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瓦当 大唐瓦当
把你的影子加点盐,腌起来风干,老的时候,下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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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寿臣抗日 文/大唐瓦当 日本侵华时期,日本人在中国为非作歹无恶不作,投靠日伪的汉奸特务、青帮流氓、窑主戏霸,对待民间艺人更是歹毒。很多相声艺人受了压迫,但艺人们一方面手无寸铁,另一方面要养家糊口,大部分只是敢怒不敢言。但有血性的相声艺人也大有人在,他们怎么打日本呢?不动刀枪,以相声做武器,正如常宝堃在申请赴朝慰问志愿军时说的:“我虽然不是拿枪的战士,但是我可以用相声去慰问我们最可爱的人,也是间接的打击美帝国主义。”相声艺人们利用雅俗共赏的相声讽刺日伪的统治,把对日寇的仇恨在相声段子里砸挂,嬉笑怒骂、口诛笔伐,显示了他们的铮铮傲骨和爱国情怀。 相声前辈张寿臣是条血气方刚的汉子,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天津小梨园演出时,某天他接着上一个单弦《风波亭》借古讽今,对不抵抗政策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并把抗日将军吉鸿昌比作岳飞。在小梨园表演《揣骨相》时,他在舞台上说:“察北抗日,收复了多伦,杀得小日本胆战心惊、屁**流!吉鸿昌将军,英雄啊!”张寿臣多次赞扬吉鸿昌抗日的功绩,却不料吉鸿昌就坐下台下。一天演出结束后,张寿臣回到后台,被告诉说有一位大人物请他吃饭,张寿臣赶到约定的饭店,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吉鸿昌。吉鸿昌对张寿臣宣传抗日和自己的战果表示感谢,同时也为他的安全担心。二人相见恨晚,谈了很久才分手,过了一些日子,却传来了吉鸿昌被害的消息,张寿臣悲愤异常、欲哭无泪。天津沦陷之后,曾有两名日本军官找到张寿臣,要带他去日本东京灌制唱片,以此“宣传大东亚共荣,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张寿臣强压内心的厌恶,遂以有鸦片瘾,而日本禁止鸦片为由拒绝。不料日本人却肯为他破例,同意他在日本吸鸦片,张寿臣又以晕水晕船为借口推脱去不了,但日本人却承诺让张寿臣坐飞机去,张寿臣被逼的没办法只好说:“我生性胆小,我不单单晕水,还晕高。甭说坐飞机,坐电梯也不敢呐。”日本人只好悻悻的离去。张寿臣不但“决不挣当汉奸卖国贼的钱”,还借助舞台嘲讽日伪敌特,不久又编演了相声垫话《朋友还是敌人》,继续积极宣传抗日。 一次张寿臣在天津演出相声《吃西瓜》,前面的垫话是先是卖苹果、卖枣儿卖葡萄,接着卖柿子。其中《卖柿子》有几句台词是这样的:“一毛啊,八分啦,这边一毛,这边八分啦!”来了一位买柿子的:“怎么卖呀?”“大个儿一毛,小个儿八分。”拿起来先问:“涩不涩?”本子应该是这样的。结果张寿臣把台词改成了这样:来了一个买柿子的:“怎么卖呀?”“二毛一!”“二毛一?你这柿子怎么这么贵呀?”“不贵,二毛一还贵,二毛一贱着哪!” 为什么张寿臣现挂“二毛一”,还一语双关的说“二毛一贱”呢?因为日伪时期,伪天津警察局和特务处等汉奸组织,有肩上警衔是两道杠一个花的伪警官,群众贬称为“二毛一”,这等于大庭广众之下骂了汉奸警察,观众发出了会心的笑声,但也为张寿臣招来了麻烦。散场后有位“二毛一”正在外面候着呢,多亏张寿臣弟子叶利中从中盘桓,又给伪警官擩了几块钱,张寿臣这才没被带走。 和其他的园子一样,启明茶社的最后一排,被日伪特务长期霸占,不让卖票,名曰“弹压席”,专门监视艺人们的反日言论。不仅白看戏不花钱,还得茶果香烟伺候。但艺人们并没有因为特务的监视放弃斗争,他们把讽刺日伪的台词嵌进段子里,如当时在启明茶社演出的相声艺人讽刺日伪发行的“联银券”(伪华北银行发行的伪币)说:“孔子拜天坛,五百当一元!”(伪币五百元票面上有孔子和天坛图案)。由于这挂砸的既隐晦又辛辣,特务们抓不到证据,弄得他们怒也不是,笑也不是。 张寿臣在北京启明茶社演出,在一个段子的垫话部分张寿臣和捧哏的你一言我一语:“小日本长不了了,”“对!”“日本天皇的年号就不是好兆头。”“怎么?”“您琢磨呀,日本天皇的年号叫什么啊?”“昭和啊!”“‘昭’字怎么写?左边是个‘日’,右边呢?上边是个‘刀’,下边是个‘口’,什么意思呢?小日本躺在刀口上了,他还能活几天那?”同样在北京启明茶社,当时是在1940年汪伪政府成立之前,伪北平政府悬挂的是中国民国临时政府(北洋政府)的五色旗,后期在此基础上加了火把和字句。而伪满洲国旗是黄底四色旗,加起来也是五色。沦陷时期,但凡有重大活动必须悬挂所谓的中、日、满三面“国旗”,日本膏药旗居中。进入正活之前张寿臣垫话的时候就拿这三种旗子砸挂:“小日本非玩儿完不可,您瞧,他们开会的时候,左边一个‘五’,右边一个‘五’,中间是个‘幺’,俩‘五’一个‘幺’,那不是‘眼儿猴’嘛!”