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上将王翦🌞 -
签名是一种态度,我想我可以更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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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陵\马陵之战 关于齐魏之间的这场“桂陵之战”到底是怎么打的,甚至庞绢有没有参与,一直都是争议不断。《史记》、《战国策》、《孙膑兵法》等都各有不同。其中一致的内容是,魏国派军围困了赵都“邯郸”,然后齐国派遣了一支部队,偷袭魏都“大梁”,而后在“桂陵”伏击了轻兵回援的魏军,并大获全胜。这也就是所谓的“围魏救赵”。一般作为一个经典故事,也就简述这个过程,最多再点出上述三个关键地点就行了。不过我们所希望了解的就要深入一些了,第一步,我们需要知道这三个地点,都分别处于什么样的地缘位置。 首先是邯郸,这个赵国都城的位置应当是十分明确的。即使没有我们之前的分析,大家也应当知道它的位置,因为它的名字二千多年来都没有什么变化。如果从划分地理单元的角度来看,无论黄河怎么流,邯郸城都是处在河北平原中部偏南的位置。而魏都“大梁”,基本就是现在开封的位置了。不过想去开封看魏都遗风的朋友肯定会失望的,因为你肯定在开封城内外找不到任何魏人的遗迹了。造成这种结果是因为,处在中原之中的开封城,在历史上虽然多次为都,但也多次为黄河所淹。每发一次大水,旧有的城址建筑就基本上被黄河所带的泥沙所覆,之后回来的人又在被淤高的地面上重新建城,二千多年前的大梁城,已经被压在好几层的城址之下了。至于说开封城为什么那么有吸引力,我们在分析魏、韩在中原的地缘结构时,会着重分析的。   需要说明的是,现在的开封城,北面是黄河,但在先秦时,黄河走的是“汉志河”道,大梁城的北面是济水(这段济水河道与现在夺济入海的黄河并不重合,位置再偏北一些)。也就是说,大梁城是处在河、济之南,是标准的中原腹地。当魏军想从河北平原的邯郸城,快速回师地处中原的大梁城,他们就必须穿越西“河济平原”,如果不想经过这块四战之地,魏军只能向东绕行至河、济相交点的西侧,南渡黄河到虎牢之东,然后再沿济水南岸到达“大梁”城。这种走法一是绕远,二是要经过韩国的控制区。倒不是说韩国会伏击魏军,只是完全没有这种必要罢了。因为魏国既然有在河北平原和中原,都控制有土地,他们当然没有理由不太河济平原部局,为自己打通一条战略通道的。正如我们之前的分析的那样,西河济平原的西半边,已经大部为魏国所控制了。因此对于齐军来说,料定回援的魏军会直接穿越河济平原到达大梁,并不需要特别的智慧。由于邯郸城与大梁城基本上处于同一经度,因此魏军的回国路线大体会呈一条南北向的直线。只不过由于渡口和道路的选择,并不会就是一条笔直的道路罢了。
中国系列 — “徐州相王”战国历史进入第二阶段 如果我们要为战国划定前中后三个时期的话,那么不管战国时代究竟从何时开始算,到了公元前350年前后,都意味着进入了战国中期。之所以要这样说,当然不是简单的把战国的总时间除以三,然后平均分配。断代的标准是要有影响地缘格局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或者说这一时期的地缘特点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公元前356年,第四代田氏之齐的君主继位了。而在这位齐国之君继位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改变了战国的地缘政治格局,也使得战国时代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一系列的事件中,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徐州相王”(前334年),从此以后,这位本应被称为“齐威公”的齐国君主就变成了“齐威王”了。关于徐州相王,以及随后的五国相王,说穿了就是大家都抛开最后的面子,开始称“王”,并且真正开始以兼并为目的发动战争了。不过政治标签的改变,总是最后才发生的。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是什么导致了这么多“王国”出现。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这场政治变化的主角是齐魏两国,而如果从领导者的角度来看,主角则是在徐州相王中加冕的“齐宣王”和“魏惠王”,因此也可以说是这两个在位时间分别为36年和40年的君主,共同将战国时代引领进了第二阶段。 战国前期或说第一阶段的特点,就是魏国东征西讨,独领风骚。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一是因为魏国继承了晋国的核心遗产;二是因为分裂后的三晋虽然之间也是摩擦不断,但尚处在分家后的蜜月期,原则上还是能够达成战略同盟。不过到了公元前350年前后,中央之国的地缘形势形势发生变化了。在此之前魏国虽然凭借晋国留下来的丰厚遗产,以及强势的战术(可以参看“魏武卒”的词条),在西线重新占据了秦国的河西之地;在东线又切入了中原腹地,并且在大梁(今开封市)设立了新都;甚至还曾经北伐中山,并取得成功。但这种两面甚至四面为敌的战略,终不能支撑太久。与此同时,西线的秦国和东线的齐国,都开始发挥自己的边缘优势,准备从两线挑战魏国的霸主地位了。
日本战国第一兵法家——武田信玄战绩一览 天文5年(1536年) 佐久·海野口城 对阵平贺源心 攻城战 胜 天文10年(1541年) 甲斐·韮崎 对阵小笠原长时 野战 胜 天文11年(1542年) 信浓·濑泽 对阵小笠原·诹访赖重 野战 胜 诹访·上原城 对阵诹访赖重 调略 胜 诹访·桑原城 对阵诹访赖重 调略 胜 信浓·安国寺附近 对阵高远赖继 野战 胜 伊奈·福与城 对阵藤泽赖亲 调略 胜 天文12年(1543年) 小县·长洼城 对阵大井信隆 攻城战 胜 天文13年(1544年) 伊奈·荒神山城 对阵藤泽赖亲 攻城战 平手 天文14年(1545年) 高远·高远城 对阵高远赖继 调略 胜 伊奈·福与城 对阵藤泽赖亲 攻城战 胜 天文15年(1546年) 佐久·内山城 对阵大井贞清 调略 胜 天文16年(1547年) 佐久·小田井原 对阵上杉宪政 野战 胜 佐久·志贺城 对阵笠原清繁 攻城战 胜 天文17年(1548年) 小县·上田原合战 对阵村上义清 野战 负 对阵盐*·盐*岭合战 小笠原长时 野战 胜 天文19年(1550年) 筑摩·林城 对阵小笠原长时 调略 胜 小县·户石城 对阵村上义清 攻城战负 天文20年(1551年) 小县·户石城 对阵村上方 调略 胜 筑摩·刈谷原城 对阵小笠原方 攻城战 胜 筑摩·平濑城 对阵平濑甚助 攻城战 