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上将王翦🌞 -
签名是一种态度,我想我可以更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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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的二次北伐与首次北代发生在同一年,一个在春季,一个在冬季。按常理来说,如此短的时间里不应该密集用兵的。只是机会实在是太好了,曹休在石亭的那场大败天下震动。及至十一月份,曹休本人也死了。为防吴军乘乱北伐,魏国能动用的兵力都在调往对吴战场,包括紧急把刚接任豫州刺史的满宠调到江淮前线。 第一次北伐虽因马谡大意失街亭无功而返,但总得来说蜀汉这边损失并不大。毕竟整个过程中得了那么些郡县,后撤时带走的物资足以弥补消耗。为了这次出征,诸葛亮再次上表刘禅,这就是同样著名的《后出师表》。“深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五月渡泸,深入不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典故、名句,都是出自这封奏表。 《后出师表》还透露出个让人伤感的消息,那就是赵云在随诸葛亮入驻汉中的一年多后去世了。除了赵云以外,蜀军还损失了七十余名中低级军官,以及一千余步骑。这些损失并不都是战损,但不管什么原因损失的,都让他们的丞相非常非常心痛。按诸葛亮的说法“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 蜀汉当下是只有一州之地,能与魏、吴两国分庭抗礼,靠的是是刘备打拼数十年积攒下来的家业。如今天下三分已定,意味着人才大流动时代正式结束。如果就这样偏安西南,用不了多久这些精兵猛将都老去的话,将再无机会匡扶汉室。 正因为补充困难,诸葛亮在用兵的时候才会偏向保守,更会为街亭的损失心痛不已(虽然损失并不大)。像魏延的子午谷奇谋那般,用一万人去赌的做法,诸葛亮是肯定不会同意的。需要说明的是,按赵云的本传记载,这位传奇将军是在建兴七年,也就是公元229年去世的。诸葛亮是在建兴六年十二月二次北伐,次年一月撤军回师。赵云应该是在这次北伐的过程中病逝的,只是未必到了前线。至于“后出师表”,则很可能也是在战时补的奏表。曹休是建兴六年十一月八日去世的,诸葛亮收到消息后即刻北伐。《后出师表》与其说是请战书,倒不如说是诸葛亮在向刘禅解释,为什么自己要如此急于出兵,以至于都来不及先行报备。
石亭之战(下) 满宠感觉曹休会出事,不仅仅是出于对地形环境的了解,更是因为有敏锐的军事嗅觉。这年春季有两名叫张婴、王崇的吴国将领率部投魏,提到吴国正在紧急备战,并且风言在江北将有军事行动。满宠从那时起就已经开始进入战备状态。此外还有一点,满宠认为曹休经验不足,用他上表时的话就是曹休“虽明果,而希用兵”。意思是说曹休虽然聪明果敢,但带兵打仗的经验有点少(容易轻敌冒进)。 这话怎么说呢?刚才我们还列了曹休的一堆战绩。其实满宠的意思,是在说曹休做统帅的经验不足。具体分析曹休这些战例,你会发现他的特点就是冲冲冲。不管是在下辨之战,还是南征广陵时都是如此。这一特点在给曹丕那封请战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说白了,曹休做个虎豹骑统领还是很称职的,做统帅有点太冒进。两军相遇勇者胜,有这种不怕死向前冲的胆气,固然是军人应该有的,但曹休这种做法显得赌性过大。虽然赌赢了好几次,一次不慎却有可能把本钱都赔进去。孙权针对曹休而不是司马懿布这个局,就是因为曹休才有可能上这个当。 敢战不代表莽战,要说敢战之心,驻军于豫州的满宠和刺史贾逵都不缺的。尽管史书中分析,满宠是担心自己辖区内的西阳受袭,但如果你看位置就会知道,吴军不可能深入到那么远。满宠的备战是准备随时顺大别山麓而下,支援庐江前线,而这一战略则是贾逵制定的。
