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题淼淼 无题淼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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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福重教授谈“包养” “养起来”与“包养”从字义理解是基本相同的。但是,包养与被包养之间都具有一种利用关系,只不过是利用的形式不同罢了。一种是不具备劳动能力的人被人养起来,这种形式的“包养”一般都有着血缘关系,即便这种带着浓浓情意的养,也是相互作用的,施养人付出了钱财,却得到了精神的回报,得到了生命“延续”的回报;一种被养人通过其他形式的服务来报回施养人,如被包养的“小三”,其实,王教授何尝不是以这种形式被包养着,很简单,王教授施出了服务,得到了养活自己和家人的金钱,只不过教授的被包养更堂而皇之,更体面些罢了,但从广义来说,其意义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教授的被包养门路更广,他除了教师之外,经常串客于各电视节目,每“包养”几十分钟,出场费相当可观,比那些被包养的小三造价高很多。 即便如此,王教授对于别人被养却非常不服气,于是有中国女排夺冠后,王福重发微博说:“从几亿人里挑几十个人,花钱养起来,天天训练,跟人家业余自费临时凑起来的比赛,拿个冠军算个毛啊。”其实,王教授十分不服气是没有道理的,从几亿里挑出几十个人来,可见这几十个人并不是庸才,“花钱养”起来是红眼病在作怪。女排是服务于国家的,代表一个国家参加比赛,她们付出的并不比王教授少,就说郎导吧,郎平:1984年获全国“三八红旗手, 1985年当选世界十佳运动员,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冠,1985年女排世界杯冠军,1986年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冠,1990年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亚,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亚军,1998年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亚军。作为一个运动员,国旗在赛场上升起的意义远比奖杯更重,而郎平多次帮助女排在世界各个角落里让国旗升起来,不少华人,国人每见到国旗升起,那种民族自豪感都会情不自禁地勇现出来,都会增加民族的凝骤力,这种贡献比王教授靠“吹水”获得“包养权”意义大得多。 作为一个教授,作为经常出现于串客电视评论的教授,对中国女排战胜日本队获得冠军,让中国国旗升起于日本的赛场上作出如此低俗的评论,有两种可能,一是教授确是一个南郭先生,二是教授为了获得更多的出场费因而哗众取宠。
我的初恋 在9岁的时候,我有一段刻骨铭心初恋。 那年我刚读小学三年级。这天放学回家,天下着大雨,雨水灌满了路边的水沟。顶着风雨,我用双手护着被淋湿了的头往家里赶,这时候,我隐约听到了一阵阵 凄楚的叫声,遁着声音走过去,只见一只只有十多天大的小鸭随沟水向河边流去。小鸭拍打着翅膀,拼命地逆流游动,流水虽不猛,由于小鸭仔的身体轻得就象一片小树 叶,无论多么努力,都无法战胜流水的戏肆。她的声音由凄楚变得凄厉,撕心裂胆。她大概明白如果被冲到河里,大浪很快就会吞没她,她的生命将划上一个句号。脚与翅渐渐力不从心,唯有用声音表达自己对生的渴望。所有的努力都无际于事,流水还是轻松地将她推向河口。见此情景,我走过去,用双手把小鸭仔捧了起来。在我的手心里,她显得特别温顺,抖了几下小翅膀,一声不吭,水灵灵的圆眼,一直望着我,象是在向我求助。 在我的手心里,是一个小生命,我一直用双手捧着她走到家里。虽然是初夏,天气并不冷,可能因为饥饿和疲劳,她凛抖的细小的身躯卷缩着;细小的颈无法支撑扁而长的小嘴,听天由命地垂下去;原来还是水灵灵的小眼珠,无力地撘拉成一条小缝——她就象一只快要崩塌下去的米黄色的小绒球。我用旧毛巾拭干她身上的水,把她放在一个上面铺有柔软的禾草的纸盒里,我决定用我的能力让她的生命延续下去。 从此开始,她占用了我不少与同伴喜戏的时间。每天放学后,我必定要到河边捉些虾或鱼,煮熟后与饭搅拌来喂她,她吃饱后,把她捧在手心上,抚摸她身上柔软的丝毛,听着她悦耳的天籁般的叫声,我更加觉得生命的珍贵,更加拉近了我与她的距离。但是,在母亲的眼里,我是“不务正业”,养鸭丧志,我不在家的时候将小鸭“放生”,弄得我抹着眼泪到处找她。母亲怕我相思过度,也只好又把小鸭找了回来。 小鸭慢慢长大了,我们之间简直成了一对形影不离的恋人。她经常鸭鸭地叫着,一摇一摆地跟在我的后头,与我相伴于回家的路上,畅游在夏日的河湾中。她长大了,最终离我而去。记得她离开我的第二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她变成了一只会飞的鸭,她问好似的向我叫了几声,转过头去,拍打着宽长的翅膀,向月亮里飞去……
老师,别打我 告别七年级,进入八年级,感觉到自己经长大了一点点;告别盛夏,迎来初秋,情绪好象不那么烦燥了。和往年一样,回校的第一天,我都有回头是岸的决心,心理想,老师别小看我,我会做好的。也和往年一样,这种热度很快被事实降到了冰点。 还是七年级的C类班(学校虽然没有公开,其实是内定了的,几个尖子班,几个普优班,剩下的就是C类班,或者美其名曰“基础班”),与七年级不同的是有几位成绩好同学不见了,据说他们被抽调去了上一等级的班,我们教室里就成了清一色的”基础生“。我想,大概这是对我们这些曾经的“异类花朵”的小惩大诫吧。 最怕上课,尤其物理课。上课铃响了,老师机械地走进教室,他的没精打彩与我们的活跃形成了一种滑稽的反趁,也许由于气氛的感染,我总是这活跃群体中的一员。好不容易静来了,物理老师开始讲他的机械运动。在高纯度的“基础生”面前,老师总是与我们“互动”不起来,老师提问没同学举手答,要做堂上练习也没同学响应。老师更加没精打彩了,我们又开始进入了“活跃期”。不经意间,下课铃响了,时间过得好象很快,也好象很慢,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我不知道在这节课里听到了什么,想了些什么?每每这时,我不觉一阵隐隐的悲哀——我的青春,就这样渡过的吗? 我和老师的冲突终到了白热化。这天上课,有几位同学起哄,我前面的一位同学这时站了起来。也许是鬼使神差,还是由于潜意识地要给这个课堂加些色彩,我下意识地伸长了脚,把前面同学的椅子,用脚尖勾离了原来位置,到前面的同学座下时,跌了个人仰马翻,桌子碰倒了几个,整个课堂乱成了一团。老师气得脸都变色了,他随手拿起教桌上的一把尺,使劲地打在我的手上,我的手立马出现了一道印记。 即使很疼,我没有反抗,我知道自己把事情闹大了。我内心却免不了有些少的委屈:如果我有好的成绩,如果我不被划入“基础班”,如果我的父母在我入学时走走“路数”,今天的事会发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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