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蜀 咖啡王子51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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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期青神县鸿化村崖墓先民来源是------黄河流域的北方汉族 四川盆地汉代崖墓葬人群中也有发现来自黄河流域人群的遗传成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唐飞和张燕团队以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宁超研究员在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上发表论文(Zhang F et al., 2023), 该研究通过对眉山青神县鸿化村崖墓中的4例古人进行DNA分析,发现埋葬在同一悬崖墓中的4人来自一个核心家庭,然而不同于其他已经发表的中国南方古代基因组数据,这些古人与黄河流域的古代人群有显著的遗传关联,作者进一步推论崖墓习俗也可能起源于中原地区。 崖墓这一葬俗在汉晋时期广泛流行于中国西南的四川盆地及周缘,极具时代与地域特色,已发现的汉晋时期崖墓数量就达到10万余座。目前的研究仅对一个崖墓的4例样本进行了分析,后期如能够对更多崖墓更多样本进行取样分析或能更清楚地展现崖墓葬俗人群的遗传多样性,也能为崖墓习俗的起源提供更多的科学证据。 崖墓这一类葬俗在汉晋时期广泛流行于四川盆地及周缘的中国西南地区,极具时代与地域特色。中国西南地区发现的汉晋时期崖墓数量10万余座,主要集中于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中下游和长江沿岸等地,特别是在四川盆地西南部的岷江中下游地区。东汉崖墓墓室空间体量较大,大多为长主室带多侧室(龛)或多主室带侧室结构,葬具数量较多,一般认为东汉崖墓存在多次开启、多人下葬的使用情形。长期以来,对于崖墓中所葬个体所代表的东汉家庭结构、人群来源等问题都缺乏直接证据。 12月7日,四川大学考古科学中心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多家单位联合在国际考古期刊《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上合作发表"Ancient genome analyses shed light on the origin and kinship among humans of a cliff tomb from southwestern China"的研究论文。该研究首次报道了四川盆地汉代时期人群的古基因组数据,揭示了眉山青神县鸿化村崖墓先民主要来自黄河流域,并通过古DNA高分辨率亲缘关系鉴定技术,还原同一墓葬中不同个体的亲属关系,重建其家族树。研究对理解崖墓人群来源、人群迁移历史以及当时的埋葬习俗有重要意义。 自2013年国内首例古基因组数据发表以来,越来越多的古DNA研究加深了我们对古代中国人群的遗传起源和混合迁徙历史的理解,然而由于四川盆地气候潮湿,土壤以微酸性为主,不利于古DNA的保存,因此我国西南地区的古DNA研究非常不足。 该研究结合古DNA、体质人类学和考古学三方面证据,对眉山青神县鸿化村汉代崖墓M4墓葬中出土的人类骨骼遗骸进行综合性研究。研究发现M4墓葬中个体的DNA结构不同于其他已经发表的中国南方古代基因组数据,而与黄河流域的古代人群有显著的遗传关联。因此研究结果表明东汉时期,四川盆地人群与中原人群存在广泛的基因交流。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考古背景下推断个体之间的亲属关系通常是通过间接方法来实现的,例如分析死者的埋葬安排或进行考虑生物特征和健康状况的人类学调查。然而鲜有研究利用古DNA的方法对墓葬中个体间的血缘关系进行直接的遗传学鉴定。本研究利用高分辨率古DNA亲缘关系鉴定技术重建了M4墓葬中个体的家族关系,结果显示这些个体组成了一个核心家庭,表明在当时,血缘关系在四川盆地崖墓人群的埋葬习俗中起着重要作用。 该研究由四川大学考古科学中心张帆、吕红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郑禄红、张燕、刘志岩、周科华、唐飞,内蒙古大学马鹏程,北京大学段琛、宁超共同完成。四川大学考古科学中心张帆副研究员为第一作者,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唐飞研究馆员,张燕副研究馆员以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宁超研究员为通讯作者。
2023年中国人群古DNA和古蛋白研究代表性成果及进展评述 王传超 人类学学报 2024-01-01 09:03 发表于北京 2023年,中国古代人群DNA和古蛋白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研究者们揭示了5100年来青藏高原人群的演化历史,重建了历史时期河西走廊人群历史,追溯了新石器至青铜时代川滇先民的来源,也通过稳定同位素和古蛋白质组分析讨论了史前人群饮食和健康状况变化等,古DNA也被应用于墓葬个体亲缘关系鉴定和法医陈旧降解检材的亲缘关系鉴定,相关论文发表在Science Advances、Science Bulletin、Current Biology、Journal of Genetics and Genomics、Journal of Systematics and Evolution、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PLoS One等国际期刊上,现选择代表性文章加以介绍。 壹 黄河流域农业人群的迁徙扩张 前期研究通过对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至铁器时代的石峁、齐家、仰韶和龙山文化的考古遗址人骨样本的古基因组分析,证实了黄河流域中上游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农业人群在遗传上的连续性,而这一具有连续遗传特征的人群与考古学文化上观察到的仰韶文化及其人群扩张过程是一致的。在这一研究基础上,2023年来自不同实验室的多篇论文进一步梳理了黄河流域农业人群的迁徙和扩散路径。 1 登上青藏高原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团队在Science Advances上发表论文(Wang et al., 2023),该研究从青藏高原不同区域距今5100年到100年前的29处考古遗址中成功提取并测序了89例古人的基因组,发现青藏高原人群特有的遗传成分早在5100年前宗日遗址的古人里就已经出现,青藏高原古代人群主要遗传成分与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北方人群的扩张相关;黄河流域甘青地区的农业人群自4700年以来开始大规模进入青藏高原;自3000多年前开始,青藏高原南部的雅鲁藏布江流域与喜马拉雅山地区域古人群,有着高度的遗传相似性;2700年以来,青藏高原内部不同地区和时期的古人群,遗传成分变化很大,这些变化和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的王朝的兴起和衰落存在高度关联性;自2700年以来,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存在丝绸之路沿线人群的基因渗透;高原特有的EPAS1基因频率自古至今有明显的上升趋势,显示出强烈的正向选择。在此基础上,付巧妹团队结合更多阿里地区的线粒体基因组数据在Journal of Genetics and Genomics上发表论文(Zhang G et al., 2023),通过追溯青藏高原人群母系遗传历史来探究他们与周边人群的交流动态,高原古人的线粒体类型M9a1a, M9a1b, D4g2, G2a’c和D4i等都显示出和黄河流域中上游的古代人群有着最近共同祖先。两篇论文系统地还原了青藏高原近五千年以来人群的遗传演化与交流互动的历史,同时揭示了青藏高原内部及与外部地区存在的复杂的人群互动交流历史。 青藏高原人群史前历史一直是学界研究热点,5100年前就已形成的青藏高原遗传成分虽与黄河流域人群十分相近,但又有不同,主要是青藏高原人群可能还受到旧石器时代狩猎采集人群的遗传贡献,比如现代藏族人群中约有半数人的Y染色体属于单倍群D这一古老支系。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并未在常染色体上找到能与Y染色体单倍群D相对应的古老人群,我们只能推断这一旧石器时期古老人群可能与印度洋安达曼群岛上的安达曼人有关。如果在青藏高原上无法找到旧石器时期古老支系的代表样本,但若能在青藏高原周边低海拔地区有发现,那么可能与旧石器时期古人的混合是发生在高原周边低海拔地区,混合后才走上高海拔地区。另外,在黄河流域农业人群走上青藏高原之前,除旧石器时期古老支系以外的高原上的狩猎采集人群来自于哪里、是如何形成的,这些狩猎采集人群和黄河流域农业人群在谱系上是什么关系?目前没有有效的模型可解释。后续对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的考古遗址进行详尽的取样调查和DNA分析,或许能帮助回答上述问题。 2 南下藏彝走廊 新石器时代晚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西向传播形成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在青藏高原影响深远,其典型文化因素-彩陶-和粟作农业经济模式普遍见于川西高原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址,其特有的双孔石刀和风格类似的陶器最远已到达云南西北部,该时期云南多处考古遗址的生业经济模式以粟黍和稻混作农业为主。西南地区是研究史前农业传播和人群迁徙的焦点区域,近年来有诸多进展,但有诸多问题仍待解决,比如粟黍农业伴随马家窑文化南下藏彝走廊,最早何时到达位于西南地区的四川云南等地?西南地区人群史前生存策略从狩猎采集向农业的转型是如何发生的?粟黍和稻混作农业模式如何产生,是单纯的文化技术传播还是人群迁徙混合导致?生计转型过程中,人群在生物学上有怎样的适应性策略等? 