(掷骰子一般扔三个,两个一样,幺点最小,这是“眼儿猴”,意思是输了,完了)众人“哗”地大笑,大家庆幸台下没日本人,但事情却坏在了汉奸身上。一个王姓汉奸在台下发现张寿臣总拿垫话讽刺暗骂日本人和汉奸,就借机敲诈张寿臣,张不为所动,于是汉奸报告了特务组织。第二天,特务组即派人向张寿臣索要底稿,并将张寿臣带到警察局。那名汉奸先是索要相声的底稿作为证据,遭到拒绝后开始动刑。他们问:“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为什么总说不利于皇军的段子?”张寿臣说:“我们做艺人就知道做艺吃饭,不懂得什么叫共产党或国民党。”话音未落便遭到一顿毒打。张寿臣说:“你们打死我不要紧,可怜我一家人都得饿死。你们都是中国人,难道一点儿中国人的良心都没有吗!”特务们被戳了肺管子,恼羞成怒将张寿臣按倒,又是一顿皮鞭毒打,张寿臣被打昏过去并押进大牢。幸亏启明茶社的老板,张寿臣的师弟常连安在外面托人花钱,才把张寿臣保了出来。血性汉子张寿臣被折磨的只剩下半条命了,一躺就是大半年。
【原创】相声名家唐山闯江湖 文/大唐瓦当 上世纪初,唐山是北方闻名的戏曲重镇和曲艺之乡,到了三四十年代,京津两地的相声名家大量涌入,唐山的小山也成了北方著名的相声码头之一。 来唐山的相声艺人,其中不乏相声界泰斗和大师级的人物,至少都是当时的“笑星”。最早来唐山的是张寿臣。张寿臣1899年生于北京,拜“相声八德”之一的焦德海为师,如果将“穷不怕”朱绍文认作相声的开山鼻祖,张寿臣就是第四代相声艺人。张寿臣17岁的时候,与师弟聂小锁(聂文治)步行经通州、三河县、玉田县至唐山,沿途演出。这也是相声第一次来到唐山。当张寿臣和师弟走到丰润时饥寒难耐,于是“划锅圆粘儿”(白沙撒字聚拢人群),太平歌词一出口,人群刚开始围拢,却被一瘦骨嶙峋的老者喝止,并带他们先去拜码头。这位正颜厉色的老者原来是李二爷的管家,丰润的李二爷是当地很有势力的人,见到他们二人,问了几句,见是北京说相声的,就说自己在北京天桥也听过相声,不但未加责怪,反而为他们选了场子,不仅如此,还亲自找人来听相声。张寿臣哥俩说了几段,李二爷亲自跟观众敛钱,虽然有些人颇露不情愿之色,但慑于二爷,纷纷解囊。李二爷自己分文未留,把当天收入的一百多个大子儿都给了小哥俩,还为他们找到住处,又许诺给他们送饭,要他们多留几天。这些善意的举动,却让二人顿觉蹊跷,他们与李二爷萍水相逢、非亲非故,“地头蛇”不但未加责罚,还亲自撑场面。这李二爷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是福是祸、吉凶难料,结果二人一商量,走为上策,直接跑到了唐山。 师兄弟来到唐山最繁华的“小山”,一看和天桥格局相仿,也很热闹,就来到一家书场门前,跟正在扫地的掌柜搭讪。但是那时唐山人还不知道相声为何物,书场老板一听他们既不唱大鼓,也不说评书,就觉得无钱可赚,不答应他们占场子。这时天降大雨,很多人都躲进书场避雨。张寿臣见说书人还未到,就央求老板先让他们说一段相声试试看,老板由于不知道相声是什么玩意儿,还是死活不应承,眼看二人就要饿肚子了,恰巧来唐山经商的北京老乡认识他们,帮他们圆了场,书场老板这才“赏穴”(答应使用场地),让他们先说几段试试,结果包袱爆脆,效果出奇的好,收入也很可观。这也是唐山人第一次听相声。就这样,张寿臣哥俩在书场里表演了一个多月,随着天气转凉,他们又步行途经塘沽,去天津说起了相声,后来在天津成名,人称“相声大王”。所以说,相声这门艺术,是张寿臣给带到了唐山。 张寿臣的师弟,另一位相声大师马三立,也多次来唐山作艺。马三立师从周德山,绰号周蛤蟆,周也是“相声八德”之一。天津是相声窝子,竞争太激烈,马三立于是上北京、走济南,带着徒弟闯关东,但最惊险的,还是他们一行在唐山的经历。马三立带着常宝堃、赵佩茹等人来到唐山,在天盛舞台公演,剧场座无虚席。没想到正演到热闹的时候,全场电灯突然骤然熄灭,漆黑一片,观众哗然。原来是班社和剧场给唐山电灯房的招待票送得太少,惹恼了电灯房,人家拉闸停电。“下九流”居然眼里没人,不仅电灯房,就连军警宪特机关及车站警务段也都得罪了。旧社会艺人地位低受欺负,唐山待不下去了,无奈一行人只得“走为上计”。但他们听说车站警务段正在车站候着他们,吓得白天不敢坐火车,只好化整为零,将服袋道具分给大家装成行李,男女艺人都化装旅客的样子,在凌晨三点多钟到了火车站。但是说相声的、唱大鼓的、变戏法的,毕竟都是名人,就跟脑门上刻了字一样,走到哪儿都会有人认出来。尤其是常宝堃、赵佩茹、陈亚南都是“明星”,更容易被认出来。所以他们一进站,就“如同鱼儿落网,警特们挥拳踢脚,从常宝堃到杂务,人人挨了一顿打。”(马三立口述回忆录《艺海飘萍录》)经过他们再三央求,许以下次到唐山专门作招待演出,这才被推推搡搡地放行上了火车。一路上,大家满腹屈辱、只有掩面饮泣。 马三立先生收的第一个徒弟是阎笑儒,本名阎鸿斌,15岁拜宋玉清为师后,学会几个传统相声段子,常在天津本地撂地演出。阎鸿斌25岁那年,也就是1938年,李寿增邀请阎鸿斌和张寿臣的徒弟刘化民(艺名“小地梨”)一块来唐山演出,去找李寿增的徒弟赵兰亭。他们在小山儿下坡“撂明地”,开场用白沙撒字的办法“圆粘”,唐山的观众此时接触相声已经20多年,既懂行又肯捧场,反响非常热烈。