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八粽 猪八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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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子观音显灵 期盼了10年等到这一天--l0vely果果粽的感谢信 白驹过隙,转眼又是一个跨年,如今的我——l0vely果果粽,已经是一个2个月大的宝宝的妈妈了,虽然今年我已经40了,但是从灭绝师太到大妈的转变还是让我欣喜不已,而这一切,都要感谢我本来的仇人——张靓颖。 一年前,也是湖南台的跨年晚会,我热切地期待着春春的出现,可是先出来的是张靓颖,她唱了一首叫作《my all》的歌。说实话,我并不反感英文歌,我讨厌的是张靓颖这个人,唱歌只懂得炫技,只会模仿,一点感情都没有。看着电视里张靓颖看似深情的演唱,我的胃里翻江倒海,到了最后一句,我突然忍不住吐了出来。更吓人的是,我居然连续吐了三天,我终于受不了了,决定上医院检查。 没想到,真的没想到,结果居然是,我怀孕了,我等了整整十年了,我的肚子一直无声无息,除了脂肪的堆积就没有其他东西了。这十年的每个夜晚我都辗转难眠,每一个孤独的夜晚只有cuke陪我度过... 可是,我,今天,怀孕了!谁说女人离不开男人,谁说有男人才能有孩子,我,要向全世界宣布,无中生有,是有可能的!感谢张靓颖,虽然因为凉粉我还是无法对她有好感,可是我真的感谢她,因为她让我用实际行动告诉了大家,什么是无中生有,我,骄傲地宣布,我,听到my all时,吐了~
转关于宗教问题的一篇小文,有点道理 我觉得需要写一点自己对宗教问题的一点看法。我对这个问题只有感觉,没有理论和任何学术训练。写出来贻笑大方,还请原谅。若是言语中对宗教人士可能有不敬之处,也请海涵。我本人支持宗教自由,对于信众没有任何偏见。我在想的问题是,中国在学校教育中完全不提宗教的东西,一个人几乎没有办法在教育中,在大众媒体中获得关于宗教的知识,宗教的传播几乎完全在民间进行的后果是什么?中国民间宗教的发展,估计只能用蓬勃二字来形容。官方相对友好的佛教寺院,真的如雨后春笋,特别是在相对富裕的地区。别的宗教我相信也处于燎原之势,尽管我们没法在国内的媒体上看到太多这方面的报道。种种迹象表明,这种民间宗教的传播,在文化程度较低的人群中,在收入较低的人群中尤为迅速。我近日瞟了几眼这种民间宗教的宣传品,我看了之后大吃一惊。这些宗教当然首先将自己和迷信化分开,说自己是宗教,不是迷信。然后接着竟然就是吓唬人:你不信我就会遭报应,你信了我就会有好报(当然,是用非常美丽的语言)。我心里想,这是哪门子宗教啊?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文化程度低的人容易信这样的宗教,这里面说的话和那种什么受到一条短信,上面写着”不传给10个好朋友,明年死全家。传给10个好朋友,明年发大财“的短信有什么区别?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很容易让人上钩。而所谓灵验的事情,总是会发生的。就这么说吧:一个停了的破钟每天还能对两次呢。灵验的事情发生比起破钟走对的几率高多了(那么信徒,一两个人走运的事还不容易发生?更何况还有人故意编造)。看到这个事情以后,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么多打着宗教幌子,其实行迷信之实的”宗教“在民间如此的盛行。于是我就想,我们是不是应该用主流的渠道向人们传递真正的宗教知识。我想,过去的错误也许在于总是希望通过宣传科学,无神论来取代宗教。科学和无神论根本没有办法取代人们对于宗教的内在需求,没有好的宗教,就会有差的宗教来填充。我想恶性循环也许就是这么形成的:管制宗教-迷信和地下宗教取代-更加觉得需要管制-更加迷信和地下。若是说的不对,请多包涵。
