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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海森堡与爱因斯坦关于量子力学的哲学背景的对话哲学吧里很多人对决定论和非决定论,以及量力学背后的哲学感兴趣,偶花了些时间找到了当时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之一海森堡与"老顽固"爱因斯坦的一段对话,里面是纯哲学上的讨论.希望感兴趣的看看,不感兴趣的就不用拍砖了.爱因斯坦关于量子力学的哲学背景问题同海森堡的谈话（报道）。 1926年春天，我〔指海森堡－一编译者」应邀向这个著名的团体〔指当时德国柏林大学物理系—编译者〕讲新的量子力学，而且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遇见这么多有名的人，我很用心地把当时这个最不合传统的理论的概念和数学基础说明清楚。我显然已经使爱因斯坦发生兴趣因为他邀我同他一道走回家以便我们可以更详细地讨论达些新的思想。在路上，他问了我的学习和以前的研究情况。我们一到家，他就以一个同我放近工作的哲学背景有关的问题开始了这欢谈话。“你向我们讲的，听起来极其离奇。你假定原子里面存在着电子，你这样做可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你拒绝考虑它们的轨道，即使我们能够观察到电子在云室中的径迹。我非常想更多地听听你提川这种奇特假定的理由。’’我当时一定回答：“我们不能观察到原子里面的电子轨道，但是一个原子在放电时所发出的辐射，能使我们推断出它的电子的频率和相应的振辐。甚至在比较老的物理学中，波数和振辐毕竟也还是可以川来代替电子的轨道。既然一个好的理论必须以直接可观察的量为依据，于是就以这些量为限，把它们仿佛当作是电子轨道的代表，我想那该是此较合适的。’’ 爱因斯坦反驳说：“难道你是认真地相信只有可观察量才应当进人物理理论吗.’’“你处理相对论不正是这样吗？’’我有点惊讶地问道。“你毕竟还曾强调过这事实，说绝对时间是不许可的，仅仅因为绝对时间是不能被观察的；而只有在运动的参照系或静止的参照系中存在的时钟读数才同时间的确定有关。’’ 爱因斯坦承认，“可能，我是用过这种推理。但是这仍然是毫无意义的。一个人把实际观察到的东西记在心中，会有启发性帮助的，我这样说，也许能够更加灵活地解释它。但是在原则上，试图单靠可观察量来建立理论，那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恰恰相反，是理论决定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东西。你一定体会到，观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观察下的现象在我们的量度装置中产生某些事件.结果，进一步的过程又在这套装置中发生它们通过复杂的徐径最后产生了感觉印象，并帮助我们把这些感受在我们的意识中固定下来。沿着这整个途径一从现象到它固定在我们的意识中----在我们能够宣称已经在最低程度上观察了任何东西之前，我们必定能够说出自然界是怎样起作用的，必定至少用实践的语言知道了自然规律。只有理论，即只有关于自然规律的知识，才能使我们从感觉印象推论出基本现象。当我们宣称我们能够观察某种新事物时，我们实际上应当是说：虽然我们就要提出同旧规律不一致的新的自然规律，可是我们仍然假定这些现存的规律----包括从现象到我们的意识这整个途径—以这样的方式起作用，使我们可以依靠它们，从而才可以谈论‘观察到的结果’。 “比如，在相对论中，我们预先假设，即使在运动的参照系中，光线从时钟到观察者眼睛的行为或多或少总是象我们预期于它们的那样。在你的理论中，你十分明显地假定光从振动的原子传播到分光镜或者眼睛的全部机制，正象人们经常所假设的那样在动作的，那就是说，实质上是按照麦克斯韦定律在动作的。如果不再是这样的隋况，你大概就不能观察到任何你称之为可观察的量了你宣称你引进的只是可观察的量，这就给你试图提出的理论假定了一种性质。你事实上是假定：你的理论在主要论点上同辐射现象的旧描述并不抵触。自然，你很可能是对的，但是你不能确信无疑.’’爱因斯坦的态度使我大吃一惊，虽然我觉得他的论据是令人信服的。因此我说：“一个好的理论最多不过是按照思维经济原则把观察结果凝聚起来，这种思想无疑是回到了马赫，而且实际上，据说你的相对论决定性地利用了马赫的概念。但是你刚才对我讲的，似乎表明恰恰相反。我该怎样解释这一切呢？或者不如说，你自己究竟是怎样想的呢？’’

