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南娜女王 伊南娜女王
烏爾的君主,蘇美爾、阿卡德和埃蘭的君主,世界之王,神伊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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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伦的宗教节日:新年节【转帖】 2006年11月30日 15:20 李海峰 在古巴比伦,规模最大,仪式最多,最为著名的宗教节日便是公元前一千纪古巴比伦人一年一度的新年节了。巴比伦地区最大的神庙是古巴比伦城的马尔都克神庙,一年一度的新年节就在马尔都克神庙内进行。根据考古发现的泥板我们得知,这个节日从那尼散月(Nisan,相当于现在的3至4月)的第一天开始,共持续11天,在此期间举行各种各样的宗教仪式。 第一天所要进行的仪式无准确说法,记载其仪式的泥板尚未发现。第二天,沙什伽鲁祭司(Sheshgallu,在神庙中地位最高的一种祭司)在太阳还没有升起之前便早早起来,沐浴更衣之后,来到马尔都克神像的面前进行长时间的祷告,祈求神灵打败他的敌人,保护他的城市、人民和神庙。然后,打开神庙的大门,其他祭司把日常的贡品摆放在马尔都克及其配偶的神像面前。 第三天,仪式的开始阶段和第二天一样,只是举行到后来,祭司们把木头、黄金和珍贵的宝石交给工匠,让工匠用这些材料制成两个木偶,并给他们穿上红色的衣服:一个木偶左手抓着一条蛇,右手向外伸展着;另一个木偶右手托着一只蝎子。制作这两个木偶是为了第六天所用。 第四天,沙什伽鲁祭司约在太阳升起前3个小时20分钟起床,在马尔都克及其配偶神像面前做完一个特殊的祷告之后,就来到神庙的院子里,静等着一组星星的出现,对古巴比伦来说,这组星星是很神圣的。沙什伽鲁祭司要吟诵特殊的咒文来欢庆星星的出现。 在第四天的晚上,祭司们集体吟诵创世史诗《埃努马·埃里什》(Enuma Elish,巴比伦著名的创世史诗)。 第五天,在通常的祷告和供奉祭品之后,一个特殊的净化仪式开始了。为了避免在仪式中可能受到的污染,沙什伽鲁祭司便不再出席仪式。祭司们用神圣的水和神圣的油喷洒神庙。净化完神庙之后,便开始一个特别的巫术仪式,巫术所用的祭品是羊。羊头被砍掉,一个被羊血污染的祭司用滴着血的死羊磨擦神庙的四壁,这意味着吸收掉所有的罪恶。被羊血污染的祭司和砍下羊头的佩剑祭司一起带着羊头和羊的尸体来到河边,把羊头和羊的尸体投进河里,让河水冲走所有的罪恶。这两个祭司被认为在仪式中受到了污染,他们不得不呆在旷野中,直到“新年节”的结束。 这时,国王在祭司们的带领下,来到马尔都克的神像面前,祭司们退去,单独留下国王。沙什伽鲁祭司走进来,拿走国王放在神像面前象征王权的权仗。国王则跪在神像前,向神起誓,绝没有做对不起神的事情。然后沙什伽鲁祭司击打国王的脸并且扭国王的耳朵,使国王饱受痛苦,因为他们相信,国王受的痛苦越多,巴比伦就越好;如果国王痛得流了泪,那么马尔都克神对他的国土更满意。最后,沙什伽鲁祭司把权杖归还给国王。 到了晚上,国王在神庙的院子里举行另外一个宗教仪式:在地上挖一条沟,将用棕榈枝子捆绑的芦苇放在沟内,一头作为祭品的白色公牛则被拴在沟边。然后国王在沙什伽鲁祭司的陪同下,放火烧了芦苇,并念起咒语:神圣的公牛,光辉的火焰照亮了黑暗。 第六天的主要事情是迎接纳布(Nabu)神的到来。纳布神是马尔都克神的儿子,住在离巴比伦城不远的巴尔西帕(Borsippa)。将第三天制成的两个木偶竖立在纳布来的路上,接引纳布的到来。当纳布来到以后,这两个木偶被佩剑的祭司斩首,扔到火里去。这种宗教行为的意义不是很明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两个木偶代表了一种邪恶的力量或是一些邪恶的精灵,他们被纳布神征服。 记载以后几天宗教仪式的泥板已经丢失,但从别的一些文献里,我们可以得知,以后的仪式主要有:参观阿卡吐房子(Akitu house,建在巴比伦城外的一种小神庙),圣婚(the Sacred Marrige),确定一年的命运和对一些神话的生动的解释等等。(来源:中国民族报) 来源:中国经济网综合