吴国伐齐的AB路线 在夫差自认为解决了越国的问题之后,吴国需要向北方扩张了。实际上对于已经自认为是中央之国一员的吴、楚两国来说,与长江流域的竞争对手互搏并不是最终目的。如果你不能让那些河、济之滨的诸侯国认可自己实力的话,这些江淮大国即使能够为自己找到更高一级的华夏先祖,也仍然无法洗脱自己蛮夷的身份。基于这个原因,也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我们会经常看到,楚人在中原的西线与晋人争斗不休。而现在吴国已经成为江、淮地区的老大了,基于同样的原因,吴国将东线开辟为了主战场,PK的对象则是山东半岛上的齐国。 经过我们之前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吴国的日常生活乃至军事行动严重依赖水运。也就是说,水道延伸之处,都有可能是吴人扩张的方向。但问题是,在中央之国目前的版图上,江、河、淮、济这四条独流入海的河流,能够将东西向的地理单元串接在一起,却没有一条河流能够从南北向将这四渎连接起来。 这种情况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中国西高东低的整体地势,决定了自西向东的河流是主体,而那些南北向的河流由于水量的问题,在自然竞争的情况下,只有可能作为东西向河流的支流。看来吴国人如果想向中原及至更远的纵深扩张,打造一条南北向的河道是必须面对的问题了。不过将主攻目标选定为齐国的吴军,暂时还不用面对这样的烦恼,因为他们有一条天然的水上路线可以直接攻击齐国,那就是“海路”。 吴军对于海上航线的使用并不陌生,在之前的“柏举之战”中,从吴都出发的舰队就是从吴淞江东向入海,然后沿海岸线北向进入淮河河口,并最终溯淮河而上,攻击楚国的信阳通道的。
就春秋的历史来说,吴国的这段应该说是非常好看的。一则是它跳出了泛黄河流域,将一个全新的,属于长江流域地理单元加入到了中央之国的地缘博弈中。尽管之前楚国已经代表长江流域的蛮夷们成为了北方诸侯的恶梦,但吴国及江东地区的加入无疑全面拉开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神秘的面纱。 另一个让吴国历史好看的原因就是,吴国的兴盛时间很短,基本上就是吴王阖闾、夫差两代。但其实所造成的地缘影响却遍及整个江、淮流域,以至北方那些以华夏自诩的诸侯们都不得不为之侧目。更为具有戏剧性的是,吴国在他的最高峰之后,便迅速消亡,取而代之的则是越国。而越国从地缘特征上来看,可以说是吴国的延续。以至于吴、越两字在后世已经合为一体了。 由于作为国家来说,吴国的消失是那么的彻底,而它的兴盛期是又那么的辉煌,用“生如夏花”来形容是毫不为过的。而吴国的这一系列辉煌又与二个“外国人”有些密切的关系。一个就是楚国人伍子胥,一个就是齐国人孙武。据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个诸侯国都是吴国最主要的对手,吴国也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战胜了楚齐两国。也许吴王夫差犯的最大错误并不是留下了越王勾践,而是没有收服范蠡,否则吴越之间的历史可能就要改写了。 探讨某位英雄人物对历史的影响,是历史史家及文人所热衷的,在这里就不再凑这个热闹了。我们还是借这段历史来了解江、淮地区的地缘结构吧。既然伍子胥是那么的有才,复仇之心又是那么的强烈,而于公于私吴国和楚国都将会有一场总决战,那么吴国将首要攻击目标定为楚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如果说吴国是长江流域的后起之秀的话,那么楚国则当之无愧的是长江流域的老大了。