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陵庙前江水碧 黄陵庙前江水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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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以为是三国人呢
真挺不容易的。要听了他的建议，刘备根本拿不下益州
本来就是汉中的治所
谁做吧主啊
近百年来汉代财政管理研究综述 朱德贵汉代的财政管理的研究应当始自二十世纪初期，正如徐式圭所言：当时“理财之学，古无专书。其散见子史诸篇者，大都零缣片锦，竟绪茫然。”[1]但是在近代西方经济学说的影响下，一大批学者开始撰写财政史。汉代财政管理也在他们研究的范围之内。比如胡钧的《中国财政史讲义》[2]、徐式圭的《中国财政史略》、常乃德《中国财政制度史》[3]、刘秉麟《中国财政小史》[4]、杨志濂《中国财政史辑要》[5]、刘不同《中国财政史》等。他们利用文献并结合近代财政学理论，对汉代的上计制度，财政管理机构，会计制度以及财政监督等方面都做了论述，初步确立了秦汉财政管理研究的一些范围。在这种学术背景下，秦汉财政管理方面的研究开始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一批研究汉代财政管理的论著，其中以马大英和周伯棣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马大英在《汉代财政史》第二十四章即“财务行政与上计吏”中分别对“会计年度”、“财政官署与行政”、“调度”、“上计吏”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汉代的会计年度承秦制，十月制是会计年度，随着汉武帝改革历制，会计年度也发生改变。因此上计吏的汇报时间不再是十月了。其实，就会计年度而言，武帝改革后仍然实行的是“计断九月”[6]。又，汉代的会计制度还有许多其它的内容，比如会计凭证、会计报告、会计审核项目等，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关于汉代财政官署问题，马先生认为汉代实行的是中央、郡、县三级管理体制，但是江陵凤凰山汉简证明：乡里也有财政支出权限。因此从财政学上讲乡也是一级财政[7]。上计吏是研究汉代财政管理的重要问题，马先生对上计吏的任务、职责以及上计的重要性做了介绍，提出了很多可资借鉴的观点。另外，赵云旗的《中国古代财政管理研究》对整个古代的生财、用财的管理措施进行了概括性的论述[8]。　　周伯棣对汉代财政管理也有专论。他从两个方面阐述了汉代的财政管理问题：第一，公私财政的划分；其次，预算会计制度。他说，公私财政划分的创始及其办法，在秦汉以前，国家财政与领主私人的财政几无区别；到秦汉时代，即有区别。可以说，公私财政的划分，为汉代财政的一个特色。东汉以后，虽也有划分的企图，但划分得不是如此清楚[9]。我认为这一传统观点值得商榷。（详论见后，此不赘述）关于汉代预算的问题，由于文献简缺，周先生也没有深入研究。他的结论是：秦的预算无法考究，汉代的预算制度本身亦无可考，但观于成帝责丞相翟方进说：“百僚用度各有数”，则可知预算是有的。虽有预算，事实上又未必严格遵守，故成帝加以谴责说：“君不量多少，一听群下言，用度不足，奏请一切增赋”[10]。由此可见，汉代粗略的预算并不是没有。与预算相关联，也可说与决算相接近者，则有“上计”之制。它与周代的“岁终则会”的精神相仿佛。不过具体说来，它是地方官吏定期向国王报告民户税收数字的账目。这个办法就是：把一年税收预算数字写在木券上，剖而为二，王执右券，官吏执左券，国王根据右券在年终考核官吏，予以升降[11]。我们认为秦汉预算制度，确乎存在，但由于材料缺乏，所以，迄至今日，没有学者专门、系统地研究秦汉预算制度。　　尽管系统、全面地研究汉代财政管理的专著还未面世，但是研究财政管理各个具体内容者有之，现在分述如下：　　1、如何征收赋税？这是财政管理的基本问题。高敏先生认为，汉代的田租是按亩和产量结合起来征收的。而田亩与产量二者的结合可以在每亩产量上获得统一，这样即体现了租税之法皆依田亩所产的精神，又符合什五税一与三十税一这种按产量征收田租的定率[12]。杜绍顺先生却主张田租定额征收说，汉代田税的定额如果是三十税一，武帝以前是每亩（小亩）约三升，武帝以后是每亩（大亩）八升。汉代的田税定额不是始终不变的，而是随着平均亩产的提高而提高的。也就是说汉代田税采用的实际上是定额制而不是分成制。国家根据平均亩产量决定每亩征收定额，地方上再根据土地贫瘠定出品级，但平均起来与国家规定的定额相等[13]。谷霁光和黄今言老师认为，汉代田租征收办法是，既基于地，又基于户，基于户是实[14]。刘华祝老师认为，汉代田租按照比例税制征收，即“按照田亩单位面积产量计征”[15]。日本学者对汉代田租征收制度也多有研究，木村正雄认为秦汉的田租属于生产税性质，而平中苓次认为是地租。（日）纸屋正和在论证秦汉的田租率时和吴慧的观点相同，即汉武帝时期田租率为“百一而税”[16]。以上这些学者的研究立论鲜明，论证缜密。但由于近些年来出土了很多新的简牍材料，为笔者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条件。
