动的就是原来花剌子模的商人集团，而他们都是伊斯兰教徒，别儿哥也是统治当地的过程中受到了伊斯兰教的很大影响。而他在当地想赢得当地人的全力支持，也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当地人的文化，所以他在公元1252年转信了伊斯兰教，后来伊斯兰教徒在他争夺汗位的过程中也起到了很大作用。所以从忽必烈和别儿哥这两个例子上就可以看出，到公元1250年代末，蒙古帝国不同派别之间的文化和利益差异，已经越来越难以调和了。

文臣误国！文人司马光亲手埋葬宋朝文：夜敲长月 “五曰知人善任使。”对于统治者来说，最重要的一点为知人善用。在皇权至高无上的封建社会时期，统治者治理能力，足以影响整个国家。原本在张居正地循序渐进，卓有成效的改革之下，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明朝，最终却因为万历皇帝地疯**作，毁之一旦。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纵观整个封建朝代，不管是兴盛的朝代，还是逐渐走向衰败的朝代，朝堂之中都是有各种各样的人才存在的。然而，因为皇权的绝对性，以及各个集团的激烈斗争，一旦统治者无法很好地平衡各个集团，最大限度的发挥出人才的势力，那么国家的走向就会很危险。司马光砸缸的事情众所皆知，其本身学识范围非常广，在很小的时候就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与重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在工作上的表现非常出色，在培养后代上，也极为尽心。然而司马光虽然博览群书，自小就跟着司马池四处闯荡，但却并没能继承司马池的工作能力。才能出众 “（司马光）七岁时，不仅能背诵《左氏春秋》，还能讲明白书的要意。”司马光从很小的时候就展露出了非常出众的能力，因为得到了司马池的看重，被司马池一路带在身边，认真培养。然而，学识丰富，见识也很广的司马光，却没能有司马池那样优秀的表现。司马池在工作上，时常会遇到小人刁难。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司马池都能够将个人利益放在后面，保持心态，认真完成工作上的每一项任务。司马池为官清廉，“上下班只骑驴。”虽然因为小人造谣而被降职，但却没有因此而发生心性变化。在被诬陷，以至于贬到郫县（现四川郫县）之后，刚一到任，社会上就传出了谣言，说是“守边部队叛乱”了，富人们收拾好金银细软携带家人出走。时任县令闾丘梦松得知此事后，吓得赶忙推说有事，而主簿则称病不办公。关键时刻，司马池临危受命，负责代管全县政务。对内，司马池认真处理相关工作安定民心，对外，司马池积极做好防范工作。后来上级得知此事后，司马池得到了表扬。在公元1019年，司马池先是被调去郑州担任防御判官，接着又因为光山知县缺位，所以紧急前去担任光山知县。在司马池任职的第二年，皇宫就大兴土木，命令光州（现河南潢川）的各个县，必须要在三天内完成“上缴毛竹任务。”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真的临时动员当地人民前去寻找、挖掘毛竹，想要在三天内想要完成这一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知识渊博的司马池，因为知道就近的黄州（现湖北黄冈）产毛竹，所以先是请求上级宽限时日，接着又紧急派人连夜奔赴黄州购买毛竹。凭借自己渊博的学识和随机应变的能力，司马池治理的光山县，成功成为了光州各县当中最先完成任务的县。司马池的这一政治成果，在朝堂内引起了较大反响。

陆逊战无不胜，为何东吴处境却越来越窘迫？（一品铲史官）公元221年，夷陵之战爆发。东吴大都督陆逊受命危难，沉着冷静，终将刘备挫败于夷陵。作为三大战役之一的夷陵之战，却已经很难看到三国第一代名将的身影，而陆逊作为第二代战神，已经悄然崛起。作为四大都督的终章，东吴的陆逊时代，很辉煌。从荆州之战、夷陵之战，再到石亭之战，东吴打了一场又一场漂亮的胜仗，彻底扭转了孙权东路送人头的颓势。然而，战神陆逊带领吴军，两战大胜横扫魏蜀，但却又两战都放走了敌军主帅和主力军队，导致东吴虽胜，却一无所得，既没有拓地，也没有改变战略态势。于是，魏蜀边境，诸葛亮、司马懿吼得震天响；而魏吴边境却一直小打小闹，东吴防守有余而进攻不足的疲态连魏国庙堂都心知肚明。东吴的处境不仅没有因大胜而改变，反而有些窘迫。 01 一代战神初长成公元203年，陆逊等江东士族转变态度，大范围投靠孙权。（203年之前少年陆逊的故事，详见文末扩展阅读）从此以后，孙权才算是真正坐稳了江东之主的宝座，而江东“一个脑袋，两条腿走路”的格局也正式形成。孙权就是这个脑袋，而以周瑜为首的淮泗集团、以陆逊为首的江东集团则是这两条腿。 220年以前的江东政权中，以淮泗集团一直是居于统治地位，而江东集团则在继续努力发展他们的强项，发展中下层影响力，扩充自己的领兵和实力。这也是孙权构想的理想状态。与孙家利益一致的淮泗集团帮他开疆拓土，而更在乎一亩三分地的江东集团帮他掌控江东。然而，一个人的意外死亡，让孙权感到了隐隐的担忧。公元210年，周瑜病逝于巴丘，年仅36岁。值得注意的是，孙权劝学的故事，大约便发生在这前后。孙权为什么要急不可耐地要培养青年将领吕蒙、蒋钦呢？周瑜已逝，鲁肃差强人意，程普黄盖垂垂老矣，张昭已失信任，孙权大约已经预感到不妙了。好在，孙权眼光毒、运气也好，还真把吕蒙培养起来了。215年前后，吕蒙几乎全面接替了鲁肃的地位。然而好景不长，217年，鲁肃逝世；220年，吕蒙去世。吕蒙生病，孙权慌得一匹，喜怒哀乐全因吕蒙病情变化。这不仅是因为吕蒙是孙权亲自栽培，更是因为，除了吕蒙，江东已无人挑得起大梁。江东真的无人了吗？并不是。 219年的荆州之战中，陆逊主动找到吕蒙出谋划策，并在此战中表现出了丝毫不亚于周瑜吕蒙的军事才能。但即使吕蒙死后，孙权还是不愿主动重用这个“数世务”的侄女婿。并不是因为陆逊的才能不够突出，也不是因为陆逊太年轻无法服众。归根结底，江东中下层已经捏在江东士族手中，再由他们挑大梁，孙权始终有些不放心。公元222年，刘备东征，大兵压境。孙权求和不成，才不得不以陆逊为大都督、假节，督荆州诸军御敌。但同时，孙权又马上以南郡太守诸葛瑾为左将军、假节，驻守公安。有个问题曾一度风靡三国圈：为什么诸葛瑾屡战屡败，官却越做越大，一直做到了大将军呢？其实答案就在这里，诸葛瑾虽然挑不起大梁，但已经是三大都督之后淮泗集团里最拔尖的了，孙权不得不用他来制约陆逊，防止江东集团尾大不掉。但即使如此，也已经无人可以阻挡，战神陆逊发出他耀眼的光芒了。

《大明王朝1566》改稻为桑：封建社会的母鸡孵不出资本主义的蛋文：学智堂改稻为桑就是一个拙劣版的羊吃人圈地运动，在《大明王朝》里处处透着别扭。从来没有听说封建官僚能够办好资本主义的。明末中国江南地区已经出现较大规模的雇佣劳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资本主义萌芽，但是这个萌芽并没有成长为真正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全世界人类社会的资本主义往往从纺织业开始发端呢？因为纺织业不同于封建时代的一般产业。在封建时代，农业生产有自己的特点。一是在一定条件下，产出同劳动量成正比，投入多少人力大体上就能打多少粮食，所谓“天道酬勤、地不欺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劳动力投入和最终产出密切相关；二是农业生产有天然上限，达到某个极限之后，在怎么投入劳动力，再怎么改良技术改良管理，也打不出多的粮食了；三是市场天然受限，粮食容易腐坏，粮食种类多样，难以标准化衡量质量，而且人的肚子有限，突然产出十倍的粮食那铁定吃不完；四是不怎么需要高级协同劳动，除了少数大型水利，一般一个村子庄园内部就能满足产业合作要求。所以封建社会的经济一般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出来的农产品一般是本村本庄园自己消费，只有少量产品用于商品交换。而种生产模式也就造成了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对佃农来说，由于人口数量总是倾向于无限膨胀，想要租种一份土地就需要竞相压价，最终缴纳的地租，总是让农民处于勉强不饿死的境地。农民一方面在可控的范围内十分勤劳，积极的用劳力换粮食，另一方面厌恶任何风险。因为一旦这种勉强维持的生产关系失去平衡，青黄不接时候的粮食不够，那么农民将不得不向高利贷者借贷（放贷的往往和地主有关联）。而对古代的高利贷者来说，把钱放出去的经营风险是很大的，因为借钱的基本都是穷人（找个像《活着》里边福贵这样的地主傻儿子太难了），还不起逼急了大不了找个绳子上吊，所以为了抵冲风险，利息必定很高。而对农民而言，他们一旦借贷，其高昂的利息增速必定超过农业社会的缓慢积累，最后结局注定是卖儿卖女之后被“驴打滚”的利息逼死。其实这种观念一直遗留到现代，几十年前许多国人都视借贷为天大的祸事，宁可攒一辈子钱再买房，也不愿意考虑贷款。这种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生产关系自然造成阶级矛盾异常尖锐。虽然不像奴隶社会那样，奴隶主必须随时用皮鞭棍棒监督奴隶，但农民的抗租行为是非常常见的，地主不养几个打手别想把租子收上来。把农民逼急了，直接半夜砍了地主头的也不少见。所以，同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很多社会福利一样，封建社会也有自己缓解阶级矛盾的办法。在中国而言，主要是依靠发达的宗族势力。与西方的种植园经济不同，中国的农村大多数是“王家庄”、“李家村”这样的单一姓氏村落。在这样的村落里，其实土地产权并不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清晰。你很难说清土地究竟是地主（族长）所有，还是整个宗族共有。宗族内部的规则虽依然残酷，但却包装在人情和伦理的遮羞布之下。对比小村里“小姓”、“外姓”的待遇，普通农民还是不敢脱离宗族的。最起码在宗族内部，佃农还是比较稳定的有租种权的，理论上婚丧嫁娶等大项事还是会互相帮衬的，就算是孤寡老人，只要还有一口余粮，一般也不会眼看着活活饿死。现代人不肯生育，主要是负不起养育孩子的无限责任，即使政府给予有限的补贴也不行。而宗族，恰好会担负其这个无限责任，但前提是个人也对宗族承担无限责任，自由意志是绝不允许的。要知道，在古代社会低下的生产力和几乎为零的社会保障，决定了各个家族其实和固定在某块土地上的狼群没什么区别。一旦脱离了宗族的穷保障，个人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条。对这种穷保障，农业社会的人是非常看重的。所以，在这样的社会，一方面是永远化解不开的、深刻的、寻死觅活的家庭矛盾，一方面又是长年的压抑和隐忍，无论如何都要让自己的行为符合伦理。中国直到十几年前，自杀率最高的群体都是中老年农村妇女，可为明证。

拥有先进火器的宋朝和明朝，为什么不能降维打击金国和满清？文：达摩说哪里存在降维打击了？现在，降维打击这词已经被用烂掉了。啥叫降维打击啊？就是两个文明不处在一个发展层次上，高层次文明对低层次文明施加打击，低层次文明不仅毫无还手之力，甚至会感到困惑和绝望。就比如科幻小说里外星人对地球人的打击。工业文明打击农业文明，这叫降维打击，因为二者从生产方式上存在根本差别。但从世界历史上看，即便是工业文明打击农业文明，也极少出现真正意义上的降维打击，比如鸦片战争中的清军与英军，虽说英军把清军揍的够呛，但清军还远没有怂到毫无招架之力。而无论是宋金之间，还是明清之间，充其量就是农业文明和游牧渔猎文明的对抗，从生产方式上看，二者从本质上其实是在一个发展层次上的，都是靠天吃饭的前现代生产方式。既然都是前现代的生产方式，在我们通常的印象里，游牧渔猎文明看起来似乎还要比农业文明落后一些，那为什么金和清还能把宋和明撵得到处逃命呢？很简单，游牧渔猎文明要与大自然搏斗，才能获取生存的机会，所以他们比农耕文明拥有更强的生存能力，比如骑马、射箭、搏斗，这些不仅是战争所必须，更是生存所必须。而农耕文明呢，显然是越发达越抽抽，上层社会吃喝玩乐收租子，底层社会就只能靠一亩三分地活着。除了职业军人之外，像骑马打猎射箭这些战争技能，普通人是不需要的。这也就意味着，一旦爆发战争，游牧渔猎文明所能动员起来的兵员不一定比农业文明多，但一定比农业文明更加骁勇善战，足以以一当百。再有就是动员能力。生活在游牧渔猎文明之下的人，从属于部落和家庭，以放牧和狩猎为生，这就导致他们其实很难形成凝聚性更强的组织，以便征收赋税，动员更多兵源。可一旦他们获得了更强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战斗力就会大幅提高，打农耕文明可不就跟玩儿似的？而从历史上，走向兵农合一的制度是游牧渔猎文明提高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的有效手段，比如金国的猛安谋克制以及大清的八旗制度，就是典型的例子。另外，游牧渔猎文明组织一次战争，其成本要远低于农耕文明，可收益却远高于农耕文明。从历史上看，即便农耕文明占据了游牧渔猎地区的土地，也很难向该地推广农业，最后只能是不了了之，甚至是弃之不顾。所以前者更好战，而后者跟更厌战。最后再提一下火器。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火器真正能发挥实战能力的只有清朝，其余朝代充其量不过是放挂鞭炮的水平，基本上不具备实战能力，而且装备率低，真正决定胜负的，还是冷兵器出鞘时的刺刀见红。宋朝自不必说，什么震天雷、突火枪，基本没啥用，北宋王朝为了能提高自身战力，还是得发展骑兵。明朝就更扯了，最引以为豪的神器三眼铳，好几分钟才打出去一发，有这工夫，骑兵早就冲过来了，也只能当个烧火棍子使。关键这三眼铳，要威力没威力，要准星没准星，家里红白喜事听个响还行，打仗就扯淡了。真正给后金最大震撼的还是红夷大炮，只可惜该技术转手就被后金掌握了，直接把大明轰个稀烂，导致直到康熙年间，清军还习惯于以火炮打头阵进行攻坚战，而忽略了火枪的发展。所以，归根到底，根本不存在什么使用火器的农业文明对游牧渔猎文明的降维打击。

战略天才辛弃疾：提前60年预见蒙古崛起，空有破解之道却无人理会文：榕树的史话自绍兴议和起，南宋与金国的对峙局面基本形成，脆弱的和平再次出现。南宋意在偏安，金国却志向远大，20年后皇帝完颜亮御驾亲征试图统一天下。这次尝试以失败告终，部分原因是金国大军刚刚南下后方就叛乱四起，有个叫辛弃疾的年轻人甚至聚拢了几十万人马。后人提起辛弃疾往往会想起那些流传千古的诗篇，但当时他却以战略眼光闻名天下。一、身在曹营心在汉辛弃疾出生时金国已在北方站稳脚跟，他的祖父甚至还在朝廷里当官。不过辛氏家族的效忠对象显然是南宋，南归后他本人上疏宋高宗时还对此感概不已。根据回忆，辛弃疾的祖父长期以宋朝忠臣自居，每天下班后的业余生活就是带着全家登高望远，顺便讨论北定中原的计划。当然“理论要与实践结合”，除了口头谋划实干也相当重要。《美芹十论》提到： “常令臣两随计吏抵燕山，谛观形式。” 可见辛弃疾稍稍长大些就被派去干情报侦察工作，而且辛家的志向相当远大，连幽云十六州都想收复。小时候的耳闻目染能让人坚定意志，能力的培养也是完成目标的重要手段。因为职务调动，辛弃疾跟随祖父调任多地任职，对金国虚实，地方生活乃至兵力部署了如指掌。这是明确记载于文献的内容，除此之外辛氏家族肯定还做了很多工作。乘金兵南下的短暂时间窗口起兵数十万，没有长期准备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从结果看这次起兵确实给予南宋朝廷有力策应，可惜由于叛徒张安国出卖最终战败。这是难以挽回的损失，辛家数十年谋划彻底付之东流！但意志坚定的人绝不会轻易放弃理想，辛弃疾投奔南宋。对于北方义士南宋向来不完全信任，但待遇方面也算优厚有加。凭着战场上的名声辛弃疾毫无悬念的步入仕途，从此衣食无忧，地位钱财唾手可得。可对于背负着崇高理想的人，富贵可能真的如浮云。辛弃疾在多个官位上辗转时成绩斐然，发展经济，缉盗安民样样十分出色。可他志在北伐，不断搜集信息推演天下大势。这一推算他的眼光跨越了宋金两国世仇，甚至跨越了时空！整个东亚未来的走势正变得越来越清晰。终于在33岁那年，时任滁州知府的辛弃疾向朝廷上《论亡虏疏》，做出了惊人推断： “仇虏（金国）六十年必亡，虏亡中国之忧方大。” 此时离蒙古统一大约还有30年，距金国灭亡还有62年，可惜此文已在战火中散失，否则定是惊世之作。天才战略家的判断从来不是凭空捏造，辛弃疾也不会毫无根据说大话。他的战略思想是有迹可寻的，我们或许可以从集其理论于大成的《美芹十论》中寻找结论的推断过程。

传统文化，并不等同“儒家文化”（愆之行）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文化可谓是丰富多彩，在历史的长河中诞生了浩瀚的文化，其中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文化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文化一直主导着封建皇权的统治。由于明清时代腐儒过多，只知守旧，不知革新，使中国沦为了半封建半殖民社会，但也由此而使这个历经数千年的东方古国因此而蜕变。近年来复兴传统文化成为了人们普遍热衷的话题，但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将传统文化解读为儒家文化，并且将二者有意无意混为一谈。传统文化不单只有孔孟之道儒家文化的确在中国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这并不代表儒家文化就是全部的传统文化。稍微对历史有点了解的都清楚，在春秋时期，儒家不过是一家之言，同时儒家主导中国历史进程也不过是在汉武帝年间开始。且在古代中国，一直都有多种文化共同存在，最为出名的就有释儒道三家，佛教虽然传入中国的时间不及本土诞生儒家及道家，但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而言，不比其它两家少。儒家文化并不包含杂学文化在叙述传统文化时，很多人无意中会将传统文化的诗词歌赋、工艺艺术、花道、茶道、服饰、书法文法等归类于儒家文化中，可是这些文化并不属于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古代中国“礼义仁智信”的体现，而不是将所有文化包罗其中。例如上面所说的茶道文化，很多人想当然的认为属于儒家文化，其实不然，虽然茶道文化流行于士大夫阶层，但却与儒家文化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只能说是依附关系。同样的还有服饰文化，古代儒生都是一身长衫，在鲁迅先生所写的孙乙己中就对秀才服饰有过描写，但是在古代社会中，秀才举人的服饰并不是人人都能穿著，因为儒身身份表现是用单独的服饰进行区分，而不是所有服饰文化都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与中国文化，需要仔细甄别中国文化是由多种文化交融而成，例如佛道两教及各种杂家学说组成。而儒家文化单指孔孟之学及衍生学说，但是很多人对于这其中的差别总是分清楚，如华夏民族号称是炎黄子孙，但这是历史文化的衍生传说，而不是在儒家书中所记载，就成为了儒家文化中的分支学说。