2023年,兰州大学董广辉、马敏敏团队联合厦门大学王传超团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西湖大学等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在Science Bulletin上发表论文(Ma et al., 2023),该研究通过对云南兴义遗址人类和动植物遗存进行碳十四测年,植物大遗存、牙结石微体植物遗存、稳定同位素和古蛋白质组分析,发现云南地区从狩猎采集到农业模式的转变早在距今约4900年就已经开始。那么在生计方式转变过程中古人是如何适应环境的?研究团队使用PCT-SWATH高通量蛋白组学技术一次性鉴定几百到数千种蛋白质,发现古人骨骼的蛋白质组图谱与稳定同位素鉴别的食谱所反映的人群分类模式一致,古代人群在农业出现前后代谢和免疫方面的蛋白质表达存在显著差异,一些免疫相关蛋白在农业人群中被上调,例如补体成分 3 (C3)、凝血因子 II (F2)、激肽原-1 (KNG1)和桥粒芯糖蛋白-1 (DSG1)等。关于古蛋白研究,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有研究在化石中发现氨基酸,但直到近20年来,学界才开始利用质谱法对古蛋白质进行分析研究。古蛋白质研究被广泛应用于人类饮食和生存模式的重建以及过去人类疾病的特征分析等,但大都属于微生物或器物残留的古蛋白研究,并不涉及古人自身的古蛋白,应用于人类自身的系统发育重建和健康状况的古蛋白质研究案例非常稀少。兴义遗址的古蛋白研究揭示了古代人群在农业出现前后代谢和免疫方面的蛋白质表达存在显著差异,为新石器化过程中的人类适应提供了直接的生物学证据。 厦门大学王传超团队与四川大学原海兵、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在Current Biology上发表论文(Tao et al., 2023),通过对新石器时代四川宝墩文化高山古城与青铜时代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人骨样本进行古DNA的提取、测序和群体遗传分析,发现两支古代人群主要由黄河流域的古代粟黍农业人群(约90%)与和平文化的采集狩猎人群(约10%)混合形成的,但没有发现与华南地区古代稻作农业人群相关的基因流。中国西南地区新石器及青铜时代粟稻混合的生业模式很可能是由黄河流域以粟黍种植为主的农业人群南下驱动促成的,水稻的种植很可能是粟黍人群南迁过程中学习了稻作技术,但并没有发生人群融合。现代西南的藏缅人群中,比如羌族、纳西族、彝族、白族和普米族等,也保留着大量高山城与海门口古人相关的遗传成分。当然,也有部分现代藏缅人群受到了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壮侗人群的遗传影响,总体呈现出南北混合的特征,这说明稻作人群的遗传成分对现代的部分藏缅人群还有较大影响,目前还不清楚这一基因流影响是何时开始,如后续对西南地区有更详尽的调查取样或能更好厘清南北人群融合的时间框架。 粟稻混作生业模式的形成及其过程中涉及的人群迁徙和混合是非常有趣的研究方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稻作遗存在距今5000多年前就已在中原、关中甚至甘青地区出现,那么高山古城和海门口遗址古人中未发现南方稻作人群遗传成分这一现象可能还存在其他解释,即自黄河流域南下藏彝走廊的粟作人群本身就带有稻作农业,在到达四川和云南等地之初也并未与南方稻作人群有过接触。那么,这一问题又转换为:黄河流域早期粟稻混作农业人群是如何形成的,其是否带有南方稻作人群遗传成分?学界目前还没有黄河流域更早期的古人样本可供比较,也没有长江中下游地区早期稻作人群的古基因组数据,我们还难以厘清农业早期传播过程中的相关问题。 四川盆地汉代崖墓葬人群中也有发现来自黄河流域人群的遗传成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唐飞和张燕团队以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宁超研究员在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上发表论文(Zhang F et al., 2023),该研究通过对眉山青神县鸿化村崖墓中的4例古人进行DNA分析,发现埋葬在同一悬崖墓中的4人来自一个核心家庭,然而不同于其他已经发表的中国南方古代基因组数据,这些古人与黄河流域的古代人群有显著的遗传关联,作者进一步推论崖墓习俗也可能起源于中原地区。崖墓这一葬俗在汉晋时期广泛流行于中国西南的四川盆地及周缘,极具时代与地域特色,已发现的汉晋时期崖墓数量就达到10万余座。目前的研究仅对一个崖墓的4例样本进行了分析,后期如能够对更多崖墓更多样本进行取样分析或能更清楚地展现崖墓葬俗人群的遗传多样性,也能为崖墓习俗的起源提供更多的科学证据。 3 西北入河西走廊 复旦大学文少卿和金力院士团队联合厦门大学王传超团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Science Bulletin上发表论文(Xiong et al., 2023),该研究通过对河西走廊中部的黑水国汉代墓地和河西走廊西端敦煌佛爷庙湾曹魏-唐代墓地的25例古人进行DNA提取和测序,重建了近两千年以来河西走廊的人群遗传历史。研究团队对汉代以前、汉代至唐代、现代等三个时间段的基因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汉代,河西走廊人群至少发生了一次明显的遗传成分转变,即以齐家文化为代表的黄河上游新石器晚期祖先成分转变为黄河中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晚期铁器时代早期的祖先成分,这种转变的影响甚至新疆东部。该研究中,研究团队在敦煌佛爷庙湾墓地曹魏时期和唐代的个体中各发现1例欧亚大陆东西部的混血个体,其欧亚西部祖先成分分别高达~30%和~50%,这两例个体都显示出当地男性和欧亚西部女性的性别偏向混合。 由于黄河流域农业人群自新石器时代起到历史时期都具有很强的遗传连续性,除了自龙山时期开始有南方成分的融入外,目前暂无其它特征可以有效区分黄河流域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古代人群,这给厘清黄河流域人群变迁的历史细节带来很大困难。河西走廊的此项研究不是有限位点的捕获测序,而是直接对古DNA文库进行的全基因组测序,这为后续拓展数据分析提供了可能。随着测序价格的逐渐降低,学界或可考虑将位点有限的捕获测序转为全基因组测序,挑选内源DNA含量高且污染率低的样本直接进行全基因组测序来获得高质量高覆盖度的全基因组序列,大幅提高可用位点数目,增加群体遗传历史分析中的数据解析度。 4 东北到西辽河 前期研究表明,在东北地区,自红山文化时期开始,西辽河流域农业人群已能够检测到仰韶文化相关人群的遗传成分。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二道井子遗址人群与仰韶文化人群在遗传组成上已无显著差别,而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人群生业模式由农业转向农业与畜牧业并存,北方草原游牧人群南下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混合形成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古人群。厦门大学王传超团队联合南京师范大学贾鑫团队在Journal of Systematics and Evolution上发表论文(Zhu et al., 2023),该研究通过对夏家店上层文化大山前遗址的一个样本进行DNA提取和测序,发现该样本虽然与此前报道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古人的地理位置非常接近,但遗传成分差别很大,该样本并不带有草原游牧人群成分,而是可模拟为100%黄河流域农业人群成分,这表明青铜时代西辽河流域的古代人群存在着较大的遗传多样性,后续对东北地区更多考古遗址更多样本进行DNA分析或能更好地厘清由农业转向农业与畜牧业并存过程中的人群混合历程。 贰 鲜卑人群的形成和演变 在黄河流域农业人群扩张的同时,东北亚和蒙古高原的狩猎采集人群发展演变成了通古斯、蒙古和突厥语人群。鲜卑可能分支自原始蒙古语人群,是匈奴帝国灭亡以来欧亚大陆东部最强大的游牧民族之一。然而,由于缺乏文字记载,鲜卑人的起源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仍然是个谜。吉林大学考古学院蔡大伟、四川大学考古科学中心张帆、内蒙古师范大学曹建恩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宁超团队在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上发表论文(Cai et al., 2023),该研究通过对距今1700-1800年前的9个鲜卑古人样本进行DNA测序分析,发现其遗传上起源于黑龙江流域,鲜卑人在南下进入中原的最初过程中几乎没有跟周边人群混血,但在定居北方后,鲜卑不仅从游牧部落转变为定居的农业人群,而且也和当地居民逐渐发生遗传混合。 东北亚地区从末次冰期之后到历史时期有着很强的遗传连续性,我们能够看到新石器时代来自黄河流域人群的遗传影响,也能检测到历史时期由于汉族扩张对通古斯、蒙古和突厥语人群的影响。但由于通古斯、蒙古和突厥语人群主要遗传起源于古东北亚狩猎采集人群(Ancient Northeast Asian, ANA),目前也缺乏有效的方法能从古基因组角度区分这三支古代人群,进而也无法从遗传角度辨析这三支人群的早期分化和交流融合历史。学界可以考虑产出高质量高测序深度的古人基因组数据,寻找更多群体特异性位点,用高质量的二倍体数据来进行单倍型分析,构建高精度的Y染色体和线粒体谱系树,或许能够进一步提高对遗传近缘群体的区分度。 叁 古DNA和古蛋白技术在考古学和法医学上的交叉应用 古DNA技术除了在大的地理尺度上回答人群的迁徙和混合问题外,还能为考古学研究中的墓葬个体亲缘关系、社会组织和丧葬习俗等重要问题提供参考信息。吉林大学高诗珠和崔银秋团队在PLoS ONE上发表论文(Zhao et al., 2023),该研究对陕西咸阳唐朝双照墓地的一处平民三人合葬墓进行了多学科分析,根据体质测量分析确定了该墓葬出土的三人的性别、年龄和健康状况,根据稳定同位素数据推断他们的饮食习惯相似,基因组证据则显示这三个合葬个体没有亲缘关系。