胜 安云·小岩岳城 对阵村上方 攻城战 负 天文21年(1552年) 安云·上野原 对阵小笠原长时 攻城战 胜 安云·小岩岳城 对阵村上方 攻城战 胜 天文22年(1553年) 小县·葛尾城 对阵村上义清 调略 胜 小县·盐田城 对阵村上义清 攻城战 胜 川中岛合战(第一回) 对阵上杉谦信 野战 平手 天文23年(1554年) 伊奈·铃冈城 对阵小笠原信贞 攻城战 胜 伊奈·神之峰 对阵知久赖元 攻城战 胜 筑摩·福岛城 对阵木曾义康 调略 胜 弘治元年(1555年) 川中岛合战(第二回) 对阵上杉谦信 野战 平手 弘治2年(1556年) 埴科·雨饰城 对阵村上残党 攻城战 胜 弘治3年(1557年) 上野·箕轮城 对阵长野业正 攻城战 负 信浓·葛山城 对阵落合备前守 攻城战 胜 水内·饭山城 对阵高梨方 攻城战 平手 川中岛合战(第三回) 对阵上杉谦信 野战 平手 永禄元年(1558年) 上野·箕轮城 对阵长野业正 野战 负 永禄2年(1559年) 高井·高梨城 对阵高梨政赖 攻城战 胜 永禄4年(1561年) 川中岛合战(第四回) 对阵上杉谦信 野战 平手 上野·国峰城 对阵小幡景定 攻城战 胜 上野·仓贺野城 对阵仓贺野直行 攻城战 平手 永禄5年(1562年) 上野·松山城 对阵上杉宪胜 攻城战 平手 永禄6年(1563年) 上野·岩柜城 对阵齐藤宪广 攻城战 胜 水内·野*城 对阵上杉方 攻城战 胜 永禄7年(1564年) 川中岛合战(第五回) 对阵上杉谦信 野战 平手 上野·仓贺野城 对阵仓贺野直行 攻城战 胜 永禄9年(1566年) 上野·箕轮城 对阵长野业盛 攻城战 胜 永禄10年(1567年) 上野·惣社城 对阵长尾氏 攻城战 胜 永禄11年(1568年) 骏河·骏府馆 对阵今川氏真 调略 胜 永禄12年(1569年) 骏河·下古泽城 对阵北条氏照 攻城战 平手 骏河·富士大宫城 对阵富士兵部 攻城战胜 武藏·钵形城 对阵北条氏邦 攻城战 平手 武藏·泷山城 对阵北条氏照 攻城战 平手 相模·小田原城 对阵北条氏政 攻城战 平手 相模·三增岭合战 对阵北条氏照·氏邦 野战 胜 骏河·兴津城 对阵北条方 攻城战 胜 骏河·蒲原城 对阵北条纲重 攻城战 胜 骏河·兴国寺城 对阵北条氏政 攻城战 平手 元龟元年(1570) 骏河·花泽城 对阵太田资良 攻城战 胜 骏河·深泽城 对阵北条纲成 攻城战 平手 伊豆·韮山城附近 对阵北条氏规·氏忠 野战 平手 元龟2年(1571年) 骏河·兴国寺城 对阵并和氏续 攻城战 平手 骏河·深泽城 对阵北条纲成 调略 胜 远江·高天神城 对阵小笠原长忠 攻城战 胜 三河·足助城 对阵德川方 攻城战 胜 三河·野田城 对阵菅沼定盈 攻城战 平手 远江·二连木 对阵德川家康 野战 胜 武藏·棒泽 对阵北条氏邦 野战 平手 上野·利根川 对阵上杉谦信 野战 平手 元龟3年(1572年) 远江·饭田城 对阵德川方 攻城战 胜 远江·岩村城 对阵远山景任 攻城战 胜 远江·二俣城 对阵德川家康 调略 胜 远江·三方原合战 对阵德川家康 野战 胜 天正元年(1573年) 三河·野田城 对阵菅沼定盈 调略 胜
平阳之战,虎狼秦军最后一次大规模歼灭战 秦王政二十五岁那年的冬十月,镇守邺地的秦将桓齮(yǐ)对赵国发起新一轮攻势。他在河内郡大兴兵,原先参与攻邺之战的秦军将士,无论现役军人还是预备役士兵都悉数到位。前年攻克安阳的有功军官们摩拳擦掌,迫切希望这次出征能再立新功,头功可不能让其他郡的军队抢去了。 秦国目前跟赵国接壤的主要是太原郡、河内郡、上党郡、东郡。太原郡的主要作战对象是赵国北方各郡边防军,河内郡与上党郡的主要作战对象是赵国邯郸及周边的守军,东郡的主要作战对象是赵国东阳地区的河外之师。由于河内郡同时挨着河东、上党、三川、东郡四郡,又是人口稠密、土地肥沃、民生殷实的平原地带,最利于集结大兵团,所以,河内取代上党和太原,成为秦赵争雄的主战场,关外各军陆续赶赴邺地,一路上辎重车队往返不绝。 在秦国关外众军中,三川郡军和东郡军主要跟魏韩之师交锋,在击退五国合纵联军时同赵军交过手。河东郡已经不再与赵国边防线接壤,所以河东郡军跟赵军交手机会不多,但该军是秦国老牌劲旅。现在的上党郡军是在嬴成蟜之乱后重建的部队,比较年轻,缺乏战役洗礼,战斗力相对弱一些。与赵军作战经验最丰富的还是要数河内郡军,所以,河内郡军的将士一点儿都不想把灭赵第一功勋部队的荣誉拱手让人。
标准化武器生产,秦国军工生产效率与品质量控制大大领先 秦兵马俑的出土,举世震惊之余,考古工作者还有着更多意外的发现。全国各地的秦军兵器和陪葬俑坑中出土的兵器,其外形与尺寸几乎完全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无论是出土于远在中国南部的楚地,还是北方的长城防线上,哪怕生产时间跨度长达数十年。经过初步研究,我们还发现,除箭镞这种尺寸太小无法铭文之外,其他每一件秦国兵器上都刻有制作者姓名、生产时间以及管理系统信息等——“物勒工名”堪称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生产责任制系统。我们在其他六国的制式兵器上也发现了同样的生产信息铭文:赵国的兵器上就常见“左得工”“右得工”字样的铭文(“左得工”“右得工”是赵国主管兵器生产的官方机构),又如燕国的“左司库”“右司库”,齐国兵器上也常见“齐城左”字样的铭文,可见这项制度在当时是多么普及。春秋时期的兵器,铭文多为使用者(王公贵族)的姓名,战国时期的铜兵器铭文则多是生产信息,这也是社会变迁一个有趣的小注脚。 如果从制度的细致程度上来看,还是秦国更胜一筹。这一项制度可能是法家最先提出的,各国在进行变法后均执行了这一法令,变法最为彻底、执法最为严格的秦国,在实行“物勒工名”制度时也执行得最为严格。如果一件兵器出现生产质量问题,可以通过兵器上的铭文直接追究所有的相关责任人。从工匠本人到“车间主任”,再到兵工厂负责人(工师),最终到“寺工”(秦国主管兵器生产机构的最高行政官员),直至政府机构最高负责人——相邦。当然,这样严格的管理制度能让秦国做到更清晰地考核每一间兵工厂的产量与武器质量情况,更容易查询到武器调拨、出入库与消耗情况。 有人可能会问:冷兵器时代,士兵对兵器的要求是趁手好用(练习过武术的人都会产生这种认识:兵器应该与使用者的身高与臂长相匹配),每个人的体质与身高都有差异,最合手的兵器的尺寸也不尽相同,且即便是有极大的生产公差,也不见得会让士兵无法正常使用,恰恰相反,士兵还可以根据自身的身体条件选择最适合的尺寸的兵器。那么统一兵器尺寸有什么意义?甚至有人觉得,非标准化生产可以提高武器产量。事实上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齐魏赵地缘关系 分析过齐国在战国中期的地缘结构后,我们知道,齐国在北部的稳定控制区,是河济平原的西部(泰山以西部分)。纵观河济平原的轮廓,我们会发现,济水在流至泰山北部时,受到泰沂山脉的阻挡,在与支流蓄积而成大野泽后拐至泰山北麓,然后再继续东流。