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万年 长安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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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也更名   ————文字狱背后的王朝之讳 作者:江南药师 正如人名,药名往往都是有来历的。也许是缘于味道,如“苦参”、“细辛”、“甘草”,滋味复杂的干脆就呼之为“五味子”;也许是因为形状,如“凤尾草”、“狗脊”、“佛手”;也许是因为独特的生长习性,如“夏枯草”便是得名于此药到了夏末便穗枯草萎;来于功效的更是比比皆是,如以“千里光”誉其明目之力,以“威灵仙”赞其药性灵验;还有很多是根据颜色取的名,红的便叫“红花”、“茜草”,黄的就叫“黄连”、“蒲黄”,白的自然是“白果”、“白芷”,此外还有“青黛”、“紫苏”等等,五色分明一目了然。  如果是个外行,你能从“元参”这个药名猜出这“参”究竟是什么颜色吗?  黑色。元者,玄也。  元者,玄也?如果起李时珍于地下,他一定不能接受这种解释——他甚至搞不明白“元参”是什么东西。  他当然知道有种常用的药叫做“玄参”,但他不知道这两者其实是同一物。玄者,黑也,所以他在《本草纲目》里又称其为“黑参”。玄参之名,从《神农本草经》起,叫了一两千年,好端端的怎么改成“元参”了呢?  嘘——小声点。不仅玄参,所有带“玄”的药,玄胡索、玄明粉、玄水石,药名中的“玄”字统统都得换成“元”字!  别说这些草木石头,就连九霄云上的神祗也得改名。好在“玄武大帝”改得快,早在北宋年间就成了“真武”,叫了这几百年也耳顺了,这次影响不大。  “玄武”变“真武”,那是为了避赵家所谓的祖先赵玄朗的讳——  这么说,如今又有“玄”人降世了?  您看不到这满天的元气吗?——元者,黑也!  赶快修订你的《本草纲目》去吧。可得小心了,别漏了一个玄字,那玩笑可开不起,一个疏忽,你全家老少的脑袋可就玄了!  再提个醒,可千万记得要把“玄武汤”改回“真武汤”啊。
唐长安平康坊内割宅之推测 作者:贺从容中国汉唐时期的都城规划有“制里割宅”的思想。汉唐文献中反复提到了晁错的一段话:“臣闻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1] 反映出相地、营邑立城、制里割宅是中国汉唐时期城市规划的基本方法和步骤,在“立城”之后先“制里”,即将城市用地划分为里坊,再“割宅”,即将里坊划分成若干宅基地分配给居民。这种城市用地划分方法在隋唐长安、洛阳的规划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形成了整饬的城市形象。里坊的划分方法通过比较详细的文献记载和以往研究已经比较清晰,里坊内如何分割为若干块宅基地却尚不清楚,于是本文尝试以平康坊为例,选择建筑信息密集的一段时期,从住宅基地规模入手,推测里坊内部割宅的格局,绘制出平康坊割宅的平面图。 平康坊是唐长安朱雀门东第三街从北数起的第一排里坊,也是靠近皇城的第一排里坊,位置比较突出。对于坊内的建筑,唐韦述的《两京新记》(此二书以下皆简称《记》)、宋敏求的《长安志》(以下简称《志》)之卷八、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以下简称《考》)之卷三、及杨鸿年《隋唐两京坊里谱》(以下简称《谱》)等文献中作了较详之记录和考证。其中成书于开元十年(722年)的《记》为最原始的系统记录,也最接近原状,可惜原书已残,幸其信息多为成书于北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的《志》所保存,故《志》的原真性在以上诸书中最值得参考。另外,还有吕大防《长安城图》之残片(以下简称“吕图”)对平康坊有较谨慎的描绘,此图是宋元丰三年(1080年)吕大防派刘景阳、吕大临、张佑“二寸折一里”考定测绘的,当时很可能以隋唐长安旧图、韦述《西京记》为蓝本,并根据遗迹和文献进行考定[2],也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长风盈袖,思怀满襟——感言华夏衣冠 作者:蒹葭从风一  时光如流水,模糊了很多人和事。    