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察糖酥🍭🍒🍪的个人资料 - RAT

富察糖酥🍭🍒🍪 公疼旧衣

不减肥不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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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官服有多贵 ● 郭华悦道光二十九年（1849），曾国藩写给弟弟们的家书中提到：自己为官多年，积蓄不多，所存的除了书，只有官服。等回去后，这些衣物将由五兄弟抓阄均分。几件旧官服，曾国藩为何这么郑重其事？翻阅资料可以发现，清代的官服贵重得很，光是帽子上那支花翎就价值不菲。普通的花翎，一般也要上百两银子；贵一点的要几百两；顶级的则要“万金”。清代的百两银子相当于如今两万元的购买力。也就是说，在京城当官，要买套官服就得花几万元钱。而且，清代的官服有几种类型，什么场合穿什么服装都有严格的规定。考虑到换洗，一个官员少说也得有一二十套官服。虽然这些官服名义上是“公务员”们的制服，但皇帝可不掏腰包。比如，清代皇帝若说赏赐某位官员花翎、黄马褂或官服，都是由受赏赐的人自掏腰包置办。这么一来，官服的费用就成了很多京官的沉重负担。有些京官比较穷，只能借同僚的。当然，有多套官服的人也借机搞官服租赁，赚起了外快。

清宫选妃之谜 ●李国荣清代的后宫，上至皇后，下到宫女，都是从旗人女子中挑选出来的。旗人，是清代独有的。因此，从旗人女子中挑选后宫粉黛的制度，也是清代独有的。清代统治者公开的两条选妃标准，一是品德，二是门第。八旗秀女，每三年挑选一次，由户部主持，备皇后妃嫔之选，或者赐婚近支宗室。首先，要严格审查旗属与年龄。不在旗的想参加选秀，难如登天；在旗的想逃避选秀，也是自讨苦吃。顺治朝规定：凡满、蒙、汉军八旗官员、军士、闲散壮丁家中十岁至十六岁的女子，都必须参加三年一度的备选秀女，十七岁以上的女子不再参加。没有经过阅选的旗人女子，即使到了二十岁也不准私自聘嫁，如有违例，予以惩治。乾隆二十年，再次补充规定：应阅视的秀女，在受阅选之前私自与宗室王公结亲者，其母家依照隐瞒秀女例议处。至于参选秀女的年龄，到清末光绪年间，最小的是十一岁，最大可达二十岁。每到准备挑选秀女的时候，先由户部奏报皇帝，奉旨允准后，立即行文八旗都统衙门，由八旗的各级长官逐层将适龄女子花名册呈报上来，到八旗都统衙门汇总，最后由户部上报皇帝，皇帝决定选阅日期。因为有病、残疾、相貌丑陋而不能入选者，也必须经过逐层具保，说明理由，由都统咨行户部，户部奏明皇帝，获得允准后才能免去应选的义务，听其自行婚嫁。各旗选送的秀女，要用骡车提前送到京城。由于众多秀女的家庭背景不一，官宦人家尚有车辆，兵丁之家只能雇车乘坐。秀女们抵达京城后，在入宫应选的前一天，坐在骡车上，由本旗的参领、领催等安排次序，称为“排车”，根据满、蒙、汉排列先后的次序，分别以年龄为序排列，鱼贯衔尾而行，车树双灯，上有“某旗某佐领某某人之女”的标识。日落时分发车，入夜时进入地安门，到神武门外等待宫门开启后下车，在宫中太监的引导下，按顺序进入顺贞门。秀女们乘坐的骡车则从神武门夹道东行而南，出东华门，由崇文门大街北行，经北街市，再经地安门来到神武门外，这时，已是第二天中午了。初选完毕的秀女们在神武门外依次登上她们来时乘坐的骡车，各归其家。应选的秀女们在神武门外走下骡车后，先由户部司官维持秩序，再由太监引入宫中。御花园、体元殿、静怡轩等处，都曾是阅选秀女的场所。一般每天只阅看两个旗，根据各旗参选秀女人数的多少进行搭配。通常是五六人一排，供皇帝或太后选阅，但有时也有三四人一排，甚至一人一排的。如有被看中者，就留下她的名牌，这叫做“留牌子”；没有选中的，就“撂牌子”。留牌子的秀女再定期复选，复选而未留者，也称为“撂牌子”。经复选再度被选中的秀女，还有两种命运：一是赐予皇室王公或宗室之家；二是留于皇宫之中，随侍皇帝左右，成为后妃的候选人。如果成为后妃的候选人，手续会更为复杂，初次“引阅”之后，屡屡“复看”，有“记名”的，这是被选中留牌子的；有“上记名”的，这是皇帝亲自选中留牌子的。最后，还要经过“留宫住宿”进行考察，在留宫住宿的秀女中选定数人，其余的都撂牌子。清朝明确规定，八旗秀女阅看时，必须着旗装，严禁时装。黑旗袍摘自《清宫档案揭秘》（中国青年出版社）

略论明末辽东地区战争中后金军进攻时间金英卓（黑龙江大学，黑龙江哈尔滨 150000）摘要:明朝末年，辽东地区的女真族迅速崛起，对明朝疆域虎视眈眈，战争一触即发。自萨尔浒之战后明军处于守势，后金军势必要攻占全辽，进军中原，由此引发了后金军与明朝之间的一系列战争，本文通过对双方历次战争的浅析，力求从后金军的进攻时间中发现些许规律，为当代行军打仗提供参考。关键词:明末；辽东；后金；进攻时间

浅析建国前女真文化的形成马佳明（延边大学，吉林延吉 135000）摘要：“女真”最早出现于公元七世纪，称为肃慎，从南北朝到唐，称之为靺鞨，辽代后，称女真。本文主要通过对女真先世文化及女真语言文字的形成进行分析，从而对女真建国前其文化的形成进行简单论述。关键词：女真文化；女真人 1 女真先世文化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是长期适应特定的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环境的结果，女真族的艰苦的生活环境和独特的生存方式，塑造着女真先世独特的文化的特性。女真人为五代期间契丹人所称呼的，以前叫黑水靺鞨，后来女真一名代替了靺鞨，辽朝因为避讳改写做女直。在女真历史的最初阶段，处于独自分立或较小范围内的联合阶段，随着生产的发展，氏族之间的交往通婚等等使他们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念，文化交流关系日益活跃。在封闭的状态逐渐打破的同时，新型的部落联盟组织也逐渐代替了氏族组织。这样在联盟的内部，人们的生产、生活、习俗、心态等等渐趋一致，于是形成部落联盟文化体。在生产技术等都十分落后的女真社会中，青壮年人群有着特殊的地位。因为只有具备良好的体能才能应对打猎战争这样的生活，这使他们在很早以前就形成了“贵壮而贱老”的风俗习惯，表现了女真先世文化中的尚武特性。在女真先世文化中，女真人为了生存可以不顾生死。女真人靠着其凶狠、勇猛的特性开创了自己的生存之路。据考据“女真”的女真语音为“朱里真”，翻译成汉语的意思便是“东方之鹰”，海东青一词的女真语发音与女真的发音几乎一样，所以海东青就是女真称号的真正含意。女真称号可以看做是女真族民族精神的表现。女真人也和海东青所代表的精神一样很勇敢善战，他们“善骑射，耐饥渴，苦辛骑，上下崕壁如飞，济江河不用舟楫，浮马而渡”①。女真人从其先世文化中继承了崇尚武力的文化特性，并将其发扬光大，形成了女真文化特有的尚武精神。女真先世文化中对财产的强烈意识也是女真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财产是人民生存的基本保障。随着生存视野的逐渐开阔，女真先世对财产有了新的认识。女真人常常是“冬则穴处，夏则巢居”。由此可见，对女真人来说，他们的首要财产便是洞穴。在女真先世的财产意识中，牛马猪等家畜也是十分重要的。由史书上可知，富足的女真先世往往有近百头猪，并且常常“食其肉而衣其皮”。女真先世文化中有人离世之后，他们通常会“杀猪以为死者之粮”。4这种强烈的财产意识在女真建国前逐步发展为对外劫掠，也可看做是女真人对财产格外重视的文化特性的体现。女真人将劫掠的财产分给将士，为进一步对外劫掠提供了物质保障和精神动力。《金史》在总结女真迅速崛起的原因中提到：“加之地狭产薄，无事苦耕可给衣食，有事苦战可致俘获” 综上可见建国前女真文化的形成，离不开其先世文化中的尚武精神以及劫掠成性的文化特性，这也是女真能够迅速崛起灭辽克宋的重要因素。 2 语言和文字中的文化融合语言不仅仅是民族得以维系的重要纽带，同时也是民族文化中重要的表现形式。通常情况下，语言作为少数民族诸多特征中最为稳定的一项，整体的发展、变化速度相对缓慢。而元明女真和辽金女真一样，也同样大规模使用女真语。在当时不仅女真地区的女真人使用女真语言，而且在辽东的三万地区、东宁地区以及辽海地区等女真人和汉人混居的地区的女真人，也同样以女真语言为主要的沟通、交流的语言，在当地的影响力非常巨大。女真最初是没有文字的，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契丹是第一个拥有自己文字的北方少数民族，女真曾长久的为契丹所统治，学习契丹语，阿骨打也会契丹语，在女真族攻破辽之后阿骨打让其子弟学习契丹语，按照当时的情况来说，熟女真人一般都会契丹语，且还是一些家底比较厚实的大家宗族，剩余的女真人也在长期的生活中掌握契丹语，所以阿骨打才颁布这个规定。完颜阿古打为了维护民族尊严、巩固大金政权，命令完颜希尹等“仿依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真字”5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契丹是第一个拥有自己文字的北方少数民族。长期为契丹所统治的女真，语言文字深受契丹文化的影响。女真大字颁行以后，熙宗效仿加以改进，称女真小字。女真小字推出后，与女真大字并行使用。大定间女真文字应用渐广，取得与汉字、契丹文字并列地位。一直到承安四年，契丹文字退出金朝官方语言系列而由女真文字取代，成为思想与信息传播的工具。6金朝灭亡后，女真文字一直沿用到明代。蒙元时期，女真人长期受到蒙古人的统治，并且蒙古文化在这一时期对女真人的语言也同样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巨大影响，女真语言的蒙古化转变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而发展到了明朝初年，绝大部分女真人由于生活、工作中一系列蒙古文化所带来的影响，女真文字的使用已经很少见了，女真人中除了一些老人，基本上已经不会使用金朝时期的女真文字了，取而代之的是蒙古的语言和文字。这种情况的客观存在，和女真人政治地位下降有着直接的内在联系，值得我们给予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实际上，文字上的蒙古化发展，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更不是行政命令强制改变的，而是在蒙元时期不断积累、不断渗透之下的产物。而这种情况在女真族的发展过程中并不少见，如在明成祖时期所成立的奴儿干都司的主要管理者实际上都是蒙古人，尤其是高层管理者，基本上全部是蒙古人。这种情况的客观存在，主要是由于蒙古语在当时的辽东地区各民族基本上都通晓蒙语，并且当时这块土地上生活的女真人和蒙古人在生活习性上也较为相似，所以明朝任命的高管多为蒙古人。而后来所发展出来的满文实际上也同样有着蒙古文字的深刻影响，这也是女真文化长期受到蒙古文化影响的必然结果，为了保证新创文字的顺利推广和有效使用，故而必须选择以蒙古文字为范本。历史告诉我们事实上，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情况，即使是在今天也是在所难免的，何况古代。这一点实际上和当时的民族斗争形势和政权更迭情况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女真语言文字的兴衰离不开其民族本身的命运。女真的语言文字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没有足够的文化底蕴和文化经验，无法形成并保持自己的传统，丧失了文化竞争力。因此在其政权覆灭和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中渐次消亡。 3 结语在建国前女真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虽然没有汉文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积累，但女真人在其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女真先世文化。周边民族文化的影响，对金代前女真文化的形成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女真人在追求文明、进步的过程中，继承和发扬本民族尚武的文化特性，吸收和借鉴周边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从而形成特有的建国前的女真文化。由此可见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与民族本身的发展和他民族文化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注释 ①《满洲源流考》卷16《国俗》参考文献 [1] 李明奎.吕思勉《中国民族史》解读[J].文山学院学报，2013(4). [2] 苍松.论女真文化体及其演进[J].求是学刊，1997(2). [3] 于学斌.满族的鹰文化[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5(11). [4] 宋立恒.论金朝女真族农业平民经济状况的特殊表现[J].内蒙古社会科学，2011(3). [5] 毕沅.续资治通鉴[M].线装书局，2009. [6] 薛瑞兆.论女真字文化的兴衰[J].民族文学研究，2011(6). 作者简介马佳明（1996-），女，汉族，吉林省梅河口市，在读硕士研究生，延边大学，研究方向：专门史。

浅析载沣的军事集权策略陈倩（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摘要：宣统一朝，摄政王载沣为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外重内轻的权力格局，巩固满族贵族的统治地位，继续推行清末以来的军事集权策略。首先对中央军事领导机构进行重组与改编，任用亲贵，强调皇帝对陆海各军的最高领导权。其次，罢黜袁世凯，削夺北洋军事集团的军事权力；同时，推行一系列新政举措，收紧地方督抚的军权。最后，大力拉拢留日士官生，以培植新的军事势力。载沣推行的军事集权策略非但没有成功，反而加剧了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关键词：载沣；袁世凯；军事集权；北洋军