庄子为何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看完2千年孔圣人发家史就懂了文：汉史钩沉 1908年，山东曲阜孔府，在第75代衍圣公孔令贻的主持下。孔家老小吹拉弹唱，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画像，又一次带进了孔府供奉。一时间，举国哗然、有识之士不耻。章太炎更是气得，奋笔疾书写下：“山东士民为义和团，无为衍圣公”的号召！这并不是孔府第一次易帜。此前清军入关，衍圣公也曾献《初进表文》和《上剃头奏稿》两篇。以此前推，你会发现一个神奇的现象：上至汉、晋、隋、唐，下到宋、元、明、清。无论王朝如何更迭，孔家为何总能屹立不倒？为了解答这个难题，我在《庄子》中找到了第一句名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为什么这样说呢？庄子为此讲了个寓言故事：鲁国有个名臣叫柳下惠，以坐怀不乱而被孟子尊为“和圣”。但柳下惠的弟弟盗跖，却是个烧杀掳掠、无恶不作的强盗。《庄子》对盗跖的恶行，记载道：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穴室枢户，驱人牛马，取人妇女。有一天，盗跖的小弟问他：“老大，当好一个强盗要守规矩吗”？盗跖啪一下就打在他头上了，很快啊！然后骂道：“你个臭小子，干什么不需要讲规矩”？小弟一边摸着脑袋，一边委屈地问道：“咱们都当强盗了，还守什么规矩”？盗跖语重心长地说道：“进屋抢劫之前，就能猜到屋子里放着什么，这就是圣明；有危险自己先上，第一个冲进屋里，这叫作勇敢；抢到东西之后，最后出屋子断后，这叫作义气；行动之前就知道能不能强成功，这叫做智慧；全身而退之后，再公平分配赃物，这叫做仁爱”！ “只有这圣明、勇敢、义气、智慧、仁爱，5条都做到了，才能算是真正的大盗啊”！庄子的盗亦有道，骂遍天下欺世盗名之人！那些披着各种神圣借口，而做着肮脏龌龊之事的伪君子。和挂着仁爱、义气之名，而行奸淫掳掠之举的盗跖，又有一星半点的区别吗？我想了半天，实在找不出半点不同。可是坏事他们都做尽了，又为什么要找那些无所谓的理由呢？《庄子》中第二句名言出现了：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平民偷了一个钩子（士大夫身份象征的礼器），就要处死！而田成子杀了齐国国君，却成了“天下爱戴”的齐侯，所谓仁义之名不都存在于那诸侯之门吗？人们为了防范小偷，就设计了箱子。再在箱子上加把锁，这就是一般人的防盗方法。可是力气大的盗贼来了，直接扛上箱子就走，所有东西都丢了。此时箱子和锁，反而成了大盗，偷走所有东西的帮凶。所谓的圣人，为了安定天下，就设立宗庙、乡里，达到“教化万民”的目的。可是田成子杀了齐国国君，为什么能直接名正言顺的当上齐侯，不正是那些圣人规则的帮助吗？没有那些所谓的圣人规则，齐国的所有民众，会认弑君的田成子为诸侯吗？这和为了保护一个小东西，就设立一个上了锁的大箱子。然后盗贼力气大，直接连箱子，带着所有东西一起偷走，哪里又有半点区别啊！这就是唐宋元明清，天下都在变，唯有衍圣公一家稳如泰山的原因。以所谓的圣人道义，束缚着天下万民，而方便一个个大盗的偷窃，这不就是衍圣公一家最大的作用吗？赵匡胤黄袍加身、陈桥兵变，不仍然做了宋太祖；元朝弯刀入关、箭雨开路，谁能说忽必烈不是元世祖？其余种种，不胜细数。他们的行为和偷窃，又有什么区别？而圣人的规则，又何尝刚正不阿过一次；哪边力量大便往哪边倒，这就是千秋不衰衍圣公！宋代衍圣公8品；元代3品；明代1品；清代特许紫禁城骑马。表面是为了天下万民的圣道，却一次次成了家族兴旺的筹码。这就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真意！乐师止住了管弦之声，天下人才能保住他们原本的听觉；去除色彩斑斓的屏障，天下人才会恢复原本的视觉；摒弃所谓的圣人之法，天下人才能自己辨别是非曲直；这就是庄子所说的大智若愚！人有本性、有良知、有判断，不需人教；教人者有目的、有私欲、有立场，这就是欺世盗名！惟愿天下再无圣人，惟愿人人皆尊本心！

项羽败给刘邦的根源——军事力量面前，一切因素都是次要文：一骑烟尘论古今楚汉争霸，最终以西楚霸王项羽败给汉王刘邦而告终。对项羽的失败，千百年来的人们认识几乎已经固化，无怪乎是项羽的妇人之仁，项羽的残暴，项羽的不识人，反之，则是刘邦的狡诈，刘邦的识人以及刘邦的宽仁等等。几乎所有的总结，其实都来自于儒家的一句话，即得民心者得天下。说白了就是刘邦比项羽更得民心。刘邦约法三章，见郦食其，封韩信等等，做了一系列得民心的事，可是项羽却似乎拿不出一件得民心的事。人们对项羽失败的认识，不能说没有道理。可是我并不相信民心这样的物件，在以生死相搏的斗争中，民心其实并不靠谱，因为民众即便认可一个政治人物或者组织，只是让他们点头认可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不需要付出成本代价，可是要他们付出生命来支持他们心属的人物或者组织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人性。关于民心和政权的关系，秦晖老师有专门的论述，大家有兴趣可以关注。还是伟人一举道破了赢家的实质，原话不便说，意思是军事的胜利才能出政权。我认为这具有普遍的意义，也才是项羽输给刘邦的根本原因。儒家人士出于对儒家“仁者无敌”的理念出发，只是对这条原则有意视而不见，不愿意承认而已。纵观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改朝换代从来是靠硬实力，而不是所谓书生们所说的民心，虽然民心和硬实力有一定的联系，可是相关性并不大，最终起作用的还是军事。刘秀能建立东汉，靠的是“云台二十八将”的南阳豪强，曹操能打下一片江山靠的是青州军事集团，刘备靠的是荆州集团，南朝刘裕靠的是北府军集团，北魏靠的是北方六镇，隋唐靠的是关陇集团，明朝靠的是淮泗集团。具体到楚汉争霸的刘邦，身后有“丰沛集团”，项羽有什么？项羽让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是江东“八千子弟”，其实是大错特错。严格说来江东“八千子弟”不属于项羽而属于项梁，而且这八千子弟的命运如项梁一样，连随项羽参与楚汉争霸的机会都没有。一、八千江东子弟的命运如何？项羽并不是江东人，因为楚国被灭后，他和叔父项梁逃到江东避难，才认识了一大批江东豪杰。项梁在江东能结交豪杰，一方面得益于项氏家族世代在楚国为将积累的名气，一方面得益于项梁本人的英雄魅力。两个因素吸引了一大批贤士大夫，豪杰聚集在项梁门下，形成了依附项梁的江东集团。秦二世元年九月，即公元前209年9月，随着陈胜吴广大起义的爆发，项梁带着项羽在会稽响应，这时，项氏叔侄帐下的八千子弟应运而出：梁乃召故人所知豪吏，谕以所为，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部署豪桀为校尉、候、司马。这八千子弟是项氏起家的本钱，顺理成章，他们随着项氏叔侄打天下，最后自然形成了一个江东军事集团。依靠这支江东军事集团，项氏叔侄的力量迅速扩大，他们北渡长江后，收编了东阳人陈婴的两万人，又北渡淮河，收编了英布、蒲将军的六七万人，之后项氏叔侄继续攻城略地，抵达薛郡后，麾下军队规模当在至少十万人以上。项氏叔侄的军队在当时是非常庞大的一支反秦力量，这支力量的基础是八千江东子弟，这十余万军队的各级军官，都由江东子弟担任，这是一支名副其实的项家军。正当项氏叔侄依靠江东军事集团准备大展身手之际，突然情况发生了转变。公元前208年9月，项氏叔侄发起了一起重要的战役——定陶战役。在这场战役中，项氏叔侄先胜后败，使得项氏叔侄的大军遭到巨大损失，项梁本人也在这场战役中阵亡：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衔枚击楚，大破之定陶，梁死。《史记》中记载，秦兵对项梁楚军，乃是“大破”。对项氏叔侄来说，遭受到的“大破”有两个含义：第一是项家军主力被歼灭；第二是项氏叔侄的八千江东子弟所剩无几，江东军事集团瓦解。定陶之战前，项梁拥立楚怀王，建立楚政权，自号武信君，屡屡大破秦将章邯，秦朝廷不得不打算向章邯增派援兵，如果一直保持这样的态势，项氏叔侄坐拥天下指日可待，可是定陶之战后，情况变了。章邯认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北击赵，大破之。”从章邯的行动可以推测，项氏叔侄的项家军主力已经损失殆尽。项梁之死和他的项家军主力损失殆尽的后果，就是项羽身边已经没有了“八千子弟兵”，也就失去了江东军事集团的基本部队，失去基本部队之后的项羽就不得不被边缘化。

《大秦赋》的背景为战国末年，为何却同时存在东周和西周？文：待晓儿在最近热播的《大秦赋》中，先是有秦昭襄王攻灭西周，又有秦异人，即秦庄襄王攻灭东周。可是，《大秦赋》的故事背景不是战国末年吗？时间上隶属于东周。那秦国灭亡的“东周”和“西周”都是什么地方呢？这里就得提一下当时的周王室是个什么状态了，它们可是忙得很。简单来说，战国末期的周王室面对天下大势的变化，一面重新燃起了夺回“天下共主”的雄心，另一面却还在“闹分家”。周天子的荒唐分封，形成了“三周”格局周朝建立之初，大封诸侯，其实它自己也是一个国家，就叫做“周”。需要注意的是，周国和周朝是两个概念，不要混淆了。这个“周”和受其分封的各诸侯国之间是国与国的关系，细致一点就是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二者的交流用国书，合作要签订盟约，诸侯国有独立的完整主权，周也不能直接对其下达命令。这也就是为什么秦朝建立的才是大一统国家，先秦时期是有众多国家并存的。只不过，各诸侯国尊崇周天子为“天下共主”，而最初阶段周国也最为强大。但是，分封诸侯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周天子需要不断地进行分封，除了朝代建立之初，在之后立下功勋的臣子也会得到分封。比如秦襄公就是因为帮助了周平王进行东迁，获封了岐、丰等地，才从周的附属国变成了新的诸侯国。那么，这些被分封出去的土地从何而来呢？它们出自周天子的属地。因为各诸侯有完整主权，父传子，子传孙，周天子无法对他们的土地进行重新划分，所以只能分封自己的土地。那么这样一来可以想见，周国会越来越小，而土地早晚都会有被分完的一天。这一年就是公元前425年，周考王将自己的弟弟分封到了河南，建立了周公国，至此周天子的土地已经全部分完了。周天子自己以及周国都寄居在周公国中。周公国并不大，第一任国君就是周桓公，周桓公死后，继任的是周威公，他的儿子“根”发动了叛乱，并且得到了赵国和韩国的支持，建立了“东周公国”，之前的地区就被称为“西周公国”。这两个“周公国”是兄弟国，在周赧王时期，也就是《大秦赋》中所提到的那个最后一任周天子，两国分治。这就形成了“三周”格局，即周天子所在的王畿地区、东周公国与西周公国。本来周赧王是居住在东周公国内的，这里也被称为“成周”。可是正好赶上秦武王在位，要来试鼎，这一年是公元前的307年。因为这件事情实在是影响太大，所以秦国先派了大将樗里疾去告知周赧王这件事情，可能是想获得一个正大光明的理由。周赧王自然是拒绝了，于是樗里疾大怒，将周赧王赶出了王宫，强行将其从东周公国迁徙到了西周公国。这也就是为什么《大秦赋》中西周公和周赧王是在一起的原因。后来的事情就很清楚了，周赧王授意西周公领诸国联军合纵攻秦，在依阙会盟。伐秦失败，秦昭襄王大怒，派军队攻打西周公国，夺取了其封地三十六邑，包括王畿在内，全都纳入秦的版图，并且最终迁回了象征王权的“九鼎”。也就是这个时候，周朝实际上已经灭亡了。而在秦异人，也就是后来的秦庄襄王时期，东周公国又开始组织合纵伐秦，时任秦国丞相吕不韦亲率大军讨伐，东周公国也就此灭亡。所以，《大秦赋》中所攻伐的“东周”和“西周”，实际上是“东周公国”和“西周公国”，就是两个小诸侯国，不是朝代划分上的“东周”和“西周”。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东周公国”、“西周公国”以及周赧王这么弱小的势力，要屡屡招惹秦国这个庞然大物呢？

穿越者？不，这只是一场大型历史荒诞剧！文：石湖鱼近年来网上开始流传一种观点，说王莽是穿越者，说的有鼻子有眼，几乎跟真的一样。证据五花八门，譬如王莽建立的政权叫新朝，这个名字很新潮；又譬如王莽实施均田制，努力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社会平均主义；还有废除奴隶，提倡人人平等；甚至把老婆穿超短裙也拿来当做证据。这些其实都是臆想，先解释简单的，超短裙这个东西，只是王莽标榜自己朴素而已。首先得明白，汉代时候，不光女子穿裙，男人也穿，而且不像那些人想象的那样，裙子后面就是光溜溜大长腿，外裙里面有中裙，中裙里面还有裙衬的啊。不仅普通男子爱穿裙子，贵族尤其钟爱。辞海：“古谓下裳，男女通用”。汉代流行蔽膝，就是在下裳外面，加一层遮至膝部的服饰，大概跟围裙差不多。蔽膝一般是贵族专用，因为老百姓没这么讲究，蔽膝比围裙窄，而且一定要遮住膝盖，不然怎么叫蔽膝，所以行动并不方便。贵族们蔽膝是身份象征，使用上好布料，制作精良，还会镶嵌珠宝玉石，所以王莽老婆只穿了一个布制蔽膝出来，王公大臣们就很惊诧了。汉书王莽传：“（王莽）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问，知其夫人，皆惊。” 衣不曳地是礼节，古代待人接物，要用双手把衣服拎起来，不拖在地上表示尊敬，这里是指王夫人衣服用料少，衣衫很短，再加上穿个布蔽膝，便把她错当成了奴仆。里里外外只一个意思，王夫人穿的太破了，跟仆人差不多。王莽之所以建国号为新，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新都侯，封地在新都（新野），一点也不新潮，相反非常老派，用封地称号建国，这是正统得不能再正统的做法。“永始元年，封莽为新都侯，国南阳新野之都乡，千五百户。” 至于他发明了什么飞行器和游标卡尺，更是贻笑大方了。飞行器起源于王莽打匈奴，招募异能之士，于是有人就背个鸟翅膀来了，“飞数百步，堕”。用鸟羽毛做个翅膀就能飞了？动力从哪来？如果解释成滑翔器，先不说这羽毛质量行不行，能不能撑住空气浮力，按这个解释，早在远古时代，大舜就发明了飞行器。史记五帝本纪：“瞽叟尚复欲杀之，使舜上涂廪，瞽叟从下纵火焚廪。舜乃以两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 舜他爹瞽叟想杀他，指使舜去修谷仓，舜刚爬上屋顶，瞽叟就在下面放火，舜用两把大斗笠当翅膀，从房顶上滑翔而下。照这么说，三大圣君之一的舜帝，也是穿越者了？和鸟翅膀一起来应征的，还有很多“异人”，比如有声称不用舟船就可以渡河的，方法是将马连接起来，依靠马能游泳的特性做浮桥（马儿：我感谢你八辈祖宗啊，你来示范一下看看）；还有说可以不吃饭，只要服用他的特制药物，军队就能充饥（这个厉害了，一举解决了粮食危机）。这事小学生看了都懂，王莽摆明给忽悠了，这些能人异士，其实就是一伙江湖骗子。那个青铜游标卡尺，只说一句，汉代科学技术发达，领先时代，甚至超越千年的成就比比皆是。比如西汉炼钢技术，用的是高炉，跟现代钢厂一样，还发明了水排等鼓风技术，能造出含碳量低于0.1%优质低碳钢，领先世界足足1800多年。炼钢可比青铜尺的技术含量高多了，难道西汉工匠们集体穿越了？

血流漂杵，才是「武王伐纣」的真实战况（大象公会）「武王伐纣」是一个中国人很熟悉的历史典故。该典故的基本情节是这样的： “商纣王腐败残暴，耗尽国力对外征伐，同时修筑豪华宫殿，对百姓征收繁重的赋税，还施用酷刑残害人民。于是周武王联合其他诸侯，共行天罚，与商军在牧野决战。商军痛恨纣王，阵前倒戈，周军兵不血刃灭了商朝。” 这个带有强烈道德说教色彩的故事，主要取材于《史记》。但甲骨文及先秦史籍所记载的商周鼎革，并不是这种面貌。一、商、周冲突已久《史记·殷本纪》里记录了一个传说：商朝国君武乙，曾亵渎周人信奉的天神。后来，武乙在黄河与渭水之间打猎，被天雷给劈死了。黄河与渭水之间，是周人统治的核心地区，武乙被雷劈死在这里，意味着他受到周人所奉天神的惩罚。传说之中的情节未必是史实，但传说的存在仍可以传递出某些信息。在日本学者白川静看来，周人有一种“对天的信仰”，武乙在周地被雷劈死的传说，“可视为其宗教纠纷的表现”，透露出周人和商人之间曾因宗教问题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先秦史学者许倬云则认为，在这个传说里，武乙跑到周人的地盘上打猎，“多少有以兵威镇慑周人”的用意，他被雷劈死的结局太过古怪，有可能是为了掩盖他的真正死因。不管真实情形如何，“武乙在周地被天雷劈死”这个传说，至少可以说明商、周之间早已存在矛盾。另据古本《竹书纪年》，商君武乙统治期间，周王季历在位。他率领周人，不断对外开疆拓土。先是奉商的命令，去征讨西北的鬼方，归来后得到了商君武乙的赏赐，“赐地三十里、玉十毂、马八疋”。之后又率军征讨戎狄，因功被信任商君文丁（武乙之子）封为“牧师”，也就是诸侯之长。文丁七年，季历率军“伐始呼之戎”，胜利而归；文丁十一年，又率军“伐翳徒之戎”，俘虏了敌方的三名重要官员。周人的不断扩张，让商人倍感威胁。商君文丁遂设法囚禁了季历，然后又杀死了他。季历死后，长子姬昌即位，也就是后世通称的周文王。姬昌继续扩张周的势力，且在商君帝乙二年，发动过一次意在复仇的伐商战争。帝乙选择与姬昌联姻作为安抚手段，化解了这场冲突。帝乙死后，纣王即位，封姬昌为“西伯”，即西部诸侯首领。再后来，姬昌触怒商王，一度被囚禁在了羑里。脱离囚禁回国后，姬昌继续维持对商的表面臣服，同时积极扩张，先后灭了密、黎、邘、崇等诸侯。

谁规定母命重于子命？郭巨“埋儿奉母”，“孝”的背后是他的无能文：羽昕 "其中最使我不解，甚至于发生反感的，是"老来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件事。——鲁迅" 我们所一直坚信的孝道一定正确吗？何为孝，又何为不孝？不侍父母，不尊长辈，顶撞还嘴，我们对于孝的定义又究竟为何。年少时我们被父母耳提面命的话便是作为子女首先要做到的便是"孝"，有关于"孝"的书籍，中华悠悠上下几千年的历史里，《二十四孝图》、《孝子传》等这些书不计其数。在《二十四孝图》里最具有争议、最为人诟病的便是"郭巨埋儿奉母"。 "哭竹生笋"、"卧冰求鲤"、"老来娱亲"等等这些《二十四孝图》里的故事，让初初读书的人不禁感慨原来"孝"这般难。"哭竹生笋"，想来我们没有那般感天动地的精诚之心；"卧冰求鲤"，想来我们没有那么强健的体魄；"埋儿奉母"，若"孝"真是这般的话，这世间的理倒也真如乱麻一般了。谁来规定母命重于子命？郭巨因家中经济拮据，其母为避免孙儿挨饿，便减少进食，郭巨心疼母亲，想母亲只有一个，儿子可以再生，便打算"埋儿"以"奉母"。如今看来，这故事倒是处处可笑。相传东汉董永"卖身葬父"邂逅天帝之女共结连理，传为佳话。两个故事，皆是以"孝"为诣，但这"卖身"与"埋儿"相差天差地别。身为父母，即给予孩子生命，必须要为其负责，若说收回便可收回，不免草率，更显得人命轻贱。如若这"埋儿奉母"理论被世人奉为真理，不知身处于孩子的视角每日度过的多惶恐。每每听到家中拮据，生活不能够得以维持，心下便一紧张；听闻祖母日渐消瘦，食欲不振，便惶恐自己可否还能看到明日之阳光。想来，每个孩子不会让自己成长为"郭巨"，更不想让自己的父亲成长为"郭巨"。一个是生养自己之人，一个是自己生养之人，孰轻孰重，又岂是简简单单一个郭巨"埋儿奉母"的故事便可以概述的。被逼"埋儿"，怪天命还是怪世道？只怨世道不平，老天不公，让郭巨不得已在母亲和孩子之间二选一，事实如此吗？"郭巨，晋代隆虑人（今河南省林州市人），原本家道殷实。父亲死后，他把家产分作两份，给了两个弟弟，自己独取母亲供养，对母极孝。" 故事中可见郭巨原本家境殷实，不算富甲一方，但是也能足以保证家中人口衣食无忧。何故，原本殷实之家在独自抚养一位老人后家庭入不敷出，每人节衣缩食却仍不能满足口腹之欲。郭氏一族，在郭巨分开家产时，其家境满足每个人衣食后仍有富余，不需要从母亲和子女中择一抚养，没有生机压力，不用为了所谓的"孝道"需要让子女付出生命的代价。而分开家产后的郭巨，将硕大的家产经营之亏损严重，甚至赡养不了母亲，抚养不了儿女。天命没有闲心去给予每个人数不尽的苦难，世道没有缘由去为难一个"孝子"，郭巨从未反省过自己的能力，怪世道不运，气数不佳，让母亲受苦，甚至多了一个孩子来给母亲抢夺生存的机会。不要用"伪孝"掩盖"无能" 圣贤之言常挂于嘴边而不付出行动的是"伪君子"，孝敬之事常走于形式而非内心的是"伪孝子"，认识不到自己错误而大声歌颂自己功德的是"真无能"。郭巨，便是"真无能"。面对着家里的陋室残屋，看着饥瘦少食的母亲，郭巨最先反应到的问题是这个家庭人口太多了，多么可笑的道理。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皆是郭巨的血肉之亲，不去反思自己究竟是怎样将一个殷实之家的家产败光至食不果腹的地步，不去反思自己的能力是否担得起家庭的顶梁支柱，而是去用最愚蠢的方式去解决。故事的结尾，"当他们挖坑时，在地下二尺处忽见一坛黄金，上面写：'天赐孝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夫妻得到黄金，回家孝敬母亲，并得以兼养孩子。从此，郭巨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而且孝顺的美名传遍天下。"看起来是十分完美的结局，郭巨得到黄金，母亲和孩子得以两全，家庭经济得以改善，郭巨自己的名声远传千里，名扬四海。看完故事的人沉浸在郭巨的喜悦中，代入郭巨的视角看点这个故事，这是一个孝子最终感动天道的故事，故事充满教育意义又弘扬了"孝"的文化。如果故事的主人公是郭巨之子，这个故事该如何描写？郭巨之子，其父甚孝其祖母，家道中落，祖母疼孙，少食，其父发现，深感愧疚，决定埋郭巨之子以孝其祖母。故事里流露出的是郭巨之子的恐惧与未知，还有绝望。故事的结尾总是富有侥幸，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郭巨的故事若真的发生，郭巨的孩子便是离死亡最近的，郭巨挖的坑下将没有黄金，只有小小的郭巨之子的身体，只有这样一条年轻的生命。生活没有侥幸，不是每个人都会小心感动上天，会在活埋孩子的坑中挖出黄金，更多的是用生命的代价换来其父的美名。换一个角度，这个故事挖出的黄金一定是为了赞扬郭巨"孝"的美名吗？合理猜测，是否在这个带有神话色彩的故事里，这众多黄金的出现是为了拯救郭巨之子这条年轻的生命呢，毕竟生命的价值远远高于那所谓的"孝的美名"。郭巨成为了远近为名的"孝子"，没有人去追究他是如何从家道殷实之家中落的，不会有人去思考郭巨的"孝"背后是他的无能。不要用无能去绑架"孝"，让家人面临死亡二选一的结局本就是过巨的无能，甚至是罪过，反而用"孝顺"的名义去歌颂，未免太过讽刺了些。