对于北方诸国来说,这个从荆山上下来,以蛮夷自居的国家,永远是那么让人头痛。在王室还能够号令诸侯的时候,部署在南阳盆地的汉阳诸姬们还能够阻挡住楚人向北方渗透。但当王室势衰,诸侯们内斗不止之后,等待汉阳诸姬的命运就只能是被各个击破了。 除了向北,向东也是楚人的渗透方向,而在这个方向,楚国的主要对手就是吴国。如果将处在长江以北的楚国(江汉平原),与处在长江以南的吴国(太湖平原)南北对齐,拉两条线的话,我们会发现,淮河与长江之间的江淮地区成为了双方的缓冲地,或者说成为了双方都想争夺的战略空间。而长江与淮河本身的控制权,则是决定这争夺鹿死谁手的关健。当吴国开始希望越过长江成为“国际政治圈”的一员时,楚人已经在江、淮流域获得了足够的战略纵深了。
一出祁山(上) 与东吴结盟也好,威服南中也罢,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北伐。作为一位战略家,诸葛亮深知此时三国的格局,已经不是他做隆中对时为先主所规划的那样。荆州一失,三国中力量最弱小的蜀汉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北伐。唯有在有生之年拿下关中,恢复汉室才有可能。如果等创业一代尽皆故去,北方士民对汉室的最后一点记忆,亦将消失殆尽。而那些生长于巴蜀之地的二代精英们,你很难要求他们都能像父辈那样,对匡扶汉室有那么大的热情。 南中之战结束后的第二年,魏国的第一个皇帝曹丕离世。尽管曹丕在位6载,三次伐吴,没有对蜀汉用过一次兵,但最强对手的离世对蜀汉总归是战略利好,尤其诸葛亮已经把攻击目标死死的锁定在曹魏身上。公元227年4月(蜀汉建兴二年三月),大汉丞相诸葛亮亲自领军入驻汉中,准备开启他的第一次北伐。出师之前,诸葛亮上表后主以明心志,这封奏表就是著名的《前出师表》。 入驻汉中之后,诸葛亮并没有急着兴兵,而是着手做准备工作。准备工作包括方方面面,除了集结、训练军队,筹集粮草、物资以外,更重要的是凝结军心。这里面说个细节,可以帮助说明诸葛亮为什么能够得到各方及后世的认同。诸葛亮娶了黄承彦的女儿后,一直没有子嗣(应该跟长相无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般这种情况可以纳妾解决的。不过史书并没有记载诸葛亮有此作为。 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倒是生了三子一女,长子诸葛恪以聪慧闻名于江东,后来成为东吴重臣。诸葛乔时人评价虽然才能不及哥哥,但品性和功业却长于兄长。诸葛亮无子便请求哥哥把诸葛乔过继给自己。这件事虽是家事,却也是国事。诸葛瑾不敢自作主张,得到孙权同意后方送子入蜀。此时双方已经化解了夷陵之战之仇再次结盟。这件事于公与“和亲”之举颇有点异曲同工的意思。如果不是看到这点,诸葛亮也不会做此请求的。
东周核心圈河洛地区地缘结构 洛阳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古都之一,特别是当统治中国的政权来源于渭河平原时,他们一定会在东出“崤函通道”之后,选择洛阳作为新的政治中心,以便控制中原地区。当然,更多的时候,后世的帝王们也不会放弃渭河平原的长安。东西两都的结构更加有利于帝国的稳定。 不过对于周王室来说,他们已经别无选择了。洛邑(洛阳)是他们唯一的选择,渭河平原对于王室来说已经成为了过去。至于能否重新回到周人的控制之下,一要看秦人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扫平渭水两岸的犬戎;二则要看秦人会不会尽臣子之道,将王室迎回镐京。 