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岸莲花 江岸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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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土屋出华章 李克山 978年深秋的一天,一辆从北京来的“212”吉普车,在通县运河东岸的儒林村停下了,这个当时满是篱笆小院土坯房的村落,便是神童作家刘绍棠的故乡。来者是《北京文艺》(后改《北京文学》)编辑石丛(陈世崇)和作家王梓夫,他们是找刘绍棠约稿来了。   当时刘绍棠和哥嫂住在一起。刘绍棠的嫂子告诉石丛他们,说刘绍棠在菜园的小屋里写东西呢,并指引他们走向一个沙坑旁的菜园,菜园边上是两间低矮破旧的土屋,泥在房顶的泥巴被雨水冲得七零八落,裸露的秸草已霉变发黑,墙壁也被雨水冲得沟壑纵横。土屋的阳面有扇窗,窗棂早已发朽走形,依稀可见上面曾糊过旧报纸,还有丝丝缕缕的纸条在秋风里抖动。屋门木板大部已经脱落,里边不像有人的迹象。石丛试探着喊了声“绍棠”,屋内竟有应声,于是便和王梓夫惊喜地走了进去。   小屋内一片昏暗,刘绍棠坐在炕沿下的小板凳上,炕沿上有块8开纸大小的三合板,三合板上有个用白报纸装订的大本子,原来他正趴在炕沿上写稿。石丛向他说明来意,他并不感到意外。   刘绍棠听说石丛的小儿子在汽车里,赶忙出来叫上司机,领着孩子往家里走,一进小院大门就高声喊:“来客人啦!”并且张罗给孩子找点儿好吃的。他见嫂子面露难色,就忙在院子里四处踅摸,然后快步走到鸡窝前,单腿跪着伸手从鸡窝里掏出一个鸡蛋,高兴地对嫂子说:“快给孩子煮了吃。”鸡蛋煮好,刘绍棠亲手剥去蛋皮,热情地递给孩子说:“吃吧,城里吃不到这么新鲜的鸡蛋。”   当刘绍棠和家人为石丛他们操持午饭时,被石丛拦住了,石丛邀请刘绍棠和他们一起到城里吃饭,刘绍棠便和他们上了汽车。到县城他们又找上时任县委书记赵锋,吃的是涮羊肉,还要了几个小菜和2斤散装白酒。酒杯是能盛一两多酒的小玻璃杯,别人都端起酒杯慢慢抿,刘绍棠却端起酒一口一杯。三杯酒下肚,刘绍棠便谈兴大开──说他十多岁就写小说,说他和胡耀邦的交往,说他当着周扬的面如何“犯上”……他的侃侃而谈显得博闻强识,他的朗朗笑声显得豁达乐观,他的拼搏经历透露着坦诚质朴,赢得大家的连连赞叹。饭吃了3个多小时,仍觉时间很短,因为说的爱说,听的爱听,气氛就像桌子上的火锅一样热气腾腾。   吃完饭,剩下两个烧饼。刘绍棠站起来笑笑说:“诸位,我就不客气了,这两个烧饼我带走,给我的小侄子吃。”说完,没等找服务员打包,便拿起来装在了衣服口袋儿里。石丛回到编辑部,跟大家讲了刘绍棠“一个鸡蛋”和“两个烧饼”的故事,人们听了既感到颇为有趣,又感到格外心酸。   刘绍棠应约给《北京文艺》写的反映他对大运河骨肉情深的短篇小说《地母》,很快发表了。然而谁又想得到,这篇脍炙人口的佳作,是在乡村的小土屋里诞生的呢!(武清)
刘绍棠与通州 11月15日,我去通州图书馆和几位老师一起做了一个文化活动。主办方拟定的题目是“大运河畔·凝望和参悟”,就“题”论题,题目中的“凝望”,我的理解就是一种回味。回味通州的时候,我脑海里蹦出来的不是传说中的那个“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也不是号称“通州三宝”的烧鲶鱼、糖火烧和腐乳,而是潞河中学…… 我生在北京,小时候就喜欢和一群伙伴四处“野”,北至怀柔,南至房山,都留有我们自行车的辙痕;至于通州,二十多岁前我还真没有去过,可这并不影响我知道通州有所潞河中学,因为那里走出来一位大作家——刘绍棠先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就读于柳荫街上的北京市第十三中学,校址前身为涛贝勒府。