逾凡木 逾凡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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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10月5日 女作家冰心诞辰】   冰心(1900-1999)原名谢婉莹,福建长乐人 ,1900年10月5日出生于福州一个具有爱国、维新思想的海军军官家庭,她父亲谢葆璋参加了甲午海战,抗击过日本侵略军,后在烟台创办海军学校并出任校长。冰心出生后只有7个月,便随全家迁至上海,4岁时迁往山东烟台,此后很长时间便生活在烟台的大海边。大海陶冶了她的性情,开阔了她的心胸;而父亲的爱国之心和强国之志也深深影响着她幼小的心灵。曾经在一个夏天的黄昏,冰心随父亲在海边散步,在沙滩,面对海面夕阳下的满天红霞,冰心要父亲谈谈烟台的海,这时,父亲告诉小女儿:中国北方海岸好看的港湾多的是,比如威海卫、大连、青岛,都是很美的,但都被外国人占领了,“都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只有烟台是我们的!”父亲的话,深深地印在幼小冰心的心灵。  在烟台,冰心开始读书,家塾启蒙学习期间,已接触中国古典文学名著,7岁即读过《三国演义》、《水浒》等。与此同时,还读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其中就有英国著名作家迭更斯的《块肉余生述》等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在读《块肉余生述》时,当可怜的大卫,从虐待他的店主出走,去投奔他的姨婆,旅途中饥饿交迫的时候,冰心一边流泪,一边扮着手里母亲给她当点心的小面包,一块一块地往嘴里塞,以证明并体会自己是幸福的!
【诗经中的赋、比、兴】 《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所谓“赋”,用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这包括一般陈述和铺排陈述两种情况。大体在《国风》中,除《七月》等个别例子,用铺排陈述的较少;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诗,铺陈的场面较多。汉代辞赋的基本特征就是大量铺陈。虽然从《诗经》到汉赋还间隔许多环节,但说其原始的因素源于《诗经》,也未尝不可。“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  
鲁迅为什么说《史记》是“无韵之《离骚》”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东汉末年始称《史记》。《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是说其历史学成就。司马迁参酌古今,创造出史书撰写的新体例。自此例一出,历代史书,尤其是二十五史,遂不能出其范围。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举凡治乱兴衰、典章制度,均分门别类,条分缕析。通史、纪传、通典、通考,纪事本末,大都导源于此。《史记》确实是集先秦及汉初之大成的私家著作。分量之大,卷帙之多,内容之富,结构之严,体制之备,均可谓空前。班固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实录”精神,又堪称绝后。“无韵之《离骚》”是说其文学成就。司马迁著史绝非局限于文献的收集、整理、考证,也不是以一种冷漠的态度从外部客观地观察历史,他是带着深切的痛苦去理解笔下人物的奋斗和成败,所以笔端常饱含着悲愤。尤其对布衣闾巷之人、岩穴幽隐之士和才高被抑、无可申诉者,更是写得一往情深,感同身受。司马迁在叙事中敢写事实,以致于“显暴君过”,本来已经与屈原相似;其“肆于心而为文”,也和《离骚》一致。所不同者,《离骚》是直抒胸臆,《史记》则寄于笔下的人物。《史记》近于《离骚》的那种悲愤,不一定是得之于学,恐怕主要是因为司马迁的感愤同屈原一致,甚至可以说,因为司马迁生于汉季,比屈原看到了人世间更多的不公不平,所感愤者比屈原还要深广。总之,《史记》是文学的历史,也是历史的文学,是文学与史学的高度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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