最终的结果当然是王室只能在洛邑保留他们仅有的尊严,而渭河平原则成为了秦人的兴盛之地。我们并不能责备秦人未尽臣子之道,在那个王室已经没有能力控制局面的年代,任何人站在秦人的角度也会作出同样的选择。更何况秦人并不是王室衰败的直接促成者,如果一定要为这个结果找一个罪魁祸首的话,那么那个曾经备受王室信赖的“郑”国就是始作俑者。 这个时候的郑国已经不是渭河平原东部那个郑国了,在随王室正式东迁后,他们被安排在了河洛之地的东部,也就是黄帝兴盛之地的“轩辕之后”东侧建立新的国家。这和他们渭河平原的方位一样,都是为王室把守东大门。为了和以前的郑国相区别,后世也称之为“新郑”,这个名称一直留存至今,目前为河南的省会郑州所辖。 历史无数次告诉我们,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周王室的悲剧也正是从他的核心圈——“河洛地区”开始的。让我们先将这一地区放大,仔细观察一下东周核心圈的地缘结构。   附:河洛及其周边地区地缘结构图(春秋)横屏观看
春秋初始各诸侯卡位情况 即使只通过中学历史的学习,我想我们也都知道春秋时期是一个英雄的时代。在王室因为搬迁降低了自身的实力时,那些诸候国中的强者却通过与异族的战争,而扩大了自己的人领地。在王室失去了控制局面的能力之后,战争的对象已经不仅仅限于那些不承认中央这国统治地位的边缘民族了,实力才是决定你命运的终及因素。 当然,能够对这一“盛世”作出突出贡献的,并不总是那些出身正统“高贵”的封国。那些愿意按照中央王国的管理方式改造自己的边缘地区,也同样显示出非凡的实力。 我们先根据中国史家“以人为本”的传统观念,看看春秋时代都有哪些“英雄人物”,并通过观察他们所属封国的地缘位置,来透视一下其中的地缘规律。 在那个等级森严的年代,能够成为春秋时期的顶级英雄,无疑是要具备国君的身份。于是“春秋五霸”便成为了这个英雄群体的历史标签。之所以用“五”这个数字,很大程度是因为中国人用“五行”来描述这个世界的物资观。 在中国人看来,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元素,足以组成这个世界所需的一切物资。而东、南、西、北、中这五个方向,更是构成“华夷五方”的基本架构。这种观念的影响力一起延续至今,以至于华山论剑也要按照五个方位评出五个最厉害的武林高手。 不过也正如华山论剑所评出的高手并不能涵盖所有顶尖高手一样,“春秋五霸”的评定也不能达成一个统一的标准。比较没有争议的有三个,即齐桓公、晋文公和楚庄王。而宋襄公、 秦穆公、郑庄公、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则需要竞争另两个名额。 关于春秋五霸究竟是个人荣誉,还是国家荣誉的问题,我个人的观点是认为这是一种国家荣誉。评定的标准也应该以其所处的封国或者地区,具不具备成为霸主的条件为主要依据。这就好象江湖中更多的是以门派实力来排定座次,而个人的成就也往往是代表的自己所属的门派一样。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这些候选国与其他一些有代表性的封国,在春秋初期,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缘位置。