结合历史文献分析,作者推断该三人合葬墓很可能是丈夫和妻子的家庭合葬,这为了解唐代的丧葬习俗和社会组织提供参考。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赵永生团队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steoarchaeology上发表论文(Guo et al., 2023),报道了山东平度三埠李家遗址西周早期灰坑葬中一名成年女性与一名未成年个体合葬的案例,未成年个体在骨骼形态上多表现为足月胎儿,其遗体被放置在成人的小腿之间,通过古基因组确认了两者是母女关系。作者推断骶髂融合的母亲不能正常打开骨盆,无法顺产出已足月的女儿,最终难产死亡,女儿也死于生产过程。这些古代墓葬个体的亲缘关系研究体现出生物考古在复原古代社会尤其是平民生活的重大价值。 古DNA和古蛋白技术还能应用于法医人骨鉴定。吉林大学崔银秋团队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gal Medicine上发表论文(Xu et al., 2023),该研究综合应用动物考古质谱分析法(ZooMS)和古DNA技术,成功地从19块混有动物骨头的骨碎片中识别出一小块人骨,找到了一桩长达二十年的谋杀案的唯一生物证据,并通过DNA提取和测序证实了受害者与假定父母之间的亲属关系。该研究先用ZooMS有效筛选出目标人骨,用古DNA方法提高DNA产量,两种方法组合策略优于法医常用的标准DNA提取和分析方法,具有耗时更短、成本更低、遗传鉴定结果可靠性更高的特点。法医陈旧降解检材的DNA提取和扩增难度很大,古DNA和古蛋白技术应用于法医陈旧降解检材研究有着巨大的潜力,但目前还极少有尝试。古DNA和古蛋白研究技术的迅猛发展虽然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突破性的方法和工具,但在实际实验操作中,实验室条件和检材保存情况各异,使得在实际操作中无法完全按照最新技术进行实践。因此,在古DNA和古蛋白技术应用于法医实践中,学界亟需根据法医陈旧降解检材的实际情况,在现有技术方案的基础上进行优化和改良,针对不同检材建立标准化实验和数据分析方案。崔银秋团队的这一研究为古DNA和古蛋白技术的法医应用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肆 总结讨论 2023年国内古DNA和古蛋白研究取得了众多学术成果,尤其是明确了黄河流域农业人群迁徙扩张的路线,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历史提供了实证证据。这些研究成果同时也引出了更多的科学问题,比如在青藏高原古人和现代藏族人群中普遍存在的古老遗传成分究竟何时何地进入高原人群,旧石器时代的古老支系究竟是否存在于青藏高原,粟稻混作农业的最初形成过程是否伴随着人群的融合,如何提高古基因组的解析度来辨识近缘人群间的交流融合等等。这些科学问题的解答一方面需要有更多区域更多考古遗址的更多样本,另一方面需要同行专家由捕获测序转向全基因组测序并提高测序深度和质量,以获得更多可整合分析的数据。这需要充足科研经费的支持,但古DNA和古蛋白研究无经济效益,经费申请渠道有限,而且学科归属模糊,不同学科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交流与合作,研究团队难以形成合力。未来研究中,需要积极拓展经费申请渠道,以回答大的科学问题为导向,加强学科间的沟通交流与合作互信,。 近年来,国内有越来越多的实验室能够较为成熟地开展古DNA和古蛋白研究,也有越来越多的单位开始兴建古DNA和古蛋白实验室,同行专家们正以最快的速度填补国内的研究空白,目前已大致厘清东亚地区史前人群迁徙和融合的基本图景。同时,学术期刊也提高了古DNA相关论文的发表门槛,从可用的样本数量、年代和代表性、测序深度、污染率等多角度提高了对古DNA相关论文的要求,在高水平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古DNA相关论文变得愈发困难,但这也是对古DNA研究的创新性提出了新要求,鼓励我们不能囿于常规试验和分析方案,而是需要更聚焦关键科学问题,找到关键样本,创新分析思路,同时注重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比如通过古DNA和古蛋白技术方法解决法医学疑难检材鉴定难的问题等。 近年来,古DNA和古蛋白相关研究也已由最初的技术方法的竞争演变为样本材料的竞争,取样研究对古人样本而言是有破坏性的,许多珍贵样本是不可再生、不可重复的宝贵资源,我们呼吁加强对考古遗址出土古人、古代动植物遗存的保护和利用;不同实验室采用的技术方法有不同,也建议同行专家们制定、发布和实施关于生物遗存DNA和古蛋白采样和实验室操作的行业标准,增强田野考古采样工作的科学性,提升实验室分析和测试的技术水平,完善相关古DNA和古蛋白研究的学科体系。
“成都”,名稱如何得來? “成都”,名稱如何得來? 當天,袁庭棟還就“成都”這一得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說,自從得名成都以來的2500年間,這個城市就一直沒有改過名稱,雖然其間出現過幾種別稱,諸如龜城、錦城、蓉城,但是其正式名稱一直都叫成都,這在我國所有古老的大城市中是唯一一例。 為什麼會叫作成都?學術界有過多種說法。最常見的一種說法見於宋代的《太平寰宇記》卷七十二:“成都縣,漢舊縣也。蜀以周太王從梁山止岐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曰成都。” 不過袁庭棟提出,在成都得名之前,成都地區還不說漢語,也不用漢字。“成都的得名應當是出於古代蜀人的語言。”他說,古代的蜀人是氐羌的后代,在古代的氐羌語言中,把地方、地區都叫作“都”,直到今天,氐羌的后裔普米族仍然是這種叫法。也正是因為如此,所以在古籍中所見的古蜀地名中有不少的“都”,諸如“武都”“新都”“成都”“邛都”“徙都”“笮都”等,而《史記·西南夷列傳》明確指出,“邛都”“徙都”“笮都”等“皆氐類也”。由是可知,“都”在古蜀語言中就是“地方”的意思。而“成”和“蜀”古音相通,在氐羌系的語言中,這是山區人、高原人的意思。所以,無論是“成”還是“都”,都是在戰國后期蜀地受中原文化的強大影響之后,用中原的漢字書寫的古蜀語言,即“成都”二字應該是由當時的古羌語根據音譯而成,其本義應當是“蜀族人居住的地方”或“山區人居住的地方”。 “成都”,名稱如何得來? 當天,袁庭棟還就“成都”這一得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說,自從得名成都以來的2500年間,這個城市就一直沒有改過名稱,雖然其間出現過幾種別稱,諸如龜城、錦城、蓉城,但是其正式名稱一直都叫成都,這在我國所有古老的大城市中是唯一一例. 為什麼會叫作成都?學術界有過多種說法.最常見的一種說法見於宋代的“太平寰宇記”卷七十二:“成都縣,漢舊縣也.蜀以周太王從梁山止岐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曰成都.“ 不過袁庭棟提出,在成都得名之前,成都地區還不說漢語,也不用漢字.“成都的得名應當是出於古代蜀人的語言”他說,古代的蜀人是氐羌的后代,在古代的氐羌語言中,把地方、地區都叫作“都”,直到今天,氐羌的后裔普米族仍然是這種叫法.也正是因為如此,所以在古籍中所見的古蜀地名中有不少的“都”,諸如“武都”“新都”“成都”“邛都”“徙都”“笮都”等,而“史記·西南夷列傳”明確指出,“邛都”“徙都”“笮都”等“皆氐類也”。由是可知,“都”在古蜀語言中就是“地方”的意思.而“成”和“蜀”古音相通,在氐羌系的語言中,這是山區人、高原人的意思.所以,無論是“成”還是“都”,都是在戰國后期蜀地受中原文化的強大影響之后,用中原的漢字書寫的古蜀語言,即“成都”二字應該是由當時的古羌語根據音譯而成,其本義應當是“蜀族人居住的地方”或“山區人居住的地方”。
眉山青神县鸿化村崖墓先民主要来自黄河流域 崖墓这一类葬俗在汉晋时期广泛流行于四川盆地及周缘的中国西南地区,极具时代与地域特色。中国西南地区发现的汉晋时期崖墓数量10万余座,主要集中于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中下游和长江沿岸等地,特别是在四川盆地西南部的岷江中下游地区。东汉崖墓墓室空间体量较大,大多为长主室带多侧室(龛)或多主室带侧室结构,葬具数量较多,一般认为东汉崖墓存在多次开启、多人下葬的使用情形。长期以来,对于崖墓中所葬个体所代表的东汉家庭结构、人群来源等问题都缺乏直接证据。 12月7日,四川大学考古科学中心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多家单位联合在国际考古期刊《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上合作发表"Ancient genome analyses shed light on the origin and kinship among humans of a cliff tomb from southwestern China"的研究论文。该研究首次报道了四川盆地汉代时期人群的古基因组数据,揭示了眉山青神县鸿化村崖墓先民主要来自黄河流域,并通过古DNA高分辨率亲缘关系鉴定技术,还原同一墓葬中不同个体的亲属关系,重建其家族树。研究对理解崖墓人群来源、人群迁移历史以及当时的埋葬习俗有重要意义。 自2013年国内首例古基因组数据发表以来,越来越多的古DNA研究加深了我们对古代中国人群的遗传起源和混合迁徙历史的理解,然而由于四川盆地气候潮湿,土壤以微酸性为主,不利于古DNA的保存,因此我国西南地区的古DNA研究非常不足。该研究结合古DNA、体质人类学和考古学三方面证据,对眉山青神县鸿化村汉代崖墓M4墓葬中出土的人类骨骼遗骸进行综合性研究。研究发现M4墓葬中个体的DNA结构不同于其他已经发表的中国南方古代基因组数据,而与黄河流域的古代人群有显著的遗传关联。因此研究结果表明东汉时期,四川盆地人群与中原人群存在广泛的基因交流。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考古背景下推断个体之间的亲属关系通常是通过间接方法来实现的,例如分析死者的埋葬安排或进行考虑生物特征和健康状况的人类学调查。然而鲜有研究利用古DNA的方法对墓葬中个体间的血缘关系进行直接的遗传学鉴定。本研究利用高分辨率古DNA亲缘关系鉴定技术重建了M4墓葬中个体的家族关系,结果显示这些个体组成了一个核心家庭,表明在当时,血缘关系在四川盆地崖墓人群的埋葬习俗中起着重要作用。 该研究由四川大学考古科学中心张帆、吕红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郑禄红、张燕、刘志岩、周科华、唐飞,内蒙古大学马鹏程,北京大学段琛、宁超共同完成。四川大学考古科学中心张帆副研究员为第一作者,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唐飞研究馆员,张燕副研究馆员以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宁超研究员为通讯作者。