由于学校里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图书馆,语文教学组里有几位名声响当当的老师,学生们都很喜欢文学。我的作文成绩比较好,一位老师很欣赏我,某日她对我说:“你的文笔怎么有刘绍棠的那股劲儿?你也有类似的生活经历吗?”我哪里有他那样的生活经历,不过是有段时间疯狂迷恋他的小说,被他写的故事深深吸引,对他的文字如醉如痴,然后“依葫芦画瓢”罢了。 那时候我对通州的感受,完全来自刘绍棠的小说。他的《蒲柳人家》我是在《当代》杂志上读到的,尽管每天中午仅有一个多小时的休息时间,我也会去图书馆看《蒲柳人家》,先粗读,然后再一遍遍细看。印象最深的是里面的一段景色描写:“夏日的傍晚,运河上的风景像一幅瑰丽的油画。残阳如血,晚霞似火,给田野、村庄。树林、河流、青纱帐镀上了柔和的金色。荷锄而归的农民,打着鞭花的牧童,归来返去的行人,奔走于途,匆匆赶路。村中炊烟袅袅,河上飘荡着薄雾似的水气。鸟入林,鸡上窝,牛羊进圈,骡马回棚,蝈蝈在豆丛下和南瓜花上叫起来。月上柳梢头了。”假如世间真的有“世外桃源”,那么无疑就是刘绍棠生活的地方了。 写作风格的形成以及对文学作品的看法,经常是打小儿落下的根,我受刘绍棠的影响很大,认为只有念出来顺畅不拗口的文字,才能称得上是好文字。据说刘绍棠深受评书、小曲儿等民间艺术的熏陶,落笔之时如流水一般。比如他的小说《瓜棚柳巷》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村外,河边,一片瓜园。这片瓜园东西八篙宽,南北十篙长;柴门半掩,水柳篱墙。篱墙外,又沿着河边的一溜老龙腰河柳,打起一道半人高的小堤。棵棵河柳绿藤缠腰,扯着朵朵野花上树;枝枝桠桠,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鸟窝倒挂金钟。小堤下,水涨船高,叶叶扁舟,从柳荫下过来过去。”我读的时候,觉得就像跳跃着的音符。 刘绍棠浓烈的家乡情结也使我触动。有人说他是将“荷花淀派”的柔美与燕赵文化的阳刚结合起来的典范,一辈子只写他所熟知的通州。而文章开头说的通州“三宝”,就是刘绍棠亲口讲述的:1981年,语文老师告诉我一个好消息,说刘绍棠要来学校给师生们上课,这令我兴奋不已。我清楚地记得那天的学校礼堂座无虚席,刘绍棠从早上九点一直讲到中午,中间没有间断,好像也没有喝水;说到有趣的故事时,他自己先笑起来,台下的师生也跟着一起笑。他讲了自己在潞河中学学习的经历,还有与通州有关的各类故事传说,其中有一句话最打动我:“同学们,有人说我是神童作家,其实天下哪里有‘神童’呢?无非就是运河的水浇灌了我,我身上有运河的脉络……”那天,我随身带着一本蓝色封面的《刘绍棠小说选》,准备在课后请他签名,可惜最后也没好意思上前。 刘绍棠先生是1997年3月去世的,那年他才61岁。 在去通州参加活动的途中,我自然而然想到了刘绍棠笔下的运河人家以及我学生时代的文学梦。我总觉得如果刘绍棠能够看到如今的通州,一定会重新迸发激情与爱,继续挥笔写下触动人心的好作品的。由于活动时间有限,我并没有将这段故事讲出来,也没有详细提及自己对通州的美好向往是因刘绍棠的作品而生的,谨补此文作为记录吧。
刘绍棠与红帽子楼的那些事 看到前一段时间《文艺报》刊登的《走进刘绍棠的红帽子楼》一文,阐述了刘绍棠写作的一生及他对当代文学的贡献,让人对这位文学大师有一个全面的简要了解。实际上,刘绍棠的几处住所如 “蝈笼斋”“红帽子楼”,都对他的创作有着不小的影响,作为与绍棠老师同居一楼的好同事,希望对他的新旧住所及搬迁情况进行重新梳理, 以恢复原貌。 绍棠老师1979年平反后, 他又回到了他城内位于府右街光明胡同45号的老宅。那是绍棠1957年用稿费买下的。院内南房三间, 东房两间,西房是厨房, 门口朝东,有个小院子, 院中有五棵枣树, 一到初夏枣花盛开, 满院飘香。随后他们全家(父母、四个弟弟、一个妹妹)都搬进来了。房子虽多, 但人口也多, 并不宽绰。绍棠平反回来后, 又增加了他和子女五口人,就更拥挤了。他在这平房里写作、生活了13年, 并为它起了个形象的名字叫“蝈笼斋”。