曹丕伐吴(上) 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孙权肯定能想到,自己与魏国不可能一直和平下去,但令他没想到的是,曹丕当了六年皇帝对外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伐吴。前后三次伐吴,却没有一次伐蜀。夷陵之战后仅三个月,曹丕的征吴大军就已经出发。而就在刘备入驻秭归,准备开打夷陵之战时,曹丕还特地亲手写了篇《报吴王孙权书》,回复上表请战的孙权,鼓励他努力杀敌。夷陵之战后孙权上书请功,曹丕不光赏赐,还亲手抄写了自己做太子时写的论著《典论》以示嘉奖,结果转过头去就下了《伐吴诏》兴兵伐吴。不得不说,这是一件很让人胸闷的事。 曹丕伐吴的表面理由,是孙权并非真心归顺。按照曹操定下来的规矩,归顺的话必须送子入京为质,这次又是孙权主动示好,曹丕遂在称帝后的第二年封孙权长子孙登为万户侯,召其入洛阳。本来说帝王之家为了权谋,牺牲一个儿子算不得什么,但孙权得子的时间在当时不算早,到目前为止亦只有两子,老大孙登在这年是十二岁,老二孙虑这时才八岁。别看孙权跟曹操、刘备斗了这么多年,但他其实跟曹丕是一辈的。曹丕称帝时孙权的年龄还不到四十,比曹丕大个五岁。 人有旦夕祸福,东吴前两代话事人都短寿,如果这个过几年就能成年的儿子再送去做人质,于国本来说不利。于是孙权遂以孙登年幼为名,婉拒了曹丕的封爵。换句话说,就是没把儿子送过去。对于孙权的这种推托,曹丕肯定是不满意的,甚至故意问孙权的使者,东吴担不担心魏国东征。当然,孙权不送质这事其实并不意外,就算送了儿子当人质,也不代表真的臣服。双方心里都清楚,魏吴始终是两个国家。从这个角度说,孙权不送子为质这事,最多只是个催化剂。
曹丕代汉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本来应该是刘备的幸运年,春风得意马蹄爽的刘备取得了汉中之战的胜利,刘封和孟达又取了东三郡,关羽还紧接在襄樊之战把于禁给俘虏了。如果不是孙权和吕蒙在背后插刀,刘备还真有机会一日看遍长安花。然而这就是三国,比起两强相争模式来说,永远存在一个相关第三方。 关羽被斩于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按阳历算是死在公元220年。不出意外的话,关羽之死应该是这一年最大的事件。不过意外总是会有的,很快关羽的风头就被盖过了。东吴这边,以生病为由**关羽的吕蒙是真的生病了,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忧心忡忡的孙权用尽了所有办法,仍未能救活这位集周瑜、鲁肃优点于一身的都督。不光吕蒙死了,一同参与白衣渡江事件的孙皎和蒋钦也前后脚的病故了。以至有后人怀疑,是不是又有了疫病。考虑到荆州刚刚遭遇一场大水灾,所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时间又是传染病高发的冬季,这种可能性的确是有的。 如果说吕蒙、孙皎、蒋饮的死可能是因为同一种传染病,那么远在中原的曹操,随后病故应该就是华佗也没能根治的顽疾了。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公元220年3月,一代枭雄曹操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时年六十六岁。按古人的寿数来说,这个年龄只要不是死于非命,已经可以算得上是寿终正寝。
晋国扩张路线图 在分析晋国的初封地之前,我们来来观察一下山西境内的主要河流——汾河的流向问题。汾河在流至临汾盆地与运城盆地的分水岭时,顺着山势向西而不是向南流入了黄河。这也使得位于汾河下游整体呈现一个“J”字型。 不过位于汾河下游的临汾盆地,却并非完全的按照汾河的流向来塑造自己的轮廓。在这个“J”字型的底部拐角处,又向东延伸出了一个突出部。这使得整个盆地的外形呈现为一个不太标准的倒“T”字型。 就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看,晋国最初的封地位于汾河以东,临汾盆地中间那个向东的突出部内。 应该说这是个非常好的位置,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可以让晋国处于最佳的防守状态。