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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城的历史变迁.................. 城,是华夏古国五千年文明的产物,是汉民族文化圈独有的人文地理景观。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城有着特有的位置和情感,在祖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中,城曾起过非常重要、不容置疑、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太原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它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有着2500年的建城史。那么,在这块太行、吕梁群山环抱,汾河自北而南纵贯其中的沃野上,曾经有过几座古城呢?最早的城创建在什么年代?它们之间的渊源和演变又怎样呢?本文就这一问题对太原城的沿革作一初步探索。(下图:)春秋末期晋阳古城遗址
太原城的历史变迁.................. 城,是华夏古国五千年文明的产物,是汉民族文化圈独有的人文地理景观。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城有着特有的位置和情感,在祖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中,城曾起过非常重要、不容置疑、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太原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它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有着2500年的建城史。那么,在这块太行、吕梁群山环抱,汾河自北而南纵贯其中的沃野上,曾经有过几座古城呢?最早的城创建在什么年代?它们之间的渊源和演变又怎样呢?本文就这一问题对太原城的沿革作一初步探索。(下图:)春秋末期晋阳古城遗址
盘古玉是如何盘出来的.............. 古玉的盘出,自古就有介绍。《玉说》中介绍:“盘旧玉法,以布袋囊之,杂以麸屑,终日揉搓抚摩,累月经年,将玉之原质盘出为成功。” 在这些典籍中,古人介绍古玉盘出的方法都是实践之法,然一些方法均不易操作,其原理也不容易考证。究竟玉的盘出由生变熟是什么机理?盘出之后到底会成什么样子?用什么方法最为科学?玉遇上铁、银、污物、鼻油等后,是否就会盘不出来?这些问题目前难以有个满意的结论。这是因为古人没有说透,而现代人生活节奏很快,不会有人依古法炮制,盘出之玉应该怎样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总之,目前尚无现成的答案。现就个人的认知与实践,意欲谈一下盘功与盘玉的一些见解,供同好共同探求。 玉开采之后,在常温常压下,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是十分稳定的。但是一旦遇上酸、碱、高温、强氧化环境,玉分子就会分解成常温常压下的小分子,从而生成新的稳定矿物。玉的受沁,推其原理,是这种化学变化及外源物质介入双重作用的结果。玉的化学结构发生了变化,要使其重新还原到原来的分子结构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为玉已经失去了原来成矿时的条件,所以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玉的盘出不可能是简单的还原,而是另有其理! 玉的盘出究竟是什么道理呢?首先要肯定一点,就是玉确实能够盘出,或盘出后确实能使玉的色泽、润度得到改善。在当今许多专著中也有多项介绍。但是诸多专著中均未从化学、物理、矿物转化、有机物参与、物质转化的角度加以论述,所以盘玉机理没有现成的资料可以查到。以本人的实践和愚见,玉的盘出主要有如下几个条件: 1.受沁浅的皮壳,在人体和物件长期的盘摩下,表皮吃土、积垢和氧化物被磨去,下面玉质得以透露。 2.干坑、潮坑玉在盘摩的过程中,没有完成的化学变化,受到外源物质、水分氧气、酸碱的参与,进一步完成和稳定。 3.湿坑、钙化土沁较深的玉,其变质的皮壳受到盘摩之后,光滑程度得到改善,外源水分、有机油脂渗入皮壳,使原来一点不透的皮壳,在透光折射方面得到加强,相对原来的状态,显得圆滑润熟。 4.水坑玉本来皮壳透润,加上盘功就会去掉沉垢,水头、油头自然重返当初。 5.一些色彩不显的沁纹,盘玩之后受外源物质的加入(如加料烧煮),会形成令人视觉愉悦的色彩,使得沁色更加美丽。 6.人体的作用是盘摩汗沁,分泌的油脂又会氧化变质,衣饰与玉件长期摩擦生电,吸附空气中或附近微小尘埃,使外源物质得以渗入。玉件随人入浴会受到水浸、泡洗……总之,挂在身上的玉器,会随人得到物理及化学的作用,久而久之改变了原来的面貌。 古籍上议论的犹如“意盘”之类的论述,和累月经年的布擦,估计是没有道理和很难办到的。只有进一步解密盘功与玉质的关系,才能最终搞清如何才是最好的“盘功之道”。自《玉石杂谈》
忍者................. 忍者的工作,主要是为主君进行秘策、破坏、暗杀、收集敌方前线情报、搅乱敌方後援基地……等种种谍报活动。由於生前必须隐姓埋名,过著终生见不得天日的生活;更不能留下只言片语,以免日後东窗事发。 目前,日本各地虽有无以数记的忍术流派,但是,追根究底,毕竟还是会回到伊贺(三重县西北部)、甲贺(滋贺县南部)两地。 伊贺忍者集团与甲贺忍者集团,两者祖先是同一家人,双方之间大部份也都有亲戚关系。只是,彼此的雇主(主君)若是敌对关系的话,他们便不得不同室操戈,甚或演变成兄弟阋墙的结果。而另一方,为了便於忍术能世代传授下去,他们之间也不得不频繁通婚,可以说是唇亡齿寒的关系。稍微细想一下,便可知道,一旦生长在该地,无论男女,为了家族秘密,还能跟他乡人结婚生子吗?况且,男忍者背後,通常有女忍者在撑持。这种工作,除非自小耳濡目染,视为当然,否则,丈夫於某天突然不告而别,普通女人谁能忍受,不气得七孔生烟? 忍者世界中,有四项基本戒律: 1.不准滥用忍术(只能用在公事上)、 2.舍弃一切自尊(逃命要紧)、 3.必须守口如瓶(即便为此失去性命)、 4.绝对不能泄露身份(这是最基本忍术)。 忍者活跃的时代,大致有三:十一世纪末至十二世纪末的源平时代、十三世纪的南北朝时代、十四世纪中旬至十五世纪末的战国时代。而战国时代也可以说是忍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 忍者又分为「上忍」、「中忍」、「下忍」。 「上忍」,又称「智囊忍」,专门策略作战整体计划。 「中忍」,是实际作战时的指挥头子,当然忍术也得超群出众才行。 「下忍」,又称「体忍」,相当於现代的特殊部队,在最前线实际作战的忍者。 彼此之间等级关系泾渭分明,「下忍」对「中忍」唯命是从,「中忍」对「上忍」俯首帖耳。 以下是有关忍者装备简略说明: 1.【装束】 忍者通常在新月或阴天夜晚潜入敌方城楼与宅邸,如果全身黑色装束,轮廓反而会更显突出,因此,基本装束颜色是深蓝。碰到月明星稀的夜晚,便换成灰色或是茶色装束。有时候外面是灰色,里面是茶色,万一遭遇敌方追击,可以在途中将装束反穿过来,利用颜色错觉逃脱险境。另外,深蓝色可以防治毒蛇、蚊子等虫子侵袭,这是用含有铁分的天然染料染成的布料。美国开拓民发明出的牛仔裤,目的与忍者装束一样。 至於内裤,当然是日本传统的兜裆布(一条细长白布)。只是,忍者的束法同一般人不同,长度也比较长。他们将兜裆布从脖子缠到胯下,最後绑在腰际。如此,可以随时从脖子後抽出兜裆布,当做绷带或绳子应急。 上衣里头有许多口袋,放一些不能淋湿的火药、缝衣针、救急药(包括安眠药、毒药)等;腰带里头则放一些日用杂物。手套与绑腿,通常藏著一些暗器。 2.【武器】 为了蒙混国境关卡守关人员的审问,忍者在旅途中,通常是农夫打扮。 因此,所谓的忍者暗器,往往是改造自农具、日常必需用品、园丁道具等。这些武器,大多是自己发明铸造,只有自己深知其用法,因而在旁人眼里看来,跟一般日用品没什么分别。 这也是忍者武器失传的主要原因之一。 现代人从各种忍术秘本中,所得知的忍术武器,主要有七种:手里剑(syuriken)、撒菱(makibisi)、忍刀(sinobigatana)、吹矢(hukiya)、忍杖(sikomidue)、手甲钩(tekkoukagi)、水蜘蛛(mizugumo)。 「手里剑」是飞镖,刀尖涂有剧毒。 「撒菱」是逃走时撒在身後的一种菱形武器;凡是凹凸不平,能够刺伤双足的东西,例如天然石头、乾燥果实、铁器等,都可以拿来代用。 「忍刀」附有一条长约三公尺的绳子,翻越城墙时,可以当踏脚工具,再利用绳子收回;刀鞘,临危时可以当潜在水中的通气管。
欧洲中世纪音乐................ 歌特音乐(GothicMusic)这个词汇本身就和中世纪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而歌特音乐领域中的重要DARKWAVE乐风中许多重要的乐队例如Ataraxia,Qntal,Estampie,Camerata Mediolanense,LoveIsColdThanDeath等或多或少的有着某种中世纪的情节,他们其中的乐队干脆被媒体称之为中世纪组合。他们从中世纪音乐中吸收氧份,涉取着某种神秘的元素。而中世纪时期的欧洲被称之为黑暗时期,这更加看出和DARKWAVE某种内在联系或是相通性,或许巧合,在这里不敢妄言。不过正如ARCANA乐队的主脑PeterPetterson所说"我们是中世纪的,我们的理想是做出中世纪的灵性音乐,这一切来源对我们对浪漫的追求。"也许大家和我一样,为了更好的理解音乐喜欢去溯源,那下面就让我们去了解一下中世纪的音乐吧。 中世纪的历史介乎于欧洲古代和近代之间的大约一千二百年的历史时期。中世纪开始时,欧洲政治和社会结构土崩瓦解,生活困苦,一派萧条,以后接踵而来的是漫长而迟缓的复苏。然而这个时期在文化艺术方面的成就却不容忽视。音乐遗产亦很重要,虽然其思维方式及认识特点与今天相去甚远,但在其它一些重要方面,当代音乐却从中世纪音乐中继承了大量财富。 "中世纪的"(Medieval)这一形容词与其英语的词和其他语言中的对应词一样,都来源于拉丁名语。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学者人为,自古代文明衰落至十五世纪,文化,文学和艺术"复活"的整整一千年,仅仅是一首不值得称道的"哥特人"的黑暗插曲。历史学家虽然早已驳斥了这种偏见(可是这一观点由"黑暗时代"一词部分的保留下来)但是习惯上仍将这个慢长时期视为一个独立的历史阶段。通常公认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和1453年(君士坦丁堡失陷于土耳其人)为这一时期的上下限。 "中世纪是从粗野原始状态下发展而来的,它从没落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罗马天主教会在思想意识上处于统治地位,在教会严密禁锢下,堕落到愚昧主义和禁欲主义的深渊。圣经被认为是绝对权威的,是判断是非的威严标准,一切权威性的解释都是来自于上帝。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从思想言行到日常工作都是受到教会的影响和控制。中世纪的教会竭力鼓吹禁欲望主义和来世观念,宣扬原罪,来世抱应等教义。僧侣门获得了知识和教育的垄断地位,而教育本身也渗透着神学的性质。中世纪留下了一方面是封建主的暴力和寺院僧侣的宗教统治的遗迹,另一方面是诗歌,音乐,文学,,建筑和雕刻的艺术创造。音乐在艺术中当推首位。圣托玛。达坎(1225-1274天主教神学家,《神学概论》作者)称之为"七大文艺之冠"并把它看作"最高尚的现代科学"。它既是艺术又是科学,在大学里和算数,几何,天文一起作为教授的科目。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制定了严格的音乐规则,并按照经院学派的精神,将音乐创作视为一种理性的成果,更甚于想象或感性的产物。但是这种有时被夸大了的理性结构的需要,这种代表中世纪音乐活动的特性在此却产生了极好的影响,因为它关系到这样的几个问题:澄清刚问世的复调音乐的混乱;确定节奏的小节,并找出一种表示音响时值和高度的记号。可是这种不顾一切地想忠于古代概念的愿望——这些概念往往被错误的理解——有时却搅乱了理论家的思想,在某些方面多少推迟了音乐技巧的发展。 早期音乐,教堂在此起了重大作用,因此我们首先应该注意的正是宗教音乐,教堂音乐。在所有的音乐史中,从基督教到现在算起来有二千年的时间,可在这二千年的音乐史中,前面的以前年只占了很少一部分,以至于成为我们对西方音乐不能真正了解的一个重要原因。更重要的是了解音乐本身。史实不过是干巴巴的骨架,只有音乐才能赋予骨架以生命和意义。在研究素歌圣咏这种不太为人们熟悉的音乐时,尤其需要牢记这一点。 圣咏必须反复谛听和咏唱,直至习惯它们。可我们现在的困难比较大。只是到了二战以后,二十世纪西方的音乐学家开始注意中世纪音乐和古代音乐,这时才开始有一些学术成果。后来录了很多唱片,有一大部分是在天主教堂,各种教堂里面录的。音响效果很好,有一些回声很有意思。
叙利亚....................... 每一种人类文化一旦存在,必将对后来发生的历史事件不断产生影响,甚至在该文化消亡之后,其影响仍然发生着作用。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和法老埃及文明历久不衰的影响证明了这一论点。不过,已消亡了的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是间接的。在仍然幸存的文明中,中国文明出现于公元前两千纪中叶,另一个文明——印度文明也许是在同一时代摧毁并取代了长期存在的印度河文明。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民族大迁徙的废墟上崛起的新文明之中,希腊文明已经消失,不过,至今仍有两部分居民代表着与它同时存在过的叙利亚文明(包括该词地理意义上范围最广阔的所有地区),他们就是犹太人和撒马利亚人。 犹太人不仅仅存活下来,而且,他们象中国人和印度人一样,也创造并保存了一种文学,据信,这一文学最古老的组成部分在公元前10世纪时即已被用文字记录下来了。迄今为止,在研究犹大和以色列、乃至整个叙利亚文明的宗教、社会、政治历史时,这部犹太文学大全仍是我们所能找到的内容最为丰富,也最为人所熟知的资料来源。独立于犹太人权威著作(用基督教术语来讲,就是《旧约》)的证据最近已被考古学家发掘出来了。虽然它颇具启发性,但是,其份量依然很小,而且内容支离破碎。相对而言,这部权威著作更详尽,而且是综合性的。没有它们,研究叙利亚文明史的人至今仍然会在暗中摸索。不过,如果人们只看到其表面的价值,那么这个必不可少的资料来源就会导致错误。这是因为,这部著作仅仅是从叙利亚文明中两个社区的角度来叙述事件发展的,而且,还因为这些有倾向性的描述也并不是原版作品。自《旧约》最古老的版本问世那一天起,犹太人的宗教经历了许多变化,在日积月累之中,这些变化已成为革命性的。《旧约》被一版再版地校定着,以适应这样一种理论,即宗教中发生的变化并非别出心裁,而是对原始信仰与实践的复归。 因此,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这部文献对犹太人、以色列人本身以及其邻国人民(这一点更是不容置疑的)的叙述并不真实。通过仔细考察犹太人权威著作的“内部证据”,并将它与数量虽不大,却随考古学发掘的进展而仍有增长的证据相对照,也只能部分地修正这一叙述。对于那些已经消亡了的社区来讲,这个依然存在,而且垄断了叙述这一段故事权力(虽然故事本身的内容很值得争议)的社区,自然占有不可动摇的优势,因为那些已消亡了的社区没有能留下与之相抗衡的关于同一段历史的只言片语。如果能够找到腓尼基人和菲利士人留下的文献,无疑它们必然会与犹太人的文献大相径庭。 我们现有的这些文献坚持的几个观点,连当初在叙利亚定居以及在那之后的以色列人和犹太人也难以接受。今天,也只有犹太教的正统信徒和它的两个女儿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信徒才会坚持这些观点。第一个观点认为,犹太人的神极耶和华不仅存在,而且是一尊真神;第二个观点认为,耶和华选中以色列人作为他的特殊意义上的子民,他通过与以色列人订立一个或一系列契约而确认了这一选择。而以色列人及其祖先自亚伯拉罕时代(也许是公元前18世纪)起,便一直单一信奉耶和华了。虽然直到摩西时代(也许是公元前13世纪)耶和华才把自己的姓名昭示给他们。 如果一个历史学家不是犹太教或其任何一种派生宗教的正统信徒,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用这些观点来解释叙利亚文明史或人类与宇宙的历史。不过,非正统派的历史学家也要将《旧约》作为研究叙利亚文明史的主要资料来源。对这一阶段历史的叙述,不论是正统派的,还是非正统派的,都会引起争议。这是最不幸的一点,因为叙利亚历史的这一阶段将对几乎占人类半数的人群的历史产生深刻的影响。 对于这段将由非正统派历史学家讲述的叙利亚文明史来说,这一段防止误解的说明是个必不可少的前言,因为他不能接受传统的正统观念,他必须尽量客观地观察事件的进程,他还要试着在不进行争论的情况下做出他自己的描述。
波斯................... 波斯是众多古代文明中发展程度较高的民族,它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帝国时代2所跨越的年代中,波斯文明只是到了公元三世纪才开始兴盛起来的,这并非是ES曲解了波斯的历史,事实上帝国时代中的波斯还包括了波斯帝国(公元三世纪开始)的前身。 从三世纪开始,这一文明才以波斯帝国的名号出现于历史舞台,直至公元十七世纪。在此之前的几个世纪,这片土地曾经被许多发源于地中海区域的势力所统治,但最终还是成为了一个独立王国,恢复了属于本民族的自由与荣耀,并发展成为一个横跨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的帝国。现在的伊朗、伊拉克和阿富汗都曾经属于当年古波斯帝国的版图。然而接连不断的战争削弱了波斯帝国的实力,为了夺取叙利亚、土耳其、巴勒斯坦、以色列、埃及和整个阿拉伯半岛的控制权,与强大的罗马帝国交战了数年。直到公元364年,罗马人才和波斯人签订了一份和平条约。 后来,当罗马帝国分裂之后,波斯人将他们令人生畏的军事力量又投入到一系列新的战争中。他们的新敌人就是东罗马帝国的继承者:拜占庭王朝(Byzantine)。波斯人开始从拜占庭的边境地区-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土耳其,发动了持续不断的猛攻。波斯人在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终于在公元619年来临了。波斯帝国完全征服了整个埃及地区和高加索山脉。公元626年,波斯人在对拜占庭首都的围攻战中,以惨败而告终。拜占庭人趁机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开始入侵波斯帝国的领土。多年来的无休争战,事实上已经为这两个原本实力强大的文明敲响了丧钟。公元628年,在双方都已精疲力竭之际,统治者们终于同意签订了迟来以久的和平条约。在这之后,被战争极大削弱的波斯帝国被来自东方的穆斯林军团攻占了。 公元651年,穆斯林势力在短短十年内征服了波斯帝国并完全占有了波斯帝国的领土。这个新的伊斯兰王国被称作-伊朗(Iran)。然而这一片热土仿佛永远无法实现和平,在此后的数百年中,不断有新的侵略者出现。首先是塞尔柱人(Seljuks),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祖先,征服了伊朗全境。接踵而来的,是恐怖的蒙古(Mongol)军团,再后来则是土库曼人(Turkomans)。 新的曙光直到公元16世纪才出现。与1300年前的古波斯人一样,伊朗人最终收复了自己的领土。 ��波斯这个词已被用了数个世纪,主要是西方,用来指明南伊朗的一片地区从前以“Persis”和“Parsa”闻名。这两个词是指公元前1000年左右移居这个地区的印欧游牧民族的名字,最后他们被亚述人和迦勒底人所取代。最早提及“Parsa”发生在公元前844年亚述国王沙拉漫尼撒3世的史料中。赛勒斯二世(公元前559-529),美索不达米亚一系列统治者的后裔,是个宽大和被崇敬的君主,并且被古波斯人称为他们的父亲(后来的亲子关系测试表明他是他们“所有”人的副请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在公元前550年一次成功的反抗阿卡米力斯领主的斗争和继承了米堤亚王国后,赛勒斯巩固了他在伊朗高地的统治并向西延伸到了小亚细亚。在公元前539年10月,巴比伦,古时代伟大的城市,被他的波斯军队攻下。 在赛勒斯的继承人死后,一个将军,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2-486),同时也是阿卡米力斯家族的王子,镇压了很多次反叛和其他挑战者后登上了王座。大流士模仿赛勒斯成为一个很有个性和充满活力的统治者,并且他拥有一个让人很容易记住的名字。为了巩固他的位置,大流士在Parsa建立了新的首都,希腊人称为波斯波利斯(“波斯的城市”)并且扩充了他的私人卫队的级别——万人近卫军。即使大流士所做的所有出色的事都抛开不谈,他对波斯所做的贡献是最伟大的地方。在他统治下,政治和法律的改革使这地区获得新生,并且很多出色的计划被实行以促进贸易和商业的发展。货币铸造、重量和量度被标准化并且建立了新的陆地和海上路线。大流士也继续扩展这个帝国,东部的战役巩固了由赛勒斯获得的利益并将广大的印度次大陆北部变为了波斯控制的省份之一。向西的扩展从大约公元前516年开始,大流士开始在小亚细亚沿海岸攻打希腊的殖民地。 薛西斯(公元前486-465),大流士一世的儿子和继承人,决定继续波斯在西面的征服,并且以公元前480年的“希腊征服之旅”而闻名,那是一场以发生在塞莫皮莱、萨拉密斯和布拉底的战斗而出名的战役。虽然成功的与埃及讲和并镇压了巴比伦的起义,希腊的城邦却最后保持了一致行动并击败了薛西斯,标志者波斯帝国衰落的开始。由于他的自尊在失败后刺激了他,薛西斯决定引退。在他最后的几年里,他把从贸易和税收里获得的庞大财产全部花费在了建造巨大的建筑物上,但大多数都未能完成。薛西斯的死是波斯影响力的最终转折点,他的一些继承者偶然才显现的活力和能力实在太罕见,无力阻止最终的崩溃,波斯波利斯最后在公元前330年四月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在亚历山大死后的权利争斗中,色流斯一世成功的夺到了亚历山大帝国下的波斯领土。但是统一很短暂,印度地区爆发起义并且色流斯的王国分裂成为帕提亚和巴克特里亚两个敌对国家。在伊斯兰教的出现和6世纪阿拉伯人征服伊朗之后波斯文明的最后遗迹消失了。自《世界文明》
燕云十六州................ 燕云十六州又称「幽蓟十六州」。其地为:幽州(即燕州,今北京一部分)、蓟州(今河北蓟县)、瀛州(今河北河间县)、莫州(今河北任丘北)、涿州(今河北涿县)、檀州(今北京密云县)、顺州(今北京顺义县)、新州(今河北涿鹿县)、妫州(今河北怀来县东南)、儒州(今北京延庆县)、武州(今河北宣化)、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寰州(今山西朔县东北)、朔州(今山西朔县)、蔚州(今河北蔚县西南)。它们是中原的屏障,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后晋石敬瑭割弃燕云十六州予契丹,为契丹、女真等南下,提供了便利条件。
晋商会馆文化............... 一、晋商会馆的产生与发展会馆是同乡人在异地建立的一种社会组织。有人说:中国最早的会馆可上溯到明朝永乐年间。最初的会馆,主要为客籍异地乡人的聚会场所。山西人在异地建立会馆,最早的始于明朝隆万时代。据《藤荫杂记》卷六《东城》载:“尚书贾公,治第崇文门外东偏,作客舍以馆曲沃之人,回乔山书院,又割宅南为三晋会馆,且先于都第有燕劳之馆,慈仁寺有饯别之亭。此贾公为贾仁元,字西池,山西万泉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曾任兵部左侍郎,协理京营戍政,克经筵官。贾氏任京官时宅第在崇文门外,曾辟宅南为三晋会馆。当时的会馆规模较小其功能主要是在京的晋籍士人聚会场所。明代实施开中法以来,晋商以“极临边境”地理优势,捷足先登,渐成为明代最有势力的商人群体。京师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晋商为活动方便而设会馆于京师。《晋冀会馆碑记》记述了原初设会馆之起因:“历来服官者、贸易者、往来奔走者不知凡几,而会馆之设,顾独缺焉。……虽向来积有公会,而祀神究无专祠,且朔望吉旦群聚类处,不可无以联其情而冷其意也。议于布巷之东蒋家胡同,购得房院一所,悉毁而更新之,以为邑人会馆”(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晋商会馆创始最早年代,约明中后期。山西平遥颜料商建立的颜料会馆,清乾隆六年《建修戏台罩棚碑记》称“我行先辈,立业都门,崇祀梅、葛二仙翁,香火攸长,自明代以至国朝百有余年矣”。按清乾隆六年(1741)上溯百有余年,当为明代万历后期天启初年。又《临襄馆山右馆财神庵三公地重修建筑落成记碑》载:“吾乡自前明,即有山右会馆。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重修临汾东馆记》载:“临汾为山右平阳首邑,其立馆于京师也,自前明始”(以上均见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碑刻选编》)。可见,晋商至迟在明代中后期已在北京设立会馆了。 入清以后,晋商设立的会馆有了蓬勃发展,大体上前后在京师设会馆有40处以上,与此同时,在国内名商埠集镇也先后设立了晋商会馆。这些会馆的设立,首先与当地商业、经济的发展与交通有着很大关系。以河南南阳赊旗镇山陕会馆为例来说,这里在明代尚是裕州(今方城县)兴隆店,也就是一个过路小店。在明代的河南地图上还无“赊旗店”。在清代的河南图幅上,才标出赊旗店。也就是从清代,赊旗镇才有所发展。原来赊旗店地处汉水交流的唐河上游,潘、赵二水环绕如带,由镇东北与西南流过,后二水合流,向南入唐河,唐河继续南流入湖北襄阳(今襄樊),最终汇入汉水,直通汉口;而北经万城、平顶山,可直达洛阳、开封,于是清代的赊旗店逐渐成为一个四通八达的水陆要冲,为两湖、江西、福建、安徽、河南、河北、山西、陕西九省通衢,也是北京通往云贵驿道的中间站,于是山陕等省商人纷纷到此建房设店,流寓定居,使赊旗舟楫车马,热闹非凡。粮食、棉花、食盐、布匹、煤炭、竹木、茶叶、桐油、生漆、药材、曲酒等各种物资汇集此镇贸易、储存、转运,形成一个物资贸易中心。当时仅从事南北货物过往成交的过载行就有48家,故有“拉不完的赊旗店,填不满的北舞渡(位于赊旗镇东北的一个水运码头)”之说,赊旗店迅速发展为“北走汴路,南船北马,总集百货”的繁华巨镇。而在赊旗店最活跃、最有势力的商人就是山西商人。他们最早来到赊旗店从事茶叶、绸缎、刺绣、木材、食盐、布匹等商品的南北转运,其中茶叶为晋商经营的最大宗商品。请人衷干《茶市杂咏》载:“清初茶叶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此处“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就是指由江西河口(今铅山县)运至河南赊旗店,再由此北运关外。山西茶商采买福建武夷山或湖南、湖北等地茶叶后,由水陆两路运抵汉口,由汉水至襄阳,转唐河北上达赊旗店,再改陆路,由马匹驮运北上过平顶山、洛阳,渡黄河,入山西,经晋城、长治、祁县,到太原、大同,再经张家口或归化(呼和浩特),用骆驼,穿越戈壁沙漠,运至库伦(乌兰巴托)、恰克图与俄蒙商进行贸易。赊旗店正是这条“茶叶商路”上的一个重要中转站。于是,山西商人为了适应贸易的需要,首先在赊旗店创建了晋商会馆。由上可见,晋商会馆在各城镇商埠的建立,是经商活动的需要。