关于量子力学的哲学背景的一段对话哲学吧里很多都对决定论和非决定论,以及量子力学背后的哲学感兴趣.我花了些时间找到了当时海森堡和爱因斯坦对此的一段对话.对话是纯哲学性质的讨论,希望感兴趣的可以看看,不感兴趣的就不用再拍砖了.爱因斯坦关于量子力学的哲学背景问题同海森堡的谈话（报道）。 1926年春天，我〔指海森堡－一编译者」应邀向这个著名的团体〔指当时德国柏林大学物理系—编译者〕讲新的量子力学，而且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遇见这么多有名的人，我很用心地把当时这个最不合传统的理论的概念和数学基础说明清楚。我显然已经使爱因斯坦发生兴趣因为他邀我同他一道走回家以便我们可以更详细地讨论达些新的思想。在路上，他问了我的学习和以前的研究情况。我们一到家，他就以一个同我放近工作的哲学背景有关的问题开始了这欢谈话。“你向我们讲的，听起来极其离奇。你假定原子里面存在着电子，你这样做可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你拒绝考虑它们的轨道，即使我们能够观察到电子在云室中的径迹。我非常想更多地听听你提川这种奇特假定的理由。’’我当时一定回答：“我们不能观察到原子里面的电子轨道，但是一个原子在放电时所发出的辐射，能使我们推断出它的电子的频率和相应的振辐。甚至在比较老的物理学中，波数和振辐毕竟也还是可以川来代替电子的轨道。既然一个好的理论必须以直接可观察的量为依据，于是就以这些量为限，把它们仿佛当作是电子轨道的代表，我想那该是此较合适的。’’ 爱因斯坦反驳说：“难道你是认真地相信只有可观察量才应当进人物理理论吗.’’“你处理相对论不正是这样吗？’’我有点惊讶地问道。“你毕竟还曾强调过这事实，说绝对时间是不许可的，仅仅因为绝对时间是不能被观察的；而只有在运动的参照系或静止的参照系中存在的时钟读数才同时间的确定有关。’’ 爱囚斯坦承认，“可能，我是用过这种推理。但是这仍然是毫无意义的。一个人把实际观察到的东西记在心中，会有启发性帮助的，我这样说，也许能够更加灵活地解释它。但是在原则上，试图单靠可观察量来建立理论，那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恰恰相反，是理论决定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东西。你一定体会到，观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观察下的现象在我们的量度装置中产生某些事件.结果，进一步的过程又在这套装置中发生它们通过复杂的徐径最后产生了感觉印象，并帮助我们把这些感受在我们的意识中固定下来。沿着这整个途径一从现象到它固定在我们的意识中----在我们能够宣称已经在最低程度上观察了任何东西之前，我们必定能够说出自然界是怎样起作用的，必定至少用实践的语言知道了自然规律。只有理论，即只有关于自然规律的知识，才能使我们从感觉印象推论出基本现象。当我们宣称我们能够观察某种新事物时，我们实际上应当是说：虽然我们就要提出同旧规律不一致的新的自然规律，可是我们仍然假定这些现存的规律----包括从现象到我们的意识这整个途径—以这样的方式起作用，使我们可以依靠它们，从而才可以谈论‘观察到的结果’。 “比如，在相对论中，我们预先假设，即使在运动的参照系中，光线从时钟到观察者眼睛的行为或多或少总是象我们预期于它们的那样。在你的理论中，你十分明显地假定光从振动的原子传播到分光镜或者眼睛的全部机制，正象人们经常所假设的那样在动作的，那就是说，实质上是按照麦克斯韦定律在动作的。如果不再是这样的隋况，你大概就不能观察到任何你称之为可观察的量了你宣称你引进的只是可观察的量，这就给你试图提出的理论假定了一种性质。你事实上是假定：你的理论在主要论点上同辐射现象的旧描述并不抵触。自然，你很可能是对的，但是你不能确信无疑.’’