他常把“蝈笼斋”署在作品结尾处。他就在这“蝈笼”里开始了他第二次创作高峰,为了把损失了22年的时间补回来,他没日没夜地伏案写作。这期间,他写出了《地火》《狼烟》《京门脸子》《十步芳草》《野婚》等11部长篇小说及多部中、短篇小说,还有大量散文作品,真是赢得了创作上的大丰收,他终于把耽误的时间找回来了。但他却把自己最宝贵的身体搭进去了。由于他不顾休息,不顾疾病染身,终于导致了中风偏瘫。1991年11月,他从“蝈笼斋”搬到了和平门的新居即“红帽子楼”。 说到这里, 我就不能不把“红帽子楼” 的来历作个交代。 1988年前后, 北京市文联经市委批准,决定在和平门西北角筹建北京文艺中心(文联大楼) ,同时在其旁边盖一栋宿舍楼以解决众多专业作家及部分文联干部的居住问题。文联宿舍楼1990年建成,文联的专业作家及部分干部陆续迁入新搂。迁入的知名作家有上世纪30年代左联作家端木蕻良、骆宾基等前辈,有解放区走来的作家阮章竞、钱小惠、古立高、李克等, 还有当代作家浩然、刘恒、张洁、赵大年等,可谓名家济济一楼,有人就把它叫“作家楼” 了。绍堂因身体偏瘫入驻较晚,但他与这红帽子楼有段缘分却不能不提。 红帽子楼是座10层高楼,位于和平门十字路口西北角, 东面紧临文联办公大楼,临街而立。外面是米黄色瓷砖帖面,宽大的楼檐饰以红色,仰看红檐罩顶、典雅壮丽。刚迁入时,绍棠在文中称它为红顶子楼,并有随笔《红顶子楼漫语》一文为证。而知名的红学家端木蕻良则在文中称它为“和平红楼”,于是绍棠对端木老开玩笑说:“老先生嗜红成迷,尤如宝玉见着胭脂就想吃。楼民非老即小,哪来那么多黛玉、宝钗啊?‘红楼’ 名不正言不顺嘛。”接着又自我调侃:“我起的‘红顶子楼’也不妥帖, ‘红顶子’容易让人联想到清代朝庭大员头上所戴之物,不当!”后来, 燕山出版社要为绍堂出一部随笔集,他想水有源树有根, 这些作品的产地就在此楼,此楼本是红檐罩顶, 叫它“红帽子楼”岂不更好?于是他把这本随笔集定名为《红帽子楼随笔》。随着这本书的流传,“红帽子楼” 就这样叫开了。
刘绍棠带《家》回家(图 1966年6月,著名乡土作家刘绍棠,从北京城回到老家通州区儒林村,家乡父老对他爱护有加。刘绍棠主动跟队长要活儿干,队长就给他个为生产队“拾粪”的差使。   儒林村的邻村郎东村,在距离儒林村南大约一里远的运河岸上修建一座扬水站,刘绍棠拾粪经常从扬水站路过,赶上刮风下雨,就到扬水站的值班室避雨。由于刘绍棠健谈、知识渊博、平易近人,很快就和那里的两个值班员混熟了。   这天,刘绍棠推着独轮车拾粪又从扬水站路过,感到有些口渴,就撂下车,来值班室找水喝。他打着招呼推门进屋,正要拿暖壶倒水,只见那个叫鲁跃华的值班员,从一个绿兜子里摸出一本厚书来,刘绍棠心想:老鲁是个大老粗,从没见他读过书报,今儿个莫不是太阳从西边出来啦?刘绍棠扶了下黑边儿近视眼镜一看,老鲁又从衣兜里掏出了铁烟盒。刘绍棠明白了,他是要用这书当卷烟纸卷烟抽啊!那哪成呢?那本书是巴金先生的名著──《家》。这时,老鲁已经打开书折印儿抿唾沫要动手撕,刘绍棠急忙放下暖壶,一步迈过去,不由分说把书夺在手里,怜爱地看着那本书对老鲁说:“这是巴金老师的代表作,现在书店里根本买不着,拿它当抽烟纸太可惜了!”他停了停,把目光从书本移到老鲁的脸上,想了想说:“老鲁啊,说句不中听的话,你撕这本书纯粹是在犯罪呀!你看这样好不好,你把书送给我,我供你半年的卷烟纸用,行吗?”刘绍棠说着,从衣兜里掏出一沓裁好的又白又薄的卷烟纸,递给老鲁:“你先用着,明天我再接着给你拿。”老鲁被刘绍棠的真情打动了,他接过刘绍棠的卷烟纸,撕下几张又把它还给了刘绍棠,不好意思地说:“你这么在乎这本书,就拿去吧,卷烟纸的事你就甭管了。”   后来人们发现,刘绍棠家里一直珍藏着这本“抢”来的《家》,很多人不理解先生的心思,不知他为什么对此书如此厚爱。我想,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本书和书背后的经历,所以格外珍惜。   (武清)