古基因组揭示了新石器时期到青铜时期的川滇先民主要来自于黄河流 随着古DNA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古人类基因组被揭秘。中国西南的川滇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人群交流的热点地区。早在新石器时期,川滇地区就出现了稻粟混合农业,该地区对于理解欧亚大陆东部水稻和粟混合耕作的传播以及南北文化互动至关重要。同时,新石器时期在川滇地区的过渡模式可能会因为同时种植粟和水稻而变得复杂。如今国内的古DNA研究主要多集中于北方,少有西南地区的研究案例。该研究应用最新的DNA捕获测序技术以突破西南地区古DNA保存较差的技术瓶颈,成功地对新石器时期四川宝墩文化高山古城与青铜时代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人骨样本进行了古DNA提取、测序和群体遗传分析。 样本信息 研究团队对89例西南古人样本(含55例新石器时期高山古城遗址样本及34例青铜时期海门口遗址样本)进行古DNA提取、杂交捕获及全基因组测序。经过一系列严格质控,最终得到11例古基因组数据(含5例高山古城及6例海门口个体数据)。 中国西南地区高山城和海门口遗址两个农业人群的11个个体明显聚类,并被投射在古代黄河流域和古代藏族人群之间,说明高山城和海门口人群与黄河流域古代以粟黍为主要生业模式的农业人群和青藏高原古人遗传成分最为相似。 qpAdm建模结果表明,中国西南农业人群主要由黄河流域古代粟黍农业人群(约90%)与和平文化采集狩猎人群(约10%)混合形成(图2A),并没有发现与华南地区古代稻作农业人群相关的基因流。因此,中国西南地区新石器及青铜时代稻粟混合农业人群应主要由黄河流域粟黍人群南下驱动形成的历史进程,稻粟混合农业很可能是粟黍人群南迁过程中融汇了华南地区水稻种植技术的环境适应性结果,稻作人群对当时西南地区人群的基因影响并不明显。 同时该研究还分析了来自四川和云南的具有代表性的现代土著民族,以调查是否存在与稻农相关的谱系的遗传亲和力。在qpWave分析中,云南的白族、普米族均从高山城和海门口人群获得了基因流入,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汉藏语系的北方起源说。哈尼族和拉祜族需要来自稻农相关谱系的额外基因流。此外,部分藏缅语人群还受到了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壮侗语族人群的影响,总体呈现出南北混合的遗传特征。 总结: 该研究通过对高山古城和海门口遗址古人群DNA的研究,发表了中国西南部新石器时期晚期至青铜时期的第一批古人类基因组,阐明了粟作农业从黄河流域向西南地区的传播过程。同时,研究表明粟农和稻农在基因上都对今天的藏缅人有贡献的。
上半年南充成绩单:西充县强势大涨连续多年领先,营山县甩开嘉陵 2023年上半年南充市经济强势复苏,是上半年四川省经济增长最高速的城市之一。根据南充市公布的数据,2023年上半年南充市GDP为1264.13亿元,与2022年上半年相比增加了81.28亿元,GDP名义增长6.87%排名全省第六,略高于上半年四川省GDP平均增速。 全国排名上升 上半年南充市的GDP继续排名四川省第五,与2022年上半年相比,相对于泸州市的领先优势大幅扩大,半年GDP领先泸州市46亿元,而泸州市上半年的表现比较低迷,下半年南充市大概率将继续扩大领先优势,缩小与前面的德阳市的差距。 从全国范围内来看,2023年上半年南充市的全国GDP排名略有上升,反超了河南安阳、湖南邵阳、陕西宝鸡,微微落后于山西长治、宁夏银川,下半年向上的概率非常大。 嘉陵一般,西充大涨 南充市9个县区2023年上半年全部实现了GDP正增长,且增速普遍较高,仅有嘉陵区上半年的GDP名义增速低于5%。2023年上半年嘉陵区GDP为110.41亿元,与2022年上半年相比增加了5.01亿元,GDP名义增长4.8%,半年GDP增量、增速均为全市最低,相对于高坪区的领先优势明显缩水,与营山县的距离越来越远,这三个县区的GDP绝对值差距比较有限,年底哪个领先都有可能,相对来说营山县的表现更好一些。 西充县2023年上半年GDP为98.31亿元,GDP名义增长9.1%为全市最高,但总量依然排名倒数第二,仅高于蓬安县,而蓬安县上半年的表现略显一般,与西充县的差距明显扩大不少。 南部县增量最高 南部县2023年上半年GDP为219.48亿元,与2022年上半年相比增加了14.88亿元,GDP名义增长7.3%,半年GDP增量超过了前面的顺庆区为全市最高,与顺庆区的差距略有缩小。 总结:2023年上半年南充市各县区的GDP实现了全面、高速普涨,尤其是南部县、阆中市、仪陇县几个经济强县的表现都非常强势,顺庆区作为主城区表现略显一般,下半年南充市能否缩小与德阳市的差距,顺庆区和南部县的表现非常关键。
第一份和三星堆文化相关的古代DNA数据公布了----藏缅人群 2023年6月,厦门大学团队(组成人员含川大、复旦、剑桥)发布了论文《Ancient genomes reveal coexistence of demic and cultural diffus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olithic mixed millet and rice farming in southwest China》《古基因组揭示中国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粟稻混合农业流行与文化传播的共存发展》,论文揭示了新石器时代,中国西南地区的人口混合和发展情况。 在该论文中,有一组数据非常引人注目,就是里面公布了四川成都高山城遗址的DNA数据,高山城遗址属于宝墩文化,曾经发现国内较早的象牙器,宝墩文化在网络上有个更为熟知的名称,就是大名鼎鼎的三星堆文化一期和三星堆文化二期。 一、高山城遗址数据(三星堆文化一期、二期) 共有五个古人个体DNA被成功提取,其中CDG2M86和CDG2M87两个古人距今4500-4200年,属于三星堆一期文化,CDG2M56、CDG2M60、CDG2M7三个古人样本,距今3850-3720年,属于三星堆二期文化。 五个样本的情况如下: 2015CDG2M56: 2344-2138 cal BCE (3800±30 BP) 2015CDG2M60: 2350-2193 cal BCE (3820±30 BP) 2015CDG2M71: 2231-2116 cal BCE (3750±30 BP) 2015CDG2M86: 4500-4200 BP 2015CDG2M87: 4500-4200 BP 文章对比了89处中国和世界各地古人类DNA数据,认为在中国西南地区(SWC地区)在8400-4000年前,生活的古代人类属于和平文化相关人群(Hòabìnhian-related ancestry),从8335–6400年前的广西宝剑山遗址古人DNA可知,这一时期,这些和平文化的古人成分较为单一,没有明显的外部成分融入。 和平文化是一支古老的石器狩猎文化,没有农业,以狩猎为生,因为最初发现于越南和平省而命名,这一个古老人群曾经遍布东南亚地区,2018年的《Ancient Genomics Reveals Four Prehistoric Migration Waves into Southeast Asia》一文中显示,古老的狩猎人群其父系类型为D(马来西亚)和C(老挝)。 进入到距今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后,农业人口从华北黄河流域进入四川盆地,为中国西南地区带来了新的人类基因和语言(汉藏语),这一新到人群的类型就是后来三星堆文化人群的主体,在此前的论文中,黄河流域人群的主要父系类型有N1b1(山东小荆山)、N1b1(山东博山)、N1b2(河南平粮城)、O1b-page59(河南汪沟)、O2a-F8(陕西杨官寨)、O2a-F8(甘肃磨沟)、C2s(陕西神木)等等。高山城遗址未测得Y染色体数据,因此无法直接判断三星堆人的父系类型,但可以确信其Y类型应当于黄河流域古人群基本一致。
成都高山古城------第一份和三星堆文化相关的古代DNA数据公布了 2023年6月,厦门大学团队(组成人员含川大、复旦、剑桥)发布了论文《Ancient genomes reveal coexistence of demic and cultural diffus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olithic mixed millet and rice farming in southwest China》《古基因组揭示中国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粟稻混合农业流行与文化传播的共存发展》,论文揭示了新石器时代,中国西南地区的人口混合和发展情况。 论 在该论文中,有一组数据非常引人注目,就是里面公布了四川成都高山城遗址的DNA数据,高山城遗址属于宝墩文化,曾经发现国内较早的象牙器,宝墩文化在网络上有个更为熟知的名称,就是大名鼎鼎的三星堆文化一期和三星堆文化二期。 一、高山城遗址数据(三星堆文化一期、二期) 共有五个古人个体DNA被成功提取,其中CDG2M86和CDG2M87两个古人距今4500-4200年,属于三星堆一期文化,CDG2M56、CDG2M60、CDG2M7三个古人样本,距今3850-3720年,属于三星堆二期文化。 五个样本的情况如下: 2015CDG2M56: 2344-2138 cal BCE (3800±30 BP) 2015CDG2M60: 2350-2193 cal BCE (3820±30 BP) 2015CDG2M71: 2231-2116 cal BCE (3750±30 BP) 2015CDG2M86: 4500-4200 BP 2015CDG2M87: 4500-4200 BP 文章对比了89处中国和世界各地古人类DNA数据,认为在中国西南地区(SWC地区)在8400-4000年前,生活的古代人类属于和平文化相关人群(Hòabìnhian-related ancestry),从8335–6400年前的广西宝剑山遗址古人DNA可知,这一时期,这些和平文化的古人成分较为单一,没有明显的外部成分融入。 