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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格拉季昂行动中德军的失误和无奈的失败 堂堂的中央集团军群就这样轻易地在不到一个月内被苏军所打败,其军事上战败的原因实在是令人值得深思。 首先,1944年的那支中央集团军群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那支具有一流战斗力的部队了,经过3年的苏德战争,原先所属的中央集团军群的那群优秀低级和中级指挥官很多都已被调往其它战线或阵亡或被俘,剩下的官兵大多战斗力只能说是二流(当然有的还算得上是一流的)。加上前线方面经常进行人事调动,指挥官们不能很好地了解自己部下的能力并发挥出战争初期的那种默契,因而,失利是在所难免的。 再说,中央集团军群在战役前的准备工作做得实在是不怎么样,他们虽然后很好地利用白俄罗斯的地理位置来配置纵深梯次防御,但始终缺乏足够的预备队,甚至可以这么说,他们在战役打起前连一个用于预备的师也没有,这样的防线往往经不起苏联人的大纵深战略进攻,即使经得起苏军的首次进攻或连续的多次进攻,但始终呆在防线里头的前线德军仍无法进行有效的反击来缓冲苏军的攻势甚至是扭转这种一昧被挨打的不利局面。当然预备队不只具有这种反击和缓冲敌方攻势的的作用,还能用于迅速填补一旦被撕开的防线的缺口,堵住敌军。而在战役的一开始,当德军的第一道防线被捅破了后,就是由于没有及时插进的预备队来堵住缺口,才任由苏军的坦克如入无人之境,慢慢在德军防线后方纵深穿插,而且苏军的突破口不是在一两个方向,而是几乎在整条德军防线上。这样一来,即使德军在第一道防线后配置了预备队,但由于苏军的突破方向多而猛,始终数量有限的德军预备队还是无法顶住苏联人的攻势,最终导致整条防线的崩溃,可见苏联人的大纵深战略是多么地犀利!这不能不说是苏联人的高明之处。所以这么说,配备足够的预备队也不是真正解决中央集团军群覆没的有效途径,只能是延长苏联人的进攻时间。并且在战役打起前,德军的维捷布斯克—奥尔沙—莫吉廖夫突出部实在太引人注意了,这些地方其实大多都是意义不大的据点,但希特勒一再下死令严守每一寸土地,导致据守在该突出部的德军为数不少,一旦被苏军突破后,围歼这些德军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而后来明斯克以东的大包围圈就是这么来的,不少德军成了囊中之物,实在是让人痛心! 而在指挥官方面,原先的布施元帅并不是坦克兵出身,可以这样说,他在对坦克机动作战方面的认识还远远不足,也正因为这样,他所实施的原地坚守,不得后退的命令根本不适用于对拥有强大装甲力量的苏联人的防守,况且他在战役的一开始就犯了一个致命的失误:在强大的苏军面前竟然还抱着寸土不让的那个希特勒的命令,没能真正做到收缩兵力,重点防御,只顾着捡芝麻而丢了西瓜。也可以这么说,过长的战线把兵力不足的中央集团军群给拖垮了。其实,在拥有强大的装甲部队的苏军面前进行所谓的据点必守的政策显得有点不太现实,应尽可能地利用现有的兵力实施机动防御,应保证的是兵员上的数量,而不是所谓的土地的多少,这一点希特勒不能不说是显得目光短浅。而后来上任的莫德尔元帅虽然当过装甲师的师长,对装甲战有深刻的认识,但那时的中央集团军群已经是一个再轻轻捅一刀就真正破了的泄气气球,到处都在泄气。即使莫德尔有华陀再生的能力,他也无法指挥中央集团军群挽回败局。另外,同时把两个集团军群的指挥权都赋予给莫德尔元帅,虽然莫帅有能力把这两个集团军群很好地处理起来,但毕竟还是令他分了心,一个人始终是很难同时把两件事做好的,这一点希特勒未免显得有点失策。 甚至,在战役发起前,德国统帅部没能认清苏军在1944年夏季的主攻方向,这对于中央集团军群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致命的隐患。由于苏军始终将各坦克集团军继续留在西南方向上,这样一来给德统帅部一个很大的迷惑,使他们坚信苏军不可能在中央战场上发起有力的进攻。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苏军这样做一来是为了迷惑中央集团军群,二来是为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两条战线上发动猛攻,可见当时苏联高层领导人的胃口不小啊!