有位西哲说过:世界上最值得敬畏的事物是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美德。东西方文明间有时颇有灵犀,这两样值得珍视的事物远在天涯也近在咫尺——有一个古老的民族叫做“汉”,她的前身叫做“华夏”。若说头顶的星空,有银汉迢迢;若说心中的美德,有“华”的章纹曜曜和“夏”的德音孔昭。    华而美,夏而大,这故事说起来就很长了,而我今天只说华夏衣冠,只说维天有汉,维汉有衣。    衣冠这个词语不知何时潜移默化进我们的文化,不过,《周易•系辞下》有:“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自此,我们可以清晰地记得:衣冠于华夏,不再是一件小事。先秦以降,“衣冠”即用来指称华夏之服。衣冠很早便成为华夏民族难以释怀的情结;“布帛可衣” 很早列为生民之本,《春秋左传》载,郑国民愤而歌:“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我其与之”。子产变法初期,民众不惯,只觉得被夺了衣与田,便要去拼命。衣冠与田畴,一同被列为民生头等大事;服饰在华夏文化中,除了“避寒暑、御风雨、蔽形体、遮羞耻、增美饰”等一系列人类通行的实用功能外,还有着“知礼仪、别尊卑、正名分”等特殊意义。衣冠仪礼渐渐由具而象,升华成为一个文明的象征物事——《尚书正义》注“华夏”:“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左传·定公十年》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在强调“名正言顺”的华夏文化中,历代帝王问鼎天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 “改正朔、易服色”;而悠悠几千年的华夷大防,衣冠除了标识尊卑等级外,自然也见证了民族更易、文明起落。金人天会间下令“剃发易服”,不如金人式者死,李邈等坚决不从而殉身。明太祖朱元璋逐蒙古人回漠北、定鼎南京后,随即下令易回华夏之服——“壬子,诏衣冠如唐制”。后金入主汉室江山,依然打了衣冠的主意,屠刀砍断了汉人最后的坚守,衣冠从此断绝。    模糊的容颜似乎已经湮没在时光的流水中。这个伤痕累累的古老民族走过时光的锋刃、历史的劫火,竟然萌出了鹅黄的新枝。那模糊了的记忆也如疏雨,淅淅沥沥地落在荒芜斑驳的大地。    衣冠于华夏,从来都不是一件小事。
唐代长安的“盛世辉煌”和“市场繁荣” 作者:刘文瑞 许多人谈起唐代来几乎神往,恨不得到大唐长安去过两天舒心日子才好。实际上,唐代长安的老百姓也不好过。那繁荣的市场和令人赞叹的都市生活,并没有给下层社会带来多少好处。 就拿学界津津乐道的唐长安城来说,你不要以为你是城内的市民就能沾上多少光。那个庞大的城垣,只是皇权物化的极致而已,在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并不重要。它的规模巨大、宫阙辉煌、布局规整、市场繁荣,恰恰反映出中国古代国家与社会、特别是皇权与社会的对立。在唐代长安,规模巨大的城垣和辉煌耀眼的宫阙,毫无疑问是为了体现并象征皇权的神圣与帝国的伟大,而不是其他。这种皇权的神圣和帝国的辉煌,不是建立在与民众、与社会的一致上,而是建立在二者的对立上。因此,都城之“大”,正是为了压榨出编户齐民之“小”;高耸入云的宫阙,正是为了比照出芸芸众生的低下。今天,我们在地面建筑保存完好的北京故宫参观,就会得到这种感受。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站在午门外,你所感到的不仅是辉煌,而且还会感到深深的压抑,感到自身的渺小(见拙作《中国城市布局的历史轨迹与现代走向》,载《街道》1994年第6~7期合刊)。不但平民百姓要匍匐在都城的脚下,而且整个城市还要匍匐在皇宫的脚下。即使在皇宫内部,无不直线多而曲线少,金碧辉煌多而玲珑秀丽少,既嵯峨又呆板,既宏伟又僵滞,威严有余而活泼不足,象征性强而实用性差。在这种辉煌面前,你除了诚惶诚恐、俯首称臣以外,你还能感到什么呢?