昔盛今微— 清代右卫满城 □ 杨晓宇

时间的碎念—清宫西洋钟表 Time whispering——Western clockwork of palace of Qing Dynasty 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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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古装片中的满族形象分析 ——以《天军》《最终兵器：弓》为例郑殿辉（作者单位：1.吉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2.延世大学文科大学院）摘要：近年来，满族形象频现于韩国古装片之中，这些满族形象大多具有相貌丑陋、悍勇善战、野蛮无礼等典型特征。这反映出韩民族对满族的集体记忆，也是韩国人基于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以民族主义情感想象式建构出来的。本文以两部古装片《天军》《最终兵器：弓》为例，分析韩国古装片中的满族形象特征，探寻满族形象塑造的历史文化因素。关键词：韩国古装片；满族形象；天军；最终兵器：弓中韩两国地缘相近、一衣带水，拥有逾千年的民族交流史，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明深深地影响着朝鲜半岛的历史进程。近年来，随着中韩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活动日益频繁，韩国影视剧中的中国元素、中国形象也逐渐增多。但综合看来，韩国电影中的中国形象大多是负面的、消极的。尤其在很多古装片中，中国形象往往是带有某种民族主义情感而想象式构建出来的，这与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不无关系。本文以电影《天军》（闵俊基，2005）和《最终兵器：弓》（金韩民，2011）为例，试分析韩国古装片中的满族形象特征及历史文化因素。 1 韩国古装片中满族形象特征《天军》制作于2005年，描写的是韩国朝鲜士兵穿越回1572年的故事；《最终兵器：弓》制作于2011年，故事背景是皇太极第二次征讨朝鲜的“丙子之役”（1636年）。两部电影虽制作时间和故事背景年代略有不同，但塑造的满族形象却有很多相似之处。具体来讲，可以从外貌、性格、品行三方面进行分析。 1.1 薙发垂辫、外貌丑陋两部电影塑造的满族形象，从外形看，都具有丑陋彪悍的特征。《天军》中，当现代士兵穿越到433年前，映入眼帘的呼号逃命的朝鲜边民，以及侵入的满族部落。这些满族人最明显的特征是发型不同：前额光秃、散乱无髻。“薙发垂辫”是满族固有习俗和特有发式，男子把前额头发剃光，后脑头发编成一条长辫垂下。这种满族典型法式在《天军》中，主要被再现为“薙发”，而在《最终兵器：弓》中更是得到了进一步发挥，影片中所有的满族人形象都是此类发式。“薙发垂辫”在接受传统汉学影响的朝鲜人眼中，是非常奇怪、不合礼数的蛮夷装束。满族的“薙发垂辫”与蒙古族发式有很多相似之处，而蒙古族在追崇“中华文明”的朝鲜人眼中，就是野蛮无礼、相貌丑陋的代名词，因此，很多使者也将实行“薙发垂辫”的满族人称为“鞑子”。对于汉人屈服满人统治而甘愿“薙发垂辫”深感不解，崔德中在《燕行录》中曾写道：“清初，削人发，人皆顺从，而今则乐为耶？”除发式以外，影片中的满族士兵有的飘着奸佞的八字须，有的脸上带着刀疤，有的是独眼龙，有的是哑巴，大多相貌有缺陷，丑陋可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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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晓岚的人才观 ◎文/姜少勇纪晓岚认为，一个称职合格的人才，不应因循守旧，抱残守缺，迂腐泥古，犯僵化的教条主义错误。纪晓岚是清代著名学者，曾任乾隆年间礼部、兵部尚书，左都御史，协办大学士和《四库全书》总纂官。因机敏过人、文采出众而深受乾隆皇帝喜爱，嘉庆帝也赞其“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纪晓岚一生中两次任乡试考官，六次任会试考官，经手选拔人才无数，积累了丰富的选人用人经验。晚年著述的笔记体小说《阅微草堂笔记》，虽自谦是为“聊以遣日”，但颇多劝世警诫之意，通过对人物事件的议论，也阐述其独特的人才卓见，至今仍值得学习借鉴。纪晓岚认为，一个称职合格的人才，不应因循守旧，抱残守缺，迂腐泥古，犯僵化的教条主义错误。《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述了一个名叫刘羽冲的人，读了很多兵书，自认已具将才，可以统领十万兵丁，于是自练乡兵，与土寇大战，结果一战而败，自己也差点被擒。后来刘羽冲又读了一本古代水利书，上书官府称自己是水利专家。官员就让他在村子里做试验，结果试验渠刚刚建成便遇上洪水，大水顺着渠道一涌而入，一村人差点变成鱼虾。对此，纪晓岚评价说，“腹中皆书能害事，腹中竟无一卷书亦能害事”，告诫缺知少识不能办成大事，但“尽信书也不如无书”，既要勤于学习，更要善于学习，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书本知识，而是在理论付诸实践的过程中，紧密结合实际情况，审时度势，顺应变化，在扬弃中创新。刻舟求剑，不思变革，头脑简单地搞“拿来主义”，生搬硬套地纸上谈兵，其结果只能害人误己。纪晓岚十分强调为人做事要富于责任和担当，无论遭遇什么挫折，无论身处什么岗位，都必须尽职尽责，尽心尽力做好本职工作。不负责任，不用心做事，就是无功窃食，就应当受到惩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纪晓岚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多次参加科举考试，总是考不上，只好沦落到以教书为生。由于不得志，教书也不负责任，不久就得病死了。他觉得自己死得冤屈，就去找阎王爷理论，说阎王爷对他太不公平了，人世间那么多贪赃枉法、祸国殃民的人不收来，却把我收来。阎王爷说：“你这样教下去，还会耽误更多的孩子，你比那些人罪孽更深重，不收你收谁？”对书生的惩罚虽然过重，也可见纪晓岚对怠职渎职之人的极度厌恶，特别是对负有教书育人责任的知识分子要求更高更严。因为其他原因而不用心专心，误人子弟，耽误影响到下一代成长，罪孽必然深重，绝对不可饶恕。古往今来，有很多出色优秀的人才，身怀长技，才华超群，平生抱负却得不到施展，困顿潦倒，悲切一生。为什么人才会被忽略，才华会被湮没呢？对此，纪晓岚讲述的另一个故事，生动风趣地阐述了其中的道理。两个书生读到一卷诗，为辨别其真伪而争论不休，惊动了旁边一个蓬头垢面的乞丐。那乞丐斜着眼嘲讽他们说，这么简单的诗竟然看不出真伪，真是枉做了书生。如此有学问的人竟沦为乞丐，让两人感到十分惊奇，而纪晓岚却认为，聪明而富有才华的人往往恃才傲物，看不起别人，甚至行为态度有违常理，让人不敢接近；或者有才华而没有品行，更是为人所不齿，最后沦为乞丐也就不足为奇了。由此可见，在纪晓岚的眼中，一个好的人才，不仅要能用，而且要好用，不仅要有才，而且要有德，所谓德才兼备，德为才先。如果因为自己有点儿本事就狂傲不羁，放纵孤高，过于个性，兼容性差，不把他人放在眼中心上，缺少团队协作精神，没有精诚合作意识，就会被社会孤立隔离，再出众的才华也难有用武之地。

乾隆皇帝如何以植树比喻做官文/郑学富清朝定都北京后，朝廷很重视植树，护河堤，防风沙。乾隆皇帝更是身体力行，倡导植树造林。他曾多次巡查京城的树木种植情况，并根据北京地区的气候和土质特点，提倡多植柳树和槐树，出台了很多植树奖惩措施，还写下了一些有关植树的诗。当年种柳已成林距离北京120多公里的泰陵（河北省易县城西永宁山下），是清雍正皇帝的陵寝。乾隆元年（1736年）二月，乾隆皇帝定世宗山陵名曰泰陵，并于清明前往泰陵拜祭。他看到沿途道路树木稀少，一目十里，于是下令陪同的地方官吏要在道路两旁多种柳树。数年之后的清明前后，乾隆皇帝再次御驾泰陵，看到当年栽种的柳树已经郁郁葱葱，绿树成荫，十分高兴，写诗赞道：“当年种柳已成林，无那堂堂岁月深。瞻望鼎湖西去近，几回洒涕湿衣襟。” 疏淤导顺植桃柳元代为了加强大都的漕运开挖了一条人工河，即通惠河。河水在流入京城以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湖泊，名为积水潭。积水潭和前海相连的水道因形似月牙而称为“月牙河”。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乾隆将建于明代、位于什刹海西海西北小岛上的镇水观音庵改建为汇通祠，祠内供奉龙王；同时疏浚积水潭及月牙河，使水流方向改变，水由西海经月牙河注入前、后海。这样不仅保障了皇城内宫苑用水，而且还能在月牙河上行舟。完工后，乾隆下令在月牙河两岸广植桃树和柳树。乾隆将此事以诗记之，诗曰：“积水苍池蓄众流，节宣形胜巩皇州。疏淤导顺植桃柳，三里长溪可进舟。一座湖亭倚大堤，两边水自别高低。片时济胜浮烟舫，春树人家望转迷。烟中遥见庙垣红，瞬息灵祠抵汇通。雨意濛濛犹未止，出郊即看麦苗芃。” 植柳以护堤永定河位于北京的西南部，是海河五大支流之一，是北京地区最大的河流，历史上常有水患，有“十年九涝”之说。康熙皇帝曾描述过永定河的水患：“十年之前泛黄水，民生困苦少人烟。历历实情亲自睹，老转少徙益难抚。挟男抱女走马前，皆云此河不能堵。桑乾马邑难发源，山中诸流数难难。吾想畿内不能防，何况远治淮与黄。数巡高下南北岸，方知浑流为民伤。春来无水沙自溺，雨多散漫遍汪洋。若非动众劳人力，黎庶无田渐乏食。” 清政府在加大河道治理的同时，在大堤上广植柳树，保持水土，以防溃堤。据有关史料记载，乾隆时期曾规定永定河护河的兵士每人每年要种柳100棵，对树苗的规格、栽植标准都有严格要求，以保证成活率。具体规定坑要3尺深，柳要8尺高2寸粗，以七成活为合格。为鼓励永定河沿岸村庄的民众在清明节期间广泛植树，清政府还制定了若干奖励办法，每户植树五十株以上者，予以奖励；百株以上者，另外加奖；千株以上者，予以重奖。在植树成活率及养护管理方面，乾隆时期对地方官有明确要求：“仪、行树（道路树木）株，三年限外，仪树每千株回干（枯死）不及十株者，免议，十株以上，降一级留任；行树每千株回干不及五株者，免议，五株以上，相关官员罚俸六月，二十株以上，罚俸一年，三十株以上，降一级留用。其仪树每千株回干至一百株以上，行树每千株回干至五十株以上，主管官员降一级调用，并将该管大臣罚俸一年。”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皇帝又一次巡视永定河堤防时，写了一首五言诗，总结了植柳经验和柳树护堤的作用。诗曰：“堤柳以护堤，宜内不宜外。内则根盘结，御浪堤弗败，外惟徒饰观，水至堤仍坏。此理本易晓，倒置尚有在。而况其精微，莫解亦奚怪。经过命补植，缓急或少赖。治标兹小助，探源斯岂逮。”柳树生长快，树根纵横交错，盘结固堤，并且在抗洪抢险期间，可以随地砍伐柳树应急，迅速省时。以植树比喻做官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有乾隆植树碑一通，正面刻有乾隆御笔题写的《种松诗》一首：“清明时节宜种树，拱把稚松培植看。欲速成非关插柳（柳最易活，折枝插地即成，根亦易长，种树十年计盖谓此。若松柏二三十年尚不入观也），挹清芬亦异滋兰。育材自合求贞干，絜矩因之思任官。待百十年讵云远，童童应备后人观。”落款为：“种松戏题，丁未仲春中浣御笔。”据说此碑原为圆明园遗物，在八国联军焚毁圆明园后移至未名湖畔。乾隆在诗中阐述了两个道理：一是清明时节宜多植树。植树好处多多，除了可绿化家园，观赏美景之外，还能预防风灾，改善生态环境。二是以植树比喻做官。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他解释说种柳树最容易成活，插枝即可，而且生长快，十年就可以成材，而种松树则不然，二三十年也很难长成参天大树，成林遮荫。做官和种树一样，不能立竿见影，马上见到成效，也许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以后才能见到效果。所以当官不能一蹴而就，要有实干精神，心怀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前人植树，后人乘凉。

美食大家纪晓岚文 / 孔润常纪晓岚（1724～1805），名昀，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又号观弈道人，孤石老人。清代直隶河间府献县崔尔庄（今河北献县）人，自幼聪颖过人，有“神童”之称，以博学多闻著称于乾隆间，曾总纂《四库全书》，又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热河志》。晚年著文言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有《纪文达公遗集》传世，并能诗及骈文。他不仅是个富有智慧与幽默感的文化名人，而且还是一个美食家呢！纪的食性与众不同，平生不吃米饭，进餐时只用猪肉10盘，熬浓茶一壶即可。宴请客人时，桌上水陆肴馔，精美洁净，但他又举箸邀客，自己则光吃肉而已。曾有客见纪晓岚吃饭，其仆人捧上火腿一大碗，约三斤，他边说话边吃，一会儿便碗底朝天。后纪晓岚年至八十，仍强健如故，日食肉十余斤而不啖一谷，纪晓岚吃肉的本领，古今罕见，称之为“吃肉大王”亦未尝不可。纪晓岚一生步履遍及华北、西南、西北，见多识广，学问渊博。又由于长期担任清廷高级官吏，出入皇室及显贵之门，门生故吏遍及天下，故得以品尝各种山珍海味、名肴佳馔、奇瓜异果、香茗陈醪，对饮食有独特见解，并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宦海沉浮，他在仕途中，曾被发遣到乌鲁木齐数年，品尝了许多珍奇的新疆肉食，如吃了骡肉后，他感到其肉“肥脆可爱”。吃了北疆大漠中的独峰野骆驼，感到其峰肉切小块后烧了吃“极肥美”，并认为“杜甫《丽人行》所谓‘紫驼之峰出翠釜’当即指此。今人以双峰之驼为八珍之一，失其实矣”（见《阅微草堂笔记》）。纪晓岚对福建当地吃猫的方法也很感兴趣。他在《阅微草堂笔记》一书中作了介绍：“得猫则先贮于石灰于罂（一种大腹小口的坛子），投猫于内，而灌以沸汤。猫为灰气所蚀，毛尽脱落不烦撏治；血尽归于脏腑，肉白莹如玉。”认为那味道胜过小母鸡十倍。纪晓岚认为吃名菜的风尚和爱好，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如金时，人们认为沈阳产的鲟鳇鱼是名贵的菜肴，清时也重此菜；金时，重天鹅肉，清时则已不重；辽时重宣化黄鼠，明人尚重之，清时已不重……说明人的口味，也是随时代不断变化的。纪晓岚身居朝廷要职，山珍海味已成为他家的寻常之菜。他曾说，八珍中的熊掌、鹿尾等是常见之菜，只有驼峰由于出自于塞外，不能常吃。一次，友人赠他用锦函包装的、特异的海外山珍——猩唇两枚。他打开一看，这是“自额至颏全剥而腊之，口鼻眉目，一一宛然，如戏场面具，不仅两唇”的珍贵食品。由于他的私人厨师不会烹制，只好转赠好友，友之厨师仍然不知烹制之法，又转赠他人，后来甚至不知道转落到何处，致使他深为叹息：“迄未晓其烹饪法也！”可见，尽管他才富九车，知识渊博，然而对某些烹饪之法，亦只能望洋兴叹了。责任编辑/刘颖

左宗棠请『美食家』吃饭文 / 张军霞清朝重臣左宗棠在担任陕甘总督时，曾经很赏识一个姓吴的部下，这人是世家子弟，非常有才华。一次，左宗棠打算将一件重要的差事交给吴某完成，却有好几个人表示反对，有人说：“吴某有一个怪毛病，他在饮食方面非常挑剔，无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对饭菜味道的要求都很苛刻。自称‘美食家’的他，甚至对吃饭使用的餐具也十分讲究，一旦有什么地方不合心意，就会对下属大发雷霆，弄得人心惶惶，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委以重任呢？” 左宗棠听完，什么也没说。第二天天还没亮，左宗棠就派人去找吴某，说是要请他吃饭。当时，吴某还没起床，听说左宗棠要请自己吃饭，胡乱穿了一身衣服，急忙跑了出来。吴某来到左宗棠的住处，侍卫将他领到一间空荡荡的房子里说：“总督大人让您在这里等他。”吴某从早晨等到中午，连左宗棠的影子也没等到。他饥饿难耐，却又不敢走开，只好硬着头皮继续等。傍晚时分，外面终于传来脚步声，走进来的却是一名侍卫，他拿来一壶水，又放下一个做工非常粗糙的茶碗，然后很快就离开了。吴某已经渴得嗓子冒烟，顾不得挑剔茶具，一口气喝了两大碗水。过了一会儿，侍卫又端来糙米饭和青菜，吴某饥不择食，狼吞虎咽地吃了三大碗。当吴某打着饱嗝放下碗时，左宗棠终于走了进来，用十分抱歉的语气对吴某说：“临时有紧急公务需要处理，让你久等了，真不好意思呀。”说着，左宗棠吩咐侍卫将山珍海味送上来，满满地堆了一桌子，然后很热情地劝吴某吃菜。吴某已经吃饱，再也咽不下一口食物，他只好连连辞谢。这时，左宗棠才笑着说：“一个人在饥饿的时候，不管多么糟糕的食物也能吃，一旦吃饱了，就算山珍海味也无法品尝出味道了，可见食物的味道并没有一定的好坏呀。”吴某听完，感到十分惭愧，从此他不再自称“美食家”。有时候，直接指出一个人的缺点，不一定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不如采取另类的方式让对方醒悟，反而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责任编辑/文页