而黄河(汉志河)在与济水同向而流,到了济水这个拐点的北侧时,也拐了个弯再继续向西北方向流入渤海。只不过黄河这个弯拐的方向与济水正好相反。这就使得河、济两水在泰山西北侧离得特别近,也将本应该成三角形的河济平原,切割为一个不太标准的葫芦形。而这个头西尾东的“葫芦”,下部(西部)正处在齐国核心区的北部,地缘关系也更为紧密。而这个“葫芦”的上部(东部),则注定成为齐国与华北平原诸侯博弈的焦点。     如果要为战国诸候们论资排辈的话,齐国的资历以及实力算得上是首屈一指的了。虽说当日姜太公打下来的江山已经易主为“田氏”,但齐国这个地缘标签的含金量却丝毫没有降低。包括齐国与其他国家的地缘关系而言,也没有大的变化,齐人在河济平原的主要对手也还是来自山西高原“晋人”,只不过当年的劲敌“晋国”已经分裂为三个同级别的敌人了。而这其中,继承了晋国核心遗产的魏国,则是齐国最大的敌人。  其实魏国并不仅仅是齐国的劲敌,可以说战国前期,魏国挟晋国之余威,东征西讨,已经成为了战国诸侯中的最强者,几乎打遍了所有对手。即使是后来一统天下的秦人,也在魏国面前吃尽了苦头。因此齐国如果想在华北平原有所作为的话,首先就必须与魏国PK。如果要说这个“葫芦头”(可称之为:西“河济平原”)的位置,宋鲁两国如果想扩张的话,倒是首选区域,事实上他们在春秋之时也的确作过这方面的尝试。不过现在是战国了,二流国家的首要目标是保住自己国都周边的区域,这种四战之地的舞台,还是大国们在唱主角。其实说到河济平原,就不得不提到卫、邢两国。当年齐恒公这所以能够称霸,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就是将被戎狄挤出河北平原的卫、邢两国安排到了河济平原。其中邢国的位置就是在这个“葫芦头”的东部(现在山东聊城一带),靠近腰部的位置。而卫国而是在东部(河南滑县一带)。如果说齐国自己的控制区是在秦山以东的葫芦底(可称之为:东“河济平原”),那么将卫、邢两国按排在此,目的就是为齐国缓冲来自河北平原的地缘压力。
燕破齐之战 既然蒲阴陉与唐河道分别对于燕、赵(包括之前的中山国)两国都非常重要,那么将两国的地缘分割线放在北易水或者唐河,都不可能让某一方满意。也就是说,双方的地缘平衡线,最好是在北易水与唐河中间。这条地缘平衡线最终还是被双方找到了,它就是——南易水。   跟北易水一样,南易水也是涞水(拒马河)的一条支流,因此你也可以认为,燕国实际上是控制了整个拒马河流域。不过你现在在地图上已经找不到南易水了,因为这条分割燕赵的河流,现在叫作“瀑河”。  对于燕国来说,南部的边境其实是最为脆弱的,因为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从实力对比来看,无论是之前的鲜虞中山国,还是之后的赵国,对于燕国的地缘压力,其实都要远大于西、北山地上的那些戎狄。因此燕国沿南易水的北岸,筑起了长城。跟其蜿蜒于平原之上的长城一样,这也是条河堤长城,并且很有可能是最早的长城。鉴于燕南长城,主要是沿南易水修建的,因此也被称之为“易水长城”。  不过对于燕国来说,光倚靠易水打造防线是不够的。因为到了战国后期,诸侯之间的兼并愈演愈烈,不光是那些小国,连郑、鲁、宋这些中等国家,也都逃脱不了被兼并的命运。失去了这些中、小诸侯的缓冲,大国之间的对抗也变得越来越直接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到了战国中期以后,各国都热衷于修筑长城的一个直接原因。从燕国的角度来说,易水长城固然能够让他们在面对赵国时,有足够的安全保障机,但除非易水能够一直向东延伸到海,否则燕国在东南方向,还需要找到一条新的河流,作为屏障。而在这个方向,赵国已经不是主要的防御对象了,那个以山东半岛为核心地区的齐国,早以完成了它北面的河济平原的整合工作,正在越过黄河,向华北平原的北部继续渗透,而这种渗透将直接影响到燕国的地缘利益。
先秦穿越生存手册:黑户万万做不得 先秦时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人口流动量相当大。毕竟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若能一展本事,计功行赏,前往他国又有何妨? 春秋早期的晋国是中原地区的第一诸侯大国,也是楚国雄霸天下的主要对手,是不少楚国人向往的国度,甚至因为楚人去得多了,成语字典里专门出现了一个词,叫“楚才晋用”。到了战国时期,“楚才晋用”又演变成了“楚才秦用”,秦国因成功的变法运动而华丽转身,成了很多楚国人趋之若鹜的地方。 相比起因变法失败而保持着陈旧制度的楚国,变法成功的秦国绝对称得上是一个魅力无限的国度。大把生活在基层的楚国人因向往秦国的生活,踏上了背井离乡前往秦都咸阳的道路。促使这些楚人辗转异乡的动力并非是因为基本的生存。平心而论,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楚国哪怕你是一个不怎么爱劳作的平民懒汉都没什么饥馑之患。那会儿的楚国是典型的地广人稀,拥有几乎整个南部中国的楚国,人口却远远没有三晋多。 生活在楚国,就算遇上饥荒也不容易被饿死,因为这里物产丰富,动植物众多。遇上饥荒,你不会打猎的话,啃树皮绝对没人和你抢。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类似上蔡小吏李斯这样的楚人,他在楚国基本没有什么生存上的压力。李斯奔去秦国的目的也不在于生存,而在于谋求功名富贵。因为在楚国,令尹、柱国这样的要职基本上都是由楚王的亲戚来担任,所以不是贵族的李斯干一辈子也只能是上蔡小吏。而商鞅变法之后推行军功爵制的秦国就连最底层的奴隶都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只要你有足够的军功就可以改变当下尊卑。秦国最大的魅力在于“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体制。 咸阳道,其实是一条功名路,但功名路绝对不是那么好走的。假如你怀揣雄心壮志,决意要到秦国见证天下一统,一展现代的所知所学,却不小心定错坐标,穿越到了楚国。这时,你只得长途跋涉,踏上去秦国的道路。只不过来自二十一世纪的你,可能对这两千多年前的社会状况知之甚少,不知道出入关境是需要凭证的。于是,没有出关凭证又想去秦国的你只好跟要去西天取经又没有通关文牒的玄奘法师一样偷渡啦。当你披荆斩棘,几经坎坷好不容易到达秦国后,你不得不面对一个更棘手的问题——户口! 先秦时代的黑户是万万做不得的,尤其在秦国,因为军功爵制、名田制都和户口密不可分。没有户口就意味着你一无所有。而且这个“一无所有”是十分彻底的“一无所有”,不仅仅没有房子没有存款,就连你的人身自由都没有保障。没有户口,你多半会被人当成脱籍亡户者。当然,从楚国偷渡到秦国的你本身就是一个没有户口的黑户。