环境问题 一、苏美尔文明公元前3500年,苏美尔人在两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下游建立了几个城邦,苏美尔城是其中的一个。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发源地之一。苏美尔人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文字的社会。这个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但是两河流域,特别是下游,严酷的自然条件给文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打击。首先是降雨量稀少,且在年内的分配也不均匀,在作物最需要水分的8月至10月恰是枯水季,甚至整年没有一滴雨;其次,这里的气温很高,夏季往往超过40℃。高温增大了土壤表面的蒸发,导致土壤的盐化。另外,平坦的地形和低渗透性的土壤,在上游森林的破坏而引发的洪水,加剧了土壤的涝化和盐化。土壤盐化的直接结果是土地生产力的下降,表现为不耐盐的小麦(仅能容许土壤的含盐量小于0.5%)在这块土地上的消失:公元前3500年前的所有土地全部种植小麦;到公元前2500年,小麦占了谷类生产的15%;而到了公元前2100年,小麦仅占2%;公元前1700年,这里再也见不到小麦了。盐化所带来的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耕地减少。随着人口的增长,苏美尔人每年都要花上大量的人力来开垦新的土地。但土壤盐碱化越来越严重,而新垦土地的量毕竟有限。公元前2400年,耕地的数量达到了顶点,随即下降:在公元前2400梍2100年,每新垦1公顷的土地,即有42%的土地出现盐化;到公元前1700年,后者即达到了65%。当时的文字记载的大意是“土地变白了”。森林的毁坏、土地和作物情况的恶化,使文明的“生命支持系统”濒于崩溃,并最终导致文明的衰落。苏美尔地区中独立的城邦维持到公元前2370年,即为当时的外部入侵者(闪米特人)萨尔贡一世所征服。在这以后的历次朝代,都没有能恢复土地的生产力,以及改善环境和资源的恶化状况。苏美尔地区永远地沦为一个人口稀少的穷乡僻壤。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中心永远地北移了。
寂静的春天 附录 1997年12月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寂静的春天》时,增加了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写的序。前言 作为一位被选出来的政府官员,给《寂静的春天》作序有一种自卑的感觉,因为它是一座丰碑,它为思想的力量比政治家的力量更强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1962年,当《寂静的春天》第一次出版时,公众政策中还没有“环境”这一款项。在一些城市,尤其是洛杉矶,烟雾已经成为一些事件的起因,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还没有对公众的健康构成太大的威胁。资源保护——环境主义的前身——在1960年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辩论中就涉及到了,但只是目前才在有关国家公园和自然资源的法律条文中大量出现。过去,除了在一些很难看到的科技期刊中,事实上没有关于DDT及其他杀虫剂和化学药品的正在增长的、看不见的危险性的讨论。《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如果没有这本书,环境运动也许会被延误很长时间,或者现在还没有开始。  本书的作者是一位研究鱼类和野生资源的海洋生物学家,所以,你也就不必为本书和它的作者受到从环境污染中获利的人的抵制而感到吃惊。大多数化工公司企图禁止《寂静的春天)的发行。当它的片段在《纽约人》中出现时,马上有一群人指责书的作者卡逊是歇斯底里的、极端的。即使现在,当向那些以环境为代价获取经济利益的人问起此类问题时,你依然能够听见这种谩骂(在1992年的竞选中我被贴上了“臭氧人”的标签,当然,起这个名字不是为了赞扬,而我,则把它作为荣誉的象征,我晓得提出这些问题永远会激发凶猛的——有时是愚蠢的——反抗)。当这本书开始广为传颁时,反抗的力量曾是很可怕的。  对蕾切尔·卡逊的攻击绝对比得上当年出版《物种起源》时对达尔文的攻击。况且,卡逊是一位妇女,很多冷嘲热讽直接指向了她的性别,把她称作“歇斯底里的”。《时代)杂志甚至还指责她“煽情”。她彼当做“大自然的女祭司”而摒弃了,她作为科学家的荣誉也被攻击,而对手们资助了那些预料会否定她的研究工作的宣传品。那完全是一场激烈的、有财政保障的反击战,不是对一位政治候选人,而是针对一本书和它的作者。  卡逊在论战中具有两个决定性的力量:尊重事实和非凡的个人勇气。