古人的表字为什么很多都叫“子某”？（林屋公子）在《尚书·酒诰》里，商朝内服包括“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这些职务在甲骨文中基本都能得到印证。首先说“百僚”。甲骨文有“寮”无“僚”，“寮”从表示宫室的“宀”与表示燃火的“尞”，也就是房屋，引申为官署，在甲骨文中有“韦师寮”。所以“百僚（寮）”就是指众多官署，今天同事还叫“同僚”即出自此义。“寮”的长官就是“尹”，甲骨文从“又”持“丨”，表示手持权杖，引申为长官，比如有名的“伊尹”。“尹”一职在周代以至后世都常用，比如周代楚国首相为令尹，“尹”加“口”为“君”，又有发号之意，与“尹”常互用。接下来是比较复杂的“亚”。“亞（亚）”字像商代墓室的平面图，赵林先生指出，“亚”的世界观为“中国”概念的前身。从甲骨文的“亞”（无四角横线）字来看，不正是有东南西北中五部分吗？“亚”也有表示第二的意思，比如甲骨文有“亚祖”，今天“亚军”也出自此义，《酒诰》的“亚”表示的是寮的次官，与后文提到具体内服职事的“亚”有一定区别。除此之外，“亚”还有连襟的意思。也有作族名、人名用，比如那个很有名的“亚丑钺”。然后是“服”，大概是具体指挥内服职事的官员，在“尹”“亚”之下。之后的宗工、百姓应该是服役的各族族长。其中甲骨文有“宗工”“多工”，“工”本义为某种工具，这里指服事工商业的家族；又有“多生”，“生”本义为出生，这里指一种亲属关系类型，与周代的“姓”尚有一定区别。“里居”当为“里君”之误，“里”本义为土田，引申为聚居之地，但商代尚无后世纯地域性组织的乡里，故“里君”应该是家族长兼任的地域长官。商王就是通过百僚的庶尹、惟亚、惟服等官员，来支配宗工、多生、里君服役，而宗工、多生、里君等家族长又以整族为单位，为商王从事具体的内服职事。相对于外服，可以发现内服已经有了相对简单分工的政府雏形，这是由于商王对内服的控制比外服更强，故在商王国内能初步形成集权政体。而此时百僚的庶尹、惟亚、惟服等“中央”官员，也没有脱离其所在的族群，整个族群也同样要为商王服役某项职事。那么，内服具体的职事是什么呢？《酒诰》没有记录，相关研究也比较少，只有卢中阳先生在《商周指定服役制度研究》中对这方面有探索。具体来讲有以下几种：首先是“亚”服，甲骨文中出现“多亚”和多种具体的“亚某”，如“亚乞”“亚雀”等。这个“亚”区分于表示次官的“亚”，而是一种军职。在《尚书·牧誓》中，周武王号令的有“亚旅”一官，西周青铜器“晋侯苏钟”也有“亚旅”，可见“亚”直到西周还保留了下来。卜辞中有“多田、亚、任”连用，可见内服与外服有一起从事某项职事，还有“卫、射、亚”连用的记录，这里的“射”也是内服。

衢州汉服吧吧主前来拜吧本人是衢州汉服吧吧主，虽然吧名“汉服”，但主题以汉家文化本身为主，汉服占的比重不大（本人认为现今的汉服运动已经严重背离初衷，有名无实，实际上已沦为古装作秀和复古退化运动），而且尤其反对明粉。望各位反明志士同往捧场。顺便安利一个帖子，里面是本人搜集的各路批判明粉的言论，欢迎大家前去补充。 https://tieba.baidu.com/p/5233579689

周幽王和褒姒是背锅的，烽火戏诸侯的原型是这两位楚国君王！文｜历史的镜子能照出什么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每个中国人都听说过，故事大略讲的是周幽王宠信褒姒。由于褒姒不爱笑，为了逗笑褒姒，周幽王就点起烽火，让诸侯勤王。等诸侯到了，褒姒看到诸侯急忙赶路的模样终于笑了。如此再三，诸侯们都不再勤王，结果犬戎真的打来，没有了诸侯军队的帮助，西周也就就此灭亡。这是一个历史版狼来了的故事，但是对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其实早就有历史学家提出过质疑。钱穆在《国史大纲》就提出疑义：“此委巷小人之谈。” 那么，为什么说烽火戏诸侯这个故事不是真实发生的，而这个故事没有真实发生又为什么会被后世传的有模有样，甚至被司马迁当做正史写在了《史记》中呢？【虚假传言】其实反驳烽火戏诸侯的证据有很多，专门解释过这个问题的文章也有不少。这里简单举几个例子。首先还是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诸侯并不能见烽同至，至而闻无寇，亦必休兵信宿而去，此有何可笑？举烽传警，乃汉人备匈奴事耳。骊山一役，由幽王举兵讨申，更无需举烽。”钱穆先生这段话就至少说明了三个问题。首先，古代行军，情报也是很重要的，诸侯部队在抵达前都会有探马探听消息，如果没有敌情，军队不用抵达前线就一定已经知道了。怎么可能狼狈的到到达城下，才知道被骗呢？其次钱穆先生也点明了，烽火台是在汉代为防备匈奴才推广开的，就算烽火台出现的时间还要早一点，也绝不会早过刚开始修建长城的春秋战国时期，所以在西周末年，是没有烽火台这个东西的。最后，从其他史料记载的角度讲，钱穆先生也指明了：是幽王主动攻打申国，被申国与西戎的联军击败，死于骊山的。所以也并不存在西戎主动攻击镐京的事情，这种说法在后来发现的《清华简》记载中也得到了相互印证。【第二版本】其实烽火戏诸侯并不存在，在学界已是公论。那既然烽火戏诸侯并不存在，那么这个故事是怎么流传开来？又是怎么被按在周幽王脑袋上的呢？其实关于烽火戏诸侯，除了《史记》，还有一本古籍记载了不同的版本。《吕氏春秋》：“戎寇当至，幽王击鼓，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悦而笑，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数击鼓，诸侯之兵数至而无寇。” 《吕氏春秋》中烽火戏诸侯的版本并没有提到烽火台，而是用击鼓代替，这很可能是当时并没有烽火台或烽火台没有普及的缘故，但是这也是这个记载最大的漏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支鼓在城市中心，敲击时能够传达全城，这已经是极限了。需要多大的鼓，能够传到至少一月行程的地方诸侯耳中？而且古代的鼓多是用牛皮制成，这个制作成本太高，也不可能做到如烽火台一样，每隔数百米，置一鼓。所以靠击鼓向诸侯示警，这根本不具备任何的可操作性。【击鼓戏百姓】虽说《吕氏春秋》的记载不可能是真实的，但是这个记载却提供了一个寻找烽火戏诸侯原型故事的线索。虽然没有《吕氏春秋》中的击鼓戏诸侯，但是在历史上却真的出现过击鼓戏百姓的事件，而这个事件就发生周幽王之子周平王时代的楚国。楚国当时的国君是楚厉王熊眴。当时的楚国面临着敌对势力的威胁，于是楚厉王与百姓约定。如果发现敌情，楚厉王就击鼓为号，听到鼓声百姓们就拿上武器，协助楚国军队守城。有一次楚厉王喝酒喝多了，就误敲了战鼓。百姓听到鼓声急急忙忙赶了过来，楚厉王知道后急忙命人解释：“我喝醉与近侍开玩笑，这才敲错了鼓。”于是百姓都散去了。过了几个月，敌人真的来进攻，楚厉王急忙敲响战鼓，召集百姓。但是百姓们以为楚厉王又在开玩笑，结果都没有来守城。这次事件后，楚厉王只好更改了报警的信号。可以看到，楚厉王的经历与《吕氏春秋》上的记载非常的相似，只是原本的城中百姓，被换成了地方诸侯。这个历史事件极有可能就是烽火戏诸侯的源头，但这只是整个故事的一部分。

老师不会告诉你，历史上自大的夜郎国，其实真的很大文｜白话历史君历史的回响惊起了一树寒鸦，时光倒退两千年，大汉与夜郎速决高下，挥剑一刹那，夜郎古国被虐成了渣，付出了坐井观天的代价，从此中国版图上不再有“夜郎”这个国家。夜郎国的兴盛——部落轮换统治下的“金粉王朝” 战国时期的中国好似一盘散沙，各路诸侯尔虞我诈，密谋着天下，无人关注的少数民族，在偏远的中原西南地区建立起了名为“夜郎”的国家。 “西南夷者，在蜀徼外，有夜郎。东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 历经了武米、洛举、撒骂、金竹四个朝代的漫长发展下，夜郎从一个南垂小国，逐渐变为经济和军事都长足进步的发展中国家。在洛举夜郎王朝无限的对外扩张下，夜郎国的实力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统一了中国西南边境十个小国（部落）的夜郎，一度成为了维护边陲和平的“维和警察”。但好景不长，夜郎国最伟大的首领佐洛举死后，夜郎国渐渐解体分化，夜郎国十大分部之一的首领撒骂，继承了夜郎国国君的位置。撒骂将夜郎国土以外的国家视为敌人不断举兵杀伐，极大的削弱了夜郎王朝的实力，但是夜郎统治下的幕帕汝舍磨部经过长年累月的休养生息，其军事实力已经超越了夜郎本部。最终，幕帕汝舍磨部的首领金竹取代了撒骂，建立了夜郎国历史上最为鼎盛的金竹王朝。历史证明，夜郎国是一个盛行“强者为王”的国家，不断征战的夜郎国实行“部落轮换统治”的制度，但是无论哪一个部落的首领获得国家的统治权，国家的名称都会是“夜郎”。夜郎国的衰落——非洲有“平头哥”，中国有“夜郎国” 中国文化将“龙”视为展现民族形象的神圣图腾，但凡是总有例外，夜郎国的图腾可能不是“龙”，而是“平头哥”。非洲平头哥总是充满自信的挑战那些比他强大百倍的动物，比如狮子、大象，它不是在战斗，就是准备去战斗的路上，而夜郎国与平头哥比起来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金竹夜郎的统治十分成功，夜郎王朝空前鼎盛，夜郎国的君主渐渐变的骄傲自满，颇有“天老大我老二”的架势，但是过份骄傲往往会触及毁灭的边缘。西汉末年，金竹夜郎胁迫周边二十二个部落反抗西汉，夜郎国的举动激怒了西汉这位中原巨人，西汉派使臣陈立前往夜郎打探虚实，陈立确定了夜郎的反叛行为后，切断了夜郎的水粮供给，在夜郎国内乱之时，陈立孤军深入夜郎大营，以一己之力刺杀了夜郎君主。没错，夜郎的一国之主被史书上只有寥寥几字介绍的小小汉国使臣干掉了……持续了三百多年统治的夜郎王国，就此覆灭。当然了，这种事儿在汉朝历史上太过常见。毕竟“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

商周王朝是邑制国家而不是领土国家（林屋公子）商朝是王权、族权、神权三足鼎立的模式，商王的祖甲改革目的是加强王权，但却激化了王权与族权的矛盾，反过来加速了商朝的灭亡。那么，商朝的“族权”究竟是以一种什么形式表现出来呢？这里我们就要从甲骨文的“族”字说起了。 “族”这个字，从甲骨文、金文到现在，写法都相对固定，就是从“”和从“矢”。“”这个偏旁，今天还有“旌”“旗”“旋”“旅”等字，多和军事有关，实际上就是旗帜的意思，而“矢”当然就是弓箭，这说明“族”是军事组织。从甲骨文的“王族”“子族”“多子族”“三族”“五族”来看，“族”同时又是社会组织。“王族”就是商王的近亲家族，而“子族”就是商王旁系家族，“多子族”就是几种“子族”的通称。 “族”作为社会主体到周代仍保留下来，并与“氏”经常混用，所以也被习惯称为“氏族”。但这个“氏族”应该称之“家族”更为准确，因为与我们对译西方人类学的“氏族”并不相同。在“母系氏族”“父系氏族”中，“氏族”都是单一的血缘氏族；而“家族”则是包含了姻缘关系的社会共同体，这点应该需要加以辨别。不过，与战国秦汉以来的“家族”功能不一样的是，他们本身还是个政治组织。王族以外的族众不受商王直接控制，只对族长负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社会形态呢？因为当时的生产力还很落后，个体家庭不能脱离家族劳作，所以族众只能团结在族内。这种社会形态一直要延续到春秋战国，铁犁与牛耕的产生与发展，个体家庭才得以从家族中脱离。这就是我们之前质疑伊尹、傅说身份的主要原因，他们加入商朝时一定不是个体的人，而且从他们能入要职来看，极有可能本人就是族长。这样一来他们就具有两重身份：一个身份是族内的“君”，另一个身份又可能成为商王的“臣”。正因如此，所以我们要说秦始皇统一中国，因为不管之前的周朝还是商朝，实际上都没有形成统一。“商朝”是什么？它并非一个统一的政权，而是由商国，以及臣服于商国的若干族邑组成的集体，这些族邑可以称为“外服”。同时，“商国”内部也由王族和多子族构成，这些多子族可以成为“内服”。“外服”与“内服”的区别在于是否在商国任职，共同点是都为商王服务的，可以视为“臣”，但与后代个人所从属的君臣关系当然又不一样。既然当时的族邑有相对独立的一面，那么它们之间肯定不是连成一片的。换而言之，战国之后直到今天的中国版图，因为有国家统一的行政区划，所以地图都是完整的一块。但商周版图不一样，因为国家不能将族邑划分为行政区，所以地图应当是若干点的集合。这在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反映最为明显，但现在网络很多业余爱好者绘制三代春秋地图时，往往将当时版图画成一整块或若干邻接的区域，这都是不科学的！

春秋时代的带头大哥之宋襄公篇（闲乐生）在人们的既定印象中，宋襄公是个迂腐顽固又智商低下的假道学，讲究“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纯粹志大才疏的榆木脑袋，死爱面子活受罪——其实历史的真相并非如此简单，在本篇中，笔者将穿越史海的迷雾重重，上穷碧落下黄泉，追索一个远古民族的复兴梦想，详细解读他们以及后世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并深入分析宋襄公性格行为的成因来源以及历史功过，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虽然千年毁誉，难以定断，但历史的有趣，就在这里，诸位看官尽可独立思考，见仁见智。以鄙人的愚见，宋襄公并非什么蠢猪，也不是什么假道学，他只是一个沉迷在古老梦想中的活化石而已——因为珍稀，所以孤独；因为陈旧，所以有些不合适宜；又因为梦想破灭而可悲可叹，所以让人觉得他可怜又可笑——如果要拿金庸小说中的一个武侠人物来类比的话，他有点像苦苦追求“反清复明”梦想的迂阔书生，红花会大当家的陈家洛。大明朝已经亡了近百年，当年的遗老遗少们早已灰飞烟灭，他们的后人们也大多做了清朝的顺民，陈家洛仅凭手中几个江湖人物，以及书中乾隆皇帝那并不靠谱的汉人血缘与虚假承诺，而天真的幻想用仁义道德和民族大义来唤醒来感动敌酋，甚至不惜牺牲自己与自己爱人的幸福，而企图恢复大明朝的江山——这不是与宋襄公一样可悲可叹可怜与可笑么？然而，为了自己“愚蠢”的梦想，明知不可而为之，这不仅可笑，也很可爱，甚至在某些方面有些可敬，因为这是一个光荣贵族的梦想之歌，哪怕永远不会实现，也依然很美。所以，想要让大家真正了解宋襄公，就必须先把宋国的历史讲清楚，因为他的霸业，与殷人数百年的复兴梦想息息相关。在公元前12世纪左右，商王朝是当时亚洲最先进的文明与人口最多的联邦国（当时巴比伦王国已经衰弱，亚述帝国尚未兴起），他们掌握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与纺织、酿酒、畜牧技术，整个东亚地区有数千个部落与方国向它进贡，接受它的领导，承认它为宗主国。然而，从公元前11世纪开始，周人凭借着先进的农耕技术与稳定的宗法政体在关中平原上崛起，并一举灭掉了因扩张速度太快、穷兵黩武而政治崩溃的商王朝。商纣及其死党虽已败亡，但殷人乃大族，人口远多于周人，光一场牧野大战，对其损失可以忽略不计，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周武王也心里没底，想当年，殷商是何等强大，祭祀仪式是何等奢华，如今这些曾经在上的殷商贵族，却被迫匍匐在自己脚下（注1），可以肯定，他们不会轻易接受周人的统治。况且，战败的殷人包括三部分，只有一部分投降了，还有一部分退到辽东半岛与朝鲜半岛，更多的部分残余势力则仍盘踞淮岱，随时准备卷土重来。到底该怎么处理他们呢（注2）？注1：见《逸周书世俘》：“荐殷俘王士百人.”所谓“王士”，《尚书多士》云：“士者，在官之总号。”注2：关于周人的这种忧虑，可见《诗经大雅文王》：“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祼将于京。”

