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灵者的个人资料

我们社会为什么不能"和谐"的原因! 我记得曾经有人问怎么能作到“和谐”，其实我认为这是很简单的，好比要让我们某个地区永远保持安静一样，我个人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只要大家坚持不说话就可以作到;其二是把这个地方所有的人都搬走(当然要这样首先需要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要“和谐”也是一样的道理。只要社会“官者司其职，民者尽其业”就好了。“和谐”之谓，“和”就是要人平和，“谐”就是要人协同。只要社会人人各自以完成各自使命为基准，就是和谐的标志。但是可惜的要“和谐”是有前提的，边式要人人无私心，无私欲。这对于“人”这种欲望性极强的动物来说是不大可能。因为人心没有可以约束的精神信仰，中国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一个人人没有精神约束的人心放纵的社会，因此在中国要谈和谐是很难的。相比中国，国外的社会的和谐性则比较高，至少比中国要高，其原因不只是因为国外的人的受教育程度等等比我们高多少，这些其实并不重要。真正的要点是要国外国民时刻受到着良好的精神的约束。这个约束并非法律，而是信仰！信仰是一个社会赖以“和谐”的重要依据。傅雷先生在与儿子的《傅雷家书》中指出：国外是以宗教控制人的思想维持社会的稳定的；而中国是以文化控制人的思想和社会的稳定的。这个是很精辟的论断。文化固然可以制约人的思想，但是却没有稳定性。这个其实我们大家已经早已感受的到了。中国千年控制人思想的是儒佛道，特别以儒家文化为主体，但是在近百年的历史里，儒家思想因为受到很多原因的影响，逐渐别人们灌以“封建”等等名号予以弃置一边了。但是在弃掉这样一个文化主体的同时，我们的文化也出现了断代，只有屏弃而没有替换。这使我们的社会失去了足以制约人民“自私”欲望的工具。这是我们中国社会没有“和谐”的根本原因。

《先忧后乐》读后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范仲淹与数百年前在他的文章《岳阳楼记》中所发的感慨，纵观历史发展至今，也曾有许多高士、名者对此警句贯以极高的评价。因此，仅就以上可以肯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言的正确及真理，应该早已不可动摇了。但今读施蛰存先生《古文名词赏析》里他对范仲淹这句话的赏析文章《先忧后乐》，却得到的这位已故老学者他眼中对这名言的“异解”。总括施先生的文章，所说的大概有三点：首先，他认为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实在有些轻浮”，也就“难怪尹师鲁先生要讥讽它是‘传奇体’。幸而最后一段写出了两个警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才使人把这篇文章刮目相看。列入‘观止’的‘古文’。”上面是施先生的原文，由上可以看到施先生本人其实是并不高看《岳阳楼记》的，并且搬出尹师鲁先生为后盾，尽力说明《岳阳楼记》几范仲淹的“轻浮”。范仲淹是否“轻浮”，我们在这里大概是不用多说的，因为大家实际是很清楚的。但要说《岳阳楼记》“轻浮”，我以为是不对的，《岳阳楼记》在文体上首先属于散文，以写景抒情为主，辅以警句，以示人醒，文章本无错。再者，文章用词恬静，语句并不华丽，但是却耐人寻味，开头以时间地点入手，层次分明，尚且仅这样的文章就算“轻浮”的话，则徐志摩、梁实秋等等又是什么呢？那也许要算是“飘渺派”一类的吧！其次，对于“轻浮”之后的警句，施先生又说：“我仔细想想，这两句话也很有些不对劲。天下老百姓还没有什么忧虑，可知还在太平，你范仲淹却忧虑起来了，忧些什么？惟恐天下不乱，领导天下老百姓跟着你转乐为忧吗？天下老百姓的生活过得很好，大家都很快乐的时候，惟有你范仲淹却并不快乐，还在忧。忧什么？杞人忧天吗？等到人民快乐过去，天下形势有些不妙现象，人民开始有些担忧了，而这时，你范仲淹却快乐起来了。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可乐的呢？除非是幸灾乐祸。” 施先生不愧为学者，学者之云，大概是要“学者”与人民要共存亡，共坚难，不做任何“先行者”吧。这样确实使我折服的很，因为这样的确能使人或的“痛快”，，即使有大难也有广大人民与你一起存亡，并没有任何可怕。但是我们的死固然是并不用的怕的，可怕的是我们之后的人、孩子们要怎样呢？是要让他们与我们一起殉葬吗，还是要让他们得到自由呢？我想还是自由的好，虽然终究要死去，不过却能在自由的前提下死去。这是很好的。要自由，边要有勇于在人民都“欢乐”的时候站起身来首先“忧虑”的人，但这样却又违反了施先生的理论，要被认为是“杞人忧天”了。我又想起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的一个比喻：“假如有一间铁屋，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对此问题，鲁迅所给的答案是：“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我是同意鲁迅的这种回答的，国之要盛，民之要强，大概是必然要这样的，但施先生却说“不”，因为倘若如此，则必定会被以为是“惟恐天下不乱”、“杞人忧天”、“幸灾乐祸”者的典型！再次，在文的最后，施先生终以“学者”的才智发问道：“不和天下人民同感情，这是爱国主义吗？” 我不禁要笑出了，难道“爱国主义”一定与天下人民同感情吗？这“同感情”又是什么样的“感情”呢？民国时期，面对反动，天下人民的感情大多还是在“委曲求全”的“麻木”中徘徊，这时鲁迅、梁启超那些人却没有与“天下人民”同感情，而是奋起“呼喊”，这是不爱国吗？台湾柏杨著书《丑陋的中国人》，不于“天下人民”同感情，但这也不是爱国吗？尚如此区分“爱国”与否的话，则有失公平、合理吧！现在中国，我认为有两种人最为可恶，一种是真恶人，一种是伪君子，而其中独以伪君子者数量最多，且危害最广。中国要富强，一定是必须要将此此类除去的。

我看的社会问题 http://blog.sina.com.cn/u/1271791093上面是我的博客，我在上面发表了一些我对现在社会存在的问题的看法，希望大家可以来看看。多多留言。社会是大家共同生活的大环境，有生活就要有责任，责任就是共同的义务。社会就是家。对于不公大家就要正视，就要坚持公平；对于困难大家要一起努力度过。这才是爱国，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