太子丹带兵打仗的水平如何?三分钟跟着王翦复盘易水之战 荆轲之死令太子丹非常痛心。 既然行刺失败了,又不能投降,燕国只剩下跟秦国大动干戈一条路。 燕王喜希望儿子能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要再让燕国内地受到兵戈之灾。他把兵权交给了太子丹,征发大量兵马屯驻在北易水北岸的武阳城(今河北省保定市易县东南)。 武阳是燕国的下都,著名的燕下都遗址就是此地。燕下都武阳的西面靠着太行山脉,扼守着太行八陉之第七陉——蒲阴陉的东出口,南面临近燕南长城的西段。在武阳的兵器库中,有许多经过淬火的钢剑、铁矛、铁戟、铁盔、铁甲,燕国最精锐的铁甲重装步兵目前聚集在这座重镇。由于燕下都易守难攻,当年赵将李牧伐燕时便绕开了这块硬骨头,选择了更好打的方城作为兼并对象。 太子丹一面调集燕国各地精兵赶赴武阳,一面派使者去上谷郡联络代王嘉,提议调燕代联军南下协助自己固守燕南长城。此时的燕国最多能动员三十万以上的兵力(含后勤辎重部队),但燕军的战斗力不佳,远不如仅有数万人马的代军强悍。更重要的是,燕国腹地在华北平原,代国腹地在太行山以北、燕山以西。秦军攻打代国要翻山越岭,攻破蓟只需要渡过几条河流。燕王喜君臣生怕代军作壁上观,就想拉上代军一起南下作战。
司马懿却吴(下) 孙权在储位问题上的做法可以算得上的空前绝后,不仅团灭了一二号种子选手,还主动选择了风险最大的人选。孙亮之所以被选择,是因为他很聪明。有一个流传已久并记入史册的故事——孙亮辨奸。说的是有次孙亮想吃梅子,新鲜梅子太酸,要以蜂蜜浸之。结果派身边小黄门取来的蜂蜜,里面却有一颗老鼠屎。正常思维,取的过程是不可能进老鼠的,只有可能在储藏的过程中发生这种事。不过孙亮认为蜂蜜是盖着的,便是存储过程中也不应该有老鼠屎掉入。心中认定是黄门做的,以此来陷害藏吏。让人用刀破开老鼠屎,看到里面是干的,便知是送来时被人放进去的,再问藏吏,道出之前跟黄门有过节,案情便大白于天下了。此外孙亮虽然年纪小,但却显得少年老成,跟大臣会面时能做到举止得当。 孙亮智商、情商双商都高,这让孙权很是喜欢,所以在剩下三个儿子中选了他做继承人。问题是,孙亮再聪明也是个小孩,想等他有能力主持政务,孙权自己还得再撑上个十年、八年才行。不确定的是,孙权此刻是不是吃了什么他自认为有效的长生不老药;可以确定的是,两年后孙权便离开人世,东吴从此便陷入动荡当中。 每一次权力交接,都不可避免的会造成人事动荡。比如夏侯渊的次子夏侯霸,就在高平陵政变发生后逃入蜀汉,避免被司马懿清算。这种时候,往往就是对手乘虚而入的好时机。不过曹魏这边,曹爽投降得太快;东吴这边,孙权也还在位,并不是真正的机会,司马懿和孙权在各自发动宫变两年之后,都先后去世,这个时间点才是对手乘虚而入的好时机,魏吴两国方因此迎来久未展开的大战。
齐魏赵地缘关系 分析过齐国在战国中期的地缘结构后,我们知道,齐国在北部的稳定控制区,是河济平原的西部(泰山以西部分)。纵观河济平原的轮廓,我们会发现,济水在流至泰山北部时,受到泰沂山脉的阻挡,在与支流蓄积而成大野泽后拐至泰山北麓,然后再继续东流。而黄河(汉志河)在与济水同向而流,到了济水这个拐点的北侧时,也拐了个弯再继续向西北方向流入渤海。只不过黄河这个弯拐的方向与济水正好相反。这就使得河、济两水在泰山西北侧离得特别近,也将本应该成三角形的河济平原,切割为一个不太标准的葫芦形。而这个头西尾东的“葫芦”,下部(西部)正处在齐国核心区的北部,地缘关系也更为紧密。而这个“葫芦”的上部(东部),则注定成为齐国与华北平原诸侯博弈的焦点。     如果要为战国诸候们论资排辈的话,齐国的资历以及实力算得上是首屈一指的了。虽说当日姜太公打下来的江山已经易主为“田氏”,但齐国这个地缘标签的含金量却丝毫没有降低。包括齐国与其他国家的地缘关系而言,也没有大的变化,齐人在河济平原的主要对手也还是来自山西高原“晋人”,只不过当年的劲敌“晋国”已经分裂为三个同级别的敌人了。而这其中,继承了晋国核心遗产的魏国,则是齐国最大的敌人。  其实魏国并不仅仅是齐国的劲敌,可以说战国前期,魏国挟晋国之余威,东征西讨,已经成为了战国诸侯中的最强者,几乎打遍了所有对手。即使是后来一统天下的秦人,也在魏国面前吃尽了苦头。因此齐国如果想在华北平原有所作为的话,首先就必须与魏国PK。
燕破齐之战 既然蒲阴陉与唐河道分别对于燕、赵(包括之前的中山国)两国都非常重要,那么将两国的地缘分割线放在北易水或者唐河,都不可能让某一方满意。也就是说,双方的地缘平衡线,最好是在北易水与唐河中间。这条地缘平衡线最终还是被双方找到了,它就是——南易水。   跟北易水一样,南易水也是涞水(拒马河)的一条支流,因此你也可以认为,燕国实际上是控制了整个拒马河流域。不过你现在在地图上已经找不到南易水了,因为这条分割燕赵的河流,现在叫作“瀑河”。   对于燕国来说,南部的边境其实是最为脆弱的,因为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从实力对比来看,无论是之前的鲜虞中山国,还是之后的赵国,对于燕国的地缘压力,其实都要远大于西、北山地上的那些戎狄。因此燕国沿南易水的北岸,筑起了长城。跟其蜿蜒于平原之上的长城一样,这也是条河堤长城,并且很有可能是最早的长城。鉴于燕南长城,主要是沿南易水修建的,因此也被称之为“易水长城”。   不过对于燕国来说,光倚靠易水打造防线是不够的。因为到了战国后期,诸侯之间的兼并愈演愈烈,不光是那些小国,连郑、鲁、宋这些中等国家,也都逃脱不了被兼并的命运。失去了这些中、小诸侯的缓冲,大国之间的对抗也变得越来越直接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到了战国中期以后,各国都热衷于修筑长城的一个直接原因。从燕国的角度来说,易水长城固然能够让他们在面对赵国时,有足够的安全保障机,但除非易水能够一直向东延伸到海,否则燕国在东南方向,还需要找到一条新的河流,作为屏障。而在这个方向,赵国已经不是主要的防御对象了,那个以山东半岛为核心地区的齐国,早以完成了它北面的河济平原的整合工作,正在越过黄河,向华北平原的北部继续渗透,而这种渗透将直接影响到燕国的地缘利益。 说到燕齐两国的关系,可以说是有很深的渊源的。当年周人初定天下,最为倚重的就是周、召、太三公。而召、太两公所封建的燕、齐两国,为王室所拱卫的正是东、北两个方向。在平定那些不臣服于华夏的边缘民族时,齐、燕两国其实可以互为犄角,想到支援。特别是对于燕人来说,即使是邢卫两国还在河北平原,那些滹沱河两岸的戎狄,也阻隔了他们与中原地区的联系。而在邢卫两国被赶出河北平原后,燕人的这种孤独感就更强了。当燕人碰到困难时,他们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山东半岛的齐人了。这点在当年齐恒公称霸时,就得到了体现。燕人和邢卫两国一样,都遭到了戎狄猛烈的攻击。与邢卫两国有所不同的是,燕人还是保住了他们在燕山南麓的核心区(邢卫两国都被迫迁至河间平原了);而与邢卫两国相同的是,三国都得到了齐国的支持。当然,齐国这样作也并非是在做义工,保住这三个诸侯,一方面是为了让他们继续与戎狄对抗;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在华夏诸侯中,建立齐国的威望(对于霸主来说,有维护国际形势稳定的责任。)