蒙古族衰微及其经济文化............... 早在元代中期,各民族人民的反元起义就已不断发生,此起彼伏。元顺帝妥欢贴睦尔继位(1333)后,由于吏治败坏,贪污成风,加上水旱灾害,频年不绝,各地穷苦农民纷纷揭竿起义。1351年(元至正十一年),以韩林儿、刘福通为首的红巾军,树起反元旗帜。义军成员,最初大都是白莲教徒,先据颍州(今安徽省阜阳县),不久又占领毫州(今安徽省毫县)、项城(今河南省项城县南)、朱皋(今河南省固始县北)、罗山(今河南省罗山县)等地,由3000余人发展至10万人。此后不久,徐寿辉、陈友谅、郭子兴、方国珍、张士诚等,也分别于各地起兵响应,并逐步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斗争。蒙古统治集团虽屡次派兵镇压,但农民起义的烽火却愈燃愈炽,使元军受到沉重打击。 1360年(至正二十年),以朱元璋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夺取应天(今南京市),势力迅速发展。接着,又相继吞并其余农民武装,于1368年(至正二十八年)在应天建立政权,史称“明朝”。同年,即派徐达、常遇春北取中原,会师大都(今北京市)。时元军因在各地屡为义军所败,而统治阶级内部又不团结,妥欢贴睦尔四面楚歌,被迫逃奔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西北上都河北岸),史称“北元”。
历史上山西窄轨铁路之成因...................... 谈到山西窄轨铁路之成因,人们往往与阎锡山的闭关自守政策联系在一起,认为阎为永久称霸山西、抵制省外势力长驱直入,达到进可攻、退可守之目的,才修了正太(河北正定石家庄到太原的铁路,现名石太线)和同蒲(大同到蒲州的风陵渡,现风陵渡划归芮城)铁路,两条铁路都是窄轨。 事实上,两路修筑窄轨与阎氏封闭闭关政策无关。 正太路是山西修筑最早的一条铁路。全长243公里,其中在山西境内170.7公里。1898年俄国华俄道胜银行取得承修路的权益,在山西各阶层人民的抵制下,俄人一直未得实现。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沙俄政府立即指使华俄道胜银行派代表璞科等于1902年来华,并通知清政府“已派工程师即来晋开筑”。清政府要该行上海分行就近与督办芦汉铁路大臣盛宣怀接洽,于同年10月签订《正太铁路借款详细合同》,重新取得曾被山西人民抵制的正太铁路承办特权。这时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在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后,瓜分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形势下,俄国取得了筑路权。 华俄道胜银行原系俄法合资金融企业,当时,俄国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合同订立后不久,银行托词“银行办,名实不符”,私授法国银行公司承办。于是转手让给法国银行公司,采用法国型一米的窄轨,盛宣怀多次与法人交涉,力求采用1.435米的宽轨,但因中国尚处无权无钱贫弱的半殖民地地位,只好听人摆布,使正太路修成了窄轨。 《正太铁路借款详细合同》签订于1902年,阎锡山才19岁,正考入太原武备学堂学习。显然,与正太窄轨铁路毫无关系。 同蒲铁路全长862.7公里,以太原为中心分为南北同蒲,是纵贯全省的南北交通大动脉,是继正大之后修筑的另一条铁路。正太开筑后,山西籍在京的翰林院庶吉士解英格、吏部主事李廷扬、湖南候补道刘笃敬等向山西巡抚张曾扬建议:由本省绅商招股自造同蒲铁路。张采纳此建议,奏清光绪皇帝批准,于1907年2月成立“山西同蒲铁路有限公司”。经过三年,仅在榆次到北腰村之间修路基7.5公里。终因辛亥革命爆发和筹资困难而停修。1913年同蒲路由“商办”改为“国办”,并入同成(大同——太原——风陵渡——西安——成都),也向法国人借款修筑。后因袁世凯将款用于内战,经过十年,只开始进行测路,没铺一轨。1927年,阎锡山提出由山西自筹修筑同蒲铁路的计划,先聘德国工程师穆兰·壬乃续为测量队长,花三年的间,对全线进行了测量。1930年因阎冯倒蒋的中原大战而停止。1931年,阎锡山由大连退回山西,重掌山西政权,再次决定修筑同蒲铁路。但在修筑宽、窄轨问题上,与南京国民政府对立。南京以铁道部名义提出采用1.435米标准轨的建议,阎则坚持采用像正太那样的窄轨。 阎为何要修筑窄轨呢? 第一、阻滞法国资本入晋。蒋介石1932年5月为建立一个北与京绥、南与陇海相接的铁路系统,与法国签订9000万法郎的材料借款,作为修建大(同)潼(关)铁路之用。但山西民间团体反对中央的这一筑路计划,弹劾铁路部长顾孟余的法国借款计划,坚持本省筹资修建计划,然而这样,又显资金不足,只好修筑窄轨。 第二、阎锡山修筑窄轨,主要还是从经济效益上着想的。1932年阎锡山提出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在经济上要“发展公营事业”,铁路也属于公营事业。要修路首先要考虑经济效益,两个测路工程师认为工程艰巨,费用浩大,建议修窄轨,阎分析研究,采用了建议,并于1933年3月专门编成《山西修筑窄轨铁路之理由》一书,阐明投资少。得利快之好处,并以此书上报铁道部,并保证“将来拆除窄轨,由铁道部改修宽轨”。在书中计算:如修货运量38公斤/米的宽轨,全线需投资9000万元。经调查,当时同蒲沿线货运量每年约4万吨/公里,连同客运段收入每年总计约350万元。如以正太铁路运量每年增加30%计算,除去利息支出,损益扣抵,50年内不但赚不了钱,累计还要亏损37亿4千3百万元。若修窄轨,20年内除收回全部投资外,还可盈利670万元,50年内可赚30亿6千3百万元。阎如此核算,坚定了他修窄轨的决心。 第三、为了尽快实现经济效益,实行修成一段,就先行营运。1934年5月,太原至介休段竣工,7月1日就正式营业,当年就运送旅客76万人,运货57万吨;第二年原平至临汾铺成,就运送旅客27.5万人,运货43.5万吨。1935年营业进款额为178.64万元,货运收入增加78.7%,纯盈利116.4万元,同时为了降低筑路费,还采用了兵工修路的方法,利用部队参加修路。这也是阎氏一招。 以上三方面原因综合交织,使善于精打细算的阎锡山,决定修同蒲铁路采用窄轨。自《山西近代史》
[转] 欧亚民族迁移的概述 白种人形成后以一个单一部落集团的形式分散居住在天山南北和拉姆河左右岸直到,至于推进是分次分批进行的,至于多少已难于考证了,至少3万年前,或于白种人形成不久,他们进到北非埃及欧洲等地,这些白种人,驱逐了原有的当地土著,就是黑人,可能没有越过阿尔卑斯山,他们可能也不是游牧部落,狩猎可能是他们的主要生产方式.在以后许多年,现在意义上的印欧人才开始迁徙,那个时节里他们是牧人,他们从天山南北两路出发,迁移的原因是黄帝集团的西进,黄帝集团的一支在祁连山与他们发生过激战,所有白种人集团瓦解,向北一只到科不多以北地带躲藏,后来一部分向西越过俄罗斯草原进入欧洲,他们是凯尔特人的祖先,特征是红色的头发.留在当地的叫做坚昆人,后来叫基尔基斯,溃逃的集团往南进入南疆,当时那里很多绿洲,他们在那里定居,往西到吐火炉以北,里海附近,建立城邦国家.在土库曼一带直到哈萨克草原,是他们以游牧方式存在的部落,也就是原部落集团的主要部分.这样中央大道就让开了,黄帝集团的一支沿着这个大道追击白种人集团,一直到波斯湾的尽头.他们没有再遇到雅利安人的集团,所以在那里修建城市定居下来.其中的一个城市叫乌尔,多年以后,有个叫亚伯兰的人西击向西迁移的雅利安人集团,到达阿兰地方,在那里他可能受阻失败然后向南迁徙到迦南地居住,受到同化,但是所有犹太人都是黄帝子孙,他们是为我们追击雅利安人受困在那里的,他们和雅利安是死敌.永世的死敌.东方,凯尔特人和雅利安人争夺中亚草原两败,凯尔特人远迁俄罗斯,波兰,捷克,德国,法国,.西班牙,英国,爱尔兰等地,排挤了当地人.雅利安在中亚受创,部落联盟再度瓦解.如狂风般的迁徙开始,先进入印度伊朗,后来伊朗的一只由小亚细亚进入巴尔干,再度挤压凯尔特人,占据德国北非,由中亚迁徙来的雅利安集团在俄罗斯草原和他们汇合,在诺夫哥罗德建立城邦定居,往北进入北欧,他们的进展是最惨烈的,经历的战斗也最多,所以他们的神话里多是全体毁灭的故事.在巴尔干,雅利安集团继续以牧猎的生活方式,存在,并且不断南迁,在2000纪,和1600纪两次大规模南迁希腊罗马建立各城邦国家,公元前1200年左右(或1400年)迁徙而来的阿开亚人和早迁徙而来的特洛伊人激战在特洛伊城,特洛伊毁灭,部分特洛伊人渡海远逃意大利,和当地人共同建立了拉丁姆王国,就是后来的拉丁集团.500年后出现了罗马. 凯尔特人和雅利安人不是一个民族,虽然他们都起源于一个古老的共同部落集团,但是他们在人种上(是古代人种,现在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已经和英国人同化.)他们的特征是凯尔特人是红头发占优势,雅利安人是黄头发占优势.巴斯克人,是最古老的欧洲居民,他们和所有雅利安和凯尔特人不同. 匈奴是个后来出现的民族,他们比狄人就是丁零部落(他们原来居住在黄河中游一带游牧,后来和中原发生战争而远徙,他们和商经常战争但也贸易,基本属于商文化圈范畴他们没有匈奴强大,但是迁徙一样的远,在商代他们就已经扩散到里海以北地区,而他们的路线是由中西伯利亚无人地区,他们是牧人更是强盗,他们是突厥人的祖先,和匈奴有渊源,有共同祖先)晚到草原,匈奴人讲古突厥语,人种上属于黄种人,他们征服坚昆丁零并且和特们结盟.并且和西域个城邦经常联系,任用官员由秦制,不以匈奴人为限,广录贤才,所以在他们统治集团里有白种人特征,但这在他们民族里微乎其微,他们基本上属于战国时候的戎狄.就是半拉中原人.文化上属于周文化圈.即华夏文化圈. 斯拉夫人里有突厥血统,如俄罗斯人。南欧的保加利亚人是南部斯拉夫人与突厥种保加尔人混合而成;罗马尼亚人是古罗马人与当地人结合的后裔;南欧的民族基本上与阿拉伯人通婚,面相与中欧北欧不同;匈牙利是匈奴后裔与西来的马扎尔人结合而成,其中马扎尔人占了多数,逐渐同化了匈奴人;突厥种是个典型的杂种种族,如亚洲的乌兹别克人就是突厥与蒙古的混血,乌兹别克人看上去既象白种人,又象黄种人。
李香兰-山口淑子........ 山口淑子,中文名字为李香兰,是一位有着传奇经历的女子,记者久闻其名:中国人收养的日本少女,上世纪40年代以一曲《夜来香》红遍中国大江南北、“东亚第一影星”、促进日中友好的使者……在日本外国新闻中心协助下,岁末的一个下午,我在日本国会附近的记者俱乐部采访了这位传奇女性。 一身淡蓝色衣裙,一条深色彩巾,满头黑发,步履轻快,面对眼前这位“昔日的李香兰”,让我难以相信她已有84岁高龄,匆匆流逝的岁月似乎没有在她的脸上留下印记。 由于山口淑子有过记者经历,谈话很自然地从这个话题开始。山口淑子说她最喜欢的职业就是新闻记者,也很喜欢记者俱乐部的气氛。尽管距1946年离开中国已有半个多世纪,但她仍“乡音未改”,采访过程中不时冒出几句标准的北京话,令人感到亲切。多年的从政经历,又使她在谦和中多了一份庄重。 八十四岁的李香兰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
汉代的西域........尼雅(精绝国与精绝州) 《史记·大宛列传》是用汉语文写成的第一部较为详尽的有关“西域”(塔里木盆地)的史书。这部书根据的是公元前2世纪(公元前138年~公元前119年?)西汉使者张骞出使中亚(西域)获得的情报,但是侧重于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地区。(或者那些关于塔里木盆地的信息,当司马迁编写《大宛列传》时,为了主题的需要,都删略了。) 汉朝的勇士张骞从西汉都城长安出发,与一个有着非汉族血统的名叫甘父的人一道,“出陇西,经匈奴”,前往天山西侧的大宛国(中亚费尔干纳盆地)执行使命;他们行走的路线,大致是沿着“河西走廊”这条自古以来中原与西域沟通的交通线。这个地区直至“盐泽”——罗布泊东岸,当时被匈奴人控制着。 张骞和甘父被匈奴人捕捉,十余年后,他们找到了逃脱的机会,尚不忘记他们的使命。向西,便进入塔里木盆地了。他们了解到了罗布泊的一些情况,这个巨型的湖泊因为是咸水湖,被称作“盐泽”;在湖岸上有称作楼兰、姑师的部族生活着,他们建筑了城市。这大概是当时盆地生活的一般状况。此外,他们还了解到位置在现在和田一带的叫做“于阗”的绿洲国家: “于阗以西,河水向西方流去,注入西海;于阗以东,河水向东流,注入盐泽。盐泽在地下潜行,向南即成为黄河的源头。” 后一个说法是个误传。罗布泊的湖水并不曾在地下潜流,转成为黄河的源泉。这已经为现代的地理学发现证实了。不过,他们还未发现这座湖的游移性。就在这部书中,记录了一个准确的信息,即于阗一带的昆仑山中盛产玉石;到了唐代的史书中,更是记载了于阗国“有玉河,国人夜视月光盛处必得美玉”的佳话。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崇敬玉石的国度,与塔里木盆地“南道”那些盛产玉石的绿洲之间的贸易,逐渐地变成了一种文化传统。在敦煌以西建立的“玉门关”,就是因为这种玉石贸易而出名的。就这样,“丝绸之路”也被人从这个角度上称作为“玉石之路”了…… 到了张骞以后的两个世纪,东汉的历史作家班固开始编纂西汉时的历史。在这部历史著作中,有关敦煌以西地区的历史被称作为《西域传》。顺便说一句,这种体例称得上是个“创意”,以后几乎历朝编纂的史书都沿用了下来。总的说来,到班固编纂《汉书·西域传》的时候,有关塔里木盆地的知识或信息就有点丰富了。 “西域从孝武皇帝(即汉武帝)时得以开通,本有三十六国,后来分成五十多个国家,都在匈奴以西、乌孙以南。南北都有大山,中央有河流,东西方向长六千余里,南北向宽一千余里。东面与汉邻接,有玉门、阳关关口;西限到达葱岭(即帕米尔高原)。它的南山向东绵延到金城(兰州),与汉朝的南山相连接。这里的河水有两个源头:一个是葱岭,另一个从于阗流出。于阗位于南山之下,它的河水向北方流去,与葱岭起源的河水汇合,向东方注入蒲昌海,也就是盐泽。蒲昌海距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湖水静止不变,冬夏不增减,人人都以为湖水在地下潜流,向南从积石一带流出,变成了黄河。” 此处所说的西域诸“国”,是一种沿着河水定居的绿洲城邦,或者是移动放牧的部族(“行国”),人数往往只有几千到数万。其首领被《汉书》称作“王”。这些称呼是不能按现代的观念来对照的。关于这些沙漠绿洲城邦的详细一点的情况,在史书里一般都被忽略了。这样一来,也就为考古学研究以及历史想象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从玉门、阳关西出进入西域的道路有两条:从鄯善(今若羌一带)沿着南部山地的北麓,向西行到达莎车,称作“南道”;这条道向西越过葱岭可以到达大月氏和安息(今中亚阿姆河上游以及伊朗高原北部一带)。从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西部交河一带)沿北部天山西行,顺河到达疏勒(喀什),称作“北道”;北道向西越过葱岭可到达大宛、康居、奄蔡(今天在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到哈萨克斯坦一带)。
汉代的西域........尼雅(精绝国与精绝州) 《史记·大宛列传》是用汉语文写成的第一部较为详尽的有关“西域”(塔里木盆地)的史书。这部书根据的是公元前2世纪(公元前138年~公元前119年?)西汉使者张骞出使中亚(西域)获得的情报,但是侧重于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地区。(或者那些关于塔里木盆地的信息,当司马迁编写《大宛列传》时,为了主题的需要,都删略了。) 汉朝的勇士张骞从西汉都城长安出发,与一个有着非汉族血统的名叫甘父的人一道,“出陇西,经匈奴”,前往天山西侧的大宛国(中亚费尔干纳盆地)执行使命;他们行走的路线,大致是沿着“河西走廊”这条自古以来中原与西域沟通的交通线。这个地区直至“盐泽”——罗布泊东岸,当时被匈奴人控制着。 张骞和甘父被匈奴人捕捉,十余年后,他们找到了逃脱的机会,尚不忘记他们的使命。向西,便进入塔里木盆地了。他们了解到了罗布泊的一些情况,这个巨型的湖泊因为是咸水湖,被称作“盐泽”;在湖岸上有称作楼兰、姑师的部族生活着,他们建筑了城市。这大概是当时盆地生活的一般状况。此外,他们还了解到位置在现在和田一带的叫做“于阗”的绿洲国家: “于阗以西,河水向西方流去,注入西海;于阗以东,河水向东流,注入盐泽。盐泽在地下潜行,向南即成为黄河的源头。” 后一个说法是个误传。罗布泊的湖水并不曾在地下潜流,转成为黄河的源泉。这已经为现代的地理学发现证实了。不过,他们还未发现这座湖的游移性。就在这部书中,记录了一个准确的信息,即于阗一带的昆仑山中盛产玉石;到了唐代的史书中,更是记载了于阗国“有玉河,国人夜视月光盛处必得美玉”的佳话。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崇敬玉石的国度,与塔里木盆地“南道”那些盛产玉石的绿洲之间的贸易,逐渐地变成了一种文化传统。在敦煌以西建立的“玉门关”,就是因为这种玉石贸易而出名的。就这样,“丝绸之路”也被人从这个角度上称作为“玉石之路”了…… 到了张骞以后的两个世纪,东汉的历史作家班固开始编纂西汉时的历史。在这部历史著作中,有关敦煌以西地区的历史被称作为《西域传》。顺便说一句,这种体例称得上是个“创意”,以后几乎历朝编纂的史书都沿用了下来。总的说来,到班固编纂《汉书·西域传》的时候,有关塔里木盆地的知识或信息就有点丰富了。 “西域从孝武皇帝(即汉武帝)时得以开通,本有三十六国,后来分成五十多个国家,都在匈奴以西、乌孙以南。南北都有大山,中央有河流,东西方向长六千余里,南北向宽一千余里。东面与汉邻接,有玉门、阳关关口;西限到达葱岭(即帕米尔高原)。它的南山向东绵延到金城(兰州),与汉朝的南山相连接。这里的河水有两个源头:一个是葱岭,另一个从于阗流出。于阗位于南山之下,它的河水向北方流去,与葱岭起源的河水汇合,向东方注入蒲昌海,也就是盐泽。蒲昌海距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湖水静止不变,冬夏不增减,人人都以为湖水在地下潜流,向南从积石一带流出,变成了黄河。” 此处所说的西域诸“国”,是一种沿着河水定居的绿洲城邦,或者是移动放牧的部族(“行国”),人数往往只有几千到数万。其首领被《汉书》称作“王”。这些称呼是不能按现代的观念来对照的。关于这些沙漠绿洲城邦的详细一点的情况,在史书里一般都被忽略了。这样一来,也就为考古学研究以及历史想象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从玉门、阳关西出进入西域的道路有两条:从鄯善(今若羌一带)沿着南部山地的北麓,向西行到达莎车,称作“南道”;这条道向西越过葱岭可以到达大月氏和安息(今中亚阿姆河上游以及伊朗高原北部一带)。从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西部交河一带)沿北部天山西行,顺河到达疏勒(喀什),称作“北道”;北道向西越过葱岭可到达大宛、康居、奄蔡(今天在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到哈萨克斯坦一带)。
中国古代的旅行考察事业............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上,或因政治的、或因宗教的、或因经济的目的,经河西走廊到达中亚、南亚各国访问考察,或取海路越南海远航到印度洋沿岸各国访问考察的,不乏其人。其中以汉代的张骞(前175?-前114)、晋代的法显、唐代的玄奘(602-664①)、明代的郑和、徐霞客等五人在旅行考察中所取得的成就最为卓著。 汉代张骞的三次出使 张骞,陕西汉中成固(今城固)人。他受汉武帝的派遣,曾经三次出使。第一次是在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从长安出发,到达中亚的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境内的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大夏(阿富汗北部)、大月氏(阿姆河流域和它迤西一带)等国,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回国,前后历十三年。第二次是在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从西蜀的犍为(今四川宜宾)出发,试图经云南、贵州探寻前往身毒(yuándu,今印度)的捷径,但是没有成功。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第三次出使,到达乌孙(今伊犁河、楚河、巴尔喀什湖、伊塞克湖一带)、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身毒、安息(在伊朗高原)、于阗(今新疆和田)、扦弥(今新疆于田)等国。张骞以及他的分遣队,先后到了当时中亚、西亚、西南亚的一些国家。 张骞两次出使中亚各国的意义是重大的。在他出使成功以后,经由河西走廊通往中亚的大道更加畅通,成为著名的“丝绸之路”。两汉以及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这“丝绸之路”,不断地向中亚、西亚、西南亚各国派遣使节,这些国家的使节也频频来华;商贾更是沿着张骞开辟的道路,络绎不绝地往返于中国和中亚各国之间。这就促进了东西方各国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推动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张骞出使旅行的地理意义也是十分重大的。他把沿途亲身经过的和传闻中的国家,如:大宛、乌孙、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奄蔡、条支(今伊朗、伊拉克境)等十几个国家的人口、乒力、物产、交通以及这些国家彼此之间的距离,都一一加以详尽的介绍。这是我国古代有关中亚各国经济地理最早的描述。途中,他对自然地理情况也有认真的考察,发现于阗以西的河流都向西流入西海(今咸海),于阗以东的河流都流入蒲昌海(令罗布泊)。对身毒、条支等国的气候也有扼要的描述。张骞说:印度的气候卑湿暑热;条支国靠近地中海,气候炎热,多稻田。这些记载都是正确的。张骞在开阔中国人民的地理视野、丰富中国人民的地理知识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张骞的第二次出使,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是他这次出使的地理意义还是值得重视的。他根据第一次出使的时候在大夏看见邛竹杖、蜀布这一件事,作出十分大胆却是颇为合理的推测,认为从四川应该有条经过印度通往阿富汗的捷径。在这个信念驱使下。张骞进行了第二次出使:虽然只到了昆明,但是通过这次旅行,得知在四川南面千里之外有一个叫滇越(今缅甸)的国家。同时,通 过张骞的考察,进一步了解了四川西南部、云南、贵州一带地方的情况,这为后来开拓这一带地方,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晋代法显的南亚之行 法显,晋平阳郡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是晋代的高僧。普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他以六十多岁的高龄,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穿越葱岭(帕米尔),遍历北、西、中和东印度,以后又下南印度,乘船经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渡南海、东海,于义熙八年(公元412年)在山东半岛的峙山地区登陆,回到阔别十三年的祖国。回国后,他根据亲身历经三十多国的所见所闻,写成《佛国记》(也称《法显传》、《佛游天竺记》、《历游天竺记传》)这部在文学和地一学上都具重要意义的杰作。 《佛国记》全书九千多字。它以精练的文辞,生动地记述中亚和印度的宗教经典、风土人情、山川形势、经济生活等情况。它不但使我们了解了汉晋时期东西方商业和文化交通的几条主要路线,而且也提供了法显当年所见印度阿育王建立的石柱,以及石柱上所刻的敕文和雕刻艺术,它是我们研究阿育王时代极其珍贵的资料。