和平文化是一支古老的石器狩猎文化,没有农业,以狩猎为生,因为最初发现于越南和平省而命名,这一个古老人群曾经遍布东南亚地区,2018年的《Ancient Genomics Reveals Four Prehistoric Migration Waves into Southeast Asia》一文中显示,古老的狩猎人群其父系类型为D(马来西亚)和C(老挝)。 进入到距今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后,农业人口从华北黄河流域进入四川盆地,为中国西南地区带来了新的人类基因和语言(汉藏语),这一新到人群的类型就是后来三星堆文化人群的主体,在此前的论文中,黄河流域人群的主要父系类型有N1b1(山东小荆山)、N1b1(山东博山)、N1b2(河南平粮城)、O1b-page59(河南汪沟)、O2a-F8(陕西杨官寨)、O2a-F8(甘肃磨沟)、C2s(陕西神木)等等。高山城遗址未测得Y染色体数据,因此无法直接判断三星堆人的父系类型,但可以确信其Y类型应当于黄河流域古人群基本一致。 通过admixture软件对于高山城遗址古人的DNA分析,论文认为,高山城遗址(三星堆文化一期、二期)古人,其成分是由89.1~95.1%的从黄河流域迁徙而来的农业古人和4.9~10.9%的西南土著和平文化狩猎古人混合而成,这就是三星堆文化古蜀人的最初来源。 (We could successfully model SWC derived from ~90% YR-related (92.1%±3% in Gaoshancheng and 88.7%±3% in Haimenkou) and ~10% Hòabìnhian-related ancestry (7.9%±3% in aoshancheng and 11.3%±3% in Haimenkou, see Table. S6A) 和东南亚、黄河流域的古人DNA对比 距今4500-3700年前的高山城古人(三星堆文化一期、二期)的全染色体基因谱系中,没有发现中国境外其他古人的基因来源,三星堆居民应当就是中国的土生居民。 境内境外古代DNA样本分布 二、云南海门口遗址 文章的另一处遗址为云南大理州海门口遗址,这是一个距今3200-2900年前的古代青铜文化早期的遗址,遗址中农业和畜牧业并存,经过DNA分析,其人口也是外来的黄河流域古人与当地石器狩猎人群融合而成,但黄河流域古人基因占据绝对主体(88.7%)。 海门口遗址的6个古人信息如下: 2016JHCM1-a1: 3200-3000 BP 2016JHCM1-a8: 3200-3000 BP 2016JHCM1-m19: 3200-3000 BP 2017JHCM8-t1: 1611-1503 cal BCE (3270±20 BP) 2017JHCM8-t6: 1221-1051 cal BCE (2940±25 BP) 2018JHCM2: 3100-2900 BP 文章提供了admixture软件K=2到K=8时的主成分分析,可以看到,四川成都高山城遗址和云南大理海门口遗址古人,于黄河流域的晚期新石器人群(Upper_YR_LN)最接近。 admixture数据 三、文章的观点 文章认为,中国西南地区(SWC地区),古代农业文化的发生,是通过外来人群的融入带来的,而不是当地土著狩猎人群发展出的农业,这种农业的扩散,伴随着人口的迁徙。 高山城和海门口古人,在黄河流域古人聚类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四川成都高山城遗址和云南大理海门口遗址,都是古代黄河流域古人南下与当地土著人融合而成,这些地区至今仍然居住着与华北人群密切相关的汉藏语人群,与2018-2019年间根据现代DNA研究,认为汉藏语是从黄河中游区域扩散而来的观点吻合,这一过程再次论证了汉藏语系发展的历史过程。 和其他古人的关联度
西充肃王庙记------“黄虎”张献忠终于死于“虎口”豪格之手 在西充县城西街尽头,耸立着全国唯一的一座纪念肃王豪格的肃王庙。里面的大堂曾经供奉有肃王豪格的彩色塑像。他一身戎装,是满清武官的打扮,相貌堂堂, 威风凛凛。 据当地老人回忆,这是专为纪念豪格在多扶镇凤凰山下太阳溪边,射杀黄虎张献忠而修建的肃王庙,以供人们凭吊和瞻仰。   爱新觉罗·豪格(1609年—1648年),清肃武亲王,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长子。 豪格为清初名将, 有“虎口王”之称。后金时他于锦州等地击败明军,封为“肃亲王”。 沧桑肃王庙残留雕刻可见晚清工艺   肃王庙原为四合院布局,坐东南向西北, 占地350平方米。现存大殿建于1米高的基座上,座宽20米,深14米,周围用条石包砌,大殿为穿斗式梁架,面阔五间16米, 进深3间10.4米,八架椽屋,分心柱高9.2米。梁架上有清光绪六年(1880年)修建时留下的墨书题记。 屋顶为重檐歇山式铺简瓦。   抗战时期, 川军中的西充籍“八百壮士”冲锋在前、奋不顾身。1943年,“西充县抗敌救援会” 就在肃王庙立了一块木质纪念牌,表达家乡父老对“八百壮士” 的怀念。1945年7月1日,西充县卫生院成立,院址就在西街肃王庙里, 陆续改造大庙为病房, 至今可以看到分割为病房的木条和纸板。   1950年以后,肃王庙逐渐成为居民的大杂院, 目前除最后一重大殿建筑稍微完好, 另外两重殿已经彻底消失了。 天井花园早改造为小块绿油油的蔬菜地, 是肃王庙里唯一焕发生机的所在。   今年94岁的任之俊老人和74岁的李国玉婆婆,已经在此居住多年。因为那块西充县人民政府所立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红字石碑早已漫漶不清了,他们只好用毛笔重新写了一遍。 书法的确不佳,但有老百姓看护着,不至于被文物贩子随意盗窃,就好。我们站在空荡荡的大殿台阶之前, 分行而立,中间留空, 拍下了一张纪念照,看上去有点像在默哀……   大殿四周, 保留着精美的斜撑木雕,多为历史故事画面,刀法细腻,木质细密。走廊上残留着几根硬木栏杆, 均有惟妙惟肖的寿桃雕刻, 这些雕刻可见晚清时西充县工匠的技艺。丁宝桢倡建武肃亲王专祠   不久前, 我得到贵州人民出版社编辑黄冰女士的一套赠书6卷本的《丁宝桢全集》,才得以了解到, 武肃亲王专祠的建立, 均是时任四川总督丁宝桢的建言倡导。   丁宝桢入川,励精图治,对于官场沉疴疾下猛药, 即便对于民风教化,他也大声疾呼。这一篇于光绪五年九月二十三日的《西充建武肃亲王专祠摺》,充分反映了丁宝桢对于明末西充凤凰山张献忠一役的观点:   奏为公恳请建武肃亲王专祠,列入祀典,由地方官春秋致祭, 以顺舆情, 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据布政使程豫详转,据署西充县李蔚霖详据绅民庄联英等呈称,窃川省自前明之季,流贼张献忠扰乱全川, 民遭荼毒, 其杀戮之惨, 为亘古所未有。迨顺治三年,肃亲王奉命入川征讨, 斩献贼于西充县之金山铺,全川底定,载在《省志》。昔年西充士民, 曾在县属凤凰山麓,公建武肃王祠,岁时致祭,以答前勋。嗣以教匪之乱,祠毁于火, 邑人复于公所立木主以祠,迄今二百余年, 士民感念不置。因思近年来文臣武将,凡有功德于民, 经各省官民请建专祠者,莫不奉旨允准。而肃亲王天潢贵胄,削平蜀难,救万民于水火,而登之衽席,丰功伟烈,炳若日星,以视近代诸臣勋业, 尤为卓著。乃专祠未建,祀典缺然,将何以崇德报功?合词恳县具详,请于西充县公建专祠, 载入祀典,春秋官为致祭,用顺舆情。详府由道移司,覆明请奏前来。   ……   从这篇奏折里可以发现,西充县凤凰山在清初即建有祭祀肃王的地方性专祠,可惜毁于战火。至于一些现代学者反而“论证”在凤凰山一带有纪念张献忠的民俗,这分明是子虚乌有之事! 西充之战以及豪格之死   顺治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清晨(1647年1月2日)清晨,西充凤凰山大雾迷漫,满山的柏树、芭茅丛就像游走的疑兵。经过5个昼夜的清军骑兵, 进入凤凰山区,借大雾掩护,主力隐蔽在栗家大山的背后。 清肃王豪格等5骑,在刘进忠带领下,一步步深入至张献忠老营旁, 窥探山腰大西军的动静。   浓雾笼罩的这天早晨,一夜未睡的黄虎心情不佳。 因为他接到报告, 夜间又有一名大西官员逃跑了。 张献忠拍桌子打板凳,突然侦骑入营报告,大营对面山上有清兵四五人,各骑骏马从山谷中迎面而来。张献忠来不及穿盔甲,不带长矛,也不携弓箭,只穿随身黄袍,没系腰带,随手抓起一柄短矛,飞身上马驰出营外。   雾气正在消散, 站在太阳溪对面坡地上的豪格见对岸大营内跑出十来人, 可是谁并不认识黄虎。 刘进忠突然眼前一花,他指着对岸,那里出现了一个骑高头大马者, 激动地对豪格说:“这就是八大王张献忠。”   豪格知道,机遇来了。急令身边的蒙古人神箭手京章雅布兰射之。雅布兰张弓搭箭,那洞穿薄雾的一箭,正中黄虎左胸,箭头直透其心。他鲜血喷涌,在地上乱滚,直至一命呜呼。   2019年6月的一天下午,我再次来到多扶镇阳溪河边,过石桥右转,河水浑黄,沿茂密的毛竹林走200米, 那里就应该是黄虎中箭之地。 路边见到一个长满青苔的石锁, 估计有50斤重,立在田埂边,像一个石敢当……   《清世祖实录》里,顺治五年二月, 记录了西充之战:“初击流贼张献忠时, 护军统领哈宁噶被贼围,护军统领阿尔津、苏拜领兵往援,出之。阿思哈尼哈番希尔根实居后,不往救。及师还,又与阿尔津、苏拜争功,不决,下部讯问。护军统领噶达浑、车布尔俱供希尔根在后是实。 于是部议希尔根冒功妄争, 应论死。”此事上传到朝廷, 多尔衮下令让兵部调查。护军统领噶达浑、车布尔都认为,希尔根落在最后是事实。于是兵部结论: 希尔根冒功妄争是实。   过了一个月, 肃亲王豪格遭到构陷而“犯事”。摄政王多尔衮主持朝中议论豪格罪状, 就说到希尔根“冒功妄争”,豪格作为西征军统帅“将其冒功事, 竟未议结”,成为了豪格一项罪状。   由于四川连年战乱, 社会生产几乎完全停顿, 无法解决粮饷供应,豪格率军于顺治五年(1648年)二月班师回京,顺治帝亲自到太和殿设宴慰劳豪格。 睿亲王多尔衮与豪格素来存在嫌隙, 不久就以隐瞒其部将冒功、 起用罪人之弟的罪名被下狱, 四月死于狱中。 皇太极长子 一身军功极其孤傲 爱新觉罗·豪格(1609年-1647年),清肃武亲王,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长子,母为皇太极继妃乌喇纳喇氏。 豪格为清初名将,有“虎口王”之称,皇太极长子,满族。豪格在满语里有“耳垂”的意思,朝鲜人又尊称他为“虎口”或“虎口王”,这一尊称伴随豪格的征途一路播撒。豪格率清军进入四川后,“黄虎”终于落入了“虎口”,成为了一种绝大的历史巧合。后金时他于锦州等地击败明军,封为“肃亲王”。皇太极改后金为清后,豪格随多尔衮攻锦州、朝鲜,败明宁远兵,杀明将金国凤。后围洪承畴于松山,克之,俘虏洪承畴等人,并与济尔哈朗克塔山。清兵入关时,参与平定中原,复攻陕西、四川,击杀张献忠。旋被摄政王多尔衮构陷下狱,削爵。肃王历来高傲,仍不低头,又对人扬言:“将我释放则已,如不释放,勿谓我系恋诸子也,我将诸子必以石掷杀之。” “诸子”是指自己的儿子。这是一种报复的发泄方式!按理说,他报复的对象应当是他的仇人多尔衮,可是对多尔衮既无法报复,便发泄在他亲人诸子身上,这是一种何等可怕的心理。后来他死于狱中,时年40岁。报复总是一报还一报。多尔衮后来竟然强迫豪格的福晋(妻子)博尔济锦氏做自己的妃子,又怕此事贻笑后人,秘密布置大学士刚林在史档中不要留下痕迹。 顺治八年(1651),顺治帝亲政后,为豪格平反,重新封为“和硕肃亲王”,并立碑。顺治十三年(1656),豪格被追谥,追谥号“武”,成为清代第一个被追谥的亲王,称肃武亲王。乾隆四十三年(1778),配享太庙。 1987年,西充县县志办公室等主编《张献忠在西充》记载:光绪六年(1880),清朝廷为彰扬肃王豪格围剿张献忠以及大西军之功,在西充县城晋城镇西铁印山之下,建立了三重殿四合院的肃王庙。   1880年(光绪六年),大清朝廷为彰扬肃王豪格围剿张献忠以及大西军之功, 在西充县城晋城镇西铁印山之下, 建立了三重殿四合院的肃王庙。 在我离开肃王庙的时候,看见几只燕子急急飞回,回到瓦下的小巢。 我来到一个高坡上,高天的疾风把云层压低,逐渐成为了淡雾,与西充遍地的花树逐渐融为一体。而飞鸟的影子,就像木匠的墨斗拉出的墨线,在云端与山峦之间一弹,成为黄昏的天际……