以后只要每天用白沙开始撒字,马上就围满了人,阎鸿斌在唐山一炮而红。虽然生意大火,但是按照相声的门户规矩,阎鸿斌是个“海清”(门户不真,没有师承),没入过相声门,因为他师父宋玉清是唱天津时调的。对于“海清腿儿”不仅相声这行当不承认有他这一号,还要受到同行的排挤和刁难,而且连容身的场子也要受株连,李寿增于是建议阎鸿斌找个相声师父拜门投师。阎鸿斌跟着李寿增到了秦皇岛,遇见了马三立、李洁尘等人,在百般央求之下,马三立收下了比他还大一岁的徒弟, 24岁的师父马三立给25岁的徒弟改了名,叫阎笑儒,成了马门大师哥。 可以说唐山走红,促成了阎笑儒拜了相声门,入了相声族谱,能名正言顺地跑码头了。眼看着快过年了,阎笑儒一个人又回到唐山,在小山下坡“同庆社”演出,碰到在唐山稳住码头十几年的连秀泉一家子,他儿子就是后来成了阎笑儒师弟的连笑昆。1939年,天津发大水,高桂清、马寿延、刘宝瑞也到了唐山。 大家都喜欢“单口大王”刘宝瑞的《日遭三险》,在旧中国,相声艺人几乎每天都活在刀尖上。在同行的眼中,刘宝瑞性情温和,甚至有些胆小怕事,性格和敢揍日本人的班德贵截然不同,但有一次刘宝瑞也被欺负的急了眼。刘宝瑞在唐山小山撂地,忍饥挨饿辛辛苦苦大半天,一场下来“零打钱”,轮到伤兵面前,放在笸箩里的不是钱,而是一把手枪。一贯以“胆小”闻名的刘宝瑞,“忘记了自己的怯懦,扑向伤兵,咬住了伤兵的耳朵。做人的耻辱,多年的积怨一时进发出来,就连所有观众都惊呆了,”(刘娅娅《我的父亲刘宝瑞》)后果当然可想而知。 敢打伤兵的还有高凤山。数来宝和相声“两门抱”的高凤山曾经三下唐山,但一次比一次惨。高凤山看到日伪统治下的北京天桥和天津三不管都日渐萧条,听说唐山也是北方民间艺人会聚之地,到唐山的艺人还能挣点钱,于是就一个人来到了唐山。不料,天下乌鸦一般黑,唐山的日伪和汉奸更加嚣张,不但听玩意儿不给钱,还非打即骂,甚至往书场里扔手榴弹,高凤山第一次失望地离开了唐山。第二次带着妻子来到唐山,总算找到一个园子,但是戏园子老板异常歹毒,和汉奸特务相勾结,不但压榨艺人的血汗,还限制人身自由,稍有不满就会招来毒打,高凤山携妻找机会又逃回了北京。第三次是在抗战胜利后,高凤山在北京天桥受到伤兵的欺负,一怒之下把伤兵打了,连夜带着妻子又逃到唐山。这次在唐山因看到一起纠纷说了句公道话被一个军官打的满脸是血,昏了过去,连两包袱衣服也让人偷走了,不得不和妻子偷扒火车回到北京。这时已是1948年春天了。 天津大水退去之后,刘宝瑞和李伯祥的父亲李洁尘搭伴从唐山一起回天津,临上火车之前,李洁尘故作神秘的往一个包袱里塞东西,刘宝瑞和其他同行人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问也问不出来。到了天津老龙头车站,几个人下了车,李洁尘的包袱引起了鬼子的注意,而李洁尘故意躲躲闪闪,吊鬼子胃口,鬼子以为是危险物品,想检查又不敢太靠前,最后找来翻译,非要李洁尘打开检查。李洁尘装出不情愿的样子,慢慢地一层层打开了包袱皮,最后呈现大家眼前的,居然是一把没把儿的破尿壶!(孙福海《逗你没商量》)李洁尘戏弄小鬼子,也算给刘宝瑞报了仇。 马三立和常连安是拜把子兄弟,常连安的长子常宝堃(艺名“小蘑菇”)拜了张寿臣,而常家“四蘑菇”常宝华和六儿子常宝丰则都拜在了马三立门下。马三立和常宝华感情非常好,经常给常宝华买好吃的,常叫马“三叔”,马唤常“老四”。常宝华回忆,自己十几岁的时候就跟着马三立跑码头,印象最深的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和不到三十岁的马三立一起在唐山演出,闲暇之余,马三立带“四蘑菇”到唐山跑马场买了两张马票去开眼界,他说:“咱挑的是白马,要是它跑赢了,咱爷儿俩就算发了。”一声号令,白马开始奋蹄疾奔,后来越跑越慢,再后来干脆漫步遛达起来……马三叔见它这样,说:“嗨,咱弄错了,挑了匹二百五马。”一句话既破了尴尬,也让“四蘑菇”乐不可支。常宝华拜师马三立的事,还是马先生先提出来的。1951年拜师以后,常宝华随老师再到唐山等地演出时,老师便亲自给他量活(捧哏),体现了一名师长对徒弟的关心和爱护。 解放以后,相声艺人与唐山的接触越来越频繁,侯宝林大师与唐山更是有不解之缘。1956年侯宝林带领中央广播说唱团来唐山公演,成员有郭启儒、刘宝瑞、郭全宝、马树槐等人,其中马树槐表演的相声《都不怨我》、《对春联》在唐山引起轰动,这是他从艺后的第一次公演,这个叫马树槐的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马季。1962年9月,相声大师侯宝林带领刘宝瑞、马季等人深入开滦煤矿,连续40余天,创作出《煤论》、《侯大胆》等5个歌颂新生活新社会和开滦工人的新相声段子,连演20多场,受到开滦工人热烈欢迎。第二年4月侯宝林二下唐山,为唐山观众奉献了更为精彩的演出,侯大师先后来唐七次,为曲艺新兵讲学授课,为唐山父老汇报演出,留下了很多佳话。