华夏民族 略谈客家民系与客家方言的形成......... 客家是汉民族的一个重要民系,是中国历史上极富特色的移民运动的产物。由于战乱或灾荒等种种原因,客家先民和客家人在历史上曾先后经历五次较大规模的南迁运动。在客家民系形成之前就有过"秦开五岭"和中原汉人的两次南迁。 秦灭六国以后,为进一步扩张,秦始皇派屠睢、任嚣等统率50万大军,越过五岭,平定百越,建立了桂林、象、南海三郡。在平定南越之前,负责秦军"转饷"的御史临史禄,开凿了沟通湘江与漓江,全长达30公里的"灵渠",从而开通了岭南的水路,使军粮能自北源源南运,为平越立下大功。史禄后裔史定,曾侨南越揭阳令,家于揭阳。他?quot;武帝元鼎六年闻汉兵至降,封为安道侯"。梅县秦汉时无独立县名,属南海郡揭阳县,故《光绪嘉应州志》把史定列为梅县历史上最早的县官。由此可以推知,史禄等一批秦戍卒移民有的并末北返,他们的后裔在秦亡后滞留岭南(包括粤东地区),在"与越杂处"过程中,多数成为广府民系,但有少数则可演变为客家先民。 中原汉人第一次南迁是由西晋末的五胡之乱至唐初,为避战乱而大举南下,有的迁到湖北、河南南部及安徽、江西一带;有的沿长江南北岸,迁入赣江上下游。 第二次南迁是唐末受黄巢事变影响,客家先民由第一次南迁旧居,再迁至安微南部、江西东南、福建西南以及广东东北边界。 上述的"秦开五岭"及中原汉人的两次南迁运动,进入闽粤赣三角地区的客家先民毕竟不多,较少先民居其地的各系人群(如畲、瑶等族)尚处于劣势,故无法保持自身的特性而成为一种新兴的民系。 根据梅州各性氏的族谱、家谱考查,其定居于本地的开基祖,多在宋末至明初迁来。一些志书也有所记载。如《光绪嘉应州志》说:"今之土著(即客家人),多来自元末明初。"《五华县志》说:"客家系在北宋末年始迁入长乐,明初渐多"。《石窟一征》说:"吾乡巨姓大族,皆元、明时始迁者多"。上述记载,反映出中原汉人因受金人南下,元人入主等影响,作了第三次大规模南迁运动,大批人由第二次南迁的旧居涌入广东的东部和北部。至此,闽粤赣三角地区便汇集了大量的中原汉人(或说客家先民),他们凭籍人多势众和先进的文化以及较高的社会生产力,挤走或融化了原居此地的畲、瑶等族,最后占有整个闽粤赣三角区,在此区域内有30多个纯客住县,使之成为客家人的大本营。在这里,他们既保留了中原文化的主流特证,又融合了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精华,从而形成具有"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心理文化特?quot;的新的独特群体——客家民系。 客家方言是与客家民系同步形成的,也即是说,客家方言亦形成于宋末至明初这一时期。其形成的时间,可从宋、元、明的音韵学著作,如《广韵》、《中原音韵》、《洪武正韵》等上得到佐证。其形成的空间,则离不开闽粤赣三角区的范围,因这个区域在地理上具有相对封闭性,客家语言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外来语言的渗透影响。虽在客居地吸收了些畲、瑶等族的语言成份,但仍保持了中原汉语的主体性。而客家先民原迁出地的中原地区,由于屡遭外族入侵,各族间频繁交融,致使中原汉语受到巨大的混化,它与客家先民南迁时带来的古汉语的差异愈来愈大,因此,在唐宋以后,当汉民族共同语从古代汉语演变为近代汉语时,客家语言仍基本保存了古代汉语系统,而最终成为有别于汉民族共同语的独立的客家方言。 晚清著名改革家、诗人黄遵宪对客家方言亦曾作过有趣的考证,他说:"此客人者,来自河、洛,由闽入粤,传世三十,历年七百,而守其语言不少变。有《方言》、《尔雅》之字,训诂家失其意义,而客人犹识古义者,有沈约、刘渊之韵,词章家识其音,而客人犹存古音者。乃至市井诟谇之声,儿女噢咻之语,考其由来,无不可笔之于书。余闻之陈兰甫先生,谓客人语言,证之周德清《中原音韵》,无不合"。 周德清的《中原音韵》作于元代,其声母系统和发音方法与客家方言基本上是一致的,例如:《中原音韵》里的"武、无、务、维、末、晚、万、望"等字的声母为[v],与客家方言相同。"将、尖"等字的声母为[ts];"齐、钱"等字的声母为[ts'];"须、先"等字的声母为[S];"姜、坚"等字的声母为[K];"奇、牵"等字的声母为[K']"我、傲、仰、业"等字的声母为[η]或[η],以上这些都与客家方言相同。至于韵母方面,《中原音韵》的"江、阳、唐"与"东、冬、钟"都是三韵合而为一,与客家方言相同。再以宋代的《广韵》来看,有[-P-t-K]入声韵尾和[-M-n-η]鼻音韵尾,上述这些都与客家方言无异。
西域诸族与柔然............ 第一节西域诸族 一、月氏西迁 月氏是我国古代民族之一。公元前2世纪中叶,分为大月氏和小月氏两支。大月氏逐步西迁,前往中亚阿姆河流域;小月氏仍留在甘肃省河西与青海省湟中一带。 早在商代,《伊尹朝献商书》中即已提及月氏。在《逸周书·王会解》中作禹氏,并云当时分布于周朝的正北方。《穆天子传》中作禹知,《山海经·海内东经》作月支。 《史记正义》引万震《南州志》说大月氏“人民赤白色”,似属于欧罗巴人种。研究中亚历史的学者普遍认为月氏的语言属印欧语系,说一种塞克语或东伊朗方言。据古希腊斯特拉波《地理学》记载,从希腊人手中夺取阿姆河以南巴克特里亚的是西徐亚(斯基泰)游牧民中的阿西伊和吐火罗等部落。巴克特里亚即《史记·大宛列传》中的大夏,被西迁的大月氏人征服。所以,许多西方历史学家认为阿西伊和(或)吐火罗就是大月氏。 秦、汉之际,月氏分布在敦煌和祁连山之间,包括后来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县)、肃州(今甘肃省酒泉市)、瓜州(今甘肃省安西县)、沙州(今甘肃省敦煌市)等地。 月氏是游牧民族,《史记》云:“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从有关月氏西迁以后的记载中,可以想见其传统的畜牧业在西迁前已具备一定基础。据三国康泰的《吴时外国传》记载: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为人众,大秦为宝众,月氏为马众。东晋郭璞《山海经注》云:月氏国多好马;有大尾羊,即羬羊。《元中记》则十分夸张地形容大月氏“日及”牛的健壮说:今日取其肉,明日疮愈。 月氏原在匈奴之西,曾与匈奴多次发生冲突。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蒙恬北击匈奴。当时,月氏比匈奴强大。匈奴头曼单于遣太子冒顿至月氏作质子。头曼为了诱使月氏杀死冒顿,以便自己另立小儿子为太子,曾突然袭击月氏。前209年冒顿杀父自立为单于。约在前206年匈奴大破东胡以后,冒顿又向西击走月氏。时大部分月氏人从今甘肃省西部,进入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部。前176年(汉文帝四年),冒顿单于致书汉文帝,告已派右贤王至西方寻找月氏,并予以击破;于是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26国均归附匈奴。当时乌孙尚在河西走廊西北部,楼兰在今新疆东部罗布泊至若羌一带,呼揭在阿尔泰山至斋桑泊之间。月氏则更向西撤,大概己抵达准噶尔盆地。公元前174年,匈奴老上单于继位。又西击月氏,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酒之器。月氏继续西迁至今伊犁河流域,进攻当地塞人,塞王率部南逃。此后,大月氏在伊犁河流域停留了10多年。这是月氏西迁的第一阶段,当时仍在中国疆域范围之内。 早先,大月氏尚在祁连、敦煌一带游牧时,曾攻杀乌孙王难兜靡。乌孙新生王子猎骄靡被匈奴单于收养。长大后,在匈奴帮助下,重新统领乌孙部众。在老上单于死(前161年)前不久,猎骄靡为报杀父之仇,率部西进,攻破大月氏。从此,乌孙留居伊犁河流域。大月氏则经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南下击败大夏(即位于阿姆河上游一带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大夏降附于大月氏。大月氏建王廷于妫水(今阿姆河)北。这是月氏西迁的第二阶段,从此离开中国,立国于中亚。 后来,汉武帝准备联合月氏,东西夹击匈奴,于前139年(汉建元二年)派张骞出使大月氏进行联络。张骞在途中被匈奴俘获,扣留了10余年,前128年(汉元朔元年)才到达大月氏。当时,早先被匈奴所杀的月氏王之夫人为王。她既君临大夏,当地富饶安乐,离汉朝又遥远,因此不再考虑对匈奴进行报复。张骞不得要领而归。张骞出使虽未完成主要任务,但大月氏之行,开通了前往西域的道路。加强了中原王朝同西北各民族的联系,为中国同中亚和西亚各国的友好往来奠定了基础,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的。 约于公元1世纪上半叶,大月氏的贵霜翕侯创立贵霜王国,2世纪初成为横跨中亚和印度半岛西北部的大国。公元3世纪王国分裂,直到5世纪才亡于嚈哒。在它存在的数百年间,曾多次与中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中国历史上盛行的佛教,最初就是在东汉时由大月氏贵霜王国传入的。
宋元时期的杵臼和盏........... 中华民族好茶,嗜茶的习俗历史久远,尽管过去的食茶方式与现在的饮茶习惯差异较大,但是都离不开揉碾茶叶这最基本的工序,宋元时期以杵臼为制茶的主要工具。笔者的这组青白釉瓷制杵臼(图1)是宋元时期景德镇窑生产的制茶揉碾工具,这种釉色也称宋白瓷,景德镇窑较为普遍。由于这组杵臼工具较完整,器皿大,还是很难得,值得收藏的。杵的高度有14厘米,内空,柄端部直径5厘米,中端缩腰,适合把握使用。杵的头部是加工茶叶的,直径8厘米,底面较平,无釉,整体观察似一只花瓶造型。臼高6厘米,直径21厘米,唇口沿内收,整体似钵。 图2是一件蓝釉瓷臼,通体肥厚的蓝釉,胎体厚重,是景德镇窑元代典型的蓝釉器皿。这种釉色元代产品中较为少见,可惜缺少杵。当时杵是瓷制还是木制,不得而知。这件蓝釉臼高为9厘米,直径18厘米,唇口沿内收,鼓腹,厚平底。以上两件宋元时期的瓷制工具,反映出当时在选择制茶的杵臼工具上还是比较讲究的。瓷制的杵臼优于陶制的、石制的或者是金属制品。其坚硬、耐磨、卫生,但有冲击过大或者使用不当而造成破碎的缺陷,而这种缺陷又恰恰能消除和克制住碾揉制茶人的浮躁心情,努力做到缓碾细揉,修身养性。宋元时期饮茶的器皿多数用盏,也称茶盏,当时社会上“斗茶”风盛行。黑釉盏最宜试茶色,需求量也最大,茶盏以建窑为最,还有吉州窑及其他窑的黑釉器。福建建阳县水吉镇的建窑黑釉盏,也称建盏,或称天目釉盏,北宋供奉宫廷使用而闻名,有的釉色品种尤为珍贵。建盏窑变的品种除兔毫釉比较常见,油滴釉、银星釉均属罕见。这类黑釉窑变日本人称之为“天目”,视为“国宝”。自《中国瓷器》
玛雅文化所使用的卓尔金历法.......... 从前古典期开始,玛雅人与墨西哥中部高地的人们就分享着一套文明体系,历法、天文、数学等知识成就以玛雅地区最为卓越不凡,不但超越了美洲大陆上其他印第安民族,甚至远远超越了其自身的生产力。 事实上,时间是玛雅人宇宙观的核心,所有的装饰、浮雕和雕像,无一不同某具体日期直接相关。所有的玛雅建筑都是石头做的一个巨大日历的一部分。 库库尔坎(Kukulkan)金字塔高约30米,四周各由91级台阶环绕,加起来一共364阶,再加上塔顶的羽蛇神庙,共有365阶,刚好象征了一个太阳年中的365个日子。而这座古老建筑的几何设计和方位,足以媲美瑞士钟表的精确校准,创造出一种既玄妙又充满戏剧性的效果:每年春分和秋分两天的日落时分,北面一组台阶的边墙会在阳光照射下形成弯弯曲曲七段等腰三角形,连同底部雕刻的蛇头,宛若一条巨蟒从塔顶向大地游动,象征着羽蛇神在春分时苏醒,爬出庙宇,秋分日又回去。每一次,这个幻像持续整整3小时22分,分秒不差。 学者们发现,玛雅人的历法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历法,他们的历法体系由3种历法构成,即神历、太阳历和长纪年历。 神历亦称卓尔金历,每年260天,由20个神明图像和1到13的数字,不断组合循环,就像中国的天干地支不断搭配组合,得到260种组合图标,代表260天。 太阳历是根据天文测算而来的。一年分18个月,每个月20天,另加5天作为禁忌日,这样全年就是365天。精于星象观测的玛雅人经过长期观察、周密计算,将一年的长度修正为365.242129天,这同今天科学测定的绝对年长365.242198天的数值,相差不足千分之一! 奇妙的是,当神历年轮回了73圈后,便刚好和周转了52圈的太阳年回到同一个标记上,由此形成一个52年的大周期,使得玛雅人深信历史会一再地重演。而那一天就是玛雅人最盛大的节日,不仅要倾情庆祝,而且所有的宗教建筑都要重建。考古学家在发掘玛雅的金字塔时,一再地在金字塔的内部发现更古老的金字塔神庙;就好像是一个石头砌的大葱头,剥了一层又一层,每两层之间相隔都是52年。 长纪年历极适于推算悠远漫长的历史刻度,建立在极其发达的数学思维之上。玛雅人有一个被称为“人类头脑最光辉的产物”的数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最先进的是“0”这个符号的使用,它的发明与使用比亚非古文明中最早使用“0”的印度还要早一些,比欧洲人大约早了800年。 用这个计算系统来纪年,玛雅人可以准确无误地记下几千万年中的每一个日子。考古学家根据16世纪西班牙入侵玛雅的时间,再依照碑文上记录此事的计数单位往回推算,发现玛雅纪年的元年竟为公元前3114年8月13日! 玛雅人非常重视这套复杂而精细的历法,他们在许多纪念碑和神庙的石刻铭文中对此都有记述,仅存的3部玛雅抄本亦然。正因为有这样详细的编年记录,才使我们对玛雅历史的了解比对美洲其他民族的要深入得多。 在以千万年为单位推算的无尽循环的漫漫历史长河中,玛雅人认识到生与死都如同朝露,这种强烈的沧桑感是玛雅世界观的精髓,使他们的艺术作品中充满了对时间无限循环的颂扬和对人生短暂、世事沧桑的感慨。 (以上内容属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详情请见中国国家地理2001.7期.)
入主中原—鲜卑篇........ 鲜卑是发源于中国东北的一个古老民族,在中国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鲜卑属东胡系,居于鲜卑山,因此得名。近年来,考古学、历史地理学与民族史研究,颇以为鲜卑山即大兴安岭山脉。鲜卑部落集团,可能先秦时已活动于大兴安岭山脉中部与北部,而兴起则晚于乌桓,其名始显于东汉初年。或又以鲜卑为春秋及春秋以前的山戎。语言与乌恒相同。属东胡语(古蒙古语)的分支。 秦汉之际,匈奴冒顿灭东胡,乌桓、鲜卑并受匈奴役属。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元狩四年,霍去病两次击败匈奴左贤王,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5郡塞外,原分布在鲜卑山的鲜卑劣随之南迁至乌桓人故地饶乐水(今西拉木伦河)流域,而分布在大鲜卑山(大兴安岭北段)的鲜卑拓跋部远祖不久也南迁至大泽(呼伦贝尔草原)。东汉初,乌桓由5郡塞外内迁,鲜卑也随之自饶乐水一带南迁至5郡塞外。东汉和帝永元三年(91),北匈奴被汉朝与乌孙、丁零、乌桓、鲜卑等族击败被迫西迁,于是鲜卑大规模成扇形南迁与西迁,进至匈奴故地,留居故地的匈奴余众10余万落,亦自号鲜卑。当汉桓帝在位时(147~167),鲜卑首领檀石槐(?~181)建庭于高柳北弹汗山组成诸部军事行政联合体,分为东、中、西三部,各置大人率领。檀石槐任用汉人,制定法律,由汉地输入铁器,促进了鲜卑社会的发展。以其军事力量,东败扶余,西击乌孙,北拒丁零,南扰汉边。檀石槐死后,诸部联合瓦解,有步度根,轲比能等首领,稍能号令各拥所部,附属汉魏。 鲜卑南迁与西迁后,复与匈奴。丁零、乌桓、汉人等混血而形成许多新的部族。晋与十六国时期,鲜卑中的慕客氏、宇文氏、段氏、乞伏氏和拓跋氏(秃发氏展甘青间,实与拓跋同源,同音异译),都曾与汉人及其他民族中的统治阶级结成雄据一方的政治势力,而慕容氏曾建立前燕、后燕、西燕、南燕,乞伏氏曾建立西秦,秃发氏曾建立南凉等割据政权。拓跋氏先建立代国,后终于统一北部中国,成为南北朝时强大的北魏王朝,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之后,鲜卑化的汉人高氏,与鲜卑宇文氏分别建立北齐、北周。另有出自慕容氏的吐谷浑,自辽西迁至陇上,在羌人地区形成吐谷浑部,鲜卑贵族居统治地位,而被统治者为羌人(见羌)诸部,直到唐代初叶才被吐蕃所灭。 晋与十六国以及南北朝时期,各民族在互相交往与斗争中而自然同化。尤其北魏(386~534)在统一中国北部过程中和统治148年的年代里,尽量吸收中原汉人先进文化,使鲜卑贵族与汉人名门大姓结合,并吸收到统治集团之中。而孝文帝时的一系列改革,使鲜卑人进一步封建化,北魏制度也完全中央集权化。同时鲜卑人将许多有益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在其改革过程中,与中原固有制度相结合,形成了一些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制度,如北魏均田制、北周府兵制,均为隋、唐两朝所承袭。隋唐以来,鲜卑已不再作为政治实体和民族实体存在,但他们的后裔却在这两个朝代居于重要地位。隋唐的建国者杨、李二家即是鲜卑化的汉人,而他们的母、妻又是汉化的鲜卑人。至于两朝的达官显宦有很多鲜卑人--位至宰相的就有20余人,其他如尚书、侍郎,地方上的都督、刺史,更不胜枚举。这不仅表明了这时北方与中原的民族融合的深度,也显示了鲜卑人在社会重要性方面的广度,如隋代筑造学家宇文恺,《切韵》作者陆法言,唐初权相长孙无忌,中唐诗人元稹,直至金末元初文学家元好问等,都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 自《中国边疆史及建立强大政权的少数民族简史》
北地雄风—东胡篇......... 东胡,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强盛一时的北方民族,因居匈奴(胡)以东而得名。春秋战国以来,南邻燕国,后为燕将秦开所破,迁于今西辽河的上游老哈河、西拉木伦河流域。燕筑长城以防其侵袭。秦末,东胡强盛,其首领曾向匈奴要求名马、阏氏和土地,后为匈奴冒顿单于击败。退居乌桓山的一支称为乌桓;退居鲜卑山的一支称鲜卑。” 东胡是中国东北部的古老游牧民族。东胡是一个部落联盟,包括了当时族属相同而名号不一的大小部落。早在商代(约公元前十六-十一世纪),就有东胡的活动记载。据《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在春秋战国时,主要活动在当时燕国(在今北京一带)的北部和东北部,也就是今西辽河的上游老哈河、西拉木伦河流域。 东胡从有史记载以来,一直是一个强大的部落,和中原的燕国和赵国的接触比较频繁。东胡曾打败过燕国,燕国的东北从上谷(今河北怀来县一带)至辽东一带,经常遭受东胡的侵扰。东胡和赵国也是战事频繁。匈奴刚刚兴起时,也受东胡的敲诈勒索。燕国曾大败过东胡,使东胡向后退却一千余里。燕国便从今河北怀来直到辽宁的辽阳一带修筑了长城,以防东胡。并设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用以防御东胡的南下。赵国的大将李牧在击败匈奴的同时,又一次战败东胡。 匈奴的冒顿单于刚即位时,东胡恃强向匈奴索要宝马、美女,冒顿单于采用麻痹敌人的做法,对东胡的要求一一满足。冒顿单于趁东胡王轻敌之际,向东胡发动进攻,大破东胡。从此东胡部落联盟瓦解,东胡各部成为匈奴的种族奴隶。当然,东胡各族并未就此消亡,如后来退居乌桓山的乌桓族和退居鲜卑山的鲜卑族,就是东胡主要的部落集团。 东胡族系包括的部落和民族很多:如东胡、乌桓、鲜卑以及由鲜卑分化出的慕容、宇文、段部、拓跋、乞伏、秃发、吐谷浑各部,此外还有柔然、库莫奚、契丹、室韦、蒙古。 柔然出自于鲜卑,《魏书》卷一O三《蠕蠕传》中记载:“蠕蠕(即柔然),东胡之苗裔也。”。库莫奚和契丹也是出于鲜卑,库莫奚,《魏书》卷一OO《库莫奚传》说它是“其先,东部鲜卑宇文之别种”,契丹原先与库莫奚、宇文两个部落一起游牧后从鲜卑分离出去,自号“契丹”,游牧于潢水(今西拉木仑河)及土河(今老哈河)流域一带。室韦,《北史》卷九四《室韦传》载:“室韦,盖契丹之类,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为失韦(室韦)”。“蒙古”一词最早见于《旧唐书》卷一九九《室韦传》,传中称它为“蒙兀室韦”,是居于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南岸的一个部落,是室韦部落联盟的一个成员。《辽史》中所载的契丹语和蒙古语差不多,清末著名蒙古史学者沈曾植,经过用鲜卑语和蒙古语相比较之后,说“蒙古语与鲜卑语相去无几”,从地域上看,鲜卑起源于今额尔古纳河东南的大鲜卑山,而后来的室韦的活动地区也在额尔古纳河这一带,可见鲜卑、契丹、室韦、蒙古都是属于东胡这一族系的。 考古人员在东北地区老哈河流域发现过不少东胡的遗址。从出土的随葬物和兵器等物件来看,多为青铜制品,说明了东胡处于青铜文化时代,其中出土的双侧曲刃青铜短剑,与中原地区铜制形制完全不同,它具有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据认为是具有典型特征的东胡早期遗物,另外,从辽宁朝阳十二台子出土的铜饰具和人面形铜饰牌,也被认为是具有典型特征的东胡早期遗物。1958年在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南山根出土一批铜器,其中最具特征的青铜短剑,双侧曲刃的特点虽仍然保存,但有的刃部已成直线型,而匈奴的剑,刃部一般都是直线型的,这说明东胡早期文化逐渐受到匈奴文化影响。从出土的动物骨骼有猪、狗、羊、马、鹿、兔等来看,说明当时东胡的畜牧业很发达,而且还兼狩猎;从出土的农业工具有石锄、石铲等来看,说明当时的农业也有所发展,但在社会经济中未必占有重要的地位。从东胡活动地区出土的战国时代各国的货币来看,说明东胡与中原的经济联系较多。 东胡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后来大漠南北的很多民族都使用它,如现在的蒙古族语言,它就源自东胡语言。自《中国边疆史及建立强大政权的少数民族简史》
亚洲国家历史 第一波斯帝国........ 第一波斯帝国(约公元前550-前330年) 亚述的军国主义,尤其在其最凶恶的最后阶段(公元前745-前605年),对它所有的牺牲者,甚至包括亚述人本身来说,都是一场浩劫,它对欧亚太平原游牧民族的蹂躏更是雪上加霜。亚述帝国崩溃的直接后果就是使黎凡特地区处于政治上的四分五裂、不得安宁的状态中。波斯帝国的缔造者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内(大约公元前550-前525年)轻而易举地将黎凡特地区从政治上统一起来,为这块饱经磨难的地区实现它急需的和平与秩序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波斯帝国给黎凡特地区带来了它渴望之极的休养生息的机会。比起亚述人来,波斯人的征服战争不那么残暴,对于广大被征服地区的行政管理也不那么富有压迫性。与亚述人不同,波斯人在行使主权时,宁愿使人们最低限度地感到他们的存在。他们给现存的地方政权以行政自由。波斯省督的作用只是监督而非取代地方政权的工作。最为重要的是,波斯人使大家感到他们尊重、保护其臣民的宗教信仰——这项开明的政策的确换来了对波斯人统治的承认。只有下述极为罕见的、令人沮丧的情况除外,即当一个已俯首称臣的社区被宗教纷争所分裂,而波斯当权者又很难在其中保持中立之际。 如果考虑到大流士一世和至少地的直接继任者薛西斯在其铭文中显示出,他们已经接受了与琐罗亚斯德教类似的宗教,波斯帝国政府对外族宗教所持的宽容态度就更值得称道,更显得与众不同了,因为琐罗亚斯德教的真谛是战斗性,而非宽容。琐罗亚斯德以这种精神摒弃了讲伊朗语诸民族的传统宗教,用一种新家教取而代之。琐罗亚斯德认为他的使命是传播对一个善良之神——光明之神阿胡拉·玛兹达的信仰。他对光明之神的信仰是忠贞不二的。我们不知道大流士一世和薛西斯对琐罗亚斯德教的信仰究竟有多深,他们也并未公开声称自己是琐罗亚斯德的信徒,他们甚至没有提到过他的名字。那位先知大约比大流士一世要早出生一个世纪,他的传教地区似乎是在讲伊朗语诸民族定居的东北地区(今日的呼罗珊、苏联的中亚地区和阿富汗、乌兹别克地区)。 居鲁士二世已将这一地区并入了波斯帝国,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39年以后。当公元前522年,大流士暗杀了真的或僭称的斯梅尔迪斯并取而代之时,大流士的父亲正在呼罗珊(帕提亚)省督任上。也许到了公元前539年之后,阿契美尼斯家族的大流士支系尚未完全皈依琐罗亚斯德教。我们不知道,在这一阶段,波斯人、米底人和阿契美尼斯家族是否皈依了一种形式更淡泊的琐罗亚斯德教。显然,大流士一世也并非是麻葛的教友。麻葛是米底人祖传的祭司阶层,他们最终接过了琐罗亚斯德教,不过,他们所采用的形式恐怕连该教的创始人也未必能够接受。 波斯帝王们的宗教自由化、政治自由化政策使波斯政权与叙利亚各民族的关系融洽起来。叙利亚各民族曾顽强不屈地先后反对过亚述和巴比伦的征服者。在腓尼基人、撒马利亚人和犹太人眼中,波斯人简直就是大救星。 腓尼基人被并入波斯帝国之后,腓尼基商人获得了一个巨大的内陆贸易区,同时,在地中海上,在与其商业竞争对手希腊人的斗争中,他们也争取到了波斯的支援。与腓尼基人一样,亚洲希腊人也成了波斯的子民,不过,是不驯顺的子民;而叙利亚的腓尼基人却帮了波斯人的大忙,并得到其青睐。3个叙利亚腓尼基城邦国家阿腊杜斯、提尔和西顿,被授予小型地方自治王国的地位。腓尼基人并不打算背叛波斯人,因而,波斯人不必担心殖民地中的腓尼基城邦会介入叙利亚事务。波斯人并不想把利比亚的腓尼基人和叙利亚的腓尼基人并入他们的帝国,相反在公元前6世纪末叶,他们与迦太基人订立了反希腊协定,当时殖民地中的腓尼基人城邦在迦太基的领导之下组成了一个统一阵线。 巴比伦尼亚的犹太人社区是波斯人的天然盟友,因为这些离乡背井的犹太人从未饶恕过曾放逐他们的巴比伦人。他们组成了亲波斯人的少数派,在多数居民均采取不合作态度的巴比伦尼亚,这个少数派对波斯人尤为可贵。尽管居鲁士二世出于策略的考虑,通过“与巴尔携起手来”,表示他愿意尊重巴比伦人的民族自尊心,但仍然无济于事。居鲁士二也允许所有希望离开的犹太人返回在犹太的故园,并重建他们在耶路撒冷的神庙。在埃克巴塔纳(今称哈马丹)的档案中,可以查到居鲁士二世的敕令,这一敕令继而又受到大流士一世的进一步确认。要么是阿尔塔薛西斯一世在公元前445年,要么是阿尔塔薛西斯二世在公元前384年,曾允许其巴比伦犹太管家尼希米暂时离开首都苏萨,他负有前往犹太重新为耶路撒冷城设防的使命。大流士一世和阿尔塔薛西斯都曾为在他们授权下犹太人重建耶路撒冷公共工程而批准过预算和建材。
亚洲国家历史 粟特.............. Sogdiana。即索格狄亚那。位于阿姆河、锡尔河之间,以泽拉夫尚河、卡什卡河流域为中心的地区(今苏联塔吉克与乌兹别克境内)。古波斯文写作Suguda,Sugda,汉文译作粟弋、属繇、苏薤、粟特等。梵文作Surika,中古波斯文作Sulik,汉译作□利、速利、苏哩等。“粟特”一词,一说来自共同伊朗语的词根,意为“闪耀”、“燃烧”;一说在塔吉克-波斯语词汇中意为“聚水洼地”。隋唐时代所谓昭武九姓大多在这一地区。当地居民称之为粟特人。操粟特语。 公元前第1千纪前半叶粟特地区就有居民定居。公元前6~前4世纪粟特是波斯帝国的一部分,与帕提亚帝国、古代花拉子模、阿瑞亚一起组成帝国的一省。公元前329~前328年,粟特人奋起反抗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见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中亚)。公元前323年塞琉西王国统治粟特(见塞琉西王国统治下的中亚)。公元前255年左右,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建立,其势力也向北伸入粟特。公元前139~前129年间,大月氏西迁,过大宛,占据阿姆河以北,不久又渡阿姆河征服大夏。康居五小王也曾控制粟特与花拉子模地区。公元1~3世纪贵霜帝国兴起后控制粟特。3世纪以后,贵霜衰落。萨珊王朝沙普尔一世曾远征达到塔什干地区。至4世纪60、70年代□哒人占领粟特。6世纪60年代,萨珊波斯、突厥联盟灭□哒后,粟特归突厥。7世纪中叶,唐灭西突厥,遂于粟特设置羁縻府州。7世纪下半叶到8世纪上半叶,粟特逐步被阿拉伯人所征服(见阿拉伯帝国征服中亚)。10~11世纪,粟特地区的文化优势终被突厥-伊斯兰文化所取代。 经济生活绿洲地区有发达的灌溉农业,产麦、黍、稷、棉,多出良马、驼、驴、□牛、羊;另有葡萄、金桃等水果,盛产葡萄酒。粟特矿产有黄金、硇沙、五色盐。手工业产品有锁子甲、弓、盾牌、长剑、矛等兵器,水晶杯、玛瑙瓶及各种珠宝制品,毛、棉、丝织品与丝棉混合纺织品。中国造纸术西传后,撒马尔罕纸很有名。粟特地处欧亚陆上交通枢纽,粟特人利用这一有利条件,积极从事贸易活动。东至中国,南至印度,西至波斯、拜占廷,东北至蒙古,凡利所在,无不至。内部贸易也有发展,发行大量钱币,仿制萨珊波斯式的银币和中国式的圆形方孔铜钱。粟特人在突厥、回鹘等游牧国家的内政外交、贸易铸币、宗教传播、文字创制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5~8世纪粟特的城市迅速发展。它们一般有城堡,围以城墙的沙赫里斯坦(内城),作为商业、手工业区的拉巴特(外城),以及郊外大墓地。城市建筑的主要材料是泥砖和木材。宫殿、神庙、贵族的大建筑物常高二、三层楼,饰以壁画和粘土、木头或雪花石膏的雕塑。 文化艺术粟特绘画的主题是多样化的,有史诗故事、祭祀仪式、民间传说、动物寓言叙事诗、宴饮场面等。画面色彩鲜明,线条优雅。比较著名的如片治肯特的女竖琴师图、阿弗拉西亚布的迎娶公主图,瓦拉赫沙的妖魔斗象图都很有特色(见彩图粟特壁画(苏联塔吉克出土))。粟特人能歌善舞,乐器以琵琶为著名,康国乐、安国乐、胡旋舞、柘枝舞在唐代曾风行一时。粟特地区多种宗教并存。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推拜火教(祆教)。粟特的拜火教渗进了当地的偶像崇拜,因而与波斯国教拜火教有很大不同。佛教与其他印度宗教在粟特人生活中亦有影响。基督教聂斯脱利派(景教)。摩尼教也同时存在。