全国唯一的一座纪念满清名将豪格的肃王庙--------西充县肃王庙 在西充县西街,与三义祠一墙之隔的肃王庙位于西街尽头,耸立着全国唯一的一座纪念满清名将豪格的肃王庙。里面的大堂曾经供奉有肃王豪格的彩色塑像。他一身戎装,是满清武官的打扮,相貌堂堂,威风凛禀。据当地老人回忆,这是专为纪念豪格在多扶镇凤凰山下太阳溪边,射杀黄虎张献忠而修建的肃王庙,以供人们凭吊瞻仰。 壹 沧桑肃王庙94岁的守护者   西充肃王庙,原为四合院布局,坐东南向西北,占地350平方米。现存大殿建于1米高的基座上,座宽20米,深14米,周围用条石包砌,大殿为穿斗式梁架,面阔五间16米,进深3间10.4米,八架椽屋,分心柱高9.2米。梁架上有清光绪六年修建时留下的墨书题记。屋顶为重檐歇山式铺简瓦。   我判断,之所以到了光绪六年才获得清廷赐予建庙,应该是豪格十世孙爱新觉罗·善耆与慈禧的密切关系不无相关。   伴随清朝的垮台,有关清朝的礼仪迅速在民间土崩瓦解。肃王庙里的诸多设施被人拿走,房屋开始被一再切割。   抗战时期,川军中的西充籍“八百壮士”冲锋在前、奋不顾身,战斗中舍身炸日寇碉堡、炸坦克、咬着鬼子耳朵肉搏,例子数不胜数。1943年,“西充县抗敌救援会”就在肃王庙立了一块木质纪念牌,表达家乡父老对“八百壮士”的怀念。按照规定,每牺牲一个西充籍士兵,肃王庙的木质纪念牌上就用红字记下他们的名字,到1944年,纪念牌上写满了500多人的名字!可惜的是,这块纪念牌毁于上世纪60年代晚期。   1945年7月1日,西充县卫生院成立,院址就在晋城镇大西街肃王庙里,陆续改造大庙为病房,至今可以看到分割病房的木条和纸板。   1950年以后,肃王庙逐渐成为居民的大杂院,老建筑被损毁,目前除最后一重大殿建筑完好,另外两重已经消失。至今还有不少老年人居住于此。   今年94岁的任之俊老人和74岁的李国玉婆婆,已经在此居住多年。因为那块西充县人民政府所立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红字石碑早已漫漶不清,他们只好用毛笔重新写了一遍。有人看护着,不至于被文物贩子随意盗窃。我们站在空荡荡的大殿台阶前,分行而立,中间留空,拍下一张纪念照。   大殿四周,保留着精美的斜撑木雕,多为历史故事画面,刀法细腻,木质细密。走廊上还残留着几根木栏杆,均有惟妙惟肖的寿桃雕刻。这些雕刻可见晚清时节西充县工匠的技艺。2019年7月我参加“名家看西充笔会”,西充县文广旅游局局长程芳告诉我,人民大会堂落成之际,采用了一对西充县工匠雕刻的大石狮子,一度安置于大会堂门前。   站在石板铺就的天井,看着屋檐飘垂下来的荒草,大殿的精魂似乎早已不存,只有一个梦的轮廓。我慢慢在大殿徘徊,抚摸粗大的梁柱,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不能遗忘这一段历史,建筑遗迹一直在对抗遗忘,它们矗立着,也是现实必需的清醒剂。
四川省土著区县大赛(不含川西平原,重庆赛区) 纯属转发,作者是四川网友Enithon 活化石特等奖: 西充 盐亭 老剑阁(排除剑阁北的下寺等地) ------------------------------------------------------------- 古风古韵一等奖: 1.川中地区(潼川府+顺庆府选送):射洪 嘉陵区 蓬溪 2.川东北地区(保宁府选送):南部 阆中 苍溪 昭化区 朝天区 通江 旺苍 南江 巴州区 恩阳区 平昌 3.川西北地区(龙安府+绵州直隶州选送):梓潼 江油北 游仙区 平武 老北川 青川 增补川南赛区特别奖(泸州直隶州选送):合江县 备注: 1.不讨论川西平原地区,因为当地人口还有很重的明代移民成分等,对我来说分析超纲了。。 2.不讨论重庆地区,因为当地的一些土著大县有大量土家族苗族巴人等成分,对我来说严重超纲。。 3.蓬溪县比较土著是我推测的,根据常染来看,遂宁大市甚至很可能比绵阳的土著比例更高(主要就是射洪+蓬溪两个大县疯狂输出)。 4.入围一等奖的市辖区六个:游仙 嘉陵 巴州 昭化 朝天 恩阳 ,不过其中朝天昭化恩阳是飞区姓氏的非主城区。实际上只有南充的嘉陵,绵阳的游仙和巴中的巴州是真正的市区。。南充和绵阳市区得情况非常分裂焦灼,出于拉锯战前线,比如高坪区,安州区都极度不土著。有趣的是广元大市范围内的土著比例全川最高,不过好像主城区利州区所在的米仓山走廊地带不是很土著的样子。。。 5.单独提出来江油北,是因为江油其实最近几十年才由两个县合并而来,江油北主体是龙安府-老江油县。 6.老北川行政版图发生过巨变,从近代开始,分了几次从隔壁安县划入了大量土地和人口,原本仅限于曲山关关内地区,其实土著度应该挺高的。 7.川北岷江片内部要分片的,升钟水库一线以西北的剑阁梓潼青川地方的姓氏特征和西充盐亭射洪的大部队有不小的差异。在土著度类似的情况下,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可能是因为剑阁毗邻蜀道,历朝历代不断有北方民系缓慢渗透,后者则偶有一些顾斯等江南姓氏深入。同理,川西平原/下川东土著也各有特色,我不太清楚所以无法分析。 8.特别增补的合江县的赵税牟先(鲜)贾等姓排行放在川北岷江片都属于高频的区域了,更不要说放在川南有多特殊了。。虽然看得出来有一定移民成分,不过也应该是川南非常特殊突出的一个土著大县。好像川江地区也是从合江县开始,以东的綦江,南川,乃至重庆主城(巴县)附近都有一定量的类似潼川/顺庆模式的土著存留。 就粗浅分析而言,实际上盆地内的土著至少有五个小群体。 差异最显著的就是剑阁南-西盐民系,共同特点是都很少有湖广移民姓氏,不过这两个地区又各自有方言姓氏的特点。 推测这几个次民系的差异: 1.西充-射洪-盐亭民系(潼川府-顺庆府):讲西射盐方言,可能历史上是很早期就和其他片区相对隔离起来了。历史上的特殊之处在于有氐人影响痕迹,有很多上千年的家族延续。 2.巴中民系(保宁府东):在1的基础上,可能有一定的巴人影响痕迹,外加明清代有一些北方人乃至江淮兵团移民的影响。同时有盆地西部土著民系和东部土著民系的一些姓氏特点。 3.剑阁南民系(保宁府西-龙安府-绵州东):在1的基础上,还处于蜀道沿线,人口流动比较大,好像在1的基础上一直和北方有着动态交流。偏西北的姓氏比例更大(比如几乎都是王姓第一,张姓第二的模式,魏贾马白等也很高频)。 4.重庆江南山区各民系:是土家族,巴人,苗族,古蜀土著,湖广移民等层层堆积而来的多民族地区。过于复杂,我无法分析。当地特色姓氏包含但不仅限于谭,向,田等,和盆地主流地区差异很大。 5.川西平原民系(成都府西-雅州-眉州-嘉定州):当地土著大体类似1,不过似乎较少有氐人影响色彩。而且高,牟等姓氏比例很高,略有不同。明代经历过大面积的鄂东-赣北为主的华中民系填充,因此分析当地的唐宋土著对我来说很困难。。 6.特别案例合江县:土著层次看起来像是1+5组合而来的;对应合江的地理位置正好是上游两个分支涪沱流域(潼川府),和岷江流域(成都府-雅眉乐)避难的土著,以及移民层层堆叠而来。因为西射盐代表性的税姓,川西平原代表性的牟姓在合江都有很不错的表现。有趣的是当地虽然很靠近重庆,但是巴人色彩并不浓烈,还是很四川的。。 另外有几个问题要说明一下。 1.元明时代保留大量土著的地区,现代未必就保留了很多土著。典型的比如遂州西,达州,顺庆府东等地在明代还有大量土著,但是清代可能因为白莲教之乱,清军等因素损失惨重,而后又缺乏土著人口填充,遂变成了移民为主力的区域。。。 2.有一些地势平坦,又被战争几乎把人口清空的区域未必现代的土著保留就少。典型的比如绵州东的游仙区,梓潼西等地地势平坦交通便捷,在宋末,清末等几次被彻底荡平城镇,人口清零。但是因为交通区位位于蜀道沿线,土著大县剑阁旁边;而南方移民北上要面对涪江+白马关的地理阻隔,因此这些地方战后恢复却以剑阁昭化等地土著返迁为主。 3.个人看法,缺乏湖广移民姓氏的地区未必就全部是土著。比方说,青川县的姓氏就极不湖广,然而青川县的西北汉族地区的姓氏不少。标志性比如王张马等,远超出西射盐剑的正常水平。。 4.唐宋时代的古四川和湖广江南等同纬度地区也有正常的交流(但是远未达到明清时代的湖广填四川人口覆盖的地步)。比如剑阁县等附近地区都非常高频唐姓,实际上多数来自唐宋时代的湘地(不仅族谱客寻,而且最好的例子是剑阁非常缺乏经常与湘南移民伴生的蒋曾等姓氏);盐亭县高频的顾姓,来自更早的江南地区。此外3区的剑阁南-青川-江油北-梓潼-游仙等地实际上也可能因为交通关系,估计跟近现代的西北也有少量交流,除了姓氏外,貌似当地方言固有调值与汉中西部方言乃至兰银官话似乎有一些奇怪的关系,导致山民口音听起来很奇怪(不过现代这些城市都是西兰花的调值绝对强势,不像襄阳那般奇特)。。。实际上考虑到剑阁有一些北方移民的影响,剑阁和西充常染差异并不是很大,西充更偏西,剑阁更偏北,估计两地奠基者人群是很接近的。 5.川渝湘鄂四省的常染分布(重庆精确到区县):以偏西+偏北为标杆的话,古四川土著程度最靠前的县市:广元>石柱>巴中>南充>绵阳≈遂宁。而绵阳南充遂宁大市都属于很分裂的情况,大市内部由完全不一样的至少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可能类似陕南鄂北,一部分类似内江资阳渝西等地。巴中各个区县貌似相对均匀。广元大市各个区县的土著都极多,不过有趣的是利州区所在的米仓山走廊看起来是附近土著最低频的地区,估计还不如嘉陵区和游仙区。。 “川峡四路”地区,北宋时期“二十四路”的人口。 可以看到人口其实大部分集中在成都府和潼川府地区(潼川府人口和治所也大部分分布在辖区西北部,以及涪江河谷一线),人口密度是当时中国人口密度最大的三个地区之一(华北,江南东西路,盆地西部)。 成都府路:88万户 潼川府路:56万户 利州路:29.5万户 夔州路:24.5万户 -------- 唐代也类似,一样是成都为主,梓州为副(后来的潼川府)的格局。而当时川东+重庆地区人口密度还不太高。