刘一达:相声世家与启明茶社 说这话还是5年前,我跟常宝华先生聊起老西单商场的启明茶社。他一直想跟我细说一番,直到前两天才腾出空儿来。启明茶社是老北京比较早的“相声大会”,也就是专门说相声的场子。创办于1938年,到1948年歇业,前后10年,享誉京城。有关启明茶社的事儿现在说属于老话了。如果不让明白人讲讲,恐怕再过些年会被人们忘没了。为什么要说启明茶社呢?常宝华认为它是北京文明相声的发源地,也是老一辈著名相声演员的“摇篮”,有必要让现在的北京人了解一下。 常宝华先生今年74岁,虽说年逾古稀,但身子骨和精神头儿不减当年。说了大半辈子相声的他平时说话也很幽默,他笑着对我说:我还是小伙子呢。“小伙子”的常宝华思路清晰,记忆力惊人。说起启明茶社,不能不说到他的父亲常连安。常连安在曲艺界算是一位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常氏在旗,常宝华的祖上当过清兵,属正白旗。正白旗里有贵族,但平民多。他家的老院子在现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后头的达智营,这条胡同早就拆了。故址已难觅。宝华小的时候,家里虽然很穷,但是还讲“旗礼”,“阿哥阿玛”地叫着。他祖父很早就去世了,奶奶带着幼小的独生子常连安改嫁。不过,常连安性格倔犟,从小便不愿在家呆着,母亲见他如此,便找人写“字据”学了京剧。那会儿写“字据”有点儿跟“卖”孩子似的,谁接了“字据”,这孩子就归了谁。常连安当时才7岁。跟这位教戏的学了两年多,便去了东北。常连安到东北的一个小县城,唱着唱着唱红了,挑班当了“大梁”,因为嗓子好,起了个艺名叫“小鑫奎”,当地人没有不知道的,当时他才十几岁。后来,他在东北得了一种叫“大头翁”的怪病,全身浮肿,脑袋奇大。病卧鸡毛小店,正处奄奄一息之时,店里来了一个想听“小鑫奎”戏的军医。该着常连安命大,这位军医治好了他的病。病愈后,他思念北京的老娘,费尽周折,辗转回到了北京。常连安回京后,为了继续学戏,经人介绍入了“富连成”,萧长华时任校长,收他为徒。常连安原名叫常安,因他属“连”字辈,萧长华说你别另起名了,安字加个连字吧,于是更名常连安。学了几年戏,常连安的嗓子倒了仓。这时,他在京城“名票”吴铁庵家“打底围子”时,认识了一位变戏法儿的,从他那儿淘到了一些“活儿”。嗓子倒仓以后,为了谋生,便在庙会上撂地卖艺。此时,常连安娶了媳妇,夫人也是旗人,岳父是德胜门的一个铁匠。1922年,常连安带着怀孕的妻子和相声演员赵佩茹的父亲赵希贤奔了张家口,在北市场撂地卖艺。几个月以后,有了儿子常宝堃,也就是常宝华的大哥。 常宝华对我说:“大哥宝堃生下来就聪明,不到一岁就会说话。我父亲说他那小脑袋瓜记忆力惊人,好像天生就是说相声的坯子,一岁多说出的话就能把人逗乐了。”宝堃两岁多,常连安就把他带到了北市场的撂地摊子。常连安变戏法儿,他也跟着变个小手彩什么的,逗人一乐。尤其是即兴模仿大人的动作,更是招人喜爱。因张家口盛产蘑菇,于是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小蘑菇”。宝堃不到3岁,赵希贤的儿子赵佩茹在天津说相声出了名,佩茹当时也只有几岁,有“小神童”之称。常连安与赵希贤是把兄弟。一合计,如果能让宝堃和佩茹这小哥儿俩一块说相声会更有彩儿。于是俩人带着宝堃到了天津。宝堃先拜相声老前辈“八德”之一的焦德海为师,后拜张寿臣为师,11岁在天津走红,“小蘑菇”成为家喻户晓的相声演员。常宝华说,自从有了我大哥,常家就变了样儿,没有宝堃就没有常氏相声。“小蘑菇”虚心好学,聪颖过人,说学逗唱,样样精通,18岁时,在天津的“小梨园”、“大观园”日夜两场,同时还上两家电台去说,后来又到庆云戏院与马三立等名家挑台,最红的时候,前边说相声,后边演戏,《四进士》、《法门寺》生旦净末丑各种角儿全能拿得起来,但尤擅长丑角。后来还成立了一个“兄弟剧团”,“小蘑菇”当了团长。1951年3月,“小蘑菇”与赵佩茹、富少舫、程树棠等曲艺家,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4月23日,他们在完成任务归国途中突遭敌机空袭,“小蘑菇”和程树棠不幸牺牲。天津为二位举行了盛大葬礼,一万五千人为这位受人爱戴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送行,廖承志、田汉、陈沂等专程赴津祭奠,沿途数十万群众观看志哀,场面空前。1951年12月,根据宝堃的遗愿和常连安提议,文化局正式批准成立了天津曲艺团,骆玉笙、石慧儒、王佩臣、高元钧、常宝霆等加盟,常连安任团长,赵佩茹任副团长。常连安有12个子女,6个男孩,长子宝堃,二子宝霖、三子宝霆、四子宝华、五子宝庆、六子宝丰都是著名相声演员。常宝堃之子常贵田,宝霖之子贵生、贵元,宝华的孙子常远、外孙子杨凯等也是相声演员,常氏堪称相声世家。 老北京的启明茶社 京津两地的曲艺界走得很近,1937年的春天,常连安带着次子宝霖到北京的“新罗天”演出。因为“小蘑菇”在天津已出名,所以宝堃的几个弟弟,均以“二蘑菇”、“三蘑菇”往下排,宝华行四,艺名叫“四蘑菇”。常连安和“二蘑菇”的相声很受北京听众欢迎。一天,有位老观众对常连安说,你们一家子都说相声,为什么不自己挑个班, 弄个园子?常连安说,我们变戏法儿说相声的,哪有钱呀?这位观众说,我能替你们找个地方,在西单商场里头。你们要是看着行,我就把它租下来,咱别赔钱,不过赚了是你们的,赔了是我的。常连安一听这话动了心。