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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的产生及其价值 神话的产生及其价值   神话产生于生产力极为低下的远古蒙昧时期。在那个时期,人类的意识开始发展,但思维能力极为简单,面对林林总总的天地万物和变化多端的自然现象,人们感到神奇莫测,不能理解。诸如天地开辟、人类起源、日月运行、风云雷电等等问题和现象,都使人们迷惑惊异。自然界的无穷威力甚至使人们恐惧不已。于是产生了对自然力量的崇拜,出现了冥冥之中有着支配自然力量的模糊观念。人们凭借自身狭隘的生活体验,通过想象和幻想,创造出人格化的神的形象;按照人们幼稚的思考,造作出神的故事,以解释自然现象,征服和支配自然力。这些故事在古代人民的口头代代流传,后世称之为神话。  神话不仅以特殊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远古时代的人类生活及历史发展进程,而且展现了远古人民的心灵世界,为探索远古时代的历史奥秘透露了许多可贵的信息,也为了解远古人民的意识、情感、精神、意志和性格提供了不少形象的资料,具有不朽的认识价值。不仅如此,古代神话还以自身的瑰丽壮伟给人们以美妙的艺术享受,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同时,古代神话还是文学史上浪漫主义的源头,为后世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取之不竭的丰富营养,无愧为文学艺术的肥沃土壤。
汉代墨迹——木简 汉代墨迹——木简   汉代的书法有两大系统,一是碑刻文字,一是简牍墨迹,它们都是在纸未发明以前或未大量使用以前的书籍文献。由于材料不同,书写的工具不同、内容不同,形制不同及书写者的身份不同,因而表现出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汉简书写的文字内容或是书信记事,或是公文报告,因而不拘形迹,草率急就者居多。汉简受简面狭长、字迹小的限制。但章法布局仍能匠心独运,错落有致,随意挥洒。汉简的文字,篆、隶、真、行、草(章草)各体具有。汉简在书写思想上没有受到那么多的束缚,因此,表现出丰富的创造力,最终成为由篆隶向行揩转化的过渡性书体——汉简。 在《居延汉简》、《武威汉代医简》中有大量的墨迹出现,这可以和敦煌的《敦煌汉纸墨迹》相比较。体势近楷书、行书等各种书体。从竹木简所看到的书法艺术,是研究秦汉书法的第一手资料。   我国书法艺术真正留下来的最早的墨迹当推书帛、书简。在此之前虽然有殷墟甲骨文、周代的钟鼎文、秦代的诏版铭文等,但都属于刻在骨甲和铸在铜器或制在陶器上的文字,墨迹是难以看到的。即使是晋唐以来的手迹,为数也是极少的,真正发现汉代墨迹,是20世纪初(1907)在敦煌一带出土了汉代木简《流沙坠简》。此后,1930年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河流域出土的汉代木简约一万枚,集为《居延汉简》甲编。1959年在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竹木简共469枚,集为《武威汉简》出版。1972年在甘肃武威旱滩坡汉墓出土的医药简共92枚,集为《武威汉代医简》出版。1972年到1976年,在甘肃北部额济纳河流域又发现了大量汉代木简,共计两万枚,是我国历来发现汉简最多的一次。因为这些汉简大都发现在西北的甘肃、新疆一带,故称之为西北汉简。