万落千村聚狐兔,一朝得志迁京都 ---对所谓“北京建都850年”的历史质疑        凌沧洲      (2003年春,北京城“非典“肆虐,到高潮时街上人迹渺渺,黄昏灯火明灭,老夫凌沧洲穿越此城,茫茫如失魂落魄,尤其目睹人民医院外墙的黄丝带,悲情交集。夏秋,瘟疫稍定,即有吹吹打打的“北京纪念建都850周年”活动登场。其时老夫的历史敏感、文化敏感、新闻敏感均处于低段位,竟不能发现内中奥妙与禅机。目睹滨河树起图腾状的玩意,也未能多想。3年来,摸爬滚打在文明与历史长河,忽悟出其中奥妙——如说久远,当纪念周武王封召公于燕,有3000年的历史啦,这帮人不是喜欢古久先生吗?如说都城,辽太宗耶律德光于936年接收幽州,改称燕京,又称南京,虽然你可以说这是陪都,只有辽灭亡前10个月,北京才可以算辽的京都,但毕竟是定都了的,而金也有几个都城。总之,辽的后代已经消亡在人群中,丧失了历史的话语权了。    12世纪,一位著名的爱国诗人张元干曾写下: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凌沧洲因而有感取了以上的标题。毕竟金人征服者的谎言还没有那么无耻,他们说的是“迁都”,而非“建都。”    悟及此,此城所谓的建都850周年说,就漏洞百出,纪念谁建都?北京城自己建都?总有人吧?这人,就是大金的先生们,南下攻侵了古老幽燕,不花钱继承了这里的财产。但是纪念的先生们又羞羞答答地不肯说出“大金雄师建都北京”,俺凌沧洲就大胆把他们的心曲剖析。试着模仿一个金国奴隶主的后裔的口吻,在2006年这个迟到的冬天,纪念他们的祖先伟大的“战功”和辉煌的“业绩”!)    颂曰:壮哉!大金雄师建都北京853周年!公元1153年,金国迁都燕京,改称中都,北京入我大金囊下,玩于我大金股掌中。虽中道被驱除,然1644年光复,又历时260余年。岁月沧桑,至今整整853年。    我朝击溃辽国久矣,逼其余部西窜。辽之臣民消失在历史云烟中。我部进击中原,把中原子民囊入我帐中,其名王猎火,足以震慑中土。中土小宋几个抗金小丑,不仅生时被昏君虐杀,死后千年,又被剥去“民族英雄”的称号,我大金后裔,快哉快哉,当浮一大白,笑此等无脑无脊之傻比也!    我大金后金后后金,圈地万亩,文狱遍地,奴民上亿,铁杆庄稼啃得满口流油,焉能不感激建都北京853周年耶?!    依我等看来,不仅850年当纪念,900年焉能不纪念?950年也纪念,1000年当更纪念。853周年,我等抚今思古,深感弘扬我大金的奴民愚民文化,其功在千秋,利在万代。一些奴才傻比,不知其中奥秘,跟着瞎起哄,不知早堕入我计中矣!    纪念,纪念!祭奠,祭奠!弘扬,弘扬!播放,播放!辫子满眼,而我大金黄金岁月重来,风光之极。    我等也好借此捞财渔色,看傻比们被我等卖了帮我们数钱。    我们怎么能TMD的不好好纪念?!    壮哉!大金雄师建都北京853周年!是为颂,传之网络,供各界吟诵。    2006,12,1    附张元干《贺新郎》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如许。更南浦,送君去。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从敦煌歌辞看唐代敦煌地区禅宗的流传与发展 作者:王志鹏禅宗是隋唐时期形成的佛教宗派之一,也是最为典型的中国化佛教宗派,因重于禅,主参禅,故名“禅宗”。又因主张“以心传心”,直传佛的心印,所以也名“佛心宗”。唐中期之后,禅宗以其独特的传教方式及其僧团组织形式得以迅速发展,成为我国影响深远、势力强大的佛教宗派。作为佛教派别,禅宗称“教外别传”,否认佛教经典、佛祖权威,也否认佛菩萨以至净土的实际存在。正如杜继文所云:“禅宗唯一信仰的是‘自心’——迷在自心,悟在自心,苦乐在自心,解脱在自心;自心创造人生,自心创造宇宙,自心创造佛菩萨诸神、自心是自我的本质,是禅宗神化的唯一对象,是它全部信仰的基石。