亚洲国家历史 布哈拉汗国.......... 16世纪初至1920年存在于中亚河中地区的封建国家。亦称布哈拉埃米尔国。19世纪初,其疆域除泽拉夫尚和卡什卡河流域的基本领土外,还包括今土库曼、塔吉克和阿富汗部分地区,以及锡尔河北岸土耳其斯坦城及其附近一带。首都本在撒马尔罕,16世纪30年代后迁至布哈拉。主要居民为乌兹别克人,次为塔吉克人。19世纪时,人口约250~300万。居民从事农业、牧业,灌溉工程较为发达。 汗国保有浓厚的宗法氏族制度的残余。伊斯兰教逊尼派势力很大。第一个王朝是昔班尼王朝。昔班尼汗死后,国家濒于崩溃。1512年,他的侄子乌拜杜拉汗在吉日杜万战役中打败伊朗和巴布尔的军队,恢复和巩固乌兹别克人在河中地区的统治。该王朝的另一个著名统治者阿卜杜拉汗二世,重新征服呼罗珊和花拉子模,并侵入哈萨克草原腹地。阿卜杜拉汗二世统治时是布哈拉汗国的极盛时期。阿卜杜拉汗二世死后,国内大乱,呼罗珊等地复失。1599年,赞尼王朝(阿斯特拉罕王朝)开始统治布哈拉汗国。该朝伊玛目库里汗在位时,政治经济相对稳定和繁荣。其后乌兹别克氏族势力日渐强大,王族内讧加剧,印度莫卧儿王朝和希瓦□国也频繁入侵。苏布罕库里(1680~1702在位)在对外战争和平定内乱方面取得一定成就,但未能制止分裂和衰落的趋势。18世纪头几十年,危机四起。1740年,伊朗纳迪尔沙入侵,阿布勒哈兹□(1711~1747在位)投降,1747年遇害。1753年,大臣穆罕默德·拉希姆篡位。曼格特王朝的第三个统治者沙穆拉德(1785~1800在位)采用埃米尔称号,他兴建的灌溉工程和在财政、行政等方面的改革,加强了布哈拉的中央政权。埃米尔纳斯鲁拉(1827~1860在位)无情地打击乌兹别克封建贵族的势力,力图称霸河中,他和他的继承人穆扎法尔(1860~1885在位)对浩罕的军事干涉给俄国入侵提供了方便。1868年汗国沦为俄国附庸(见俄国征服中亚)。1920年9月,当地人民和苏俄红军推翻曼格特王朝,建立布哈拉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布哈拉汗国灭亡。 16~17世纪时,布哈拉汗国工商业发达,纺织品、陶器、纸张等远销国外。文化传统得到保存和发展。这时新建的许多清真寺和穆斯林神学院(如撒马尔罕的希尔达尔伊斯兰经学院)可与帖木儿王朝的建筑物媲美。文学、史学等盛极一时,绘画、书法等也达到很高艺术水平。18世纪,由于长期战乱等原因,经济文化普遍衰落。19世纪,经济有较大发展,文化生活也有所恢复。
亚洲国家历史 巴赫马尼王国........ 亦译巴曼王朝。中世纪南印度德干北部最大的独立的伊斯兰教地区王国。其版图北起文迪亚山,南至通加巴德拉河,西临阿拉伯海,东部一度达到孟加拉湾。首都为古尔伯加。14世纪德里苏丹国统治南印度的失败,导致南印度许多独立的地区王国的兴起。除德干南部维贾亚纳加尔王国外,德干北部的巴赫马尼王国最大。1347年图格鲁克王朝的德干省长哈桑·甘古据德瓦吉里独立,自称是波斯皇族巴赫马尼家族的后裔,建立巴赫马尼苏丹王国,迁都古尔伯加。国家管理体制与德里苏丹国家相同,征收田赋机关是主要行政部门。全国分为古尔伯加、道拉塔巴德、比达尔、贝拉尔四省。省长有很大权力,地方分权、割据倾向的发展最后导致巴赫马尼王国的分裂。 巴赫马尼王国的历史有两个特点:对外与南面劲敌维贾亚纳加尔王国为争夺富饶的赖丘尔河间地区及戈尔孔达,进行过长期的互有胜负的战争;在国内,统治阶级内部又有守旧派德干贵族与改革派外来贵族集团争夺权力的长期派系斗争。穆罕默德三世重用外来派穆罕默德·加万为首相,实行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省长权力的改革,因而激起德干派忌恨,使派系冲突达到顶点。1481年加万被处死,德干派控制朝政,苏丹权力削弱,各地省长权力扩大。长期对外战争及统治阶级的内部残杀给人民带来巨大损害,社会矛盾十分尖锐。1469~1472年,在比达尔居住过的俄国旅行家A.尼吉丁在其《三海旅行记》中述及:巴赫马尼王国贵族奢侈阔绰,乡下人极为穷困。 巴赫马尼王国是北印度穆斯林文化向南印度传播的桥梁。王国由于大量吸收波斯和阿拉伯有朝气的移民,对后来南印度穆斯林文化的发生产生过强烈影响。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巴赫马尼王国分裂为5个伊斯兰教小邦:阿马德纳伽尔、比贾普尔、戈尔孔达、贝拉尔和比达尔。1526年巴赫马尼王国大臣阿密尔·巴里德推翻苏丹自立为王。在比达尔建立巴里德王朝。五国经常联合对抗维贾亚纳加尔王国。16世纪中叶先后为莫卧儿王朝所灭。
亚洲国家历史 德里苏丹国........ 1206~1526年突厥-阿富□军事贵族统治北印度的伊斯兰教区域性封建国家的统称。以其建都德里得名。 德里苏丹国的兴衰1206年,阿富□廓尔王朝统治德里的总督库特布-乌德-丁·艾巴克自立为统治印度的苏丹,定都德里,标志着德里苏丹国统治印度的开始(见彩图德里库特布尖塔(建于1195~1205年))。其后的320年间经历了彼此没有家族关系、甚至没有种族关系的5个王朝、32个苏丹的统治。5个王朝是:奴隶王朝(1206~1290)、卡尔吉王朝(1290~1320)、图格鲁克王朝(1320~1414)、赛义德王朝(1414~1451)、洛迪王朝(1451~1526)。比较重要的苏丹有:伊尔图特米什、吉亚斯-乌德-丁·巴尔班、阿拉-乌德-丁·卡尔吉、穆罕默德·伊本·图格鲁克、菲罗兹·图格鲁克。 卡尔吉王朝的苏丹阿拉-乌德-丁·卡尔吉是德里苏丹国统治印度时期最强大的穆斯林君主。他摆脱伊斯兰教神学家“乌莱马”的控制,整顿财政和行政,加强中央集权,建立47万人的精锐骑兵部队。对拉杰普特诸邦发动猛烈攻势,占领奇托尔、兰桑博尔、乌贾因,并打开了向德干扩张的道路。他为了维持庞大的军队,并保证士兵能依靠薪饷过活,对粮油盐布实行限价政策,严格管制市场。但结果却阻碍了商品流通,引起人民不满。图格鲁克王朝的苏丹穆罕默德·伊本·图格鲁克四次派大军远征南印度,领土扩大到科佛里河以南,行省增加到23个,使德里苏丹国家一度达到极盛时代。但是由于重税,滥发铜币,迁都德干的德瓦吉里以及控制德干的失败等原因,导致国库空虚,激起人民反抗,德干各省独立,从而动摇了德里苏丹国的统治基础。此后,由于南印度印度教地区维贾亚纳加尔王国的兴起和菲罗兹·图格鲁克削弱中央政府对地方封建主大贾吉尔达尔力量的控制,使德里苏丹国家逐渐走向衰落。1398年,帖木儿入侵印度并占领德里,给本已分裂的德里苏丹国家以致命打击。各省总督纷纷独立,赛义德王朝和洛迪王朝沦为仅统治德里及拉合尔地区的小邦。1526年第一次帕尼巴特战争,阿富□人失败,德里苏丹国为莫卧儿王朝所灭亡。 政治体制及统治政策德里苏丹国实行伊斯兰教国家的政教合一制度。苏丹遵循伊斯兰教神学家“乌莱马”所解释的伊斯兰教法典“沙里阿”进行统治。他既是国家元首,又是伊斯兰教最高教长,集君权和神权于一身。中央政府有36个部。中央政府的首席大臣“瓦齐尔”名义上掌管各部,实际上只管理财政。他与军事部总督、宗教和司法部大臣、机要秘书兼情报大臣成为苏丹国家的4根栋梁。此外,还建立了行省制的地方统治体系,由穆斯林地方军事贵族掌权。 德里苏丹国的统治阶级都是中亚来的伊斯兰教军事封建贵族,以突厥-阿富□人“四十大家族”为核心,他们占有大量的军事采邑土地“伊克塔”,并依靠中亚外族雇佣军为统治支柱。苏丹政权对印度教封建主及各阶层广大居民采取敌对、歧视、迫害等高压统治政策,尤其是强征人头税及强迫改宗伊斯兰教,刺激了印度教各阶层的民族感情和宗教情绪。人民起义和教派运动不断爆发,民族、宗教及阶级矛盾十分尖锐。 封建军事采邑制的出现德里苏丹统治印度时期,分封赏赐土地的规模更加扩大。苏丹将被征服的印度国土以“伊克塔”(军功田)和“瓦克夫”(清真寺教田)、“伊纳姆”(伊斯兰教阿訇的终身赐及田)的形式封赐给有军功的穆斯林军事封建贵族及清真寺和阿訇,作为他们的军事封建采邑领地和教产。这时期主要盛行“伊克塔”军事采邑制,领有“伊克塔”的封建主称为“伊克塔达尔”,最大的“伊克塔达尔”叫作“穆克蒂”,封地多达一省甚至数省。最初,伊克塔达尔对其封地的占有只能终其一生,死后必须归还苏丹,苏丹国家保有收回和更换封地的权利。14世纪后期,菲罗兹沙·图格鲁克承认伊克塔为军事贵族的世袭私有领地。伊克塔达尔并不经营自己的领地,而是通过村社组织向租佃土地的农民征收赋税。 苏丹政府没有全部没收臣服的印度教封建王公和土著酋长占有的土地,他们仍可支配自己的领地,并享有豁免田赋的特权。从14世纪开始,尤其是在被征服后保持半独立地位的拉杰普特地区,中小封建主占有的世袭领地称为“柴明达尔”领地(见柴明达尔制)。 农民向苏丹政府缴纳的田赋称为“卡拉吉”。旱田赋额占总产量的1/3~2/3,水田占2/3。随着村社内部封建剥削关系的发展,村社内无社员权利的农民或外来户还受到村社头人征收特别税的剥削。 农业、手工业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德里苏丹国兴建许多水利工程,普遍推广使用革新的波斯式水车及多种灌溉工具,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许多原来不毛之地例如赫尔沙-菲罗兹达巴德地区迅速成为鱼米之乡。农业中出现专门种植商品粮和棉花、蓝靛、甘蔗、香料、果蔬等经济作物的专业性产区。 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孟加拉、卡利库特、柯钦、古吉拉特、坎贝、拉合尔、木尔坦、德里、赫尔沙-菲罗兹达巴德等地的工商业和外贸中心的形成为重要标志。巨大的工商业城市中心之间发展着经常性的贸易联系。农民进城出售农产品,换取货币,以现金缴纳赋税。苏丹伊尔图特米什发行标准货币银坦卡,整个次大陆卷入货币交换关系之中,促进了印度区域性国内市场的形成。对外贸易输出的货物有棉花、棉布、细棉布、丝绸、胡椒、蔗糖、皮革、蓝靛等;输入的货物有波斯和阿拉伯的军马,中国的丝绸、瓷器等。拥有巨额货币资本的“班尼亚”商人种姓经营商业及进出口贸易,还向苏丹政府及士兵预付税款及饷银以包收田赋。 另外,皇家手工业工场规模很大,阿拉-乌德-丁·卡尔吉的大型作坊有17000名劳动者,穆罕默德·图格鲁克的一处作坊有4000名织造细棉布和锦缎的工匠,菲罗兹·图格鲁克的丝织和毛毯作坊,每年能分别完成60万及20万银坦卡的定货。
亚洲国家历史 帕拉王朝........... 8~12世纪统治印度孟加拉和比哈尔的王朝。首都华氏城。公元750年,哥帕拉创立帕拉王朝,结束孟加拉地区逾百年的混乱局面。他在那烂陀建筑一所寺院,还创立了许多宗教学校。770年,其子达尔玛帕拉即位,在位期间曾征服曲女城。在同普拉蒂哈拉人和拉喜特拉库塔人争夺北印度统治权的过程中,孟加拉和比哈尔地区一直处于帕拉王朝的直接统治下。帕拉王朝的权力曾一度扩展到北印度的大部分地区。德瓦帕拉在位期间(810~850),是该王朝的鼎盛时期。其疆域东起阿萨姆,西界克什米尔,南临文迪耶山,北至喜马拉雅山南麓。此间,首都迁往蒙吉尔。帕拉王朝开始在中南半岛一带具有较大影响。爪哇的赛伦德拉王朝曾向蒙吉尔派驻使节。德瓦帕拉之后,由于继位者的软弱和普拉蒂哈拉人的不断入侵,王朝一度衰落。玛希帕拉一世在位期间(988~1038),帕拉王朝再度复兴。1095年森那人在孟加拉西北地区立国。此后,森那王朝在孟加拉地区的影响逐渐扩大。1159~1179年间,森那王朝夺取孟加拉全境,帕拉王朝的势力仅限于比哈尔的中部和东部。1199年,伊斯兰教势力取代帕拉王朝在比哈尔的统治。王朝历十八代国王。 帕拉王朝统治时期是印度东部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之一。这个时期形成了孟加拉语和孟加拉语民族。帕拉诸王尊崇佛教密宗,大力弘扬佛教文化,使印度佛教得以在孟加拉地区偏安五百余年。著名佛教学府那烂陀寺和超戒寺等一直受到国家的保护和赞助。与佛教文化有关的雕刻、绘画和建筑艺术的发展也得到鼓励和重视。迪曼和维塔帕拉等人成为雕刻、绘画和青铜铸造的一代宗师。然而帕拉王朝的艺术品传世极少,只在中国西藏历史学家的著作中有所记述。在帕拉王朝统治时期,中印佛教文化交往也得到一定发展。孟加拉高僧阿底峡于1038年应邀赴西藏传播佛教文化,为西藏佛教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帕拉王朝注意发展农业,兴修很多大型水利灌溉工程。
爱尔兰历任总统......... 名字——————————上任日期——————离任日期————政党 总统委员会——————1937年12月29日——1938年06月25日———(临时) 1DouglasHyde————1938年06月25日——1945年06月24日———(所有政党推举) 2S.T.O'Kelly————1945年06月25日——1959年06月24日———爱尔兰共和党 3EamondeValera———1959年06月25日——1973年06月24日———爱尔兰共和党 4ErskineHamiltonChilders1973年06月25日—1974年11月17日——爱尔兰共和党 总统委员会——————1974年11月17日——1974年12月18日———(临时) 5CearbhallÓDálaigh—1974年12月19日——1976年10月22日———爱尔兰共和党 总统委员会——————1976年10月22日——1976年12月2日————(临时) 6PatrickHillery———1976年12月03日——1990年12月02日———爱尔兰共和党 7玛丽·罗宾逊————1990年12月03日——1997年09月12日————爱尔兰工党 总统委员会——————1997年09月12日——1997年11月10日————(临时) 8玛丽·麦卡利斯———1997年11月10日——现在————————爱尔兰共和党
法国总统列表....... ●第二共和国● 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第三共和国● 路易·阿道夫·梯也尔 玛丽·埃德姆·帕特里斯·莫里斯·德麦克马洪 弗朗索瓦·朱尔·皮埃尔·格雷维 玛丽·弗朗索瓦·萨迪·卡尔诺 让·保罗·皮埃尔·卡齐米尔-佩里埃 弗朗索瓦·费利克斯·富尔 欧内斯特·弗朗索瓦·埃米尔·卢贝特 克莱芒·阿尔芒·法利埃 雷蒙·尼古拉·朗德里·普安卡雷 保罗·欧仁·路易·德夏内尔 艾蒂安·亚历山大·米尔朗 皮埃尔·保罗·亨利·加斯东·杜梅尔格 约瑟夫·阿塔纳斯·保罗·杜梅 阿尔贝·弗朗索瓦·勒布伦 ●第四共和国● 樊尚·奥里奥尔 于勒·居斯塔夫·勒内·科蒂 ●第五共和国● 姓名出任总统时间 夏尔·安德烈·约瑟夫·玛丽·戴高乐1959年-1969年 乔治·让·雷蒙·蓬皮杜1969年-1974年 瓦莱里·玛丽·勒内·乔治·吉斯卡尔·德斯坦1974年-1981年 弗朗索瓦·密特朗1981年-1995年 雅克·希拉克1995年-
印度尼西亚历任总统............. 顺序中文名字英语名字就位时间离位时间 第一任苏加诺Sukarno1945年8月17日1967年3月12日 第二任苏哈托Suharto1967年3月12日1998年5月21日 第三任哈比比BaharuddinJusufHabibie1998年5月21日1999年10月20日 第四任瓦希德AbdulrahmanWahid1999年10月20日2001年7月23日 第五任梅加瓦蒂MegawatiSukarnoputri2001年7月23日2004年10月 第六任苏西洛SusiloBambangYudhoyono2004年10月
东汉官制......... 东汉的政治组织与西汉基本相同,而稍有损益。光武帝即位后,为紧缩开支而裁减官僚机构,减少官员名额,每年节省俸钱开支以亿万计。 东汉的中央政府,还是以三公九卿组织而成的。但在新皇帝即位之时,则以太傅或太尉录尚书事,总揽政务。光武躬政,以尚书台总领纪纲,职无不统。御史台也合并在少府下面。侍中在西汉本是加官,到东汉设立侍中寺,献帝时给事黄门也并入侍中寺,成为少府下面的一个机构。 西汉时,有太师、太傅、太保,称为上公,而东汉则仅有太傅一人,也称上公。《东汉会要·职官一》云:“太傅,上公一人。原注说:掌以善导,无常职。”光武帝以卓茂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户,赐几杖车马。此后,每当新皇帝即位,辄置太傅录尚书事,总揽朝政。录尚书事这一官称创始于西汉,武帝曾以张子孺为录尚书事。东汉时赵熹、邓彪、张禹、冯石、冯鲂、桓焉、赵浚等均任录尚书事,死即除其官。汉灵帝时,以陈蕃为太傅录尚书事,被杀后,又以胡广继任,这是例外。东汉末,董卓曾在长安自尊为太师,位在太傅之上,但死后即除其官称。太傅有属吏,据《汉官》记载有长史一人,秩千石,掾属24人,令史、御属22人。 上公之下是三公。东汉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光武帝初即位,置大司马,至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才改大司马为太尉。《后汉书·百官一》载:“太尉,公一人。原注曰:掌四方兵事功课,岁尽即奏其殿最(最,表示政绩优异,殿,表示政绩下等)而行赏罚。”凡国家有大事,即与司徒、司空共同商议。牟融、徐防均以太尉录尚书事,与太傅参决政事。这说明太尉除主兵政外,也兼管民政。太尉分领太常、卫尉、光录三卿。其属吏有长史一人,秩千石,总管各曹事务。诸曹掾、史、属24人。在诸曹中,西曹主府中官吏的任用;东曹主二千石的迁转和任用;户曹主管民户、祠祀、农桑;奏曹主管奏议;辞曹主管辞讼;法曹主管邮驿日程期限;尉曹主管卒徒转运事;贼曹主管盗贼;决曹主管刑法;兵曹主管兵事;金曹主管货币、盐铁;仓曹主管仓谷。此外,还有黄阁,主簿录省众事,为阁下诸吏之长。又有令史及御属23人,阁下令史掌管仪仗执事;记室令史掌管上章表报书记;门令史主管府门。其余令史掌管各曹文书。 光武即位,初置大司徒,《汉官仪》说:“王莽时,议以汉无司徒官,故定三公之号曰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即位,因而不改。”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去“大”,称司徒。《后汉书·百官一》载:“司徒,公一人。本注曰:掌人民事。凡孝民孝悌、逊顺、谦俭、养生送死之事,则议其制,建其度。凡四方民事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若国家有大事,即与太尉、司空共同商议。司徒主人,掌教化,分领太仆、鸿胪、廷尉三卿。属吏有长史一人,秩千石。掾属31人(《汉官目录》作30人,此据《后汉书·百官一》),令史及御属31人。光武帝即位,依武帝故事,置司直,居丞相府,助督录诸州,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省置。汉献帝建安八年(公元203年),复置司直,但不隶属司徒,掌督中都官,不领诸州事。 司空,公1人。光武即位置大司空,建武二十七年去“大”,为“司空”。《后汉书·百官一》云:“掌水土事。凡营城起邑,浚沟洫、修坟防之事,则议其利,建其功。凡四方水土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国有大事,则与太尉。司徒共商议。司空主地,分领宗正、少府、司农三卿。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改司空为御史大夫,职如司空,不领侍御史。其属吏有长史1人、掾属29人、令史及御属42人。 东汉初年,征拜三公多是知名经师,当时皇帝勤于政事,好明察,仅以尚书协助自己处理政务,不以实权交给三公。并且对仅有考课任务的三公,还课其殿最,往往以小过而免退之。例如宋弘为大司空,在位五年,因考核上党太守无所依据而坐免官。伏湛行大司徒事,以冬祭高庙,因河南尹与司隶校尉在庙中争论,而湛不举奏,坐免官。赵熹为太尉,明帝永元三年(公元60年),以考核中山相薛修事不实,坐免官。冯鲂为司空,永平四年(公元61年)以考核陇西太守邓融事,听任奸吏所为,坐免官。更有甚者,至于诘责诛斥,例如韩歆为司徒,因好直言,无所隐讳,光武帝不能容忍,把他免官,遣归乡里,并下诏责之。韩歆惶恐不安,与其子婴皆自杀。其后欧阳歙、戴涉为大司徒,皆以罪下狱死。
二战德国武装党卫队序列及编成情况................. 第一SS装甲师(阿道夫·希特勒师) 辖:第1,2装甲掷弹兵团,第1装甲兵团,第1装甲炮兵团, 第1装甲侦察兵营,第1防空营,第1突击炮营,第1装甲轻步营,第1火箭炮营, 第1工兵营,第1后勤营 第二SS装甲师(帝国师) 辖:第3,4装甲掷弹兵团,第4装甲团,第2装甲兵团,第2装甲炮兵团 第2装甲侦察兵营,第2防空营,第2火箭炮营,第2装甲轻步营 第2工兵营,第2后勤营 第三SS装甲师(骷髅师) 辖:第5,6装甲掷弹兵团,第3装甲兵团,第3装甲炮兵团, 第3装甲侦察兵营,第3防空营,第3突击炮营,第3火箭炮营,第3装甲轻步营 第3工兵营,第3后勤营 第四SS警察装甲掷弹兵师 辖:第7,8警察装甲掷弹兵团,第4装甲兵营,第4装甲炮兵团, 第4装甲侦察兵营,第4防空营,第4装甲轻步营 第4工兵营,第4后勤营 第五SS装甲师(维京师) 辖:第9,10装甲掷弹兵团,第5装甲兵团,第5装甲炮兵团, 第5装甲侦察兵营,第5防空营,第5突击炮营,第5火箭炮营,第5装甲轻步营 第5工兵营,第5后勤营 第六SS山地师(NORD师) 辖:第11,12山地掷弹兵团,第6山地炮兵团, 第6山地侦察兵营,第6防空营,第6突击炮营,第6山地装甲轻步营 第6山地工兵营,第6山地后勤营 第七SS志愿山地师(欧根亲王师) 辖:第13,14山地掷弹兵团,第7山地炮兵团, 第7山地侦察兵营,第7突击炮营,第7山地装甲轻步营 第7山地工兵营,第7山地后勤营 第八SS骑兵师(FLORIANGEYER师) 辖:第15-18骑兵团,第8摩托化炮兵团, 第8装甲侦察兵营,第8防空营,第8装甲轻步营 第8摩托化工兵营,第8摩托化后勤营 第九SS装甲师(HOHENSTAUFEN师) 辖:第19,20装甲掷弹兵团,第9装甲兵团,第9装甲炮兵团, 第9装甲侦察兵营,第9防空营,第9装甲轻步营, 第9工兵营,第9后勤营 第十SS装甲师(FRUNDSBERG师) 辖:第21,22装甲掷弹兵团,第10装甲兵团,第10装甲炮兵团, 第10装甲侦察兵营,第10防空营,第10装甲轻步营,第10火箭炮营, 第10工兵营,第10后勤营 第十一SS志愿装甲师(北欧师) 辖:第23,24装甲掷弹兵团,第11装甲兵团,第11装甲炮兵团, 第11装甲侦察兵营,第11防空营,第11装甲轻步营,第11突击炮营, 第11工兵营,第11后勤营 第十二SS志愿装甲师(希特勒青年师) 辖:第25,26装甲掷弹兵团,第22摩托车营,第12装甲炮兵团, 第12装甲侦察兵营,第12防空营,第12装甲轻步营,第12火箭炮营, 第12工兵营,第12后勤营 第十三武装山地师 第十四武装掷弹师 第十五武装掷弹师 第十六SS装甲掷弹兵师(REICHSFUHRER师) 辖:第35,36装甲掷弹兵团,第16装甲兵营,第16装甲炮兵团, 第16装甲侦察兵营,第16防空营,第16装甲轻步营 第16摩托化工兵营,第16摩托化后勤营 第十七SS装甲掷弹兵师(VONBERLICHINGEN师) 辖:第37,38装甲掷弹兵团,第17装甲兵营,第17装甲炮兵团, 第17装甲侦察兵营,第17防空营,第17装甲轻步营 第17工兵营,第17后勤营 第十八SS志愿装甲掷弹兵师(HORSTWESSEL师) 辖:第39,40装甲掷弹兵团,第18装甲兵营,第18装甲炮兵团, 第18装甲侦察兵营,第18防空营,第18装甲轻步营 第18摩托化工兵营,第18摩托化后勤营 第十九武装掷弹师 第二十武装掷弹师 第二十一武装山地师 第二十二SS志愿骑兵师(MARIATHERESA师) 辖:第52-55骑兵团,第22摩托化炮兵团, 第22装甲侦察兵营,第22防空营,第22装甲轻步营 第22摩托化工兵营,第22摩托化后勤营 第二十三武装山地师 第二十三SS志愿装甲掷弹兵师(NEDERLAND师) 辖:第48,49装甲掷弹兵团, 第23装甲侦察兵营 第23摩托化工兵营,第23摩托化后勤营 第二十四武装山地师 第二十五武装掷弹师 第二十六武装掷弹师 第二十七SS志愿掷弹师 辖:第67,68装甲掷弹兵团,第27装甲兵营,第27装甲炮兵团, 第27装甲侦察兵营,第27装甲轻步营 第27摩托化工兵营,第27摩托化后勤营 第二十八SS志愿掷弹师(WALLONIEN师) 辖:第69,70装甲掷弹兵团,第28装甲兵营,第28装甲炮兵团, 第28装甲侦察兵营,第28装甲轻步营 第28摩托化工兵营,第28摩托化后勤营 第二十九武装掷弹师 第三十武装掷弹师 第三十一志愿掷弹师 辖:第78,79,80装甲掷弹兵团,第31装甲兵团,第31装甲炮兵团, 第31突击炮营, 第31摩托化工兵营,第31后勤营 第三十二志愿掷弹师 辖:第83,86,87装甲掷弹兵团,第28装甲兵营,第32摩托化炮兵团, 第32摩托化工兵营 第三十三武装骑兵师 第三十三武装掷弹师 第三十四SS掷弹师(荷兰风暴师) 第三十五SS警察掷弹师 第三十六武装掷弹师 第三十七SS志愿骑兵师(LUTZOW师) 辖:第93,94骑兵团,第37摩托化炮兵团自《纳粹的军事制度》