爱因斯坦与泰戈尔的对话----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泰戈尔：我今天才和Dr. Mendel聊到，数学上的新发现使我们知道，机会在极至微小的原子领域中所扮演的角色，存在的戏码并不完全由性格特质所注定。爱因斯坦：事实上科学界倾向采取这种观点，并不离弃因果论。泰戈尔：或许，但看来因果论并非主要元素，而是其他建立宇宙的秩序的力量加诸於上。爱因斯坦：人们想了解的高层次秩序，那些结合巨大元素并引导万物的运作的秩序，是无法在微小元素中被感知的。泰戈尔：因此，存在万物深处的二元性，在自由冲动与引导意志之间的矛盾上，发展出事物的秩序结构。爱因斯坦：现代物理学不认为这些是矛盾的。云从远方看来是一个模样，但若靠近看，却像毫无秩序的水滴。泰戈尔：我发现人类心理的一个平行面向，难以掌控的热情与欲望，在个性人格驾驭下，将不同的元素融为和谐的一体。请问在物理的世界中也是如此吗？物理元素具有难以控制的个体冲动吗？在物理的世界中，是否存在控制元素、整合组织的秩序法则？爱因斯坦：元素的存在并非无统计学的秩序可循。镭元素总是保持著特定的秩序，向来如此、现在与未来也将如此。物理元素的确具有统计学的秩序。泰戈尔：不然的话，存在的戏码就会变得太过杂乱。这种机遇与决定之间持续和谐的状态，让一切永远新鲜，充满活力。爱因斯坦：我相信无论我们怎麼做、怎麼活，都离不开因果论。虽然这样很好，但我们却无法看透。泰戈尔：灵活的弹性也是人类行为的元素之一，小范围内的自由得以展现我们的个性人格。就像印度的音乐系统，不像西方音乐那麼严格僵硬，我们的作曲家仅定义乐曲的轮廓大纲，提供旋律与节奏的编排系统。乐手可以在特定限制下即兴发挥，但务先遵循某种特定旋律，而後才自然地在既定规则中融入自己对音乐的感受。我们赞赏作曲家发挥才华，建立出超越结构的旋律与节奏基础，但也期待乐手以个人技巧，创造出充满装饰音的旋律变奏。我们遵循万物的中心法则，并加以创造，只要不离开那个中心，便能在限定范围内，享有足够的自由，让我们的性格获得最完整的自我表达。爱因斯坦：只有深具传统艺术的音乐才能如此引导心智。在欧洲，音乐已偏离大众文化与观感，变得像某种秘密艺术般，具有自己的道统与常规。泰戈尔：欧洲乐手必须绝对服从那过於复杂的音乐体系。在印度，个人的创作性格决定了乐手的自由度，只要有能力掌握通则与旋律，每个人都能以自己的方式演译作家的乐曲，创造性地诠释自我。爱因斯坦：这是非常高标准的艺术，乐手必须完全了解原创者的音乐理念後，才能够进而创造变奏。在我们这里，变奏通常是被预先设定好的。泰戈尔：只要行为举止能符合正确法则，就能享有表达自我的真正自由。透过我们的创造，也让法则更真实，并具有独特的性格。印度音乐的二元性就展现在自由与既定规则之间。爱因斯坦：连歌词也能自由发挥吗？我的意思是，歌手演唱时能自由地加入个人词句吗？泰戈尔：是的，在孟加拉［Bengal］有一种很受欢迎的歌叫Kirtan，歌手能自由穿插或引用原曲中没有的评论字句，使听众在持续的即兴美感冲击下兴奋不已。爱因斯坦：押韵的形式严格吗？泰戈尔：非常严格，印度歌手演译变奏时不能超过韵体的限制，必需维持固定的节奏与时间感。欧洲音乐体系在时间上自由度较大，但旋律则无法变通。爱因斯坦：演唱印度歌曲时可否完全舍弃歌词？没有词的歌人们还能了解吗？泰戈尔：可以。有时印度歌曲为了接续音符，会加入无意义的字汇与人声。在北印度，音乐是门独立的艺术，不像在孟加拉，较重於传达字句或想法。北印度的音乐形式既精细又复杂，是完全充满旋律的世界。爱因斯坦：有没有多音合声呢？泰戈尔：印度乐器的使用并非为了制造和音，而是为了维持时间感，并扩展音域及深度。你们的音乐是否常为了强调和音而牺牲旋律呢？爱因斯坦：确受限不少，有时和音甚至完全压过旋律。泰戈尔：旋律与合音就像图画中的线条与颜色，线条简单的画也许美感十足，加入颜色後可能反而变得模糊不起眼。但若能有效地融合线条与颜色，便能创造出伟大的画作，只要两者不扼杀损耗彼此的价值。爱因斯坦：这真是个美妙的比喻。线条比颜色古老得多，看来你们的音乐在结构上，也比我们的要丰富许多。日本音乐似乎也是如此。泰戈尔：很难以我们的心智来分析东方和西方音乐。我深受西方音乐感动，觉得它的优异展现在庞大的结构和华丽的编曲上。但印度音乐基本歌词的诉求，却带给我更深层的感动。欧洲音乐宽广的背景与哥德式结构，则具有史诗般的特质。爱因斯坦：这是个我们欧洲人无法妥切回答的问题，因为我们对自己的音乐太过熟悉。很想知道究竟我们的音乐只是传统，或是人类的基本感受？究竟和谐共鸣与否是我们的通性，还是我们所接受的常规惯性？泰戈尔：不知道为什麼，钢琴使我困惑，我比较喜欢小提琴。爱因斯坦：从至小不曾接触欧洲音乐的印度人身上研究欧洲音乐的影响，会是个有趣的题材。泰戈尔：有一次我请一位英国音乐家，为我分析并解释古典音乐的美感元素。爱因斯坦：难就难在真正好的音乐，无论来自东方或西方，是无法被分析的。泰戈尔：没错，就是那股超越自身的感受深深震撼听众。爱因斯坦：同样的不确定感反映在每个经验基础上，无论是欧洲或亚洲观感，总是透过艺术的反应呈现，即使是桌上这一朵红花，在你我眼中也不尽相同。泰戈尔：而两者之间持续协调的过程，使个人品味与通泛常规达成一致。

