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xuansong的个人资料

《新宋》危机随着十月政策的推行，宋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吗？1、经济活跃度增加，导致犯罪率提高，思想混乱，道德败坏。2、要发展经济就要提高地方的经济力量，同时经济的发展也会导致地方实力的增强，地方实力的增强却和宋朝的“强干弱枝”政策是背道而驰的，个别地区会不会有分离的倾向？2、商人追求政治地位，地主却把持着政治空间，小农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冲突不可避免，并很有可能上升为政治对立。3、由于对宋的深重的危机感，辽国将有可能跟随宋朝进行军备竞赛，由于并不象美苏一样存在“核恐怖平衡”，军备竞赛的过程中将始终伴随着一定规模的军事冲突，为了跟上南朝的武器进步，而自己又没有相应的经济基础，辽国有走向军国主义的可能，你既然武器比我先进，那么我只有和你比谁更狠了，到那个时候，中原大地只有四个字：“血雨腥风”，而宋如果抢先动手，则又有可能象美国在伊拉克一样陷入泥潭--辽国可是有很多汉人的，辽国的文治也是比较发达的，如果宋朝搞什么“先发制人”的布什主义，难免会陷入“不仁”的道德陷阱之中。

桑充国最大的问题! 桑充国的理想是什么？其实他的理想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士大夫的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国几千年来，无数士大夫为了实现“治世”前赴后继，但却没有一次实现真正的“尧舜之治”，为什么？其原因不是因为他们不够真诚，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奉献精神，也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实干的毅力，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太真诚，太有奉献精神了，所以中国历史才会一直重复着动荡，杀戮，所谓的和平时期不过是大家都杀累了休息一下。是不是很不可思议？但现实就是这样！从桑充国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标准的中国士大夫存在的问题：关心民众，关心天下兴亡，有“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毅然与决然，这样的美德恰恰是桑充国最大的问题，因为关心民众，所以自然而然地以百姓安乐为己任，因为关心天下，所以自然而然地以天下为己任，因为毅然与决然，而自己的目标是正义的，所以自然而然地会把一切阻碍视为不正义的，错误的（王安石就是这样的代表，王肪说桑象他父亲一样毅然与决然，实在可惧,士大夫的毅然与决然，有时候就是老百姓的一场灾难）。换句话说，就是：百姓的安乐是我们士大夫的责任，所以百姓不需要思考，只需要依靠我们就行了，天下的平定是士大夫的责任，所以全天下不需要其他声音，只需要听从我们就行了！桑充国跟十月接触那么多，但最后他开办报纸后提出的办报宗旨居然是“公正”这么一个被士大夫捏了上千年的玩意，所以《汴京新闻》的开办不过是使得大宋多了一个“布衣御使”而已，而桑自然是觉得他所认为的公正自然是真正的公正，绝对的公正，而农民、商人、士兵自然只需要接受这样的公正就行了（也许压根就没有想过存在不同角度的“公正”），现代人（或者说十月）比桑高明的地方就在于知道：从来就不存在绝对公正，独立思想的交锋与各利益群体的制衡才能够勉强维持一个相对的公正，所以十月对《汴京新闻》敬而远之，反而去杭州支持创立《海事商报》，还派人请弹劾过自己的前御使唐坰去做主编（这个存疑，也许是默许）,就是为了让商人这个群体能自主的发出他们的声音，这个比起那个空洞的公正，比起桑充国在白水潭会议上大力支持民营化，意义深远得多。这不但是“授人与鱼”与“授人与渔”的的差别，还在于要克制自己越俎代庖的冲动，容忍别人的幼稚、浅薄、甚至是错误，容忍对自己的阻碍，其难度，又哪里是“毅然与决然”就能相比的？让我们再回来，桑充国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就在于他没有认识到，比大宋的冗兵、冗官、冗费更大的问题，从封建社会独尊儒家的汉朝开始，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的历朝历代一直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是儒家以正义的化身自居，认为农、工、商、兵只需要各安其位、乖乖听话，只需要被动地等待士大夫的治理，也就是说士大夫一直占据着管理国家的位置。桑意识到政府和官员需要被监督，却没有意识到监督者和被监督者都是士大夫，那么监督的效果如何保证呢？