中国古代化妆品.............. 古代妇女的“眉笔”: 据说画眉之风起于战国,在还没有特定的画眉材料之前,妇女用柳枝烧焦后涂在眉毛上(好怪异的化妆哦,还是做现代人好)。古代妇女画眉所用的材料,随着时代的饿发展而变化。从文献记载来看,最早的画眉材料是黛,黛是一种黑色矿物,也称“石黛”。描画前必须先将石黛放在石砚上磨碾,使之成为粉末,然后加水调和。磨石黛的石砚在汉墓里多有发现,说明这种化妆品在汉代就已经在使用了。除了石黛,还有铜黛、青雀头黛和螺子黛。铜黛是一种铜锈状的化学物质。青雀头黛是一种深灰色的画眉材料,在南北朝时由西域传入。螺子黛则是隋唐时代妇女的画眉材料,出产于波斯国,它是一种经过加工制造,已经成为各种规定形状的黛块。使用时只用蘸水即可,无需研磨,因为它的模样及制作过程和书画用的墨锭相似,所以也被称为“石墨”,或称“画眉墨”。到了宋代,画眉墨的使用更加广泛,妇女们已经很少再使用石黛。关于画眉墨的制作方法,宋人笔记中也有叙述,例如《事林广记》中说:“真麻油一盏,多着灯心搓紧,将油盏置器水中焚之,覆以小器,令烟凝上,随得扫下。预于三日前,用脑麝别浸少油,倾入烟内和调匀,其墨可逾漆。一法旋剪麻油灯花,用尤佳。”这种烟薰的画眉材料,到了宋末元初,则被美其名曰“画眉集香圆”。元代之后,宫廷女子的画眉之黛,全部选用京西门头沟区斋堂特产的眉石,至明清也如此。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随着西洋文化的东渐,我国妇女的化妆品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画眉材料,尤其是杆状的眉笔和经过化学调制的黑色油脂,由于使用简便又便于携带,一直沿用到今天。 芳泽可亲——妆粉 中国妇女使用妆粉至少在战国就开始了,最古老的妆粉有两种成分,一种是以米粉研碎制成,古粉字从米从分;另一种妆粉是将白铅化成糊状的面脂,俗称“胡粉”。因为它是化铅而成,所以又叫“铅华”,也有称“铅粉”的,两种粉都是用来敷面,使皮肤保持光洁。关于米粉的制作方法,在《齐民要素》里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最原始的制粉方法,是用一个圆形的粉钵盛以米汁,使其沉淀,制成一种洁白粉腻的“粉英”,然后放在日中曝晒,晒干后的粉末即可用来妆面。由于这种制作方法简单,所以在民间广泛流传,直到唐宋时期,人们制作米粉,仍然采用这种方法。还有一种香粉,是用粟米制作,类同上,只是最后再加上各种香料,便成香粉,由于粟米本身含有一定的粘性,所以用它敷面,不容易脱落。和米粉相比,铅粉的制作过程复杂得多,从早期的文献资料看,所谓铅粉,实际上包含了铅、锡、铝、锌等各种化学元素,最初用与妇女妆面的铅粉还没有经过脱水处理,所以多呈糊状。自汉代以后,铅粉多被吸干水分制成粉末或固体形状。由于它质地细腻,色泽润白,并且易于保存,所以深受妇女喜爱,久而久之就取代了米粉的地位。除了单纯的米粉、铅粉以外,古代妇女的妆粉还有不少名堂,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宫人段巧笑以米粉、胡粉掺入葵花子汁,合成“紫粉”。唐代宫中以细粟米制成“迎蝶粉”。在宋代,则有以石膏、滑石、蚌粉、蜡脂、壳麝及益母草等材料调和而成的“玉女桃花粉”。在明代则有用白色茉莉花仁提炼而成的“珍珠粉”以及用玉簪花合胡粉制成玉簪之状的“玉簪粉”。清代有以珍珠加工而成的“珠粉”以及用滑石等细石研磨而成的“石粉”等等。还有以产地出名的,如浙江的“杭州粉”(也称官粉);荆州的“范阳粉”;河北的“定粉”;桂林的“桂粉”等等,粉的颜色也由原来的白色增加为多种颜色,并掺入了各种名贵香料,使其具有更迷人的魅力。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大批妆粉实物相继出土,有的盛在精致的钵内,有的安装在丝绸的包里,最有特色的是从福建福州出土的南宋妆粉,被制成特定形状的粉块,有圆形、方形、四边形、八角形和葵瓣形等等,上面还压印着凸凹的梅花、兰花以及荷花纹样。自《中国古代妇女用品》
海盗的知识................ 海盗一词在英文中的三种说法: PIRATE(海盗) “PIRATE”的基本意思是指海上抢劫者。而“PIRACY”则是指在海军部的司法权以内的海上掠夺。由政府授意、组织的“官方海盗”。 《四海霸主》(Corsairs)《公海贸易战》(Ship) CORSAIR(回教徒海盗) 这个词被用来指在地中海进行劫掠的海盗或私略者。他们中最著名的是从北非来的蛮族(欧洲人称伊斯兰教徒野蛮人)海盗。他们的政府授权他们以便攻击基督国家的海上运送。 名声略逊的是由圣约翰骑士领导,不断与土耳其人争斗的马尔他海盗。起初他们的热情由宗教来推动,但是后来海上掠夺成了真正目的。 PRIVATEER(私掠者) “PRIVATEER”既可以指武装的船只(武装民船),又可以指它的首领(私掠者)或它的船员。私掠者与海盗之间的主要的差别是:私掠者得到政府的命令及授权来俘获敌对民族的商船。 来自政府或是商会的信件公文是国际通用的。战时各国常采用武装民船来攻击敌对船只,因为这样既省下了造船费,又保存了正规海军的实力。 私掠许可证——在战争期间授权私人驾驶武装民船来攻击,俘获,和抢劫敌国商船的正式公文。 一封私掠许可证的原始功能是将私人犯的错误合法化。听起来匪夷所思,真是强盗的逻辑。例如,一个荷兰商人的货物在德国被偷,而他不能通过合法或外交的手段来获得对于他的损失的补偿,他就能得到一封荷兰政府授权的私掠许可证。这样的许可证允许他俘获德国商船来弥补他的损失。自打18世纪初它就不再被用来做这样的事。私掠许可证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政府使用这些许可证作为国家工具来加强海军。这就使得本国在不增加预算的情况下,凭空多出一支能攻击敌国商船的海上力量。按规定,被俘获的船只必须被带往海军部,以确认它们是合法的猎物,而非中立国家的财产。 私掠者在国家的法律之下执行命令。私掠许可证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哪些国家的船只能被合法地俘获。如果船长不幸抢夺了其它国家的船只,那么将要付出的代价无疑是极大的。 当然,许可证并不完全给私掠者提供安全保障。当私掠者与他的武装民船被敌对国家俘获时,往往他们会被作为海盗,迅速处死。还有一种情况:如果交战两国缔结和平协议,而私掠者不知道这消息,继续攻击现在是友邦的船只的话,他也将被捕。有时侯,私掠者离陆地时间太长,这样一来当他返回大陆时他只听到和平条约的消息。 私掠许可证的使用在1856年终止。当时许多国家在巴黎签订了声明。美国以及若干另外的国家较迟签订该国际条约。美国那时候十分依靠私掠者来壮大他们的海上力量,因为他们缺少强大的海军。 海盗旗 骷髅旗——也就是一个骷髅加上两根交叉骨头的旗帜绝对是海盗的标志。虽然来源已不可考,但很多人认为这个词其实是来自法语单词JOLI,“非常红”的意思。从前的海盗们用这个词来描述船桅上高高飘扬的血色旗帜。不管它源自何处,骷髅旗的作用是没有争议的——将恐惧之箭深深射入海上猎物的心底。以前的海盗在平时使用称为“假色”的任意国国旗,而战时则升起“真色”——骷髅旗,来联络,以及恐吓那些牺牲品。 在18世纪时,第一面海盗旗由艾曼纽·韦恩船长在加勒比海升起。多数情况下,海盗在追逐猎物时,升起白色旗帜,表明身份——有时猎物会因此降下国王的旗帜而屈服;如果猎物拒绝投降,则升起黑白两色旗帜,表明意图;而若猎物继续逃窜,或是海盗船长过于残暴的话,红色旗帜会在桅顶飘扬,意思是一旦捕获猎物,不留任何活口。当然,海盗旗上的图形也是为了表达其特定含义而被设计出来的。 海盗的规章 很多海盗在组织上有着严格的规章制度。通常都是写成条文,并由全体船员签名共同遵守的。大多数情况下,它包含了劫掠得手后的战利品分配比例。自然,条文中还包括了的违纪者的处罚——当然都是极其严厉的。
中越佛教关系....... 中国和越南壤地相接,交通便利。公元二世纪末,中国的著名学者牟融从苍梧(今广西梧州)奉母到交趾(今越南河内地区)居住,并笃志奉佛,著《理惑论》三十七篇,以显扬佛教。三世纪初,康居高僧康僧会幼随父母由印度移居交趾,双亲死后出家,于吴赤乌十年(247)来到南京,先后翻译出《六度集经》 等七部二十卷;并创建建初寺,成为江南最初的寺宇。同时又有西域高僧支疆梁接,于吴五凤二年(255)在交州(州治在龙编,今越南北部)译出《法华三昧经》六卷,中国沙门竺道馨笔受(《开元释教录》卷二)。三世纪末,印度僧人耆域经扶南(今柬埔寨)到达交州,并来到中国洛阳(《高僧传》卷九)。六世纪末,乌苌(今巴基斯坦)高僧毗尼多流支到中国长安译经弘法,然后由中国到越南,住龙编古法寺,弘传佛教。越南佛教徒从古以来通行的是汉文佛典,说明两国人民和佛教徒的友谊,自古以来就很密切。 公元七世纪中,唐朝僧人明远到越南,和越南僧人联翩往西域求法。明远,益州清城人,振锡南游,到达交趾,然后由交趾乘舶往诃陵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又到狮子洲(今斯里兰卡),更往大觉寺(印度摩诃菩提寺)。僧伽跋摩,康国人,显庆年内(655—660),奉令往交趾采药。他在交州正值灾荒,每天营办饮食,救济孤苦,悲心涕泣,时人号为常啼菩萨。昙润,洛阳人,在交趾居住年余,声望颇隆。随后他泛舶南行欲往印度,行到诃陵北渤盆国(今婆罗洲),遇疾而终。慧命,荆州江陵人,至占波(越南中部)后,遭逢大风,不能西行,折而归唐。智弘,洛阳人,与荆州无行同往印度,至合浦登舶,漂到匕景(越南中部),又回到交州,居住一夏,冬末复随舶南行,到室利佛逝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更到狮子洲,往中印度(均见《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同时和唐僧同往西域求法的越南僧人,有运期、窥冲、大乘灯。运期,交州人,与昙润同行,后为中国益州会宁的弟子,随师至诃陵国,从诃陵高僧智贤受戒。窥冲,交州人,是明远的弟子,与师同舶航行商海,到狮子洲,赴中印度。 大乘灯,爱州人(越南北部),幼随父母往杜和罗钵底国(今泰国境内)出家,后随唐使郯绪到达长安,在慈恩寺玄奘法师处受具足戒,居长安数载,阅览经书,后来曾随义净往中印度。这些都是中越佛教徒之间的友好史实。 至于越南佛教的禅宗前派、禅宗后派、雪窦明觉派、竹林临济禅和莲宗,都和中国佛教有很深的关系。 越南前期传弘的禅法,是毗尼多流支所传入,据《大南禅苑传灯辑录》说,他在中国曾师事禅宗三祖僧璨,则其禅法显然是由中国传入。他的弟子法贤,据说是以《楞伽》为心要;法贤的弟子清辨,则以《金刚经》为眼目;从此以下各代,更接近中国南宗所传的顿悟禅法。 唐元和十五年(820)九月中国无言通禅师到越南,开创了越南禅宗后派。 他原籍广东,姓郑氏,出家于婺州(今浙江省内)双林寺,曾依百丈禅师为弟子。 他这一系统在越南递相传持,绵延不断。中国禅宗的现成公案和体验方法,在这一禅派中也盛行传承。直到现代,越南的禅学大多是无言通这一流派。 越南禅宗的另一流派是雪窦明觉派,创始于雪窦重显的弟子草堂禅师,主要是传“雪窦百则”,越南李朝君臣多向他参学。 此外还有竹林派临济禅,也是越南禅宗后派的一个支流。公元十三世纪间,越南陈太宗曾受教于由中国去越的天封禅师,又曾从宋朝德诚禅师参学。三传而至陈仁宗,更笃志禅学,出家为僧,称为竹林调御,即为竹林派开祖。道杨建于安子山花烟寺,以临济禅为主。 十七世纪的竹林派禅,渐渐带有净土教的色彩。越南新宗派莲宗,就是由竹林派中分枝兴起,由白梅麟角倡导而大盛。其渊源是南宋慈照子元所倡导的白莲宗,主张禅教双运,以教为佛眼,禅是佛心,以“阿弥陀佛”为一个禅的公案,但实修上专念弥陀名号。这和中国宋明以来禅教净相融合的佛教风气相似。自《中国对外关系》
中日佛教关系........... 佛教传入日本的明确时期虽不可考,但据诸佛教史籍所载:梁武帝普通三年(522)由中国江南渡日以制鞍为业的汉人司马达等在日本大和坂田原设立草堂崇奉佛教,达等的女儿司马岛并首先出家为尼,称为善信尼;达等的儿子也出家为僧,称为德齐;是为日本僧尼的开始(见《扶桑略记》卷三、《元亨释书》 卷十七)。那时佛教已由中国传入朝鲜,公元552年,朝鲜南部的百济国圣明王遣使将佛象和汉译经典奉送于日本国(《日本书记》卷十九)。当时大臣苏马氏舍宅为寺,另又建寺造像,而司马达等的孙子鞍部鸟即为其时佛像制作艺术的第一名匠。从此各种和佛教有关的建筑雕画等工艺文物,也陆续由中国直接或间接通过朝鲜传入日本,逐渐开展日本佛教的新机运。 嗣至公元593—628年日本推古朝,摄政的圣德太子大力倡弘佛教,使佛教在日本得到巨大的开展。其时圣德太子曾师事高丽僧慧慈,崇尚汉文化,并曾用汉文撰《胜鬘》、《维摩》、《法华》三经注疏,广建寺塔。又曾于隋大业三年(607)派遣国使小野妹子等来和中国通好,翌年(608)又开始派高向玄理等留学生四人和僧旻、清安、惠隐、广齐等学问僧四人入隋,学习中国学术和佛教(《日本书记》卷二十二),这是日本历史上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的嚆矢。 以上八人又都是原来在日本的汉人子孙或新移入的汉人。随后又有学僧灵云、惠云等来隋求学佛法。以上人等在中国留学的时期都很长,一般多是由隋末到唐初,学习二三十年之后才回国,从此日本派遣僧俗学人来中国留学,络绎不绝,因而中国佛教文物制度工艺等更广泛传播于日本,而汉文在日本也普遍流行。 当时日本佛教虽已兴起,而宗派未分,随着来隋唐留学的僧人次第返日,以及中国僧人赴日弘化,遂渐次形成了各个宗派。首先是隋嘉祥寺吉藏的弟子高丽僧慧灌,于公元625年去到日本,在飞鸟元兴寺弘讲三论,开始建立三论宗。 随后是慧灌的大弟子福亮,他原是中国江南人,在日从慧灌出家,后又入唐,谒嘉祥吉藏,重研三论。返日住元兴寺宏化,盛演空宗。福亮在俗的儿子也出家,名智藏,后来入唐游学,归住法隆寺,弘传三论。智藏门下英才甚众,其中道慈以大足元年(701)入唐,从吉藏的再传弟子元康研习三论。他在唐十八年,广学多闻,其间曾预选入宫,讲《仁王般若经》,于开元六年(718)返国,阐扬三论,兼传真言律学。并模仿长安西明寺,在日本奈良建造大安寺,为日本古代最宏壮的寺宇。道慈的弟子善议也渡海入唐,遍寻名德,深求义蕴,归国住大安寺,盛传一宗的教旨。日本史家通称:“三论一宗从唐土传入有三代传:一慧灌僧正传,二智藏僧正传,三道慈律师传”(《三国佛教传通缘起》)。三论宗入唐的学者中即以以上三师为正传。 其次在法相宗方面,有日本沙门道昭,于永徽四年(653)与沙门道严等人随国使入唐,诣慈恩寺,受教于玄奘门下,蒙奘师亲切提掖,并授以观门,兼及《俱舍》,后携新译经论归还本国,住元兴寺,盛弘慈恩的学说,是为日本法相宗初传。又显庆三年(658),日本沙门智通、智达也渡海入唐,谒玄奘、窥基师弟,即从受学,又随入玉华宫寺,业成返国,弘传所学,为日本法相宗第二传。嗣至长安三年(703),新罗沙门智凤、智鸾、智雄相偕入唐,受学于濮阳智周门下,后返日本大弘宗义,为第三传。以上均在飞鸟的元兴本寺传习,又称元兴寺传,或南寺传。至开元四年(716),智凤的再传弟子玄昉也渡海入唐,仍就濮阳智周学习慈恩宗义,在唐蒙赐紫衣,于开元二十三年(735) 赍同所得佛像及经论章疏五千余卷返国,在奈良兴福寺大弘所学,为第四传,又称为兴福寺传,或北寺传。 在华严宗方面,有唐东都大福先寺道璿,因日本学僧荣睿、普照至唐邀请,于开元二十四年(736)赍同《华严》章疏渡日,弘阐此宗,兼传戒律,教人不倦,化导甚广,为日本华严宗第一传。同时有唐贤首法藏的弟子新罗国审祥,住日本大安寺,于740年应请在金钟道场开讲《华严经》。为日本华严宗初祖。
中泰佛教关系............. 中国和泰国的佛教关系,始于公元五世纪。当时泰国境内各土著民族,如吉蔑、蒙、罗斛族都已信奉佛教和婆罗门教。 其中吉蔑族居住于东南部蒙河、湄公河流域。五世纪以来,其地僧人迭来中国讲经弘法,中国僧人和佛教使节也前往该地进行友好访问。 其在西部的蒙族、罗斛族,在今泰属马来半岛和湄南河下游等处建立了一些国家,中国史书上称之为盘盘国、赤土国、狼牙修国、堕和罗国。其中盘盘国,在今泰南万仑、斜仔附近,据《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说:“北与林邑隔小海,…… 与狼牙修国为邻,人皆学婆罗门书,甚敬佛法。”其国于公元五世纪间,遣使来我国馈赠通好(见《梁书》卷五十四)。梁中大通元年(529)、四年(532),其王又迭次遣使送来画塔并沉檀香等礼品。六年(534),又遣使送来菩提国舍利及画塔图并菩提树叶、栴檀等香(见《南史》卷七十八)。赤土国在今泰南佛头廊、宋卡一带,据《隋书》卷八十二说:“其王姓瞿昙氏,名利富多塞,其父释王位出家为道,……门画飞天仙人菩萨之像,……其俗敬佛,尤重婆罗门。”隋大业三年(607),炀帝遣常骏等携带许多礼品乘舶往赤土国,其王遣婆罗门鸠摩罗率众吹蠡击鼓、奏天竺乐,礼待甚厚;并遣王子那邪迦等来隋赠送金芙蓉冠、龙脑香、铸金多罗叶表等。狼牙修国在今泰南北大年、吉打等地区,据《梁书》卷五十四说:天监十四年(515),狼牙修国遣使阿撒多携带国书来梁通好,书中有“离淫怒痴,哀愍众生,……慈心深广,律仪清净,正法化治,供养三宝”等语,足见该地受佛教文化薰陶甚深。嗣至七世纪间,中国西行求法的僧人,如益州成都义朗等,曾“越轲扶南,辍缆郎迦戍(即狼牙修),蒙郎迦戍国王待以上宾之礼”。另外还有洛阳义辉、荆州江陵道琳,都曾在往印度行程中,经行这条路线,到过郎迦戍国。义辉即在郎迦戍国婴疾而卒(见《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堕和罗国在今泰国古都阿瑜陀耶一带。据《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说:其国“南与盘盘、北与迦罗舍佛、东与真腊接,西邻大海”。贞观十二年(638),其王遣使来送方物。二十三年(649),又遣使赠来象牙、大珠,而中国以良马回赚。因而唐使往来其国,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卷上说:唐僧大乘灯禅师幼随父母泛舶往杜和罗钵底(即堕和罗)国方始出家,并在该国相随唐使郯绪回到长安,在玄奘三藏处进受具戒并修学。以上郎牙修国与堕和罗国佛教弘盛,在印度、南海均甚有名,如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叙述印度以东六个佛教国家,其中所谓迦摩浪迦(即郎牙修)国和堕罗钵底(即堕和罗)国,即此二国。又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也说:“次此南畔,逼近海涯,……次东南有郎迦戍国,次东有杜和〔罗〕钵底国,……悉极遵三宝,并有持戒之人,企食杜多,是其国法。”可见古来泰国各地和中国佛教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中国史书上说:其国“崇信佛教,男女多为僧尼,亦居庵寺,持斋受戒,衣服颇类中国”(见《明史》卷三百二十四)。其后中泰两国人民交通往来甚为亲切,我国元明清三代与泰国速古台、阿瑜陀耶、却克里各王朝始终和平友好,相互馈赠,往来不绝。其中龙涎香、沉香、降香、檀香等也不断由泰国输入,清高宗乾隆元年(1736)并曾赠铜与该国,作为造寺之用。自《中国的对外交往史》
中国历代疆域政区的演变................ 历史政区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研究历史时期疆域与行政区划的变迁过程及其原因和规律,其成果直接构成历史地理学其它分支的基础或前提。例如历史人口地理必须有正确的历史政区为依据,才能作出人口分布图,计算人口密度。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区域经济开发的历史、民族分布等一系列历史学方面的课题。探索历史政区发展演变规律也直接与现实有关,对改革现行政区中包含的不合理因素有借鉴作用。 第一节:先秦形成的格局 历史上,每一个朝代的行政区划都是统治者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对全国进行地域划分和对地方政权采取一定组织形式的一种制度。政区的划分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出现。原始社会没有私有制和阶级,也就没有国家和行政区。人类社会进入以氏族血缘关系为主的时期,是部落和部落联盟。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新石时代遗址已有七千余处,那时并没有地域观念,只有人群的概念,迁移是以人群为主。随着农业发展,人类逐渐由迁徙不常转变为定居,有一定区域被长期控制,才渐渐有了地域观念。这时也正是由部落联盟演变到国家的开始,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公元前21世纪出现的夏代。 中国早期文明的开端表现为分散的原始氏族部落经过长期交融,形成三个以地域划分的部落联盟。一是活动于黄河中游的夏人,一是活动于黄河下游的夷人,还有一个是流动于长江流域的苗蛮集团。 夏朝,根据考古与文献资料,其中心地区在今河南省西部,以及黄河北岸、山西省南部地区,以河南偃师二里头类型的文化为夏文化的代表。夏都阳城可能是登封王城岗发现的古城址。以后,夏的势力向东扩展,融合了东方的夷人。向南发展到长江、淮河之间,与南方的苗蛮频繁交往,形成了中国的主体民族华夏族。虽然从此以后夏在黄河流域有了较固定的活动区域,但并无统一的管理和区划。 商、周时期,出现了“分土封侯”、“封邦建国”的分封制度,商王、周天子将王畿以外的土地和人民分封给诸侯、卿大夫,作为他们的采邑,各受封领主在自己的封地内享有绝对的权力,仅仅对商王或周天子以象征性的贡纳和服役,王与诸侯各自为政,因此在商、周王朝的疆域内并没有真正的地方行政区划。 商朝,约公元前21-16世纪,商朝的都城曾多次迁徙,盘庚以后稳定在今河南安阳的小屯一带,为商王的王畿。《尚书·酒诰》指出商代有内、外服之分。内服是商王直接统治的王畿地区,外服是分封给邦伯的封地。以后演化成“五服”“甸(日祭)、侯(月祀)、绥(宾,时享,即每季祭祀纳贡)、要(岁贡)、荒(终王死时才来通知)”,此说只是依据远近表示小诸侯应尽的义务和待遇,所以不能算地方行政区。 只有当君主对所辖疆域内进行直接的统治,才是地方行政区划开始的标志。 西周,公元前11——8世纪建立西周的周人起源于陕西黄土高原,曾经是商朝的封国,受戎、狄人侵扰,迁徙到河谷平原,建都丰镐(今陕西西安西南)。西周有两次大分封: 第一次是武王伐纣以后,封功臣谋士。第二次是周公东征胜利后,重新分封。这两次把春秋战国时各诸侯国的位置大致确定下来,也为以后郡县制时代的行政区奠定了基本格局。 周武王灭商以后,把商王直接管辖的地区分为三部分: ①卫,以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为中心的地区,调蔡叔主管这个封国。 ②庸,商都以东至今山东境内之间,将管叔封于此。控制东夷、徐、熊、盈诸侯国。 ③邶,商都所在之漳河以北,今河北省中、南部至易水、涞水流域,封商纣王之子武庚于此。 名义上以上三人并称“三监”。为了监管原殷王畿地区的殷民,以达到“以藩屏周”的目的,周初的封国还包括: 齐,都营丘(山东昌乐),后迁临淄(今临淄区)。原属薄姑,东临莱人,以佐武王灭商的尚父(吕尚,姜太公子牙)授封于此。
火药和火药武器............. 我们祖先发明火药至今已有一千多年了。当时发明的火药,现在叫黑火药;因为它呈褐色,又有人叫它褐色火药。它是硝酸钾、硫黄、木炭三种粉未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极容易燃烧,而且燃烧起来相当激烈。这是因为硝酸钾是氧化剂,加热的时候释放出氧气。硫和炭容易被氧化,是常见的还原剂。把它们混合燃烧,氧化还原反应迅猛进行,反应中放出高热和产生大量气体。假若混合物是包裹在纸、布、皮中或充塞在陶罐、石孔里的,燃烧的时候由于体积突然膨胀,增加到几千倍,就会发生爆炸。这就是黑火药燃烧爆炸的原理。 火药顾名思义就是“着火的药”。触火即燃是它主要的特性。那又为什么叫它做“药”呢? 在春秋晚期(公元前六世纪),有一个叫计然的人就说过:“石流黄出汉中”,“消石出陇道”。石流黄就是硫黄;消石就是硝石,古时还称焰硝、火硝、苦硝、地霜等。可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木炭、硫黄、硝石已经为人们所熟知。在我国第一部药材典籍汉代的《神农本草经》里。硝石、硫黄都被列为重要的药材。即使在火药发明之后,火药本身仍被引人药类。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中,说火药能治疮癣、杀虫、辟湿气和瘟疫。更主要的是火药的发明来自人们长期的炼丹制药的实践中。火药的名称就是这样获得的。 和其他发明创造一样,火药的发明也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实践和认识过程,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逐步完善。 首先,人们对组成火药的三种成分的性质有了一定认识。早在商周时期,人们在冶金中已经广泛使用木炭。在实践中,已经了解到木炭是比木柴更好的燃料。硫黄有天然存在,人们很早就开采它。同时在冶炼中,逸出的刺鼻的二氧化硫和温泉中四溢的硫黄气直接地刺激着人们的感宫。就在这些接触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硫的一些性能。除了获知它对某些皮肤病有特别的疗效外,迹有某些奇特的性质。如《神农本草经》里说:“石硫黄……能化金银铜铁,奇物。”就是说硫能和铜铁等金属化合。我国最早一本炼丹著作东汉的《周易参同契》里,记载硫和水银化合生成红色硫化汞的反应。硫的这些性能在从事炼丹的方士眼里很受器重。硫不仅能和铜铁等金属化合,还能把那神奇的水银制服。于是方士们在妄图用水银炼制所谓的“金液”、“还丹”中,常常使用硫。在实验中,人们还发现,硫着火容易飞升,性质活泼,很难擒制。怎样才能使它药性缓和变成比较容易控制呢?方士们采用了一种名叫“伏火法”的办法,就是经过和其他某些易燃物质混合加热或进行某种程度的燃烧,使它变性。火药的发明就和这类硫黄伏火的实验有密切联系。硝的引入是制取火药的关键。硝的化学性质很活泼。撒在赤炭上立即就产生焰火,能和许多物质发生作用,所以在炼丹中,常用硝来改变其他药品的性质。同时又有很多伏火硝石的方法。又因为硝石的颜色和其他一些盐类如朴硝(硫酸钠)等差别不大,在使用中容易搞错,因此人们还掌握了识别硝石的方法。南北朝时期的医药家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指出:“以火烧之,紫青烟起,云是硝石也。”这和近代用焰色反应来鉴别硝酸钾是相似的。这为后来大量地采用硝石做了技术上的准备。 对炭、硫、硝三种物质性能的认识,为火药的发明准备了条件。在我国封建社会的上升阶段,由于医药学和炼丹活动的发展,特别是通过长期的实践,至迟在唐代,人们在伏火硫黄、伏火硝石的多次实验中观察到,点燃硝石、硫黄、木炭的混合物,会发生异常激烈的燃烧。在《诸家神品丹法》卷五中载有“孙真人丹经内伏硫黄法”:取硫黄、硝石各二两,研成粉未,放在销银锅或砂罐里。掘一地坑,放锅子在坑里和地平,四面都用土填实。把没有被虫蛀过的三个皂角子逐一点着,然后夹人锅里,把硫黄和硝石烧起焰火。等到烧不起焰火了,再拿木炭来炒,炒到木炭消去三分之一,就退火,趁还没有冷却,取出混合物,这就伏火了。从这一记载可见,当时已经掌握了硝、硫、炭混合点火会发生剧烈反应的特点,因而采取措施控制反应速度,防止爆炸。