刘绍棠喝酒三境界 著名作家刘绍棠曾任武清《运河》杂志顾问,1966年夏下放到老家通州区儒林村。他在劳动中与许多农村朋友结下了深厚友谊,如邻村电工董文海、扬水站机手鲁跃华、张光文等,都是他的好友。   那年深秋的一天傍晚,刘绍棠推着独轮车捡粪(队长给他个捡粪的差使)回来,在大堤上遇见了收工回家的董文海、鲁跃华和张光文,刘绍棠停下粪车,揉搓着手跟他们说:“天说冷就冷起来了,明天我得跟队长请天假,到郎府供销社把我那份指标煤球买回来……”董文海想:儒林村离郎府供销社有七八公里远,刘绍棠的500斤煤球得哪辈子才推回家呀?而他和鲁跃华、张光文住的郎东村,离供销社很近,不如给绍棠帮个忙。这事他和鲁、张二人想到一处,于是便把想法告诉刘绍棠,刘绍棠推辞不过,又觉是好友,就回家给他们拿来钱和购煤证。   转天傍黑,董文海等三人用自行车驮着煤球袋子来到刘绍棠的家,只见绍棠腰间系着白围裙,从东厢房迎了出来,满面笑容地和他们打招呼:“真是太辛苦你们哥儿仨了,赶快进屋洗手,洗手水我已经预备好了!”当三人说不进屋,放下煤袋子推车要走,刘绍棠急了:“不行不行!酒菜儿我已经弄好了,今儿无论如何咱哥儿四个也得好好喝两盅儿!”不容分说,他连拉带拽把三位朋友让进了屋。   里屋的炕桌上,摆放着两瓶酒和四盘菜──炒鸡蛋、炒土豆丝、白菜炒肉片、大葱拌豆腐。刘绍棠指着桌上的两瓶“北京二锅头”得意地说:“这是我媳妇(曾彩美)从北京捎回来的,不够咱再到小卖部打零酒!”他说着打开一瓶,给大家倒酒:“今天主食是又香又脆的‘千层饼’,是我一两个月才学会的手艺!你们哥儿仨先喝着,我去烙饼。”他刚要走,被粗壮的鲁跃华一把拉住:“烙饼忙什么,先喝酒!”绍棠搓搓沾满白面的两手,只得坐了下来。   刘绍棠首先向三位“高朋”敬酒,表示谢意,那仨人也不客气,你一口我一口地喝了起来。鲁跃华人豪爽,酒量也大,他提议共同举杯干一个!绍棠不喜欢豪饮,但他不想破坏这个和谐美好的氛围,就毫不迟疑地把酒杯碰了过去。本来就挺健谈的刘绍棠,大半杯酒下肚,话匣子马上打开了,他说对喝酒没有什么研究,却悟出了“三种境界”:一是要喝出“诚实”,如果一开始就藏奸耍滑想“后发制人”,这酒就没法喝下去;二是要喝出“胆量”,比如一杯下去,虽然还有点儿量,却望酒生畏,没胆量倒了,这酒也没法喝下去;三是要喝出“智慧”,最后大家都喝个八九不离十了,醉、醒就在点滴之间,既不能借故离席,也不能赖账不喝,智者当有能力“保全”自己。   那天晚上,刘绍棠和三位朋友喝得十分尽兴,都有些喝“高”了。三位朋友虽然没有品尝到刘绍棠说的那种香脆的“千层饼”,但刘绍棠喝酒时的潇洒与坦诚,尤其对喝酒“三种境界”的“高论”,却永久留在他们的心里。   (武清)
散文丨唐樱:刘绍棠与《青枝绿叶》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学校设有《名作家谈创作》这一课程,请来了许多著名作家来讲课,比如:刘白羽、叶君健、郑伯农、刘绍棠、王蒙、陈建功、梁晓声、雷达、邓友梅、舒乙、郭小林等等。记得当时刘绍棠老师是坐着轮椅来上课的,当时鲁院的教学楼没有电梯,上课在五楼,六位男学员抬着这位作品曾多次获国内奖项并受国家嘉奖、又有多部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又被人们称作“神童作家”的人出现在教室时,教室沸腾了!掌声久久不能停下来……这也是他生平最后一次讲课!他给我们重点介绍了他17岁时,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其中短篇小说集里的《青枝绿叶》是他读高一时创作的小说,并投到《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为发表这篇小说,请沙汀、周立波、严文井和康濯审阅原稿。文章在《中国青年报》发表后,同年被编入高中二年级语文教科书。当他读高中二年级时,读到课本里自己写的《青枝绿叶》,这在当时文坛成为佳话!《青枝绿叶》这部短篇小说集有着明显的时代烙印,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新思想、新观念与旧思想、旧观念的冲撞特别的明显。