正也因为这样,中央集团军群的前线官兵始终没能意识到苏军最初的动向,致使在战役的一开始德军就一败涂地,前线溃不成军,如同1941年“巴巴罗萨”时可怜的苏军的处境,只是程度上没那么严重而已。当然,中央集团军群的那仅有的少得可怜的三个装甲师根本就不能使这些装甲兵能很好地与防线运用在一起,分散起来使用如同没有装甲兵一样,集中起来也还是挡不住苏军的大规模坦克军,还有这些部队中有的坦克甚至还缺乏燃油,无论怎样德军都无法发挥装甲师应有的威力。即使德国统帅部及时认清了苏军的主攻方向,没有一定数量的装甲兵的中央集团军群也只能是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相反,苏军却拥有数量众多的坦克,T-34型坦克齐装满员,并配有强大的地面火力和数量更为庞大的步兵支援,保证了战役进行时的绝对优势。 同时,在德军防线后方的苏联游击队同时也是德军的一块恶毒的肿瘤。这些游击队严重阻碍德军向前线运送人员和物资,甚至连交通线也遭到他们神出鬼没的破坏,经常使后方的德军无法为前线的部队提供必要的援助。这些不在话下,更为糟糕的是,难缠的游击队还使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弄德整个中央集团军群都处于一种危险状态,你很难判断出他们什么时候出没或在哪里出现,可以这样说,中央集团军群所处的每一个地方(甚至是大后方)几乎都是前线。所以说,德军在后勤运输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差,那些在前线拼命抵抗的官兵把弹药都打尽了,而他们苦苦期望的只是口头上答应来支援的援军还迟迟未出现,那么被苏军的炮弹所震聋了耳的那些前线官兵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走出工事来举手投降。 此外,苏军在战役中动用的所有兵力与中央集团军群相比,的确占有绝对优势(坦克数量优势为10:1,飞机数量优势为7:1)。苏军在每次突击时都能在正面方向上局部形成绝对占优的兵力数量和装备数量,如高密度地使用炮兵,炮兵的密度甚至还达到每公里平均150~200门火炮和迫击炮,这些对于德军来说,都是望尘莫及的。就如白俄罗斯帕里奇地区,是德军防御的薄弱之处,只有据点式防御,无绵密的防线,也更谈不上有什么强大的守备力量在此,但这里大多都是森林和泥泞的沼泽,道路也几乎不太通顺,然而苏军却选择在此处为主要突击方向,那些为数不多的守军发梦也没想到苏军的到来,纷纷举手投降,这就为苏军达到一个攻其不备的目的,好为后面的快速向心突击而铺路,苏联的高层领导人真是用心良苦啊!而装甲机动方面,由于苏军快速机动部队的速度远远超过德军,因此苏军能很好地在大纵深战略的基础上细致化地运用分割包围乃至与围歼等战术来将前线只能徒步行走的德军瓦解,如维捷布斯克包围战和博布鲁伊斯克包围战等等。并且苏联航空兵还总共出动飞机15.3万余架次来配合这次战役,这样一来苏军就彻底掌握了制空权。掌握了制空权,就能很好地把装甲部队的实力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这种陆空一体的大纵深战略进攻在德军看来,的确是很难阻挡。相反,对于德军而言,失去了制空权,就等于把胜利拱手让给了人家。这种思想德军高层早就意识到,但无奈国内长期遭受盟军轰炸的军工业始终比不上地大物博的苏联。 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在白俄罗斯彻底崩溃后,通往波罗的海各国,东普鲁士和波兰的大门大开,致使东普鲁士所有能调动的边防部队和训练团甚至是元首自己的警卫营,都奉命赴东线战场以堵缺口。而处在波兰方面的德军也仓促调来几个师的兵力来封闭这个缺口,但这一切都是于事无补,因为他们要面对的是拥有12个坦克军和机械化军的强大无比的苏联红军。而这些苏军已经像发了疯似的从这个400公里宽的缺口发动全线攻势,更为糟糕的是更多的苏军预备队也向这个无法填补的大缺口里涌了进来,当时的北方集团军群也被这个缺口而中断了和中央集团军群的联系,导致日后该集团军群在库尔兰的悲剧,即使中央集团军群再调来100万人也还是无法修补这个缺口了。