四川省首批“省级百强中心镇”名单公布 西充县多扶镇榜上有名 日前,四川省推进中心镇改革发展厅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公布四川省首批“省级百强中心镇”名单,西充县多扶镇榜上有名。 地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北翼黄金三角的多扶镇,辖区面积73.4平方公里,户籍人口3.25万,常住人口7.6万,城镇建成区域面积8.5平方公里。距西充县城10公里、南充主城20公里,是西充融南发展“桥头堡”。境内交通便捷,国道212南北贯通,兰海高速、绵西高速交汇互通。 该镇是国家级重点镇、国家级卫生镇、省经济发达镇、省级环境优美示范镇、省级“百镇建设试点镇”,2020年被全域纳入南充临江新区。辖区内的四川西充经开区面积8.5平方公里,有太极制药、源维机械等各类企业118户,其中规上工业企业60户、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7户,2021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6.21亿,规上企业总产值达179亿元。此外,镇内还拥有南充科技职业学院、南充技师学院两所高职院校,在校学生近万人。 据介绍,近年来,在创建“省级百强中心镇”中,多扶镇按照“一轴两翼”的产业布局,大力发展强镇产业。以凤凰山脉为“轴”,以四川西充经开区、产业新城为载体,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汽车汽配等高新技术产业;以金山、扶君为南北“两翼”,突出有机红薯、柑桔、果桑、花椒等地域农业特色,加快推进万亩有机蔬菜基地建设,延链发展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等业态。 在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全面建成南西大道(西充段),加快推进国道212县过境段改建工程,全面启动6万平方米产业孵化大楼、10万平方米人才综合服务中心、10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设计建设,配套整治河道4.9公里,加快推进商业综合体、城市公园、学校医院、高品质商住小区等重大项目,不断完善功能。
三百岁西充话 保留明朝四川话 南充方言中的方言岛包括两类:一类是西南官话中的西充方言岛,一类是非北方方言的湘方言岛、客家方言岛等。西充县方言属西南官话的岷江片,西充县方言和西充县隶属的南充市方言,又有明显的区别。西充县方言与南充其他县(市)甚至和整个四川方言比较,其内部有许多特殊的地方,如同一个方言孤岛。 “ “西充方言之所以与南充其他地区的方言区别较大,是因为其他地区使用着由‘湖广填四川’移民带来的他们的方言,而西充方言却保留了明朝时期本地的四川话。”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小平告诉记者 ” 明末清初,四川地区发生战乱,四川人口迅速下降,特别是广大川中川北平原、浅丘地区,几乎荒无人烟。而西充地区,由于山高路远,又是张献忠最后根据地,当地老百姓幸存较多。遗民较多的西充,就保留了明朝时期的四川话,形成了目前的西充话。但是,由于移民带来的湖广话比有入声的明朝四川话易学易懂,在外省移民群体中,湖广话就成了通用语言,反客为主成为四川主导方言,现在称作四川话。 语言既是最容易随着时代改变而产生变化的事物,又是最难以轻易改变的事物。西充方言在3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难免也会受到周边地区方言的影响。“西充县方言大体可分为槐树话、祥龙话、义兴话、莲池话和晋城话五片。”杨小平说。
跨学科研究揭示汉藏语起源与演变 2021年05月11日 08:2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郭健新 王传超  汉藏语系早期历史重建是目前历史比较语言学领域关注的问题之一,由于汉藏语人群分布的东亚、东南亚地区诸多民族杂处混居,语言接触频繁,语言特征的横向扩散与纵向遗传混杂,汉藏语谱系关系与早期分化尚存在争议。   语言学证据与   人群研究互相补充   关于汉藏语的谱系分类问题可谓百家争鸣。目前国内外学界主流的分类观点是以核心词汇一致性支持的汉藏语系汉语族和藏缅语族两分支。这一观点也得到了最近的演化语言学研究的支持,复旦大学金力团队、法国东方语言学研究中心List团队和伦敦大学学院H. Zhang等运用贝叶斯系统发生学方法(Bayesian phylogenetic method),分别以不同的同源词数据库计算汉藏语系的谱系分类,并构拟了语言谱系树模型。   在上述研究中,虽然在具体的分化地点和时间问题上有不一致的地方,但在语言演化的整体趋势上都倾向于认为汉语最早从汉藏语系中分离出来,最初分化时间分别为距今5900年、7200年和8000年。在语言演化载体——人群的研究上,三个研究团队都认为早期的黄河流域粟黍农业人群可以看作原始汉藏语人群,并通过对应早期粟黍农业人群的扩张时间和自身研究中汉藏语演化的时间节点来印证起源地和分化时间的合理性。   “农耕—语族理论”指导   汉藏语系科际整合研究   语言的早期分化涉及考古学文化和人群研究,语言学与考古学科际整合的汉藏语系起源研究的一大热点,是“农耕—语族理论”(Language-Farming Model)指导下探索东亚新石器时代与农耕文化相关的原始汉藏语人群起源。语言学家普遍认为汉藏语系起源与农业起源息息相关,主要有北方起源假说和西南起源假说两种观点。北方起源假说认为汉藏语及其人群的最早扩张发生在距今6000—4000年前,与新石器中期的北方粟黍农业文化仰韶文化或马家窑文化的人群扩张相关。西南起源假说认为汉藏语的早期扩张发生在距今9000年前,起源于四川西南或印度东北地区。   在“农耕—语族理论”代入汉藏语谱系构建的研究中,前述的List团队将“粟”“猪”“羊”“水稻”“牛”“马”等与早期农牧业驯化相关的同源词引入分析,发现“粟”“黍”“水稻”“猪”和“羊”等同源词在汉藏语早期扩张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这些同源词大部分都与中国北方的早期粟黍农业考古学文化相关联。而且,该团队还根据计算出来的分化年代将语系起源与晚期磁山文化和早期仰韶文化人群联系,判定汉藏语第一次分化的地点为华北地区,与汉藏语系北方起源假说相一致。此外,还识别出了“水稻”“牛”“马”“小麦”“大麦”等农牧业相关同源词是在汉语从汉藏语分离后的汉藏语系中首次出现。研究者们认为这一现象反映了汉藏语第一次分化后,原始汉藏语人群西向和南向扩张时与周边群体的语言接触。   结合考古学证据来看,从甘肃西部到山东东部包括内蒙古东部、华北、中原、关中和陇西等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中都发现有原始粟黍农业遗存,而磁山文化也发现大量栽培黍,由此可见粟黍农业在生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随后在黄河流域中游地区以裴李岗文化、白家文化和磁山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仰韶文化诸类型,继承了粟黍农业传统。至新石器时代晚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西向形成马家窑文化时,其工具套和陶器组合已最远到达云南西北部,在大理永平县新光遗址、宾川县白羊村遗址、楚雄彝族自治州永仁县菜园子和磨盘地遗址、元谋县大墩子遗址等,均可见马家窑文化特有的双孔石刀,并且生业经济以粟、黍、稻混合农业为主。韩建业认为这一路线代表马家窑文化扩张的“彩陶之路”南道南支线,而这一扩张支线涉及的区域也与现代藏缅语人群分布地区较为一致,反映了原始汉藏语人群南向扩张的趋势。另一支南向扩张支线南道北支线则反映了人群走向青藏高原的过程,在甘肃东部形成了与马家窑类型关联较强的宗日文化。此外,在距今4000年的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时期已经发现驯化的小麦遗存,可能是受“史前食物全球化(Food Globalization in Prehistory)”进程下小麦东传的影响,也与前述“小麦”“大麦”等农业相关同源词出现的语言学时间节点互为佐证。   古今基因组学验证   “农耕—语族理论”   汉藏语系的考古学和语言学科际整合研究支持了北方粟黍农业人群扩散促进汉藏语演化的假说,但对于语言携带者的人群研究没有很好的分辨力。文化传播和人群迁徙作为考古学解释文化变迁的两个主要概念,在汉藏语系早期演化的研究中也各有阐述。遗传学技术手段的进步和在人群起源迁徙研究中的应用,为研究者们在人群遗传结构层面探究考古学文化变迁和语言演化假说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在父系Y染色体DNA研究中,现代的汉语和藏缅语人群中都高频出现的单倍群Oα-F5及其支系,被认为与新石器时代的黄河中上游农业人群(原始汉藏语人群)扩张有关,其扩张年代估算为距今5800年前;且青藏高原及其邻近地区现代藏缅语人群较高频的单倍群D-M174可能反映了来自青藏高原早期狩猎采集人群的遗传混合。此外,在北方汉语人群中较高频的单倍群Oγ-F11及其支系在现代藏缅语人群中的出现频率很低,从遗传学上支持了汉语在汉藏语系中的早期分离,且汉语和藏缅语分化后,北方汉语人群也较少地参与到藏缅语人群的形成过程。近期的母系线粒体DNA研究表明,在青藏高原现代藏族人群中广泛分布的单倍群A11a1a和M9a1a1c1b1a可以追溯到以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为代表的北方粟黍农业人群,并根据线粒体DNA遗传变异数据计算的分化时间定位在距今3300年在藏族人群中达到最高比例。这一研究结果与陈发虎团队通过对青藏高原东北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动植物遗存分析得出的距今3600年农业技术革新促使人类大规模永久定居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的观点一致,并进一步证实了黄河流域粟黍人群对走上青藏高原的大麦农业人群的重要遗传贡献。   