烧鹿尾缘何退出“国菜” 文 / 北晚烧鹿尾（音同“以”）是清代名菜，列在“满汉全席”中，其主料是鹿的尾巴，用满族传统做法烹饪而成，因皮烂肉香，汁红色亮，味道醇厚，被赞为“味中奇”。清代美食家袁枚在《随园食单》中说：“鹿尾。尹文端公品味，以鹿尾为第一。然南方人不能常得。从北京来者，又苦不新鲜。余尝得极大者，用菜叶包而蒸之，味果不同。其最佳处，在尾上一道浆耳。”鹿尾不仅味道美，还是药材，有补益身体的功效，药典上称它“暖腰膝，益肾精，治腰脊疼痛不能屈伸，肾虚遗精及头昏耳鸣”。鹿尾制作非常复杂，先将其由尾椎骨处割下，挂起阴干；或将割下的带毛鹿尾，入水中浸润，取出，除去根部残肉、油脂，剪去毛茸及外面老皮，再用海浮石（即石花，主要成分为碳酸钙，并含少量的镁、铁及酸不溶物质，多采自海中，故称为海浮石）搓光，用线穿挂通风处阴干，后置干燥处，宜多翻晒。带毛称毛鹿尾；不带毛称为不带毛鹿尾。干燥的鹿尾形状粗短，略呈圆柱形，质坚硬，气微腥，一般以马鹿尾为好，梅花鹿尾瘦小，甚少采用。烧鹿尾原料难得，成品味道佳，且能补益身体，因而成清代“国宴”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但在烧鹿尾受宠的背后，还有一个原因，即它源自关外，是“满席”的代表。虽然满汉全席名义上兼收并蓄、不存偏见，但背后有用“满席”压“汉席”的倾向，在烧鹿尾走红的时代，出自“汉席”的燕窝、鱼翅明显受排挤。燕窝是雨燕科动物金丝燕及多种同属燕类用唾液和绒羽等凝结所筑的巢窝，因其中杂质、污物太多，需专业人员精心挑选，且原料难得，主产自菲律宾西至缅甸沿海附荒岛的山洞里，人工采收极为困难，古人认为燕窝营养丰富，可以强身健体，故明代燕窝成为宫廷宴席之尊。鱼翅是鲨鱼鳍中的细丝状软骨，是用鲨鱼的鳍加工而成的一种海产珍品，本身并无滋味，也无特别营养，倒是有铅超标之虞。但材料难得，因此被列入宫廷宴席中，仅仅是为了表示奢华而已。由于鲨鱼是保护动物，采收鱼翅危及鲨鱼物种的生存，在今天，吃鱼翅已被认为是不文明、不环保的做法，但在元代、明代，鱼翅被认为是最尊贵的食品。从乾隆膳食档案记录册看，不仅没有燕窝，连出自汉席的鱼翅、海参亦很少见，周边国家进贡的鱼翅、海参等，往往只做皇家赐礼，转手赠给近臣，直到慈禧时，燕窝才受到重视，但鱼翅仍被压制，只能列入小炒中。清朝灭亡后，满汉全席受到排挤，一度改称大汉全席，其中满菜又被剔除。据郭文纳先生文章介绍，1913年10月10日，意大利参赞代办丹尼尔·华雷和《泰晤士报》驻京记者乔治·莫理循应邀参加了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仪式，并记下了宴会菜品清单：燕窝、煮鱼、鱼肉菜品、炖鸭、虾肉菜品、蔬菜、炖鸡、水果罐头、菠萝炒肉丝、新鲜水果、鸡蛋糕、咖啡。从这份清单看，燕窝卷土重来，而烧鹿尾却被清理门户，“吃燕窝而不吃烧鹿尾”，清晰地传达出鼎故革新之意。时代变化，竟至于连累一道菜，也属无可奈何。

清廷“扶起来”的盘扣文化 ■王历芳强晓倩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氛围中，中国古代服饰文化仿佛一簇簇植根于神州大地的春兰秋菊，透射出一股浓浓的东方情愫，散发出别具一格的中国情调。每每映入脑海的要么是那“冠冕堂皇，上衣下裳”的秦汉服饰；要么是那“兼收并蓄，华彩倾城”的唐朝服饰；要么是那“古朴自然为风尚”的宋朝服饰；要么是那“古雅遗风与精美工艺共存”的明朝服饰。直至有清一代，满人入主中原，满族服饰的融入，一向以系带为主的古代服饰，转向了以盘扣为主的服饰风尚。这一细节上的变化，成为了传统服饰文化的经典配饰，同时也是服饰文化史上划时代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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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马牛不相及的满族剪纸原创：滨海满族滨海满族今天撰稿：马奇各地以旅游带动经济发展，大力增强服务业竞争力，这出发点是好的。但在文化建设上真真假假，出了不少笑话。有的地方，大力弘扬满族文化，建立了满族文艺团体，可看了他们的演出才发现，他们穿的演出服并不是满族特色的服装，而是汉族人跳秧歌的服装，让人贻笑大方。现在，很多满族村为了打造旅游特色纪念品，纷纷推出满族剪纸作品，这些剪纸红红火火，很吸引眼球。但了解满族文化的专家学者不难发现，这标签上虽然写着是满族剪纸，但剪纸工艺与内容题材并不是满族特色。细了解发现，这个满族村根本就没有满族剪纸，几个老太太剪纸都是最近才学的，而且是和汉族人学的，剪纸风格是典型的河北蔚县满族剪纸，和满族文化关联不大。为什么满族村热衷于打造满族剪纸呢？主要原因在于剪纸相对于萨满祭祀、戏曲曲艺要简单的多，容易掌握，也容易造假。上网买一些剪纸，就冒充某某满族村满族剪纸，这样做比较方便。但长此以往，不但欺骗了消费者，而且也造成了满族文化的错误传承。满族文化，博大精深，不可以弄虚作假，以次充好。为了子孙后代，还是应该把满族文化做的真一点，实一点。恢复满族剪纸，本来是件好事，既然做，就要禁得起推敲，任何事情，外行都是做不来的。咱们满族人，最讲究实实在在，千万不要为了一时的小利，扭曲了满族文化的传承。不要让虚假劣质的满族剪纸成为满族旅游的名片。

绚绘衣冠广述怀来—皇清职贡图册页本浅析 □ 徐建霞乾隆时期，清朝的统治地位已经稳固，不再有大规模的反清战争，逐步建立了对边疆各民族地区有效的管理方式。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清朝的财政收入不断增长，对外交往也日益增多。中国的统治者历来有绘制《职贡图》传统，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包含民族最多的一个王朝，所绘制的《皇清职贡图》也是中国历史上绘制时间最长、流布范围最广的《职贡图》。一、《皇清职贡图》编纂始末图1 册页本职贡图第一册封面

清代东珠的采集与使用 □李芝安 Dongzhu was river beads produced in the Henlongjiang River, Wusuli River and Yalu River, the northeast China.Dongzhu was so rarely available with fine quality that it must be used according to the quite strict regula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一.清代东珠的产地及采集东珠，是产自中国东北黑龙江、乌苏里江、鸭绿江等流域的野生河珠，质地圆润硕大，色泽晶莹透彻，且得之不易，弥足珍贵。清太祖努尔哈赤曾说：“鸭绿江自山南西流入辽东之南海，混同江（松花江支流）自山北流入北海，爱滹江东流入东海，三江孕奇毓异，所产珠玑为世宝重。”乾隆帝也曾言：“东珠出混同江及乌拉宁古塔（今宁安县）诸河中，匀圆莹白，大可半寸，小者也如菽颗。王公等冠顶饰之，以多少分秩，昭宝贵焉。” 清廷对东珠的采捕有着严格的规定。顺治七年，设置乌拉总管，隶属内务府管辖，停止宗室派人于乌拉之处采捕东珠。乌拉为古城名，是打牲乌拉的简称，它的故址在今吉林省吉林市乌拉街。明万历年间，努尔哈赤率兵攻占了乌拉城，当地的女真人终年以打猎、采珠为生，故以打牲乌拉为城名。康熙年间，再次加以限制，禁止宁古塔居住的乌拉人采捕东珠。如有违者，为首者拟绞监侯，协从者带枷两个月并鞭笞一百。乾隆年间，对隐匿与盗卖者又作了详细的处罚规定。对其为首者给予降职、革职等处分。为了防止东珠流入民间，还在山海关设置关卡，根据检查获取珠子重量的多少给予相关人员立功、奖赏。如查获不利，则分别降三级使用及杖八十的处罚。从此真正实现东珠“非奉旨不准许人取”的朝廷专属。从顺治以后至康乾盛世，由于宫廷服饰制作及器物装饰日益精良、华美，因此，宫廷对东珠的需求日益增多。为了满足宫廷的需求，保证东珠的供应，打牲乌拉总衙门专门设置了采珠机构——珠轩，它是由“打牲乌拉”的旗人组成。按其所属，上三旗之珠轩，其贡赋上交宫廷，直接由内务府统管；下五旗之珠轩，其贡赋交诸王、贝勒、贝子诸府，由内务府代管。据吉林省档案馆藏同治七年吉林将军关于打牲乌拉总管衙门采捕东珠给两宫皇太后的奏折中，记录了同治七年，打牲乌拉上三旗捕得530颗东珠上交内务府的情况。东珠采捕到了康熙中期已达相当规模，当时所用大小船只几百艘，牲丁上千人，督察官员数十人，组成浩浩荡荡的采珠大军前往产珠的江河作业。如未准采捕，则派人监管，防止出现乱采和流散现象。按照清制，并非每年都进行东珠采捕，而是每年的七月，由吉林将军向朝廷上奏，以请示决定第二年是否进行采捕。如获准采捕，则在第二年的四至八月进行。东珠的采捕十分艰难，在乍暖还寒的四月跳入冰冷的江河中采捕珠蚌，其刺骨的寒冷可想而知，尤其是上等东珠的得来更为不易，有时在盛满船只的成百上千的珠蚌中才能得到一颗上好的东珠。这正如乾隆帝在御制诗《采珠行》中发出的感慨：“百难获一称奇珍”。又据《内务府奏案》记载，乾隆二十五年，打牲乌拉（今吉林省吉林市北）共捕得东珠2119颗，头等东珠仅23颗；乾隆二十六年，捕得东珠2000颗，头等东珠仅18颗。可见东珠何其珍贵。清朝对东珠的采捕与珠轩的发展，也同清朝社会的发展一样，历经顺治初兴，到康熙、雍正、乾隆走向鼎盛繁荣，嘉庆、道光则转向衰落，直至道光七年停采。光绪末年虽有珠轩，但已是名存实亡。二.清代东珠的使用东珠因硕大饱满、圆润晶莹，并且能散发出五彩光泽，用它制成的首饰光彩熠熠，尽显高贵奢华。因此，它受到清代宫廷的青睐而在皇帝和后妃的首饰及器物装饰中普遍使用。同时，由于东北是满族的发祥地，钟爱并珍视产自东北的特产东珠，也是清朝统治者籍此表示对祖先的尊崇和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秉承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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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马褂和坎肩赏鉴 ——以沈阳故宫藏品为例文/张正义马褂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骑射、狩猎时穿在长袍外面的一种短褂，并因此而得名。《清稗类钞》载：“马褂较外褂为短，仅及脐。国初，惟营兵衣之，至康熙末，富家子为此服者，众以为奇，甚有为俚句嘲之者。雍正时，服者渐众。后则无人不服，游行街市，应接宾客，不烦更衣矣。”清代赵翼《陔余丛考》载:“凡息从及出使者皆服短褂、缺襟袍及战裙。短褂亦曰马褂，马上所服也。疑即古半臂之制，……既曰半臂，则其袖必及臂之半，正如今之褂，其无袖者乃谓之背子耳。”由此可见，马褂是由清初营兵的行服褂演变而来，康熙时民间始有穿用者，至康熙时，已发展为男女皆宜的穿于常服、便袍、衬衣之外广受青睐的日常燕居服饰。男女款马褂形制有所区别，男款为圆领（晚清有圆立领）、对襟、身长及胯、有开裾。袖长者及腕，短者及肘，平袖端。面料多为素色丝绸、暗花丝绸、皮毛等为多。女款为圆领（晚清有圆立领），对襟、大襟、琵琶襟、一字等开襟，身长及胯，左、右开裾（也见后开裾）,领、袖、襟边饰比男款繁复，平袖端，多以绣工精美的丝绸为面料，穿着时马褂的袖短于里衫，露出层叠的袍袖，以此为美。坎肩古已有之。东汉刘熙《释名·释衣服》载：“裲裆，其一当胸，其一当背，因以名之也”；清初毕沅的《释名疏证补》云:“当背当心，亦两当之义也，今俗谓之背心”。清代《清稗类钞》载：“半臂，汉时名绣裾，即今之坎肩也，又名背心。隋大业时，内官多服半臂。《说文》无袂衣谓之裆。赵宧光《长笺》曰：半臂，衣也。武士谓之蔽甲方，俗谓之披襖。小者曰背子，与古之裲裆相似，其一当胸，其一当背，亦作两当”。可见，坎肩的雏形在汉代就已出现。历史上的裲裆，以布帛制作，男女皆可穿用；以铁或皮革制成的裲裆则是军士使用的防身甲衣。宋代曹勋的《北狩闻见录》中已有穿用背心的记载。清代，坎肩又称紧身、马甲、背心，圆领（晚清出现立领）、无袖、左右开裾、身长及胯，穿于便袍、衬衣、氅衣之外，颜色搭配随意，实用方便，装饰效果好。有大、小之分，大坎肩衣长过膝，襟分对襟和大襟；小坎肩衣长及腰，襟分大襟、对襟、琵琶襟和一字襟等款式。清代在江宁、苏州、杭州三地设立官局织造，是沿袭自宋代以来历代封建官府在江南经营丝织工业的旧制。此外，在京师设立了内织染局，形成了《大清会典》所载的“在京，有内织染局。在外，江宁、苏州、杭州有织造局，岁织内用缎匹，并祭祀制帛、诰敕等件,各有定式，凡上用缎匹，内织染局及江宁局织造；赏赐缎匹，苏杭织造”的官营丝织业制度。清代宫廷内用服饰面料几乎都是来自苏州、江宁、杭州三织造以及内织染局所生产的上等丝绸。三织造规模庞大、资力雄厚、工艺精湛、分工细致，代表了清代织造技术的最高水平。三织造是按宫中内务府与如意馆绘制的服饰小样制作包括马褂和坎肩在内的宫中服饰的。以《宫中朱批奏折》的记载为例，光绪二十年二月八日：“著三处织造织办龙袍褂面，氅衣、衬衣、马褂、紧身等件，各随本色本花样边，赶紧照单织办，限于本年十二月内解京……。”三织造又各有不同的织造工艺特色和织物优势，例如苏州以刺绣、缂丝见长；杭州湖丝品质优良；江宁织金妆花最为著名。三织造精湛的织金、妆花、缂丝、织暗花、素织、彩绣、纳纱等工艺加之精良的丝织品，成为制作华美的包括马褂和坎肩在内的宫廷服饰的技术与物质保障。包括马褂与坎肩在内的清宫便服面料所饰图案以传统吉祥图案为主。清中期以前，图案较单一，多为团龙、团寿等纹样。清中晚期，织物的装饰纹样取材广泛，种类多，多以写生手法为主，包括植物花草和动物鸟兽等自然事物的图案及福寿卍字、八仙八宝等吉祥纹样图案，以及各种纹样的变化与组合，它们所包含的象征意义代表了中国的民族文化和风俗及传统伦理。满族服饰的特点是以镶边为贵。镶边包括皮毛缘边和镶滚两类。入关前满族喜尚皮毛。《建州纪程图录》中记载努尔哈赤的袍服以裁剪的貂皮条为缘饰，诸将袍服则以貂、豹、水獭、山鼠皮等作缘饰。皇太极时期的贝勒、大臣冬季穿貂裘袄，衣出锋毛，戴尖樱貂帽或貂鼠团帽。入关后直至清末，皇帝的冬朝服、端罩、冠帽等皮毛装饰及制品仍占相当重要的地位。清代裘皮服饰对身份等级及许用皮毛的种类都规定明确，按级别等差穿用。满族服饰以名贵的毛皮条，镶于衣襟、袖端的内侧作缘饰，称“出锋”，不仅皮袍、绵袍，有些夹服也是如此，以示尊贵。清宫的马褂和坎肩也不乏以皮毛装饰者。除皮毛缘边外，清代服装尤其是女装的缘饰以镶滚繁复为主要特色。缘饰的镶滚有着从简到繁的演变过程。清初，国家初定，生产发展水平较低，服饰上则禁用奢侈。这方面史料很多，如顺治三年禁庶民用缎绣之服；康熙元年禁军民人等以蟒缎、妆缎、金花缎、片金倭缎，貂皮、狐皮、猞猁狲皮为服饰，以后又禁官吏服饰奢谮，禁服用奢侈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清初服饰注重实用性，少有装饰，女装缘饰端庄肃穆，甚至仅为一道细窄的滚边。康熙晚期至雍正时期，服装缘饰逐渐有所发展。从雍正时期的《十二美人图》和《雍正行乐图》可以看到，满族贵族女装的衣纹简洁朴素，缘饰也仅为一道花边镶滚，素雅质朴。乾隆年间，经济发展，手工业及织造技术进步，经济作物如棉花、蚕桑的发展十分突出，为清代服饰的繁荣奠定了工艺和物质基础，服饰逐渐讲求装饰性。面料愈加追求装饰性，女装的镶边，不再是清初朴素的皮边饰或者简单的一两道绦边装饰，而是受汉族女装的影响逐渐变为织绣绦边。缘饰的纹样配色、绦边等工艺及材料也逐渐丰富，至清晚期，发展为追求繁复，以繁为美。《清稗类钞》载：“咸同间，京师妇女衣服之滚绦道数甚多，号曰十八镶。”这种繁饰风尚追求繁琐、夸张的装饰效果，有的镶滚之重甚至几乎掩盖了服装面料之本色。女装缘饰在清晚期发展到了历史的巅峰。清宫马褂和坎肩的缘饰也是如此。总之，包括马褂、坎肩在内的清宫服饰装饰风格及纹饰多样，织造精湛，文化意蕴丰富，或简洁素雅，或繁缛奢华，各具特色，个性鲜明，反映了当时的审美情趣，至今仍然是传统民族服饰创新的无尽源泉。本文选取二十余件沈阳故宫藏清宫马褂和坎肩，对其做综合性描述，希望使研究者对清代的历史文化、宫廷生活、艺术审美有所认识，对传统服饰的发展和创新有所启迪。◄ 图1：清嫩绿缎织浅粉色花蝶夹坎肩身长92厘米，腰宽72厘米，下摆宽85厘米，女款坎肩。圆领，对襟式，裾左右及后开裾，短身无袖。嫩绿缎面，其上满织浅粉色花蝶纹，明黄色绸衬里。镶蓝缎挖花蝶、团鹤纹边，蓝缎面织造精致，采用“挖花”技术织花纹，提花规整，花纹清晰，富浮雕感。前胸上、下部及两腋开衽处，均作如意云头形镶边。清晚期便服中如意云头装饰盛行，以繁复的工艺，缤纷的色彩将如意云头装饰发展到便服装饰的历史顶峰。此坎肩分别在四处作如意云头镶边，装饰效果显著，反映了当时的审美时尚。坎肩用色深浅对比强烈，配色协调而醒目。前襟云头形镶边下部钉缀飘带两条（缺失一条），所缀钮扣已缺失。现为沈阳故宫国家二级文物。