所有的一切都注定了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在这个夏天所遭受到的厄运。也可以这么说,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覆没也是意料中的事了。 总之,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在1944年夏季所遭受到的覆没在强大的苏军面前始终都是无可挽回的败局了……
【转贴】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期苏德双方的战略博弈 今年是斯大林格勒战役的70周年,作为近现代史上最血腥的战役,同时也是人类战争史中最伟大的战役之一,斯大林格勒战役被看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东部战线的转折点,苏军无疑取得了开战以来首次大规模的胜利,使得德军在东线获胜的可能性消失。然而,战争在这场战役之后仍然持续了三年,德军虽然在此战中遭受了重大损失,却在随后与乘胜追击的苏军的一系列战斗中,逐步稳住了阵线,同时保住了南方战线没有发生崩溃(如同一年前在莫斯科城下一样)。苏德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期的战略博弈,充分反映出当时双方统帅部的战略决策水准和军队的作战能力,这也是两军最终在库尔斯克大战前形成战略均势的原因。 一、德军被围后双方的决策和行动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tieba.baidu.com/mo/q/checkurl?url=http%3A%2F%2Fbbs.tiexue.net%2Fpost_6588184_1.html%2F&urlrefer=c15f926d46707f2e1e6b4b781146d84c ] 德军的“蓝色攻势”从6月底开始,到11月底已经过去了五个月,德军A、B集团军群分别顿兵坚城和高山之下,由于并没有足够的战略预备队,因此无法取得进一步的进展,而苏军趁机集结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发动反攻,包围了斯大林格勒城下的德军。 对此,德军统帅部无疑要负主要的责任。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德军统帅部对“蓝色攻势”的战略发展没有重点,攻击力量被平分两块,超出了德军的实际能力。这是跟德军对苏军的真实实力产生误判密切相关的,莫斯科之战并没有引起德军对苏军实际军力的认真核查,由于在苏的间谍网几乎全部丧失,加上空军和前线部队的侦察工作非常不称职,造成德军上上下下对苏军的实力产生严重低估,特别是对常常左右战局的苏军强大的战略预备队,更是一无所知。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投入的反攻力量高达100万,由于战役准备的保密工作相当出色,再加上德军侦察能力的不足,使德军统帅部对苏军的投入的军力和战略目的发生了严重误判,前线将领也迟疑不决,没有及时调动部队应对苏军的冲击,终于造成部队被围。二是德军的进攻仍然秉承“闪电战”的模式,一开战就全军压上,部队行动就像钟摆一样精准,但就是不留预备队。斯大林格勒的被围和随后的解围不力,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强大的战略预备队,斯大林格勒城后仅仅只有一个实力不强的装甲师和一个装甲步兵师的预备队,整个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德军也仅有6个师的预备队,而在以后曼施坦因“冬季风暴”的解围行动中,他七拼八凑后真正能依靠的仅仅也就只有两个装甲师。 11月22日,斯大林格勒的第6集团军被围后,德军南方战线的中段形成了一个宽达100-150公里的缺口,而此时德军根本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填补这个巨大的口子,南线的主力还在几百公里外的高加索地区。苏军这时面临一个巨大的战略机会,因为对于在高加索的德军来说,罗斯托夫正是咽喉要地,它是德军交通线走廊。现在苏军的前线距离罗斯策群托夫只有150—200公里远,如果攻占罗斯托夫,将围困在高加索地区的南方集团军的A集团军群(这支部队基本上没遭受严重损失,且包含了南方集团军群的大部分装甲部队),而德军也不可能像英军一样从海上撤回去,因为苏联的黑海舰队掌握着制海权。