她反复地推敲过《寂静的春天》中的每一段话。现实已经证明,她的警言是言简意赅的。她的勇气、她的远见卓识,已经远远超过了她要动摇那些牢固的、获利颇丰的产业的意愿。当写作《寂静的春天》的时候,她强忍着切除乳房的痛苦,同时还接受着放射治疗。书出版两年后,她逝世于乳腺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疾病与有毒化学品的暴露有着必然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卡逊确确实实是在为她的生命而写作。  在她的著作中,她还反对科学革命早期遗留下来的陈腐观念。人(当然是指人类中的男性)是万物的中心和主宰者,科学史就是男人的统治史——最终,达到了一个近乎绝对的状态。当一位妇女敢于向传统挑战的时候,它的杰出护卫者之一罗伯特·怀特·史帝文斯语气傲慢、离奇有如地球扁平理论那样地回答说:“争论的关键主要在于卡逊坚持自然的平衡是人类生存的主要力量。然而,当代化学家、生物学家和科学家坚信人类正稳稳地控制着大自然。”  正是今日眼光所看出的这种世界观的荒谬性,表明了许多年前卡逊的观点多么地具有革命性。来自获利的企业集团的谴责是可以估计到的,但是甚至美国医学协会也站在了化工公司一边。而且,发现DDT的杀虫性的人还获得了诺贝尔奖。  但《寂静的春天》不可能被窒息。虽然它提出的问题不能马上解决,但这本书本身受到了人民大众的热烈欢迎和广泛支持。顺便提及一下,卡逊已经靠以前的两本畅销书得到了经济上的自立和公众的信誉,它们是《我们周围的海》和《海的边缘》。如果《寂静的春天)早十年出版,它定会很寂静,在这十年中,美国人对环境问题有了心理准备,听说或注意到过书中提到的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位妇女是与这场运动一起到来的。
[美]R.卡逊《寂静的春天》 附录 1997年12月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寂静的春天》时,增加了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写的序。前言 作为一位被选出来的政府官员,给《寂静的春天》作序有一种自卑的感觉,因为它是一座丰碑,它为思想的力量比政治家的力量更强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1962年,当《寂静的春天》第一次出版时,公众政策中还没有“环境”这一款项。在一些城市,尤其是洛杉矶,烟雾已经成为一些事件的起因,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还没有对公众的健康构成太大的威胁。资源保护——环境主义的前身——在1960年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辩论中就涉及到了,但只是目前才在有关国家公园和自然资源的法律条文中大量出现。过去,除了在一些很难看到的科技期刊中,事实上没有关于DDT及其他杀虫剂和化学药品的正在增长的、看不见的危险性的讨论。《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如果没有这本书,环境运动也许会被延误很长时间,或者现在还没有开始。  本书的作者是一位研究鱼类和野生资源的海洋生物学家,所以,你也就不必为本书和它的作者受到从环境污染中获利的人的抵制而感到吃惊。大多数化工公司企图禁止《寂静的春天)的发行。当它的片段在《纽约人》中出现时,马上有一群人指责书的作者卡逊是歇斯底里的、极端的。即使现在,当向那些以环境为代价获取经济利益的人问起此类问题时,你依然能够听见这种谩骂(在1992年的竞选中我被贴上了“臭氧人”的标签,当然,起这个名字不是为了赞扬,而我,则把它作为荣誉的象征,我晓得提出这些问题永远会激发凶猛的——有时是愚蠢的——反抗)。当这本书开始广为传颁时,反抗的力量曾是很可怕的。  对蕾切尔·卡逊的攻击绝对比得上当年出版《物种起源》时对达尔文的攻击。况且,卡逊是一位妇女,很多冷嘲热讽直接指向了她的性别,把她称作“歇斯底里的”。《时代)杂志甚至还指责她“煽情”。她彼当做“大自然的女祭司”而摒弃了,她作为科学家的荣誉也被攻击,而对手们资助了那些预料会否定她的研究工作的宣传品。那完全是一场激烈的、有财政保障的反击战,不是对一位政治候选人,而是针对一本书和它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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