也驳客观的说新宋算不上好‘小说’ ***小说的第一要义是刻画人物！人物才是小说的核心？***这个观点我认为是有点偏颇的，人物与情节是小说的两大基础，人物性格由情节来逐步刻画，而情节的展开却也需要人物性格的推动，这就象说“性格决定命运”没错，但是要是说“命运决定性格”却也不是没有道理，好的小说当然是人物刻画生动、情节曲折动人的，但也有有所偏重的：《英雄志》就是以人物性格为主，不少情节只是为了表现人物的性格，所以产生了不少的合理性问题，象秦仲海以残疾人之身攀登珠穆朗玛峰等等，而正统王朝的兴衰起伏竟然只决定于观海云远，或者在加上个潜龙吧？而阁下所推崇的《紫川》也有这样的趋势，象阿秀采用让士兵根据自己写的藏宝图寻找武林秘籍来训练他的特种部队（我不相信世界上真有哪个国家会这样训练特种兵的），又例如阿秀成名以前打仗都是靠他自己去刺杀敌人主帅（基地组织也没那么牛啊），有强烈的漫画风格（或者说恶搞），而《新宋》不同，作者也说了他常常在考虑某种变革在当时的朝堂上有没有实行的可能，换句话说，阿越是比较重视写实的（虽然这只是篇幻想小说），所以人物的性格刻画就只能等待情节的发展来逐渐变得清晰，阿越绝不会这样写“拜读了十月的军事改革方案后，性格刚毅，人称‘小阎王’的王厚成为了十月的武将方面的支持者”，而是先写王厚在父亲王韶面前称赞十月的军事改革，然后因为改革，王厚成了讲武堂的教官，然后就是王厚处罚文焕和田烈武（这里就表现了王厚的严厉），再后来敢于接受训练卫尉寺官员（军法官）这个烫手的任务（表现王厚的敢于任事）等等等等，到最后十月推荐王厚担任益州经略使也就顺理成章了，而其中又多次也暗暗写出了对十月的刻画（从对王厚的刻画和十月对王厚的推荐，表明了并非只是单纯支持军事改革就能得到十月的欣赏和重用，其品德、其政治前途（老将郭逵请求十月推荐他带兵平益州被拒绝）都是十月要考虑的）。《新宋》的优点就在于此，情节中隐含的性格刻画其实很多，但需要细细体味。我再举一个例子： “蔡京又与薛奕、秦观闲聊了几句，便告辞离去。对于薛奕与秦观的态度，他是十分不以为然的。汴京的官场的确十分疏远他们，但是这并非是没办法弥补的。一个契丹人拖古烈，尚能与汴京的士大夫们打得火热，何况薛奕与秦观，两个人都是石越门下有名的高足？秦观不必多说，他随手填一小词，随口占一绝句，哪里还会有叶沮洽等人的风头？便是薛奕，其实也是会写诗的，他在南海的几首诗流传回来，也颇受称赞。说到底，二人还是太骄傲了，少年得志，在域外又都是呼风唤雨的人物，自以为做的都是经邦济国的大事，打心眼里便看不起汴京那些风花雪月的官员们。他们只恨不得能和两府大臣天天谋划着国家大事，却浑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不过是个平平常常的五六品官而已。新官制以后，这种级别的官员，汴京城里多如牛羊。 ” 一开始看到这里，我到也觉得蔡京说的有道理，薛奕、秦观确实是没有把人际关系搞好。但仔细看就不得不赞叹阿越的春秋笔法：这里实在是似贬实褒，似褒实贬，正因为薛奕、秦观二人是真正想做事的人，所以才会对于国家无益的风花雪月、官场交际感到厌恶，薛奕把自己出海的收入换成了候府里成堆的食草军械是为大宋打通西方商路做准备，秦观为什么在高丽作诗而回国不做呢？因为在高丽作诗是拉进高丽士子对大宋亲密感！为国者无暇谋身，他们对自己的官位的重视远低于对国家忧患的重视，而蔡京的长袖善舞正表现了他是“谋身”之人。和“为国”者注定不是一路人。在这里更似乎隐含了对十月的刻画，因为以十月的行为来看，他在朝堂上是能够把身段放软的，某些时候他甚至不得不压制正人君子（设立先贤祠），讨好豪强世家（开放矿山），支持卑鄙小人（向吕惠卿推荐西军将领），但是十月似乎并不希望薛奕、秦观和自己一样在官场搞好关系，否则只要他提点薛奕、秦观几句，薛奕、秦观也不是象司马光那样的清介君子，未必会在官场中显得那么的格格不入。这是十月对薛奕、秦观二人的磨练？还是为了便于掌控而故意任由其不得官场的赞誉？又或者是希望二人能保持纯臣之心怕被官场染黑了？又亦或兼而有之？所以我认为《新宋》情节描写微妙，人物性格有实写，有虚写，有正面，有侧面，还有留给读者自己揣测的部分！“客观的说新宋算不上好‘小说’”这样的说法我觉得是没有把《新宋》看仔细的缘故。实在不能说是客观的评价。

十月要如何解决外贸经济萎缩的问题? 由于经济实力的差距，周边各国的金银珠宝大量流入大宋，导致各国闹起了钱荒，高丽、大辽和南洋的贸易都出现了萎缩的苗头，高丽是借钱100万，但其他国家的贸易萎缩问题要怎么解决呢？我的猜想有2种方法： 1、开始在海外勘探开矿，或直接占据，或向土著购买矿脉，同时就近冶炼(比如在南洋，倭国各建立一个冶炼中心，ps:小日本的银矿很多哦)，这样当地的购买力不足不会影响大宋的收益，大量的金、银、铜将源源不断流入大宋。 2、发展内贸，改善水陆交通，以提高货物在大宋国内的流通速度，使大宋内部的产品需求能更充分得到满足。其他象贩卖奴隶，发动向注辇国的战争以夺取海路等方法目前看似乎可行性不大。哪位高人有其他主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