揭开雅利安人入侵说的世纪骗局 欧洲对印度一直抱有一种奇特的激情。公元前300多年亚历山大大帝不顾一切地长驱直入,15世纪哥伦布异想天开西航寻找印度,一个传说中遍布黄金、珠宝、神灵和苦修者的乌托邦。 l7~18世纪,大不列颠帝国最终征服印度。西方开始进入东方之后,才真正对东方的文明有了了解。当不列颠的学者和传教士们第一次直接面对更加古老、灿烂的东方文明时,他们震惊了!犹如习惯了黑暗的穴居人乍见光明,西方学者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要挡住这道历千古而弥新的阳光,为了这个目的,他们首先假设了一种新的印度文明起源说.   关于印度文明的起源,自19世纪以来,在西方学术界始终占主导地位的是雅利安人入侵说。虽然至今都没有任何确凿的来自考古或文献学方面的证据,这一假说却越来越多地被各类学术权威人物认可,最后成为某种不可动摇的事实,记载在所有西方或东方的历史教科书里。 其流行的说法是,白种雅利安人的先辈生活在今俄罗斯南部及土耳其西部之羊的欧亚大草原上。他们说一种被称做原印欧语的假想语,驯养出了马匹,成为饲养家畜的专家。他们发明了有辐条的车伦和马拉的车子,还学会了制造铜、青铜武器和用具。作为游牧民,他们当中有些部落试图开拓新的生存空间,于是向东、西迁移,由亚洲大陆进入印度次大陆, 雅利安人入侵时间认为最早在公元前2000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辉煌的征服, 所谓的雅利安部落自己并未留下任何文字记载, 也没有任何考古证据支持这样的假说, 而是18-19世纪英国殖民者和德国种族主义者构想出来的. 1866年4月10日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在伦敦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记录表明该次会议的目的是”创立雅利安人入侵印度的理论,以便印度人认为英国人并非外来者,…印度一直以来被外族统治,必须让印度继续成为基督统治下的奴仆” 此后这一政策一直被推行,在英国和印度所有大学, 教育机构都开始使用这个雅利安人入侵说. 唯一用来证明雅利安人征服低等土著的证据来自于<梨俱吠陀>第二篇20章第十节:”因陀罗, Vitra 的屠者, 那黑皮肤达塞人的毁灭者” 但同一书的第六篇22章第十节又说:”我们向因陀罗祈祷, 赐予我们光荣, 这光荣将使达塞人成为雅利安人” 这里可以了解,雅利安人根本不是指一个种族, 其本意为高贵,尊贵的有教养的人, 即使黑皮肤达塞人也能成为雅利安人. 最重要的是,所有吠陀经典提到的宗教圣地都在印度境内, 作为入侵者的雅利安人怎么会没有把他们在欧亚大草原的宗教圣地或发源地载入他们的吠陀经典呢? 这个假设的雅利安人入侵说在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面前受到了全面质疑. 史前古城哈拉巴于摩亨佐.达罗的考古发掘, 找到了印度文明的源头, 显示该文明不是外来入侵的结果, 而是当代人卓越的才智和信仰结合的产物, 该文化的祭坛构造和几何数据竟然与吠陀经典的记载完全吻合, 编纂吠陀经典的人并非来自欧亚大陆的游牧部落, 而是曾经创造了辉煌哈拉巴文明的,被吠陀经所赞美的自古就生活在印度次大陆的雅利安人.