近年来,随着古基因组学技术手段的跨越式发展,研究者们可以从考古遗址的古人遗骸中提取DNA来与现代族群进行对比分析,现代的汉语和藏缅语人群的遗传同源有了直接的证据。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至铁器时代的石峁、齐家、仰韶和龙山文化时期的十余处遗址人骨样本的古DNA分析证实了黄河流域中上游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农业人群在遗传上的连续性,而这一具有连续遗传特征的人群与考古学文化上观察到的仰韶文化及其人群西向扩张过程具有一致性。黄河中上游新石器时代农业人群对现代的汉语和藏缅语人群都有大量的遗传贡献,是汉语和藏缅语人群共同的祖先人群,这与语言学和考古学上推断的黄河流域粟黍农业人群是原始汉藏语人群相吻合。上述古DNA全基因组层面的研究验证了原始汉藏语人群的北方起源假说,以及青藏高原东缘的南北向通道藏彝走廊在藏缅语人群的形成与分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整合语言学、考古学和遗传学的汉藏语系的交叉学科研究新趋势,为研究者们的相关研究工作,特别是探究缺乏历史文献记载的史前时期汉藏语早期演化和原始汉藏语人群迁徙及与周边人群融合的过程,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视野。而在新一代测序技术发展下从全基因组层面观察古今人群的遗传关系和混合比例,并结合语言谱系演化模型和考古学文化及其遗存关联性,能更好地从横向和纵向探究人群起源、迁徙和混合模型。   (本文系欧盟ERC重大项目“甘青地区语言和人群混合”(ERC-2019-AdG, 883700-TRAM)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兰州大学:青藏高原新石器晚期不同生业方式人群共存模式研究取得 4月8日,记者从兰州大学获悉,兰州大学环境考古团队近日在研究青藏高原东北部新石器晚期不同生业模式人群的共存模式上取得重要成果,讨论了青藏高原东北部新石器晚期不同生业模式人群的共存模式。本项研究由兰州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哈佛大学、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等多家研究机构合作完成。 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与动力的研究在近十年不断取得重要进展,兰州大学环境考古团队的研究显示青藏高原最早的人类活动可追溯至约16万年前,狩猎采集人群在高原人群的主导可延续至约5500年前,直到新石器农业人群扩散到高原东部的河谷地带,相关成果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上。然而,当农业人群扩散到青藏高原东北缘河谷后,与高原土著人群通过何种方式共存尚不清楚。 宗日文化(距今约5600-4000年前)是青藏高原东北部的土著文化,宗日先民主要是高原狩猎采集人群后代,但其文化受到从黄土高原西部扩散而来的马家窑文化(距今约5300—4000年前)的强烈影响。宗日文化目前发现51处遗址,海拔全部在2600米以上,而马家窑文化遗址则主要分布在海拔2500米以下的河谷地带,宗日先民与马家窑先民通过何种方式共存是此前研究尚未解决的问题。 研究团队选择在宗日文化命名的宗日遗址通过小面积发掘获得动植物遗存样品,随后开展了系统的种属鉴定与分析工作。结果显示,动物遗存中野生动物骨骼占比达98%以上,可确认的家养动物仅有可用于狩猎的狗,显示狩猎是宗日先民所倚重的生计方式。粟黍种子在植物遗存中占比达96%以上,说明其为宗日先民主要的植物性食物,与此前人骨碳同位素证据揭示的摄食特征一致。然而,宗日遗址海拔高于现代粟黍种植上限,其粟黍遗存比例又显著高于马家窑文化遗址,显示宗日先民摄食的粟黍并非本地种植而是通过与低海拔地区马家窑农业人群的交换获得。 本研究为理解新石器晚期青藏高原新到来的农业人群与高原土著狩猎人群的共存模式提供了新思路。由于粟黍种植上限的约束,马家窑人群主要在海拔2500米以下地区定居,而宗日人群在海拔2600米以上的共和盆地东部从事狩猎活动,二者通过“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交换的方式得以共存。青铜时代,由于耐寒农作物大麦和家畜羊的传入和利用,狩猎为主的生计方式失去了海拔优势,最终被农牧混合经济所取代,人类最终大规模永久定居至高海拔地区。 近日,兰州大学环境考古团队牵头在国际著名考古期刊《古代》(Antiquity)上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青年教师任乐乐博士为第一作者,资源环境学院董广辉教授和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Jaded’Alpoim·Guedes博士为共同通讯作者,陈发虎院士、张东菊教授和美国哈佛大学RowanK.Flad教授等人为共同作者。 本研究工作是由学术争论促进的深度国际合作推进的。2015年兰州大学环境考古团队在《科学》杂志发表农业技术革新促进人类在3600年前永久定居青藏高原的研究成果,Jaded’Alpo-im·Guedes博士持有不同学术观点并提出了质疑,兰州大学环境考古团队牵头给予了回应。学术争论加深了双方的相互了解,并在此后开展了实质性的科研合作。Jaded’Alpoim·Guedes将她指导的研究生JamesNathan-iel送到兰州大学环境考古团队联合培养,期间在国际学术期刊合作发表研究成果。此次在《古代》发表的成果,董广辉教授和Jaded’Alpoim·Guedes博士为共同通讯作者,显示双方的合作在不断取得积极成效。 据悉,《古代》1927年由英国考古学家O.G.S.Crawford创刊,该刊致力于发表世界范围内的前沿考古研究,是考古学领域创刊最早、影响力最大的期刊之一,被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和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A&HCI)两大索引共同收录。
历史学教授李纯蛟:年味里的乡土情,我记忆里的西充县蛴蟆节 每年农历正月十四,在四川省南充市西充河流域(该市嘉陵区、顺庆区、西充县、南部县部分乡镇),及毗邻南充的遂宁市蓬溪、射洪部分乡镇,有一个重要的民俗节日——“蛴蟆节”。一个保持特有地域风情和乡土情的祈福消灾活动,近年来,成为春节期间的现代民俗喜庆节日。 2月9日,西华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荣誉理事、四川省区域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李纯蛟,谈到春节文化,为大家讲述了他记忆中的“蛴蟆节”。李纯蛟教授(图片来自嘉湖书苑)浩浩荡荡的人潮在山间小路蜿蜒游走。樊俊 摄 1 高祖父的故事 讲述带着浓浓乡情的蛴蟆节 “十四夜,摇嫩竹,嫩竹高,我也高,我和嫩竹一样高;十四夜,摇嫩竹,嫩竹长(成长的长),我也长,我和嫩竹一起长。十四夜,送蛴蟆,蛴蟆公,蛴蟆婆,把你蛴蟆送下河;……”这是流传在川北山乡“正月十四过蛴蟆节”的一首首民谣。 相传,明末清初,南充西充河流域一带战乱不已,瘟疫流行,特别是咳嗽的小儿很多,村民人心惶惶。一天,一位得道高人到来,给当地老百姓指点迷津,说这是“蛴蟆瘟”在祸害人间,要把“蛴蟆瘟”送走,瘟疫才会离开。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李纯蛟,从事高校中华文化经典教学和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40余年 ,带着浓浓乡情的“蛴蟆节”,也一直是他在民俗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 “蛴蟆节历史悠久。我小的时候,每年一到这个节日,父亲总会提及他和祖辈们与此相关的一些旧事给我们听。”李纯蛟教授是四川南充西充人,他的老家西充双江乡与绵阳盐亭的双龙乡毗连。“在我的记忆里,这两个乡年年都过蛴蟆节。” “我祖父和曾祖父那些辈,都是务农兼做纸烟、香、烛、草纸生意的。每年到了蛴蟆节,祖辈们会特别忙。天不亮就要上路去赶‘转角场’,同日逢场的几个乡镇都去赶,为了趁这节日多挣点儿钱。”李教授始终记得,儿时祖父就经常讲,家里从高祖父开始,就是从十几岁就跟着父辈“跑生意”。 “我的高祖和曾祖的名字、诞辰已无从知晓。但是,我的祖父生于1879年也就是清德宗光绪5年,距今已是143年了。如果把我高祖父、曾祖父那几辈人经历的岁月计入,蛴蟆节可以考见的时间已大大超过200年。”李纯蛟表示,从这个推考来看,蛴蟆节形成的时间还应该大胆地往前移。把蛴蟆灯插在田边祈福。廖兰 摄巨型蛴蟆灯。刘泉 摄 2 年味里的学术研究 独特民俗文化价值和传承创新 李纯蛟教授告诉记者,据其父亲讲,高祖、曾祖和祖父以前到处赶场做买卖,知道每年过蛴蟆节的地方,不只是老家西充县辖境内的乡镇。“与西充交界的南部县、顺庆区、嘉陵区,以及绵阳市的盐亭县缘边的乡场,如金鸡、折弓、宗海(双龙)、洗泽场,遂宁市射洪县缘边的仁和、曹碑场,遂宁市蓬溪县缘边的三会场等,都有正月十四过蛴蟆节的习俗。” 在他的记忆里,小时候参加蛴蟆节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这一天的活动,一般是以自然院落或自然村为单元展开,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李纯蛟介绍,他记忆里的蛴蟆节是贯穿春节的一整套风俗活动,包括扎家菜水消杀虮子(虱子虼蚤虫卵),屋内地面洒灶灰,吃花馍,送蛴蟆,送虼(跳)蚤,“摇嫩竹”,踩高跷追月兔,耍龙放花筒,烧烟火架等。 这两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需要,蛴蟆节相关活动停办。2月10日,南充本地发布通告,2022年蛴蟆节民俗文化活动也将停办。李纯蛟总感觉春节年味里少了些什么,于是他再次梳理记忆里和文献里的蛴蟆节内涵,从历史文化的学术角度研究蛴蟆节,分析南充蛴蟆节的独特民俗文化价值和传承创新。研究结果将再下学期开学后,和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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