那会儿,侯宝林和他师傅“大面包”在西单商场北边撂地,1936年西单商场着了把大火,几乎全场烧光,他们便奔了庙会,以后又去了天津,一炮打响。西单商场当时还是一个个摊位和门脸儿组成的“商业街”,里头有“厚德”、“福寿”、“慧德”、“玉德”等 几个有名的商铺。大火之后,西单商场的商家正要聚人气儿,那位观众也是有此意图,才把常连安请到这儿来。常连安一看这个老观众给他找的这地方,撑死了能坐 一百号人,开个园子太小。合计了一下,干脆改叫茶社吧。起什么名儿呢?常连安想了想北京没有这么个杂耍园子,咱们打头开始,就叫启明吧。字号打出去以后, 有位观众说,这个名儿不错,天上有个启明星,跟你们的意思正相吻合。 启明茶社开张以后,最初以曲艺为主,有魏喜奎、曹宝禄、郭荣山、韩承先的大鼓、双簧以及“二蘑菇”、“三蘑菇”的相声等在那儿撑台,但生意不行。常连安跟那位老观众说,这么下去不行,我们不能让您总赔钱,干脆都改相声吧,因为杂耍里就是相声受欢迎。于是从1938年起,启明茶社改成了相声大会,专门表演相声。常宝华回忆说,我当时印象最深的是启明茶社门口有3块牌子:“文明相声”、“相声大会”、“零打钱”。这3样在当时的曲艺界都属创新突破。过去说相声是“平地抠饼”,从地上“划锅”到撂地都是“刮风减半,下雨皆无”。而且过去“万象归春”,春就是“春口”,也就是说话,那会儿的“春口” 大多是低级下流的荤段子,说相声的行话叫“臭活”,妇女和孩子不能听。“启明”提倡文明相声,不说“臭活”。“零打钱”不卖票,后来发展到卖牌,两块钱5 个牌,一个牌听一段相声。“启明”有“三多”,一是演员多,10年左右的时间,有60多位相声演员在“启明”说过相声,轮流上场,最多的一天有20多位。 二是名演员多,老一辈著名相声演员如张寿臣、华子元、于俊波、刘宪田、罗荣寿、刘德智、赵霭如、王长友、吉平三、郭荣山、王世臣、刘宝瑞、郭荣启、班德 贵、白全福、谭伯儒、孙玉奎、苏文茂、于世德、关春山、赵振铎、高德元、李伯祥、马四立、李寿增、常连安、常宝霖、常宝霆等都在“启明”说过相声。三是名段多,所谓名段是指这个段子只有某个演员说的最拿手,观众最爱听,如张寿臣的《小神仙》、马桂元的《贼鬼夺刀》、常连安的《山东斗法》、刘桂田的《斩经 堂》、郭荣启的《打牌论》、赵霭如的《拉洋片》等。观众单点这一段,要单给钱。茶社最初是200平方米,后来扩大到400平方米,演出从下午一点到凌晨一 点,每天演出都满座儿,赶上过节,观众爆棚,没座儿站着听。“启明”的相声大会,促进了北京相声艺术的发展,也培养了北京人的相声欣赏水平,同时也培养了 一大批艺术人才。京剧表演艺术家荀慧生、言菊朋是“启明”的常客,马连良、金少山也在“启明”听过相声,演艺界的白光、石挥、谢添、欧阳莎菲、李翰祥等也常去“启明”,后来成为著名相声演员的李文华、马季当时只有十几岁,几乎“泡”在“启明”。毫无疑问,这些艺术家在成长的道路上,受到过“启明”相声大会 的影响。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启明茶社在京城几乎家喻户晓,喜好相声的老北京人没去过“启明”的不多。 解放以后,启明茶社随着西单商场的改扩建和相声演员的归队而终结。不过,启明茶社在老北京人心中的印象并没有磨灭。常宝华对我说,有一年,他到美国访问演出,一位在海外定居多年的老北京,还跟他打听启明茶社。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万国权曾是“启明”的老观众,当年他家就住西单商场附近,见了常宝华, 跟他聊了半天老“启明”的往事。上个世纪90年代,西单商场的老经理曾有意在商场恢复启明茶社,但由于种种原因被搁置。常宝华在日前北京电视台举办的相声 小品大赛中做评委,有感于现在相声人才的匮乏和观众对它的喜爱,认为京城应该有一个相声的专门演出场地。趁相声界还有几位老人健在,如果把启明茶社恢复起 来,对相声的发展当是一大幸事。宝华先生说,他作为常氏相声的传人和启明茶社的老演员,愿为此事尽力,只可惜现在有锅有米没有柴,谁能为此添把柴呢?(原载《北京晚报》2003.11.28,
因"相声大会"而名噪一时的老北京茶馆:启明茶社 因"相声大会"而名噪一时的老北京茶馆:启明茶社 来源:北京晚报 如今北京街头咖啡馆众多,老北京则是茶馆遍及四九城。而且,在茶馆里还可以一边品茶聊天,一边听相声。位于西单北大街的启明茶社就因“相声大会”而名噪一时。   西单商场地处西单北大街坐东朝西,南起西堂子胡同,北至槐里胡同。绵长的西单商场惟东北隅有一个后门。虽在深处那里却热闹非凡,常年笑声不断。因为这里的启明茶社每天有日夜两场相声大会的演出。   启明茶社与别的杂耍园子不同,进门不用买票,零打钱。又与一般撂地零打钱的场子不同。撂地场子打钱时见有人溜走便说“走的那位他家出事啦,他媳妇跟二和尚跑啦”,甚至咒念“他家着火啦”。启明茶社则不然,在打钱时见有人走则说:“家赀万贯,也有一时不便。没带零钱不要紧,来听我们相声就是捧场。”   启明茶社与撂地的相声场子不同还在于所说的段子都比较文明。虽然演出的段子有《吃招待》、《妓女打电话》,其实并非黄段子,是讲笑话。   《吃招待》的“底”是那人点菜,指了菜单子上的“小账加一”(不识字)。   《妓女打电话》的“底”是商店的电话话筒包扎上红绸子,原为预防妓女借电话啐唾沫。   