如短篇小说《一顶轿子》中的主人公周万喜,在分地主的浮财时,他看中了那顶褪了色的轿子。他是这样想的,自古以来,婚嫁娶取是用轿子的,也是人类社会的必须品。但谁也没有想到,只有少数人用了几千年的轿子说不用就不用了!更无法想象的是只有短短的几十年,他们连听都没说过的小轿车已进入寻常百姓家!《青枝绿叶》中的人物身份意识特别明显!就像我们看以前八、九十年代的电影一样,英雄人物出来连五、六岁孩子都能辨识出来。坏人一般都长得歪瓜裂枣,不瞎眼睛就是缺胳膊少腿的。作品里出现的合作社社员、单干户,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词汇,这都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产物。
他们的相遇记录作家在校园里的故事 刘绍棠遇上肖洛霍夫 刘绍棠,“荷花淀派”代表作家之一,当代乡土文学举旗人。潞河中学1954届毕业生,1952年9月,当时正读高一的他发表成名作《青枝绿叶》,该小说被叶圣陶先生编入高二的语文课本。这一年,他16岁。 小时候被誉为神童的刘绍棠是不知不觉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这其中一部分来自他的天分,一部分是潞河中学的文学社、文学社刊对他起到的推动作用。潞河中学,是刘绍棠向往已久的学府。关于潞河中学,刘绍棠先生在《野婚》中这样写道: “通州潞河中学,五十年代是京东一市十三县的最高学府,一百多年的金字招牌,国内外都享有盛名。校园南北一里,东西二里,七八百亩大,只有五六百名男女师生,是一座洋式大观园。眼下的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方圆左右是老燕京大学的旧址。然而,有谁知道,潞河中学乃是老燕京大学之父。美国教会创办了潞河中学五六十年之后,才又开办燕京大学。燕京大学的亭台楼榭,园林景观,完全模仿潞河中学的格局,几乎跟潞河中学一模一样,只不过放大了尺寸。燕京大学有未名湖,潞河中学有协和湖;燕京大学有燕南园,潞河中学有潞南园;燕京大学有湖心岛,潞河中学也有湖心岛……燕京大学个大辈小,潞河中学个小辈大。” 如今,走在潞河校园里,刘绍棠先生当年上课的红楼还在、宿舍楼还在、开会的礼堂还在,这些灰砖红窗的老建筑依然是当年的模样。协和湖畔,草木葱茏,古槐树枝叶繁茂,绿水、红鱼、白鹅、黄鹂,以绍棠先生命名的小路,充盈着诗情画意。 这里跟刘绍棠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还是小学生时,就在潞河中学的《益智》周刊上发表文章。这本油印杂志是潞河中学的三位学生创办,读者主要是城内各小学的高年级学生,每期发行数百份。 “创刊号发表了我的作文《我在歌声中》,此后各期便连载我的小说《飘零》。那是我模仿刘大白先生的《三儿苦学记》,以我从农村到县城上学的经历为原型而写出的一连串故事。《益智》周刊发行几百份,只收成本费。在王家,‘益智’学会办了个图书馆,会员可以借阅。从此,我每个星期日都到王家借阅小说,先后读过鲁迅、茅盾、老舍、巴金、曹禺、丁玲、沙汀、艾芜、肖军、肖红、黄庐隐、谢冰心等人的作品,打开了我的文学眼界。” (《我是刘绍棠》) 1951年9月,刘绍棠被河北文联举荐保送到潞河中学读书。他踏实学习,品学兼优。先后担任班长、团支部书记、学生日报社长等,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连续发表了《红花》《青枝绿叶》《大青骡子》等作品,赢得了全国性声誉。在潞河中学,刘绍棠还收获了爱情。他认识了刚刚回国的侨胞曾彩美,两人一见钟情并相守终生。 在潞河的时光,应该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在这里,读外国名著,使他拓展了文学视野,《静静的顿河》让他找到了自己写作的方向,乡土文学才是他写作的一亩三分地。