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数字 宁可　我在1979年写的《汉代农业生产漫谈》一文，由于篇幅所限，有些地方未能多作论析。本文拟就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数字的估计作一些具体说明，作为上篇文章的一个补充。由于史料有阙，诠释多歧，这里所估计的是否大体符合汉代历史实际，谨提出来供讨论。所要讨论的几个数字是：(1)汉代一个农业劳动力的垦田亩数；(2)汉代粮食单位面积产量；(3)汉代农业人口平均口粮数；(4)这些数字所反映的汉代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所能提供的剩余产品数量及其分配状况。封建时代的农业主要是个体小生产农业，而最能反映个体小生产农业特点的是小自耕农经济。所以我们就以小自耕农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作为主要讨论对象。最完整地从数量上讲到当时小自耕农的生产和生活水平的，是《汉书•食货志》所载的据说是战国时李悝的一段话有些同志认为这段话反映的是汉代的情况(陈直先生即主此说，见《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第277—278页)，这是有道理的。但其中提到十一而税，却不是汉代情况。不过，战国农业生产与汉代颇多相似之处，与其他材料参看，《汉书•食货志》的这段话应当说也反映了西汉的情况。准此，我们在下边的讨论中也参用了一些战国和秦的史料。：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岁收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下面，我们就结合其他史料来分析一下这段话所提供的一些数字，看看它们是否大体符合汉代一般小自耕农的生产和生活的实际情况。一、一夫挟五口战国中期，一户农民大约平均是八口左右《孟子•梁惠王上》又《尽心上》。，这是小农经济初起时的现象。随着农业生产和小农经济的发展，再加上政府法令的作用(如商鞅变法令民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赋)，农民的家庭人口有逐步减少的趋势。到了汉代，一般是一家五口。《汉书•食货志》载晁错在文帝时言：“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等所载西汉末到东汉时的十一二个户口数字，平均每户在五口上下。则汉代一家五口，可以认为是通常现象。一家五口，一般是两个劳动力。所谓“一夫”，当时常指一个小经济单位，即一家。“一夫”就是户主、家长的代称。《周礼•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晁错也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都可说明汉代五口之家一般是两个劳动力。二、治田百亩《汉书•食货志》这段话说的是小亩，即100步为一亩，原是战国时山东诸国的亩制银雀山汉墓《孙子兵法》残简《吴问》载晋末六卿统治区亩制不一，范、中行氏以160步为亩，韩、魏以200步为亩，赵以240步为亩。这种亩制改革的演变情况不明。此处暂不涉及。。秦则行240步为一亩的大亩。汉初二者并行，故山东诸国地行小亩(楚地可能在外，说见后)，故秦地行大亩，到汉武帝后期全国才统一行大亩《盐铁论•未通》。战国、秦汉六尺为步。汉尺约合今23.2厘米。则汉代一大亩为(6×0.232)2×240＝465.0393平方米。今一市亩则为666.67平方米。折算起来，汉代1大亩＝2.4小亩＝0.6915市亩1小亩＝0.4166大亩＝0.2881市亩1市亩＝3.47小亩＝1.44大亩。这样，照《汉书•食货志》这段话的说法，汉代一个劳动力平均大约种地50小亩，或20.83大亩，合今14.4市亩；每户有田100小亩，或41.66大亩，合今28.8市亩；每口占田20小亩，或8.332大亩，合今5.76市亩。我们再看汉代其他有关农民垦田数的记载。这些记载可以分成三组。
城主新年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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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宁吹沙书店店主的贴子 一中年男子.，有胡茬，戴眼镜，中等身高，瘦，买走了两箱书，有《杨守敬集》、《吕澄佛学论著选集》、《简易学梵字》、《神家本草经疏》和熊十力的一些作品。这些大部头平常很少有人问津，他一下子要了这么多，比偶还厉害，偶不由得心生敬畏，真是superbookman.偶问他，买杨守敬集要看他的哪方面，他回答，杨守敬是金石大家，中国历史上的金石学有两个高峰，一个是李清照他老公，赵明诚，另一个就是杨守敬，买这套书有挽救的意味，因为这套书的印数不多。然后他又拿了熊十力的三本书，我告诉他一个女的也买过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当时说错了，应该是《读经示要》才对，因为她买的时候还是我介绍给她的）。他还说到了店名吹沙，我依例拿了一张书签给他看，他说刘禹锡还不是高手，我问那你觉得谁是高手，superbookman沉默不答。
才发现此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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