[1]”禅宗这种不崇拜任何偶像,不信仰任何外在的神,在我国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影响。禅宗最为发达的时候,是在公元七世纪末到十一世纪,约从唐武则天起,直到北宋末期。敦煌禅宗逐渐盛行的时代约在公元八世纪末到十世纪。敦煌写卷约保存有一百种,三百件左右有关禅宗的文献资料。胡适曾指出:保存古代(唐前及唐代)禅学史料的,一为唐代敦煌的材料,一为日本的材料。[2]由此可见敦煌文献在禅宗研究的重要地位。胡适也是第一个利用敦煌文献资料研究禅宗史的学者,他的佛学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对于禅宗史的批判研究,最大贡献是对禅宗七祖神会和尚的研究。他运用实证主义的治学方法,重新肯定了神会在禅宗史上的重要地位,说明正是由于神会的积极作用,使得慧能南宗一系在禅宗中逐渐取得主流地位。尽管他的一些观点不一定为人们所同意,但他在研究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严谨态度和科学精神,包括许多研究结论,至今仍为中外学者所称道钦佩。敦煌写卷表现禅宗的歌辞,既有南宗的,也有北宗的,还有表现二者融合的,这些都反映了唐代敦煌地区禅宗的历史发展状况。其中有署名神会歌赞南宗的歌辞,非常引人注目。如S.6103卷和S.2679卷都保存有神会的《五更转》,还有《南宗定邪正五更转》,也是神会的作品,计有九个写卷:北藏“咸”字18号、北藏“露”字6号、S.2679、S.4634、S.6083(两种)、S.6923(两种)、P.2045、 S.4654、和P.2270卷。神会的作品传世不多,宣扬南宗的佛教歌辞湮没达千年之久,因而非常宝贵。
唐史闲话之长安风情 文:萧让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龙衔宝盖承朝日,凤吐流苏带晚霞。百丈游丝争绕树,一群娇鸟共啼花。啼花戏蝶千门侧,碧树银台万种色。复道交窗作合欢,双阙连甍垂凤翼。梁家画阁天中起,汉帝金茎云外直。楼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讵相识。……初唐诗人卢照邻的这首《长安古意》,传神地描绘出了大唐帝国首都长安城美伦美奂的盛世风情。这个梦幻般的都市,承载了太多的荣誉和头衔:它和埃及的开罗、希腊的雅典、意大利的罗马合称世界四大古都;它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超百万的城市,其中外国使节商人等外籍人口超过20万,建筑风格及民生民俗均有着海纳百川、兼容中西的气魄,俨然一个国际性大都会;它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即使不计后来的营造,城区面积已达83.1平方公里,于中国历代都城之中独占魁首,更是同时期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7倍,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的6倍;它规模空前,交通便利,是万里丝绸之路的起点,与世界上 300多个国家或地区有联系(武伯纶《长安历史述略》);它的城市规划超前,有唐三百年屡有营建都不曾破坏它的原有格局;它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和建筑发展到极盛期的荟萃之地,将古中国“天人合一”的理念发挥到了极致,被日本学者尊称为“宇宙之都”(我也觉得这称呼有点寒,小日本哈唐的劲头真是让人甘拜下风 ^_^)……唐代的长安,建筑巍峨壮丽而又等级森严,管理井然有序而又略显拘谨,城市生活自由奔放而又奢侈颓废,人们追逐潮流而又着意彰显个性,集中表现为以“胡化” 为标志的开放气度,以豪华盛大为重的审美时尚,以及自信率真的精神风貌。下面就让我们拂去历史的风尘,走进那座一千多年前的古城吧!