1947年,启明茶社的相声大会中场出现一个约10岁上下的小演员(被破例安排上场次序)名叫赵振铎。由其师爷老演员赵霭如捧哏。尽管“童言无忌”,也适可而止。例如在垫话中:“我这伙计说相声好几十年了,也比不了人家唱曲的女演员,人家唱曲的女演员唱完一段下场后,保不齐后门就有请吃个便饭的、送个袍(衣)料的。我这伙计说相声那么多年了,谁请他吃过便饭呀?”捧哏:“从来没有。”“谁送过他袍(衣)料啊?”捧哏:“更从来没有。”“可话又说回来啦,有人请你吃便饭,你敢去吗?”捧哏:“有请的,我就敢去。”“有人送你袍(衣)料,你敢要吗?”捧哏:“有送的,我就敢要。”“你知道人家安的什么心呐!”(以上因是“死纲死口”,使过多次,以致观众大都记得。童言无忌也不计较)   当年启明茶社每场演九段对口相声。出场次序是:赵春田、二蘑菇(常宝林)、苏文茂、孙玉奎、赵振铎、王长有、谭伯如、罗荣寿、李桂山、王世臣、赵玉贵、三蘑菇(常宝霆)、四蘑菇(常宝华)或白全福。   有时加演单口相声多是观众点的。常连安的《山东斗法》、赵霭如的《日遭三险》,曾有过约一个月中被连点三次和四次的情况。   启明茶社上演传统段子去粗取精都很精彩,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如苏文茂的《卖五器》,孙玉奎的《打白朗》,赵振铎的《菜单子》,罗荣寿、李桂山的《黄鹤楼》,王世臣、赵玉贵的《拉洋片》等。   三蘑菇、四蘑菇除传统段子外创演的新段子更为突出,如《学电台》、《影迷离婚记》。   《学电台》报广告妙趣横生。“骆驼牌爱耳染色,一袋能染白布五尺、毛线半磅,黑的特别黑,蓝的特别蓝。您洗脸的时候用上一点点,洗完……”《影迷离婚记》化装滑稽,声情并茂笑料多。后边“大贯口”是影片名。   三蘑菇、四蘑菇兄弟二人台缘最好不过。当时约十五六岁,而在观众的印象里总还浮现天真儿童的印象。那是因为约十年前与父亲常连安灌过唱片《小孩语》,几年后又拍过电影笑片《锦绣歌城》。   《锦绣歌城》故事是两个农村小孩热爱京剧进京看戏并寻找在大宅门当差的父亲,搞出许多笑料。   启明茶社是空前的相声大本营,培养出不少杰出的相声演员。约在1950年春歇业。   约1954年前后北京又有相声大会出现,地址在前门外鲜鱼口内,名为“迎秋”。阵容也非常整齐,演员有孙宝才、王文禄、高德明、高德亮、高凤山、王学义、王世臣、赵玉贵、罗荣寿、李桂山、赵春田、于世德、赵振铎、赵世忠、陈涌泉、贾振良。   这时赵振铎已是成熟的青年演员,又因原捧哏的师爷赵霭如已退休,捧哏换了谭伯如的徒弟赵世忠。赵振铎与赵世忠配合默契,艺业大进,他俩的《八扇屏》、《汾河湾》为内外行一致称赞。被老舍先生称为“相声二赵”。   赵振铎抓哏,有时既可笑又耐人寻味。如在《汾河湾》中扮演柳银环,用手绢“包头”后向观众道:“我们相声演员化装比较简单,不能像京剧演员旦角那样,化装需要一个多小时。”捧哏问:“为什么呢?”答:“不是10分钟2分钱吗?”观众大笑不已(注:当时相声已由原来票价3角改为计时收费10分钟2分钱。过去听相声比现在便宜)。   (李滨声)
细数相声界的女艺人 大唐瓦当搜集整理 老一些的相声女艺人以相声世家、门里人居多。 第一位说相声的女艺人应该是来小如, 来小如生于1907年,世家出身,14岁撂地。其父来德如,师承恩绪。最早搭档是父亲和弟弟来少如,后来与谭伯儒合作。 辈份最大的可能是德淑珍吧。 德淑珍,1919年生人,师父是怒怼肃亲王善耆的冯昆志(沈春和徒弟),结果被朝廷禁演相声。德淑珍是冯昆志之子冯振声的小姨子,是冯家班成员,辈分很高,德字辈,活了91岁,2010年才故去。德淑珍不但表演相声,而且精通鼓曲,京韵大鼓、时调小曲(后来发展成天津时调)、西河大鼓。相声擅长柳活,学唱京剧、曲艺。代表曲目相声有《学评戏》、《学大鼓》、《金刚腿儿》、《黄鹤楼》、《汾河湾》、《羊上树》、《六口人》、《对春联》等;长篇西河大鼓有《薛家将》、《杨家将》等。相声搭档后期是自己的外甥冯大荃。 荷花女,原名吉文贞,父亲吉坪三师承冯昆志,1926生,应该是寿字辈,1944年去世,才活了18岁。荷花女6岁表演“太平歌词”如《饽饽阵》、《蟠桃会》,也说相声,演小戏,相声有《训徒》、《菜单子》、《切糕架子》、《家堂令》、《抢三本》等,相声搭档有父亲吉评三、秦佩贤、赵佩茹、常宝堃等。反串京戏有《打面缸》等。 于小福,父亲于福寿、哥哥于堃江、妹妹于佑福。擅说说单口相声,还能唱西河大鼓。 于佑福,高德明徒弟,马三立叔伯兄弟马四立夫人,寿字辈,人称于老姑。2013年去世,享年86岁。于佑福四岁和哥哥姐姐一起说相声,后与与闫笑儒、回婉华、王家琪、班德贵等搭档,捧逗俱佳。除说相声外,于佑福还继承了父亲的竹板书艺术。 回婉华,宝字辈,师父马寿岩(马轸华),张寿臣义女,相声改进小组负责人孙玉奎夫人。艺名“小婉华”,著名相声演员。代表作有《五红图》、《论捧逗》、《对对子》、《铃铛谱》等。徒弟马贵荣、牛振华。2016年去世,享年88岁。女弟子马贵荣主要以相声创作和相声教育为主。