浅谈传统清宫风格在餐饮空间中的运用庞莹莹熊瑶（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210037）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化的未来城市是我们所期望的，但是我们不能够逐末舍本，遗忘中华五千年的文明，我们需要将非遗文化融入到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清代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朝代，其中的非遗文化数不胜数。通过文献查阅等方式了解并分析清代初期传统的清宫元素，探索如何在墙面造型、顶面造型、小品造型上创新运用清宫元素来打造现代的室内餐饮空间，并渲染出传统清宫餐饮空间的意境。对未来清宫风格的餐饮空间进行展望。从“清宫”到“餐厅”，打造一个清宫风味十足的餐饮空间。关键词：室内；现代；创新；清宫元素为了满足人们日益精微的审美需求，现代餐饮空间设计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目前有许多常见的设计元素被设计师运用在餐饮空间之中，但是在现有的餐饮空间中对于清代宫廷元素的运用少之又少，大部分人认为清宫元素过于繁复，不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如若我们去糙取精，选取最具代表性的清宫元素，给繁复的元素图案做减法，为空间意境的营造做加法，便能使其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在给顾客带来传统宫廷文化享受的同时，更可以将清宫文化深入人们的内心，起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一、传统的清宫建筑 1.造型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清宫元素体现在其建筑风格上。中国传统宫廷建筑历史发展悠久，由台基、屋身和屋顶组成，其中屋顶最具有特色。传统宫廷建筑元素品种非常丰富，其中一些元素可以不经过任何的修饰就可以应用到现代餐饮空间中去。例如建筑上的造型、色彩、图案纹样等元素。 2.色彩金龙合玺是清代官式建筑最为荣贵的元素，其色泽浓艳代表着当时宫殿的显著地位。台基运用砖石固有的颜色；晶莹剔透的白色大理石运用在重要建筑之中；皇宫及孔庙运用最为尊贵的红与黄，王府及寺观运用墨青色，天坛运用象征天的蓝色。在室内餐饮空间的设计之中，可大胆的运用这些颜色进行搭配，创造独特的视觉体验。 3.意境清代建筑的艺术风格有很大改变，在室内餐饮空间设计中运用清宫元素要兼顾软装和硬装，使其最终效果更加接近现代人的品味。复杂与简洁在于我们对元素的选择，用“少”的设计表达“多”的寓意，争取能够营造出令人流连忘返的清宫主题餐饮空间。在中国，意境的营造总是脱离不了玄学的指引。亦可说是脱离不了风水的羁绊，风水亦谓堪舆，其揭示的是在表象内潜在的文化内涵。在室内餐饮空间的设计之中亦要十分注重各物品物件摆放的位置。清宫风格的规划布局讲究阴阳五行的宇宙观，颜色运用也充满着深奥的风水意味。宫墙、柱子均用朱红色，红生而为火，浴火中生中央土，寓意皇家千秋万代江山永固。在易学风水中社稷坛中的五色土，南方属火，其色为红;北方属水，其色为黑;东方属木，其色为青;西方属金，其色为白;中央土为黄。皇帝将天下四方的土收集于此，象征四海之内尽归天子，祭祀五色土可以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只有通过玄妙的意境的营造，才能够透彻的去体会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真正的去了解文化的本质。二、传统清宫非遗文化目前的设计竞争主要还是在于文化竞争。在室内餐饮空间中加入文化传承，是一种新的流行趋势，新的亮点，使其具备更加深刻的文化内涵，吸引更多的人。餐饮空间不再是孤立的商业属性空间，具备了更多的文化属性。时尚潮流是瞬息万变的，只有文化经久不衰。传统的清宫非遗文化主要有昆曲、“打树花”、绒花。 1.昆曲据文献记录，昆曲发展与乾隆年间，其中折子戏为最胜。作为一种艺术文化，昆曲糅合了唱、打、舞，其以典雅的言辞，婉转的行腔，细腻引人的表演著称。昆曲是人类口述和非遗产文化的代表作之一。昆曲的表演可以作为餐饮空间的一大亮点，在吸引人们的同时宣传文化，是百戏之祖，是文化之最。 2.“打树花” “打树花”作为古老的民间节日文化之一，是非遗产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古老技艺，其具备的独特性，体现的是500余年历史中古代工匠的智慧结晶。古人云 “富人放烟花，穷人打树花”，铁匠们运用自己的双手，从打铁中得到灵感发明出的“打树花”，敲击出历史的回音，回击贫穷带来的不愉。贫穷的只能是生活的表面现状，精神上的富足能够创造出不一样的思想火花。表演的时候，匠人们身着厚重的皮袄，露出健壮的臂膀挥洒着新出炉1600多摄氏度的铁水到古城墙上，迸溅出人们眼中耀眼夺目的千万朵火花，犹如舒展开繁华叶茂的树冠，场面异常壮观。随后深深的映入人们的心中，久久难以忘怀。 3.绒花绒花在康熙、乾隆年间盛极一时。在造型上，可与真花相媲美；在寓意上，绒花谐音“荣华”，从中可以看出吉祥寓意。因此无论是在皇宫还是在民间都受到喜爱。清宫中，绒花多用于后宫的嫔妃们的饰品之中。每当花朵盛开，将其在露水尚未干透之时，别在发髻两旁，低眉浅笑，不失为一副绝美景色。其中紫色绒花最为突出，因紫色在古代是彰显身份的颜色。在民间，多用于装饰用品，更是有声势浩大的“花市大街”的节日活动。用绒花做装饰的习俗由来已久。三、清宫元素在餐饮空间中的运用及创新 1.顶面造型传统清朝宫廷建筑的顶面造型多以繁复的图案为主，天花的造型也是多种多样的，主要以代表祥瑞的龙凤图案作为天花藻井的中心图案。传统清宫建筑的顶棚一般为井口顶棚，在此基础上加入顶棚彩画。在将其运用在餐饮空间的顶面设计时，不直接应用清代繁复艳丽的天花藻井的造型，而是保留井口的样式，轻装饰，轻彩绘，将顶面造型简化，做成符合现代人审美的天花样式。简约的线条，简单的清爽的颜色，不会给人压迫感，反而会在空间视觉效果上拉高整个餐饮空间。通过化繁为简，避免在层高有限的情况下直接引用清代的天花藻井，给顾客用餐造成压迫感，约束感。（见图1）图1 顶棚造型

清宫后妃氅衣的皮尔士符号学解析王竹君，邢英梅，袁萌萌，叶春喜（安徽工程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安徽芜湖241000）摘要：清代后妃氅衣作为清晚期后妃流行的日常便服之一，具有艺术符号的典型特点，是多元而复杂的符号系统。本文根据皮尔士符号学的理论，从基于“符号——对象”的符号三分法的角度，将清代后妃氅衣的符号系统划分为图像符号、指示符号和象征符号，剖析了这三类符号在氅衣中应用的特点，以期对传统民族视觉符号在现代中式服装中的传承与创新有所启迪。关键词：符号学；皮尔士符号学；氅衣；清宫后妃符号学是一种研究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所涉及的学科有哲学、语言学、文学理论、美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是上述学科中十分有用的一种分析工具[1]。现代符号学近一百年的发展迅猛，经过一系列学派的竞争更替，经过各国学者的努力，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比较完整而系统的学科[2]。近年来，符号学已成为艺术学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皮尔士符号学，由美国哲学家查尔斯·皮尔士提出，有别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创立的符号学，突出了符号的三元性，提出了符号三分法，对当今的符号学领域影响至深。本文试图从皮尔士符号学的角度，对清代后妃氅衣的视觉符号系统进行解析，探明清代后妃氅衣中符号的构成关系及其内涵，以期对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以及中式元素在现代时装设计实践活动中的应用有所启发。一、基于“符号——对象”的符号三分法（一）符号三分法的理论基础符号三分法是皮尔斯符号学理论的重要组成之一，其理论基础是皮尔士现象学的三个范畴理论，即皮尔士认为现象是由性质、事实与思维三个范畴组成的。性质，被皮尔士认为是第一范畴（firstness），是一种独立的客观存在；如果说第一范畴涉及的是事物自身的性质，那么第二范畴（secondness）,就不再局限于这一点，而是不同事物之间的联系，即事实，可以理解为若干无内在逻辑逻辑未来事件的集合。而第三范畴——思维或法则，是联系第一、第二范畴的“桥梁”，如果将第一范畴比作起点，第二范畴比作终点，那么第三范畴则可看做由起点到终点的路径。（二）基于“符号——对象”的符号三分法符号分类问题是皮尔士符号学研究的重点之一。根据三个范畴理论，皮尔士提出了多种符号三分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质的符号（qualisign）——单一符号（sinsign）——法则的符号（legisign）”、“图像符号（icon）——指示符号（index）——象征符号（symbol）”、“表位符号（rheme）——命题符号（dicisign）——论证符号（argument）”。其中，在艺术和美学领域，影响最广、最具实用意义的是根据符号和符号对象之间关系进行分类的符号三分法，即将符号分为“图像符号（icon）——指示符号（index）——象征符号（symbol）”三类。图像符号的表征方式是依据符号与符号对象间形象的类似性，以写实或模仿的方式进行。指示符号的表征方式则是利用符号与符号对象间存在的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或邻近的联系。象征符号的表征是依靠符号与符号对象间存在的某种社会约定。基于“符号——对象”的符号三分法，不仅涉及符号本身，还涉及其与符号对象的关系，以及其与解释者的关系，因此，若将清代后妃氅衣作为一个符号或符号系统来审视，这种分类法无疑是非常合适的。二、清代后妃氅衣的艺术符号性康德曾说过：“如果说一个对象是美的，以此来证明我有鉴赏力，关键是系于我自己心里从这个表象看出什么来，而不是系于这事物的存在。”[3]可见，作为人们审美对象的艺术符号，来源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是经过审美体验者心理加工过的自然存在。因此，艺术符号既具有自然客观存在的物质性，又是在其基础上提炼加工而出的，也就具备了精神性。氅衣，作为清代后妃穿着在最外面的便服，装饰华美绚烂，彰显了当时宫廷着装的流行风貌，也体现了清代服饰制度的流变，反映了满汉民族风俗文化的相互融合。清代后妃的氅衣是一个多元的、复杂的综合体，自然存在的形象、实用的功能以及表意的作用，兼而有之，故可以把清代后妃氅衣看作一种艺术符号系统。（一）清代后妃氅衣的物质性清代后妃氅衣作为一种由自然存在构成的艺术符号系统，以服装的视觉形态呈现于观察者面前，反映出设计者的意图。而设计意图表达的完整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客观的物质条件。具体就氅衣而言，即是其材质、织造工艺、装饰工艺、制作工艺及功能等。脱离这些物质条件，设计意图再好也只能是空谈。（二）清代后妃氅衣的精神性由于构成清代后妃氅衣符号系统的元素是多元的，也就赋予了氅衣多重的精神和文化内涵。这主要体现在氅衣的装饰纹样上。氅衣上的装饰纹样蕴含了装饰、吉祥、等级和潮流风向等多重意义。以龙凤纹样为例，其通常出现于后宫等级较高皇后的氅衣中，普通妃嫔是不能穿用的，这主要是受清朝服饰典礼制度的影响。但作为皇后的氅衣，其中传统的龙凤纹样的比例并不是很高，装饰纹样的题材日趋丰富和多元化，以兰花纹、海棠纹、竹枝纹、葫芦纹、百花纹等为代表的植物装饰纹样屡见不鲜，看出在清晚期的宫廷中，氅衣的装饰风格变得更加个性化。此外，有些装饰纹样还有迎合主位喜好之意。如在氅衣中兰花纹样是常用的植物纹样。据说，主要是因为清晚期的统治者慈禧太后，喜好兰花，也喜好穿着带兰花纹样的服饰，故后宫妃嫔为迎合慈禧太后，也多用各种兰花纹来装饰氅衣。三、皮尔士符号学观照下的清代后妃氅衣（一）图像符号皮尔士认为，一个符号必然与其所指称的对象存在某种联系，比如相似关系、因果关系、承接关系等。如果符号与其符号对象的表征方式是依赖于相似性，则这种符号可称为图像符号。许多艺术作品均可归为图像符号，如绘画、雕塑、照片等。图像符号在清代后妃氅衣这一艺术符号系统中是很常见的，特别是在装饰图案和纹样中。如兰花、海棠花、翠竹、藤萝、葫芦、鹤、蝴蝶、蝙蝠等动植物的形象均可以在清代后妃氅衣中寻得，这些纹样的图像呈现在人们面前时，能立刻让人们脑海中浮现其所指称的对象。当然，氅衣上的这些图像符号的表现方式跟绘画、雕塑、照片等符号略有不同，是设计者以针为笔、以线为墨，在纺织品上针凿出来的，或写实、或抽象，均能显现御用服饰的绚丽多姿、奢华典雅。皮尔士还认为：“图像是这样一种符号，它具有一种赋予意义的特性，即使对象不存在。”这句话揭示了图像符号既可以表征现实存在的对象，也可以表征虚化的、现实中实际不存在的对象。氅衣中的龙凤纹样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图像符号。“龙”和“凤”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典型的动物形象，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谁都没见过真龙或真凤，它们并非客观存在，而是人们脑海中的幻像，被设计者以图像符号呈现于氅衣之上，以代表某种特定的含义。表1 清代后妃氅衣的色彩指示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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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烟囱居然不在屋顶上！文图/高维国在我们的认知里面，烟囱一般都是建在房子的屋顶上的，但东北传统民宅的烟囱，与南方的有很大不同，形成了一大怪！那么，东北民居把烟囱建在哪里了呢？东北传统的民宅烟囱不是建在山墙上方的屋顶，也不是从房顶中间伸出来，而是立在距房山墙三四尺远的地面上。这种烟囱独立垒起，有圆也有方，下粗上细，逐级上敛，像一座小塔，高出房檐约数尺。这种在房屋外侧竖起的烟囱，民间叫做“落地烟囱”、“跨海烟囱”，满语则称之“呼兰”。落地烟囱源于山林中满族人的住宅。由于他们住宅屋顶是用桦树皮或茅草覆盖，关东冬季风特别大，人们烧炕做饭多用茅草、树枝，往往燃烧不尽。如果将烟囱附在墙壁上或设在房顶上，烟火一旦被大风抽出去，落到屋顶上，很容易引起火灾，危害极大。所以，就把烟囱设在距离房子稍远一点的地面上，比较安全，经久耐用，成为了东北房屋建造的一大特色。落地烟囱，通过有内留烟道的矮墙搭建连通屋内火炕的炕洞，俗称“烟囱桥子”，烟火经过炕洞循环，再经过烟囱桥子，到烟囱口时，已经没有半点火焰、火星儿存在，也就很少发生火灾了。最早的落地烟囱，是用森林里被虫蛀死的中空大树做成的。将中空的树干截成适当长度直接埋在房侧，为了防止裂缝漏烟，人们就用藤条上下捆缚，外面再抹上黄泥，落地烟囱就建成了。满族人走出山林后，这种烟囱就被带到了东北汉族居住的地区，并逐渐被汉族人所接受和传承，由此也就形成了东北“烟囱立在山墙外”的奇妙一大怪。建落地烟囱时，要在地平面上事先挖一个浅坑，俗称“狗窝”。“狗窝”要位于烟囱的正中间，这样可以防止“倒呛风”（冷气倒灌），有了它作底，烟囱一般就不容易“犯风”了。落地烟囱的高度要明显超过房檐，这样就不会因房屋遮挡而出现“窝风”的现象，这样就使得烟囱更加顺畅好烧。落地烟囱在使用过程中，一些人家往往还要在烟囱的顶端套上一只荆条筐，以避免灌入雨雪，从远处看好像戴了一只奇形怪状的帽子，别具关东民宅之韵味。