古代妇女的臂钏和腕钏.............. 唐代诗人白居易有一首《盐商妇》诗,写的是一个家境贫寒的普通女子,由于嫁给了一个盐商而逐渐变得富裕起来,最后成了\"前呼苍头后叱婢\"的贵妇。诗中对这个女子经济地位的变化过程,仅用了寥寥数字,就完全给概括了,其称\"皓腕肥来银钏窄\",说得非常形象生动。意思说,这个女子由于不从事农桑劳作,变得又白又胖,最后连原来的银钏都快戴不下了。 这个故事还向我们反映了当时妇女的一种装饰习俗,即在手腕上套一种名叫\"银钏\"的装饰物。在隋唐年间,这种饰物也叫\"腕钏\",更早的名称叫\"跳脱\"。宋人计有功在《唐诗纪事》中记称,唐文宗有一天考他的宰臣:古诗里有\"轻衫衬跳脱\"句,你们有谁知道\"跳脱\"是什么东西?宰臣都答不上来。文宗告诉他们说:\"跳脱即今之腕钏也。\"为什么将腕钏之为\"跳脱\"呢?单从字面上看,并看不出什么意义,原来它是一种外来语。被翻译成汉语,才有\"跳脱\"这么个名词。在中国早期文献中,跳脱这一名称的写法也不统一,除跳脱外,还有\"条脱\"或\"条达\"的,都是根据音译而来。 戴跳脱的人物形象,在出土文物中常有反映。如1956年4月,文物工作者在湖北武昌周家湾清理了一座隋墓。墓中出土了一批陶俑,其中有几个妇女,腕部都塑有数道螺纹,应当是这种腕饰的原型。初唐画家阎立本在他所作的《步辇图》中,也描绘了这一装饰习俗。画中共有9名宫女,除一名绘作背影之外,其余8人,手腕上都戴着这种饰物,反映了当时的风尚。另外在周昉所绘的《簪花仕女图》中,有一位贵妇,身披透明纱衣,手臂袒露在外,在她的腕部,也明显地套着一只金灿灿的跳脱。 除了贵妇、宫女之外,普通妇女也有戴这种饰物的习俗。河南偃师酒流沟宋墓出土的画像砖上,就表现了这种情况。画中人物身份低卑,似乎是酒店饭馆的下等厨娘。其中有几位妇女,捋起衣袖,正在烫酒斫脍,作烹调杂事。她们的腕部也套着这种饰物。可见,这种饰物在唐宋时妇女中的流行程度。 和腕钏相类似的饰物还有臂钏。它是古代妇女套在手臂上的一种环形装饰品,亦称\"臂环\"。早期臂钏实物多出现于北方地区,河北怀来北辛堡战国墓中即出土有这种装饰品:其物以0.5厘米粗的金丝盘绕成3圈,形如弹簧,环径为4.2厘米。可以想象,戴着这种饰物,无论从什么角度观察,所见都为数道圆环,宛如佩戴着几个手镯。\"钏\"字的造形从\"金\",从\"川\",其中的\"川\"字即象形而来。 臂钏和腕钏形式相类,只是所戴部位不同,腕钏戴手腕,臂钏则戴于手臂。在古代的诗文中,常常有将两者混称的现象,即把臂钏也称之为跳脱。如三国魏繁钦《定情诗》:\"何以致契阔,绕臂双跳脱。\"从\"绕臂\"二字,可以看出,这种饰物是为臂饰。因缠绕于臂,古代又将臂钏称之为\"缠臂金\",如苏东坡《寒具》诗:\"夜来春睡浓于酒,压褊佳人缠臂金。\" 由上可知,古代妇女的手饰中有\"钏\"之物,虽然形制相近,但作用稍有不同,一种被戴在手臂,一种被戴在手腕。从大量史料来看,妇女所戴之钏,是从手镯演变而来。手镯在古代是一种常用的饰物,不分男女,都可佩戴。既可戴在左手,也可戴在右手,或者两手都戴;有些民族的男女,还在两只手臂上同时佩戴上数个,从手腕开始,一直戴到手臂。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中就有这种现象:在有的尸骨双臂,各套着五六只手镯,手镯的造型完全一样,只是口径有所差异,由小至大,并列成圆筒状。吉林榆树大坡老河深古墓出土的手镯,情况也与此相同,它是以九个手镯串联为一体的臂饰,出土时重叠在一起,排列有序。也许受这种装饰风气的影响,一种新型的装饰物应运而生,那就是将几个手镯合并制作在一起,形成一种饰物,这种饰物就叫做\"钏\"。 不过把这种饰物称之为钏,可能是汉代以后的事情。目前所见古文献中,\"钏\"字的出现以东汉为早。从汉代开始,戴银钏者主要为女性,男性用此者很少。 臂钏的具体形制,两千多年间变化不大,通常将金银条锤扁,盘绕成螺旋圈状。所盘圈数多少不等,少则三圈,多则五圈八圈,也有作十几圈的。两端另用金银丝编制成环套,以便调节松紧。金银条的表面,除作扁平形以外,也有作成弧形的。考究的还在金银条上镶嵌上各色珠宝。金银条本身,也有花、素之分:镂刻有花纹的,称\"花钏\",素而无纹的,称\"素钏\"。《天水冰山录》在登记严蒿家产时,就有\"金花钏\"、\"金素钏\"这样的叫法。这些花、素钏实物,在北京、南京、上海及江西等地的古墓之中都有出土。自《中国饰物考》
西方古代战车...................... 战车作为古代战争所使用的主要兵器之一,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历史中曾经起到过不可替代的作用。此篇文章便是试图简要整理西方世界战车的历史,并对战车的产生、发展以及衰落作出我自己的总结。 从世界范围来看,最早使用战车的是古代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两河流域,希腊人称为“美索不达米亚”,意即“两河之间的地方”。美索不达米亚是人类最早的发源地之一,早在BC5000年时就已有人类定居于此;也正是在这里,产生了最早的人类文明。这种文明的创造者被称为苏美尔人。约在BC3500年左右,这支说苏美尔语的民族来到了南美索不达米亚。他们创造了最初的城市文明;他们的文化也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先进的文明必然会引发和加速社会内部的阶级分化。在早期的苏美尔艺术中,已经出现了奴隶、平民与贵族的形象;由此可见,当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社会等级。而在稍晚的泥板文书中,“男奴”和“女奴”的字眼更是随处可见。此时私有制已经产生,最初的城邦国家也已基本形成。 到了BC3000纪初,在苏美尔及北部的阿卡德地区已形成了十几个发达的奴隶制城邦。这些城邦兴起后,为争夺土地和霸权而经常互相征战。这些战争要求城邦必须保持自己的军事力量:由此,人类最初的军队产生了。起初,构成军队的部分只有步兵;他们手持大盾和长矛,排成类似方阵的队形。这些军队的士兵主要是城邦的平民。 战争的发展促使人类不断地更新着战争的技术。在BC3000纪中期,一种超越步兵的新型武器第一次出现在当时的浮雕上。这就是最初的战车。 最早的苏美尔战车是极其简陋的;它的结构是独辕,4轮;而且轮上没有辐条,是实心的木轮(!)。作为挽畜的也不是马,而是驴(……)就浮雕来看此种战车载有驭手及长矛手各一名,远程攻击主要是靠投枪。 不管是以现在的标准,抑或以稍后亚洲—埃及各国的战车标准来看这种战车都简直不成样子,只能勉强说是“木制的移动堡垒”而已。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驴拉大车”对于早期的步兵来说却是强大的新锐武器。当时的苏美尔各国全都拥有大量战车,这些战车和步兵一起在战场上作战。 BC22世纪,北方的阿卡德人征服了长期处于混战中的苏美尔城邦;那时,战车已经在美索不达米亚国家间相当普及了。 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历代美索不达米亚王朝互相承继,同时战车的制作和使用技巧也渐渐流传到了其他国家。陆续兴起的大国:赫梯、米坦尼、亚述、巴比伦……都将战车作为军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保持着。 战车在亚洲国家的发展不是偶然的。以在最初产生战车的美索不达米亚为例,那里的冲积平原对战车来说是极好的战场;而面对战车的却是身不被甲(或者应该说什么都不穿)的步兵。事实上,即使是在几百年后,埃及的普通步兵仍旧是身上什么都没有……对于这样的军队即使是最简陋的战车也足以成为突击的利器。 与此同时战车的制作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双轮战车因其更高的机动性能而在很早就取代了旧式的四轮战车并作为西方战车的标准式样而一直流传下来;约在BC2100年,马匹从北方的游牧民族那里输入美索不达米亚。从此,战车便作为高速、致命的机动兵器而奔驰在战场上了。它的速度并不比骑兵慢多少;而当时的骑兵,因为没有马鞍及马镫的缘故,其单个战斗力是远不及战车的。 随着民族的流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战争和征服,在战车产生的千年之后,它终于能够在另一个古代文明的发源地显示自己的威力了。 在BC18世纪之前,埃及陆军是没有步兵以外的任何其他兵种配置的。他们没有马,因此就没有骑兵;他们也没有制造战车的技术。古老的法老王朝的全部军事实力在于各地“民兵”类型的轻装步兵。这些手持弓箭或长矛的兵士对付四周的野蛮民族或国内的叛乱也许可以,但面对先进的战争兵器,他们实在是显得有些落后的。
明朝的火器,海战,车战与正规军的装编............. 明朝的战争形态,战争模式和之前的历朝历代相比,有了非常巨大的变化,而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变化,我认为和我将要谈的火器,舰船与战车有很大的关系.当然这其中的火器的应用是起到了核心的地位. 如果说中国的火器在战场上面的应用,宋朝是萌芽阶段的话,那幺明朝就是大发展的时代.而出现这种形势则是与朱元璋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的. 朱元璋是在黄河以南,长江附近起家的,在他发展之初,就有一个叫焦玉的人献上他所研制的火器,于是朱元璋的队伍成为了江南起义军当中可以说是唯一的火器成为制式装备的起义军.江南水网纵横,再加上刘福通的北伐,蒙古人引以为傲的骑兵队伍发挥不了应有的威力,于是拥有火器的朱元璋很快就尝到了甜头,在与陈友谅的一系列战斗当中,火器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洪都攻防战当中,陈友谅挥军60万围攻洪都,结果洪都的朱军在火铳的帮助下使陈友谅久攻不下。而其后的鄱阳湖大战朱元璋的军队更是发挥了火器的威力,使用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火炮、火铣、火箭、火蒺藜、大小火枪、大小将军筒、大小铁炮、神机箭”等火器,开创了在水战中以“舰炮”轰击敌舰的先例。同时还为焚烧军巨舰的需要,临时创制了燃烧火器“没奈何”,而陈友谅除了拥有巨舰之外则一无是处,如何能与朱元璋“现代化”的军队抗衡? 老朱顺理成章拿下整个中国之后自然不会忘记火器带给他的好处,于是火器成为了明军的制式兵器之一,通常明军的构成为“铣十,刀牌二十,弓箭三十,枪四十”,火器的比例占到了10%。而随着火器的发展明朝出现了两个新的兵种,一个就是神机兵(火器兵),而另外一个则是车兵-战国时期被抛弃的战车重新又焕发了青春。 明朝建国之初,火器的发明和制作在世界上面是居于领先地位的,可是俗话说有压力才有动力,承平日久,自然火器的发展就开始迟滞起来,于是西方国家在火器的发展方面就超过了我们。而嘉靖之后,南有倭寇,北有挞担和后金,内优外患严重,军事斗争十分激烈,于是火器在明朝又继续发展起来。当时的有识之士就提出了““有精兵而无精器以助之,是谓徒强”;“若有人无器,则人非我有矣”-摘自《徐光启集》,这一批人大力推动了火器技术的发展。于是在嘉靖至万历年间,明人主要学习和改进了西方传入的各类火器,其中佛郎机和鸟铣被明军改造和更为完善之后大批量的装备了军队。在学习和仿制外国火器的同时,传统火器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大体可分为燃烧性火器、爆炸性火器和发射性火器3大类,约有二三百种之多。 与此同时,随着火器式样的发展,火??的配方和制作技术在明朝也趋于成熟,大体可分两大类,由硝、硫、炭构成的纯火药配方和夹带其他成分的毒火、神火(我国古代的化学兵器)等火药配方,随着不同的用途而对应不同火??的配方,在制作工艺和火??理论方面均达到了成熟的阶段。 (二) 随着火器的大发展,明朝的战争方式也有了较大的改变,战车和战船就是最能让火器发挥出作用的两种武器。 明朝的水上实力是非常强的,嘉靖到万历年间,仅仅在江浙一带,战船的型号就达到了21种,如果加上福建和两广,型号更是繁多。在火器的大量应用之前,水上的战斗虽然是有用到弓箭,但是解决敌人的最后手段还是犁沉敌舰和接舷战两种战法,但是随着火器的大量应用,当时的水上战法有了巨大的改变,有人就提出“海战不过是以大船胜小船,以大铳胜小铳;以多船胜寡船,以多铳胜寡铳。”明代的海战有了近代的模式。 在嘉靖年间,明军的战船一半以上的战斗人员都使用火器,而到了万历年间,比例达到了70%。战法则是,80步之内用鸟铳,60步之内用火箭,40步之内用飞天喷筒,20步之内开始用冷兵器标枪等,靠近则用火药桶、火砖以及其它冷兵器。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百步之内以火器为主多层次杀伤敌人的武器配备系统。这种战法使敌船甲板上站不了人,帆篷被烧,完全失去战斗力,束手就擒。所以当时倭寇虽然横行,但是在海战方面却不是明军对手。为了更好的发挥明军的火器优势,明朝还学习了葡萄牙等国的“蜈蚣船”,专门为了安置中型或者是大型的佛朗机,所以说在当时的世界上明朝的水上作战力量是数一数二的,可惜的是终明朝一代,防御为主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导致了万历年间比隆庆年间的战船在总数量增加了73.2%的情况下,大型战舰反而减少了40%,海上的防御越来越靠近内陆。以至于在援朝战争期间,津京地区调浙的战船只有中小船只,大型战船只有现造。
教会与第三帝国——第三帝国的宗教政策.............. 纳粹的支持者们将这个纳粹主义看成是一种宗教;这种制度成了衡量各人的绝对标准,即一个种族、一个民族及元首。这个定义不仅为我们了解各个宗教团体与纳粹国家之间的冲突,而且也为我们掌握纳粹政权的实质提供了有用的基础。纳粹党反对教会的斗争根本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来源于纳粹主义观念。举例来说,这种对抗不能与19世纪时暂存在的国家与早已存在的宗教之间的斗争相比拟。纳粹党将纳粹统治的国家看成是他们的宗教,用希特勒的话来说,“国家社会主义是转变到新的一种形式”。(这里我们发现纳粹主义与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有一个基本不同点。法西斯主义更多地是一支纯粹的政治力量,因为它只不过需要教会与之合作,或者至少对之加以默认) 希特勒虽出生在一个天主教家庭里,但他在早年即已放弃传统的宗教信念。然而,希特勒对保持近两千年经久不衰的宗教影响是非常嫉妒的。和尼采一样,他在某种程度上也尊重天主教会缜密的组织结构,例如等级制度、耶稣会,甚至包括禁欲观念等,事实上还包括强制执行纪律和树立权威的所有内容。希特勒认为,教会能够生存下来的唯一原因是牧师行使权力和统治群众的技巧非常高明。他认为这是纳粹党应全力仿效的一种模式。 希特勒对新教毫无兴趣。新教分成无数教派使他非常反感,这样的宗教使希特勒感到厌烦。他让他的助手们来处理有关设置神秘莫测的圈套和举行纳粹党秘密仪式等事宜。纳粹德国于1935年成立了文化事务部,但在1937年以后,希特勒却拒绝汉斯·柯尔出任典礼部长。希特勒与教会的关系是机会主义的。如果出自政策的需要,他可以迁就教会的官员,因为这些人对人民(特别是乡村的人民)是有影响的,正如他在1933年批准与教皇庇护十一世订立宗教事务契约那样;他于同年上台时举行了虚伪的宗教仪式;以及在军队中保留了牧师。 希特勒的看法与纳粹党主要的意识形态专家罗森堡的看法迥然不同。希特勒甚至以从未读过《20世纪的神话》一书而自诩。然而他在过去只是蔑视“剃光头的僧侣”,他认为这些人只关心钱,总是设法欺骗那些轻信的人。在1933年年底以前一个短暂时间内,希特勒相信,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即将犹太人清洗出去的基督教)可与雅利安民族至上的信念结合在一起。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幻想而已,以后他对基督教的嫌恶与日俱增。从希特勒许多公开发表的声明当中可以推断出,他打算在第三帝国击败其敌人取得最后胜利之后与教会和解妥协。 但是,纳粹德国官方的表面态度完全不同。纳粹党党章第24条规定:“所有的宗教派别只要不危及国家的安全或不干涉德国的传统和习俗,我们要求给他们以自由。本党支持纯粹的基督教,但在宗教信仰方面不从属于任何教派。” 这里我们又发现他们使用了“纯粹的基督教”这个名词,它吸引了许多基督徒和教会中的各级人员。“纯粹的基督教”可泛指任何事情,事实上它完全是一句空话,以掩盖纳粹制度对基督教固有的敌视。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以后于1933年3月23日在一篇演讲中重申,“我们国家的政府将支持和保卫我们国家力量赖以存在的基础。政府坚决保护基督教,它是我们全部道德风尚的基础;坚决保护家庭,它是我们人民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 但在同一年他又说:这两种信念都是没有前途的。对德国人来说,至少法西斯主义可以与教会相安无事,我也可以作到这一点。我们为什么不这样作呢?但这决不能阻止我在德国彻底消灭基督教。一个人要么是个基督徒,要么是个德国人,他在同一时间内不能二者得兼。 事实上,在纳粹党攫取政权以后,与教会的斗争便立即开始了,各个宗教团体成了打击的首要目标。如果这些宗教团体不自觉自愿地请求与第三帝国的各个单一的社团合并,那它们将会被强迫解散。这样一来,中央党、一些专业团体、基督教联合会及青年运动组织等相继被查禁。在新教中推行思想一体化的步伐要比在天主教中推行这种一体化快得多,因为对天主教来说,与教皇订立的宗教契约给他们提供了某些保护,并给头脑发热的纳粹党的下级人员泼了一盆冷水。1935年德国占领萨尔以后不久,纳粹党毫不迟疑地要求斯皮尔和特里尔两地的天主教主教在全体教徒中运用他们的影响,并且开动全部国家宣传机器,要求在社会生活中反宗教忏悔。纳粹党藉口宗教团体永远会使国家意见不合,反对国家统一,从而镇压残存的宗教团体,并没收它们的财产。
中国古代裙子小史................ 裙子是从裳演变而来的一种服饰。古代\"裙\"、\"群\"二字同源,群者,多也,当时布帛门幅狭窄,一条裙子通常由多幅布帛拼制而成,因有\"裙\"的名称。汉刘熙《释名·释衣服》:裙,群也,连接群幅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从大量资料来看,人们下体穿著裙子,大约是汉代以后才开始的风习,汉辛延年《羽林郎》诗:\"长裙连理带,广袖合欢襦\";无名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著我绣狭裙,事事四五通\",都是汉代妇女穿裙的例证。形象资料中也有反映,如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出土的壁画上,就绘有许多穿裙的妇女。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还发现了完整的裙子实物,它是用4幅素绢拼制而成的,上窄下宽,呈梯形,裙腰也用素绢为之,裙腰的两端分别延长一截,以便系结。整条裙子不用任何纹饰,也没有缘边,当时称\"无缘裙\"。 《汝南先贤传》记\"戴良嫁五女,皆布裙无缘\",《后汉书·明德马皇后纪》:\"(后)常衣大练,裙不加缘。\"指的都是这种裙式。 魏晋以后,裙子的式样不断增多,色彩愈加丰富,裙上的装饰也日益讲究,除了普通的长裙之外,还有绛色纱复裙,丹碧纱纹双裙,紫碧纱纹双裙,丹纱杯文罗裙等名目。两晋十六国时期,在广大妇女中流行起一种名为\"间色裙\"的裙子,以两种以上颜色的布条间隔而成,整条裙子在制作时被剖成数道,几色相间,交映成趣。开始时间色的布的色彩搭配有红绿、红黄等。后来,整条裙子被剖的来愈多,间色的布幅也相应地变得愈来愈窄,颜色也就愈来愈丰富。 甘肃酒泉丁家闸古墓壁画上的妇女,就穿着这种样式的裙子。南北朝时期的裙子也很有特点,最明显的特点是裙上的纹饰明显增多,唐代的陆龟蒙曾著有《纪锦裙》一文,对他所见到的南北朝时期的一条锦裙备加赞叹,详细生动的描述:\"李君乃出古锦裙一幅示余:长四尺,下广上狭,下阔六寸,上减三寸半,皆周尺如直,其前则左有鹤二十,势如飞起,率曲折一胫,口中衔草?辈右有鹦鹉,耸肩舒尾,数与鹤相等。二禽大小不类,而又以花卉均布无余地。界道四向,五色间杂,道上累细细点缀其中,微云琐结,互以相带,有若皎霞残虹,流烟堕雾,春草夹径,远山截空,坏墙?苔,石泓秋水,印丹漫漏,蕊粉涂染,綟亘环佩,云隐涯岸,浓淡霏拂,霭抑冥密,始如不可辨别。及谛视之:条段斩绝,分画一一有去处,非绣非绘,缜致柔美,又不可状也纵非齐梁物,亦不下三百年矣。\"如此精美的精裙,简直成了一件专供欣赏的工艺精品了。 隋代妇女的裙子样式基本承袭南北朝时的风格,下长曳地的长裙在隋代特别受到妇女的欢迎,间色裙在这个时期依然为妇女所采用,不过间色的道数越来越多,间道也更为狭窄,整条裙子常被剖成12间道,俗谓\"十二破\",\"破\"即\"剖\"的意思,据说这种裙子为隋炀帝时所创,在当时有\"仙裙\"之美誉。唐刘存《事始》中即有\"炀帝作长裙,十二破,名’仙裙\\’\"的记载。唐代妇女的裙子长度,与前代相比有明显的增加,裙裙曳地在当时是常见的现象。为显示裙子的修长,妇女着裙时多将裙腰束在胸部,有时甚至束至腋下,裙子的下摆则盖住脚面,有时在地下还拖曳一截。唐人诗文中常提及这种情况,如王建《宫词》谓:\"黛眉小妇砑裙长\";王翰《观蛮童为伎作》诗:\"长裙锦带还留客\";孟浩然《春情》诗:\"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等等。形象资料中也有不少反映,如《簪花仕女图》、《执扇仕女图》中,都绘有穿曳地长裙的妇女形象。为不妨碍活动,当时妇女穿着这种长裙劳作时,多特地将裙幅撩起,并在腰间以带系之。这样一来,裙裾就不会拖曳在地了。作这种装束的妇女形象,在唐代画家阎立本所绘的《步辇图》以及湖北武昌唐墓出土的陶俑上也都有反映。 唐代妇女的裙子宽度,一般以广博为尚,大多数妇女的裙子,都集6幅而成,因而有\"六幅罗裙窣地\"、\"裙拖六幅湘江水\"的形容。按《旧唐书》中所记载的布幅宽度推算,唐代的\"六幅\",相当于今3米以上,其裙子的宽度是可想而知了。唐代妇女除六幅外,还有用7幅、8幅为之者,如曹唐《小游仙诗》所称:\"书破明霞八幅裙\"。这类裙式,不仅影响到穿著者的活动,而且还造成了用料上的极大浪费,所以引起了朝廷的干涉。
罗马军团史.................... 从提比利斯河畔的都市国家到拜占庭帝国,长达2000年的罗马帝国史,同时也正是一部帝国的中流砥柱——罗马军团纵横驰骋的历史…… 罗马,本是起源于提比利斯河畔的都市国家。到了公元前30年,以奥克塔维阿努斯(奥古斯特皇帝)平定罗马内乱和吞并普托雷迈奥斯王朝治下的埃及为标志,罗马名副其实地掌握了古地中海世界的霸权。 其后,在以罗马为首都的4个世纪和迁都君士坦丁堡后的10个世纪里,这个前所未有的大帝国不仅继承了从奥利安到古希腊的各大古代文明并使之流传后世,更起到了东西方文明交流桥梁的作用。 罗马恒久不衰的统治力,主要归功于它灵活多变、顺应潮流的政治体制。但作为政治的强力工具,打垮了难以计数的敌国、粉碎了异族的一次次入侵、镇压了对统治阶层所有反抗的强大军力,同样不容忽视。本文将主要介绍共和时期到帝国初期、帝国后期以及拜占庭时代罗马军制的变迁,供大家参考。 共和中期(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罗马市民构成的重装步兵 与古希腊的都市国家相同,共和初期到中期的罗马军制的基本原则是由市民自备装具服义务兵役。兵役对罗马市民来说,与其说是一种义务,倒不如说是一种代表荣誉的高贵权利。尤其在共和初期,军队组织几乎是直接作为政治实体(军人会)发挥作用的。 当时,17岁到46岁的公民全都有义务应征入伍,并按照年龄和所持财产多少被分为4个兵种。 首先,年少者和无力自备重装步兵所需装备者充当被称为“维利特斯”的轻步兵。他们不着甲胄,仅靠头盔和直径约1米的小圆盾护身,以数枝轻投枪和剑为进攻武器。轻步兵在实战时一般展开于战线的最前方,充分发挥其机动力进行散兵战。 拥有一定财产的青年充当“哈斯塔提”、壮年则被称为“布灵吉佩斯”,这两者构成重装步兵的主力。他们的装备完全相同,都披挂全副盔甲、手持著名的大型四角方盾“斯邱托姆”,武器为宽剑身的双刃短剑“格拉蒂斯”和两枝投枪——大型重投枪“皮鲁姆”和小型的轻投枪“皮拉”。这些投枪的构造独特,一旦刺中目标枪头就会折断,以防被敌方反掷回来,除用于投掷外,它们也能充当普通长枪使用。 最年长者以及军旅经验丰富者则属于“托力阿里”,他们的装具与哈斯塔提和布灵吉佩斯相当,但不装备投枪而改为手持一枝被称为“哈斯塔”的长枪。 此外,47至60岁的高龄市民,虽不必服野战军的兵役,但有义务随时应召参加罗马城的守备部队。 除了上述的步兵(米利特斯)外,富裕的市民往往以骑兵或是骑士身份(埃克提斯)出战。但当时罗马人的骑术实在称不上高明(他们甚至连脚蹬都没有),因此骑兵一般不用于集群突击,而主要用于侦察和牵制敌人。骑兵和重装步兵一样披挂全副盔甲,武器为盾与骑枪以及比步兵用的稍长一些的双刃剑“斯帕达”。 这些装备,都是罗马从不断扩张中接触到的埃托利亚、萨姆尼姆、开尔特、伊比利亚等诸多民族的军事文明中吸收而来的精华。 由步兵和骑兵组成的多兵种混成战斗单位,被称为军团(LEGION)。一个军团由10个营(科霍尔斯)组成,每个营由3个连(玛尼布尔斯)构成。这3个连中哈斯塔提、布灵吉佩斯和托力阿里各占一个。每个连包括有两个60至80人的排(肯托利亚)。其中,营只是管理、编制上的单位,实战中的战术单位是各兵种的连队。因此,这一时期的罗马军战术,有时被称为“玛尼布尔斯战术”。 军团中的重装步兵数最多时可达近5000人,但一般情况下多为4000余人。除重装步兵外,轻步兵和骑兵同样被列入军团的正式编制。轻步兵与重装步兵一样以连为单位编制,军团骑兵则由各包含32人的10支骑兵队(图尔玛)组成,共计约300人。 到公元前3世纪为止,罗马还时常动员支配下的同盟诸国的市民按照罗马式的编制与操典组队参战。依照惯例,在野战军中,每个“纯粹的”罗马军团搭配一个同盟国的军团协同作战。