司马懿却吴(中) 曹魏这边想用屯田的办法经略江淮,东吴那边同样有这个想法。具体的建议和实施者是诸葛恪。作为诸葛瑾的长子,诸葛亮的侄子,诸葛珞继承了家族的智慧基因,小时候就以机智闻名江东。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说的是孙权有次在一头驴的脸上贴了张纸,写上“诸葛子瑜”四个字,意指诸葛瑾的脸长。诸葛恪见状就请求添两个字,然后在后面写上“之驴”二字。于是这头驴就变成了孙权的赏赐了。类似的小故事在正史里还有很多,感兴趣的人可以去看看。 聪明的孩子未必成器,也未必能出将入相。像跟曹爽一起伐蜀,又一起被世人嘲笑的夏侯玄,说起来也是有才气的,还因研究庄、老、周易,成为了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诸葛恪的才智要是不能显露在军政方面,于这个乱世来说也是上不得台面的。幸运的是,诸葛恪的确有出将入相的才能。 诸葛恪曾多次请求去丹阳募兵,并向孙权保证三年可得兵四万。丹阳兵的悍勇天下闻名,这些生活在南部山地的山民,如果作乱的话那就是一直让东吴头疼不已的山越。几十年下来,能招募的也都招募了。孙权并不相信诸葛恪居然还能挖出四万人的潜力来。不过诸葛恪既然这么有信心,就算做不成也没什么损失,孙权最后还是任命他为丹阳太守,试看三年后能不能兑现承诺。
燕国的南部防线“燕南长城” 关于燕国,虽然这个身世显赫的诸侯国,在春秋时期几近默默无闻,但它在战国的历史却很值得大书特书的。因为燕国在公元前300年曾经越过燕山山脉,向北拓地千里。而燕国为了保有这些边缘地区,所做的努力,也开启了燕山南北长达二千年的博弈史。不过我们今天暂时还不能将目光投得那么远,因此在燕国决定向北扩张之前,它首先要在河北平原打造一条防线,以保护自己的后方不受侵扰,而这条防线就是“燕南长城”。 我们先来看看,那些太行通道的组成方式,有没有对燕赵两国分割河北地区造成影响。通过之前对于以“涞源盆地”为中心,呈十字交叉状,连接灵丘——忻定盆地(灵丘道)、蔚县——大同盆地(飞狐道),以及河北平原(唐河道、拒马道)的四条道路的分析。相信大家已经清楚了,在太行山北部的几条重要通道的地理结构。实际上这四条道路又可以演变处数种组合,因此你很难用一个统一的名称来为之命名。就象“飞狐陉”这个标签一样,如果说最有资格享有这个名称的,当然是经由飞狐峪,连接蔚县——涞源盆地的那条“飞狐道”,但问题是,如果我们沿着这条道南行的话,只能到达涞源盆地,并不能算穿越了整个太行山脉。事实上古人更喜欢用河北平原的出口,来为这些道路命名。因此沿拒马道,穿紫荆关而过的这条道路,又被单独列入了“太行八陉”之列,被命名为“蒲阴陉”。
司马懿却吴(上) 曹睿给曹芳安排的托孤之臣是曹爽和司马懿,一个代表宗室,一个代表士族。曹爽没有带兵打过仗,对外战场还要仰仗司马懿。后者在关中多年,知道蜀汉国力虽弱,但山道艰难,上下又憋着一口气要逆天改命,硬要去打的话得不偿失,索性就丢在那里不管,把注意力更多放在对吴战场上。事实上自曹丕上位,曹魏就在西线维持守势。除了曹真、曹爽这两父子硬要立威,先后伐蜀两次(两次都是连门都没进去),基本上都是蜀汉在不停的北伐。 孙权在全琮两次北征失败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组织大规模北征。这是因为本来在看曹魏幼主上位笑话的东吴,自己也遇到了类似问题。这倒不是说孙权跟着曹叡走了。这位死后谥号为“大帝”的吴国皇帝,现下身体还硬朗得很。一直到公元252年,才以七十一岁的古稀之寿离世。东吴遇到的麻烦是立储,史称“二宫之争”,又称“南鲁党争”。 吴国原本的储君是孙登,当日孙权舍不得把尚未成年的孙登送给曹丕做人质,为此还成为曹丕伐吴的导火索。将都城迁回建业后,孙权把孙登留在了武昌,并让陆逊辅导他。孙登这个人处理政务谨慎得体,也很礼贤下士。只是跟孙家前两辈比少了一点霸气。孙权的兴趣爱好是打老虎,孙登的爱好是斗鸭。陆逊教导孙登要求很高,对他这个爱好很不喜欢,严厉教导他说这是玩物丧志,让太子把时间花在读书上。老虎是孙权自己打,斗鸭是鸭子自己斗。江东孙氏“因武而昌”,估计陆逊真正看不惯的,还是这个爱好没血性。孙登知道自己错了,马上就把斗鸭栏给拆了。不会打老虎不要紧,做君主重要的是能从善如流,让别人愿意替你卖命。
燕破齐之战 既然蒲阴陉与唐河道分别对于燕、赵(包括之前的中山国)两国都非常重要,那么将两国的地缘分割线放在北易水或者唐河,都不可能让某一方满意。也就是说,双方的地缘平衡线,最好是在北易水与唐河中间。这条地缘平衡线最终还是被双方找到了,它就是——南易水。   跟北易水一样,南易水也是涞水(拒马河)的一条支流,因此你也可以认为,燕国实际上是控制了整个拒马河流域。不过你现在在地图上已经找不到南易水了,因为这条分割燕赵的河流,现在叫作“瀑河”。   对于燕国来说,南部的边境其实是最为脆弱的,因为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从实力对比来看,无论是之前的鲜虞中山国,还是之后的赵国,对于燕国的地缘压力,其实都要远大于西、北山地上的那些戎狄。因此燕国沿南易水的北岸,筑起了长城。跟其蜿蜒于平原之上的长城一样,这也是条河堤长城,并且很有可能是最早的长城。鉴于燕南长城,主要是沿南易水修建的,因此也被称之为“易水长城”。   不过对于燕国来说,光倚靠易水打造防线是不够的。因为到了战国后期,诸侯之间的兼并愈演愈烈,不光是那些小国,连郑、鲁、宋这些中等国家,也都逃脱不了被兼并的命运。失去了这些中、小诸侯的缓冲,大国之间的对抗也变得越来越直接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到了战国中期以后,各国都热衷于修筑长城的一个直接原因。从燕国的角度来说,易水长城固然能够让他们在面对赵国时,有足够的安全保障机,但除非易水能够一直向东延伸到海,否则燕国在东南方向,还需要找到一条新的河流,作为屏障。而在这个方向,赵国已经不是主要的防御对象了,那个以山东半岛为核心地区的齐国,早以完成了它北面的河济平原的整合工作,正在越过黄河,向华北平原的北部继续渗透,而这种渗透将直接影响到燕国的地缘利益。 说到燕齐两国的关系,可以说是有很深的渊源的。当年周人初定天下,最为倚重的就是周、召、太三公。而召、太两公所封建的燕、齐两国,为王室所拱卫的正是东、北两个方向。在平定那些不臣服于华夏的边缘民族时,齐、燕两国其实可以互为犄角,想到支援。特别是对于燕人来说,即使是邢卫两国还在河北平原,那些滹沱河两岸的戎狄,也阻隔了他们与中原地区的联系。而在邢卫两国被赶出河北平原后,燕人的这种孤独感就更强了。当燕人碰到困难时,他们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山东半岛的齐人了。