这就是传说中的赫哲十大碗，光看一眼就馋晕了

「吃货」康熙橘玄雅食物面好，猪好，除此之外，肉硬而无味「先用凉水或用热水洗净，后用热水泡片，时不拘冷热，皆可食得。其味相鲜瓜，水似桃干蜜水。有空处都用葡桃添了。」—— 这可不是美食菜谱，而是地道的清代上谕，是康熙帝收到了哈密「回回」送来的土产「晒干甜瓜」后，寄给北京宫廷中的后妃们时所附上的亲书「食用方法」。康熙帝时代，清宫中的饮食还没有形成如清中后期的那种奢华，但是在康熙朝各种档案中，都能见到与「吃」有关的记录。而且不得不说，康熙帝对于「吃」是十分讲究的。康熙帝本身对于动植物颇有研究，每到一地，便要考察一番。而对于可食用的菜蔬、动物，他尤为关注，实际上，这是对于当地民生的一种切实考察。在巡幸盛京时，康熙帝就提到了东北的一种植物：「宁古塔所产一种果，满洲名『宜而哈木客』，释之乃『花水』二字……其味颇佳，断不让闽粤荔支之秀，朕欲赐名草荔，不知可否。」过了几年，康熙帝驻跸黄河岸边，「于此处食喀尔喀羊只，或是因水土好，异常鲜美」。而具体谈到当地的饮食时，他又说：「面甚好，朕用好面制饽，对比相视，朕等之面黑且硬，宁夏之面白且软，虽多食而易消化。」「葡萄多而好，名唤公灵荪，沿大葡萄根皆有小梭子葡萄，前食梭子葡萄然不知如此生长，实属奇怪。」到达西安之后，康熙帝又评价当地「食物面好，猪好，除此之外，肉硬而无味」，可见考察之仔细。康熙帝驻跸各地时，当地居民也经常贡与他许多美食，如其驻跸蒙古时，「每日有无数蒙古男女老少前来迎驾，奶皮子、奶子、酸奶子、奶子酒等吃得甚足，去毛羊每日进献百只……食之不尽。朕分派新满洲每日得狍四五只，每次还可猎得马鹿，得青岛子食之」。虽然有这么多地方美味，康熙帝还是要求京中给他运送食物。就在蒙古时，康熙帝上谕京中：「此处略热，想食果子，以后每报来，将文旦、九头柑、蜜桃、山芡、春桔、石榴等物装筐封固，以二马驮运来。」而在黄河岸边驻跸时，康熙帝则上谕：「朕等各色食物尽有，倘若遣送，唯送鹿尾五十、舌五十，花鯚鱼、鲫鱼、鳟鱼少送些来。其他大鱼、鳣鱼朕不食，野鸡勿送，此处野鸡多且肥。柑桔等物，虽运至亦不必送。水果、面等类，朕处自宁夏取而食之。」至于「前者进来的王瓜甚好，以后每报必须带来，萝卜、茄子也带来」等记录就更加常见了。每当在地方上发现独特的美食，康熙帝经常将其打包送到京城宫廷，与家人共享。他到喀尔喀时，「羊只……朕亲视水煮……亲执刀剔骨，装匣送之，将此谨送皇太后」；到薄罗和屯时，「打鱼所得甚多，所以照先香油煠五十尾，恭进皇太后……又猪油煠一百五十尾，照先送到贵妃处」；到张三营行宫时，「此名倒吊果，出在兰州地方，其味甚美……进呈宁寿宫」。在寄回特产的时候，康熙帝经常在上谕末端写上「在外日久甚为眷念，特意带回勿言不好」或者「物虽微而心实远也，不可为笑」等话，也经常在寄特产给太子的时候写上「送尔之食物若好，则顺便寄信说好」，体现着浓郁的亲情。满汉大臣，也多被康熙帝赐「克食」。与晚清克食多「光鲜其外」不同，康熙帝所赐的克食以各种野味为主，鹿肉、鹿尾、雉鸡、狍子都是常见的礼物，偶尔还有地方特产或贡物赏赐。对于美食，康熙帝似乎是颇有心得的，他曾将上好羊肉置于石头上烤熟，特别送与京中太子品尝，交流这种「甚古老，似无锅灶时制作」的独特野味。康熙帝对具体某种食物，也有明确的好恶，如其曾说「朕极不好荔枝……腌蜜荔枝亦不能久存，尔等与其进小荔枝，不如将大好荔枝晒干送来，还比这强」。而另一方面，康熙帝也有独特的「食补」观，曾对皇子等说：「高年人饮食宜淡薄，每兼菜蔬食之，则少病，于身有益。」身边若有臣子生病，他则说：「若用药似觉无效，则暂停之，从膳房取美食、狍肉，稍食之看。」同时，康熙帝对于自己身边人在饮食上的偏好也十分留意，其捕得鲥花鱼时，上谕说：「以此鱼不合皇太后口味，故未进呈，在此再无好物可进。」而某王爷患病时，他则说：「闻王患病，深为轸恻……王一向喜食萝卜、挂面，照前包装千净，一同带去。」特别的是，康熙帝自幼养在宫中的一位侄女嫁给蒙古郡王后，准备第一次前往蒙古郡王在阿拉善的府邸。为了安排当地迎接郡主的礼仪，理藩院将各种安排上报给康熙帝，如「令沿途地方官员出城门迎接」、「迎接时打千儿问格格之好」等，十分细致。而对于这些安排，康熙帝只有一句朱批：「银缎等物不必进，送食物即可。」是康熙帝节俭务实，还是他认为美食远比银缎等惹人喜爱，甚至是从小在宫中长大的侄女也是美食爱好者？这就见仁见智了。满族，主要以清史和满学为研究对象的自由学者。

清宫戏里的这些称呼都错 ○ 橘玄雅现代人对清代称谓的了解，大多源自清宫戏和戏曲舞台。不过，我们熟知的一些称谓其实是错的。清朝的皇帝一般自称“朕”或“我”。由于满语不分“朕”和“我”，所以大多时候用第一人称“bi”，即满语中的“我”。面对太后或太上皇，皇帝一般自称 “我”、“臣”、“子皇帝臣”、“臣我”。太上皇或太后作为长辈称呼皇帝，一般直接叫 “皇帝”，而不叫“皇上”。

灾难成就康熙伟业 ◇ 杨东晓自然灾害摧毁过兴盛的朝代，也毁灭过无数人类文明，但是中国的夏禹时期、两汉以及清代初年频繁的自然灾害，却磨砺出生生不息的自强精神和民族凝聚力。共克时艰、多难兴邦，成为灾害留给中国的一笔巨大精神财富。内乱外患不断康熙统治中国时期，是一个领土不断扩张、战火东西绵延的时代。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杨珍说，国内战争方面，有东南部收复台湾的战役，西部和西北边境长期平叛准噶尔汗国噶尔丹的战争(1720年康熙为平定准噶尔部还伐至西藏，并于康熙五十九年在拉萨立了一块“御制平定西藏碑”）；对外则是与沙皇俄国的战争。在对噶尔丹的战争中，康熙三次御驾亲征。他在自己1696年第一次西征噶尔丹的“工作日志”中写道：在第一次噶尔丹战役中，我在拂晓前已是第五次起来观察，骑马行走，越过营地。这一天，他回来宿营的时间大概是晚上11点，于是只吃了点白天的剩饭。此外还有爆发于1673年的“三藩之战”（三藩者，吴三桂、尚可喜和耿仲明），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破坏性极强的战争。宽仁君主康熙初年，为了恢复被战乱破坏的经济状况，政府实施了很多鼓励垦荒发展生产的宽仁政策。作为君主的康熙，他的宽容仁慈不仅体现在恢复人民生活的措施中，在严酷的战争中也有资料反映。反清武装首领杨起隆，于康熙十二年在北京与黄吉、陈益等三十余人密谋起兵，诈称朱三太子。八旗军对杨的起兵严酷镇压，战火中不少百姓逃往城外，有一部分群众还跟随了杨起隆。此番平乱之后，康熙大赦了叛乱首领之外的所有人，他很清楚，清廷永远无法算清有多少人卷入此案；也不能清算到老百姓头上。他向兵部尚书下了一道令，要求各级军官更多地运用安抚的手段来施政。他的理由是，那些落后地区的百姓们随了叛军，也是本能地珍惜生命，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反抗。如果清军将他们杀死，则有违帝王拯救黎民的意愿，而且剥夺了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康熙要求官兵，如果遇到猖狂的匪徒抵抗或其拒绝投降，可以杀人，但是他们的孩子和女人必须被收容安抚，不得滥杀无辜，也不要无故逮捕任何人。令康熙比较得意的一件事是，他曾经多次被群臣提醒，不能派水师提督施琅指挥对台湾的战争——施琅曾为明臣，如果给他军队和船只，他很可能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康熙传施琅觐见，开诚布公地说：有人预料你一到台湾就叛变，但依我看只有你能攻克台湾，并且我敢担保你不会叛变。康熙是对的，施琅迅速平台，证明自己是一个忠诚的将领。他的整个家族都在效忠康熙的王朝。 1697年孟夏，康熙在距离京城遥远的大西北营地听到噶尔丹被迫自杀的消息时。他如实记录下自己的思绪：在这几年里，我三次亲征，栉风沐雨跨越沙漠，并日而食。在这荒凉的沙漠里，人们以为这是在受着艰辛，但我可不这样想。所有人都能避开这些事情，但我避免不了。不断地行军作战和勤政已使我取得了伟大的成效——如果不是噶尔丹的话，我永远体会不到这些。抗灾政策的集大成者这是一位终生都在考验之下的帝王，即使没有战争，还会有频繁的大灾袭来。赫治清说，康熙年间灾害过于频繁，所以“荒政”（关于如何救灾的政策法令）几乎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在“清承明治”的基础上，康熙政府又制订出新的抗灾救济制度，并成为中国历代抗灾赈济措施的集大成之作。为了全面掌握各地灾情，康熙把明朝每年农历五月报灾，改为夏季报灾不出六月、秋季报灾不出九月——康熙执政时疆域向北扩大很多，所以照顾到北方地区夏粮收割较晚这一实际情况。得到报告以后，中央政府要派人下去勘灾，然后是蠲免（减免税收）。国家粮库对灾害地区调拨粮食，平粜、遏粜，防止灾后粮食涨价。塌了房子的给予维修费，失去亲人的发放抚恤金，施粥、施药几个月甚至大半年，但这总不是长远之计。对于灾民的长久安置，康熙采取移民的办法，四川就是一个灾民移入的大省。有了安身之地后，政府开始出台钱粮和种籽借贷政策，确保灾民在来年能有收成。至于康熙本人，则非常重视各地传来的有关天气正常和异常的报告。赫治清说，康熙是位善于学习的君王，他从西方传教士那里学到一些观天气的常识，并懂得了记录天气形势的重要性，于是在全国各地都安排亲信帮他观察与记录。康熙三十二年夏，淮徐及至江南地区大旱，到了阴历六月中才降雨。因为天气总是和粮食收成及米的价格紧密相关，所以康熙凡见到南方来人都要询问详情，“夙夜焦思，寝食不安”。康熙也曾亲自研究天气。他从清代逐日记载降水的《晴明风雨录》中摘抄下有规律的现象，并认为从中可以做出天气预报。当时康熙大致总结出的有：阴历每月初八、十八、二十、二十二、二十四这些日子下雨；在初九到十五这几天能看到月光，如果出现了云挡月，就将有一场持续几天的暴风雨。为了能够准确地判断风向，康熙还在自己的住所竖起一杆小旗子。他把自己的观察和思路记录下来，与来自各地的天气奏报做比较。这也算是农业大国国君一种特殊的勤政方式了。康熙执政的年代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抵御天灾人祸的几十年，他和他的国民都没有被打垮。赫治清这样评价灾难中的康熙时代：中央政府在救灾中创建了廉政工程并努力树立廉洁政府的形象；康熙很重视官员的“考成”（政务考评）制度，而他本人也在满汉及各族人民眼里有了一个极好的“考成”，这对于清初社会矛盾的和解以及社会和谐起到关键作用。通过不断的抗灾、亲征平乱和带头治理黄河，康熙在精神上获得一笔巨大的财富，那就是各民族的凝聚力、国家的认同感和向心力。（摘自《新世纪周刊》）