数学界的李约瑟难题：宋元数学高度发达，为何未能产生近代数学？文｜今古言堂前言 1976年，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一个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个问题被称为“李约瑟难题”，引发了后人无数解答和争论。李约瑟难题有很多子问题，在数学界同样适用。我国古代数学成就在宋元时期达到顶峰，著名的“宋元四大数学家”：秦九韶、李冶、杨辉、朱世杰，代表了我国古代数学的最高成就，更领先于同时期西方水平，但为何近代数学未能在中国产生？成就斐然的宋元四大数学家，见证了我国古代数学的全盛我国古代数学长期领先世界，这是毋庸置疑的。李约瑟曾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而日本著名数学史家三上义夫对我国古代数学成就的评价更具代表性： “中国之算学，其发达已有二三千年的历史，以算学之发达，包含于如此之大文明中而有如此久长之历史，世界诸国未尝有也。” 我国古代数学的发展自秦汉到宋元，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在许多领域遥遥领先，到十三四世纪的宋元时期更达到全盛，相比之下，西方数学在古希腊几何学盛极一时后，在随后的一千年间几乎趋于停滞，被我们远远甩在后面。在宋元这个数学的黄金时代，我国出现了四位最重要的数学家，他们是宋朝的秦九韶、杨辉，金元时期的李冶，元朝的朱世杰，是为“宋元四大家”。 1、秦九韶：《数书九章》，媲美《九章算术》的数学名著秦九韶生活在南宋，他的主业是做官，但“性极机巧，星象、音律、算术，以至营造等事，无不精究”，是个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的知识分子。秦九韶最杰出的成就是数学，他的数学成就集中体现在《数书九章》一书中。《数书九章》与著名的《九章算术》齐名，记载了数学领域九大门类八十一个问题，每个问题都源自实践，又高于实践，代表了当时数学的最高水平，其中的“大衍求一术”也就是现代数论中的“一次同余式组解法”，比西方数学天才高斯建立的同余理论还要早554年，被西方数学界称为“中国剩余定理”，这是世界数学界唯一被冠以“中国”名号的定理，秦九韶因此被西方称为“他那个民族、他那个时代，并且确实也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 2、杨辉：杨辉三角，领先世界的数学成就但凡学过数学的人，都知道大名鼎鼎的“杨辉三角”，不过“杨辉三角”只是他数学成就的一部分，是他最直接的研究成果，他还研究了“垛积术”，即高阶等差数列，并首次将“幻方”问题作为数学问题研究，创立了“纵横图”之名，这些成就都是开创性的。杨辉一生留下大量数学著作，包括《详解九章算法》十二卷、《日用算法》两卷、《乘除通变本末》三卷、《田亩比类乘除捷法》两卷、《续古摘奇算法》两卷，对古代数学的教育和普及做出了突出贡献。 3、李冶，《测圆海镜》，开创意义的“天元术” 李冶生活在与南宋同时期的金国，他潜心数学研究和教学数十年，毕生成就集中体现在《测圆海镜》十二卷和《益古演段》中。李治在《测圆海镜》中创立了“天元术”，即“利用未知数列方程”，在李治以前，我国数学著作记载的都是孤立的具体数学问题，而“天元术”则是一种工具或是一般方法，相当于现代数学中的“定义、定理、公式”等，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这无疑是李治最大的成就，因此被后人称为“立天元者，自古算家之秘术；而海镜者，中土数学之宝书也。”朱世杰的“四元术”就是在“天元术”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另外，李治还编著了更为通俗的《益古演段》，为普及数学做出重要贡献。 4、朱世杰：《四元玉鉴》，古代数学的巅峰之作朱世杰生活在元朝，他的数学成集中体现在《四元玉鉴》中。朱世杰在《四元玉鉴》中解决了高阶等差级数求和问题（“垛积术”）、高次招差法问题（“招差术）等复杂的数学问题，最大的成就是创造“四元消法”，解决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解法问题，被称之为“四元术”，这一成就比欧洲早了400多年。朱世杰是宋元数学集大成者，《四元玉鉴》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最高水平的数学著作，更被西方学者称为“中国数学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另外，朱世杰还编著《算学启蒙》一书，成为当时最流行的通俗数学著作，对数学普及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

“叶公好龙”之辩——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分歧下的治国理念差异文｜笑语千年《叶公好龙》是一篇著名的寓言，出自于汉代刘向编撰的《新序·杂事五》，原文如下： “子张见鲁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礼。托仆夫而去，说：臣闻君好士，故不远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尘垢，百舍重研，不敢休息以见君。七日而君不礼，君之好士也，有似叶公子高之好龙也。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天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 这个故事用生动的比喻，辛辣地讽刺了叶公的言行不一，揭露了以叶公为代表的那种们只唱高调、不务实际的思想作风。那么，历史上真的存在一个假意爱龙，真心怕龙的叶公吗？他为什么这么做呢？一、叶公其人叶公名沈诸梁，字子高，是春秋末期楚国军事家、政治家。他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的曾孙，被封在楚国北疆重镇叶邑，故称为“叶公”。他与孔子是同一时代人，两人还曾有过交流。《论语·子路篇》记载了“ 叶公问政”的故事。“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叶公问为政之道，孔子称为政之道就是让远近的人都快乐。这是孔子周游列国时发生的事，当时孔子向叶公求官，但叶公与孔子交谈后发现两人“道不同”，所以拒绝了孔子。所以很多后人推测“叶公好龙”的故事，极有可能是孔子的某位弟子编出来讽刺“不真心爱人才”的叶公的。叶公在叶地为官时，励精图治，兴水利，劝农桑。率民众修筑的东、西二陂，可灌溉农田数十万亩，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农田水利灌溉工程之一，对叶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公元前479年，楚国重臣白公胜在楚国都城发动叛乱，杀死了令尹子西、司马子期，并劫持惠王欲自立。已近耄耋之年的叶公闻讯后，毅然出兵平叛，立下定国之功。事后叶公被楚王封为令尹兼司马，同时执掌楚国军政大权。但是叶公平叛并不是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在楚国恢复秩序后，叶公让位于贤，回到叶地颐养天年。他死后，子孙中有人以封地为姓，改姓叶氏，此即为叶姓的起源。二、叶公对龙的真实态度图腾崇拜是原始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 ,中国历史上的图腾很多，凤、燕、虎、熊、马、龙、龟等等动物都曾是不同部族的图腾。楚人原本来自鲁地，后来随着周民族的向东扩展以及黄河流域气候的逐渐改变而南迁 , 之后发展到南方的江汉流域。战国时期，楚国疆域进一步扩张，西北到今陕西东南部 , 西南到今广西东北部，东北到今山东南部一带，与东夷后裔混居在一起。 “凤”是楚人的图腾，江陵马山楚墓出土的《三头凤纹绣》中, 凤的形象极为怪异，凤首如袅, 双翼对举, 双翅张开，攫住一条盘曲的长蛇。这条长蛇实际上就是当时中原部族崇拜的龙图腾。在同时出土的另一幅《凤斗龙虎纹绣》中，内容也是表现龙凤相斗的场景 ,同样是凤胜龙败。楚人这些图案中，都突出了凤鸟的勇猛 , 保证凤在与龙的争斗中能够胜出。屈原的作品中，无一例外的赋予了凤鸟高尚、圣洁、优雅的人格品质。“莺鸟凤皇，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对凤鸟意象赋予理想人格, 是以屈原为代表的楚人对崇拜凤鸟的又一例证。楚人尊凤，其周边国家却普遍尊龙。无论是吴国、越国还是晋国，龙都被视为最聪灵的动物 ,连孔子问礼于老子，回来后都对自己的学生说“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将老子比做“龙”。楚人被崇拜龙的部族包围，对龙自然会产生一种忧惧。为了与崇拜龙的部族进行抗衡 , 楚人刻意增添了凤鸟的战斗力, 创作了许多“凤胜龙败”的文化作品，寄托了楚人对战胜周边部族的渴望。楚人长期生活在中原边缘，被中原国家视为蛮夷，楚国自楚庄王开始，不断向北用兵 , 想进人中原，也是想得到认中原文化的认同。作为中原国家象征的龙，让楚人又爱又恨, 表现出一种极为复杂的文化心理。 “叶公好龙”故事发生在孔子周游列国之时，此时恰好是楚国的邻国越国的国君勾践卧薪尝胆，灭掉吴国之际。叶公是楚国的政治家，他一方面认同中原文化，另一方面对中原各国也保持着警惕。说出“叶公好龙”故事的子张在此时随孔子来到楚国，陪着孔子和叶公有过一次交流，但是这次交流并不成功。善于洞察人心理的子张看到了叶公对中原国家又爱又怕的复杂内心，所以在孔子求官不得的情况下，讲了一个“叶公好龙”的故事，来讽刺叶公，也是讽刺楚人那种矛盾的心理。楚人的这种矛盾心理直到战国时期灭越之后，楚国国力大张，许多尊龙的诸侯国都被楚国纳入了自己的地图之后，楚人对龙的担忧这才有所减轻。随着楚国成为春战国七雄之一，楚人也渐渐得到了中原诸侯国的认可，从文化心理上完成了向中原文化靠拢。为了和中原好龙的文化风气相一致，楚人将龙文化和凤文化相结合，创造了楚人的龙凤文化，凤与龙从此和平共处。“叶公好龙” 的故事隐藏着春秋时期楚人对龙又爱又恨的社会文化心理，而并不是真的有一个时时刻刻离不开龙的叶公。

朱元璋和明朝经济，是亡国的密码文｜温乎一、 2013年10月，电影《大明劫》上映。电影把时间定格在崇祯15年，天下瘟疫横行、死尸遍野，崇祯皇帝困守皇宫，李自成在河南攻城略地，孙传庭和吴又可犹如汪洋大海中的孤舟。大明帝国弥漫着一股药丸的气息。崇祯皇帝的国库早已空空如也，让孙传庭的5000人马就地解决军饷，可地方士绅一毛不拔，却送了一屋子礼物给孙传庭。如此场景，让人心寒。他一怒之下对地方士绅举起屠刀，瓜分他们的土地和财富，给士兵发军饷，然后在崇祯的催促下出关作战。孙传庭说了一段话，道出大明的死结： “天下糜烂，百姓从贼，皆因饥饿，百姓饥饿，皆因无地可耕。得人心者得天下，你们知道什么是人心吗？人心就是粮食，就是源源不断地后备兵员，这就是为什么他李自成可以输个十回八回，而我孙传庭却连一回都输不起。” 前线的孙传庭输不起，宫中的崇祯也输不起。崇祯17年2月，李自成已从太原、大同、宣府而来，直扑北京。崇祯皇帝命令大臣、贵戚、太监捐款，共克时艰。他想让周皇后的父亲周奎带头捐12万两，给满朝臣工做一个榜样。周国舅一口咬定：“老臣穷啊，只能捐1万两，不能再多了。” 周皇后偷偷送去5000两，还被老父亲扣下2000两，把女儿给的3000两拿出来充数。真贴心啊。其他人也只捐几百两凑数。最终，崇祯皇帝只收到20万两。这点钱对于守城的士兵来说，基本没什么用。一个月后，李自成兵不血刃的占领北京，崇祯在走投无路之下，只能在景山的歪脖子树上了此残生。身边只有太监王承恩陪伴。那些哭穷的贵戚、大臣和太监们，在李自成的严刑拷打之下，吐出将近7000万两白银。大明朝的钱在哪一个荷包里，一目了然。历朝历代都有土地兼并和财富集中，但从未有如明朝一样穷的帝国，这恐怕不是“财政税收”就能说清楚的。而王朝的气质往往和开国之君有莫大关系。要解开明朝的密码，一定要读懂朱元璋。

秦代虽崇法尚法，但并非唯法独断，且看《秦律》对人情做出的妥协文｜飞鱼说史春秋战国，纷争不断。华夏大地上诸侯并起，经过大国兼并小国，强国吞并弱国，最终形成了战国七雄相互争霸的竞争局面。究竟谁能最终完成一统，在当时并无定论，似乎除了燕国和韩国，其余的楚、齐、赵、魏、秦五国都曾强极一时。不过，我们现在已经知晓这个问题的答案，秦国是最后的赢家。秦国的强大离不开商鞅，正如东汉思想家王充所说：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也就是说秦国的崛起，商鞅变法是基础，我们皆知商鞅是法家思想的杰出代表人物，经过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彻底成为了一个“法制”的国家。正是因为秦国尝到了法制带来的甜头，所以历代秦君皆崇法尚法，直到秦始皇嬴政建立了秦朝，这种思想都未曾改变，而秦朝颁行的通行全国的《秦律》也是以严苛著称。甚至不少人认为秦朝短命的根源也就在此，正如陆贾在《新语·无为》中评论秦朝灭亡所说：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重，刑罚太极故也。不过这种论断或许只是一家之词，因为秦代虽崇法尚法，但并非唯法独断，本篇笔者就和您聊聊《秦律》中对人情世故做出的妥协。秦法中对“德”的重视。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汉书·贾谊传》商鞅历来就是一个有争议的人，有人认为他“助秦成帝”，也有人认为他导致了“秦俗日败”，而西汉的贾谊无疑是后者中的一位，他认为秦国经过商鞅变法确实强大了起来，不过这种强大是在牺牲“礼义”和“仁恩”的基础之上，虽然最终统一了华夏成就了不世之功，但却不知道已经违背了廉耻羞愧的节操和仁义的厚德。当然，这种论断并非贾谊一人的观点，刘向曾在《战国策·序》中也提出了“至秦孝公，圈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好似在这些人眼中，商鞅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甚至有学者曾指出商鞅变法：没有给道德伦理留下位置，而完全以世俗的功利为标准。这样的评价准确吗，其实并不准确，因为这些人是带着有色眼镜来评价的，他们诋毁商鞅或者秦法时，却忽略了“汉承秦制”，如果经过商鞅变法和全国通行的秦律之后并没有进步意义，西汉为何不摒弃秦制呢？不过话又说回来，秦灭六国之后，在全国颁行的《秦律》，并不是没有给道德留下位置，如秦简《为吏之道》中写道：为人君则鬼（通“怀”），为人臣则忠，为人父则慈，为人子则孝……君鬼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这句话是不是很熟悉呢，当然，这分明是儒家所倡导的“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秦律》其实是吸收了儒家的道德观，对儒家思想进行了糅合，所以后世有人认为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对儒家思想的彻底摒弃，这也是片面的。虽然《秦律》中融合儒家思想，但主基调还是法家思想，那么法家思想究竟是不是对“德”完全摒弃呢，其实也不尽然，因为从法家思想的先驱管仲，法家思想的践行者商鞅，再到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他们无一例外，都意识到了“一断于法”是无法避开人情世故的。

流传千年的划拳辞令，“五魁首”“八匹马”，到底是什么意思？文｜文史道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仅仅流传下来的酒文化，就十分耐人寻问。且不说饮酒赋诗高歌而流传下的兰亭序诗词，和李白的《将进酒》佳作，单单划拳辞令，都是大有讲究！据文献记载，我国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即席作歌”、“当筵歌诗”的饮酒风俗，其实这就是酒令的最初形式。后随着酒令游戏越发普遍，开始慢慢盛行于民间。至今我们在街头巷尾小酒馆里，还时常能够看到猜拳饮酒的现象。划拳，又称为、猜枚、猜拳、拇战等，是民间饮酒时一种助兴取乐的游戏，起源于汉代。在西晋、东晋时已非常流行，开始出现“罚酒”的历史记载，最著名的莫过于石崇的金谷园。西晋时期，石崇在洛阳修建了一座“金谷园”，潘安、左思、陆机等24位西晋文坛泰斗人物，经常在金谷园饮酒赋诗，被称为“金谷二十四友”。有一次，石崇在一次宴会上将宾客所作诗文搜集起来，写了一篇序文，叫做《金谷诗序》，其中一句说到“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 这就是现在宴会上常说的“罚酒三杯”的由来。到了唐朝，唐代人称划拳为“拇战”、“招手令”、“打令”等，《胜饮篇》记载： “皇甫嵩手势酒令，五指与手掌节指有名，通吁五指为五峰，则知豁拳之戏由来已久。” 五代《新五代史·史弘肇传》记载： “他日会饮章第，酒酣为手势令。” 如果以最早时间计，划拳喝酒也有千年以上的历史了。

寺为何叫寺，庙为何叫庙，寺和庙有什么区别？作为炎黄子孙要了解文｜兔大圣公社一说到“寺庙”，咱中国人通常会连着一起说，但其实“寺”和“庙”完全是两种不一样的场合，最近有部叫《庆余年》的剧挺火，主角范闲被安排去了“鸿胪寺”，里面全是古代的“外交官”，那么问题来了，“寺”里不该住着和尚吗？别急，今天小编就带大家来看看到底啥叫“寺”，啥叫“庙”，千万不要再弄混了。 “寺”，形声字，上“土”下“寸”，表示寸土之地，精准且不容猜疑变化，故《说文解字》中将寺解释为：“寺，廷也，有法度者也。”秦朝以后，官员任职之所，通称为“寺”，简单点解释，古代公务员办公的场所都叫“寺”，比如大理寺、鸿胪寺。由此可见，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我国就已经有“寺”了，此时它与佛教一点关系都没有。公元64年的某天，汉明帝刘庄（刘秀之子）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身高6丈，头顶放光、来自西方的金人，在殿庭飞绕，刘庄遂惊醒。第二天他就召来大臣们解梦，博士傅毅启奏说：“西方有神，称为佛，您梦见的大概是佛吧！” 刘庄甚是开心，觉得自己跟这位西方的神很有缘分，于是派了10几个人出使西域，拜求佛经和佛法，史称“汉明感梦，初传其道”，此时被认为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最早的时间。后来西域僧人们也来到我国，当初接待他们的部门就是“鸿胪寺”（当年的外交部），因为僧人们带了很多佛经，都由健硕的白马驮来，所以刘庄命人在鸿胪寺旁边修了一座新的官邸，取名为“白马寺”，和尚们就住在白马寺里。 “白马寺”的出现标志着“寺”在中国有了“佛教的庙宇”的意思，随着时代的发展，“寺”也成了佛教建筑的统一称呼。接下来我们看“庙”。 “庙”，形声字，古文写作“庿”，“广”与建筑物有关，所以庙在古代是供祀祖宗的建筑物，汉代以前，统治者对庙相当看重，对庙的规模有严格的等极限制。《礼记》中写道：“天子七庙，卿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即最高统治者天子能立7庙，分别是：父、祖、曾祖、高祖、高祖的父、祖父和始祖庙；诸侯能立5庙，分别是：父、祖、曾祖、高祖、始祖庙；大夫立3庙，分别是：父、祖、曾祖之庙…… 以此类推，平民老百姓根本没有资格建庙，只能在正寝纪念祖宗，由此可见周代封建礼制苛刻程度。时间来到汉代，没错，又是汉代，“庙”的含义才开始发生了改变，庙与原始神社（如土地庙）混合在一起，变成了阴曹地府控辖江山河渎、地望城池之神社，所以庙里可供奉鬼神，而且古人迷信，认为人死后会进入阴曹地府再轮回转世。所以为了纪念那些有杰出贡献并去世的人，就为他们建庙，比如文庙（孔子庙）、武庙（关羽庙），世世代代接受人们的香火敬拜，活在人们的心中，所以此时“庙”和佛教一点关系都没有。总结来说，“寺”是官署、佛和僧侣居住的地方；“庙”是奉祀祖先、供奉鬼神、供奉伟大人物的地方。“寺庙”不过是大家的口误。相信看完这篇文章，各位读者朋友们已经弄懂二者的区别了。参考资料：《寺庙的由来》《礼记》

为何我国古代科技越来越落后？看了古人这些做法，谁能忍住不生气文｜仁青读历史无论世界怎么评论四大文明古国这个定义，但我国古代璀璨的文化是无法被世人所磨灭的。但如果因此而抱着先人的光辉而自骄自傲，那才是最大的愚昧。有次我的一位11岁的孩子问了我一个千百人都在网上讨论过的问题，那就是既然四大发明是我国弄出来的，为何到了清代我们反而落后于西方国家了呢？崇拜明朝的网友，很喜欢把我国近现代的一系列屈辱史都归罪于满人。但现实，真的是清朝自己一个朝代的罪恶吗？今天，作者就带您历数我国古人的自私和愚昧。喜欢将技术神秘化的我国古人如今，骂中医的比已经超过了骂鲁迅的了。作者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但作者知道，日本、韩国在世界上的中药市场远远领先世界其他各国，他们将中草药制剂叫“韩药”或“东方药”。中医、武术、制瓷等各种我国古代技艺，之所以备受很多网友的谩骂和诽谤，就是因为古人将这些东西过分神秘化了。明明就是治病或杀人的技术，非要加入儒学和玄学，搞成了神神叨叨的东西。很多人不懂没有天下的第一的功夫，只有天下第一的人。更加离谱的是，我国古代在冶金、制瓷、中草药、火药、造纸、航海等方面都是领先世界的，为何越往后越落后于西方了呢？因为我们古人太过聪明，总是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总是传男不传女，总是搞什么祖传秘方等保守行为。结果呢？你留一手，我留一手，留到最后，东西越来越少。像“吴王剑”这样的铸造技术，像“雨过天晴色青花瓷”这样的高超技艺，现在还有吗？而像李时珍这样，放着安逸和富足的生活不过，花十几年时间走访各地，自费收集资料并整理成书的有几个？说李时珍《本草纲目》毫无价值的人，真的认真读过李时珍的故事吗？真的对得起这位我华夏民族里，有如此开放思想的一位伟人吗？就算他写的东西毫无医学价值，就凭他这种开诚布公的精神，就远远胜过了历史上的所有君王。更何况，本草纲目真的没有医学价值吗？而其他工匠是怎么做的？保守、自私、封闭，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一代不如一代。除了这些，古代君王们也有直接责任。古代君王对科技的扼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不是古代君王所提倡的吗？将科学技术视为“奇淫巧技”，将搞技术的人视为“下九流”的又是谁？我国古代的帝王和贵族，一边享受了技术带给他们的奢侈和便利，一边用行政手段来贬低这些工匠的社会地位。在这样的环境下，谁愿意让自己子女变成一个技术人才呢？而西方的科技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是在他人知识的基础上，不断总结，集结成书，一代代升级出来的。他们可以通过搞技术变成大富豪和大科学家，即受人尊重，又收获财富。比如牛顿、爱迪生等人，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在我国古代，只有读书，科举，才能光宗耀祖，才是唯一的人间正道。这些，都只怪清朝一代吗？种什么瓜，结什么果。难道一切不是我们古人自己一代代选择的结果吗？