这点在当年齐恒公称霸时,就得到了体现。燕人和邢卫两国一样,都遭到了戎狄猛烈的攻击。与邢卫两国有所不同的是,燕人还是保住了他们在燕山南麓的核心区(邢卫两国都被迫迁至河间平原了);而与邢卫两国相同的是,三国都得到了齐国的支持。当然,齐国这样作也并非是在做义工,保住这三个诸侯,一方面是为了让他们继续与戎狄对抗;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在华夏诸侯中,建立齐国的威望(对于霸主来说,有维护国际形势稳定的责任。)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当赵国决心越过恒山山脉向大同盆地扩张时,他们首先需要有合适的道路。沿着河流开辟道路是最常见的方法,问题是恒山南北的宽度虽然不算太宽,山脉南麓也有一些流入滹沱河的小河(都很短),但却并没有横穿整个恒山山脉的河流。如果赵人希望顺着河流从忻定盆地渗透入大同盆地,是没有条件的。不过如果赵人肯向西翻越“云中山”(忻定盆地西侧的山脉),到达到云中山与吕梁山脉之间的谷地,倒是有一条河流向东北方向,从恒山山脉的西头绕过,进入大同盆地,这条河流在战国时代被称之为“治水”。而现在,它在大同盆地西部的部分被叫作“恢水”。在这里有一个著名的地标“朔州”,在这里北流的“恢水”与其他河流合流后,转向东滋润了整个大同盆地。而这条河流最终还穿越了太行山脉,流入了华北平原。至于这条河流现在的名字,则有两个。太行山以西部分被叫作“桑干河”,流入华北平原的部分则被叫作“永定河”。 如果让赵人选择的话,向西翻越云中山,再向北沿治水进入大同盆地,其实是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反正是要翻山,还不如想办法在恒山山脉中开辟道路,向北直接进入大同盆地。不过你觉得这条道路费力,并不代表那些习惯在高原山地中活动的戎狄不会由此进攻忻定盆地的侧翼。事实上如果戎狄们愿意的话,他们甚至可以沿着吕梁山脉——云中山之间的的谷地,进入太原盆地,而戎狄们之所以可以绕过赵人所控制的忻定盆地,直击太原盆地则是因为另一条河流的存在,这条河流就是“汾水”。   如果说汾水是太原——临汾盆地的母亲河,那么桑干河就是大同盆地的母亲河了。虽然说这两条河流的流向不同,但它们最初的的部分却共同分享的吕梁山——云中山之间的谷地。也就是说如果从蒙古高原或大同盆地南下的戎狄,无法攻破赵人在恒山山脉所设定的防线,他们很可能会沿着治水(恢河部分)南进,在到达治水源头后,这些骑马民族只需要再往前走一点点,就可以看到从吕梁山上流下来的汾水。而剩下来的事情就很简单的,渴望进入农耕区打草谷的骑兵们,可以沿汾水顺流而下,进入太原盆地的北端,至此整个汾河两岸的平原都展现在他们的眼前了。
三家如何分晋 应当说,但凡接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基本都知道“战国七雄”的概念。而这七个战国强国中,魏、赵、韩都是从晋国分裂而来的。如果你再对历史感兴趣的话,对于“晋国六卿”这个概念也应当不会陌生。因为在晋国最终被三大家族分裂之前,晋国的国政长时间是被六大家族所掌控的。而晋国之所以会形成六大家族的格局,始于那位老来称霸的“晋文公”,他所创立的“六卿”制,为日后晋国内部分裂的地缘格局埋下了隐患。   其实这也不能怪晋文公,六卿制度的设立,根本目的是为了分权。只不过晋国的地缘格局实在有些复杂,这些卿族世家最后独立出自己的一片空间也实属无奈。 “晋国六卿”一开始只是个政治概念,至于是谁任职这些高位,其实是不固定的。只不过华华夏族也好,中央之国也罢,实际都是由一个个家庭组成的。而这些个家庭繁衍到一定时候,就形成了宠大的家族。而这些以血缘为纽带联系起来的家族,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亦希望他们所获得的利益,能够因由血缘的关系而传承下去。这种情况实际上到现在也没有什么改观,我们经常能够在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看到来自同一个家族的成员,共事于同一个政府部门的情况。并不能说这些人都是庸碌之辈,但他们能够获得比旁人更多、更重要的资源,那就是“机会”。   晋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春秋晚期,晋国六卿的概念实际已经演变为“六大家族”了。这六大家族分别是:范氏、中行氏、智氏、韩氏、赵氏、魏氏。而这六大家族之间的关系,并不会因晋文公所创的是“六卿”制度,就满足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他们之间同样存在的残酷的博弈。
“魏绛和戎”之策 之前我们谈到,在秦穆、晋文双公之后,秦晋两国不能说相安无事,但也算基本确立了自己的发展方向。秦国暂时安心向西发展,将重点放在渭河平原以用西、北高地的整合之上;而晋国则将更多的精力投向华北平原了。不过虽然有王室的授权,让晋国去收复河北平原的卫国旧地,但晋人要想达到这个目标,还需要先将山西高原上的那些戎狄先搞定才行。 应该说,即使晋人不想向华北平原渗透,那些环绕于临汾——运城盆地四周的戎狄也是必须面对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晋人所遇到的问题一点也不比秦人少。对付这些边缘民族,古今中外,无外乎两种方案。按照西方人的说法就是“胡萝卜加大棒”;而按照中国的说法就是“羁縻”政策。所谓的“羁”,就是用军事政治手段强硬施压;所谓“縻”,则是用经济和物质的利益加以笼络。 纵观历史,无论是施之以武,还是诱之以利,都是应对边缘民族所必不可少的手段,只不过是更侧重于哪一方面而已。对于秦国来说,军事手段是他们称霸西戎的主要保障;而对于实力更强的晋国来说,似乎也可以通过战争,整合好山西高原上的那些戎狄。只是秦晋两国地缘结构的差别,决定了晋国如果依靠军事手段,并没有那么容易让他们达到目的。 晋人之所以会遇到比秦人更多的麻烦,在于山西高原的地理结构。我们在“曲沃代翼”一节已经对山西高原的基本地理结构做了一个大致分析。通过那一节,我们应该清楚,整个山西高原大致是由太行、吕梁两大山脉,以及由两山包夹而成的一系列盆地所组成的。