李鸿章是曾国藩选定的接班人吗 ◇刘绪义曾国藩前前后后有幕僚200来人，最终他选择了李鸿章；李鸿章也有幕僚100多人，最终他选择了袁世凯。这是一种流行的说法。是的，正是基于这种看法，不管他们的选择对与否，至少他们所选择的人都影响了中国历史，包括今天的你我。那么，李鸿章是曾国藩选择的接班人吗？这个说法看似很现代，其实是很荒唐的。在曾国藩心目中，接班人永远是他的儿子。家族的接班人也好，事业的接班人也罢，血缘永远是第一位。曾国藩是理学名儒，李鸿章学养勉强；曾国藩不乐做官，李鸿章“拼命做官”；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做自己的接班人？假如他确有接班人意识的话；相反，如果从学术上来说，算得上接班人的应是“曾门四弟子”。但是，有一点，自李鸿章来到曾国藩幕府后，曾国藩确实是在着力培养李鸿章。那么，曾国藩为什么重点培养他呢？李鸿章是曾国藩最早的入门弟子首先，李鸿章是曾国藩最早的入门弟子。李鸿章与曾国藩的缘分要归功于他的父亲李文安。李文安比曾国藩大10岁，但他们是同年进士。李文安从小身体很弱，到了13岁，别人家的同龄孩子都考上秀才了，他才读完《四书》，其父望着他都发愁，但他读书很刻苦，同龄人没考上进士，他却考上了，名次还在曾国藩之前。李文安做人忠厚，为官正直。他的官虽然做得不大，止步于知府，后来回乡办团练，因积劳成疾，1855年死于公所。此人一辈子干了件大事，那就是在曾国藩还没有成名之前，却一直与这样一个普通京官交往密切，而且早早地将两个儿子李瀚章、李鸿章送到曾国藩家里去拜师，这眼力非常了得。 1844年，比曾国藩小12岁的李鸿章参加顺天府乡试，考中84名举人，住京曾国藩宅邸受曾补习教导。 1845年入京会试，以年家子身份受业投帖拜在曾国藩门下，“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严格地讲，还是唯一的正宗弟子，因为他是行过拜师礼的。可以想见，在自己不出名之前收的弟子，与后来他名气大了，地位高了，再来拜师的人，那情感上完全是两回事。李鸿章有才，曾国藩爱才其次，李鸿章有才，曾国藩爱才。李鸿章有志有才，一生以陶铸人才为乐的曾国藩自然会对这样的弟子高看一眼。但是，将弟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又是另外一回事。“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一直是曾国藩力图改变风气的想法。是培养李鸿章做好官，还是做接班人？显然，在曾国藩心里，做官可以，做接班人不行。李鸿章一个最大的缺点不是爱钱，而是“宠荣利禄利害计较甚深”，只不过，在当时，“天下滔滔，当今疆吏中不信倚此等人，更有何人可信可倚？”这是同治五年十一月，曾国藩与九弟私下里对李鸿章的评价。因为这一点，导致李鸿章的人格就上不去。一直以自省、自律、自谦、自抑为美的曾国藩不可能让其玷污自己理学事业的名声。但是，以李鸿章之才，做官办事足够，无人能出其右。这就是后来史学家蒋廷黻对他的评价：“李鸿章之人格，能入人之脑而不能入人之心。” 入脑容易入心难，以曾国藩的修养事业，自然要选择一个能“入心”的人。在这方面，李鸿章连赵烈文都没得比。赵烈文是一个能和曾国藩谈论朝廷核心机密的人物，李鸿章却不是。李鸿章只不过是曾国藩心目中能够担当化解眼前国家困局的能臣，绝不是接续其理学事业的儒臣。曾国藩的事业紧紧地与理学融在一起，李鸿章则是将二者分开来的。李鸿章身上有曾国藩的影子其三，李鸿章身上有曾国藩的影子。甚至可以这么说，李鸿章的性格恰好是曾国藩性格中隐藏很深的另一面。李鸿章最大的一个好处是勇于任事，有胆气胆识，而且不计毁誉。这从后来系列对外战争中更加鲜明地看出来，凡是战守之策、战败之责、乞降之任都在他一人身上，他毫不在乎自己的名声。这一点不正是曾国藩的影子吗？天津教案，曾国藩就是如此。另外，李鸿章落拓不羁，开朗豪爽，办事果断，不拘礼节，不喜虚假，凡此等等，有的是曾国藩年轻时的性格，有的是他赤地立新后修炼出来的性格，有正有反。比如落拓不羁、开朗豪爽，是30岁以前的曾国藩；又如，李鸿章自己曾说：“鸿章生平不惯作伪人。”这是30岁以后的曾国藩；而办事果断，则是办事儒缓的曾国藩的反面。这正好校正了曾国藩的不足。生性儒缓的曾国藩碰到明快果断的李鸿章简直是绝配。当年在幕府时，曾国藩每有大计常犹豫再三，往往得李在旁数言而决。曾国藩评价他：“少荃（李鸿章）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 再则，李鸿章忠诚。虽然有些小聪明，喜欢耍滑头，但他本质不坏，而且能改、愿改。有一种责任感，有一种自信心。李鸿章的成长固然得益于曾国藩的悉心教导，但也离不开他自己的善于学习。这种学习是发自内心的忠诚。李鸿章后来回忆，“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 李鸿章办洋务，曾向曾国藩请教。曾国藩没有直接回答，反问他有什么打算，他只好回答说：“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曾国藩沉默良久，然后缓缓问道：“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李鸿章一听，知道老师不以为然，急忙说：“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曾国藩只是以手捋须，很久才盯着李鸿章，告诉他一个“诚”字。后来，李鸿章对人说：“我碰了这钉子，受了这一番教训，脸上着实下不去，然回心想想，我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我心中有了把握，急忙应曰：‘是！是！门生准奉老师训示办理。’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大收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师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破的呢？” 曾国藩的衣钵，李鸿章无能为力这种忠诚，一般弟子是做不出来的。曾国藩并没有看错李鸿章。曾国荃久攻南京不下之际，朝廷令李鸿章助攻。李鸿章一方面不想夺了曾家兄弟的首功，另一方面又不想担上抗旨之责，李鸿章很为难。但最终还是成全了老九。我认为，这已经很了不起了，一般弟子很难做到。李鸿章有私心，不假，曾国藩没有私心吗？有私心又能克制自己的私心，曾国藩做到了，李鸿章在忠于老师方面也做到了。总之，李鸿章后半生承继曾国藩的衣钵，是他发自内心的自觉，无论是办洋务也好，还是处理军机要务也好，后来的事，都是曾国藩无法预料到的。这是历史的选择。曾国藩心底里根本没有将李鸿章视为衣钵的继承人，事功再大，他都不在意，李鸿章能够完成平乱的重任，在他看来就足够了，对得起朝廷，对得起百姓；他所看重的理学事业才是真正的名山事业，能传之千古的“衣钵”。这一点，李鸿章无能为力，他只是“拼命做官”而已。（摘自《各界》）

橘玄雅满族，以清史和满学为研究对象的自由学者。著有《清朝穿越指南》、《喵王府的生活》京旗（特指禁旅八旗）旗俗是以满洲风俗为基础、兼容了北京当地民俗的一类特有习俗。在京旗旗俗中，春节从「封印」之日开始，人们祭灶、贴春联和门神、扫房。除夕之日要向神佛、长辈辞岁行礼，继而有团圆饭，吃煮素饽饽。元旦下午开始各家串门拜年，有一天拜数十家者……直至「开印」，为期近一个月的年节方才正式结束。顺治元年（一六四四年）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入关，相关八旗人员也随之入主京城。这些以宗室王公为首的旗人组成了禁旅八旗，俗称「京旗」。顺治五年，清政府施行旗民分治政策———— 内城居住禁旅八旗，民人则只能住在外城———— 形成了「旗城」和「民城」两个不同的生活环境。京旗旗俗就此在北京生根发芽，其以满洲风俗为基础，兼容并收了北京当地的民俗，在清中后期逐渐形成了一类特有的习俗（事实上，现代「北京传统民俗」中有很多即为京旗旗俗）。而京旗是如何过年的呢？除夕之前：准备新春在清代京旗旗俗中，春节应从「封印」之日便开始算起。所谓「封印」，是指由钦天监在腊月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这四天内择出吉日，各衙门便在这一天将官印封存，表示暂时停止办公。不仅官府要「封印」，梨园各个戏台、戏班要「封台」、「封箱」，各府邸的家学、各处私塾则要「放年学」。在「封印」、「封台」的当天，各衙门、戏班的同僚、伙计均要摆宴欢聚，对一年的工作进行总结，同时也意味着开启了春节假期。清宫之中也有类似的风俗，即宫中的戏台和戏班要「封宝」，上书房也要「放年学」，只不过宫中的戏台和戏班在正月需要继续为宫廷服务，所以实际上并无法休息。清人书 “万喜毕集”春条故宫博物院藏

赫哲族文化园林里的一株奇葩——鱼骨工艺黑金部落旅游 2017-09-19 　赫哲族的鱼骨工艺，是赫哲族老渔民孙有财在赫哲族传统的桦皮、木雕工艺的基础上开掘开成的。他制作的鱼骨工艺品，用料都是天然鱼骨，作品多取材于赫哲族历史传说，如“阔力”、“神斧”、“木昆达出世”等。 1_15058122966213.png 　　赫哲族鱼骨制作工艺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赫哲族作为中国北方惟一的以捕鱼为生的民族，因此赫哲族特有的鱼皮衣、鱼皮靴,用磨砺而成的鱼骨、鱼刺作为身佩、头佩、项饰、胸饰、腰饰等做为装饰品就不足为奇。上世纪80年代赫哲族一位多才多艺的老艺人孙有财经过潜心研究才把赫哲鱼骨制作工艺得以继承下来，为此他被评为“赫哲老人”、赫哲族民间工艺家。　　之所以有了鱼骨工艺，这与赫哲族深邃的鱼文化密不可分。鱼是赫哲人三餐必不可少的食物，有用吃剩的鱼骨制作鱼骨工艺品的奇想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赫哲族的鱼骨工艺迈向了它自形成以来的第一个高峰。应该说，它是国内鲜见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拓宽了人们的艺术生活视野，丰富了祖国文化艺术宝库。　　鱼骨工艺制做过程：　　1、把餐剩的鱼骨收集到一起，加注热水再倒入洗涤剂、消毒漂白进行10小时左右。　　2、把在水中的鱼骨用木棍激烈搅动，便其上的残鱼肉脱离鱼骨。然后捞出再放到清水里，用刷子刷干净。　　3、把刷好的鱼骨晾干后用剪刀剪下将要制做工艺品所需部分。　　4、先把鱼骨散件用和钢锉修剪造型工艺品所需的各各部分。然后按自己的构思或原图进行用快干胶粘接制做工艺品。　　5、鱼骨工艺品的制做，可视鱼骨的形状顺其样式拼粘各种图样的工艺品，这样就能制作者的想象来进行艺术加工了。　　1999年孙有财老先生病故,病故前确定其女婿徐国先生做为赫哲族鱼骨制作工艺的第二代传承人。经过多年的努力作为赫哲族鱼骨制作传工艺的第二代承人的徐国先生于2003年同赫哲族鱼骨工艺的第三代传承人徐容璘女士参加由中国文物学会主办的“2003年中国首届文物仿制品暨民间工艺品展”并获金奖。并于2008年参加由黑龙江省民间艺术家协会、同江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三江流域赫哲族首届传统工艺大赛”并获一等奖。目前徐国先生已被纳入《神州之魂》一书。　　目前赫哲族鱼骨制作工艺的第三代传承人徐荣璘女士正在潜心学习，为发扬赫哲族鱼骨制作工艺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赫哲族的鱼骨工艺，构思巧妙，造型精美，显现出了赫哲族传统文化的特有风格，堪称赫哲族民族文化园林里的一株奇葩，更被国家文化部认定为“中华一绝”。

《四库全书》的两次出关与入关有清以来，人们常以山海关为界，山海关以西称为关里，山海关以东称为关外。关里人越过山海关到东北来，叫出关或闯关东；关外人通过山海关进入关内，叫入关或进关。保存在沈阳故宫的《四库全书》，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分批运抵盛京，入架文溯阁，在此后200多年里，经历两次出关并两次进关，至今书阁分离。《四库全书》两次出关与入关，经历了怎样的风雨沧桑，这里作一个简要介绍。乾隆皇帝谕编《四库全书》乾隆三十七年(1772)，“康乾盛世”正值顶峰，国家富足，社会安定。乾隆皇帝决定编纂一部汇集中国古今典籍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以展示其“盛世功德”。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朝廷在翰林院设立四库全书馆，作为专门编纂《四库全书》的机构。四库全书馆直接由朝廷管辖，乾隆皇帝还经常过问日常事务。四库全书馆最高长官是正、副总裁，由乾隆皇帝的三个皇子永瑢、永璇、永瑆领衔，大学士、军机大臣等朝廷重吏总理馆内事宜。乾隆皇帝向全国发布谕旨，广泛收集古籍善本，并出台各种奖励办法，鼓励私人献书，成效显著，不断有典籍珍本送抵北京，尤其是文化发达的江浙一带，献书最多。《四库全书》从开始编纂到第一部完成，用了10年时间，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共抄写完毕七部。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收书3500余种，7.9万余卷，存目书籍6800余种，9.3万余卷，分装3.6万余册，约10亿字。在编纂过程中，还产生了一系列相关成果。主要有《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四库全书荟要》，以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参加这一宏大工程的人员多达4400余人。《四库全书》是集中华民族古代灿烂文化之大成的一部历史巨著，是我国乃至世界最伟大的文化工程，在世界文化宝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扬光大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盛京修建文溯阁存放《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编纂之初，乾隆皇帝即命修建专门存放《四库全书》的藏书楼。先后建成了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京郊圆明园的文源阁、北京皇宫（北京故宫）的文渊阁和盛京皇宫（沈阳故宫）的文溯阁，这四阁称为“内廷四阁”或“北四阁”。此四阁所藏《四库全书》专为御览，为皇室禁物，外人无法见到。后来，乾隆皇帝又令增抄三部，并在文人学子荟萃的江浙地区新建三座藏书楼，即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杭州西湖圣因寺的文澜阁，这三阁合称“江南三阁”或“南三阁”。此三阁藏本皆对外开放，可查阅抄录。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二月，《四库全书》第一部完毕，首先存入北京皇宫的文渊阁。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四月，余下六部也全部完成，陆续送至其他各阁收藏。其中，第二部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十一月告成，分批送抵盛京皇宫，藏入文溯阁。文溯阁藏本是七部《四库全书》中唯一保存于关外的。盛京作为清朝开国之都，被视为“龙兴之地”。乾隆四十七年(1782)正月，乾隆皇帝下令“由内库拨银七万两”，在盛京皇宫内仿宁波天一阁之制，修建文溯阁，专门收藏《四库全书》。文溯阁为硬山式建筑，外观二层，面阔五间，黑色琉璃瓦屋顶。“五行”之中，黑色属水，水能克火。文溯阁作为藏书楼，其黑色屋顶寓意防火，这在盛京皇宫金碧辉煌的建筑群中独树一帜。阁内实为三层，是存放藏书之所。阁名“文溯”，意义深远，正如乾隆亲笔所书的《文溯阁记》中所述，“文溯阁”有合周诗“溯涧求本”之意，“而予不忘祖宗创业之艰，示子孙守文之模”。