侨州郡 侨州郡 --------------------------------------------------------------------------------   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为应付大量南下移民,东晋南朝政权利用侨寄的方法,设立了众多的侨州、侨郡和侨县,以安置北方南迁来的移民。政府在流民聚居之地,按流民原籍之州、郡、县的名称设立临时性地方行政机构,进行登记和管理,并以流民中的大族担任刺史、太守和县令。侨州郡县原意本是寄寓,并无实土,侨州郡县的户籍亦只属于临时性质,著籍者可享受免除徭役的优待。侨州郡多在丹阳、晋陵、广陵等郡境内,侨州多以司、豫、兖、徐、青、并六州为名,侨郡、侨县更是不可胜数,由于侨州郡、县数目繁多,故此在行政管理上造成诸多不便,统属亦十分混乱。由于十六国时期北方曾发生过多次战乱,令致大量移民南迁,于是侨州郡越来越多,领土却越来越小,有时甚至会出现两郡同置一县和两州同治一郡的双头郡县,行政区划十分混乱。为解决问题,东晋南朝曾多次实行土断,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由是裁撤或合并一些流寓性的地方机构,许多侨州郡县被省并。但在省并的过程中,朝廷又往往把一些江南的县邑,转移给侨州郡管辖,使得侨州郡有了实际辖地,这样不仅没有彻底消除侨州郡,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搞乱了长江中下游固有的地方行政系统。
夜阑更请弹《文王》 夜阑更请弹《文王》 徐淳近来的一个夜晚,春雨潇潇,在成公亮的那间陋室中,朋友们听到一首沉寂已久的古琴曲――《文王操》。他用一张名叫"秋籁"的琴演奏,这张琴音色优美,不过它却比成公亮经历了更多的人世沧桑,因为它制造于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玄宗时代。平常的成公亮坐在琴桌前,竟显得有些不凡。琴声响起,幽深的哲理和博大的情怀流露了出来。此时不禁令人想到九百多年前,也是一个夜晚,浩渺的长江上泊着一条船,大诗人苏东坡正襟危坐在船头,听他的父亲苏洵用一张传世很久的琴弹奏《文王操》,他和我们一样,被琴曲深深地感动并写下了一首古体诗,诗的最后描绘了当时的意境:"江空月出人绝响,夜阑更请弹《文王》"。这首曲子不仅感人,而且高贵。因为两千多年前,孔子曾向鲁国的师襄子学习此曲。一连十几天的琢磨,他终于体悟到作曲者的形象和曲子的名称。在中国古代,琴是圣贤诗人的象征,他已超越了音乐的意义。它的声音,代表着中国人对宇宙和人生的根本性体验。当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人们用电视剧的方式再现孔子的形象时,选择了琴曲《文王操》作为主题音乐,选择了成公亮来整理这首曲子,还请他指导演员们如何表现剧中人物弹琴的动作,这一切似乎都是自然而然的。
琴缘 琴缘吴门琴人 徐云芳 灯下。桌前,静卧着一张七弦素琴。我端坐一旁,痴痴地凝望着她:历代几多文人雅士,在静谧的夜晚,斋室中,香烟袅袅,七弦横陈,待到心定神闲,独对清风明月,镇坐琴前,抚尽一曲,寄予性情…… 初识琴,是在一个大雁南归的季节。那一天,我独自一人去怡园访桂,花香阵中,倏乎飘来妙音,如风过竹,如风飞渡,如诉如说的声息像一位负载千年历史的老者,像一位启人慧根的智者,更象一位感染人的仁者,寻声而去,原来是一位皓首银须的老者——吴兆基老先生率领的吴门琴社的琴人们在此雅集抚琴。从此,我就被古琴那独特的个性,丰富的内涵深深吸引住了。自古弹琴追求的就是一种意趣,一种境界。操琴,原以治身,涵养性情。历代琴家为能捕捉那细腻而复杂的琴音,终其一身也无怨无悔。他们借琴寄性,他们用琴声把人们闭塞的心灵呼唤到大自然中。每一个人,只要你能静心去聆听琴所发出的低诉,你一定会不知不觉地被她的神韵听蛊惑,进而你或许会和琴融为一体,琴的灵魂入了你的灵魂,你的灵魂随琴音来去。 文殊法师曾说:“遇缘则有师”。我所感到幸运的是我能在接触琴的同时,认识了裴金宝老师。持着对琴的幻想,对琴的痴迷,我开始拜师学琴,渴望着有一天我能捕捉到那摄入魂魄的琴音。随着学琴深入,我明白了弹琴贵在琴品,弹琴人的人品直接影射到琴品上。人因琴面成人,琴亦因人而成琴,琴性与人性总是深深结合在一起。一个人如果没有高尚的品德和自由的心灵,就不能演奏或欣赏高雅的曲子。因而,当我自见琴,去触抚琴时,也就无法把她当作只能弹出音乐来的一种乐器。她应该是一种寄托,寄托人的性情,一种象征,象征人与自然的交融。裴老师常说:“琴德为上,琴技为次。”老师一方面耐心的教我各种演奏技巧,一方面他又影响着我对琴的种种超尘出世,以乐养性的人生哲学。“深渊在中,清光发外”琴洗涤着人心的贪,瞋痴;淡泊了人们对名利的追求;开阔了对世事的胸襟,对自然的追求,对真善美的憧憬。弹琴使我不断净化,不断陶冶,不断升华……