衣冠三千年散记 作者:蒹葭从风华夏文明有着连续五千年的记忆,但一些原始的记忆多无金石之固的确凿证明,主要因为先人选择了草木构筑自己的文明,此举虽然给后世留下遗憾,但谓堪破了所谓永生的雾障。《易经》的精神暗示,生生不息的代谢是永生的真谛,正如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的思辩:“(视建筑)且如被服舆马,时得而更换之,未尝患原物之久暂,无使其永不残破之野心。”大抵若此,才没有让自己的文明走上孜求永固的歧途。         种籽播洒在脚下,然后就是默默劳作、兴衰枯荣的事了,但故事叠故事,早已流淌成一条曲折绵延的水流。它曾浩浩汤汤横无际涯,也曾乱石崩云惊涛裂岸;曾流过风中的竹圃兰苑、月下的汉瓦秦砖,流过时间的锋刃、历史的荒原。          这故事讲起来也不轻松,几乎是一个文明绵延的全部,尤其对于将衣冠看得很重的华夏文明。衣冠的意义崭露于上古,其蓝图形成于周代,自此,交领右衽、褒衣博带、行云流水延续三千年之久。悠悠岁月,真是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遥远的惊心动魄化作娓娓道来。在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蛮荒上古,“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这淡漠的一句,却是一个艰辛的惊人之举。那时天下在为安身果腹而挣扎,礼仪、章服的理想显得如此不合时宜,但无论如何,它渐渐深镌于华夏二字,后来成为一个族群的族名。华夏族先民带着这个心念走出苦寒狞厉的上古时,这两个字愈发神奇,堪如颛顼的曳影神剑,无形的力量将这片土地上的族群划分为明显的两类。此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这两个类群之间的恩怨纠葛、交流碰撞都会围绕这个关键词展开。
第十一章 逆天强者 随着高宗病情日益恶化,武后行事越发谨慎小心,现在连宰相也不能轻易见到皇帝一面了。高宗身体状况的每一次细微变化,武后都希望能在第一时间掌握,每一次诊病必然亲临现场,关键时刻她不想出任何的疏忽和纰漏。    这时高宗的风疾已经相当严重,发展到头疼难忍,目不能视,估计是脑血管堵塞压迫到视神经造成的,急召御医秦鸣鹤诊治。这位御医似乎并非中土人士,据一些学者考证是来自大秦的景教徒,即拜占庭帝国的基督教聂斯托里派信徒,秦姓来自于大秦国名,“鸣鹤”则是Markus(圣经使徒名)的叙利亚语读法。聂斯托里派在拜占庭被教会裁决为异端,教徒遭受迫害,向东逃亡,开始了东传的过程。贞观九年,唐太宗接见景教教徒,允许他们在长安建寺传教,这是基督教来华的最早文字记载。随着大批景教教徒来华,希腊罗马世界的医术也在中国广泛流传开来。由于初唐对宗教的包容性极强,天竺佛教、波斯祆教、摩尼教等等都在积极争夺信徒,景教初传内地,面对这样的激烈竞争不能不竭尽全力,以医助教就成了他们扬其所长争夺生存空间的一大法宝。唐人对景教教义未必很感兴趣,对他们的医术倒是推崇备至,唐人最津津乐道的便是大秦神医的穿颅治盲术。他们常常会很夸张地描写大秦神医如何劈开病人的头颅,把里面的小虫捉出来,病人便奇迹般的恢复了视力,“开脑取虫,以愈目眚”。其实这不过是来自于古希腊医神希波格拉底流传下来的治疗眼睛失明的方法:“当眼睛毫无显著病症便失明时,应切开颅骨,将脑软组织分开,穿过颅骨使产生的液体全部流出。以这种方法治疗,病人便可治愈。” (希波格拉底:《论视觉》)这种失明可能是由于一个脓包或良性肿瘤压在脑部所造成,所谓的‘虫’是出乎想象而加上去的字眼。