要钱还是要命(郭凯) 稍有修改的版本发表于《新快报》之“趋势观察”专栏最近关于中国医改该向何处去的讨论非常引人注目。要解决的问题是看病难看病贵,争论的焦点却在于是否应该由政府主导来建立一个新的医疗保障体系。从某种意义上,现在的争论和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并没有最直接联系。打个比方说: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该吃英国菜还是该吃美国菜,但是我们讨论的却是让张厨师来做还是李厨师来做。笔者不敢擅自揣测最后上的是什么菜,更不想胡乱比较两位厨师的厨艺,但是经济学的逻辑和各国的经验却能告诉我们,当一切尘埃落定之后,我们这顿饭究竟能吃成什么样。首先应该看到的是,无论我们建立一个怎样的医疗体系,医疗开支的上涨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对个人而言是这样,对国家而言更是这样。这一方面是因为国民对健康的需求会随着收入的增长加速增长,另一方面更是医疗技术进步的直接结果。举个例子,1955年,美国总统艾森豪维尔在丹佛度假时心脏病突发,送到医院后医生们经过讨论得出的治疗方案竟然是让艾森豪维尔静卧!因为50年前,卧床静卧几乎就是对付心脏病的标准和唯一的方法。因此在那个时候,治疗心脏病几乎不需要花钱。50年后的今天,美国一个带体外循环的心脏手术的费用大约为3万美元(24万人民币),这基本上是一个普通美国人的一年的收入。技术进步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也带来了新的开销。第二我们应该看到价格、质量和数量永远是我们需要面对的取舍。任何一个宣布自己能够提供低价,高质且满足多数人需要的医改方案也许都只是空中楼阁。美国,英国和古巴向我们提供了三个相对极端的例子。美国的医疗体系,昂贵,覆盖面有限,但是却提供了最高精尖的医疗服务。英国的医疗体系覆盖面广,不算贵,质量还行但是做个手术排上一年两年队非常正常。古巴,覆盖面广,便宜但是除了头疼脑热别的病都不治。我们可以将机制设计的更合理,但最终而言我们还是要面对价、质和量的权衡,在这一点上医疗并没有不同于其它服务的地方。第三点是一个好的医疗体系必须要给医生高收入。一个好的医生,需要多年的积累,需要很多的知识,是一种技术性和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如果你认为飞行员应该给高收入,因为飞行员技术要求高,人命关天,那么医生是一个道理。不给医生高收入的结果是或者没有好医生,或者医生通过别的途径获得收入。我们必须承认医生的服务和专业,试图从医生头上省钱的医疗体系是玩不转的。第四点,我们现在的问题是看病又贵又排队还有很多人不被覆盖,简直是把美国和英国的缺点加在一起。这件事情的最直接原因是僧多粥少,所以再难吃再贵的饭也有人排队等着。在这个时候,还讨论让张厨师还是李厨师来做简直有点离题万里。因为不管政府主导还是走市场化道路,如果不解决中国宏观上的缺医少药,那都不解决最根本问题。如果假设中国的医改已经取得了成功,然后让我展望一下那个时候的医疗体系会是什么样,有两件事情是肯定的-中国会有比现在多得多的医院和医生,并且医生的收入还不错。看病还会那么贵吗?我想说,单价会下来,但是花费一定会上去。至于多到什么程度,这最终取决于我们这个社会对于健康和金钱的态度。看病吃药花多少钱,说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很原始的问题:要命还是要钱?