中国佛教的宇宙结构论 本文据中国僧人编集的《经律异相》、《法苑珠林》、《法界安立图》等著作中的有关资料,论述了中国佛教关于宇宙结构的学说,着重论述了宇宙空间图式论和宇宙时间观两大问题,总结了中国佛教宇宙结构论的信仰特征和思维特色。 佛教的宇宙结构论是佛教关于众生和佛等所居的空间、环境的学说,其间论及到了众生和佛等所居世界、即现实世界和神圣世界的构成、性质、特点以及相互关系,又论及到了世界的生、坏灭,也即时间的变迁问题,体现了佛教对宇宙空间和时间的整体看法。在这方面,中国佛教学者的《经律异相》、《法苑珠林》和《法界安立图》等著作作了比较集中的介绍和阐发。 《经律异相》,凡五十卷,庄严寺沙门宝唱等奉梁武帝之命而编集,于梁天监十五年(公元516年)成书,收于《大正藏》第五十三册。此书系将散见于经律中的希有异相,亦即佛教故事加以集录,分类编纂成为一部佛教故事总汇和大型佛教类书。全书以天、地、佛、菩萨、僧等为序,共分为三十九部,其中的天部和地部辑录了佛教对空间结构、时间变迁、地理区域、自然现象及其变化的看法,颇富宇宙结构论的哲学内涵。 《法苑珠林》,一百卷或一百二十卷,西门寺沙门道世编撰,唐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成书,收于《大正藏》第五十三册, 全书一百多万字,勒为一百篇。此书分门别类地介绍了佛教的各项义理和一般知识,具有佛教百科全书的性质,书中第一至四卷的劫量篇、三界篇和日月篇,叙述了佛教的时空观和宇宙图式等,构成为本章论述的重要素材。 《法界安立图》,六卷,燕山沙门仁潮辑录,明神宗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成书。全书三卷七章,叙述的是世界建立的次第和结构,可谓是中国佛教宇宙论的典型作品。 下面,我们将根据上述三书的有关资料,着重论述中国佛教的宇宙空间图式论和宇宙时间观两个问题。
老子的自然哲学  老子的自然哲学    老子一书中关于自然哲学的问题,不但曾引起古人的极其矛盾的看法,而且也引起我们之间的不同的看法。  战国以来,韩非、司马迁和王充是从老子书中“自然之义”,即从其天地“万物”和道德的“德”这一形而下的方面,吸取了唯物主义因素,来佐证他们的学说;汉代“黄老之学”是从老子书中道德之义,即丛其伦理道德方面,吸取了无为而治的因素,来佐证他们的学说:魏、晋玄学如王弼、葛洪等是从老子书中万物以上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因素,来佐证他们的学说:唐、宋从来的道学如程、朱(所谓“朱子道”)是从老子书中吸取了“道”的唯心主义因素,亲佐证他们“理”的学说,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如王船山(著老子衍)又是从老子书中批判地吸取了自然之义,佐证他的自然生化论。可知对于老子一书,古人的处理是有极大的出入的。唯物主义者总是捉住老子的足,唯心主义者总是捉住老子的头。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老子遗产的薛价,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最近更展开了讨论,有的从唯物主义去评价,有的从唯心主义去评价。苏联哲学家彼德罗夫和杨兴顺二位同志的著作,有不少启发的作用。这些讨论无疑地是有益的。著者过去曾写过三次有关老子思想的研究(一九三囚、一九闽=、一九四七年),在书中强调了老子在自然天道观方面的进步因素,分析了老子书中道和德二元论的思想,即“德”以下的半截是和物质关联着的,“德”以上的半截(道)是脱离了物质实体的,同时,就其思想体系而言,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现在,著者把老子一书中自然史的暂学分下面的几个方面来进、一步地探讨一下。