其实对于中原诸侯来说,秦人那不算高贵的出身,让他们不愿意将之看作是华夏体系的一员。如果不是竭力与晋国这个根正苗红的大国交好,其他大国主导的会盟,甚至不会通知秦国。因此秦国在经过崤之战之后,虽然在王官之战中找回了面子(在两战之间还打过几次,秦军皆未取胜),但秦国也清楚的认识到,就算再嫁几个女儿去再续秦晋之好,在现实的利益面前,晋国也不会放任秦国染指中原的。因此秦国从此也断绝了进入中原争霸的念想,转而将重点放在渭河平原及周边高地的地缘整合上了。 实际上无论是从秦国的出身,还是当年所受的王命来看,暂时老老实实做个“西戎之主”不失为一个现实的想法。虽然秦人的东征之路异常艰难,但当他们将精力放在对付那些“戎狄”身上时,成果却是异常丰富。 按照史书的记载,秦穆公的收获是“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逐霸西戎”。这个成果不仅让秦人感到满意,也让王室非常开心,并派使者表示祝贺。不过无论是王室还是秦人,都十分清楚,秦人所打下来的土地只会归属秦国,王室再想重返渭河平原已是不可能的了。 “开地千里”这个概念比较虚,我们需要仔细解读一下,秦人究竟取得了哪些土地的控制权。对于秦人来说,渭河平原肯定是最先要扫平的。这项工作实际上一直在进行中,秦穆公所要做的无非是让秦国真正成为渭河平原的主人。这一点,在从晋国手中取得河西之地后已经做到了。那些分布在渭河平原上的戎狄小国,不是被秦人直接吞并,就是成为了秦国的附庸。
六出祁山(下) 诸葛连弩在三国时代应该就已经做过技术升级。魏军在缴获连弩之后感觉非常神奇,将之转交给扶风人马钧研究。马钧的官职不高,他的名气是靠改进、复原各种机械设计传扬出来的。包括但不限于:新式织绫机、指南车、龙骨水车、轮转式发石车等等。见到连弩后,马钧觉得设计的确精巧,但如果自己改进下“可令加五倍”。很多人从字面上简单理解,认为所谓“加五倍”就是原来能连射十只箭,现在能射五十只箭。其实加五倍的意思是增加发射效率,并不是简单增加箭的数量。 既然魏国能够战场上缴获蜀军的先进武器并加以改进,那么改进后的连弩若运用到战场上,同样也会落到蜀军手上。如果真能比原版更好用,一定是会“出口转内销”的。换句话说,这些先进武器固然能够在刚出现在战场上时发挥奇迹,但你不能指望一件先进武器就能够改变战局走势,哪怕它正好出现在决定性战场上。 蜀军的连弩士是专业兵种,具体来说是从涪陵郡的巴人中选拔而成的。今天这一地区仍然是巴人后裔的土家族主要聚居地,分布有隶属重庆的石柱、彭水、酉阳三个土家族自治县(彭水、酉阳为“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当时诸葛亮在此选择了三千巴人精税,将他们连同家属一并迁至汉中训练为“连弩士”,并最终在对魏战场上发挥重要作用。
崤之战 之前我们分析了,从大的背景来看,完成了临汾——运城盆地整合的晋国,能够在某一时期称霸中原,有其必然性。而晋文公成为霸主,则有一定偶然性。至于秦国,在取得渭河平原的主导权后(从晋国手中夺取河西之地),也必然会希望向中原扩张了。只不过相比晋文公来说,处心积虑,布局多年的秦穆公,看似更应该在他的任内,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尽管从大历史的背景看,某一位英雄人物的生死,并不会改变大的历史走向,但在微观的历史当中(也就是我们平时看的,注重人物和事件的“历史”),的确会造成一定影响。而晋文公的死,就直接影响了秦晋之间的关系。 晋文公是在公元前628年去世的,也就是说,他在霸主的位置上坐了4年就走了。尽管在我们看来,晋国之所以能够称霸,是因为晋国的整体实力到了。但就身处其中的人来说,对于这一点却是很难认清的。 在很多政治家看来,对手出现权力更迭时,往往是最好的机会。这种机会对于秦穆公来说并不陌生,之前他已经数次运用这种机会来干涉晋国的内政,并借此“取回”了河西之地。现在,秦国的兴趣点已经不再是晋国的君位传承了,能够借这个机会,入主中原,取代晋国的霸主地位,才是秦穆公最想要的。 如果秦国想从晋国的手中夺取盟主之位,最直接的办法当然是与晋国开战,并取得胜利。在之前,和之后的春秋历史当中,每一位霸主的产生,都伴随着与其他大国的战争。问题是对于秦国来说,有两个问题是不得不考虑的。 一是之前秦晋两国的关系一直是处于“秦晋之好”的状态的,如果在晋文公刚刚去世之时,就与之开战,有失道义。对于一个有志于成为诸侯领袖的君主来说,名誉还是非常重要的;
晋文公“退避三舍”的“城濮之战” 楚人对齐国的军事行动,得到了鲁国的支持。对于鲁国来说,是不会放过任何一次削弱齐国的机会的。现在看来,唯一能够阻止楚人称霸中原的只有山西高原中的晋国了。认可宋襄公“仁义”之风,并让其位列“春秋五霸”的人,多认为晋国之所以对宋国施以援手,是因为齐桓公重耳在他十九年的留亡生涯中曾经受到过宋襄公的礼遇(当时泓水之战刚结束后不久),所以才在刚登上君位后就帮助宋国对抗楚国。 实际上这种想法有些过于感性了,对于真正的政治家来说,每作出一项决定都不会简单的感情用事。在重耳的流亡生涯中,楚国也曾经给予他很大的帮助,否则重耳也不会对楚人作出“退避三舍”的承诺。其实晋文公当时作出这种承诺,就已经在表明,晋楚两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这种不失原则的承诺,比之他的兄弟晋惠公向秦穆公作出不可完成的承诺(割让河西之地),的确显得更有远见。 正如楚国采取了“围宋救郑”的战术一样,晋国也没有直接对宋国施与救援,而是对楚国在河济平原中的盟友——卫国发起了攻击。在攻击卫国得手之后,旋即向南,越过济水,解决掉了楚国在济水南岸的另一个盟友——曹国。如果按照正常的情况发展,晋楚两国最后的决战之处应该是在济水以南的中原地区了。
五出祁山(下) 郭淮从羌胡那里弄来了粮草,魏军的补给就不愁了,司马懿才敢这么不紧不慢的步步为营。按他的想法,这样不仅能把诸葛亮给耗走,还能够给仍在祁山坚持的驻军以信心。然而与司马懿一起抵达祁山前线的张郃,与司马懿的想法又出现了分歧。张郃也认可蜀军为客军,追求速战,己方不应与之正面对决的看法,但却不认可司马懿这样步步紧逼,却又不出战的做法。 在张郃看来,没必要亦步亦趋的跟着诸葛亮。至于尚未落于敌手的祁山两个要塞,守军知道救兵近在眼前,依常理来说必会固守不降。这种情况下,不需要保持个战略进攻的态势来帮他们鼓劲,应该停止前进就地扎营,然后分兵绕道蜀军后方。光这样只进不战,只会坐失民望。 张郃的战术是有道理的。此前魏延可以由南安郡境内进袭渭谷,魏军当然也可以反向操作,绕过蜀军重兵把守卤城,从汉源河谷西段进入祁山。司马懿却还是没有同意这种做法,坚持原有的战术,不就地扎营也不分兵。诸葛亮退到卤城之后便不再退,依谷道南北两山构筑营寨、防线。司马懿也跟着登山掘营与之相对,仍旧拒不出战。 对司马懿战术持怀疑态度的不止是张郃一个人,可以说大多数将领都是这种看法。魏军将领贾栩、魏平曾多次请战,被拒之后还不满的公开说“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其实司马懿不是不打,而是不想现在打。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司马懿的战术本质是在复制陆逊的夷陵之战,希望把蜀军的锐气消磨掉后,再一战而胜之。 问题是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先且不说诸葛亮肯定会吸取夷陵之战的教训,单就战场环境来说亦有很大的不同。夷陵之战时,东吴是有优势水军的。看准时机开战后,东吴水军迅速进抵夷陵封堵蜀军后路,同时用船把各军运送到蜀军各个山寨前面,全面进攻,让蜀军各营首尾不能相顾。在祁山所在的汉源谷地,司马懿是没有条件用水军去断蜀军后路的。到发起总攻时,还真的需要张郃绕道祁山西端,袭击蜀军后方。司马懿不同意张郃去做,说到底不是觉得张郃的计划不好,而是觉得时机未到,贸然去做会打草惊蛇。