公平和更公平和什么是公平(郭凯文) 下午坐在办公室里改考试卷。有一份卷子是单独的-这个学生单独考试,卷子也单独列出。原因很简单,这个学生是一个丧失了大部分视力的准盲人。作为给所有人提供平等受教育机会的一种努力,现代的科技已经允许盲人像正常人一样学习了。通过某种我不懂的方法,这个学生身上的设备可以帮助他讲课堂上的板书和幻灯拍摄下来,然后此设备可以将拍摄下来的东西变成可以被他阅读的形式。尽管这样设备的存在,使得我们可以像正常一样授课,但是我们还是被告知在板书的时候需要保证字体足够大,在考试的时候也得为这个学生专门准备一份大号字的试卷,虽然,在有电脑和打印机的时代,这些都不算什么麻烦的事情。如果稍稍有些麻烦的话,就是这个学生需要单独考试,因此必须为他一个人准备教室,还要有专门的人在场,虽然这些也都不算什么。说这些都不算什么的时候,请大家注意我说话的前提,这是在哈佛,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学校。这个学生可以有专用的设备,所有的硬件软件设施都跟得上得前提下。我想,如果把这个学生移到北京大学或者清华大学,事情就不再这么简单了。让北大和清华接收一个基本丧失视力的学生,困难就会大很多。我无意于吹嘘哈佛,我要说的恰恰是这个事情反面,当我们把视野放到整个世界,哈佛花费很大成本接受盲人学生究竟是不是一件公平的事情?甚至可以把事情问得更远一点,让哈佛这样一个学校集中这么多的资源,这么富有,究竟是不是一件公平的事情?我可以看到的是,如果把哈佛接受一个盲人的花费用在发展中国家,这些费用很可能让好几个孩子一路从小学读到高中。在这个资源有限的世界里,给一些人提供机会,就是对另外一些人的相对剥夺。哈佛的政策对盲人确实公平了,但这公平的背后还有着巨大的不公平。经济学家是天生的不擅长理解公平,但是我怀疑这大概最终是一个哲学和信仰问题。如果让我在让盲人上大学和让更多的人能读完高中之间做选择,我恐怕会选择后者。问题是,我不是在公平和不公平之间做取舍,我是在不公平和不公平之间,或者说公平和更公平之间做取舍。我相信有的人会说,让这两种人都去上学。但是不讨人喜的经济学家会站在一边说:谁出钱?经济学家没有撒谎,说的就是实话,问题是这话太冷酷。现实就是冷酷的,不是吗?我正在非常吃力的读Rawls的“正义论”,试图让肤浅的我能有一点哲学的思辩,也试图寻找一些争吵不休问题的答案。科学的尽头,最终还是哲学。
Muhammad Yunus(继续转郭凯文章) 这个让人陌生陌生的名字,就是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惭愧的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虽然他所创办的Grameen Bank大名鼎鼎。任何一个学过发展经济学的人,都应该学过"小额信贷"(Micro-finance)这一部分,而微观金融的文献中屡屡提到的一个名字就是Grameen Bank。我原先一直还以为是经济学家认识到了农民的信贷约束问题,于是创造出了微观金融。但是其实事情是反过来的,是Yunus先创立了微观金融,才有了后面连篇累牍的文献。当然,Yunus本人也是个经济学家,美国训练的。(丁学良大概会认为Yunus算不上是经济学家,因为Yunus也没有在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过文章。)我听到对他的获奖还是有些争论,有些人认为微观金融的实际效果并不算显著。我不想和这些人吵架或者好听一点的说辩论。Yunus做的事情超过1000篇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文章的分量,我相信没有哪个经济学诺贝尔奖的人有能力发1000篇AER。你随便揪起来一个做发展经济学的教授,他可能会给你列出一万个为什么在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不起来的原因,他可以因为这一万个理由在各种杂志上不停的发文章。但是,我个人读发展文献的感觉是,我们不需要有那么多专家,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些有基本经济学常识然后真正关心穷人的人。Yunus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他给最穷的人提供贷款,他通过把村民组织起来,有点像我们过去的合作社的方式来保证贷款的偿还,他并不是一个商人要靠这个挣钱,但是他也没有让他的银行变成一个慈善机构。记住,即便Yunus做的是一件慈善事业,不让银行变成慈善机构也是至关重要的。慈善机构就失去了自我生存的能力而必须要依赖外部的捐款,而这样的捐款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般既不稳定也不可靠。昨天晚上,我看到一位美国的经济学家在那里说“哎呀,其实微观信贷的效果,根据研究,不算很明显,对于收入的提高只有大约5%,当然这总比降低收入好”。我看完之后在心里已经骂了这个美国人一万遍了,这个我相信一辈子没饿过饭的人一定没法明白,当一个人家徒四壁没米下锅的时候,竟然能有银行愿意借钱让你暂度难关,即便这不带来任何的收入增加,那也是巨大的福利改善。当然Grameen Bank做的要比我说的多多了。我听说中国也准备搞,或者正在试点搞这样的微观贷款。这件事情做晚了。我不确定Grameen Bank的成功能在中国重复,毕竟在当前中国的语境下,中国的Grameen Bank太容易被弄成一个慈善机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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