吴虞为何称孔子为“盗丘”？一针见血指出其愚民思想之害！文｜文学之新说起新文化运动，大家想到的往往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蔡元培、钱玄同等人，而对吴虞有所忽视。但事实上，吴虞是新文化运动的绝对主将之一，在反孔批儒运动中发挥了无比重要的作用。《新青年》早期的十八篇批孔文章中，吴虞写的就有六篇之多，在数量上仅次于陈独秀，其分别为：《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读〈荀子〉书后》、《消极革命之老庄》、《礼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说》。当时吴虞虽然年近半百，但笔锋却极为尖锐，如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一文中，吴虞即大骂孔子为“盗丘”：《庄子·盗跖》篇直斥孔丘为“鲁国之巧伪人”，谓其“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倖于封侯富贵。”大揭其藉孝弟以保持禄位之隐衷，于天下后世，真一针见血之言。故余谓盗跖之为害在一时，盗丘之遗祸及万世；乡愿之误事仅一隅，国愿之流毒遍天下。吴虞之所以认为孔子“遗祸及万世”，主要是因为孔子思想被统治阶级利用，使得大家“不学无术，不求知识于世界，而甘为孔氏奴隶之孝子顺孙”，最终导致大家不求上进、愚昧麻木、沦为奴隶。事实上，早在明朝之时，李贽就意识到了儒家学说禁锢民众思想的问题：二千年以来无议论，非无议论也，以孔夫子之议论为议论，此其所以无议论也。二千年以来无是非，非无是非也，以孔夫子之是非为是非，此其所以无是非也。吴虞也在文中援引了李贽的话，并采取了一种更为激烈的方式指出孔子之害。与吴虞同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胡适清楚地知道吴虞做出的贡献，他曾在《<吴虞文集>序》中这样写道：吴又陵（吴虞）先生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吴先生和我的朋友陈独秀是近年来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两位健将。他们两人，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成都，相隔那么远，但精神上很有相同之点……我给各位中国少年介绍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先生。这就是吴虞“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之称的由来，值得注意是，在很多场合这句话被传为“只手打倒孔家店”，但实际上胡适说的是“打”而非“打倒”，前面还有一个限定词“四川省”。当然，尽管胡适说的是“打”并且加了限定词，但这个称呼也同样是对吴虞贡献的一种高度认可。

在最新的高中历史教材中，已经将明朝资本主义萌芽的片段删除文｜斟北斗在上个世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是历史学研究的“五朵金花”之一。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学者学者认为既然中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那么过去就一定存在一个资本主义。因此，许多人主张中国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只是发展不充分。最开始，人们提出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宋朝说”和“明清说”，因为许多学者认为这个时代的手工业行业出现了手工工场和雇佣关系。之后，学者发现中国的手工工场实际上早就出现了，于是提出了“战国说”、“西汉说”、“隋唐说”、“元朝说”等，似乎整个中国就是一部资本主义历史。当时的国人有一种“资本主义”情结，是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许多历史研究者认为，既然西方拥有资本主义，那中国历史上也必然有资本主义。他们抱着“别人有，我们也有：中国人不比西方人差，西方能够产生资本主义，难道中国就不能吗”的心态去研究历史，那必然就会在历史研究中出现偏差和变形。实际上，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文明国家，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国家的税收基本来源于农业，国家的上层阶级来源于地主，国家的兵员和徭役人员则来源于下层的农民。国家必须有强有力的措施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被迫耕种土地、缴纳赋税、服从徭役。重农抑商、抑制土地兼并、海禁、闭关锁国都是农耕文明的反映。在中国古代社会，商人依附于农业，没有社会地位。因此商人及时发家致富了也会麦田置业，变成地主阶层。因此，中国古代并没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土壤。受到上个世纪“资本主义萌芽”学说的影响，中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长期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内容。如高中人教版必修2（经济史）的第2课，《古代手工业的进步》中有一段话专门讲到资本主义萌芽的事情：“明朝中后期，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江南一些手工业部门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学术界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清朝时,资本主义萌芽继续发展”。并且，用一个“学思之窗”来引导学生探讨资本主义萌芽的特征是什么？不过，历史教科书的内容不一定就是完全正确的，这也是历史教科书需要不断修改的原因。2020年，全国推行了最新的高中历史教材。在这个教材中，就已经不会在课文中纳入资本主义萌芽的事情了。新教材的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第15课《明清经济与文化》中的《经济的发展与局限》中，介绍明清时期经济的发展，以及存在的问题。新教材是这样介绍明清时期的手工业成就的“手工业各行业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明朝后期，在南方一些地区的丝织、榨油、制瓷等行业中出现了新的经营手段，即开设工场，使用自由雇佣劳动进行较大规模的生产。这类情况在清朝继续有所发展。” 对于明清时期的经济的局限性，教材写到：“然而就全社会来看，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传统小农经济还占据压倒优势。日益僵化的专制统治，也压制和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转型。正当西方国家大步迈入近代工业文明的时候，中国社会仍旧迟滞不前，埋下了落后挨打的伏笔。” 教材的正文中没有提到资本主义萌芽，只是在“史料阅读”一栏中标注到：一些学者认为，这种生产方式近似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早期形态，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和过去的人教版教材相比，这里给资本主义萌芽打上了引号，并且标注只是一些学者的观点。而过去的人教版则直接作为知识点在灌输。显然，历史教材出现了很大的进步。一些在学术界颇有争议的观念已经不会强制让学生接受，而是介绍这种观点。这也说明，我们的历史教育正在走向理性化。过去，很多人看了教材就认为中国有了“资本主义萌芽”，甚至还将此作为明朝工商业繁荣的证据。如今，我们可以说拜拜了。

有些新诗不是“诗”而是“句”（李石）这是一篇思考多年而没敢公开发表的随感。这注定是一篇可能引起广泛共鸣或强烈反弹的短文。时至今日，再不公开自己的观点可能有愧于时代，有违于学者良心。（一）我们从事生物分类学研究多年，熟知界、门、纲、目、科、属、种，也知暁总纲、亚纲、次纲、总目、亚目、次目、总科、亚科甚至股、群、族、组等等。但是，对于“新诗”如何界定分类，是否为“变种”“**”？一直迷惑不清。后来多方请教，并按照分类学原理进行探讨，发现有些“新诗”不是“诗”，而是一类新“物种”，可以叫做“句”，本质是“句读”或者“散句”，满足句子、句法、句号等要素。极简言之，诗词或诗歌，应该具有较高的节奏度、韵律度、对应度、凝炼度、情感度、想象度、感染度，不满足这些基本要求的文字组合只能归属于小说、散文、散曲、散句等范畴。再让一步，再“新”的诗，至少应该坚持韵律、节奏、想象、情感等基数。但理想与现实差距太大。如果不把“另类”区分出来，诗歌还不清理自己的“门户”，那么有可能把“大花猫”叫“大熊猫”，把“企鹅”叫“天鹅”，我们的智商将会受到怀疑，我们的文学将会遭遇玷污，我们的青年将会浪费时光。开宗明义，核心观点就一个：鉴于目前“新诗”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已经严重影响甚至亵渎“新诗”乃至诗歌本身，为了正本清源，必须痛下决心将有些“新诗”另外取名为“句”。今后，凡是写长短不一、单独成行的句子，不满足诗歌基本要素的，不能叫写新诗而只能叫写散句；凡是写散句的人，只能是“句人”而非“诗人”。凡是满足诗歌基本要素的优秀“新诗”，实际上就是好诗，不应该叫“新诗”。因此，通常的“新诗”，可以分成诗和句两类。句，就是不讲对仗平仄，不讲韵律节奏，不讲意境意象,不讲上下结构和前后语言间的逻辑关系,可能具有一定含义的成行排列的一段或多段文字组合。这是对新诗的分类和正名，不是否定新诗，而是对诗与句的彼此尊重。（二）众所周知，新诗产生于上世纪初那场新文化运动。在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古老的“东方文明”受到了西方降维式打击。什么原因导致的落后挨打？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过程中，先驱们把目光和手术刀，先后投向了工业、制度、国民性，却始终不得要领。于是那场运动，逐渐将封闭落后的总根子，聚焦到了汉字，聚焦到了文化，聚焦到了引以为傲的诗书礼易和唐诗宋词……新文化运动，以白话文运动肇始，最终必然蔓延到了“白话诗”。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这是学界公认的最早的“白话诗”，题目叫《两个黄蝴蝶》，作者是大名鼎鼎的胡适。这是从无比自大到无限自卑的过程中，从睥睨一切到否定一切的复杂纠结中，开眼看世界后所表现出的文化上的颠覆。在鲁迅先生都准备尝试废除汉字、推行汉语罗马化的时代浪潮中，诗，就这样被拉下神坛、充斥白话、回到民间。

南北朝时期的诗歌，在历史上处于何种水平？文｜梧桐树边雨有朋友提问：南北朝时期的诗歌在历史上处于何种水平？ “电视剧《庆余年》里所在的南北朝时期的诗歌与唐宋时期的诗词相比，哪个时期水平更高？” 前面是主问题，后面引用栏里面是问题补充。首先声明一下，主问题是可以回答的，但是补充问题里面因为《庆余年》我没有看过，电视剧没有，小说也没有。只是最近听说主角用杜甫的《登高》横扫了诗会，而且看到相关文章评论诗会时其他诗人作的诗有平仄不合的情况。那么这个时间段（架空，穿越？）到底是对应的哪个朝代，在下完全没有概念。如果不论平仄开诗会的话，大概是可以和南北朝时期做个横向比较。再次声明，对于小说和电视剧我是一丁点相关研究都没有，所以说错了请各位剧粉小说粉谅解。我们只看主问题，主问题讲清楚了，各位看过《庆余年》的朋友自然就能做出对比，不必啰嗦。南北朝时期的诗歌在历史上处于何种水平？在研究中国诗词史的时候，一般是把魏晋南北朝当做一整个时间段来看。而南北朝的历史时段大概是以刘裕称帝，东晋灭亡（420年）开始计算。我们只讨论南北朝的诗歌话，就会有一些关键的人物无法安置。比如谢灵运（死于433年），陶渊明（死于427年），如果六朝诗歌不谈这两个人，整体来说就只有齐梁体比较重要了。不过要是彻谈魏晋南北朝的诗歌走向，估计五万字也未必能完结。从题主的意思来看，大概是想了解宫廷、和民间的诗歌情况。那我们就忽略掉谢灵运（山水之宗）、陶渊明（隐士之宗），只来看看南北朝期间的齐梁体。六朝诗以艳诗名世。但是六朝诗，绝非只是艳体这么简单。我们今天说起古诗，皆是抬头仰望盛唐飞歌。但是唐诗这个顶峰的形成不是凭空而来的，它经过了古诗漫长的发展期和南北朝诗歌突飞猛进的准备期，才得以在盛唐爆发。而南北朝为唐诗所做的准备，最重要的方面，正是齐梁体的贡献。齐梁体，是南朝齐、梁时代出现的一种诗风。在此期间，诗歌内容多以吟咏风云、月露，题材狭窄；形式上，多追求音律精细，对偶工整，辞藻巧艳。南北朝这个历史时段，实际上北朝是以少数民族建国为主的朝代更替，而南方则是当年西晋衣冠南渡之后，东晋之后的王朝更替。在这相互对峙的一百多年间，两个王朝以淮河为界，各自发展，诗歌文化的走向也各不相同。

冷兵器时代，为何长枪伤害最高？文｜我们爱历史枪，素有百兵之王的美誉，但又有百兵之贼的称号。一誉一毁之间，显示了冷兵器时代枪的特殊地位。说枪是百兵之王，是因为在实战中，枪使用方便，手法单一但破坏力强，一个简单的突刺便足以产生莫大的威胁，因其便捷灵活、威力强大，故而步兵、骑兵均可使用，逐渐成为了长兵之首。最原始的长枪其实就是削尖的竹木，从形态来看，长枪的历史恐怕不会比棍棒晚多少，古人学会制作和使用工具之初，应该就有长枪类的武器出现了。如果说捡拾的木棍不算制作工具的话，那么削尖的木枪必然可以算是制作工具了。即便是一个懵懂未知的孩子，拿到一根长枪也会本能的刺击，长枪可以说是根植在人类DNA中的经典武器。弓箭、战刀、长枪可能是冷兵器时代最出色的几种武器，但是这三种武器杀伤力却有明显的区别：首先来说弓箭，弓箭的优势在于可以远程杀伤，但是弓箭的破坏创口面积小而不深（臂力特别大的除外），中箭的人往往仍有一定的战斗力，三国时夏侯惇被射中左眼，但仍有战力，就可见一斑。而且箭伤创口比较容易消毒、治疗，是以弓箭能在远程减弱敌人的攻击力，且却难以形成致命伤害（被打中关键部位的倒霉蛋除外）。而对于身披铁甲（鱼鳞甲、扎甲、板甲）的军士来说，弓箭的破坏力就更有限了，铁甲厚度一般2mm左右，弓箭即便穿透铁甲，威力也只余10%左右。另外一种主战武器——战刀。刀以砍、削为主要攻击方式，一旦砍中目标，会给目标长而深的创伤，形成一个很大的破坏面积，但是战刀的挥舞主要产生横向力，横向力在攻击之后，同样缺乏后续力量的补充。因此刀砍出去之后，军士的皮甲或者铁甲会给战刀相当的阻力，最后留下的创口往往不深（除非砍在没有防护的部位），破坏皮肤，破坏肌肉，但一般很难伤及内部脏器。最后来说长枪，长枪作为长柄武器，使用者手持枪杆，以枪头攻击敌人，攻击方式以突刺为主。但与弓箭、战刀不同的是，长枪一旦刺中目标，会在敌手身上留下狭长而深入的创口。创口面积虽不大，但是由于突刺力大，兼且持有者可以持续输出贯穿力，这种贯穿力可以轻易的撕破皮甲甚至铁甲，进而撕裂组织，伤害脏器，瞬间导致身体的器官衰竭，导致伤者迅速失去战斗力。三种武器的特性，决定了造成的伤害不同：皮肤、肌肉的免疫力相对来说要强很多，这些部位的洁净、消毒、愈合、康复也相对要容易很多，因此古代伤者在弓箭、战刀伤害下恢复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但是当人体的脏器受到长枪类武器的贯穿伤害，不单会立刻导致脏器的衰竭，更会导致伤者脏器裸露在外，一旦感染，在抗生素发明之前的古代，等于被判了死刑。分析了三种武器对人体的破坏力，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三箭不如一刀，三刀不如一枪”的说法。历史上曾经有过各式各样的兵器，但大多昙花一现，只有枪矛类兵器一直活跃在人类的战争史上，并作为常规主战武器大规模列装，直到火器开始盛行，才逐渐退出人类历史的舞台。

历史为何出现错误论述多？从李广难封，阿房宫赋，三国演义分析文｜资深人士说历史熟悉历史的人应该都十分清楚，我们现在所能够看到的历史是不完整的，也是不完全正确的，在我们能够接触到的史料，记载当中有许多的错误，甚至还有许多历史观点是相互矛盾的。虽然中国古代历史被誉为是整个世界文化当中唯一一个没有被中断的历史，但是这却并不能够表明在历史的发展进程当中没有记载的空白，这些空白同样让人们无法去窥探历史的全貌。再者，很多的史书当中，对于一些人的评价也是不够客观、不够立体，严重的甚至会推翻一个人原本的形象。那么在古代历史的发展进程当中，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错误论述呢？在我们官方认证的一些正规史料记载的书目当中，又为何会出现许多的记录矛盾呢？后世人对于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又为什么不够正确呢？我们今天就来正经地看一下这几个问题，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影响了后世人们对于历史的理解，到底是哪些因素让我们没有办法去窥探真正的历史？不过遗憾的是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且基本上都是人力不可控制的。史料受记述者主观感情的影响（主观因素）第一点就是我们官方所承认的史料的记述者主观感情的影响。这一点我们来看一下《史记》大家应该就明白了，《史记》曾经被鲁迅评价为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更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历史记载的经典作品，它所记录的一些历史对于我们研究古代具有着重大的价值和作用，但即使这样的一部经典的著作，它里面的一些记录或者说是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评价，都没有办法脱离作者的主观感情的影响。这点我们可以通过两个例子来了解一下。

朱棣五次亲征蒙古皆“获胜”，为什么明朝反而丧失了对塞外的控制文｜夜读史书自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词条推翻了元朝政权后，蒙古统治者就逃回到塞外。此后明朝曾对蒙古发动过多次军事行动，虽然有效打击了蒙古人的势力，但却始终无法根除北部边患问题。永乐皇帝朱棣词条登基后，明朝与蒙古的矛盾依旧没有得到丝毫缓解。当时蒙古内部已经分裂成多个大小不一的部落，于是朱棣就打算采取分而治之，以夷制夷的策略对付难缠的蒙古人。他通过赐给礼物、头衔和优惠的朝贡贸易为条件，成功笼络了西蒙古瓦剌部。瓦剌首领马合木亲自带队来到明朝京师朝见皇帝，并接受了永乐皇帝赐予的顺宁王封号。然而，当朱棣派使臣前往东蒙古进行游说，要求对方与明朝建立朝贡关系时，蒙古人却以斩杀使臣作为回应。愤怒的永乐皇帝当即决定出兵进行讨伐。 1409年9月，朱棣派他最依仗的将领丘福率十万大军出征漠北。可是，过分自信的丘福却在追击蒙古军途中落入了对方的圈套，结果明军大败，丘福本人也战死沙场。为了挽回颜面，朱棣于1410年3月率三十万大军御驾亲征。仅用几个月时间，他就轻松击溃了东蒙古的主力，获得第一次征讨蒙古的胜利。此后十几年时间里，朱棣又先后四次率军亲征蒙古，每战皆获得胜利。五征漠北，五战五捷，成为后世夸耀朱棣文治武功的重要宣传材料。但是，和这一连串胜利不相符的是，明朝在朱棣执政时期对塞外的控制力不但没有加强，反而还不如朱元璋时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首先一个原因就是朱棣五征漠北的辉煌战绩其实应该打上引号。因为除了前两次明军和蒙古军正式发生过交战外，后三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朱棣亲率的数十万大军基本扑了个空。东蒙古太师阿鲁台带着自己的部队迂回腾挪，成功避开明军主力。反倒是明朝方面为了这五次御驾亲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所以从性价比方面而言，明朝其实是吃了大亏。其次，明军在几次交锋上虽然都取得了胜利，但却没能转化为对漠北地区的持久占领。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还是由于朱棣五次亲征蒙古却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导致的。明军如果只留少量部队驻守漠北，则无法抵御住蒙古人的突袭。如果留下大量部队驻守，则花费太过巨大。后来朱棣为了节省开支，干脆放弃了长城以北几个朱元璋时期留下的关键卫所。这就使得明朝彻底丧失了对塞外地区的控制，也间接导致了1449年明朝军队在“土木堡之变”中遭受惨败。朱棣一开始打算对蒙古人实施分而治之的想法本来很高明。在第一次亲征蒙古的过程中，西蒙古瓦剌部派大军协助明军作战，并取得了骄人的战绩。事实证明，以夷制夷的办法非常管用。然而，在第一次御驾亲征结束后，朱棣却天真的认为东蒙古已经彻底玩完，于是就把西蒙古瓦剌部抛在一边不闻不问，这就导致了瓦剌人的极度不满。最终，瓦剌与明朝关系迅速恶化，双方很快兵戎相见，因此才有了朱棣的第二次御驾亲征。然而当明军付出惨重代价击溃瓦剌人后，东蒙古势力又卷土重来。几年后，朱棣不得不开始了他的第三次亲自……从客观上来说，正是朱棣自己在外交政策上的重大失误，才导致明朝彻底丧失了对塞外的控制。后来三次御驾亲征既没有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又没有开拓更多疆土，甚至连原来的控制区都被拱手让出。这样的胜利，除了劳民伤财以外，又能有何实质意义？参考文献：《中国对蒙古的远征》、《明史》