当晋国希望向外扩张的话,向北可以进入临汾盆地的北部,并进而渗透入太原盆地;向西可以沿汾河直至黄河,将临汾盆地的西部收囊中,并跨越黄河进入关中盆地;向南则可以渗透入运城盆地。 即使是向东,在跨越中条山脉之后,长治盆地也可以成为另一个目标。 当然要做到这一切,晋国的自身实力要足够强。否则这个可以四面出击的位置,也有可能让他成为四战之地。 不过,对于晋国人来说,最强的对手是盘聚在长治盆地野蛮人——“赤狄”,而这个方向恰恰有足够的山地作为保护。其他那些分封在临汾平原以及运城平原的封国,并不会给晋人带来太大的威胁。
大意失荆州(下) 建安二十四年闰十月(公元219年),陆逊见关羽已经不怀疑自己的诚意,亦没有派军回防,便立即通知在建业的孙权和吕蒙行动。这次行动孙权的本意是参照赤壁模式,由吕蒙和时任江夏太守的孙皎,分任左右都督共同领军。作为孙权的堂弟,孙皎是接替程普做江夏太守的。孙吴的这些能上位的宗室,能力都很强,亦都立有不少战功。吕蒙对孙皎的能力同样是认可的,他几年前呈给孙权的计划中,就有以孙皎驻守江陵这一环。 然而平素从不争权谋位的吕蒙,这次却明确以当时周瑜、程普不和,险些误事为由拒绝了这一安排。告诉孙权,如果认为自己能行就用自己,认为孙皎有才就用孙皎,切不可再分左右都督。吕蒙这个人平时真是不争,当日有几个将领去世。按规矩他们的军队应该由自己的子弟继承,但是年龄都太小,孙权想把这些兵马都并给吕蒙。吕蒙却连续三次上书表示拒绝,并请来老师悉心辅导几个将领的孩子,让他们能快速成长领兵。 吕蒙这次争权,纯粹是为了令出一门,孙权哪会不知,当即同意由吕蒙独自领军,孙皎做他的后援。著名的“白衣渡江”事件就此启动。这里要解释的是“白衣”不是说吕蒙带的人都穿一身白色衣服,白色衣服在古代多是充作孝服,除非出殡不会有一群人穿着的。白衣的意思指的是“便服”,引申出来就是老百姓,就跟没当官的人被称为“白丁”一是个意思。 如果吕蒙带着水师就这么逆江而上的话,很可能还没到关羽地界就会被地方的细作发现,所以偷袭部队一到吕蒙的封地寻阳,就把水手更换为百姓,将先锋船换成商船。这样做是因为军士跟百姓的气质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如果只让水手更换便服充作百姓,有可能会被心细者看出端倪。历史上因这这种细节没做好,被对手看出马脚的案例很多。这些细节,包括在寻阳而不是陆口就换装,可以看出吕蒙的心有多细。
襄樊之战(中) 庞德之后最先赶到荆州的并不是万众期待的于禁,而是在破袭马鸣阁道,让曹操得以从容北归的徐晃。作为一个优秀的军事家,曹操自是能感觉到西线战事失败后,中线和东线将不再平静。除了调集各州地方部队支援合肥以外,徐晃在获得假节的殊荣后被派往荆州,入驻刚刚平定的宛城。 徐晃抵达宛城后,南阳太守东里兖即南下樊城,以为前线大军协调物资保障工作。侯音据宛城谋反时,本来是扣住了东里兖。结果东里兖手下的功曹宗子卿曲意迎合,告诉侯音叛曹是顺民心,做的是大事。远近都会望风而降,扣住太守也没什么用处,自己愿意和他同心协力守城。而且现在看形势,等关羽到了曹操的救兵也不会到。 结果侯音就真的把太守给放了。说起来倒也不是他心软,纯粹是因为杀了太守的确可能有负面影响。曹操的屯田令要求各级主官都重视民生,发展生产。选任派驻各地的主官,一般都因此官声不错,杀了的话反而会在民意上失分。上次马超在冀城就是吃了这个亏,不然也不至于人一出城,就把冀州给丢了。 更何况宗子卿的大帽子给他戴上了,即是正义之师就得显得大度点。结果刚把东里兖放了,宗子卿这边回头就瞅准机会逃出了城,跟东里兖一起谋划夺回宛城之事。宛城原有的兵将都在侯音手上,所以宗子卿和东里兖就在城外从百姓中招募新兵,与侯音对峙,等到曹仁和庞德的援军到后,再一起攻破了宛城。 为什么要交待这一节呢?因为徐晃来的急,并没有带什么人马。入驻宛城之后,手上能调度的大部分就是这些平叛时紧急招募的新兵,战斗力十分堪忧。不过人都是有用处的,就看你怎么用。后面我们会看到,徐晃是如何在襄樊战场上,让这些新兵发挥价值的。 宛城是南阳的郡治,是整个襄樊前线的大后方。曹操急调徐晃入驻樊城的本意,是让他去稳住这个刚经历过大乱的中心城邑,给曹仁做个战略支撑。把新兵留给他,一是因为宛城当下不是前线;二是为抵御关羽北伐,整个荆州的兵将此刻都在向襄樊方向集中。比如当时的章陵太守吕常,就被调入襄阳城,并被委以襄阳主将之任。