中国官话的语音演变 汉语的语音不是一成不变的,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先秦到东汉时期为上古音时期。在我看来,一股脑归入上古音是很不科学的(我觉得华夏族、东夷族、吴蛮荆蛮的语音肯定会互相渗透,语音不变才怪),但这一时期的汉语究竟怎么念,已很难考证。上古音和普通话之间不但声母不同,韵母也可能不同。如果仔细读《诗经》,会发现原本押韵的字不押韵了,不押韵的字押韵了 ——这就是使用普通话阅读的结果。其实明清以前的一些音韵学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但解决问题的方法却有些搞笑——一律叶(读 xie 阳平)韵改读,楞是把不押韵的都按他们的意思改押韵了。当然这是不科学的。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给上古音研究带来了一丝曙光。我举一个粗鄙的例子来说明:A与B看似没什么关系,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C,由是推断A与B有亲缘关系,C先于AB存在,比AB更古老。假设C1是C的原始形态,那么C就是C1的拟构态。 回过头继续说上古音的研究,既然有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法,那么也可对其进行拟构(尽管我觉得通过拟构来还原上古音真是玄之又玄)。具体方法是以《诗经》《老子》(注意:都是韵文)的韵部为依据,同时参考较古老的方言(北方方言不在此列)以及日语、朝鲜语中的部分借词(想想我们的祖先多么伟大),找出其相同或相似点进行古音模拟(我总是不能信服)。 《诗经》的韵部王力先生已经拟构出来了,一些上古音的读音也拟构出来了。说个好玩的:“关关雎鸠”在上古音里的念法叫guguguagua(都是阴平)——这个还是蛮符合实际的,本来写的就是鸟叫嘛! 说到这里,忍不住想揭揭黄易的国学老底,什么项少龙穿越时空隧道回到秦朝都是瞎扯淡——这小子看不懂篆字听不懂上古音,还怎么威风?????
LINUX最热的城市和国家 你知道LINUX最哪儿最受欢迎吗?有人最新通过google trend发现了答案。该统计以相对人口数量作参照,得出一个地区或城市对某个话题的兴趣。那么哪个城市对LINUX最感兴趣呢?德国的幕尼黑,然后是柏林和法兰克福。只有波兰的华沙以第三名的成绩打破了德国人对LINUX兴趣的垄断。并且在前十名中,只有巴西的圣保罗是唯一的非欧洲国家城市。在国家排名中,俄国排名第一,印度排第二,而德国则排到了第九。美国及各大城市均未上前十名。LINUX使用者的母语中,排第一的是俄语,其次是匈牙利语及罗马尼亚语,德语则排至第六名。虽然LINUX的创史人是芬兰籍的瑞典人LINUS,但芬兰语排第八,瑞典语排第九。SUSE是一家LINUX德国公司,现并入美国NOVELL公司,其发行量在欧洲雄居榜首,对SUSE最感兴趣的城市是德国的达姆施塔特和幕尼黑。你一定认为对美国LINUX发行商REDHAT(红帽)最感兴趣的一定是美国人了?错了。排名前二位的城市是印度的孟买和德里。美国人只是争到了第三位:德州的奥斯汀。作为国家,美国对红帽的兴趣甚至不在前五名以内。前五名分别是印度,菲律宾,俄国,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对LINUX桌面最感兴趣的国家是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挪威。美国甚至不在前十名。