米诺斯悖论 亚瑟·伊文斯爵士在二十世纪初发现“米诺斯文明”的事儿,中国人是什么时候知道的,我没查考过。1928年,郑振铎先生编撰的《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第十章“克里特”,介绍的倒全都是伊文斯的发掘成果。198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将英国记者列昂纳德·柯特勒尔写的《米诺斯的公牛》一书易名为《爱琴文明探源》翻译出版。科特勒尔这本书,只讲谢里曼和伊文斯两人的功业,那浪漫传奇的笔法也真令人神往,我读了之后对伊文斯大感佩服。当然,更多的是羡慕他有钱,居然把克诺索斯地方一大片土地全买了下来,买完再组织队伍发掘,等于是在自己家后花园挖宝,谁也管不着。后来翻看威廉·比尔斯(William R. Biers)的《希腊考古学引论》,见里面不少插图还是从伊文斯的名著《克诺索斯的米诺斯宫殿》里借来的,遂知伊文斯的残膏剩馥仍在沾丐后人。   《纽约书评》2009年8月13日号发表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的文章《克诺索斯:作伪、真实与谜团》(Knossos: Fakes, Facts, and Mystery),一读之下,有偶像走下神坛之感。当然,这只是因为我孤陋寡闻,对考古学的新进展懵然无觉。比尔德这篇文章可谓谈笑风生,是我近来读的最好玩也最妙的一篇书评。被评的著作叫《克诺索斯与现代主义的先知们》(Knossos and the Prophets of Modernism,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作者是凯茜·基尔(Cathy Gere)。   玛丽·比尔德说,在克诺索斯史前宫殿的墙壁上装饰着许多生动的壁画,这些三千多年前的故物有些已成为古老的欧洲文明的象征,它们的图案被印在了无数的明信片、招贴画、T恤衫和冰箱贴上。戴着花冠的年轻“王子”在百合花间漫步,五只蓝海豚在海底世界畅游,三位“蓝衣妇女”黑发鬈曲,穿着低胸的裙子,打着手势,似乎正在交谈。这些让我们想象到一个遥远奇特的史前世界,然而,同时,我们又会觉得它们似曾相识,会觉得它们很“现代”。比尔德紧跟着补上一句:“事实的真相是,这些有名的图像的确多数都是现代的。”像是兜头一盆冷水,把思古之幽情给浇灭了。   事实上,真正的古代遗存多已破碎不堪,人们看到的、欣赏到的其实是亚瑟·伊文斯当年请人重修后的产物,其中掺杂了他数不清的想象和创造。比尔德说,越是如今人们熟悉的图像,就越不可能是古代的原物。多数海豚壁画是荷兰画家Piet de Jong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画上去的。“百合花王子”是瑞士画家爱弥尔·吉耶隆(Emile Gillieron)修复的,问题是,当中存留的原作残片——一小片头部及头冠部分(然而不包括面部)、一部分躯干、一小片大腿——是否属于同一幅画,都难以确定。修复后的结果也无法令人满意,所谓“王子”(仅仅根据他戴的冠,就给了他这一名号)从解剖结构上看是相当别扭的,头和躯干朝着不同的方向。“蓝衣妇女”的历史就更复杂了,二十世纪初,原作的残片被发现后,爱弥尔·吉耶隆修复过一次,后来修复品在1926年的地震中严重受损,吉耶隆的儿子(也叫爱弥尔)又修复了一遍。因此,现在看起来貌似真迹的几处,实际上不过是地震劫余的初次仿品,真正的古代遗存早已灰飞烟灭,一星儿都不剩了。这就难怪伊夫林·沃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造访伊拉克利翁(克里特岛上最大的城市,离克诺索斯很近)的时候会说展馆里由画家复原的古代绘画跟时尚杂志封面的风格神似了。甚至发掘出来的遗址也难逃厄运:克诺索斯宫殿的红色大柱,没有一根是真的,全是伊文斯后来重建的。凯茜·基尔讽刺说,岛上只有两栋突兀的混凝土建筑,一栋是米诺斯宫殿,另一栋是伊文斯的别墅。   还不止建筑和装饰被动过手脚,其他出土文物也给“修”得面目全非。像最有名的“执蛇女神”(Snake goddesses)雕塑——郑振铎先生的书里就收录了它的照片——腰部以下就全是重塑的;一个女神手中的两条蛇以及另一个女神的头和脸的大部分,是Halvor Bagge的“创作”,他也是伊文斯发掘队的成员。   如果只是说今人所见的文物绝非旧貌,那还称不上悖论。玛丽·比尔德想告诉我们的,是更复杂、更微妙的东西。   有人发现,世界上许多大博物馆里收藏的所谓米诺斯出土的小雕像都是赝品,而造假的最大嫌疑人居然就是负责修复工作的吉耶隆父子,好一个“白天修复,夜里造假”!