商代的青铜文化 商代的青铜文化   商代的青铜文化,到了公元前十三世纪前后,中国的青铜时代已进入了繁荣时期  中国至少在公元前三千年前已经出现了青铜制器,到了公元前十三世纪前后,中国的青铜时代已进入了繁荣时期。青铜制品包括礼器、实用器、乐器、兵器、工具、车马器、装饰品等等,其用途涉及社会生活的大部分领域。青铜器的大量应用,促使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注1> 。   考古资料证明,不仅中原地区出现了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安阳殷墟等规模巨大的都邑,而且在周边地区还出现了黄陂盘龙城、垣曲商城、清江吴城、广汉三星堆、西安老牛坡等一些规模较大的遗址或城址。连同江西新赣大洋洲、山东益都苏埠屯发现的大墓、山西灵石旌介村发现的墓地等等,说明商王国周围的方国的青铜文明也已发展起来,并且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就安阳殷墟而言,这里有巨大宫殿区和王陵区,还有制骨、烧陶、铸铜、制玉等作坊址。殷墟都城建设已有一定的布局,与外地有车马等交通工具往来。商朝内部有较完备的国家机器,文字已很发达。这一切都说明,商王国的首都已成为当时中原大地一颗璀灿的明珠,各方诸侯「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都说明了商王国的强大与繁荣。
汉代墨迹——木简 汉代墨迹——木简   汉代的书法有两大系统,一是碑刻文字,一是简牍墨迹,它们都是在纸未发明以前或未大量使用以前的书籍文献。由于材料不同,书写的工具不同、内容不同,形制不同及书写者的身份不同,因而表现出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汉简书写的文字内容或是书信记事,或是公文报告,因而不拘形迹,草率急就者居多。汉简受简面狭长、字迹小的限制。但章法布局仍能匠心独运,错落有致,随意挥洒。汉简的文字,篆、隶、真、行、草(章草)各体具有。汉简在书写思想上没有受到那么多的束缚,因此,表现出丰富的创造力,最终成为由篆隶向行揩转化的过渡性书体——汉简。 在《居延汉简》、《武威汉代医简》中有大量的墨迹出现,这可以和敦煌的《敦煌汉纸墨迹》相比较。体势近楷书、行书等各种书体。从竹木简所看到的书法艺术,是研究秦汉书法的第一手资料。   我国书法艺术真正留下来的最早的墨迹当推书帛、书简。在此之前虽然有殷墟甲骨文、周代的钟鼎文、秦代的诏版铭文等,但都属于刻在骨甲和铸在铜器或制在陶器上的文字,墨迹是难以看到的。即使是晋唐以来的手迹,为数也是极少的,真正发现汉代墨迹,是20世纪初(1907)在敦煌一带出土了汉代木简《流沙坠简》。此后,1930年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河流域出土的汉代木简约一万枚,集为《居延汉简》甲编。1959年在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竹木简共469枚,集为《武威汉简》出版。1972年在甘肃武威旱滩坡汉墓出土的医药简共92枚,集为《武威汉代医简》出版。1972年到1976年,在甘肃北部额济纳河流域又发现了大量汉代木简,共计两万枚,是我国历来发现汉简最多的一次。因为这些汉简大都发现在西北的甘肃、新疆一带,故称之为西北汉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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