KDE是一个德国开源社团的UNIX桌面管理器,对KDE最感兴趣的不是德国人,而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德国人排在第六位。在城市方面依然是捷克的布拉格排第一位,其后是德国的幕尼黑,柏林等城市。GNOME是UNIX系统开源桌面管理器两大主流之一(另一位即KDE),对它最感兴趣的城市是斯德哥而摩,前十名中除第九名是美国的旧金山市以外均为欧洲城市。最感兴趣的国家则是挪威。然而不论你在世界哪个角落,使用何种母语,只有你使用LINUX,最终必须使用两种语言:英语和德语。美国人最关心的话题是:微软是否“吸吮”(指系统安全)?而对这个话题最感兴趣的城市正是西雅图。同样令人惊呀的是没有人关心LINUX是否“吸吮”。
唐长安城—理想的地形辉煌的都市 1300多年的王朝更迭,已将中世纪最伟大的都城淹埋。但是当我们拨开覆盖在历史上的尘土,唐长安城跃然而出。这是一座规模宏大、设计周详、制度谨严、布局井然的大都市:一条南北中轴线纵贯全城,东西左右均衡对称,坊里排列如棋局。这座城市既是中国封建皇权高度集中的标志,又是中国里坊制封闭式城市的典型,而它的建立竟然与龙首原上六道坡冈密切相关。理想的地形,造就了辉煌的都市,这一切是天作之合吗?   春季是田野发掘的好季节。正当我们唐长安城考古队在西安发掘唐大明宫太液池遗址时,连战的破冰之旅和宋楚瑜的寻根之旅也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西安。黄帝陵、轩辕庙、秦俑坑,把我们带回中华民族形成的远古和统一强盛的秦汉时期。“大唐芙蓉园”的盛宴和歌舞,使人们可以尽情想象大唐盛世的荣华富贵。在考古学者看来,新开园的大唐芙蓉园,是一座仿唐建筑群,仅借用了唐代芙蓉园的名称和地望,吸引游客。而饱含历史信息的真正芙蓉园遗址还没有机会进行考古发掘。如果要体验唐代的社会生活,不能不看唐代的遗址和遗物。   1957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这座城址进行了全面勘察和多次发掘,经过三代人近50年的努力,将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相对照,中世纪的世界名城唐长安城的面貌已初步展现。   六条高坡成就一座大都市   唐长安城的前身是隋大兴城。隋朝国祚短促,仅有三十几年。在人们印象中,隋文帝“天性沉猜,素无学术”,隋炀帝“淫荒无度”“生灵涂炭”丧身灭国。其实,隋朝是一个很有作为、很有贡献的朝代,它成功地结束了中国长达三百余年分裂混战的局面,完成了南北统一的历史使命。我们今天所说的唐长安城,其实是隋文帝杨坚的决策,建筑大师宇文恺的杰作。唐代的辉煌,掩盖不住隋代的光辉。   公元581年,杨坚改朝换代,建立了隋朝, 仍以汉长安城为都。但建于西汉初年的汉长安城,久经战乱,破败不堪。且800年来历经数个朝代的使用,城市诸多功能已丧失殆尽。尤其是因为对垃圾处理采取挖坑掩埋,生活污水直接排入地下的方式,导致地下水源被严重污染。隋朝大臣庾季才向皇帝报告说:“汉营此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隋文帝是一个有雄图抱负的人,立志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新王朝,汉长安城面积狭小,也不宜再做新都,遂决定放弃旧城,另辟新址。最后选择在汉长安城东南龙首原南坡的平原上兴建都城。杨坚早年曾被封大兴公,新都便取名“大兴城”,取其永远兴盛昌盛之意。   西安地区总的地形为东南高西北低。发源于秦岭山地的灞河、河和河等,因为受到这种地形特点的制约,纵贯西安东南地区,趋向西北流入渭河。