揭开西晋短命之谜，带你了解西晋的政治失衡与国家崩溃文｜大锅故国神游三国的分裂局面由司马氏建立的西晋王朝所结束，然而西晋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仅有国祚51年。如果从司马炎平吴算起，则只有37年的全国性统一。历来大家谈起西晋短命的原因，大都归结于致其元气大伤的“八王之乱”及其背后的西晋宗王分封制度。诚然，八王之乱的爆发，使得西晋国家权力急速走向崩溃。然而，在笔者看来，“八王之乱”却并不能看做西晋宗王分封制度的必然结果，更不能被视为西晋灭亡的根本原因。田余庆先生关于西晋王朝，曾经有“这（西晋）不过是一个低层次的统一”的评语。西晋自武帝司马炎驾崩之后，政治平衡被迅速打破，从而带来的国家崩溃，也标志着魏晋以来重塑汉代国家统一模式的彻底失败，或许就是这种“低层次的统一”的一个最鲜活注脚。同时，这也是西晋迅速灭亡的真正原因所在。那么，西晋的政治平衡究竟是怎样被打破的呢？笔者就来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这段西晋政治平衡被打破的历史，希望能借此以管窥西晋王朝短命的真正原因。一、晋初的政治平衡，功臣与宗室的两强并立应该说，晋初的政治格局和司马昭时代几乎没有多大的区别。司马炎在咸熙二年（256年）登上帝位，完成了魏晋禅代。然而，以三十岁的年龄成为西晋开国之主的晋武帝，其政治经验却显得相当不足。在此之前，司马炎谈不上有多少实际的政治历练，他甚至没有担任过任何关键性的官职，更没有出镇州郡和带兵征讨的军事履历。司马炎登上帝位，完全是依靠“父祖余烈”，完成的一个摘桃子“仪式”。司马炎本人的政治基础之薄弱，从他的晋世子之位，都是依靠贾充和裴秀等人的极力拥戴才获得并巩固这件事上也可见一斑。另外，在司马氏家族内部，且不说司马孚、司马望作为其长辈，声望和资历都远在司马炎之上，更有齐王司马攸这样的有力竞争对手几乎一直在虎视眈眈。咸宁元年（275年）八月，晋廷给出了一份配享太庙的功臣名单。《晋书·武帝纪》： “以故太傅郑冲、太尉荀顗、司徒石苞、司空裴秀、骠骑将军王沈、安平献王孚等及太保何曾、司空贾充、太尉陈骞、中书监荀勖、平南将军羊祜、齐王攸等皆列于铭飨。” 朱晓海老师认为这份晋初的重要政治文献，所揭示的正是从司马昭决意实现魏晋禅代到司马炎最终完成亡魏成晋事业这几十年间，司马氏内部权力结构的情况。从这份名单我们可以看出，除了司马孚和司马攸为宗室以外，其余如荀顗、何曾、贾充和石苞等人，早在司马懿和司马师时期就是司马氏集团的骨干人物，而裴秀、王沈和荀勖等人最迟也在司马昭执政时期也跻身于司马氏集团的核心圈内了。我们前文已经谈到过司马炎是依靠父祖余烈才登上皇位的。然而，就算是在司马氏内部，帝系之所以最后转入司马昭这一支，其实也充满了许多偶然的因素。司马师的意外死亡，司马昭才得以仓促继承权力。可以说，不管是司马师-司马攸这一支，还是司马孚-司马望这一支，在开创西晋的过程中，其功劳是丝毫不亚于司马昭-司马炎这一支的。我们在以上所谈到的功臣和宗室这两方面的情况，也可以从刘颂曾经的上疏内容中得到一个总结性式印证，“泰始之初，陛下践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孙，则其曾玄。”（《晋书·刘颂传》）在司马昭时期已经完全成型的功臣集团和司马氏宗室，毫无疑问地构成了西晋前期政治主体。在这种情况下，缺乏政治资源的司马炎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自己虽然顶着“开国之君”的光环，但却是一个事实上的“受成之主”。所以，司马炎不得已只能选择接受并尊重司马昭时代业已形成的政治格局，那就是功臣和宗室的两强并立的局面。在泰始年间，司马炎显然是没有力量去改变西晋的这种权力结构的，所以我们看到司马炎更多地只是在扮演一个政治平衡者的角色，对待功臣和宗室都显得非常优容。在司马炎的这种“优容”态度下，西晋泰始年间的政局虽然说不上有多么清宴，但大体上也算风平浪静。另外值得说明的是，司马炎虽然采取了看似“端拱无为”的方式来对待晋初政局中的两强，但这样的处理方式背后实际上却暗含了两层因素。一是司马炎当时确实没有足够的功业和威望使得他自己能够挑战功臣与宗室；二是功臣和宗室虽然在实际上左右了晋初的政局，但是其中的关键性人物大都年龄较大，司马炎与这些人相比，具有年龄上的优势。在司马炎看来，他有足够的时间等待这代强势人物的故去，只要他们没有什么威胁皇权的过激动作，他都可以静静等待。然而，随着咸宁二年（276年）司马炎的一场大病，晋初功臣与宗室两强并立的政治平衡开始遭遇到第三股力量强烈地冲击，这也预示着晋初的政治平衡即将被打破。

看懂这三件丑事，就看懂了大明的衰败文｜看懂中国之美好些明代题材的影视剧里，小官们一出场，也常见穿补丁衣服面有彩色的模样。大明朝的文官，真惨到这地步？或许，下面要说的几桩“丑事”，却能更生动地展现明代官员们的“幸福指数”，以及，大明王朝的盛衰回味。” 大明王朝一桩传说中很“惨”的工作，就是做官。以明末思想家顾炎武的吐槽：“自古百官俸禄之薄，未有如此者”。于是明朝灭亡后的几百年里，关于“明朝文官待遇低”的说法，也就相当有市场。好些明代题材的影视剧里，小官们一出场，也常见穿补丁衣服面有彩色的模样。大明朝的文官，真惨到这地步？或许，下面要说的几桩“丑事”，却能更生动地展现明代官员们的“幸福指数”，以及，大明王朝的盛衰回味。明朝式“宰官” 其实，对明朝官员“俸禄之薄”的说法，制定薪金标准的明太祖朱元璋，必然会愤怒不认账：明初即使正九品官员的年俸，也有米粮60石，高于当时中小地主家庭的每年纯收入。朱元璋还在《醒贪简要录》里大算经济账，认为他定的工资水平，简直是“朝廷重禄”。当官的还哭穷？朕不信！但要叫明初的官员们来说，那真是满肚子苦水：账面上的工资看着不少，可架不住您七扣八扣啊！怎么扣？折色呗！所谓“折色”，就是在每次大明朝发工资时，把本该发的一部分米粮，用其他物资来充顶。比如朱元璋年间起，就常用纸钞来“折色”，看上去工资没变，但明朝纸币的贬值速度，每年都比兔子跑得快。账面上能买10石米的纸钞，到了市场上1石米都买不来。如此一折，工资当然打了折。比如永乐年间时，明朝二品文官领工资，都是“四分支米，六分支钞”，拿到手的工资，不知不觉就减半。发展到明代中期时，明王朝的“折色”手段，更是五花八门。诸如盐折苏木绢布等各种物资，都能拿来“折”工资，价格当然也狠命“打折”。比如绢布，以《南雍志》记载，一匹绢布的市场价是一石米，但用来“折”工资时，就变成了十三石米，简直是花样宰割。可对于那些手里有权的官员们来说，这事儿自然也难不住。既然“折”东西顶工资，那就把这东西再“折”出去嘛。于是自从有了“折色”，明朝官员的经商风气就越演越烈，后来更成了吃相难看的“官倒”。比如景泰四年时，大明朝用盐折顶工资，接着官员们就“岁遣吏下场，恣为奸利”，高价把这些物资强卖给老百姓——宰我？那我也找人宰！大明朝的吏治，也就在这接力般的宰割里，越来越坏。

气候变化与汉服的演变（原创）气候的变化，与华夏文明的衣着流行趋势可以完美对应起来。这里的气候，指的是长期的、大环境下的气候特征，而非短期的天气变化。地球自形成大气层以来，历经多次气候冷暖交替，自华夏文明诞生以来，气候每交替一次，服饰体系便有一次重大的变革。在具体讨论每个时期的衣装之前，我们要先确定下几个前提。其一，衣服有华美有粗陋，但无论如何它首先是一种工具，既然是工具，就必然遵循一个原则，即“有用的，才会出现”——这一原则适用于所有服装形制，以及组成服装的各种元素。其二，古代社会的阶级性十分突出，以贵族、官僚、士卿为代表的中上层社会把握着绝对的话语权，因而传统意义上的“汉服”也就只限定于这一层面；属于下层社会的平民、奴隶等，因其穿着过于简陋，形制的随意性很大，难以当做服装体系的典型代表，故不做重点讨论。其三，任何形制的服装都无法明确其最早产生的时间，我们平常说的“某种服装是某时代的”云云，实际上指的是其大范围普及、流行的时期，而非在此期间被创造出来。因此为了描述精确起见，文中一律以“流行”“普及”作为某服装登场的标准。虽说汉服运动言必称“自黄帝垂裳而治”，但终究只能当作传说，认真不得。目前连夏朝的服饰是什么样的都没法实证，遑论黄帝时期。我们对华夏服饰的研究，最早也只能追溯到商代。夏商之时，气候温暖。根据出土的雕像判断，商代的贵族衣物多为上衣下裳式。注意，“上衣下裳”是一个统称，包括所有分作上衣和下裳穿着的服装，而非单指某种特定的形制。由此可知，上衣下裳形制的衣装其历史最为悠久，盛大如广袖玄端，平凡如交领襦裙，几乎可以满足所有阶层的使用需要。除此之外，也有一些较易的服装，类似于古罗马时期的那种短衫，或套头式，或合襟式，属于平民、奴隶所穿。至于深衣，在已知的商代文物中并没有出现的迹象，或者说即便出现了也未见流行——这并非技术要求达不到，而是没有必要。稍有点档次的衣装会配有衣缘。衣缘的存在不光是为了好看，更是为了保护容易磨损的领口和袖口。当时用于制衣的材料无非麻、葛等物（没有棉布，因为没有棉花），好一点的用丝绸。丝绸太贵，普通人家是用不起的，富贵人家则用来制作衣缘（也有整件衣服用丝绸做的，但很少）。这种带丝绸衣缘的服装看起来会比较华丽，故以“华服”称之，之后便成为所有华美衣装的统称。商朝中央与诸侯的关系类似于一个松散的邦联，身为“共主”的中央对诸侯的控制力远不如西周（联邦制），因此商朝并没有制定出一套完备的礼制，即便有，也仅限于在商朝中央势力范围内实施，远未推广到整个天下。因此，我们可以大胆推测，商朝的服饰和阶级的对应并不那么严格，只要有钱，你就能穿点好的。

气候变化与汉服的演变文｜隐锋气候的变化，与华夏文明的衣着流行趋势可以完美对应起来。这里的气候，指的是长期的、大环境下的气候特征，而非短期的天气变化。地球自形成大气层以来，历经多次气候冷暖交替，自华夏文明诞生以来，气候每交替一次，服饰体系便有一次重大的变革。在具体讨论每个时期的衣装之前，我们要先确定下几个前提。其一，衣服有华美有粗陋，但无论如何它首先是一种工具，既然是工具，就必然遵循一个原则，即“有用的，才会出现”——这一原则适用于所有服装形制，以及组成服装的各种元素。其二，古代社会的阶级性十分突出，以贵族、官僚、士卿为代表的中上层社会把握着绝对的话语权，因而传统意义上的“汉服”也就只限定于这一层面；属于下层社会的平民、奴隶等，因其穿着过于简陋，形制的随意性很大，难以当做服装体系的典型代表，故不做重点讨论。其三，任何形制的服装都无法明确其最早产生的时间，我们平常说的“某种服装是某时代的”云云，实际上指的是其大范围普及、流行的时期，而非在此期间被创造出来。因此为了描述精确起见，文中一律以“流行”“普及”作为某服装登场的标准。虽说汉服运动言必称“自黄帝垂裳而治”，但终究只能当作传说，认真不得。目前连夏朝的服饰是什么样的都没法实证，遑论黄帝时期。我们对华夏服饰的研究，最早也只能追溯到商代。夏商之时，气候温暖。根据出土的雕像判断，商代的贵族衣物多为上衣下裳式。注意，“上衣下裳”是一个统称，包括所有分作上衣和下裳穿着的服装，而非单指某种特定的形制。由此可知，上衣下裳形制的衣装其历史最为悠久，盛大如广袖玄端，平凡如交领襦裙，几乎可以满足所有阶层的使用需要。除此之外，也有一些较易的服装，类似于古罗马时期的那种短衫，或套头式，或合襟式，属于平民、奴隶所穿。至于深衣，在已知的商代文物中并没有出现的迹象，或者说即便出现了也未见流行——这并非技术要求达不到，而是没有必要。稍有点档次的衣装会配有衣缘。衣缘的存在不光是为了好看，更是为了保护容易磨损的领口和袖口。当时用于制衣的材料无非麻、葛等物（没有棉布，因为没有棉花），好一点的用丝绸。丝绸太贵，普通人家是用不起的，富贵人家则用来制作衣缘（也有整件衣服用丝绸做的，但很少）。这种带丝绸衣缘的服装看起来会比较华丽，故以“华服”称之，之后便成为所有华美衣装的统称。商朝中央与诸侯的关系类似于一个松散的邦联，身为“共主”的中央对诸侯的控制力远不如西周（联邦制），因此商朝并没有制定出一套完备的礼制，即便有，也仅限于在商朝中央势力范围内实施，远未推广到整个天下。因此，我们可以大胆推测，商朝的服饰和阶级的对应并不那么严格，只要有钱，你就能穿点好的。

元朝的版图为什么没有被继承下来？明朝丢掉了1000万平方公里土地文｜斟北斗中国哪个朝代的面积最大？这无疑是元朝。元朝的版图，北到贝加尔湖，南到缅甸一带，西到哈密一带，东到朝鲜，面积超过1400万平方公里。然而，中国后来为什么没有能够继承下元朝的版图呢？这个原因只能从明朝的历史上去寻找。在明朝建立后，对原本是元朝管辖的缅甸土司、吐蕃各部、关西七卫、征东元帅府等地区不重视，只是满足于名义上的册封，最终导致版图缩减为了400万平方公里。 1、蒙古各部的丧失：400万平方公里明朝建立后，元朝在北方的残余势力主要分为三部分。其大漠是元顺帝的主力部队，其东部是纳哈出，其西北是扩廓帖木儿。此时的蒙古并未放弃皇帝称号，因此朱元璋对蒙古不断进攻。在开始的几次战役中，明朝军队均取得了胜利，使得明朝得以控制漠南河套地区。1372年，朱元璋派遣徐达、李文忠、冯胜各率五万骑兵，三路出兵进攻北元。这次出征遭遇了重大的挫折。至此，朱元璋认为蒙古是一时难以战胜的，于是放弃了主动进攻蒙古，命令军队驻扎于长城沿线，不断修建城墙，变为防御。朱元璋的这个政策，使得蒙古本部一直没有被攻下，明朝和蒙古打打杀杀了200年。到了明朝嘉靖时期，蒙古强大，基本占据了长城以北的地区，从此明朝和蒙古以长城为界。大兴安岭两侧，是蒙古高原的东部。这里分布着兀良哈部、翁牛特部和乌齐叶特三个蒙古部落。元朝末年，纳哈出20万蒙古大军驻扎于此，北元三大残余势力之一。1387年，朱元璋派遣冯胜、傅友德、蓝玉等率领二十万大军进攻纳哈出，纳哈出各部纷纷投降。第二年，蓝玉还出兵北伐蒙古大汗脱古思帖木儿到捕鱼儿海（今呼伦贝尔贝尔湖）。1389年，明朝在此册封这里三大王公，为朵颜、泰宁和福余三卫，史称“兀良哈三卫”或者“朵颜三卫”。但是兀良哈三部第二年就背叛了，此后，兀良哈在明朝和蒙古之间，因此总是在两大势力之间首鼠两端，摇摆不定。最终在瓦剌、鞑靼强盛起来后，兀良哈三部彻底投靠给蒙古。在嘉峪关以西，分布着察合台王系的7个蒙古王公贵族。朱元璋在击败了扩廓帖木儿后，派遣使者招抚这里的蒙古王公，最终册封了7个卫，分别是安定、阿端、曲先、罕东、沙州、赤斤蒙古、哈密，史称“关西七卫”。然而明朝并没有在此驻扎一兵一卒，也没有派遣一官一职管理，明朝还想尽办法分化关西七部，让其相互残杀，压根没有当做自己人看待。因此，关西七部也没有真正服从于明朝，明朝的号令他们也不听，还经常截杀明朝的使者。在瓦剌强盛后，关西七部就纷纷投降瓦剌了。瓦剌衰落后，吐鲁番强盛，不断进攻哈密等部，明朝只派遣过一次军队来助战。最终到了1513年，哈密沦陷。明朝的势力范围至此退缩到了嘉峪关以内。

从张居正改革的失败，来看明朝灭亡的必然性文｜今古言堂公元16世纪，当欧洲各国通过航海大发现，忙于建立遍及全球的殖民体系，扩张实力、掠夺财富的同时。在遥远的东方，历经两百年发展的明王朝，面对国内极为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随时有着被倾覆的可能。 1572年，当十岁的神宗皇帝被张居正扶上皇帝的宝座时，看着懵懂的万历小皇帝。得到李太后和司礼监太监冯保全力支持的张居正，希望通过一次改革力挽狂澜，力图挽回明朝衰败的态势，张居正有着改革的决心与能力，但他却忽略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实力，为他的改革最终失败埋下了隐患。困顿的明王朝张居正，这个出生于湖北江陵的军户子弟，自幼便以神童之名声名远播，10岁即通读四书五经，12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因才能出众，在明穆宗时期就颇受信任，穆宗死后，委命张居正等三大臣辅佐年幼的万历皇帝。此时，担任内阁首府，首握要权的张继正非常清楚，他面前这个看似庞大的明王朝早已经千疮百孔，只在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才能加以挽救。在张居正看来，明朝存在着五大隐患，分别是： 1.宗室尾大不掉； 2.无可用之人才； 3.官员考核无据； 4.军备涣散不堪； 5.财政入不敷出。而财政入不敷出，则是各种矛盾的聚焦点，也是改革的当务之急，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财政危机？其根源在于三个方面：第一，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国家赋税入不敷出明朝中期之后，土地兼并发展迅猛，大量民田被皇亲国戚及官僚地主所侵占。皇庄、王庄遍及京畿，地方上官僚与地主豪强也跟风兼并土地，侵夺民产。一时间，不论是有爵位的勋臣，还是大内派出的太监，亦或是有功名伴身的豪绅，纷纷抢占土地，各类庄田不断扩张，土地高度集中，百姓苦不堪言。与此同时，夺得大量土地的贵族官僚们，由于享有无需纳粮交税的优免权。在兼并土地之后，利用特权虚报田数逃税，这也就造成了明朝的土地被兼并的越来越多，而国家的税收却越来越少。到了万历初年，全国田赋收入比明朝初期整整减少了一半，对于以田赋作为主要财政收入的明朝来说，纳税田的数量减少，直接导致了财政收入日益缩减，但庞大的皇室及行政机构开支有增无减，以及官员的贪污和浩大的军费，都极大的加重了明朝财政入不敷出的程度。第二，人口流失，可控人口急剧减少随着官僚地主兼并土地的愈演愈烈，明朝实际控制的人口也开始不断减少，大量农民纷纷破产，或流亡荒野他乡，或卖身于豪强为奴。以至于，明朝建立之初，全国户口总数尚有1600多万户，但是到了弘治四年（1491年）全国仅剩下900多万户，明朝控制的人口数量大量减少，相应的也会导致土地荒废、赋税和徭役的征发困难，必然会加重明朝财政及经济发展的困境。第三，赋役不公，百姓负担沉重明朝的赋役制度，是沿用前朝的两税法、田赋有夏税和秋粮之分。役法有里甲、均瑶、杂泛，所以赋税和徭役是分开的。税是按田亩数量进行征收，对象是田。徭役征发的对象是户丁，这中赋役的征发方案，理论上是公平的。但是，自嘉靖、隆庆之后，官僚豪绅们在拥有优免定额的权利以外，还运用各种舞弊的手段，逃避赋役。一般他们会买通胥吏，用“飞洒”，“诡寄”等方法，巧妙规避，逃脱赋役责任，而将繁重的赋役转嫁到贫苦的百姓头上，以至于出现了“富者田广而赋役轻，贫者田狭而赋役重”和“有有田而无赋者，有有赋而无田者”的情况。造成赋役严重不均的现象。在上述因素的恶性循环下，明朝的社会经济危机和政治统治危机日益凸显，国困民穷的现状逼迫着明朝开始寻觅改革自救的办法。