清玉牒如何落户沈阳国有国史，家有家谱。家谱即是一个家族的历史，亦称宗谱、族谱。国史难以巨细无遗，家史则能细致入微。两者并举，相得益彰。家谱在我国古籍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清代皇室的家谱被尊称为玉牒，尤为珍贵。为什么把皇室的家谱叫玉牒呢？是取其“金玉之贵”的意思，区别于一般百姓的族谱、家谱。世间仅存两部玉牒玉牒，说通俗了就是封建社会皇帝家的家谱。从唐代开始就有了这项修玉牒的制度。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把纂修玉牒当作国家的重要大事。从1300多年前的唐朝一直到现在，经历了宋、元、明、清，玉牒就剩下这部清朝的了，所以说相当珍贵。它是目前我国历史上唯一完整系统保存下来的皇室家谱，并且世间仅存两部，一部保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一部保存于辽宁省档案馆。清代玉牒于顺治十八年（1661）起始至民国十年（1921）止，共计纂修了28次。从努尔哈赤的父辈算起，凡皇帝家族生儿育女，每三个月上报掌管皇族事务的宗人府一次，要求写明出生的年月日及时辰，生母是谁，姓氏为何。每隔10年，根据出生和死亡记录的底稿，正式填写一次玉牒。清代玉牒的纂修清代规定每10年纂修玉牒一次，每届应修玉牒之时，就成立一个临时性机构——玉牒馆，由玉牒馆秉承皇帝旨意开始纂修。纂修完毕经过皇帝“御览”，并举行隆重的告成典礼，随后玉牒馆即撤销。纂修玉牒的具体方法是：首先由宗人府理事官及副理事官各一人、满主事一人、汉主事二人、翰林院官三人、内阁侍读一人、礼部司官二人任编修官。他们根据宗人府每年的皇室新生人口登记档册，按血缘远近分为黄册、红册所记载的人口材料进行整理，按支系、辈分逐一排列，草拟出玉牒的初稿。初稿完成后，由宗人府收藏管理。玉牒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涉及对皇帝及其子孙后代的褒贬，自应非常慎重，弄不好，编修官难免有杀身之祸。因此，由满汉大学士、礼部尚书、侍郎、内阁学士5位大臣组成的正副总裁官负责审稿和总纂，认真修改玉牒初稿，要达到万无一失，然后由抽调的各部笔帖式36人进行誊清抄录，再由宗人府府丞对抄好的玉牒进行校对。至此玉牒修纂完竣。玉牒的非凡价值玉牒非凡之处有二：首先，在内容上记载皇室信息翔实。玉牒记录了皇族人员姓名、出生日期、婚嫁、爵职、死亡以及有关父母情况等内容,非常细致。清代皇族按血缘远近分为宗室和觉罗。以太祖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为本支，称宗室，腰间以金黄带标志，俗称“黄带子”；以塔克世的伯叔兄弟为旁支，称觉罗，腰间以红带子为标志，俗称“红带子”。宗室玉牒封面为黄色，觉罗玉牒封面为红色，以示区别，从清代顺治年间初次纂修玉牒开始，共修玉牒28次，玉牒越修越厚。到1921年，溥仪最后一次修订宗室玉牒时共7000页，其中仅记录的清代宗室男性就有10余万人。它是世界上记载量最丰富的一份族谱。研究历史人口学的专家们认为，玉牒的价值主要体现在：（1）数量大。（2）有人口繁衍的连续记录。（3）人口记录比较完整。（4）有大量的女性人口资料。（5）婚姻资料齐全。有的学者在专著中这样评价它：“历史上的人口资料极为混乱，且不系统，更谈不上全面，正因为如此，清代的玉牒才显示出其独特、珍贵的史料价值。”所以在研究历史的中外学者眼里，它就是一座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宝库。其次，在外观上，玉牒装帧华丽，卷帙浩繁，书体巨大，装订绝妙，满汉两种文本，书法隽秀，成为谱牒中的极品。清代玉牒以中国传统的绫子装裱封面，内用极为考究的宣纸书写。每册玉牒外用大块同色夹层绫子严密包裹。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的1131册玉牒，每册大小不一，厚度亦不一样，最厚的一册达85厘米、重90公斤，也是世界上最厚、最重的族谱。玉牒为何放在盛京清代玉牒的纂修是在清代政治文化中心的都城北京进行的，北京距盛京1500里，路程遥远，铁路交通如此发达的今天，由此至彼还需10余个小时，在靠牛马骡车运输的时代，所要耗费的时日是可想而知的。那么清玉牒是何时、何原因、又如何运到盛京的呢？由于盛京被清王朝统治者敬为“陪都”，清王朝是从这里发迹的，地位相当于明朝的南京，像玉牒这么重要的文献放在老家保管是比较令人放心的。乾隆九年（1744）九月十四日，玉牒馆奏请皇帝批准，把顺治十八年（1661）以来纂修的9份玉牒，一并送盛京恭存，以垂永远。此议得到乾隆皇帝的批准。礼部随之行文盛京内务府，告知顺治十八年以来所修9份玉牒的规格尺寸，准备送往盛京恭存。为了恭存玉牒，盛京内务府在故宫开始动工修建敬典阁，即位于故宫凤凰楼高台宫区东、西所北部的一个二层阁楼。6年后的乾隆十五（1750）年，第十次玉牒纂修完竣，所有前10次纂修的玉牒与《实录》、《圣训》才被一同运至盛京。除了玉牒之外，这《实录》和《圣训》也不是等闲之物，前一个是皇帝的活动的记录，后一个是皇帝的语录。乾隆二十五年(1760)，玉牒改为缮写两部，分藏于北京皇史宬和盛京敬典阁，成为定例，一直施行至清王朝灭亡。清政府对玉牒的运送异常重视，乾隆二十五年，宗人府、礼部等秉承皇帝谕旨，拟订了玉牒恭送仪制，并载入《大清会典》，明令严格施行，并在以后的运送过程中不断完善，形成了一套隆重而繁琐的运送、“尊藏”礼仪。用骡车隆重运至盛京玉牒贵为天潢谱系、皇权尊崇之圣物，它的运送、尊藏、挪移均是极为严肃的政治行动。这就决定了清代玉牒运送方式的复杂、隆重和繁琐。玉牒修竣后，首先选择雨水较少的秋冬季节送往盛京。由清政府管理气象、历法的官员“钦天监”选择良辰吉时起程，还需派一择吉官随同前往，以应不时之需。首先在宗人府搭设彩亭，用黄盖龙旗仪仗，乐部奏乐；穿着朝服的玉牒馆总裁率纂修官员，“恭奉”玉牒，行三跪九叩大礼，满汉文武官员也须盛装于午门外跪迎；皇帝阅毕，内监捧出，再由王公于太和门外金水桥跪送。一开始从北京运送玉牒到盛京，是由朝阳门出发，经烟郊、兴隆寺、天台山、深河等站至山海关。这时，北京派出的官员至山海关交接后即行撤回，盛京将军派副都统率领满洲官兵等护送玉牒经前屯卫、文桥、广宁等站到盛京。玉牒经过时，各地方文武官员，都必须穿着朝服出城跪迎跪送，最后到达盛京故宫在崇政殿陈设后，再送往敬典阁“恭贮”。因为每次重修玉牒的时候，都要把新生人口添加进去，这样玉牒就越修越厚。道光朝以前的清代玉牒开本较大，规格为90厘米×45厘米，咸丰朝以后所修玉牒开本则较小，规格为54厘米×31厘米，厚度由1厘米至85厘米不等。体积大且重，运送很不容易。前25次所纂修的玉牒送往盛京“尊藏”，靠的是驿站骡车拉运，骡车昼行夜宿，需耗时20余日。玉牒所经之道路、桥梁，预先命令地方官府必须修整平坦，玉牒经过之时还要净水泼街，黄土垫道，恭敬到极致。每册玉牒按宗室、觉罗分别用黄、红两色缎质龙云饰纹包袱皮包好，斟酌厚薄大小，放在大木箱即“行箱”内。每箱内绸布包袱一层，油绸包袱一层，布单包袱一层，白毡一层，绒绳一条，布棉垫二个，每箱内的空隙均用棉花塞垫，一点不容闪失。出发前，装玉牒的行箱放入用彩绸装饰的彩亭中。良辰吉时一到，由8名校尉抬出城。到城外后，将行箱由彩亭中移出，放进用彩绸装饰的行驾彩亭中。两只行箱置放在一座行驾彩亭中，并用彩绸将行箱拴住，这叫“稳箱”。每座行驾彩亭由两头骡子驾行，再另备一头骡子随行，以便更换。行驾彩亭前有一柄黄伞、一对龙旗、一对御仗居前引导。每座彩亭派绿旗兵2名，每10名兵指派绿旗官一员，前引后护，敬谨扶卫前行。出山海关后，绿旗官兵由盛京将军所派满洲官兵取代。玉牒车队前行过程中，经过的地方州县入境之地，都要搭建席棚、木坊，标明地界,地方文武官员跪迎跪送于道路左侧。玉牒的驿车每天只走五六十里。歇宿之处所在地的州县地方官府，要在宽敞洁净的地方搭盖彩棚，以便放置行驾彩亭，旁边准备好贮水木桶、汲桶等消防用具。地方官还要带兵巡防，以昭严肃，并亲自护送出境。如此前呼后拥，车水马龙，旗幡招展，浩浩荡荡，蔚为壮观。第一次“恭送”玉牒时，因为是将10次所修玉牒440本，分装58只行箱，同行的还有《实录》、《圣训》468函，分装39只行箱，共用行箱97只、行驾彩亭49座，加上运至盛京“尊藏”时所用龙纹包袱、随行人员行李及随行王公大臣所乘车马，车队极为庞大，浩浩荡荡。乾隆二十五年就只“恭送”第十一次纂修的玉牒44本、行箱20只、行驾彩亭10座，车马数量也不下数十。行驾彩亭每进出彩棚，随行官员及地方官员均要行三拜九叩大礼，十分讲究。玉牒运送的整个过程，住宿、尖站数十处，建彩棚就要数十处之多，地方受到的骚扰不言而喻。光绪皇帝批准用火车运送火车是近代以来人类主要的运输工具，可在清末的中国还是个稀罕物，它是被当时具有远见卓识的洋务大吏们引进中国的。冥顽不化的大臣们把李鸿章好不容易铺到北京的铁路，当成了破坏京畿风水地气的罪状，惊动了“老佛爷”慈禧。不得已，李中堂只好折中处置，换掉了引起大家恐惧的火车头，因此华夏大地上曾出现马在铁轨上拉着车厢“溜达”的奇观。随着西方先进物质文明的不断涌入，国人对于火车这个庞然大物也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因此象征清王朝至尊皇权延续的证据——玉牒改乘火车，也不再被认为是有损皇家尊严、体统的事情了。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最后一次运送玉牒至盛京时，第一次使用了近代新兴交通工具火车，历时4天。光绪三十三年(1907)开始修纂第二十七次玉牒，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初，玉牒馆行文礼部告知送往盛京“尊藏”的玉牒已装潢完竣，共44本，并提议改用火车运往盛京。礼部同邮传部协商好用火车运送玉牒的计划之后，上奏光绪皇帝，请求变通运送玉牒的方式，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玉牒馆、礼部、民政部、邮传部、内务府等各相关部门再共同商酌，拟订了详细的变通条款，由礼部“恭呈御览”后施行。有别于骡车运送的繁琐礼仪清朝的邮传部为此特意拨调了专列，作为运送玉牒的花车，在启程前两日就在车站准备待发。运送玉牒期间，北京至奉天的所有列车全部停运。玉牒专列经过的铁道桥梁，也由邮传部预先下令地方官员事先维护修理。因为火车内原有桌案不适合玉牒体制，由内务府按玉牒大小尺寸定做了“黄案”10张，在启程前一天送到车站提前安装好。玉牒花车既为专列，就不能按照普通列车时刻表运行。这次行程基本行期定为4天。第一天，由正阳门启程，至天津新站住宿。第二天，到唐山停车1小时，作为“尖站”，行至山海关停宿。第三天在锦州停靠1小时，作为“尖站”，行进到新民停下来过夜。其实新民和奉天距离非常近，可为什么还要停在新民呢？因为如果直行奉天到站时已经是晚上8点钟，那时候市内缺乏照明系统，不能举行盛大典礼，恐有失威严，所以必须在新民停靠住一宿。第四天，载有玉牒的火车在奉天城外停下。邮传部预先将车厢按“恭送”王公大臣官员名次、部门进行了排序，粘签标明，方便届时各就各位，既照顾了官员的等级，也利于随行人员的有序上下，遵守时刻。因专列挂有12节车厢，装载有限，因此要求除钦派王公大臣之外，其余随行官员均不得自带车马。此次改用火车运送的玉牒，是第二十七次所纂修，仍为44本。因子嗣繁衍，纂修玉牒一次厚于一次，这次最厚一本85厘米，重90公斤。运送时仍按照旧例，将玉牒按薄厚斟酌装在行箱内，共有20只行箱，行箱安放在彩亭内抬往车站。銮仪卫派拨校尉60名、委官2员督率，协同玉牒馆的提调、纂修等官将行箱由彩亭内抬上火车，安放在事先定做的黄案之上。安放玉牒的车厢前准备一节平车陈列黄盖、御仗、龙旗，如此不但不违礼制，送往的王公大臣等在平车之上行礼，也以免妨碍轨道。