在《写在潞河的时光》一文里,他深情地记录下这段难忘、这段美好。 “每个星期六晚上,住宿学生的大多数都离校回家过假日,熄灯就寝时间也就不再严格限制。这一天我的同室同学都回家了,只剩下我一人独处,正好关门闭户,静下心来读书。头一回阅读《静静的顿河》是在1951年的深秋时节。秋夜,校园一片寂静。宿舍窗外秋风阵阵,吹下片片落叶沙沙响,窗根下秋虫唧唧,反倒使我凝神专心。我打开第一部卷——第一章的第一页,没读几句便被强烈吸引,整个身心投入肖洛霍夫描写的顿河岸边月申斯克村的人情世态和风光景色中。书中的顿河和我的家乡的大运河,月申斯克村和我那生身之地的儒林村,相似之处俯拾皆是。 ………… 肖洛霍夫的作品使我找到了如何扬长避短的创作道路——写自己的家乡,致力于乡土文学创作。” 作家是离不开阅读的,刘绍棠在潞河中学阅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他遇见了肖洛霍夫,从此中国文坛有了一位大运河的儿子。
刘绍棠遇上肖洛霍夫 刘绍棠遇上肖洛霍夫 刘绍棠,“荷花淀派”代表作家之一,当代乡土文学举旗人。潞河中学1954届毕业生,1952年9月,当时正读高一的他发表成名作《青枝绿叶》,该小说被叶圣陶先生编入高二的语文课本。这一年,他16岁。 小时候被誉为神童的刘绍棠是不知不觉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这其中一部分来自他的天分,一部分是潞河中学的文学社、文学社刊对他起到的推动作用。潞河中学,是刘绍棠向往已久的学府。关于潞河中学,刘绍棠先生在《野婚》中这样写道: “通州潞河中学,五十年代是京东一市十三县的最高学府,一百多年的金字招牌,国内外都享有盛名。校园南北一里,东西二里,七八百亩大,只有五六百名男女师生,是一座洋式大观园。眼下的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方圆左右是老燕京大学的旧址。然而,有谁知道,潞河中学乃是老燕京大学之父。美国教会创办了潞河中学五六十年之后,才又开办燕京大学。燕京大学的亭台楼榭,园林景观,完全模仿潞河中学的格局,几乎跟潞河中学一模一样,只不过放大了尺寸。燕京大学有未名湖,潞河中学有协和湖;燕京大学有燕南园,潞河中学有潞南园;燕京大学有湖心岛,潞河中学也有湖心岛……燕京大学个大辈小,潞河中学个小辈大。” 如今,走在潞河校园里,刘绍棠先生当年上课的红楼还在、宿舍楼还在、开会的礼堂还在,这些灰砖红窗的老建筑依然是当年的模样。协和湖畔,草木葱茏,古槐树枝叶繁茂,绿水、红鱼、白鹅、黄鹂,以绍棠先生命名的小路,充盈着诗情画意。 这里跟刘绍棠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还是小学生时,就在潞河中学的《益智》周刊上发表文章。这本油印杂志是潞河中学的三位学生创办,读者主要是城内各小学的高年级学生,每期发行数百份。 “创刊号发表了我的作文《我在歌声中》,此后各期便连载我的小说《飘零》。那是我模仿刘大白先生的《三儿苦学记》,以我从农村到县城上学的经历为原型而写出的一连串故事。《益智》周刊发行几百份,只收成本费。在王家,‘益智’学会办了个图书馆,会员可以借阅。从此,我每个星期日都到王家借阅小说,先后读过鲁迅、茅盾、老舍、巴金、曹禺、丁玲、沙汀、艾芜、肖军、肖红、黄庐隐、谢冰心等人的作品,打开了我的文学眼界。” (《我是刘绍棠》) 1951年9月,刘绍棠被河北文联举荐保送到潞河中学读书。他踏实学习,品学兼优。先后担任班长、团支部书记、学生日报社长等,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连续发表了《红花》《青枝绿叶》《大青骡子》等作品,赢得了全国性声誉。在潞河中学,刘绍棠还收获了爱情。他认识了刚刚回国的侨胞曾彩美,两人一见钟情并相守终生。 在潞河的时光,应该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在这里,读外国名著,使他拓展了文学视野,《静静的顿河》让他找到了自己写作的方向,乡土文学才是他写作的一亩三分地。