中国古代的丝绸和丝织技术................. 丝绸是中国驰名世界的传统产品。中国古代在长期生产丝绸的过程中,曾经创造出在古代世界属于最高水平的许多纺织技术,对世界纺织科学的发展产生过相当深远的影响,是中国和世界珍贵的科学文化遗产中重要的一部分。 中国古代的丝绸在中国和世界纺织产品中的地位 中国织造丝绸,历史悠久,最初用野蚕丝,后来改用家蚕丝。使用家蚕丝的时间,有据可查的,至少有五千多年。1958年发掘浙江湖州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约4700年前)时,发现一小块绢片和一段丝带,就是证明。 中国历来都很重视丝绸的生产。在殷商的甲骨文里,已经有丝桑帛的字样,说明丝绸的织造,到殷商已经在社会生产中占据了一定的地位。周秦以后,丝织业更加发达。有些朝代还明确规定:有条件发展蚕桑的地区,各个农户都要种植若干亩桑田,缴纳丝绸,作为赋税。因而历代丝绸的产量也不断提高。各个时期的生产总数虽然已经无从稽考,但是从现在所知道的个别极不完整的统计,也能看出大概情况。据古史记载,汉武帝在山西和山东的一次巡狩中,就“用帛百余万匹”(《汉书·食货志》),宋高宗每年仅在两浙地区征收和收购的丝绸,都达一百一十七万多匹。 中国古代织造的丝绸,一直都是以精彩华美见称的。它不仅是中国各个时期主要的衣着原料之一,也是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重点商品。在很早的时候,就不断地通过中国西北的“丝绸之路”和东南沿海港口,远销西亚和欧非两洲,极受西方国家的欢迎。古代罗马和埃及都把中国丝绸看作“光辉夺目、人巧几竭”的珍品,以能穿着这种珍品为荣。据西方历史记载:罗马恺撒大帝(前100—前44)曾经穿过一件中国丝袍在剧场观戏,引起全场的钦羡,被看作是绝代的豪华。许多国家的商人都经营中国的丝绸,因为远途运输,售价极昂,有时每磅丝料的价格竟高达黄金十二两。直到公元十三世纪以后,中国丝绸仍是西方市场的畅销品。 中国丝绸的制造技术 中国制造丝绸的技术是非常细致的。生产工序十分复杂。最重要的是缫丝、练丝、穿筘、穿综、装造和结花本。 缫丝 这是制造丝绸的头一道准备工序,是指松解蚕茧和抽引蚕丝。未经处理的蚕丝都附有一定的杂质,主要的是丝胶,如果不适当清除,就不能得到合用的蚕丝,不能使蚕丝显现出它特有的柔软细长和光泽的特点。中国从一开始利用蚕丝,就采用一定的松解和抽引的方法。有关松解的工艺,在战国和两汉的著作中就已经出现,是把蚕茧放在沸水中煮烫,利用水温脱胶。后来又进一步总结出必须控制水温和水中丝胶的浓度,使用文火和适当搀加冷水,防止过热出现脱胶不匀、丝多疵累的缺点,过冷出现丝头散扬难于松散的毛病,最好常令煮茧的沸水形如蟹眼。同时注意换汤,换汤过勤会出现蚕丝白而不亮的现象,换汤不勤又会出现蚕丝亮而不白的缺点。抽丝的工艺是用小木棍把已经散开的浮丝从锅中挑起,几根合成一缕:细长完整的合成细缕,根数比较少;稍次的断丝合成粗缕,根数稍多;最次的断丝合成纺丝,根数更多。南北朝时期以前最细的丝多半是五根合成的,宋代以后多半是三根合成的。 练丝 练丝是时蚕丝的进一步处理和漂白。未练的丝叫生丝,已练的丝叫熟丝。练丝的工艺和缫丝相似,是把已抽的蚕丝放进含楝木灰、蜃灰(蛤壳烧的灰)或乌梅汁的水中浸泡。汉以前用温水,东汉以来用沸水。然后在日光下曝晒。晒干后再浸再洗。这样,一面利用灰水中的碱性物质和日光的紫外线起漂白作用,提高丝的白洁度;一面利用水温和灰水或乌梅中的碱性物质或酸性物质继续脱掉丝上残存的丝胶,使蚕丝更加柔软,容易染色。 穿筘和穿综 筘是织机上的竹筘,综是织机上的综桄。穿筘穿综的目的是使织机上的经线在织造过程中能开出符合丝绸结构设计的梭口。筘是用竹片制成的细长方框,中间有间距相等的竹丝,在古代又叫杼、筬、捆。综是用木条制成的长方框,中间有一根横棍,横棍上下各有一条细线,用丝绳连接横棍、细线和木框两边,绕成互相环结的上下两个圈套,就是南北朝时期以前所说的“屈绳制经令得开合也”的工具,在古代又叫泛子、翻子。筘只一片;综的数量不定,最少两片,最多八片,如果提花最多可增到十六片。穿筘是按照设计要求,把经线分组的穿过每个筘齿。穿综也是按设计要求,把经线穿在综里:如果是素织,一根只穿一片,穿在框上的两个圈套的上套;如果是花织,一根要穿两片,根据需要,一片穿在圈套的上套,一片穿在圈套的下套。
中国古代的动植物分类..........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芶萃华 远在人类社会初期,我们的祖先在从事最简单的采集、渔猎的生产过程中,就已经开始学会辨别一些有用的和有害的动物和植物。随着农牧业生产的发展,人们在实践活动中,不断观察,不断分析,不断比较,不断认识,逐渐产生了要把周围形形色色的生物加以分类的想法,并且逐步地形成了我国古代的动植物分类体系。 对动植物加以分类,是人类认识利用生物的重要手段,它对农牧业生产和医药事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古老的传统分类认识 用草、木、虫、鱼、鸟、兽来概括整个动植物界的种类,这是我国最古老的传统分类认识。这一分类认识在我国最早的一部词典——《尔雅》中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出来。 《尔雅》大概从战国时期起就已经开始汇集,到西汉才告完成,是一部专门解释古代词语的著作。书中有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等篇,专门解释动植物的名称。前六篇主要包括野生的植物和动物,最末一篇主要讲家养动物。从它的篇目排列次序来看,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动植物的分类认识,就是分植物为草、木二类,分动物为虫、鱼、鸟、兽四类。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动植物分类的朴素、自然的认识。 这一朴素的分类方式,追溯它的起源,由来已久,流传也比较广。 根据殷墟甲骨卜辞中有关动植物名称的文字来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到,四千多年前,人们在长期的农牧业生产实践中,就已经把某些外部形态相似的动物或植物联系起来,以表示这类动物或植物的共同性;把某些外部形态相异的动物或植物相比较,以表示它们之间的相异性。例如,犬()和狼()都从犬形,表示犬、狼的外部形态特征相似,同属犬类;豕()、彘(野猪)都从豕形,表示野猪的外部形态和猪相似,同属猪类。至于犬和猪的外部形态,基本相似,所不同的是犬的躯体瘦小,而猪的躯体肥硕,表明犬和猪同属一大类,但是并不同属一小类。这基本上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其他如鹿、麋、麂等,都从鹿形,表示它们同属鹿类。如果再把甲骨文中有关兽类名称的文字,如牛、羊、马、犬、狼、豕、彘、鹿、麋、虎、豹、象等字,加以分析,就不难看出,这些字形的共同特征都显示了这些动物有“四足”这一外部形态,表明它们同属兽类。 又如:雉、鸡、雀、凤(指繁体字)等文字,都从佳(鸟)形,有羽翼,表示它们同属鸟类。因此,可以认为,这是《尔雅》中所反映的“四足而毛谓之兽,二足而羽谓之禽”这一概念的起源。 甲骨文中有关虫类名称的字形不多,但是仍然反映人们对虫类的分类认识。例如,虫、蚕都从虫形,表明它们同属虫类。也许当时人们对各种鱼类还没有严格的区分,因此,在甲骨文中没有反映各种鱼类名称的文字。各种鱼类都用形来表示,以示它们同属一类。所以,我们说,在甲骨文中,已经有了虫、鱼、鸟、兽的分类认识的雏型。 谷类植物都是草本,生长期短,适宜于农业栽培,是人们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之一。甲骨文中有关谷类名称的有:禾()、秫()、麦()、黍()等,都从禾形,表明它们同属一类,都是草本植物。木类名称有:杜()、柏()、桑()、栗()等,都从木形,表示它们同属木本植物。这些都是古代传统分类认识分植物为草本和木本二类的起源。 由此可见,《尔雅》中的分篇,正是应用了这一古老的传统分类方式。从每篇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来看,清楚地表明,人们对每一类的分类认识是相当明确的。 《释草》中所包含的一百多种植物名称,都是草本植物;《释木》中的几十种植物名称,都是木本植物。这说明人们把植物分为草本和木本二类,和现在分类学的认识基本一致。 《释虫》所包含的八十多种动物名称中,绝大多数是节肢动物。其余是软体动物。因此,虫类相当于现在分类学上的无脊椎动物。 《释鱼》所列举的动物名称有七十多种,种类比较复杂,其中以鱼类为主,其次是两栖类、爬行类、节肢动物、扁虫类和软体动物。如果按照《尔雅》中“有足谓之虫,无足谓之豸”的概念,把节肢动物、扁虫类和软体动物归入虫类,那么《释鱼》所包含的动物相当于现在分类学上的鱼类、两栖类和爬行类(龟、鳖),也就是所谓凉血动物。
唐代的长安城........... 考古研究所马得志 唐代都城长安,以它的宏大的规模、严谨的规划著称于世。在公元七到九世纪的三百年间,长安曾经是一个世界性的贸易、文化中心,对于促进古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作出过一定的贡献。 长安城位于关中平原,在今西安市的市区所在地,北临渭水,西有沣河,东依灞、滻二水,南对终南山,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山明水秀,风景宜人,是占代中国经济区的重心。秦代统一六国建立第——个统一的封建制国家,都城咸阳就设在关中平原的渭水北岸。西汉的都城长安,却在渭水南岸。隋代重新统一中国后,在西汉长安东南营建新都。隋文帝杨坚(541—604)命令当时著名的建筑家字文恺(555—612)负责规划设计和督造,于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六月开始兴建,第二年三月就迁人新都宫城,定名大兴城。大兴城的面积达八十四平方公里,大约是现在西安城(明清时所建)的七倍多,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唐建国后,仍建都在这里,改名长安城。唐代对长安城的规划布局没有大的变动,仅有局部修建和扩充。唐代经济文化的繁荣,以及对外贸易往来之频繁,比隋代大有发展,长安也随着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国际城市。这样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从唐代开始直到今天,曾引起许多中外学者的极大注意,并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新中国建立后,从五十年代开始,就有计划有步骤地对长安城遗址进行勘查和发掘。现在已把当年长安城的形制和布局基本上勘测清楚,给对长安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 官城和皇城 长安城的建设程序,是先建“宫城”和“皇城”,后建“外郭城”。 宫城是皇帝居住的地方,位置在长安城中央的最北边。经过实测,宫城东西广二千八百二十米,南北长一千四百九十二米,周长八·六公里多。据记载,当时宫城的城墙高三丈五尺。宫城里有墙分隔成中、西、东三部分。西部名“掖庭宫”,是安置宫女学习技艺的地方。东部是“东宫”,专供太子居住和办理政务。中部隋时称“大兴宫”,唐代改名“太极宫”,又称“西内”或“大内”,是皇帝起居、办公和朝见群臣的主要宫廷。太极宫里的正殿名太极殿,北有两仪殿、甘露殿等,此外还有殿台楼阁几十所。宫城南边正门承天门,南对皇城的朱雀门,以及外郭城的明德门。宫城北有玄武门(西)和安礼门(东)通禁苑。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就是在宫城北门(西)发生的。 隋时宫殿建筑只这一处,到唐代又另外扩建了大明宫(东内)和兴庆宫(南内)两处宫殿群,总称“三内”。 长安城内地势不平,有东西向的六条丘陵岗地,俗称“六坡”。宫城所处的地方地势比较低而潮湿,因此唐太宗李世民(599—649)于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在宫城东北隅龙首原上兴建永安宫,给他的父亲李渊(566—635)居住。次年改名大明宫。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唐高宗李治(628—683)又大加改建,规模比太极宫还大。自李治以后,历代皇帝常居大明宫(又称东内)听政。大明宫正殿名含元殿,国家大典多在这殿举行。含元殿北有宣政殿、紫宸殿,常朝在这里听政。此外,有延英殿、麟德殿等三十多所。其中麟德殿规模宏大,宫内宴会百宫和接见使节等就在这殿。从发掘的遗址来看,它可算得上是唐代宫殿建筑的代表作。 兴庆宫也称南内,原是玄宗李隆基(685—762)做晋王的时候在兴庆坊的旧居。李隆基即位后,开元二年(公元714年)置为宫,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扩建兴庆宫置朝堂,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竣工,此后玄宗基本上就在这里起居、听政。 皇城也称子城,建在宫城的南面,是中央官署区。东西广和宫城相等,也是二千八百二十米,南北长一千八百四十三米,局长九公里多。南面三门,正中是朱雀门,东是安上门,西是含光门。东面二门,北是延喜门,南是景风门。西面二门,北是安福门,南是顺义门。皇城里有南北向的街五条,东西向的街七条,其中最北的一条东西街,界于宫城和皇城之间,叫做横街。文献记载横街宽三百步,合四百四十一米,经实际勘测,现仅残存二百二十米,它是长安城里一条最宽广的大街,实际上是当时承无门前举行重大庆典的一个广场。
一篇值得一读的文章..... 一九九四年九月一个天青云淡的怡人的清晨,我接到母亲从加州打来的电话。她压低声音告诉我说,我的姑妈莉安娜,也就是我父亲的孪生姐姐,在菲律宾她的家中遭到谋杀,被她自己的司机割喉。母亲用我们老家的客家话告知了我这一消息,但“谋杀”这个词她是用英语讲的,仿佛是要凭借语言的墙壁,将这一事件阻挡在我们家门外。 在任何一个地方,对任何人来说,自己的亲人被谋杀都是一件可怕的事。我父亲的悲痛是难以名状的;直到今天,他仍然没有在这一话题上打破沉默。而在我们家其他成员的感觉中,悲痛之外还有不光彩的成份。对于华人来说,运气乃积德使然,一个走运的人是从来不会遭到谋杀的。就如同有先天缺陷或嫁给一个菲律宾人一样,被谋杀是可耻的事。 我和我的三个妹妹都非常喜欢莉安娜姑妈,她是个身材娇小个性古怪的人,终生未嫁。像许多有钱的菲律宾华人一样,她在檀香山、旧金山和芝加哥都开有各种银行账户。她常来美国看我们,她和我父亲二人 — 莉安娜和莱昂 — 的亲近程度只可能见之孪生姐弟之间。因为她自己没有孩子,所以在她的侄女们身上很是大方,随着我们的长大,她给的礼物也越来越贵重。在我过十岁生日时,她送给我十粒小钻石,用卫生纸包着。我姑妈酷爱钻石,一买就十几二十颗地买,然后装在伊利莎白•雅顿(一种美容品品牌 - 译者)保湿面霜的空瓶子里,有些甚至就放在她的洗手间的架子上。她喜欢积攒东西,我们在麦当劳用餐时,她会把免费的小袋番茄酱塞满她的古奇(一个高档时装品牌 - 译者)手袋。 根据警方的报告,我的姑妈莉安娜,“一名五十八岁的独身女子”,是在一九九四年九月十二日大约晚上八点在她的客厅被一把“菜刀”砍死的。她的女佣中有两人受到讯问并交代说,我姑妈的司机尼洛•阿比克在她俩知情和给予协助的情况下,策划和实施了这一谋杀行为。“在案发数小时之前,目击者看见被告正在磨那把据知用于作案的刀”。杀人后,“被告与两名目击者会面,告诉她们说东家死了。当时他戴着一双沾着血迹的白手套,手中还握着刀,刀上也同样沾有血迹。”但是,警方报告接下来称,逮捕令未及执行阿比克就“失踪了”。两名女佣则予以释放。 同时,在马尼拉有名望的华人墓地,我家的亲戚们为我的姑妈举办了一个隐密的葬礼。我祖上有不少人都安葬在这个墓地里的白色大理石家族墓穴中,但据请来看风水的道士说,由于我姑妈是凶死,因此她不能跟族中其他人合葬,否则会给活着的亲属带来厄运。于是她被独自安置在一个小墓穴中,与家族的墓穴靠近,但不接触。 我无法理解我的亲戚们就事论事般的近乎麻木的态度。我的姑妈被伺候她的人、与她朝夕相处的人冷酷地杀害了,为什么他们感受不到足够的震惊?为什么他们不为那两名女佣的获释表示愤慨?当我追问我叔父时,他对我有点不耐烦。“这里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嘛,”他说。“这里是菲律宾 - 不是美国”。 我叔父绝非单纯的麻木不仁。原来,我姑妈的死遵循着一个普遍的模式。在菲律宾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华裔被绑架,绑匪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菲律宾裔。许多被绑架者 - 往往是孩子 - 都被残酷杀害,甚至是在付了赎金之后。还有其他一些华人的遇害,像我姑妈那样,不属于绑架撕票,而通常是抢劫性质的。杀害我姑妈的凶手未予捉拿归案也同样不足为奇。菲律宾的警察,他们本身都是出身贫穷的菲裔,在处理这类案子时是臭名昭著的无动于衷。当有西方记者问到,为什么暴力攻击的目标总是华裔时,一名菲律宾警察咧嘴一笑回答说,那是因为“他们比较有钱” 。 我的家族属于菲律宾那个数量不起眼、但经济实力雄厚的善于经营的华裔少数族群。尽管只占人口的1%,华裔菲律宾人却掌控着高达60%的私营经济,包括菲律宾的四条主要航线和该国几乎所有的银行、酒店、购物中心,以及主要的集团企业 。我自己的家族在马尼拉经营一个塑胶工业集团公司。与陈永栽、 施至成或吴奕辉这样的巨头相比,我家只不过是“第三级”华裔富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拥有大片上好的地产和几处度假别墅。此外他们还寄存有装满金条的保险箱,每根金条约有一块士力架(Snickers)棒那么大,但是重得出奇。我自己就有这么一根:是莱昂纳姑妈在她去世前几年,通过联邦快递寄给我的,作为我从法学院毕业的礼物。
战国时期青铜冶铸技术的提高与错嵌工艺 ...... 战国时期已经进入了铁器时代,青铜一般只铸造礼器和兵器,就是礼器也有铜与铁的混合结构品。但是,青铜冶铸业并没有因此废除,而是继承和发展了殷周以来的优良传统。正如《荀子·强国》所说:“刑(型)范正,金(铜)锡美,工冶巧,火齐得。”这时对于青铜的取材、配料和冶铸的火候等,都已有了相当精密的分析记录,总结归纳出一套理论。这在《周礼·考工记》中反映得比较清楚。有的理论以今天的科学方法检验,证明它是合乎科学道理的。例如,关于各种青铜器中铜、锡成分比例,《考工记》说:“金有六齐(金即铜,在化学上称铜锡合金为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这就是说,各种不同用途的青铜器,铜与锡的比例各不相同。据近人实验研究,上面的这种比例是很合乎合金的学理的。 《吕氏春秋·类别》说:“金柔锡柔,合两柔则为刚”。战国时代,劳动人民已从实验中认识到了加锡到铜中可使硬度增加,而太硬的兵器又容易折断,特别是剑一类较长的兵器必须做到“坚且物(韧)”。《吕氏春秋·别类》又说:“白所以为坚也,黄所以为牣也,黄白杂则坚且牣,良剑也。”考古发掘得到的青铜剑,往往脊部的青铜含锡少,有的呈赤色,象嵌合赤铜一条。含锡少则质柔而朗,不易折断。刃部含锡较多,质硬而刚,适合刃部的需要。例如,长沙出土的一件青铜剑,其脊邻的铜锡比是78:10,即约八比一,而刃部则为74:18,即约八比二,刃部含锡量远远超过脊部。 在冶炼熔铸过程中,对不同火候的辨认与掌握,当时也有了详细的记载。如云:“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竭,青气次之,然后可铸也”(《考工记》)。这也是合乎冶金的学理的。因为铜、锡混合熔融时,首先便有挥发性的不纯物气化,即所谓“黑浊之气”。等到温度上升,比铜熔点低的锡就有一部分熔融气化,出现“黄白之气”。温度再高,铜的青焰色也有几分混入,便有“青白之气”,到铜完全熔融,只剩“青色”了。“青气”一出现,青铜合金也就基本上冶铸成功。 战国初期,有一种错嵌红铜的工艺盛行起来,这是在铜器表面铸出浅凹花纹,再嵌入红铜薄层,使金属表面平整而利用两种金属的不同光泽构成各种图案。这种工艺是在一种极其讲究的铜器上才应用的,它在替秋晚期即已出现,流行于战国之初。战国初期以后,又盛行了金银错技术,就是在铜器表面错嵌金银图案的工艺。这种工艺早在春秋中期就发明,但最初仅仅施于诸如戈内等小片地方,到了战国早期才在礼器上施以大片的金银错图案。传说出自洛阳金村的一批鼎、簋、壶、扁壶、镜等器,就采用金银错工艺,通体饰以各种的云纹、龙花纹,其精致程度说明到战国中期金银错的工艺已经达到高峰。金村和辉县固围村出土的一些锦物,还说明在战国中期包金、鎏金和嵌玉镶珠等细工已发展起来。传世的陈璋方壶(钫)和金村的铜壶上,还有镶嵌松绿石花纹。在一种颇为讲究的诸如壶、钫、鉴、豆等较厚重的礼器上,从春秋晚期起,特别在战国中期,往往铸出大幅的浅凹或凸的平雕画象。战国中期以后,这种工艺便不大流行。与此同时,一种细如发丝的刻镂图案工艺,也发展起来,它大都施于舟、匝、鉴和一种奁形器上。这两种工艺都是为了表现整幅图画。画面以贵族的宴飨、狩猎为主。许多图画的内容尚未完全明白,就已了解的部分而言,皆为贵族间的礼仪。例如传世采桑铜壶,通体满布许多组浅凹图画,其颈部的两组,一为妇女登树采桑,约是表现诸侯后妃所行蚕桑之礼;另一有六人双双成对,持箭射侯,是描绘贵族“三耦”,在行“射礼”。又如辉县赵固墓出土的铜上的细线刻镂图画,描绘的约是一种军礼��大搜礼,计有表祭、焚田、罗纲捕鱼、狩猎和献禽于社或宗庙等图画。所谓“大搜礼”,是借狩猎而进行军事演习,当与当时十分盛行的狩猎事有关。这种工艺的流行,表示出绘画艺术已发展到能表现场面很大的人物活动的程度,也表明当时的绘画艺术和青铜工艺是在统治阶级的礼乐制度的严重束缚之中。到了战国晚期,随着礼乐制度的更趋衰落,这种内容的纹饰也跟着衰落下来。战国时代铜器上的金银错和刻镂画象工艺的产生和进步,都是和冶铁炼钢技术的进步分不开的。 自《古代科技 》
中国古代的数学名著简介 中国古代数学,和天文学以及其他许多科学技术一样,也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直到明代中叶以前,在数学的许多分支领域里,中国一直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中国古代的许多数学家曾经写下了不少著名的数学著作。许多具有世界意义的成就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古算书而得以流传下来。这些中国古代数学名著是了解古代数学成就的丰富宝库。 例如现在所知道的最早的数学著作《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它们都是公元纪元前后的作品,到现在已有两千年左右的历史了。能够使两千年前的数学书籍流传到现在,这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开始,人们是用抄写的方法进行学习并且把数学知识传给下一代的。直到北宋,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开始出现印刷本的数学书籍,这恐怕是世界上印刷本数学著作的最早出现。现在收藏于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传世南宋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等五种数学书籍,更是值得珍重的宝贵文物。 从汉唐时期到宋元时期,历代都有著名算书出现:或是用中国传统的方法给已有的算书作注解,在注解过程中提出自己新的算法;或是另写新书,创新说,立新意。在这些流传下来的古算书中凝聚着历代数学家的劳动成果,它们是历代数学家共同留下来的宝贵遗产。 《算经十书》是指汉、唐一千多年间的十部著名数学著作,它们曾经是隋唐时候国子监算学科(国家所设学校的数学科)的教科书。十部算书的名字是:《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缉古算经》、《缀术》。 这十部算书,以《周髀算经》为最早,不知道它的作者是谁,据考证,它成书的年代当不晚于西汉后期(公元前一世纪)。《周髀算经》不仅是数学著作,更确切地说,它是讲述当时的一派天文学学说——“盖天说”的天文著作。就其中的数学内容来说,书中记载了用勾股定理来进行的天文计算,还有比较复杂的分数计算。当然不能说这两项算法都是到公元前一世纪才为人们所掌握,它仅仅说明在现在已经知道的资料中,《周髀算经》是比较早的记载。 对古代数学的各个方面全面完整地进行叙述的是《九章算术》,它是十部算书中最重要的一部。它对以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正像古希腊欧几里得(约前330—前275)《几何原本》对西方数学所产生的影响一样,是非常深刻的。在中国,它在一千几百年间被直接用作数学教育的教科书。它还影响到国外,朝鲜和日本也都曾拿它当作教科书。 《九章算术》,也不知道确实的作者是谁,只知道西汉早期的著名数学家张苍(前201—前152)、耿寿昌等人都曾经对它进行过增订删补。《汉书·艺文志》中没有《九章算术》的书名,但是有许商、杜忠二人所著的《算术》,因此有人推断其中或者也含有许、杜二人的工作。1984年,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早期古墓出土《算数书》书简,推算成书当比《九章算术》早一个半世纪以上,内容和《九章算术》极相类似,有些算题和《九章算术》算题文句也基本相同,可见两书有某些继承关系。可以说《九章算术》是在长时期里经过多次修改逐渐形成的,虽然其中的某些算法可能早在西汉之前就已经有了。正如书名所反映的,全书共分九章,一共搜集了二百四十六个数学问题,连同每个问题的解法,分为九大类,每类算是一章。 从数学成就上看,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书中记载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分数四则运算和比例算法。书中还记载有解决各种面积和体积问题的算法以及利用勾股定理进行测量的各种问题。《九章算术》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在代数方面,书中记载了开平方和开立方的方法,并且在这基础上有了求解一般一元二次方程(首项系数不是负)的数值解法。还有整整一章是讲述联立一次方程解法的,这种解法实质上和现在中学里所讲的方法是一致的。这要比欧洲同类算法早出一千五百多年。在同一章中,还在世界数学史上第一次记载了负数概念和正负数的加减法运算法则。
说说山西的面食和醋 ...... 说起面食,可以说全国各地处处都有,各地也不乏名品,但要论起面食的品种丰富、制作精美,当首推山西,而太原作为山西省会,更是面食荟萃、精彩绝伦之地。如今太原面食不仅名标国内,而且享誉四海。 面食的出现最迟在汉代之前。汉代,凡面制的食品统称为“饼”。《北史》记载,北齐文宣帝高洋生了儿子,效法民间,以汤饼招待亲友,称为汤饼宴。由此可以推断,生子吃面这是北方的一种民俗。直至今日,太原地区无论老人、小孩过生日,都有吃长寿面的习俗。太原面食品种有280多种,历史悠久,制作方法独特。太原最有名的面食有十多种:细如发丝、长似龙须的太原拉面;刀飞面舞、鲤跃龙门的太原刀削面,每一个品种又因采用的原料不同而呈现多样化。面食渗透着特殊地域人们的渴求和心态,表现出当地饮食文化的特殊规律,甚至蕴含着某种美好愿望。古人所说的“伏日进汤饼,名为辟恶”,就是说为了驱赶邪恶每天必须吃汤饼。山西人对面食可算是情真义切,在这种偏爱中也溶入了面的可塑性和山西人的睿智。过生日吃拉面取长寿之意;过年吃“接年面”取岁月绵延之意;孩子上学第一天也要吃“记心火烧”,希望孩子多一个长学问的心眼……。这些面食已不再仅仅是充饥的食物,而已经成为一种饱含情感和哲学意蕴的“精神食粮”。 山西人被称为“老西儿”由来已久,除了山西是在太行山西边以外,这个名字里还有醋味。古时候,“醋”被称为“醯”,醯与西同音,山西人便有了“老西儿”的称谓。山西人爱吃醋,面食离不开醋,炒菜、做汤处处离不了醋。太原老陈醋更是醋中的珍品。谈到醋,到底由谁最先酿造也许不可考证,但发源地在史书上则有明确的记载:早在2480多年前,山西晋阳,也就是太原的制醋作坊就遍及城乡,当时晋商四处经商,也把山西独特的吃醋习惯带到了全国各地,醋与山西文化也解下了不解之缘。第一个正式推出“山西老陈醋”品牌的,是清代的王来福。顺治年间王来福来到清源,就是现在的清徐县,利用当地优良的水质和充足的原料办起了醋坊。太原醋品种繁多,有陈醋、普醋、特醋、味醋等许多品种。多数山西人不但爱吃醋而且精于吃醋,醋在山西不单是调味料,很多人都是以醋健身。太原酿醋老字号美和居就挂着这样一副对联“饭是经常吃的药,药不是经常吃的饭;醋是经常吃的药,醋更是经常吃的饭”。在山西人眼里,醋不但可以治百病,甚至成为可以经常吃的药了。在下就很喜欢吃山西的刀削面,一次路过山西榆次时竟一口气吃了六碗!甚是可口!