伊文斯可能是被蒙在鼓里的,不过他贪婪搜求,也助长了作伪的气焰。而且,他很可能会觉得赝品就是真品,这也不足怪,毕竟修复出来的所谓真品跟仿冒的赝品本来就出自同一双手嘛。   凯茜·基尔还举了“内斯特指环”(Ring of Nestor)的例子。据伊文斯记述,这指环是在希腊大陆上发现的,而不是在克里特出土的,可伊文斯认为那指环上复杂的图案表现的是米诺斯的母性女神转生后的情景,而指环上模糊的印记被他解读为蝴蝶和蛹,是所谓“往生的象征”。据称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这个指环是小吉耶隆伪造的。然而,伊文思坚信不疑,他还让小吉耶隆把指环拍成大照片,然后再把图形转画成二十倍那么大,最后将整幅场景变为彩色壁画,其中,原本模糊不清的疙疙瘩瘩之处都按伊文斯的解释重新绘制过了。   假若故事到此为止,仍旧不是悖论。情节逆转,是因为最近的考古发现支持了伊文斯。原来,在离克诺索斯不远的Archanes的一座古墓中发掘出一枚金指环。上面的图案居然逼肖“内斯特指环”,甚至还有类似蛹的元素。这难道证明极端可疑的“内斯特指环”竟是真的吗?   玛丽·比尔德在文章结尾说:“也许,这些早期发掘者与修复者,已将他们自己半是发现半是发明的史前图景内化得太深了,以至于他们伪造的赝品竟能偶尔准确预测某一天将被发现的真品。如果是这样,那么米诺斯真品与米诺斯赝品之间的界线就变得更模糊了,模糊的程度简直超出了基尔小姐的想象。”我觉得,考古学上可以造一个新词了,就叫“米诺斯悖论”。
古迹探秘——至今无法破译的8种古代文字(转+注) 09-08-10 09:13 发表于:《大智会计实践培训》 分类:未分类 简介 这里罗列了八种至今无法解读的文字。 历史的长河留给我们无数未解之谜。有些文字,我们可以读其音,却不知其意;有些文字我们无法读,更无法解;有些文字甚至不知起源何处。 《新科学家》杂志 2009.5.27 文字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也许是最最伟大的。因为有了它,历史得以流传。如果没有文字,就没有知识的积累,也没有历史记录,更没有科学,当然更别提书籍、报纸和互联网了。 我们所了解的第一种真正的文字是“苏美尔楔形文字”,它主要是由一些压在粘土片上的楔形印记所组成。这种文字出现在5000多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亦称两河流域,就在今天的伊拉克境内)。此后不久,埃及出现了文字,随后欧洲、中国和中美洲都出现了文字。各种文明已经发明了数百种形象各异的文字体系。有些使用至今,就像你现在看到的文字;而大多数都已弃而不用。 那些早已废弃的文字让我们魂牵梦绕。我们看着这些文字,但它们究竟在讲述什么呢? 这是文字解读领域的巨大挑战:就像要穿越到遥远的过去,才能听清死亡背后的声音。1823年,当埃及的象形文字得以破译时,它们不但将人类的历史记录朝前推进了约2000年,而且让我们知道怎样用象形文字表示“拉美西斯大帝”这几个字。而玛雅的象形文字则告诉我们,这个和罗马帝国同时代的新国家曾是一个高度发达、有文化修养的文明社会。 那么如何来破解未知的文字呢?有两个必备条件。首先必须有足够多的研究素材;其次,它必须和某种已知语言有关联。假如有一块刻有两种语言的碑文或者有一些被公认的专用名称,就可以发挥巨大作用——比如,罗塞塔石碑(见图3)(注1)上的文字是用古埃及文和古代希腊文共同书写而成,而且上面还出现了托勒密王朝的名字。如果没有什么现成的对应文字,我们就必须设法让一种已知文字和这种未知文字之间建立关联。 学者们已经破解出许多古代文字(详见“伟大的文字破译”和“古代文字”),但有些重要的文字我们至今还无从破译。这些文字分为三大类:知其文字但不知其语种;不知其文字但知其语种;既不知其文字也不知其语种。前两类被破解的希望更大;而第三类文字——让人想起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美国前国防部长)那句招致非议的“未知的未知数”(意思是: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尽管人类没有停止过探索的脚步,但是要破译这类文字是难上加难。 