在《写在潞河的时光》一文里,他深情地记录下这段难忘、这段美好。 “每个星期六晚上,住宿学生的大多数都离校回家过假日,熄灯就寝时间也就不再严格限制。这一天我的同室同学都回家了,只剩下我一人独处,正好关门闭户,静下心来读书。头一回阅读《静静的顿河》是在1951年的深秋时节。秋夜,校园一片寂静。宿舍窗外秋风阵阵,吹下片片落叶沙沙响,窗根下秋虫唧唧,反倒使我凝神专心。我打开第一部卷——第一章的第一页,没读几句便被强烈吸引,整个身心投入肖洛霍夫描写的顿河岸边月申斯克村的人情世态和风光景色中。书中的顿河和我的家乡的大运河,月申斯克村和我那生身之地的儒林村,相似之处俯拾皆是。 ………… 肖洛霍夫的作品使我找到了如何扬长避短的创作道路——写自己的家乡,致力于乡土文学创作。” 作家是离不开阅读的,刘绍棠在潞河中学阅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他遇见了肖洛霍夫,从此中国文坛有了一位大运河的儿子。
彭德怀元帅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四次遇险 说到彭德怀元帅,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赫赫有名的“彭大将军”,在几十年来无役不与,百战奇勋,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巩固立下过汗马功劳。至今为止,他也是新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外战英雄。 彭德怀从1916年投身湘军当兵,30多年戎马生涯里历经了无数生死考验,其中仅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就四次遇险,这些故事至今也鲜为人知。 第一次,1950年10月19日,在志愿军大部队入朝前,彭德怀就带着军事秘书和两个警卫员乘一辆吉普车,带着一辆电台车,先于大部队之前进入朝鲜,了解情况,并联络金日成首相和朝鲜人民军司令部。不料美韩军北进速度主快,先头部队竟与彭德怀一行擦身而过,彭总等人深陷于敌人阵地中!察觉危险后,彭德怀带人利用朝鲜的多山地形,转到山沟中隐蔽起来。美韩军做梦也没想到中国军队总司令竟然就在眼皮底下,仍然大摇大摆北进,疏于搜索,没有发现山沟中的彭总一行。直到两天后,彭总等到了入朝先头40军部队,这才脱离了危险。 第二次,1950年11月25日,驻在朝鲜大榆洞南山坡上的志愿军司令部突遭美国飞机的轰炸。因为此前已发现美军飞机活动不寻常,彭德怀被副司令员洪学智等人强行劝进防空洞隐蔽,躲过一难。而翻译毛岸英、参谋高瑞欣二人还留在司令部木屋内值班,来不及逃出,不幸牺牲。特别是对于毛岸英的牺牲,彭总在多年中都深切自责,痛悔不已。 第三次,1950年12月12日,彭德怀与志愿军司令部其他首长到达新成川北仓里附近一个火车隧道,在这里建立了临时指挥所。由于疲倦,彭德怀吃过午饭就到行军床上休息。没多久,工兵排准备推一节火车车厢堵塞隧道洞口,作为挡护墙,以防敌机火箭弹射击打到洞内。不料推车时由于地势不平,车厢突然由高处向低处下滑,越滑越快,无法阻拦,一直冲进隧道内。军事秘书杨凤安手急眼快,急忙把彭德怀拉起来靠到一边,车厢呼呼冲到离行军床只有2米处停了下来。这真是一次无妄之灾! 第四次,1951年4月9日,志愿军司令部转移到伊川郡空寺洞开设。但因矿洞滴水不能挂地图,彭德怀只得又住在山下的平房里。第二天拂晓,突然有两架美机飞来空袭,这时彭德怀刚起床,警卫员冲过来拖起他就跑。他们一直跑到山坡上一个临时防空洞内,回头一看,平房已经中弹起火。等到敌机飞走后,大家返回平房,看到不仅门窗墙壁中弹起火,连电话机和脸盆也中了弹,彭德怀的行军床被打穿了4个洞,被子还在冒烟。彭老总真是命大呀! 向共和国元勋彭大将军致以最深切的怀念!