襄樊之战(上) 建安二十四年秋,在刘备拿下汉中晋位汉中王后,关羽北伐的准备工作也已经做好了。在这个当口,孙权又主动添了一把火。此前被关羽拒绝儿女婚事的孙权非但假装不生气,反而主动派人告诉关羽,自己会出兵相助他北伐。孙权说的出兵相助,不是派兵在襄阳配合关羽北伐。如果这样做的话,无论是战时的协调,还是战后的利益分配都是很让人头大的事。 孙权的意思是同时北伐合肥,在江淮开辟战场,包括在江夏牵制文聘。这番举动看起来很合理,东吴这段时间的本意就是坐山观虎斗,看哪只虎受伤了再跟上去补一刀。现在曹操兵败汉中,需要时间调整,襄阳战事若起,此刻拿合肥是再好不过的时机。然而东吴这边却并没有真心打合肥,最起码不是急着打。孙权一边提前告诉关羽说自己已经出兵;一边却只派了点人在江淮前线做进攻状,搞得曹魏那边非常紧张,却又没真的动手。 孙权的真实想法是以联合军事行动为主,鼓动关羽北伐。然后自己先不动,看看襄樊前线的战事进展再做选择。如果曹魏的主力都被吸引到襄樊,自己再主力出击胜算会更大。如果关羽成了受伤的老虎,这刀要补在谁身上可就不好说了。总之对于孙权来说,坐看曹操在汉中、襄阳两线与刘备拼个你死我活,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本来以当时的形势来说,就算孙权不主动说搞联合军事行动,关羽也是要北伐的。有孙权一起行动自是更好,最起码关羽会觉得东吴的主力都用在合肥,江陵这边没有后顾之忧。虽说现在是两家结盟,但防人之心不可无。何况前年孙权还主动与曹操休战示好。结果关羽这边于禁都抓到手了,孙权那边还没有真的动手。以至于关羽气到大骂孙权是“貉子”,恨恨道:我能攻破樊城就不能攻灭你(孙权)吗?貉子的“貉”就是一丘之貉这句成语里说的那个动物,属于犬科,长得像狗还有点像浣熊,用这来骂人就是骂人像条野狗。“虎女安能嫁犬子”的艺术灵感,估计就是从这来的。
刘备是在建安二十四年五月拿下汉中,七月晋位汉中王的。在知道刘备拿下汉中之后,荆州这边就已经着手准备北伐了。相比由秭归起兵取东三郡的孟达,关羽北伐襄樊的战略意义要更为重大,也更夺人眼球。所谓“趁你病,要你命”,曹操在汉中虚耗了无数钱粮。作为蜀汉武将将之首,又在荆州独挡一面,关羽不趁这个机会北伐,一举拿下襄阳这个关键节点,更待何时。 这里要先解读下“五虎上将”,真实的历史中,并没有五虎上将的说法。刘备晋位汉中王后,循例要对臣下大加封赏。依汉朝军制,武职中最高是大将军,次为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这几个级别都位比三公,刘备当时没封,算是给大家留点提升空间。刘备这次封的是前、右、左、后这四个位比九卿的将军。其中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这当中关、张、马三人都没问题,问题最大的是黄忠。 三国志中将关、张、马、黄、赵合著一传,后世遂有“五虎上将”之说。早期的三国演义话本,亦是按正史中的排序来排的。再后来清朝毛纶与毛宗岗父子,在前人基础上修编成现在通行版本的三国演义后,排序就变成了关张赵马黄。最大的变化是赵云排到了第三,把马超和黄忠挤到了身后。鉴于赵云在历史和演义中出彩的地方特别多,而且形象上忠勇无双,这个排序看起来更符合看官们心中的定位。