细数相声界的女艺人,姜昆女弟子英年早逝 大唐瓦当搜集整理 老一些的相声女艺人以相声世家、门里人居多。 第一位说相声的女艺人应该是来小如, 来小如生于1907年,世家出身,14岁撂地。其父来德如,师承恩绪。最早搭档是父亲和弟弟来少如,后来与谭伯儒合作。 辈份最大的可能是德淑珍吧。 德淑珍,1919年生人,师父是怒怼肃亲王善耆的冯昆志(沈春和徒弟),结果被朝廷禁演相声。德淑珍是冯昆志之子冯振声的小姨子,是冯家班成员,辈分很高,德字辈,活了91岁,2010年才故去。德淑珍不但表演相声,而且精通鼓曲,京韵大鼓、时调小曲(后来发展成天津时调)、西河大鼓。相声擅长柳活,学唱京剧、曲艺。代表曲目相声有《学评戏》、《学大鼓》、《金刚腿儿》、《黄鹤楼》、《汾河湾》、《羊上树》、《六口人》、《对春联》等;长篇西河大鼓有《薛家将》、《杨家将》等。相声搭档后期是自己的外甥冯大荃。 荷花女,原名吉文贞,父亲吉坪三师承冯昆志,1926生,应该是寿字辈,1944年去世,才活了18岁。荷花女6岁表演“太平歌词”如《饽饽阵》、《蟠桃会》,也说相声,演小戏,相声有《训徒》、《菜单子》、《切糕架子》、《家堂令》、《抢三本》等,相声搭档有父亲吉评三、秦佩贤、赵佩茹、常宝堃等。反串京戏有《打面缸》等。 于小福,父亲于福寿、哥哥于堃江、妹妹于佑福。擅说说单口相声,还能唱西河大鼓。 于佑福,高德明徒弟,马三立叔伯兄弟马四立夫人,寿字辈,人称于老姑。2013年去世,享年86岁。于佑福四岁和哥哥姐姐一起说相声,后与与闫笑儒、回婉华、王家琪、班德贵等搭档,捧逗俱佳。除说相声外,于佑福还继承了父亲的竹板书艺术。 回婉华,宝字辈,师父马寿岩(马轸华),张寿臣义女,相声改进小组负责人孙玉奎夫人。艺名“小婉华”,著名相声演员。代表作有《五红图》、《论捧逗》、《对对子》、《铃铛谱》等。徒弟马贵荣、牛振华。2016年去世,享年88岁。女弟子马贵荣主要以相声创作和相声教育为主。 未完待续
【原创】唐山曲苑两祥林 文/大唐瓦当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唐山的曲苑活跃着两名都叫“祥林”的相声名家,一个叫穆祥林,一个叫王祥林。二位祥林先生都为唐山的相声事业做出了贡献。 虽然都叫祥林,但他们在相声门里却不是一个辈分。穆祥林师承“相声大王”张寿臣,是“宝”字辈,与侯宝林、刘宝瑞、常宝华是同一辈。张寿老的弟子虽是“宝”字辈,但小排行却以“立”字行,而且张寿老五行缺木,于是就把自己的弟子和儿子取名都带“木”字边,如刘宝瑞、常宝堃的艺名分别叫刘立棠、常立桐,于世德的艺名叫于立相,穆祥林的艺名则叫穆立枢。其他弟子如赵立梧、冯立樟、康立本、田立禾等,自己的儿子则叫张立林。 张寿臣的师父是“相声八德”之一的焦德海,焦德海的儿子叫焦寿海(即焦少海),焦寿海有个大徒弟叫赵佩茹(艺名赵宝琛,“宝”字辈门长),赵佩茹收徒众多,大弟子就是相声快嘴李伯祥,其他弟子有常贵田、高英培、马志存、侯耀文等。上世纪五十年代,相声正是改进之后的辉煌时期,天津有个15岁的高一学生,整天捧着收音机听相声,那时候马三立、刘宝瑞和侯宝林等经常在天津演出,这个“小相声迷”每次必到,后来这名中学生托人找到了住在天津的相声名家赵佩茹,1955年拜师学相声,赵佩茹这个徒弟就是王祥林(艺名王英翔)。按照相声门的师承辈分,王祥林是“文”字辈,得管穆祥林叫一声师叔。 穆祥林先生解放前就来到唐山,1948年12月唐山解放伊始就担任了连秀全为社长的唐山曲艺改进社相声组组长。1950年(一说1952年)穆祥林主办民声相声社,成员有相声前辈李寿清和李寿清的寄名女弟子张淑媛及侯宝林的师弟王宝童,并特邀了相声名家康立本、班德贵、姜宝林等人参加。那时候张寿臣的关门弟子田立禾初出茅庐,一开始在天津演出,但挑剔的天津观众对他并不认可,甚至出现了“抽签”(观众陆续离场)和“开闸”(观众大批离场)现象,师父无奈,告诉他“去唐山找你师哥吧”,于是1953年被师父张寿臣派到唐山相声研究社,与任鸣启搭档。穆祥林向同门师弟田立禾传授了《哭笑论》、《抡弦子》等段子,结果田立禾在唐山一下就火的厉害。田立禾和师哥穆祥林在唐山一起工作了两年多, 1956年二人才一起调回到天津,进入天津市南开区曲艺团相声队。穆祥林在唐山的合作者主要有王宝童、姜宝林等人,代表作品有《戴手表》、《家庭方言》等,并曾一度与侯宝林搭档演出。穆祥林先生擅演双簧,以扮演“前脸儿”见长,嬉笑怒骂,转换自如。用曲苑的行话说就是“发托卖相”,明相的演员表情逼真、张弛缓急、与暗相演员的“横竖嗓音”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穆祥林先生与师叔马三立的关系非常好,马先生有个单口段子叫《祖传秘方》,据说就是用穆祥林的弟弟穆祥凤砸的挂。马先生说他的表弟叫穆祥凤,是一个大胖子,因为身上刺痒所以去卖野药的那里买偏方,结果回家打开层层纸团,发现里边只写了俩字:挠挠。但生活中的穆祥凤却是一个大好人,与马三立也非常熟悉。马先生在塑造这一人物时,直接把他用上了。 王祥林的师父赵佩如对弟子十分负责,他要出门到外地演出,就委托团内几位前辈给王祥林说活(教授相声段子)。像常宝霆、白全福、朱相臣、苏文茂先生都精心指点过他。常宝霆先生《妙语惊人》,朱相臣先生教《渭水河》,苏文茂先生教《对对子》、《八扇屏》、《五红图》、《大相面》;王祥林的传统相声《打白朗》就是白全福先生一字一句教出来的。王祥林来唐山较晚,1958年进入唐山市曲艺团,与王嘉琪的弟子康桂生搭档合作说相声,相声演出讲究“帅、卖、怪、坏”,二人一“帅”一“怪”,你捧我逗、起转承合,深为唐山观众喜爱。即使是《批三国》、《吃元宵》、《八扇屏》等文哏段子,也是高潮迭起、极其火爆。1959年,王祥林先生和唐山曲艺团一行人到唐津运河工地慰问演出,留下了一张珍贵的老照片,照片中人那时各个英姿勃发,但现在一部分已经作古,一部分离开了唐山。康桂生先生和他的弟子们依旧活跃在唐山的相声舞台上,可惜康老的身体也大不如前。王祥林先生1960年离开唐山,调入长春市曲艺团,后到吉林省曲艺团和吉林省文化厅艺术处,曾任吉林省曲艺家协会相声艺术委员会会长,先后在北方戏校、吉林戏校和中国戏曲学院从事教学工作,参与过中央电视台《曲苑杂坛》栏目的节目录制。