秦、晋的地缘关系 最近都在长江流域转悠,现在该回到黄土高原了,去看看黄河两岸又有哪些故事,是我们之前没有分析到的。 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们对于黄土高原上的“秦”、“晋”两国已经作过一次分析,不过那时候的重点在于分析秦晋两国初始的情况,而对他们之间的地缘关系却没有进行解读。 事实上即使是只看过“炎黄”章节的朋友也应该意识到,这两个共处于黄土高原上的诸侯国,地缘关系应该是十分紧密的。纵观历史,也的确如此。无论是在春秋,还是战国,秦晋博弈的篇幅都占据了相当的篇幅(赵、魏、韩三国又称“三晋”,皆为春秋晋国分裂而来)。而放在最后,即是作为压轴,对春秋时代作一个总结;也是通过“三家分晋”的典故,开启战国时代的地缘格局。 要想搞清楚秦、晋之间的地缘关系,我们还得先回到东周之初,即“平王东迁”的时代。在王室被迫由“镐京”东迁至“洛邑”时(也就是由“渭河平原”迁至“洛阳盆地”),一共有四个诸侯国出了大力,也就是秦、晋、郑、卫四国(勤王四国)。这四个国家也因此取得了渭河平原——山西高原——河北平原——中原,四大地理单元的地缘优势。 如果要横向比较这四个诸侯国当时的实力,最强的应该是晋国,最弱的则是秦国。晋国的优势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另一方面则是地缘上的。当年周公在重新分封诸侯国时,之所以将成王的弟弟叔虞分封在与渭河平原隔黄河相望的汾河谷地,目的就是为了拱卫王室的安全。
五出祁山(上) 你不来打我,我就去打你。诸葛亮四出祁山虽然得了武都、阴平两郡,但离他的目标还有很大距离。蜀道艰难,蜀军也只是比魏军更适应一点。魏军想打进来难,蜀军想攻出去同样困难。最大的问题是粮草运输问题。平地运粮都是依靠畜力车。那些艰险的山路却没有合适的车辆,尤其是栈道部分。这种情况就只能依靠人畜驮运。诸葛亮一直在思考解决方案,五出祁山时,一种大家都熟悉,却又披着一层神秘面纱的交通工具——木牛流马横空出世了。 在这次战役中被实用的更准确说是“木牛”,流马则是它的升级版,在六出祁山时被使用。后世复原者多被“牛”“马”二字所误导,又受史书中罗列的那些浪漫主义色彩的描述所影响,在外观上和功能上追求仿生性。以至于设计出许多样子象牛,用复杂动力传输系统,驱动四足行走的怪物。 很显然,一个要在实战中大量动用的交通工具,是不可能设计那么复杂的。另一个客观事实是,如果木牛流马真的那么实用,民间和后世必定会传扬开来,而不会只限于魏蜀战场。考虑一直到工业化前,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等诸多方面都没有质的变化,一件起源于汉末的实用工具,如果能够一直流传到20世纪,乃至今天仍能看到实物,并不会让人感到意外。 事实上木牛流马并没有那么神秘。简单点说,他就是现在仍在很多农村地区都能看到的独轮车。独轮车很好的解决了山道适应的问题,只要人畜能够通行的道路,独轮车就能够通行。在最初的设计中,诸葛亮为独轮车加装了木制的箱体存放粮食。并在独轮的前后左右加装了四个离地面有些许距离的保护轮,以在车辆停止或者倾斜时保持平衡。因此对“木牛”的设计描述中有“方腹曲头,一脚四足”之说。
夫差与勾践能否位列春秋霸主? 关于夫差是否能够位列春秋五霸,一直是有些争议的。一是不能十分确定黄池之会他到底有没有当到盟主;二是即使从夫差的父亲吴王阖闾算起,吴国也没有富过三代。 吴人在阖闾、夫差父子二人的带领下,压倒过所有主要对手后(楚、越、齐、晋),吴国便完全亡于勾践之手了。在开始分析春秋时我们也说过,春秋五霸的称号表面上是授予某个君主,但实质上是对这个诸侯国实力的肯定。或者说这个诸侯国有足够的地缘实力,风水轮流,迟早会诞生一位能够在某一时期,号令诸侯的霸主(有的诸侯国还不只出现一位候选人,比如晋国)。 从这个角度看,吴国的兴亡转换过快,夫差位列五霸,还欠一口气。既然夫差很难代表吴国竞选春秋五霸,那么他的对手——越王勾践是否又有可能竞选成功呢? 如果勾践想跻身五霸之列,他首先要面临的是时间问题,这就要牵扯到春秋战国的断代问题了。司马迁当年是最先划定春秋战国标准的,基本依据是孔子所修定的《春秋》一书,将书中所记载的最后一个周王去世的那年为春秋的最后一年(周敬王44年,公元前476年。春秋记事至公元前481年止。而孔子逝于前479年)。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的话,越王勾践灭吴的时间是在前473年,算是进入战国时期了。以战国之身份,竞争春秋之霸主,估计报名时就会被刷下去。 实际上这种以某人之生死为历史时期划分标准的作法,是很不准确的,更何况王室在春秋末年甚至连象征意义都快没了,以某一个周王离世时间划分春秋战国这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是很牵强的。
越王勾践的大逆转 如果要研究地缘文化的话,春秋是非常好的载体,可以说中国核心区的地缘文化,都可以在那些诸侯国中找到自己的代言人。春秋的地缘影响力实际上一直延续至今,晋、鲁、楚、吴、秦、巴、蜀。。。。。这些诸侯国的名称,不仅成为了文化标签,有些甚至直接成为了一些省市的简称。这其实要感谢春秋纷杂的地缘结构,使得政治博弈最大限度的展现了地理格局的原貌。 如果说地缘文化研究的最佳时期是“春秋”,那么“战国”时代就是研究地缘政治的黄金时期,到时的分析方向也会偏向地缘政治。而如果要看军事地理的话,三国时期是很好的载体。只可惜电视剧是由艺术家编写的,在他们看来,那些地理名词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随意搬用也不用负什么责任。似乎按照编剧、导演、演员的个人理解,充分挖掘英雄人物的“灵魂深处”才是票房最有力的保证。 在前面我们分析了外越地区(东瓯),这一地区其实还可以分为三部分,即灵河下游的台州湾地区;以下瓯江下游的温州湾地区。另外还有的就是瓯江上游的丽水地区。由于瓯江的南部还以飞云江、鳌江两条独流入海的河流,因此以温州湾为核心的“浙南三江”地区成为了瓯越之族的主要聚居区。而东瓯的政治中心则被设在温州湾以北的一个半岛上。这个半岛向南延伸,与大陆之间又形成了一个海湾——乐清湾,这些天然形成的海湾都是船舶驻扎的好地方(可以避免受到海洋恶劣气候的影响),也是东瓯地区海洋实力的支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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