康德的三大批判文章来源：德国之声电台网站2004年2月24日康德：永不过时的思想巨人康德的“三大批判”构成了他伟大的哲学体系，即《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和《判断力批判》（1790年）。《纯粹理性批判》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能知道什么？康德的回答是：我们只能知道自然科学让我们认识的东西；哲学除了能帮助我们澄清让知识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外，就没有什么更多的用处了，自柏拉图以来年形而上学问题其实是无解的。对康德来说，要想回答“我们能知道什么？”这个问题，首先要看认识者和被认识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古典哲学中的真理被看成语言与事物的一致相应。康德问道：这种一致如何才能成为可能？事物是具体的和物化的，而语言是抽象的，这两种东西怎么会一致呢？实际上人只能感知物体的某些特性，例如质量、体积、形状、数量、重量、运动速度等等。没有这些特性，我们对物体也就无从想象。这是物体的主要特性。物体还有其他从属特性，例如颜色、声音、味道和温度感觉等。这些从属特性虽然是物体的一部分，但是人们可以进行不同的想象。例如我们可以把一张蓝色的桌子想象成绿色的桌子。这种主要特性和从属特性的区别让人进一步问道：外部世界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因为如果我对物体的某些特性可以进行不同的想象，那么，这些特性似乎只在我的感知中存在，我怎样才能肯定世界只不过是存在于我的头脑当中呢？因此，只有在人的头脑中，语言与事物的一致（真理）似乎才是可能存在的。这当然是令人绝望的极端怀疑主义。如果人们不甘于接受这一观点该怎么办？也许确实存在一种我们无法认知的外部世界，即又该怎么办？在康德以前，哲学家简单地把这个问题推给上帝：我们的思想与外部世界是一致的，这是因为上帝愿意这样安排。但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上帝让我们看到的事物就是事物的本来面目？康德把这个问题给彻底颠倒了。在此之前，人们让认识向外部事物看齐。而康德认为，如果我们颠倒一下，让事物向我们的认识看齐，该会如何呢？康德将这一思维方式与哥白尼的“日心说”相比较：在哥白尼以前，人们一直以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有的星球都绕着地球转，而哥白尼却认为，我们所处的地球在围绕着其他星球转。康德给哲学带来了哥白尼式的转变。他说，不是事物在影响人，而是人在影响事物。是人在构造现实世界，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人比事物本身更重要。康德甚至认为，其实我们根本不可能认识到事物的真实性，我们只能认识事物的表象。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研究了人类感知的形式，即空间与时间。存在于时间与空间里的物质被人类的理解力加工为经验，而康德却把人类理解力的形式称为“纯范畴”。这些人类理性的形式中包括人们对灵魂世界和上帝的设想，康德将其理解为某种制约原则，人们的经验世界就是构架在这些原则之上的。《纯粹理性批判》是研究人类如何认识外部世界的问题，而康德1788年发表的《实践理性批判》回答的是伦理学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做？简单地解释，康德告诉人类：我们尽自己的义务。但是，什么叫做“尽义务”？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康德提出了著名的“绝对命令”：“无论做什么，都应该使你的意志所遵循的准则同时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法律。”康德认为，人在道德上是自主的，人的行为虽然受客观限制，但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在道德方面具有自由能力，能超越因果，有能力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判断力批判》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可以抱有什么希望？康德给出的答案是：如果真能做到有道德的话，就必须假设有上帝的存在，假设生命的结束并不是一切的终了。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最关心的问题还有人类精神活动的目的、意义和作用方式，包括人的美学鉴赏能力和幻想能力。 1795年出版的《论永久和平》应该是康德为人类贡献的最后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力作，书中提出了世界公民、世界联邦、不干涉内政的主权国家原则等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构想。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各位!!! 让我们对爱我们的人和我们爱的人,不管是亲人还是陌生人,道声祝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