【原创】唐山曲苑两祥林 文/大唐瓦当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唐山的曲苑活跃着两名都叫“祥林”的相声名家,一个叫穆祥林,一个叫王祥林。二位祥林先生都为唐山的相声事业做出了贡献。 虽然都叫祥林,但他们在相声门里却不是一个辈分。穆祥林师承“相声大王”张寿臣,是“宝”字辈,与侯宝林、刘宝瑞、常宝华是同一辈。张寿老的弟子虽是“宝”字辈,但小排行却以“立”字行,而且张寿老五行缺木,于是就把自己的弟子和儿子取名都带“木”字边,如刘宝瑞、常宝堃的艺名分别叫刘立棠、常立桐,于世德的艺名叫于立相,穆祥林的艺名则叫穆立枢。其他弟子如赵立梧、冯立樟、康立本、田立禾等,自己的儿子则叫张立林。 张寿臣的师父是“相声八德”之一的焦德海,焦德海的儿子叫焦寿海(即焦少海),焦寿海有个大徒弟叫赵佩茹(艺名赵宝琛,“宝”字辈门长),赵佩茹收徒众多,大弟子就是相声快嘴李伯祥,其他弟子有常贵田、高英培、马志存、侯耀文等。上世纪五十年代,相声正是改进之后的辉煌时期,天津有个15岁的高一学生,整天捧着收音机听相声,那时候马三立、刘宝瑞和侯宝林等经常在天津演出,这个“小相声迷”每次必到,后来这名中学生托人找到了住在天津的相声名家赵佩茹,1955年拜师学相声,赵佩茹这个徒弟就是王祥林(艺名王英翔)。按照相声门的师承辈分,王祥林是“文”字辈,得管穆祥林叫一声师叔。 穆祥林先生解放前就来到唐山,1948年12月唐山解放伊始就担任了连秀全为社长的唐山曲艺改进社相声组组长。1950年(一说1952年)穆祥林主办民声相声社,成员有相声前辈李寿清和李寿清的寄名女弟子张淑媛及侯宝林的师弟王宝童,并特邀了相声名家康立本、班德贵、姜宝林等人参加。那时候张寿臣的关门弟子田立禾初出茅庐,一开始在天津演出,但挑剔的天津观众对他并不认可,甚至出现了“抽签”(观众陆续离场)和“开闸”(观众大批离场)现象,师父无奈,告诉他“去唐山找你师哥吧”,于是1953年被师父张寿臣派到唐山相声研究社,与任鸣启搭档。穆祥林向同门师弟田立禾传授了《哭笑论》、《抡弦子》等段子,结果田立禾在唐山一下就火的厉害。田立禾和师哥穆祥林在唐山一起工作了两年多, 1956年二人才一起调回到天津,进入天津市南开区曲艺团相声队。穆祥林在唐山的合作者主要有王宝童、姜宝林等人,代表作品有《戴手表》、《家庭方言》等,并曾一度与侯宝林搭档演出。穆祥林先生擅演双簧,以扮演“前脸儿”见长,嬉笑怒骂,转换自如。用曲苑的行话说就是“发托卖相”,明相的演员表情逼真、张弛缓急、与暗相演员的“横竖嗓音”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穆祥林先生与师叔马三立的关系非常好,马先生有个单口段子叫《祖传秘方》,据说就是用穆祥林的弟弟穆祥凤砸的挂。马先生说他的表弟叫穆祥凤,是一个大胖子,因为身上刺痒所以去卖野药的那里买偏方,结果回家打开层层纸团,发现里边只写了俩字:挠挠。但生活中的穆祥凤却是一个大好人,与马三立也非常熟悉。马先生在塑造这一人物时,直接把他用上了。 王祥林的师父赵佩如对弟子十分负责,他要出门到外地演出,就委托团内几位前辈给王祥林说活(教授相声段子)。像常宝霆、白全福、朱相臣、苏文茂先生都精心指点过他。常宝霆先生《妙语惊人》,朱相臣先生教《渭水河》,苏文茂先生教《对对子》、《八扇屏》、《五红图》、《大相面》;王祥林的传统相声《打白朗》就是白全福先生一字一句教出来的。王祥林来唐山较晚,1958年进入唐山市曲艺团,与王嘉琪的弟子康桂生搭档合作说相声,相声演出讲究“帅、卖、怪、坏”,二人一“帅”一“怪”,你捧我逗、起转承合,深为唐山观众喜爱。即使是《批三国》、《吃元宵》、《八扇屏》等文哏段子,也是高潮迭起、极其火爆。1959年,王祥林先生和唐山曲艺团一行人到唐津运河工地慰问演出,留下了一张珍贵的老照片,照片中人那时各个英姿勃发,但现在一部分已经作古,一部分离开了唐山。康桂生先生和他的弟子们依旧活跃在唐山的相声舞台上,可惜康老的身体也大不如前。王祥林先生1960年离开唐山,调入长春市曲艺团,后到吉林省曲艺团和吉林省文化厅艺术处,曾任吉林省曲艺家协会相声艺术委员会会长,先后在北方戏校、吉林戏校和中国戏曲学院从事教学工作,参与过中央电视台《曲苑杂坛》栏目的节目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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