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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称中国行人等红灯能忍90秒 不能归责于素质 等待时间过长易致闯红灯   “中国式过马路现象其实几年前就已经凸显。”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教师倪颖近日表示,早在2007年,他们就成立了课题组,并在2008年至2010年期间,对上海和杭州两地进行了“信号控制交叉口行人过街等待时间研究”。  同济大学中德交通研究中心主任李克平教授,也是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的课题组负责人,是《浙江省工程建筑标准》的主要起草人。该《规范》也是我国第一本《人行过街设施规划与设计规范》。此前,李克平教授曾做过几次先期调研。  什么是行人可忍受等待时间?李克平教授解释,如果行人在等待期间,且时间超过70秒后,行人开始慢速前进,寻找其他位置等候。那么,这70秒,就被称为行人可忍受等待时间。如果红灯时间超过了可忍受等待时间,就会导致闯红灯等行为,造成路口人车矛盾,进而影响交通。  在交通信号灯的研究领域,“可忍受等待时间”是设置信号灯周期的重要参考。  红灯超90秒后,作用趋于零   同济大学课题组,在杭州市区做的“最大忍受等待时间”的结论是:“在杭州市进行的小样本调查,初步确定杭州市行人可忍受等待时间约为70秒到90秒”。  此后,同济大学在上海做了更为庞大的研究。研究结果,与在杭州得到的数据相当。  课题组共收集了3个交叉口和5个路口,共1820个行人的过街案例。  这1820个行人,都是在红灯期间到达斑马线前的。他们或等待下一个绿灯时间通行,或等待一段时间后,在红灯期间通行。  为了避免调查对行人产生额外影响,调查所用的摄像设备被隐蔽起来,架在行人不能看见的地方。  经过研究计算,课题组得出结论:在交通流量较大的主支相交路口,行人最大可忍受等待时间为90秒,超过此时间限值,行人过街将处于不可控局面。  “也就是说,当等候超过90秒,行人过街信号灯作用趋于零。”李克平说。  同时,课题组还通过问卷调查和视频录像分析,当85%左右的行人违章过街时,即使面前车流量很大,信号红灯对行人也已基本没有约束作用。行人会成群地通过路口,造成机动车不得不让行的场面,使得人车冲突加剧,交通秩序混乱。  中国行人算是“能忍族”   课题组还把这一现象与国外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中国行人算是“能忍族”,比如德国行人的忍耐时间限度是60秒,而英国行人忍耐限度更低至45秒。  “国内在交通信号灯的设置上更加偏向机动车,这就会导致行人被动违规。”倪颖说。  记者近日走上杭州街头求证,结果发现多个闹市区路口红灯时长超过100秒,有的更长达145秒。记者观察到,在这些地方,行人闯红灯的现象较为普遍,尤其是上下班高峰期。  “我们行人也赶时间呀,这么多红灯,要是一个个等,上班肯定要迟到。”一位上班族向记者解释其闯红灯的理由。  倪颖认为,“中国式过马路”现象背后更深层是行人与机动车马路权益的问题。“行人作为弱势群体,他们的权益更应该得到保障。当然,如何令红灯时长更趋合理,如何让行人更好地保障自己的安全且更好地遵守交通秩序,这需要多方通力合作解决。”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本月有望出台 在历时8年的争议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有望在今年10月推出。最近,多位专家在谈及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时,都把重点放在增加居民收入和推进垄断行业改革上。 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认为,居民的收入增长远远跟不上财富增长,“这是一个很大的战略性的问题”,居民收入增长幅度和社会财富增长幅度应该同步。 常修泽说,垄断行业的改革是下一步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领域。大部分垄断行业是国家掌控的,但使用权是企业的。要推进垄断性行业改革,主要的问题则是产业问题。而现在的情况是,垄断行业作为国家的产权,国家却没有相应的得到这种产权在经济上的实现。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开发银行顾问刘克崮认为,改革开放后的收入分配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大锅饭”、“平均主义”格局,调动了个人、企业、政府的积极性;但对于公平与均衡问题则有所忽视,积累了一些问题,应当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为此,他建议要更好地发挥政府在调节收入再分配中的作用,加快财税体制改革,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社会和谐稳定。 对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最大的突破点,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认为,改革关键应该在转移上面多下点工夫,政府增加一些社保医疗等转移。同时,对老百姓收入提高上做大的调整,关键是中国劳动工资法,企业要按照定期提高工资这样一个规则来执行,否则收入分配出台与否“没有多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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