大多数重要的未解文字已经被部分破译出来,而且一些著名的研究者宣称,他们已经更加完整地破译出某些种类的文字。大部分重要的文字都有望进一步被破译,尤其是发现新的碑文后,而这种幸运的发现更是家常便饭。 1.伊特鲁里亚语(Etruscan) 究竟是不是希腊语 ?(知其文字但不知其语种) 那些对语言和文字感兴趣的人都知道伊特鲁里亚语是一种让人着迷又让人困惑的语种。解读伊特鲁里亚语就像是一个人不凭借别的手段,只想通过阅读墓碑上的文字来学英语。伊特鲁里亚文字是以古希腊字母的形式书写,但其语种和其他任何语言没有丝毫相似之处。所以尽管很容易就能“读出”伊特鲁里亚文的句子,但是除了人名和地名以及个别词汇和标准短语之外,没人知道这些文字的意思。(见图1 金匾上的伊特鲁里亚文,图2墨水瓶上的伊特鲁里亚文) 伊特鲁里亚史前文明出现在意大利西部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托斯卡纳区(Tuscany)和温布利亚(Umbria)部分地区。在公元一世纪,伊特鲁里亚被罗马帝国吞并。伊特鲁里人精通文字,留下了无数的书籍原本。许多伊特鲁里的人工器物上都刻有希腊字母,几乎可以肯定这些是从希腊移民那里学来的。因为在公元前775年,希腊人已经定居在意大利西部。 但是,伊特鲁里亚人日常用字母表却有所不同的。虽然伊特鲁里亚字母表和希腊字母表极为相似,但两者间也有明显区别。主要差异在于,通常伊特鲁里亚字母和希腊字母的指向正好相反,因为伊特鲁里亚的书写方式是从右到左。 尽管这样,但还是可以根据某些碑文的上下文背景,读懂一些伊特鲁里亚语的词义,像Ruma表示“罗马”(Roma,)、Clevsina是“丘希城”的意思(the city of Chiusi)、Fufluns是酒神狄俄尼索斯(the god Dionysus)。而要搞清楚其他那些非人名和地名的单词含义却很困难。目前大概有250个单词的含义得到了普遍认可,比如ci avil(三年)。同时,随着新发现碑文数量的增加,被破解出的单词数量也随之增多。The Etrusca n Alphabet - Shown here are two of three gold plaques from Pyrgi, circa 500BC. The plaque on the left is written in Etruscan, while the one on the right is written in Phoenician. They both describe the same event - the dedication by the Etruscan ruler Thefarie Velianas of a cult place (Image: Museo di Villa Giulia, Rome) 图1 伊特鲁里亚字母体系——(1964年)皮尔吉城出土了三块公元前500年的金匾。这里展示的是其中两块。左边那块金匾上面是伊特鲁里亚文,而右边那块则是腓尼基文。两种文字记录的是同一件事——伊特鲁里亚统治者Thefarie Velianas在一个祭祀场所献辞。(摄影提供:罗马维拉朱利亚博物馆)An Etruscan vase or inkwell in the shape of rooster, from Viterbo, circa 600 BC. It is inscribed with the letters of a "model" alphabet borrowed from the Greek Alphabet (Imag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图2 意大利维特博镇出土的一个公鸡形状的伊特鲁里亚花瓶或者是墨水瓶,瓶子出现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600年。瓶身刻着一种仿效希腊字母表的字母。(摄影提供: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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