这些河流,切割了西安市区的平原,使它们几乎都成为东南、西北向的长条形。相对来说,只有灞河、河和河之间的这块平原最为开阔,东西宽约17公里,南北长约40公里,它以龙首原为分界线,形成南北两个不同的地形单元。龙首原位于现在西安市区的北部,呈西南、东北走向,形似一条游龙,当初汉长安城就建在龙首原的北部,而在龙首原南面与少陵原北面之间恰有一块平原,海拔大致在400米与450米之间。尽管在其间仍有不少高地和低地参差起伏,但原面基本平坦,而且从它的东、西、南方向引水入城,还可以解决城市用水问题。   公元582年,隋文帝任命宰相左仆射高总领其事,任“巧思过人”的太子左庶子宇文恺为总设计师,营建新都。宇文恺在考察地形时发现,在龙首原与少陵原之间大致有六条东西向、宽窄不等、断续起伏的黄土条块,所谓龙首原六坡。六条高坡犹似《周易》乾卦象排列,于是新都城的设计除了考察借鉴前朝国都北魏洛阳城和东魏、北齐邺城等规划经验,还以《周易》的乾卦理论作指导思想,充分利用地形制定规划,终于成就了一座规模宏大、设计周详、制度谨严、布局井然的大都市:一条南北中轴线纵贯全城,东西左右均衡对称,坊里排列如棋局。这座城市既是中国封建皇权高度集中的标志,又是中国里坊制封闭式城市的典型。
玄奘顶骨收藏史 玄藏是长安大慈恩寺的和尚,原名陈辉(同音),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人,十三岁在洛阳净土寺出家,16岁到21岁在成都生活、受戒,成为一名正式的出家人。21岁后,唐僧离开成都,从湖北绕道长安,之后由长安到印度求学,历时17年。唐僧晚年一直在长安译经,当时有很多成都出家人参与其中。唐高宗麟德六年(664年),唐僧圆寂。唐高宗惊悉,忧伤难抑,三天不上朝,认为大唐痛失国宝,赐葬在陕西铜川玉华宫。唐高宗每日早朝都能看见唐僧墓地,悲伤难愈。三年后,大臣担心皇帝悲伤过度,建议赐迁墓地到白鹿原,后来奉旨葬在陕西樊川平原的兴教寺。 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黄巢起义,兴教寺的三藏舍利塔被毁,唐僧顶骨暴露出来。此时恰逢一出家人发现,心中无限伤感。他收拾好顶骨,背至终南山紫阁寺(今终南山下樊川北原)中,建一塔供奉顶骨,并刻下碑文说明其中原委。此后一段时间,唐僧顶骨一直供奉在这里。南宋《建康志》卷四十六记载:“端拱元年,僧可政王终南山,得唐三藏大遍觉玄奘顶骨,为建塔归于寺。”元《金陵志》记载:“塔在寺之东,即葬唐三藏大遍觉玄奘法师顶骨所,金陵可政和尚于宋端拱元年得之于长安终南山紫阁寺。”其紫阁寺一句,确切表明南京所藏玄奘顶骨,来源于终南山紫阁寺。  北宋太宗端拱元年(988年),南京天禧寺住持演化可政大师朝山时,又在毁于战祸的紫阁寺内发现玄奘顶骨。他看了碑文得知是唐僧顶骨当即哭倒,于是又将顶骨与碑千里迢迢地一同背回南京,葬于天禧寺内。(一说宋仁宗天圣五年(公元一○二七年),才又有人想起了唐僧,金陵天禧寺和尚可政法师去陕西紫阁寺,得到了玄奘顶骨,迎回金陵。他在天禧寺东岗,建了一座石塔,归瘗顶骨。一时间,前来朝拜的信徒络绎不绝。明代建大报恩寺时,又在后山土堆上建三藏塔)。 到了明朝洪武十九年(1386年),唐僧顶骨被迁葬在天禧寺之南,并建三藏塔供奉。明成祖永乐六年(1408年)天禧寺毁于大火,明成祖再建大报恩寺,并继续供奉玄奘顶骨。  清朝末年,大报恩寺又毁于太平天国战祸,因三藏塔建有地宫,并未全毁,但自此,玄奘顶骨便埋没了一百多年,在历史烟云中鲜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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