刘绍棠的乡土情结 当代著名乡土文学作家刘绍棠,曾任武清《运河》文学季刊顾问。刘绍棠1936年出生于北京市通州区儒林村,13岁开始发表作品,20岁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在其近50年的写作生涯中,创作出《村妇》《十步香草》《豆棚瓜架雨如丝》等14部长篇小说,《蒲柳人家》《荇水荷风》《运河的桨声》等27部中篇小说,《蛾眉》《青枝绿叶》《大青骡子》等上百部短篇小说,《蝈笼絮语》《我的创作生涯》《乡土文学四十年》等11部散文短论集,共有700余万字作品问世。   然而,他的作品大多数写的都是武清运河两岸的故事,主人公都是运河边上的农民以及农民的儿女。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刘绍棠对于武清、对于北运河的深情,也可以看出刘绍棠对于乡土文学的执着与酷爱。那么,他这种炽烈的“乡情”是从何而来的呢?我读了不少关于他成长历程的书,才明白这完全源于他的“根”──大运河。   在刘绍棠的金色童年里,听到的是运河的桨声、船家的渔歌,看到的是运河两岸的杨柳和碧绿的田园。农闲时,他跟着大人们或乘船或坐着牛车,从这村到那村,由河东到河西,去听评书、去赶集、去看野台子戏。更有趣的是,他有一群小伙伴,他们常在节假日到运河里摸鱼、掏蟹、打水仗,到运河滩的柳林子里捉鸟、做柳笛、看小人书……童年的快乐生活和大运河的秀丽风光给他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记忆。他对大运河有着不同寻常的情感,他写乡土文学,就是这种深厚情感的体现。   大运河是刘绍棠儿时的乐园,更是他后来躲避凄风苦雨温暖而博大的港湾。   刘绍棠“落难”(1957年划为右派)回乡,出乎意料的是,故乡的父老乡亲不仅没有嫌弃他,还热情地接纳他、鼓励他、帮助他、保护他,好像他依然是衣锦还乡的大作家,他的头上依然闪耀着“神童”的光环!刘绍棠感到,自己如同“一个颠沛流离多年的游子,终于投到了慈母的怀里”。他向生产队长要活干,生产队长就给他一个“拾粪”的差使。上工下工自己定,拾多拾少没人管,他每天推着独轮车在北运河的长堤上转,为体察民情、搜集素材、构思小说提供了方便。在农村22年的坎坷岁月里,他始终没有沉沦,通过精心构思,完成了《地火》《春草》《狼烟》三部长篇小说的撰写。刘绍棠对乡亲和乡土的感念之情与日俱增,并把这种挚爱如滚滚的运河水倾泻于笔端。因此在他的每部小说里,都会看到富有诗意和田园特色的运河风景画,都会“结识”一些勤劳勇敢、淳朴善良、侠肝义胆的运河儿女。他常十分感慨地说:“在我眼里,家乡的一棵树、一株草、一朵花,都无比可爱,美不胜收。我要用全部的心血和笔墨,描绘出北运河农村20世纪的风貌……”   刘绍棠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大的成就与贡献,就是他对乡土文学的大力提倡。刘绍棠师承文学大师孙犁,继承并发扬我国古典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优良传统,学习和借鉴古今中外优秀文学艺术的宝贵经验,将“荷花淀派”的柔媚清丽之美与“燕赵文化”的阳刚劲健之美有机结合,建立起独具风光的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刘绍棠高尚的人品和杰出的文学成果,博得文坛内外极高评价,因而被国务院表彰为“为发展我国文化艺术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   鲁迅先生说:“泥土里长出大树,碟子里孵出豆芽。”而刘绍棠给我们的启示是:只有把“根”深深地扎在泥土里,才能长成参天大树。   (武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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