一分钟看懂相国、丞相、宰相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文｜国史拾遗在很多影视剧中，总是会看到相国、丞相、宰相这些官职，然而，这几个职位之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一、相国（相邦）相国这个职位，和丞相并不完全相同，早在春秋晋国时期已有之。先秦时，这个职位的名字叫“相邦”。后来多国开始设此官职，代表人物比如被拜为鲁国相的至圣先师孔子，挂六国相印的苏秦，以横破纵、先后任秦魏两相的张仪等等。后来秦始皇认为相邦权力太大，几乎占据了军事、政事的所有大权，便干脆彻底废除了相邦一职，所以李斯也只是做到了丞相一职。时至西汉，刘邦再次设立相邦一职，但避刘邦名讳改相邦为“相国”，相国一般仅设一人，而丞相则分设左、右。《史记》有载：“上已闻淮阴侯诛，使使拜丞相为相国。” 公元前196年，淮阴侯韩信有谋反的嫌疑被萧何设计诛杀，萧何有功，从丞相升为相国。这事说明西汉时期，相国的职位是在丞相之上。东汉时期，通常不再设相国一职，但到了东汉末年，出现了一位跋扈的相国——董卓。后来，曹操掌权时，献帝又不再设相国，任曹操为丞相，蜀汉亦设丞相而不设相国。而到了后世，两晋南北朝时期，相国一般由权臣担任，而之后的朝代，几乎不再设立相国一职。

黄皮肤才不是你的身份标志，这些才是专属我们的特征（明月登楼）不少人发现，在生活中遇到的欧美人看起来并没有很白，他们肤色更多是偏红，毛孔也粗大，近看一言难尽。与我们国人拼命想变白相比，欧美人反倒更喜欢晒太阳，想把皮肤晒黑，好显得自己很健康。但就算是比较天生的肤色，我们很多东亚人都是跟“黄皮肤”搭不上边的。可我们从小就知道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亚洲人，被称为“黄种人”或“蒙古人种”。那么，这又是怎么来的呢？其实这种按皮肤来划分人种的依据根本就不是客观的科学成果，而是带有歧视的观念所造成的。黄种人有时会表现得更白据早期中西交往史料中，来过东亚的西方旅行家，大都将中国人的肤色记为“白色”。直到有位叫布鲁门巴的德国人类学家布率先使用了“黄种人”名称，并且发明出了一个新种族“蒙古人种”，将中国人和日本人都被纳入其中。在这之后，西方人对“黄种人”或“蒙古人种”的印象定在东亚人的身上，将其视为处于白种人和黑种人间的”种族。但其实这是带歧视的称呼，在过去西方医学当中，黄色皮肤通常被视为患有疾病的症状，比如黄疸病等。然而，将“黄种人”放在肤色并不黄的东亚人身上，不仅毫无科学依据，更多是带有病态的成分，就像是东亚病夫那样的称呼一样。那么，从人类学的角度又是如何划分不同地区的人群呢？真正专属于东亚人的特征又有哪些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自己最小的脚趾头在指甲盖上“分叉”的样子？乍一看，还以为是指甲盖不小心被劈开了，但其实这样的小脚趾头分叉叫做瓣状甲，相传只有血统纯正的东亚人，小脚指甲才是两瓣的。在欧美等地，他们压根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除非是得了甲沟炎等。那么，为什么唯独东亚人才有这个特征呢？民间传说是因为600多年前，当时朱元璋决定把人口较多的山西人南迁时，士兵们主动把自己的小脚趾指甲盖砍断而流传下的。现在我们都知道，刀砍所造成的外伤是不可能做到代代相传的。但有研究者考察后发现，全国各地的人都存在趾甲分瓣的现象。这意味着该性状在中国人群中是很常见的。从时间的角度上，科学家推测瓣状甲可能是来自古老的华夏民族，推测是当时古华夏人的脚趾头产生了基因突变，因为某些原因流传下来了。由于目前瓣状甲的研究还不多，所以它能否真正作为汉人所独有的标志还有待商榷。不过，如今人类学上已经发现了三大专属于东亚人的特有印记，它们分别是新生儿青斑、内眦褶、铲形门齿。那么让我们逐一来看下这些特征具体是怎样的？它们对人种分类学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不产狮子的中国，为什麼遍地都是守大门的石狮子？（HannahTeh）说起石狮子，想必大家都再熟悉不过。大部分传统建筑门前，无论是各地的王府、衙署、宅第、陵墓等等，我们都能见到一对石狮子的身影。它们伫立于门外两边，雄狮居左，雌狮居右，侧首蹲坐，凌厉地注视着前方过往的每一个人，俨然威震八方的守门神。一般而言，石狮子的形象特征都是昂首挺胸、鬣毛涡卷，它们张口露齿、目光炯炯逼人，其雄风震宇的神态像极了真正的丛林里的百兽之王。石狮子威武的形象表现出人们对狮子的喜爱与崇拜，然而问题来了，中国本土原来并没有狮子，为何人们如此崇拜狮子呢？ “狮”从何来？中国本土并没有狮子，历史上狮子曾广泛分布于非洲、欧洲东南部和亚洲，但亚洲东部不产狮子，而是集中在南亚和西亚。那麼，狮子是何时进入中国的呢？根据《穆天子传》（晋郭璞注）所记载周穆王驾八骏巡游西域一事，其中提到有“狡貌野马走五百里”。郭璞注“狻猊，师子（狮子）”，如此可推断，周穆王在位距今3000年之前便有“狮子”的记载，称为“狻猊”。汉朝初年成书的《尔雅·释兽》中有“狻鹿（猊），如猫，食虎豹”的记载，更明确地说明当时人们知道除了虎豹猫狗以外还有一神乎玄乎的异兽，并名之为“狮”。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沟通了中国与中亚各地的友好关系，原为“殊方异物”的狮子才正式被中国人所认知。《汉书·西域传》“乌弋”条说明乌弋（乌弋山离国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位于西亚伊朗高原东部古国）有“师子”，颜师古注：“师子即《尔雅》所谓狻猊也。”

真实的唐高宗：李治是被历史误解了吗？（萧家老大）唐高宗李治，唐朝第三任皇帝，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九子、嫡三子。李治与太子李承乾、魏王李泰同为长孙皇后所生。贞观五年(公元631年)，李治被封为晋王。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李承乾被废，李泰也因罪被黜，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李治被立为太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七月即位，时年二十二岁。高宗在位三十四年，弘道元年(公元683年)逝世，葬于乾陵，谥号天皇大帝。　　一般，史家认为，唐高宗碌碌无为。事实上，在他上台之初的永徽年间，他的文治武功并不输与任何一位唐代帝王，故史称“永徽之治”。只是后来由于的身体原因，被武则天执掌了权柄，方才变得碌碌无为的。　　李治本人慈祥、低调、俭朴，不喜大兴土木，不喜游玩打猎，性格中有软弱的一面，与四兄李泰争太子位时，也曾流泪哭泣。　　李治在位长达三十四年，身体一直不好。高宗“自显庆已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大唐新语·谀佞》载，“高宗末年，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 。史称，是因太宗去世，他哀毁过礼，即落下疾病。　　由于高宗体弱多病，在他执政后期，李唐政权被武则天的武周政权所替代，所以，一直以来声誉遭到史学家的贬低，以致给后人留下懦弱的印象。　　其实，唐高宗在执政前期贡献颇多。太宗末年，辽东战役已使“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岌岌可危。高宗未及正式登基即下令，“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永徽二年（公元651年）九月，下令所占百姓田宅还给百姓，刺激了社会生产力，使被破坏的生产关系得以恢复，农业经济得以发展。灭西突厥、将倭国势力逐出百济，征灭高句丽，帮助新罗统一朝鲜半岛。这一时期，大唐政治清明、疆域辽阔、经济繁荣、国家太平，被史家称为“永徽之治”。　　他还有知人之明，身边诸多贤臣如辛茂将、卢承庆、许圉师、杜正伦、薛元超、韦思谦、戴至德、张文瓘、魏元忠等人大多是自己亲自提拔的。　　在处置危及皇位安全的重大事件中，也未见昏懦和缩手缩脚。最有代表性的是永徽三年(公元652年)他处理宗室近属的谋反案件：太宗的女儿高阳公主与驸马房遗爱(房玄龄之子)、巴陵公主的驸马柴令武、高祖女儿丹阳公主的驸马薛万彻、高祖六子荆王元景等人，对高宗即位心怀不满，他们勾结在一起，阴谋发动政变，共举自称有做皇帝征兆的荆王元景为帝。事情败露后，高宗即命长孙无忌调查，房遗爱声称，太宗三子吴王李恪是主谋。唐高宗果断下令：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等斩首；荆王李元景、吴王李恪、高阳公主、巴陵公主等自尽。同时，又有一大批人：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节、江夏王李道宗等被流贬岭表；吴王李恪之弟被废为庶人；房遗爱之弟遭贬；薛万彻之弟被流放；株连很广。其中，虽然有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毕竟也是假手皇帝。高宗如此处理事情的手段，如何会容忍武则天“专作威福”的作风。　　唐高宗时颁布的《唐律疏议》，又称《永徽律疏》，是中国现存最完整、最古老的一部典型的封建法典。代表了人类封建文明史法制最高成就，成为亚洲国家立法的典范与来源。　　从他对于长生之术的冷静态度和对医学的信任来说，比起乃父太宗也胜出一筹。高宗身体状况一直不佳，对于御医的治疗，他都能够积极配合，即使是在他的头上扎针流血也不介意。另外，他还命令宰相组织名医修订了《唐本草》问世。对于胡僧的长生药从不迷信，他说："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这与太宗服食丹药而死形成了强烈对比。也就是说，即使把他和唐太宗的个人风格做一比较，说他“昏懦”也很不客观公平。对待疾病有着科学的态度，曾说过，“果有不死之人，今昏安在？” 到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全国人口从贞观时期的不满三百万户增加到三百八十万户，粮食大面积丰收，洛州地区粟米每斗两钱半，粳米每斗十一个铜钱。“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开始，“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有时即委托皇后处决。纵观唐代历史，如果没有高宗时代的发展、巩固与铺垫，贞观之治就只是短暂的高潮，开元盛世就是无源之水。由此可见，真实的唐高宗是被历史误解了，他其实是一位仁孝、有着雄才大略的英主，只是后期为病所困罢了。

哪吒形象是如何演变的（毛春晖）最近，一个“又皮又坏”的哪吒纵横各大影院。在电影中，在关键时刻，说出那句“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哪吒，赢得了不少掌声和泪点。不过，影片开头，令陈塘关老百姓头疼的哪吒，暴躁且狡猾，这不禁人们疑惑不已：哪吒，难道不是一个可爱清秀又活泼英武的少年英雄吗？其实，哪吒最早的形象，还真是一个“又丑又凶”的存在。“哪吒”，全名那吒俱伐罗，印度梵文Nalakvara或Nalakbala的音译，是佛教的护法神。护法神的颜值普遍不高，性格也不好，哪吒也不例外，三头六臂、忿怒暴躁。在佛教典籍中，是这样描述哪吒的：“三头六臂擎天地，忿怒那吒扑帝钟”（《景德传灯录》），“身长六丈，首带金轮，三头九眼八臂”（《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如此不讨喜，甚至哪吒成为恶人的代称，出现在后来的文学作品里：“与那个恶那吒（哪吒旧时的写法——编者注）打个撞见”（关汉卿《鲁斋郎》），“依旧到杀人放火蓼儿洼，须认的俺狠那吒”（李文蔚《燕青博鱼》）。不过，在哪吒出生的时候，“一切诸天众，皆悉大欢喜”（《佛本行经》），毕竟他是毗沙门天王的儿子，而且护持佛法不遗余力。根据佛教典籍的记载，只要有人用神咒召唤，哪吒就会现身护法，要么“以金刚杖刺其眼及其心”，要么“以金刚棒打其头”。除了暴力护法，哪吒也有兴建寺庙、保护修行人等“文明”的护法方式。《宋高僧传》有这样的记载，唐代高僧道宣有一天夜行，因有一少年暗中搀扶，踏空却没有摔倒，这是少年就是哪吒：“某非常人，即毗沙门天王之子那咤也。护法之故，拥护和尚。” 哪吒的长相到了明代《西游记》里就可爱多了：“那小童男，生得相貌清奇，十分精壮。真个是玉面娇容如满月，朱唇方口露银牙……”连孙悟空都这样戏谑：“小太子，你的奶牙尚未退，胎毛尚未干”云云，完全是一个漂亮、聪颖的孩童神仙。成书晚于《西游记》的《封神演义》有三个章节专写哪吒。他出生时有点恐怖，是一个肉球，但被父亲李靖一剑劈开后，“遍体红光，面如傅粉，右手套一金镯，肚皮上围着一块红绫，金光射目”，连李靖也“不忍作为妖怪，坏他性命。乃递与夫人看，彼此恩爱不舍，各各欢喜。” 此时的哪吒已不再是佛教护法神，而是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神仙体系中的神祇。在《封神演义》里，他是灵珠子转世，师父是乾元山金光洞道士太乙真人，作为姜子牙的伐纣先锋，投胎至陈塘关总兵李靖家。后来哪吒被李靖打碎金身后，太乙真人将其复活。复活之后，哪吒对李靖穷追不舍，最后燃灯道人秘授金塔给李靖，“如哪吒不服，你便将此塔祭起烧他”，李靖这才将哪吒降服。可见，哪吒的外表虽然变成了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但未洗心革面，还有暴力因子。《西游记》里，他出生三天就下海洗澡，“踏倒水晶宫，捉住蛟龙要抽筋为绦子。”《封神演义》里七岁开始横行，打死巡海夜叉李艮、龙王三太子敖丙，眼睛都没眨一下，打死、打伤石矶娘娘的两个徒儿，也很是随随便便。还当着敖丙的面骂龙王是“老泥鳅”，威胁要剥皮；抽了敖丙的筋后，还得意洋洋地带回来向李靖邀功……其种种行为的确令人倒抽一口凉气。值得一提的是，在融入中国社会的过程中，除了长相及所属宗教，哪吒的家庭出身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前文说过，哪吒是毗沙门天王之子，苏辙《哪吒》中也提到，“北方天王有狂子，只知拜佛不拜父”，这里的北方天王就是毗沙门天王，他是佛教中的四大天王之一，守护须弥山中天的北方，掌管天龙八部及各路神祇。那么，毗沙门天王又如何与李靖重合了呢？据传，毗沙门天王多次帮助唐军平定乱事，不空法师的《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仪轨》就载有“请北方毗沙门天王神兵应援……请北方天王神兵救”等神迹，唐玄宗还下令供奉之。李靖则是隋唐之际的风云人物，是屡建奇功的军事家，在唐代就已被神化，到了宋代，祭祀的庙宇随处可见。毗沙门天王和李靖都是战场上的神人，大约在南宋年间，二者就正式合二为一了，哪吒也随之变成陈塘关总兵的儿子，还有了两个哥哥：金吒和木吒。人们熟知的哪吒父子交恶的故事，在早期的文献里也有相关记录。哪吒“析肉还母、析骨还父”的说法，也散见于很多佛教典籍中，只可惜都是一两句带过，原因及过程语焉不详。可能这些故事来自早期佛经，后来这些佛经散失了。有趣的是，在民间曾建有不少供奉哪吒的庙宇，其塑像“作射洪水之状”。毕竟，龙王是天下之水的总管，哪吒轻轻松松就能抽筋剥皮，把哪吒用来镇压水患，自然是再好不过的。

七夕曾经是晒书节，你知道吗？（转）　　农历的七月初七，俗称七夕，是神话传说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这段美丽的爱情故事，演变到今天，这一天成为中国的情人节。可你也许不知道，其实这个日子还是一个传承了近两千年的节日——晒书节。晒书，古时又称曝书，在我国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穆天子传》中就有“天子东游，次于雀梁，曝蠹书于羽陵”的记载。而到了东汉，崔实《四民月令》记录：“七月七日，曝经书及衣裳，不蠹。”七月七日这天，人们晒书、晒衣裳，可以防止虫蛀。这是最早关于晒书节的记载。那么人们为何选择七夕晒书呢？原来，古代传说农历七月七日，天门洞开，阳光强烈，是龙王爷“晒鳞日”，人们多在此日暴晒衣服、棉被之类，以防虫蛀，读书人也会选在这一天曝晒书籍。到了宋代，晒书已成规模，并从一天变为三天。宋蔡绦《铁围山丛谈》卷一说：“秘书省岁曝书则有会，号曰曝书会，侍从皆集，以爵为位叙。”另据南宋洪迈《容斋四笔》、南宋陈骥《南宋馆阁录》和南宋逸名《南宋馆阁续录》等书记载，宋高宗绍兴、宋孝宗淳熙以及宋宁宗庆元年间都有“晒书会”这样的文化活动。宋代曝书会一般由掌管图书的秘书省主持，由临安府具体承办。时间多在七月五、六、七三日。从相关史料南宋多于北宋的事实来看，似乎南宋比北宋更重视晒书。其中原因主要是南宋都城杭州地处东南，潮气很重，晒书在当地历来是一种习惯性的活动，官方亦然。从宋代直至元代，晒书盛会一直被延续。但到了明代，官方藏书的管理逐渐松弛，致使“阁臣词臣，俱无人问及，渐以散佚”，官方的晒书活动也没有得到延续。等到了清代，也再没有像宋代那样在固定的日期大规模的晒书会了。就这样，晒书节逐渐离公众远去了。到了今天，晒书节更不为人知了。现在的纸质书籍质量好，纸张都做了防蛀处理，尤其最近几年，电子书籍一跃成为阅读的重要方式，也许不远的将来纸质书籍会永远消失，那曾经盛极一时的节日——晒书节，只保留在历史的长河，成为我们永久的记忆了。

《三国演义》背后的人口危机，历史书才不会告诉你（温乎）一、公元前121年，河西走廊弥漫着一股血腥气。汉武帝让霍去病亲自挑选1万骑兵，分别在春、夏两次扫荡河西走廊，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被打的丢盔弃甲。汉军奔袭千里，匈奴的祭天金人也被夺走。匈奴在战役中失败，总要有人背锅，伊稚邪单于命令浑邪王、休屠王回草原，想用他们的头颅安抚军心。两位王爷合计：“既然要杀我，不如就投降汉朝吧。” 消息传来，长安震动。这是“白登之围”以来，第一次成建制的匈奴部落投降，为了表示郑重，汉武帝决定搞一个受降仪式。仪式的主持人，还是霍去病。虽然休屠王临时反悔，被浑邪王当场斩杀，霍去病又杀8000想逃跑的士兵，但受降仪式进行的有条不紊。霍去病和浑邪王签订协议、握手、合影......双方都表示：这是一次成功的合作，以后汉匈双方都将互惠互利走下去。这份合约的有效期足足几百年。浑邪王被封为漯阴侯，食邑万户，如果论级别和地位的话，和卫青、霍去病都不相上下。他带来的4万人口，也得到安置。汉朝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专门拨出土地，用来安置匈奴人民，为了照顾情绪，允许他们依照旧习俗生活。什么是旧习俗？弟弟娶嫂子、儿子娶后妈、部落首领世袭、牧民是首领的财产......一切匈奴的风俗，都被移植到汉朝来。换句话说，匈奴内迁只是听调而已，他们的内部依旧是匈奴本色。匈奴居住的地方也很有意思。看看地图就会发现，从甘肃向东，沿着宁夏、陕北、河套，直到大同，一条边疆线都布满匈奴人。有些事一旦开始，就很难停止。一粒渺小的种子在盛世种下，吸取400年日月精华，终于在魏晋成为参天大树。飓风起于青萍之末。公元48年，匈奴再次分裂为南北二部，为了争取生存权，南匈奴把王庭迁到包头，依附于东汉。朝廷的意思是，能吵吵尽量别动手。第二年，光武帝设置了“使匈奴中郎将”，驻扎在南匈奴驻地周围。既是为了保护，也为监视。南匈奴就此在河套地区扎根。东汉末年，他们已经逐渐南迁到黄河两岸，晋西北、陕北已经遍布匈奴人的身影。蔡文姬年轻时嫁到河东郡（山西运城），丈夫去世后，因为受不了婆家的闲言碎语，就回家守寡。她家在陈留郡，相当于现在的开封。但蔡文姬依然被匈奴左贤王掳走，后来还生了2个孩子......这说明什么问题？匈奴已经具备随时进入中原的能力。能去开封，那么离长安、洛阳也不远。此时，匈奴已不是远方敌人，而是心腹之患。