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社会经济状况..... 公元前5世纪,奴隶制经济在希腊已得到相当充分的发展。当时,希腊奴隶制度的发展可分为两大类型,即斯巴达型和雅典型。斯巴达型是以农业为主,工商业不发达,实行土地国有制,使用国有的农业奴隶,奴隶来源多是掳掠来的被征服地的居民。雅典虽以农业为基础,但工商业比较发达,农业中经济作物占有重要的比重;奴隶的来源也和斯巴达不同,多是通过市场买来的,使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就整个希腊而言,当时农业中使用奴隶可以分三种情况:其一、斯巴达式的国有奴隶制,农业劳动全由国有奴隶希洛特担任。这种奴隶制度往往通过征服而建立。其二、贵族田产中使用的奴隶,是农业中使用私人奴隶的集中方式,但规模不大,也不很普遍。其三、自耕农或小农所私有和使用的奴隶,这是这一时期最为发达的农业奴隶经济形式。此外,奴隶还被广泛地应用在手工业、工商业、矿山和家务劳动等各个方面,这种情况在工商业比较的雅典等城邦比较普遍。这一时期的奴隶制经济,就其自身的发展过程说达到了充分的繁荣。同中国等古代东方国家的奴隶制经济比较起来,希腊奴隶制有如下一些特点:(1)希腊奴隶使用虽很普遍,却以小规模为主。而当时的东方国家,帝王将相等豪门显贵拥有的奴隶数却往往达到成千上万、甚至十几万、数十万。两者的差距甚大。(2)在希腊奴隶经济中,占优势的是小农和小作坊经济,而在东方各国中,王室、贵族、神庙经济却占有主导地位。(3)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社会经济中商品经济的比重比东方国家要大一些。这反映了当时希腊社会私有化比较彻底,市场交换的原则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很大的作用。(4)希腊各邦一般不以本城公民为奴,所使用的奴隶都是外邦和蛮族人。而东方国家的奴隶很显然有不少是本国的穷人演变而成的。
路易十五时期的宫廷礼仪以及法国王太子的宫廷生活 ..... 在凡尔赛宫廷鼎盛时期,有一个比国王更有权威的主宰便是“礼法”,或称“礼仪”,就象歌剧院的芭蕾舞一样,一举手、一投足都有明确的规定。 人们看过宫廷记事录后,感到难以理解的是,上至王子、公主,下至无名奴仆,每个人的头脑里怎么能够塞进那么多的东西,怎么能够记住自己这个角色举止动作的每一个细节?更何况这种种礼节还要根据时间、地点和季节的不同而变化。 比如,一个贵妇在凡尔赛宫只有资格坐帆布折凳,到了马尔利富就可以坐方凳,而到了朗布依埃宫便坐上了靠背椅。再如,一个掌门官(他唯一的任务就是开门)必须记住哪些人经过的时候,他应当站在门里;哪些人经过的时候,他应当站在门外。公爵一类的人到王宫小教堂可以带一块方坐垫,俗称屁股垫,但不可忘记要把坐垫放得歪斜一点,绝对不能摆正,因为摆正是王族的特权。国王接见大使时,倘若礼宾官没有在楼梯的第四级上迎接,便会引起外交风波。 路易十五时期,讲究礼仪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宫廷礼法除了承袭旧传统(许多礼节起源于弗朗西斯一世,甚至更远的年代)外,还增添了不少路易十四时期的复杂条例,而且又制订了一些连国王本人都需要遵循的规定。 大家可能以为在这样一个井然有序,人人职责分明的宫殿里,主子们一定被服侍得舒舒服服,那可是大错特错了,因为他们自己已成为礼仪规范的奴隶,国王、王后和王子们都过着一种终身受束缚的生活。在公主们举行的舞会上,王后也前来参加一同玩乐,可是礼仪规定,不管公主们跳舞跳到那里,位置怎样变换,她们的眼睛必须一直望着王后,结果小姑娘们的脖子扭得酸痛。 一天清晨,王后发现她那张大床上的棉被沾满了灰尘,她腼腆地责问了一下。这件事逐级传到寝宫侍从那里,寝宫侍从把责任推卸得一千二净,说打扫灰尘不属于他们的职责范围。人们就去找管理帷幔,挂毯的侍从领班,后者听完这个事故后明确地说,这不关他的事。经过两天查讯终于发现,当国王陛下不在王后那里安寝的时候,王后的那张大床是当作家具管理的,因此应当由管家具的侍从负责。 可怜的玛丽·列金斯卡是位十分温柔、孤独、多情而又随和的王后,每天吃午饭时,都得经受一番折磨。她孤零零地一个人坐在前厅里的一张小桌子旁边,一群侍臣和一群好奇的前来参观的平民在一定距离之外围成一圈站着,静悄悄地望着王后吃饭。有一天,卡萨诺瓦亲自看到了这个场面:王后衣着简单,戴着一顶大无沿软帽,走到餐桌前坐下后开始进餐,她低着头,两只眼睛盯着盘子,不看任何人。当她觉得端上来的某一道菜好吃,想再要一点又难为情,便扫了在场的人一眼,想在人群中找到她认识的人,了解一下她爱吃的这道莱是什么。她找到了一个人,怯生生地叫道:“德·洛旺达尔先生,”听到叫自己的侍臣弯下腰向前走了几步应道:“王后有何吩咐?”“我想这道美味可口的菜是烩鸡块吧?”“是的,王后。”德·洛旺达尔先生用刻板的语调回答后又退回原位。王后直到用完了膳没有再说一句话。对参观凡尔赛宫的巴黎和外省人最具有吸引力的是宫内开饭,他们参观了王太子妃喝汤,马上去看王子们吃煮白肉,接着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去瞧公主们吃尾食品。 路易十五有自己的贴身侍卫、跟班护卫、门卫和瑞士卫士等各种卫士,礼仪迫使他任何时候都不能一个人独自呆着。晚上许多人服侍他换内衣,早上许多人服侍他起床,然而偶尔侍卫们玩忽职守,他也能够暂时摆脱没完没了的守护。 一天晚上,路易十五未带卫士只身一人走进寝宫,迎面撞见一个惊慌失措的人,这个人扑地跪倒在地解释说,他在宫内寻找一个与他同行的烤肉店老板迷了路,他一个门一个门地找,不料进了寝宫,现在他也不知道该从哪儿出去。这个可怜的人等着受绞刑,可是国王安抚他一番,赐给了他几个路易。 应当说,什么人都可以进凡尔赛宫,可以任意在各大套房之间游玩,只是不允许乞丐和憎侣进去。想观看国王用膳的过往平民百姓,只要佩带一把宝剑,臂弯里放一顶帽子就可以进宫,这些道具在王宫看守那里能够租到。
日本古代官职 日本官职一览 官厅中分四等官(长官。次官。判官。主典)与下级官吏我们将以长官(役所の统括)。次官(长官の补佐)。判官(书类の监査审査)为中心介绍。 一、太政官 太政官是统管朝廷的最高机关,相当于现在的内阁 太政大臣(だじょうだいじん):太政大臣是所有官职中最高的官职,可以说是天皇师傅的名誉职位,这一职务是最重要的,因为没有适任者就不设置的缘故,该官职空缺的时候很多。织田信长死后受到追赠,丰臣秀吉就任关白后也叙任该职。 左大臣(さだいじん):太政官的长官,总裁太政官所有政务、宫中的典礼等,是朝廷事实上的最高责任者。没有武家叙任过该职,根据秦(中国)的“丞相府”一词,左右大臣也被称为左相府、右相府,简称左府殿、右府殿。 右大臣(うだいじん):太政官的长官,虽然是次席,但权限与左大臣相同。当左大臣因为某些原因不能出朝或兼任关白时,代行总裁太政官的政务和典礼。织田信长、德川家康、丰臣秀赖都叙任过此职。 内大臣:太政官编制之外的大臣,权限与前两者也是一样。当左右大臣都不能出朝时,代行总裁太政官的政务和典礼。德川家康叙任该职时,被称为“江户内府殿”,织田信雄、丰臣秀赖也曾叙任该职。 大纳言(だいなごん):太政官的首席次官,与大臣共同商讨天下政事,讨论天皇命令的得当与否,也是传达上下言语的重职。大臣不在之时代行太政官的任务,丰臣政权下的羽柴秀长(大和大纳言)、前田利家、丰臣秀次等叙任此职。 中纳言(ちゅうなごん):职务与大纳言相同,但不能代行大臣之事,中纳言的别称是“黄门”,原本由来是秦的官职,宫门之扉为黄色,此官于门内侍立所致。姊小路良赖曾向朝廷申请未果。 参议:与大臣、纳言共同协商政事的官职,是继纳言之下的重职,任用条件相当严格。参议的别称是唐名的“宰相”。足利义辉、足利义昭、北皇具教(参议左中将)等与朝廷亲近者叙任该职。 弁官局(べんかん):分左右两部管理八省的部门。左右弁官局中有大弁、中弁、小弁之职。职务是将上命传达各省,处理庶务。因为要处理太政官内的一切公文,因此非学问出众者不能当此职。战国时代公家多有叙任此职者。 少纳言(しょうなごん):最初是担当诏敕(天皇文书)的重职,后来职权衰减,成为仅仅掌管御印(内印)和官印(太政官印)的有名无实的官职。 长官: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次官:大纳言。中纳言判官:弁官。少纳言 二、八省 内务省:(又称中务省)侍奉天皇侧近,行使诏敕颁行等宫中一切政务,卿由亲王担任,如无适任者即空缺。秀吉的御咄众宫部继润担任内务卿法印。 侍从是天皇的近侍,职务是进谏天皇的过错,补其不足。北羽的安东爱季屡屡向织田信长赠送鹰、马、天鹅等物,在信长的推举下叙任该职。 长官:内务卿(なかつかさきょう) 次官:内务大辅(なかつかさたいふ)。内务少辅(かつかさのしょう) 判官:内务丞(なかつかさのじょう) 他:侍従(じじゅう) 式部省:担任文官任免等一般人事的部门,负责调查文官的事务成绩,上报太政官,以及指导礼仪等工作。卿由亲王担任。信长的右笔(书记)楠正虎叙任式部卿法印一职。 长官:式部卿(しきぶきょう) 次官:式部大辅(しきぶたいふ)。式部少辅(しきぶのしょう) 判官:式部丞(しきぶのじょう)。式部大夫(しきぶのたゆう) 民部省:管理地方户籍、租税、交通、建设等工作的部门。因为是担当朝廷的税收工作,因此是仅次于内务、式部的要职。五奉行的前田玄以叙任民部卿法印,谒见秀吉的松前庆广担任民部大辅,秀吉的黄母衣众青山一重担任民部少辅一职。 长官:民部卿(みんぶきょう)
金鱼....的历史bianqian 中国正式饲养金鲫鱼,应起始于晋朝,证明这一史实的著作有《抱朴子》、《博物志》等,特别是公肪所(公元460?08年)著《述异记》,记载有:“晋桓冲游庐山,见湖中赤鳞鱼,即此鱼也”。又云:“朱衣鲋,泗州永泰河中所出,赤背鲫也”。这一古代文献充分证明,金鲫鱼饲养最早始于晋朝(公元265?19年),距今约1700多年,上述文献中所谓赤鳞鱼即红色鳞片的鱼,朱衣鲋与赤背鲫同义,即红色(或红色背部)的鲫鱼,显然当时还不叫金鱼。在晋以后的南齐有位叫萧锐的人在他的《高僧传·释昙霁传中》,也对庐山西林寺的红黄鲫鱼有过记载:“庐山……西林院秀池中赤鲋,龙也。”古人也称寺为院,文中西林院即西林寺;古人称鲫为鲋,赤鲋即赤(红)色的鲫鱼。稍后南朝的梁武帝大通三年的《丛林记拾》中对红黄色鲫鱼也有记载:“朱鲋,庐山西林寺秀池中,世界罕有……”。在其他一些史料中,也有关于红黄色鲫鱼的记载。据可以查到的史料,庐山西林寺是最早见到红黄色鲫鱼的地方。这距今至少有1500年的时间了。不过,根据史料分析,这时的红黄色鲫鱼大概是在自然条件下生活的,和银灰色的鲫鱼处于同样的野生环境中,只是由于体色的原因,才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虽然在秀到池中可见到红黄色鲫鱼的存在,但很难断定这是从池中银灰色鲫鱼变异而来,还是人为特意放养的,所以还不能确切地说这是人为地有意识地饲养金鱼的开始。但从实际所达到的效果来看,红黄色鲫鱼经多年饲养,是终于会成为金鱼的。中国金鱼的祖先,可能就是庐山西林寺池中的那种赤鳞鲫鱼以及同期各地的野生红黄色鲫鱼。因而我们有理由说,中国金鱼的饲养,可能最早就产生于庐山西林寺和其他一些地方。晋朝始于公元265年,止于420年。因而,按最保守的推算,把公元420年作为金鱼的起源年,至今也已有1500多年了。这可以从史料及历代生物学者用科学方法研究得出的结果得到验证。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除对红黄色鲫鱼的最早发现作了记载之外,还作了如下推论:“金鱼有鲤鲫鳅鳖数种,鳅鳖尤难,秋金鲫耐火,前古罕知……自宋始有蓄者,今则处处人家养玩矣。”可见金鱼原有四种,只有金鲫自宋朝以来继续不断有人饲养,则明朝时已经传播到各地,处处有人养玩了。并指出金鲫鱼(金鱼)祖先就是晋朝桓冲在庐山发现的赤鳞鱼。金鱼起源于我国。我国金鱼向外传播首先是传入东邻日本,而后渐及世界各地。有关金鱼的日本书籍,始见于17世纪中叶之后,它们在论及日本金鱼的来源时,都无一例外地认为日本原无金鱼,日本金鱼是在400多年前的1502年从中国输入的。近百年来,不少日本学者论证了金鱼从中国传入日本的史实。其中,论述最详尽、最系统的是日本著名水产专家、近代大学农学院松井佳一教授。松井佳一研究金鱼数十年,有许多关于金鱼的专著,他在其所著《金鱼大鉴》(1972)中详细叙述了公元649-765年间,中日两国使者往来频繁,日本遣唐使亲眼看到的中国饲养金鱼的情况;指出中国金鱼是在日本德川时代,即17世纪初叶前后分多次传入日本的事实;考证了日文“金鱼”一词,首先出现于1607年出版的《长崎学林》一书,并指出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传入日本后,“金鱼”这个名词才在日本有了广泛的传播。根据松井教授的研究,中国饲养金鱼的技术也与金鱼一道,同时传入日本,对日本刚刚开始的金鱼养殖业起了重要的借鉴作用。对此,他在《金鱼大鉴》中特意刊载了《砂鱼谱》一书的缩影,并刊出该书的日译全文。《砂鱼谱》是明朝万历年间苏州人张谦德所著(万历24年,公元1596年),是我国描述金鱼形态及饲养方法最详尽最科学的古籍之一。金鱼从中国传入日本后,在新的环境和饲养管理条件下,继续发生变异,经过日本养鱼者的长期努力,培育出有别于中国风格的和金、琉金、地金、朱文锦、东锦、秋锦、江户锦、蓝、荷兰狮子头等许多品种,形成别具一格的日本金鱼,使日本和中国在一起,成为世界上两个主要的养殖金鱼的国家。
华夏民族 全套满蒙姓氏归转化表 A 安——安佳 鄂——鄂齐卓他、倭依特、西林觉罗 敖——敖佳、敖勒多尔 B 白——巴雅拉、巴岳特(蒙)、白佳(蒙) 巴——巴岳特(蒙) 包(鲍)——辉图、博尔济吉特、伊勒根 边——额尔吉 卜——卜佳 步——步勒默齐特(蒙) C 蔡——蔡尔佳、赛米尔、比渣穆 常——常佳 曹——曹尔佳、伊尔根 仓——仓佳 陈——玉抹、费谟 迟——迟佳 崔——崔珠克 D 杜——杜鲁穆、图克坦、杜拉拉、生都、杜尔根基特(蒙) 董——董鄂 戴——戴尔佳、戴佳 EF 富(傅、付)——富察、奎木特(蒙) 范——范佳 费——费莫 G 高——高佳、何舍里、果尔勒斯 甘——噶鲁 龚——龚佳 关——关尔佳、苏完瓜尔佳、瓜尔佳 桂——桂车特 郭——郭尔佳、郭布罗、拉拉(蒙) H 海——克里叶特 郝——郝舍里 韩——韩尔佳、罕吉拉锦、吉拉特 杭——杭锦 何(贺)——何叶尔、特呼尔(蒙) 赫——赫舍里 花——额岳特(蒙) 黄——黄乌罗特 槐——萨察 胡——胡尔佳、胡尔哈剌、呼图拉、呼依特(蒙)、呼雅尔 洪——鸿吉里 嵩——嵩佳 IJ 金——爱新觉罗、车勒库车 贾——贾扎拉、嘉布塔拉 蒋——蒋佳 K 康——康吉里 寇——叩德 奎——奎佳 孔——孔果洛、苦雅拉 L 梁——乌梁海、良佳、 李——李佳、李尔佳、他哈比巳特、博尔济、伊奇里(蒙) 朗——钮咕禄 娄——裕胡鲁 林——林佳、唐依特(蒙) 罗(骆)——罗佳、萨格达、爱新觉罗 雷——阿克占、勒克勒(蒙) 刘——伊拉、鄂柳特(蒙)、赤穆特(蒙)、那拉(蒙) M 马——马佳、费莫、莽鲁特(蒙)、马穆哈(蒙) 莽——莽乌特 梅——梅勒 孟——孟勒吉勒、墨尔迪勒氏、墨尔哲勒氏、孟佳氏、孟克宜勒氏 墨尔奇特氏(蒙)、墨尔济吉特氏(蒙) 明——明安 穆——穆延、穆察、乌肃、穆鲁 N 钮——钮咕禄 那——叶赫那拉 南——那木都鲁 聂——聂格里 年——年尼雅 宁——宁尔佳、宁古塔 OP 朴——朴佳 庞——庞佳 Q 齐——齐佳 钱——钱佳 祁——祁塔拉 强——强奇里 屈——屈佳 邱——邱佳 R S 石——石穆鲁、扎库塔、施布鲁 沙(山)——沙拉 沈——沈佳 胜——西尔拉特 赛——赛米尔 桑——萨基 索——索诺络 苏——苏穆察、额苏里、葛勒达苏(蒙) 孙——孙佳、金克 松——步固斯(蒙) 舒——舒穆禄 萨——萨克达 T 唐——他塔拉、唐乌勒特 田——田佳 佟(童)——佟佳 陶——托罗、鄂约尔(蒙) UV W 王——完颜、卓木克(蒙) 吴——乌扎拉、伍哲布勒 万——图们 汪——完颜、汪扎尔、汪拉佳 魏——魏车特 温——温都、温特贺 X 线(奚)——喜塔拉、奚尔佳、奚赫特 邢——邢佳 萧——舒穆鲁 郗——希克特、希克特里 Y 叶——叶赫那拉 伊——伊尔佳、伊尔哈、伊穆图、伊尔根觉罗 于(鱼)——裕胡鲁、尼玛哈 岳——岳佳
历代度量衡 历代度量衡 重量 时代每斤折合克备注 战国三晋250司马成公禾石权(中国历史博物馆藏)(258.1) 战国楚250长沙近郊出土楚国砝码(251.33) 秦2501964西安阿房宫遗址出土高奴石权,一百二十斤,重30750克(256.3) 西汉250武库一斤权(北京大学藏)(252) 新莽2501927年甘肃定西称驿出土新莽铜权衡,石权每斤合249.6克 东汉250大司农铜权(中国历史博物馆藏),重2996克,按十二斤计,每斤249.7 南朝齐375 南朝梁、陈250 北魏、北齐500 北周700 隋700(大)250(小)1930年易县燕下都出土隋铁权 唐670(大)224(小)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庄出土记有重量唐银器七件,推算平均每两42.798克,一大斤为684.768克1979年山西平鲁出土干元金铤,自记重二十两,重807.8克,每斤646.4克;同出土「员外同正铤」,自记二十两,重283克,每斤重224克,当为小斤。 宋6401975年湖南湘潭出土嘉佑铜则,自记重一百斤,重64公斤,每斤640克 金640 元6201957年内蒙古兴和县魏家村出土贞元年斤半锤,实重878.44克,每斤585.6克大德八年二斤锤(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实重1275克,每斤637.5克 明590天启三年常州吴县校准砝码,存三两一块,实重109.3克,每斤582克 清590康熙十八年苏州府校准砝码,自记十两,实重362克,每斤580克乾隆二十九年工部营造五百两砝码,实重18700克,每斤598.4克 *************** 容量(按:古代中国,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南宋末改五斗为一斛,二斛为一石[石,古代重量单位,音\\\"担\\\"]) 时代每斗折今毫升备注 战国齐2000 战国秦及秦2000商鞅方升(上海博物馆藏)(202.15)秦始皇方升(上海博物馆藏)(199.5) 西汉2000汉上林供府升(天津巿艺术博物馆藏)(196) 新莽2000新莽嘉量(升,台湾故宫博物院藏)(200.63) 东汉2000建武十一年大司农斛(中国历史博物馆藏)(19600) 三国魏2000 南朝齐3000 南朝陈、梁2000 北魏、北齐4000 北朝5350 北周6000 隋6000(大)2000(小) 唐6000(大)2000(小)大业三年隋大府寺合(日本藏)(19.91) 宋6700 元9570 明9635明成化铜方升(故宫博物院藏)(963.5) 清10430清康熙铁方升(故宫博物院藏)(1043) ****************** 亩积、里长(注:按秦以后,一亩为240平方步。古制,一步为六尺。)(注:一个有一百公尺跑道的田径场,中央草地面积约为5000平方米) 时代尺度(厘米)亩积(平方米)里长(米) 战国23.2(6x0.232)^2x100=193.76646x0.232x300=417.6 秦及西汉23.2(6x0.232)^2x240=465.03936x0.232x300=417.6 新莽23.1(6x0.231)^2x240=461.03906x0.231x300=415.8 东汉23.4(6x0.234)^2x240=473.09186x0.234x300=421.2 东汉晚期23.6(6x0.236)^2x240=481.21346x0.236x300=424.8 魏24.2(6x0.242)^2x240=505.99296x0.242x300=435.6 西晋24.2(6x0.242)^2x240=505.99296x0.242x300=435.6 东晋24.5(6x0.245)^2x240=518.61606x0.245x300=441.0 刘宋24.6(6x0.246)^2x240=522.85826x0.246x300=442.8 梁24.7(6x0.247)^2x240=527.11776x0.247x300=444.6 前赵24.2(6x0.242)^2x240=505.99296x0.242x300=435.6 北魏28.0(6x0.28)^2x240=677.37606x0.28x300=504.0 东魏北齐30.2(6x0.302)^2x240=788.00256x0.302x300=543.6 北周29.6(6x0.296)^2x240=757.00226x0.296x300=532.8 隋29.6(6x0.296)^2x240=757.00226x0.296x300=532.8 唐30.0(5x0.3)^2x240=5405x0.3x300=540 宋31.2(5x0.312)^2x240=584.06405x0.312x300=561.6 明31.8(5x0.318)^2x240=607.7440(营造亩)5x0.318x300=572.4 清32(5x0.32)^2x240=614.40000(营造亩)5x0.32x300=576.0 *********** 长度(注:30公厘折合1英尺) 时代每尺折合公厘(cm)备注 商16殷墟出土骨尺(台湾故宫博物院藏)(16.93) 殷墟出土牙尺(中国历史博物馆藏)(15.78) 战国及秦23.2洛阳金村出土铜尺(23.1) 据商鞅方升推算(上海博物馆馆刊第1期151-152页) 西汉23.21968年河北满城中山王妻窦绾出土错金铁尺(23.2) 1957年甘肃酒泉汉墓出土铜尺(23.1) 新莽23.1据新莽嘉量(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推算 东汉23.41956长沙雷家嘴东汉墓出土铜尺(23.39) 东汉晚期23.61959年掖县东汉晚期墓出土铜尺(23.6) 1954年合肥东汉晚期墓出土铜尺(23.75) 魏(三国)24.21972年甘肃嘉峪关三国魏墓出土骨尺二件(23.8) 魏正始五年东莞官弩机望山尺二寸(24.26) 魏景元四年,刘徽注《九章_商功》:王莽铜斛于今尺为「深九寸五分五厘」(24.18) 西晋24.21965年北京八宝山西晋王凌妻华芳墓出土骨尺(24.2) 1956年河南洛阳旧唐屯村西晋墓出土骨尺(24.3) 东晋24.5《隋书_律历志》:「晋后尺实比晋前尺一尺六分二厘」(24.48) 刘宋24.6据《隋书_律历志》 南朝梁24.7据《隋书_律历志》 前赵24.2据《隋书_律历志》 北魏28据《隋书_律历志》 东魏北齐30.2据《隋书_律历志》 北周29.6据《隋书_律历志》 隋29.6据《隋书_律历志》 唐30日本正仓院所藏唐尺26支,长度从29.4到31.7厘米,平均29.75厘米 1976年西安郭家滩78号唐墓出土尺(30.09) 宋31.21921年巨鹿故城出土北宋木矩尺(30.91) 1964年南京孝陵卫宋墓出土木尺(31.4) 明 (1)营造尺31.81956年山东梁山洪武年间沉船中出土骨尺(31.8) 嘉靖牙尺(32) (2)量地尺32.7明朱载靖《律学新说》所绘宝源局量地铜尺 (3)裁衣尺341965年上海上塘湾明墓出土木尺(34.5) 清 (1)营造尺32康熙牙尺(中国历史博物馆藏)(32) (2)量地尺34.5康熙户部尺(34.86) (3)裁衣尺35.5清牙尺(35.3) 转自《中国历代度量衡 》
匈奴世系表....... 匈奴世系表 匈奴的先祖是夏后氏的后代,名叫淳维。自淳维至头曼单于史家无考。 头曼单于,公元前?—前209年在位。 冒顿单于,公元前209—前174年在位,头曼之子。杀父而自立,统一匈奴各部。得姓挛鞮氏,国号撑犁孤涂单于。 老上单于,名稽粥,公元前174—前160年在位,冒顿之子。 军臣单于,公元前160—前126年在位,老上之子。 伊稚斜单于,公元前126—前114年在位,军臣之弟,攻败军臣单于太子於单而立,於单降汉。 乌维单于,公元前114—前105年在位,伊稚斜之子。 詹师庐单于,公元前105—前102年在位,乌维之子,因年少史称儿单于。 句黎湖单于,公元前102—前101年在位,乌维之弟。 且鞮侯单于,公元前101—前96年在位,句黎湖之弟。 狐鹿姑单于,公元前96—前85年在位,且鞮侯之子。 壶衍鞮单于,公元前85—前68年在位,狐鹿姑之子。 虚闾权渠单于,公元前68—前60年在位,壶衍鞮之弟。 握衍朐鞮单于,名屠耆堂,公元前60—前58年在位,乌维之后。趁虚闾权渠死而谋立。 呼韩邪单于,公元前58—前31年在位,时握衍朐鞮暴虐,民不聊生,众人推举而立。前33年,汉帝赐王昭君,生一子。 屠耆单于,名薄胥堂,公元前58—前55年在位,握衍朐鞮之兄。握衍朐鞮死后自立。前55年被呼韩邪剿灭。 呼揭单于,公元前57—前56年在位,自立。前56年去单于号,尊车犁。 车犁单于,公元前57—前55年在位,自立。前55年降呼韩邪。 乌藉单于,公元前57—前56年在位,自立。前56年去单于号,尊车犁。以上为五单于。 闰振单于,公元前55—前53年在位,屠耆从弟,自立。前53年被郅支剿灭。 郅支骨都侯单于,名呼屠吾斯,公元前55—前36年在位,呼韩邪之兄,前36年在康居被杀。匈奴重归一统。 复株累若鞮单于,名雕陶莫皋,公元前31—前20年在位,呼韩邪之子。复娶王昭君,生二女。 搜谐若鞮单于,名且糜胥,公元前20—前12年在位,复株累若鞮之弟。 车牙若鞮单于,名且莫车,公元前12—前8年在位,搜谐若鞮之弟。 乌珠留若鞮单于,名囊知牙斯,公元前8—13年在位,车牙若鞮之弟。 乌累若鞮单于,名咸,13—18年在位,乌珠留若鞮之弟。 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名舆,18—46年在位,乌累若鞮之弟。 乌达鞮侯单于,46年在位,呼都而尸道皋若鞮之子。 蒲奴单于,46—?年在位,乌达鞮侯之弟。此为北匈奴。 落尸逐鞮单于,名比,48—56年在位,乌珠留若鞮之子。起兵自立。此为南匈奴。降汉。 丘浮尤鞮单于,名莫,56—57年在位,比之弟。 伊伐于虑鞮单于,名汗,57—59年在位,莫之弟。 僮尸逐侯鞮单于,名适,59—63年在位,比之子。 丘除车林鞮单于,名苏,63年在位,莫之子。 胡邪尸逐侯鞮单于,名长,63—85年在位,适之弟。 伊屠于闾鞮单于,名宣,85—88年在位,汗之子。 休兰尸逐侯鞮单于,名屯屠何,88—93年在位,长之弟。 单于,名安国,93—94年在位,宣之弟。 亭独尸逐侯鞮单于,名师子,94—98年在位,适之子。 万氏尸逐鞮单于,名檀,98—124年在位,长之子。 乌稽侯尸逐鞮单于,名拔,124—128年在位,檀之弟。 去特若尸逐就单于,名休利,128—140年在位,拔之弟。140年被太原太守陈龟逼死。 单于,名车纽,140—144年在位,休利死后自立。 呼兰若尸逐就单于,名兜楼储,143—147年在位。汉帝立。 伊陵尸逐就单于,名居车儿,147—172年在位。 屠特若尸逐就单于,172—178年在位,居车儿之子。 单于,名呼征,178—179年在位,屠特若尸逐就之子。179年,被张修斩杀。 单于,名羌渠,179—188年在位。 持至尸逐侯单于,名于扶罗,188—195年在位。羌渠之子。前赵刘渊之祖。 单于,名呼厨泉,195—216年在位。于扶罗之弟。前赵刘渊之叔祖。216年被曹操留邺。遣去卑代理,去卑乃夏赫连勃勃之先祖。 至此匈奴随弱,至西晋惠帝时复兴,304年,于扶罗之孙刘渊反晋建汉,后改前赵,329年被后赵石勒所灭。后又有北凉和夏兴于一时,至431年夏亡于吐谷浑,史书不见匈奴也。 转自(匈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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