汉中之战(上) 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时年五十八岁的刘备终于要完成他入蜀的原始使命,那就是北取汉中。区别在于现在的刘备不是帮刘璋而是帮自己取;对面的敌人也由张鲁变成了更为强大的曹操。当下这个局面偏安是不可能的。谁都看得出曹操上次降张鲁、定汉中,没有乘势取巴蜀,不是他不想得陇望蜀,而是当时力有不足。刘备不出动主击打拿回汉中,那就只能等着曹操回过手来,通过这个跳板打自己。 之所以说是“拿回”,是因为按东汉的行政区划,汉中郡本来就是益州的一部分。想要拿汉中的话,最直接的线路是先回到刘备当日驻扎的葭萌(四川省广元市昭化镇)。葭萌这个点,是嘉陵江与其右岸支流白龙江、青竹江交汇之处。按照后世常用的路线,应该是继续溯嘉陵江河谷而上进入武都郡境内。如果你想去陇上或关中,可以走祁山道或者陈仓道;如果你想去汉中,那就在接近汉中盆地时转向。 由嘉陵江河谷转入汉中,蜀军可以有两个选择。一是曹操上次走过的,由现在的陕西省略阳县城,东南接入阳平关的“武兴道”。这条道路之所以得名,是后来诸葛亮在略阳县城的位置上修了一座武兴关。对于北代的蜀军来说,倒还不用走到武兴关再转向汉中,而是在北距武兴60公里处,就可以转向接入阳平关。在嘉陵江河谷的这个转向处,之前就有一座关城控制这个战略要点,这个要点的名字简单又粗暴,就叫“关城”。法正当日给刘璋的劝降信中提到“关城”和对应三峡西口的“鱼复”关,是益州的祸福之门。以之连通汉中的通道,我们可以称之为“关城道”。
建安十九年五月,孙权夺回在濡须口之战时放弃的皖城,见曹操亲自领军南下,方放弃再攻合肥。时逢刘备取益州,孙权遂将注意力放在索还荆州一事上,待次年“湘水划界”后,曹操又去南征张鲁。孙权终还是要回来取合肥的。 濡须口之战(建安十七年)结束后,曹操在合肥留下了张辽、李典、乐进三员猛将及七千兵马。曹操给他们的任务是防御,虽然皖城丢了,但只能算是失去一个进攻东吴的跳板,只要合肥不失,这个任务仍是可以完成的。三将中张辽、乐进位列曹魏五子良将头两名,李典在曹魏非宗亲诸将的排名亦仅随五子良将之后,从将领配置上来说绝对算是豪华阵容。 然而三将之间多有矛盾。张辽当日跟乐进在驻守颍川时就有摩擦,与李典更是有血仇。乐进是在曹操募义兵讨董时期,就跟了曹操的,那时还回老家帮曹操募兵上千;李典的家族则在曹操接任兖州牧时归附,并在反击吕布的战争中立下大功。在这场战争中,李典叔父李乾被吕布手下所杀,此后李典方成为李氏族人的代言人。 与这两位相比,张辽加入曹军阵营的时间要晚,还是吕布旧部,而乐进、李典都与吕布苦战多年。更重要的是,张辽以降将身份深得曹操信任,屡立大功。两位资格比他老的将领心里多有不忿是人之常情。曹操并非不知道乐进、李典与张辽不睦,尤其是后者。但他也同样清楚这些将领会以大局为重,不会互相拆台。只要绝对忠于自己,猛将之间有点竞争心态,对曹操来说不是坏事。 出征张鲁之时,曹操已经料到了孙权会乘机袭取合肥。走的时候,他派东郡人薛悌为护军前往合肥。作为自己的代表现场协调三人的关系。薛悌还给三人带了一封密封好的信,封袋上写了四个字“贼至乃发”,意思是孙权打过来才能看。这个桥段是不是很眼熟?演义中诸葛亮在刘备东吴娶亲时,给赵云留锦囊妙计的情节,灵感就是从这出来的。 作为合肥主将,张辽虽不知道曹操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他自上次救援皖城未果后,就已经开始着手为合肥保卫战做准备了。张辽是在硖石收到皖城被攻破的消息。硖石的位置很关键,之前说过安徽境内的这部分大别山脉被称之为“灊山”,轮廓呈三角形,一条边与长江包夹出以皖城为中心的“安庆谷地”,一条边直面江淮丘陵。将整个庐江郡分割为了沿江和江淮两个地理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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