竹林七贤，装腔作势的“废人”？（张继合）大名鼎鼎的“竹林七贤”属于中国史书当中的正面人物，他们傲视多才、隐遁山林，堪称中国古代文化的典范之作。据《晋书·本传》记载，书中开列了“竹林七贤”的具体人次：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毋庸置疑，他们都是赫赫有名的奇人、异士和疯子。贤”怎么解释？当是德才兼备的人物吧。显然，把这乖张、怪异的七位哥们儿称为“贤”，是对汉语的一大嘲讽。说白了，所谓“竹林七贤”并没有什么过人的本领，虽说他们都有一点文化功底，也有造福黎庶的雄心壮志；可惜，当局不买帐。于是，这哥儿七个立刻暴露出三大致命弱点：一，脆弱。二，自恋。三，放荡。这种无功于当代的“废人”，居然被捧到了“圣贤”的交椅上——凭什么？显然，又是历代成群结队的失意文人，涂脂抹粉。倘若历史真的掌握在这群自命不凡的家伙手里，那么，华夏文明将熬成一锅“烂炝汤”。　　且看所谓“七贤”，曾怎样在魏晋的“竹林”里“耍活宝”：　　嵇康爱骂街，公开和司马政权唱对台戏，还当面奚落司马昭的亲信钟会，最终被推上法场，身首异处。据说，嵇康擅长弹琴，临刑前，还当着三千太学生的面演奏了最拿手的《广陵散》。死，如何慷慨悲壮已不重要，关键是他以言罪人，白白拼上了性命着实可惜。斗争与借口无碍，但与方式有关。一介书生，三尺微命，没有任何自卫的武器，只图一时痛快而引颈就戮，世人就有理由怀疑他无畏背后的真实性。即使逃过司马氏这一劫，也还有更糟糕的结局等待他。嵇康与那个时代实在是格格不入。他根本不能替老百姓做点什么，只有添乱子、找麻烦、徒增谈资的份儿。　　阮籍稍微温和一些，他“不与世事，酣饮为常”，整日纵酒谈玄，却从未泯灭那颗高傲的心。“阮籍登广武而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其名。’”他所谓的英雄还不是“老子天下第一”？有做英雄的机会，你拒绝；当一介草民又不甘心，对别人的声望和成就一脸的瞧不起。那么，当时势造英雄的关口，你在哪里呢？喝酒，清谈，说风凉话……《论语》有言：“道不同不相为谋。”既然与司马政权不共戴天，干脆不为政治浪费唾沫，何必还吃一个、看一个呢？对常人来说，“哀大莫过于心死。”而阮籍这样的人，则“哀大莫过于心不死”啊。　　刘伶是彻头彻尾的醉鬼，这几分深沉的醉意增加了他隐士的风度。据说，他常乘鹿车出游，随手携带一把酒壶，身后，跟着一名荷锸的仆人，刘伶吩咐过：“死便埋我。”《道德经》有这样的语录：“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又何患？”刘伶不眷恋这副臭皮囊，死了更清爽，索性躲藏到对头与时间都找不到的地方。　　俗话说：“光棍不斗势力。”“竹林七贤”空有满腹才学、一腔报国之志，可惜，生不逢时，寻求不到政治上的合作者。退一步，即使能达成两相情愿的合作，以“竹林七贤”的性格，久居人下恐也难以长久。说时势造就了他们的隐士身份，还不如说性格左右了他们的命运走向。嵇康鼓吹的“非汤武而薄周礼”、“越名教而任自然”，根本就不是巍巍庙堂上的主旋律。明知报国无门，还念念不忘“封侯印”，加倍的痛苦使这七个人选择了比原来更夸张、更慢世的生活方式：纵情山水，酗酒吟啸，抨击时政，臧否人物。　　隐遁，反倒招来世人注目，或可认为他们夸张的表演纯系一种“行为艺术”，一旦找不到识货的买主，就枉费心机。姜尚、孔明是为数不多的几名幸运者；而大多数更有才能的隐士，只能像“竹林七贤”一样，“朝如青丝暮成雪”。中国从来就不缺少人才，也从来不在乎埋没人才。你生、你死、你做五花八门的夸张表演和“行为艺术”，没有权门来捧场，最终也是无谓的挣扎。阮籍的《咏怀》诗可见这种没有观众的凄凉：“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 　　再牛的人物，也是肉做的。没有观众的时候，就不需要表演了。卸妆之后赤裸裸，这才是最真实的自己。

明朝的挣扎：形式再好也无法逃出生天（原文转自冷炮历史）当鸦片战争的烽火在虎门燃起，晚清群臣都没有发现帝国已被卷入了新一轮世界变局。但这场聚变并不源自19世纪，甚至出现在清朝出现之前。当我们把视线投向更早的明朝，帝国在早期就已经面临生存环境和国际格局的复杂变化。居于东亚朝贡秩序中心的强权，正被昔日的藩属国不断挑衅和蚕食。王朝的新挑战明朝开国便承袭蒙元帝国的遗产，包括接手国际体系、社会组织和政权体制等方方面面。建国后所面临的国际环境，较之于之前的所有王朝也更加理想。早先的蒙古崛起，实际上为中原本部扫除了周边的所有强势政权。这让朱元璋的新朝在建立之初便拥有极其优越的发展环境。但明朝初年的皇帝却推行了相反的政策。洪武皇帝积极推行洪武体制，试图把整个帝国建设成官府直接统辖的大农村”。于是，帝国坚持守势，实施海禁并停止主要征伐。但仅仅过来一代人时间，永乐帝便积极推进开拓，维护蒙元遗留下的东亚甚至是中西亚以东体系。为此，施行了十分积极的对外政策，包括数次北征元朝残部以期彻底消除威胁、巩固东亚国际领袖地位、郑和率领船队出使西洋和积极营造东亚朝贡体系等。这一时期，明朝已基本巩固了帝国的权威和力量。但世界体系也已经悄然发生变化，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已经拉开了序幕。当明朝皇帝积极营建帝国的天下秩序时，西方殖民势力正在寻找契丹的路上。探索的脚步远比征服的浪潮慢下几个回合，而铁蹄兵锋更比宗教精神来的晚一些。 15-17世纪中叶，亚洲局势发生巨大变化：伊斯兰国家开始自陆地大肆东扩，欧洲基督教势力开始从海上东来……当然，这次大扩张的主要力量已经不是隋唐时期东扩的阿拉伯人，而是皈依了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差不多与明朝建立同时期，中亚兴起了一个极富侵略性的帖木儿帝国。1404年，他们在几次打探虚实后终于兴兵20万东征。但帖木儿本人在1405年1月病逝，否则以当时靖难之役后捉襟见肘，明朝很难完全抵挡。苦苦经营的东亚秩序，也免不了陷入更大的危机。伊斯兰教的东扩不仅改变了传统东亚下的文明版图，也使明朝第一次完全暴露在强有力的异文化面前。但如果不是另一股势力的变化，明朝乃至东亚世界的历史可能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这个变化就是佛教的复兴。七世纪时的印度，佛教徒在吸收印度教部分修行方式的基础上形成了密宗。之后，凭借其传统的强大交通网络和贸易交流体系，佛教逐渐渗透到东南亚诸国。不仅形成了中南半岛的佛教文化圈，也暂时为明朝在南方遏制了伊斯兰东进。北方还有意密宗向藏区的传播。之后，藏传佛教又继续向北传播到蒙古地区。这样，东亚自古典时期逐步确立的儒家文明圈，终于和佛教、伊斯兰教形成新的均势。少量基督教和琐罗亚斯教信仰夹杂其中，基本奠定了日后的亚洲文明势力版图。

“靖难之役”后，朱棣为何要五次亲征蒙古？（本文转自新浪博客，博主起点文史） “靖难之役”后，朱棣成功夺取了侄子朱允炆的帝位，不过后世却并没有过多在意他的“篡位之举”，反而称赞其为“永乐大帝”。朱棣的主要功绩有：迁都北京、编修《永乐大典》、郑和下西洋、收复安南、五征漠北。尤其是五次亲征漠北，深受后世表赞。自古以来，帝王亲征本不多见，朱棣也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位亲征至长城以北的皇帝，让其声望倍涨。朱元璋推翻了元朝后，蒙古统治者的残余势力并未彻底肃清，他们逃回塞外，建立了“北元”。由于中原连连征战，民生凋敝朱元璋无力发动大规模的北伐战争，清除北方的边患，把主要精力放在恢复社会生产，发展民生上。对北元等边患势力采取政治上“诏安”，军事上积极防御的政策，明朝和北元暂时处于南北对峙局面。因兀良哈部“靖难”时“从战有功”，朱棣一开始对蒙古也是采取怀柔政策，直到永乐七年（1409年），东蒙古的首领本雅失里汗处决了明朝使者郭骥，接着又在胪朐河之战中歼灭了明朝10万大军。朱棣听到消息后大为震怒，亲率五十万大军出征，开启了长达14年的北伐蒙古之战。那么明成祖朱棣这14年战果究竟如何呢？永乐八年，一征漠北。此战的战果其实颇为尴尬，因为从二月份誓师出发，明朝大军几乎三个月没有遇到本雅失里汗的蒙古军队，五十万大军仿佛是在狩猎赏景。直到五月初才小有斩获，获“胡寇数人及羊马辎重”。最终在斡难河畔和贝尔湖东，明军与本雅失里遭遇，展开了激战。但是本雅失里汗没有死，而是向西逃去。因明军军粮跟不上，“致军士乏食者多死，上闻之震怒”，历时五个月的第一次远征草草而终。永乐十二年，二征漠北。这一时期，蒙古瓦剌部开始崛起，对明朝边境产生威胁。朱棣第二次御驾亲征，同样率军五十万。明军在图拉河用大炮重创瓦剌军队，据《太宗实录》记载，明军“毙贼数百人”。随后成祖乘机率铁骑发动进攻。双方展开激战,死伤无数。瓦剌部遭受重创后，被已经表面臣服于明朝的鞑靼部阿鲁台吞并。阿鲁台势力强大之后，停止了进贡，还开始派兵侵扰明朝边境。永乐二十年，三征漠北。这一次朱棣将矛头对准了鞑靼部的阿鲁台。阿鲁台不敢与明军正面交锋，结果，还没等朱棣进入蒙古，鞑靼部就在首领阿鲁台的率领下逃之夭夭，朱棣和他的三十万大军扑了个空，“丑虏阿鲁台闻风震慑，弃辎重牛羊马驼逃命远遁”。朱棣不想穷追不舍，于是决定在9月末班师回朝，最终取得的战果是“杀首贼数十人”。永乐二十一年，四征漠北。由于阿鲁台贼心不死，再次袭扰大明边境，朱棣第四次率军亲征，阿鲁台依然是不敢与明军直接交战，采取了迂回躲避的战术。不过在零星交战中，明军也算是消耗了阿鲁台的有生力量，这也直接导致了他被死灰复燃的蒙古瓦剌部所消灭。永乐二十二年，五征漠北。朱棣连续三年御驾亲征，这也是他第最后一次出征蒙古，而这一次出征依然还是空手而回。明军进入蒙古之后“弥望荒尘野草，虏只影不见，车辙马迹皆漫灭，疑其遁已久”，蒙古人又与朱棣在大漠草原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朱棣命“英国公张辅等分索山谷，周回三百余里，无一人一骑之迹”。有些将官请求给一个月粮草以便深入敌人领土，但朱棣担心他自己已经过份地深入敌境，就拒绝了这些建议，并撤回了他的军队。1424年8月12日，朱棣在班师回朝的途中，病逝于多伦之北的榆木川。五征漠北，五战五捷，成为后世夸耀朱棣文治武功的重要宣传材料。但是，和这一连串胜利不相符的是，明朝在朱棣执政时期对塞外的控制力不但没有加强，反而还不如朱元璋时期。以至于仅仅25年后的“土木堡之变”，连皇帝明英宗都被蒙古人俘虏了。纵观五次亲征蒙古，明朝并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朱棣亲率的数十万大军，雷声大雨点小，**原铁骑溜了个结结实实，追不上打不着，数十万明军无功而返。反倒是明朝方面为了这五次御驾亲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让明朝吃了大亏。既然如此，朱棣为何还要连续五次亲征蒙古？朱棣勇武刚毅、好大喜功，喜欢用丰功伟绩来粉饰自己。每次出征，前呼后拥，极尽排场。不管出征有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结果，都会被歌颂一番，“威德所加，不远过汉高哉？”“乘舆所至，盖汉武唐宗所不到者。”这些夸赞让朱棣沾沾自喜，难以自拔。还有一个原因是朱棣得位不正，不是正统的继位，他急需要一些“壮举”来粉饰自己，让史书能够尽量留下自己的丰功伟绩。正如唐太宗李世民那样，用“贞观之治”来掩饰自己的“玄武门之变”。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皇帝之一，朱棣所做出的贡献不言而喻。只是五征漠北这件事，只能说是展现了朱棣的雄才大略和军事天赋，但对大明王朝而言，除了劳民伤财以外，又能有何实质意义？

亦实亦虚杨家将：杨家将故事的历史演变（转）文/鲁庙之器杨家将的故事自南宋以来在民间广泛流传，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根据杨家将故事改编的小说、戏曲、评书以及影视作品更是数不胜数。杨家将的故事植根于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又经过历代创作者的艺术加工，虚实相间、真伪杂陈，从北宋的名将世家变成了独特的文化符号，尤其是借助于京剧等戏曲作品，成为影响力巨大的英雄传奇。

（原文转自百度「三国志」吧）一、前话东汉的两百多年以来货币经济大有衰退的现象出现，黄金的作用也更加减退。由于新莽币制混乱所招致的恶果令人民对货币已失去了信心，宁愿以实物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工具，比如“布帛金栗”。早在汉光武帝于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复铸五铢前，刘玄的更始政权就在更始二年（公元24年）铸五铢，钱径24mm，穿径9mm。钱文中的“五”字交笔弯曲，上下横笔基本与两竖齐，“朱”旁上横笔圆折，“金”字尖呈一小三角形、四点长方形排列整齐。外廓从边到肉呈弧度向下，面无内廓，背内廓有一定弧度，微四决。铜质精良，钱肉平坦细密，所见的都是薄绿锈。陕西省西安市三桥镇就出土过写着“更始二年十月工缑岑刻”等字的五铢铜模盒一件更加证明其存世。和西汉时的五铢比较，更始五铢文字从上到下呈楔形，这在西汉五铢少见；重文现象在西汉极为少见，更始五铢比例却不小，这应该和铸造工艺有关。和东汉常见的粗劣五铢比较，文字不规整，比划高度比较浅，和更始五铢几乎不可同日而语。割据四川的公孙述就废铜钱而用铁官钱，是中国文献记载的最早记录，但到底模样是怎样史无记载，不过据百姓不满铁钱而流传的民谣“黄牛（王莽）白腹（公孙述），五铢当复。”来看，钱文应没书“五铢”二字，否则不会说五铢当复。▲更始五铢刘秀兴复汉室以后一反王莽的作风，厉行节约，所以到了明帝初年还是物价低廉，但明帝末年情况就不同了，政治腐败、开支增加，后来又不断对边疆用兵，弄得兵荒马乱，物价飞涨。不过这个时候钱币已经深入民间，即使政府要想限制钱币，也不能废弃它，只能是控制。东汉所铸的钱都是五铢钱，这期间西汉五铢、王莽的货泉和大泉五十还在民间流通。光武以后史书多不载铸钱的事，大概是因为钱币在以后的时期在形制上没有什么变化，既然铸的都是五铢钱，提及与否都不重要。东汉五铢钱的特征主要是“金”字头较西汉五铢大些，“五”字交叉弯曲，“朱”字头圆折，中间直笔，两头较细。晚期的周廓及钱文都比较浅，钱径2.5cm，廓宽0.08cm，穿宽1cm左右，正面无廓，背有廓。钱文五“朱”字交笔弯曲，“朱”字头圆折。建武五铢钱钱径2.5cm，重约3.4g，外廓较窄。“五”字交笔变曲，“金”字头较西汉五铢为大，四点较长，“朱”字头圆折，中间直笔，两头较细。“朱字头圆折”也成为东汉五铢的明显特征。建武五铢行使后“天下赖其便”，但盗铸情况又随即发生，为保障钱制的稳定刘秀便任命第五伦为督铸钱掾。除了日后章帝光和年间（公元84-87年）一度废钱不用与桓帝曾欲铸大钱外，东汉币制稳定而又平淡。建武以后的各期五铢较西汉各期的轻薄，钱径多在25mm，厚约1mm，多数约重3g，精致的有3.4g左右，外廓较窄，较规整的铜质为浅红色。还有很多记号钱，如星（一星或多星甚至是半圆点及三角点）、横画竖画（阴文十、阴文田）等, 一般来说这些带记号的东汉五铢比不带的轻薄，铸工也较粗，字口浅平，铜质为黄色。断代方面，除建武五铢有传世模盒外，明帝以后的很难区分具体年代，不过有洛阳烧沟汉墓群的分期来助判定。 1958年石家庄市出土一件铜范，铭文曰：“建武十七年三月丙申太仆监掾仓考工令通丞或令史凤工周仪造。”这显示铸钱由太仆卿属官考工会主管，但《武都太守耿勋碑》载：“熹平二年三月癸酉到官……又开故道铜官铸作钱器兴利无极。”（见《隶续》卷十一）这好像又显示铸币权不是收归中央，地方政府也可获其利。▲东汉五铢东汉晚期大约是在桓帝以后，五铢已经开始败坏，很多劣钱开始出现，包括“剪轮”和“綖环”。“剪轮”是以东汉晚期的五铢钱，把完整的钱冲凿外沿一圈后而成，大型的直径为1.8cm，小型的直径为1.4cm。“綖环”大概是用东汉晚期五铢钱冲凿其外廓，钱文和“剪轮”一样都存在有“五”字的一半，“铢”字的“金”旁。五铢钱自西汉中期因经济萧条而出现磨廓五铢，剪凿铜钱到了东汉后期则大量出现，在古墓出土的汉钱中超过一半是这些劣币。这些五铢也同时品质低，铸工粗，铜质掺杂。但确实是大量的流通，仅1953年洛阳烧沟东汉晚期的墓群中就出土各型的磨廓五铢一千八百多枚、綖环五铢八枚。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铸行四出五铢，所谓的“四出”就是钱幕从穿的四角各模铸一道线直抵外廓。外廓较宽，钱径2.5cm，重约3.4g。但它生不逢时，在卖官鬻爵极度腐败的黑暗时期面世，其时黄巾余波未平，当权者被社会舆论“窃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见，此钱成，必四道而去。”（见《后汉书．宦者列传》)，也因此被宦官视作不祥的凶兆，董卓入京后“钱果流布四海”。钱多了怎样携带？从中间的孔贯穿成串。河南陕县后川3003号西汉墓所出者，每串仅八、九枚（见《陕县东周秦汉墓》第197页）；西安汉宣帝杜陵一号陪葬坑，一串七十至九十枚不等（见《汉杜陵陵园遗址》第93页）；河南永城芒山镇汉梁王墓更夸张，那约255万枚，穿成贯者大多约千枚（见《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第121页），即《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李斐曰：“缗，丝也，以贯钱也。一贯千钱，出算二十也。”▲四出五铢

中国的门神都由哪些人物担任过？（刘樱姝）快过春节了，门神又要粉墨登场。所谓：“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门神就是要换的“新桃”，传统春节的标配之一。历史上的门神，人们最熟悉的就是左门神尉迟敬德和右门神秦叔宝。其实，这二位初唐时的武将真正上岗还是元代以后的事。有些地方供奉着“小众”门神组合，比如：赵云和马超、孙膑和庞涓等。所以“门神”岗位并非敬德与叔宝的专属，也不是一直都由二人担当。一、从老虎到神荼、郁垒广大人民群众对家宅平安的精神渴求一直都存在。商周时代就有了“门神”，那时的门神是老虎。老虎乃凶猛之物，它一出场，邪祟就吓跑了，从而起到镇宅保平安的作用。我们会发现从事镇宅工作的都是面目狰狞的凶煞之物，这个岗位选材是颜值越低越好，正好与大众审美相反。所以郭德刚相声里说某人长得丑就比作“挂在门上能避邪。” 到了汉代，人民群众经过广泛实践，发现自然界里的两种动植物可以避邪，门神老虎就被神荼、郁垒取代了。左扇的“神荼”是一种叫荼草的植物，可让百虫不侵，取避疠疫之意；右扇的“郁垒”是螺狮，一遇到危险就缩进硬壳里，取保宅平安之意。上古神话里把神荼、郁垒都“人”化了，传说他们是能制伏恶鬼的兄弟，住在长满桃木的度朔山下。颜值低不打紧，真本事最实用。他们能将恶鬼用苇索捆缚起来喂老虎。汉代老百姓每到除夕就用桃木削成神荼、郁垒的形象立在门上。同时在门上悬挂苇索以供这二位捆缚恶鬼。后来因为雕刻人形太麻烦，魏晋南北朝以后就简化成在桃木板上写上神荼、郁垒的名字，然后挂门上，这就是“桃符”。神荼、郁垒当门神如今觉得有些生疏，其实即使到了敬德、秦琼的门神时代，富贵人家都是以神荼、郁垒当门神的，以显示与老百姓家的门神有所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