康熙皇帝教育子女有特点有清一代，从努尔哈赤在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立后金算起，关外28年创业，经二帝(汗)，入关后执政268年，经十帝，前后共十二帝。统而观之，他们都比较勤政谨慎，注重教育子女，区别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更重视经武，顺治帝福临到道光帝旻宁比较注意子女的全面发展。从咸丰帝奕到宣统帝溥仪或在世时子女太小，或无子女，或本身就太小，当然谈不上教育子女。比较而言，十二帝中教育子女下工夫最大的、最有特点的，当属康熙皇帝玄烨。玄烨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封建帝王，是“康雍乾盛世”的开创者，一生勤政治国，颇有作为。作为一代帝王，他教育子女的目的是“望子成龙”，使大清基业“万年永固”，普通百姓教育子女的目的是“望子成才”，使他们的未来生活无忧，二者在教育目的上没有可比性。玄烨贵为“天子”，富有四海，“金口玉言”，同普通百姓相比，在教育投资、师资、环境等各方面更不可同日而语。但玄烨对子女教育注意言传身教、以德为先，文功武略、全面发展，注重实践、因人施教的经验和做法，值得称道。玄烨生子三十五、女二十康熙皇帝玄烨在位近62年，居中国历代皇帝之首，有后妃上百人，仅附葬景陵的就有55人，其中31人生育了35个皇子，20个皇女。 35个皇子中，序齿(排行)的24人，长为成年者20人。他们是：皇长子胤禔，皇二子(太子)胤礽，皇三子胤祉，皇四子(雍正皇帝)胤禛，皇五子胤祺，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皇十二子胤祹，皇十三子胤祥，皇十四子胤祯(允禵)，皇十五子胤禑，皇十六子胤禄，皇十七子胤礼，皇二十子胤祎，皇二十一子胤禧，皇二十二子胤祜，皇二十三子胤祁，皇二十四子胤祕。玄烨对皇子们都不呼其名，而以“阿哥”相称，按其排序称其为“大阿哥”、“二阿哥”…… 玄烨所生诸子，开始起名并无规律，比如未序齿的前三个儿子分别叫承瑞、承祜、承庆，第四子名赛音察浑，第七子名长华，第八子名长生，第九子名万黼，序齿的第五子(即皇长子胤禔)名保清，第六子(皇太子胤礽)名保成。康熙二十年(1681)后，随着玄烨对汉文化研究的深入，才按“胤”字统一排辈命名。胤禛做了雍正皇帝后，命他的兄弟将名字中的“胤”字改为“允”字，以示避讳。 20个皇女中，只有8人长大完婚，得到公主的正式封号。她们是：皇三女，皇五女，皇六女，皇九女，皇十女，皇十三女，皇十四女，皇十五女。另有玄烨弟弟常宁的长女自小被玄烨抱养宫中，序齿为长，成为大公主。其他皇女都在十二三岁之前夭折。由于重男轻女之故，皇女没有名字，幼时一律称之为“小公主”、“格格”，10岁（清室年龄按虚岁，下同）以后按序齿被唤为“大公主”、“二公主”……待下嫁之前，才得到正式的公主封号。皇子不由生母抚养康熙朝后宫的规制，皇子或公主出生后，不由生母抚养，而由乳母、保姆哺育照料，皇子称她们为嬷嬷。皇子婴、幼儿时期，住在紫禁城后宫兆祥所，三四岁之后，有的皇子被皇太后及其他妃嫔抚养，如雍正帝胤禛，生母为德妃乌雅氏，幼时被贵妃佟佳氏抚养；皇五子胤祺是宜妃郭络罗氏所生，自小养于皇太后宫；皇八子胤禩为良妃卫氏所生，由惠妃纳喇氏抚养。玄烨祖母庄妃的侍女苏麻喇姑在宫中地位颇高，她也抚养了皇十二子胤祹。抚养皇子的妃嫔主要是无子女的，但只限于嫔(康熙定立后宫典制，皇后以下依次为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以上，贵人以下即使无子女，也不能抚养皇子。皇子被送到兆祥所照看或被其他妃嫔抚养，衣食用品均由内务府管理支给，并记录入档。清制，皇子与妃嫔之间，皇帝与前朝太妃嫔之间，一般情况下，彼此在50岁前不能随意相见，只有在皇子年幼或皇子晋见生母时例外。生母也不能随便与皇子见面，皇子一般要到十几岁之后，生母与之相处才比较自由。这样做，一是防止皇子被娇惯，有利于培养他们的独立性格，使之少有依赖性。二是为了维护后宫秩序，使皇子从小养成尊老爱幼、男女有别的品德。皇太子读书“吃小灶” 清代十二帝中，立有太子的只有康熙皇帝玄烨。关外二帝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选定继承人，是贵族公推；顺治皇帝福临选定继承人，是遗命继位；雍正皇帝胤禛及以后的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各朝选定继承人，是秘密立储；同治以后各朝，是皇太后慈禧一言定鼎。康熙十三年(1674)五月二十日，皇后赫舍里氏生下二阿哥保成(后改名胤礽)，周岁后即立为皇太子。在此后的数十年中，虽然皇太子经历了两立两废，最终未能继位，但玄烨对皇太子的教育，却倾注了比其他皇子更多的心血，处处给予“吃小灶”。据《清史稿》记载，胤礽6岁之前，是由玄烨“亲教之读书”。玄烨自己说：“朕于宫中谕教皇太子，谆谆以典学时敏，勤加提命，日习经书，朕务令背诵，复亲为讲解，夙兴宵寐，未尝间辍。”6岁时，玄烨请张英、李光地做他的老师，“又命熊赐履授以性理诸书”。及至13岁，依照明代教育东宫的做法，正式让太子出阁读书。这样做的原因，玄烨解释说：“自太子就学以来，朕于听政之暇，时时指授，罔或有间，故学问渐有进益。如四书、《易经》、《书经》、《礼记》，今俱已诵习……但朕日理万机，精神有限，课诵之事，恐未能兼，致误太子精进之功。”所以，令在满汉大臣之中，选择品学兼优者，“专侍太子左右，朝夕劝导，庶学问日进，而德性有成矣。”(《康熙起居注》) 太子出阁后，玄烨将畅春园无逸斋作为太子的书房，先是命江宁巡抚汤斌以礼部尚书兼任詹事府詹事，专任太子老师，一起选为太子老师的还有达哈塔、耿介等满汉名儒。学习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满文文献，也练习书法、骑射等。皇太子每天的学习是很辛苦的。根据有关档案资料记载，康熙二十六年(1687)六月初十日皇太子一天的学习安排是：寅时(3—5时)皇太子即到书房复习前一天的功课，准备师傅到来上课。卯时(5—7时)满文师傅达哈塔、汉文师傅汤斌和少詹事耿介，进入无逸斋，向皇太子恭行臣子礼后，听皇太子背书。辰时(7—9时)玄烨上完早朝，向太皇太后请安之后，来到皇太子读书的畅春园无逸斋检查皇太子的功课。巳时(9—11时)时值初伏中午，天气闷热。皇太子不摇折扇，不解衣冠，端坐写字。写好满文一章，让师傅达哈塔批阅，又将《礼记》划定的篇章读120遍。午时(11—13时)侍卫给皇太子等进午膳。膳后又读《礼记》，再由汤斌等跪听皇太子背诵。未时(13—15时)侍卫端进点心，皇太子吃完后，在庭院练习挽弓射箭。回屋入座，开始疏讲。申时(15—17时)康熙带领诸皇子又来到无逸斋，检查太子及诸皇子的学习情况。酉时(17—19时)玄烨在院中检查太子和诸皇子练习射箭成绩。至此，皇太子一天的功课完毕。从早晨三四点钟到晚上六七点钟，一天要学习十四五个小时，期间只有午饭和进点心休息一会儿，这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实在是很沉重的负担。平时，玄烨也非常注意利用各种场合引导、督促太子的学习，这里引用《康熙起居注》的几段话，可见一斑。康熙二十四年(1685)二月，玄烨出巡畿甸，太子扈从。“上沿途观书，每至齐家治国、裨益身心之处，及经史诸子中疑难者，上必将意义本末善为诱掖，旁引曲喻，一一启发，教之通晓。皇太子心领神会，从容奏对”。“在行宫御前，几案周环，皆列图书，上或翻阅书史，或书大小字，或著文及作歌赋，常至夜分，为时甚久。皇太子在旁读书，未尝先寝”。“至若皇太子随上所历，上必指示闾阎风俗，民生疾病，令周知稼穑之艰难”。这些都记载了玄烨在巡视过程中对太子的施教情况。皇子四五岁开始读书玄烨在位近62年，康熙六年(1667)九月14岁时皇子承瑞出生，康熙六十一年(1722)去世时，皇二十四子胤祕才6岁，玄烨做了56年的皇父，皇长子胤禔与胤祕之间相差44岁。玄烨老年时，不仅有了孙子，还有了重孙。这样大的年龄差距，对皇子皇孙的教育，玄烨采取的是按年龄施教，皇子皇孙同堂授课的办法。《康熙起居注》对于玄烨教育皇子有这样一段记载：“天潢衍庆，圣子众多，上以盛京德器，皆在自幼豫教，四五岁即令读书，教以彝常。是以诸皇子自五六岁，动止进退应对，皆合法度，俨若成人。皇上豫教之方，诚非古帝王所能见及也。” 皇子年及四五岁，即集中授课。授课地点，按不同年龄段，分别设在兆祥所、南薰殿、西长房、咸福宫、上书房等处。同室学习的，不仅是皇子，还有皇亲贵戚中玄烨认为有培养价值的子弟，到后期，还有年龄相仿的皇孙。玄烨为皇子聘请的老师，都是进士出身或做过侍读的满汉宿儒，确定的人选，先由玄烨亲身试用，反复考察，既要品行端方，又要学问高深。给皇子们担任老师的先后有张英、熊赐履、李光地、徐元梦、顾八代、法海等人。皇子之师被称为“教书”或“课读”，雍正朝之后，才有“师傅”之称。玄烨对皇子学习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养吉斋丛录》记载：皇子读书，“寅刻(3—5时)至书房，先习满洲、蒙古文毕，然后学习汉书。师傅入直，率以卯刻(5—7时)。幼稚课简，午前即退直。退迟者，至未正二刻(13时30分)，或至申刻(15—17时)。惟元旦免入直，除夕前一日，巳刻(9—11时)准散直。”可见，早晨三四点钟就要开课，年龄小的中午可以下学，年龄稍长的要待下午四五点钟才能下学，一年365天，只是春节放一天假。玄烨经常亲自检查皇子们的学习情况，对皇子学习提出要求。康熙二十六年(1687)六月十日，在畅春园皇太子胤礽书房无逸斋，当着胤礽的老师汤斌等满汉大臣的面，玄烨对几位皇子的学习情况进行了一次考核。是日午后，玄烨带领皇长子胤禔(16岁)、皇三子胤祉(11岁)、皇四子胤禛(10岁)、皇五子胤祺(9岁)、皇七子胤祐(8岁)和皇八子胤禩(7岁)来到太子书房无逸斋，对太子老师和侍臣们说：“朕宫中从无不读书之子。今诸皇子虽非大有学问之人所教，然已俱能读书。朕非好名之主，故向来太子及诸皇子读书之处，未尝有意使人知之，所以外廷容有未晓然者，今特召诸皇子至前讲诵，尔等试观之。” 玄烨从几案上取下几本经书交给汤斌：“汝可信手拈出，令诸皇子诵读。”根据汤斌随手翻至的章节，皇三子、皇四子、皇七子、皇八子“依次进前，各读数篇，纯熟舒徐，声音朗朗”。接着玄烨又让皇长子胤禔讲“格物致知”一节，皇三子胤祉讲《论语·乡党》首章，“皆逐字疏解，又能融贯大义”。在大臣们的一片赞扬声中，玄烨说：“朕幼年读书必能一百二十遍为率，盖不如此则义理不能淹贯，故教太子及诸皇子皆是如此。顾八代曾言其太多，谓只须数十遍便足，朕殊不以为然。”(《康熙起居注》) 参加这次现场考试的皇子中，最小的皇八子胤禩只有7岁，也能熟练诵读经书，也说明皇子们至迟四五岁时，就开始受教了。对皇女只求知书达理受儒家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玄烨对子女的教育也体现了重男轻女的偏见，对于皇子的教育，可以延请名师，严格督导，亲自考核。对于皇女则不然，虽然也请师傅教习，但要求不高，只要做到识文断字，知情达理，就可以了，皇女们重点学习的是女红，而不是诗书。皇女们长成之后，都作为政治联姻，下嫁蒙古贵族和王公大臣子弟。养女和硕纯禧公主，20岁时下嫁科尔沁台吉班第；皇三女和硕荣宪公主，19岁时下嫁巴林部鄂齐尔郡王之子乌尔袞；皇五女和硕端静公主，19岁时下嫁喀喇沁杜棱郡王扎什之子噶尔臧；皇六女和硕恪靖公主，19岁时下嫁喀尔喀郡王敦多布多尔济；皇九女和硕温宪公主，18岁时下嫁国舅佟国维之孙舜安颜；皇十女和硕纯悫公主，22岁时下嫁喀尔喀台吉策凌；皇十三女和硕温恪公主，20岁时下嫁翁牛特杜楞郡王仓津；皇十四女和硕悫靖公主，18岁时下嫁散秩大臣、一等男孙承运；皇十五女和硕敦恪公主，18岁时下嫁科尔沁台吉多尔济。这些皇女虽然身为皇族，贵为公主，但其结局，只能是做一个贵夫人，相夫教子，主持家政。其荣耀转移到夫婿身上，他们作为玄烨的额驸，受到重用和关照。

后金的军事统帅努尔哈赤

辽宁扎实开展民族成份变更工作本报讯 2018年，辽宁省民宗委依法规范开展公民民族成份管理工作，全省各市民委共审批民族成份变更243件，其中0-18岁变更175件，18-20岁变更68件；汉族变更为少数民族206件，少数民族变更为少数民族20件，少数民族变更为汉族为17件。其中汉族变更为少数民族主要集中在变更为满族(101件)、蒙古族(60件)、族(23件)。辽宁省民宗委充分利用全省民族工作依法行政培训班对各市的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工作进行培训，促进相互交流、答疑解惑；利用政府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宪法宣传日等平台和时机宣传政策法规，同时指导各市民宗委开展好政策法规的宣传工作；多市民委主动与公安户籍管理部门联系，明晰职责、完善沟通渠道、建立工作机制。（辽宁民委）

大清上朝时，官员和皇帝如何交流？ ○小虫上朝这个概念本来就是很模糊的，是电视剧里面构思出来的。像电视上那样的大型朝会，那叫作御前会议，一般只有核心官员参加，在早期基本上全是满语，后来随着清朝皇帝汉语越说越好，也说汉语，但规定以满语为准。平常之时，最常见的是皇帝御门听政，也就是在乾清门那儿听政。一般也就是走个形式而已。记着这样一个原则，在专制社会，一切都是暗箱操作，一般大臣根本不知道朝廷决策是怎么回事儿，普通老百姓更是看得云里雾里。如我们所熟知的，清朝决策是军机大臣跪受笔录，皇帝一个人在那儿说就行了。通常来说，皇帝发布决策的时候都是说满语的，尤其是在早期。清朝使用满语除了保持民族传统之外，还有一个目的是为了保密。因此，清朝早期机密文件全是满语记载。并且，清朝早期混得好的汉大臣全都苦学过满语，有些甚至还学过蒙语和藏语。例如张英、张廷玉父子得宠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精通满语，其中张英在汉人满语考试中第一名。在康熙朝开博学鸿儒科，招录了一帮大儒，一开始对他们是委以重任，让他们拟写文稿。可不久发现，这些人因为不懂满语，写的文辞极难翻译，也就将他们统统打发了。同样的，满族大臣也要求学习汉语，还定期考核。此外，还涉及一些召见。一般来说，这个就因人而异了。例如康熙在接见西藏班禅的时候就秀过一口藏语，班禅惊讶的不行。此外在接见一些蒙古王公的时候，皇帝一般说蒙语。清朝皇帝一般来说都要精通汉藏蒙三种语言，要求做到会说会写。清朝早期几个皇帝汉语水平其实都很一般，写的奏折里面错别字很多。因此，满文是主流。但从乾隆开始，清朝皇帝转身一变个个成了文学家艺术家，写得一手好打油诗，皇家诗集出了一本又一本，于是汉语占据主流，但是满文仍然是官方正统问题。 (吴是非编辑）

清朝的皇子要怎样用功读书？文/史遇春关于清朝皇子读书的情况，清人笔记中多有记述，未及留意，所以，一直没有形成文字。今读福格笔记《听雨丛谈》，其中卷十一《尚书房道光年奉旨改上书房》中，有清朝皇子读书的载记，写来供读者一观。尚书房，在乾清宫东南廊屋北向的位置。这里是清代皇子读书的地方。清宣宗道光之前，叫“尚书房”，道光年间，奉旨改为“上书房”。清朝的皇子长到六岁，就要入学，跟随师傅受教。皇子的师傅，是由上书房总师傅、翰林院掌院学士保荐的。保荐人员一般为翰林官员。保荐原则是所保荐人员的人品优、学问好。保荐名额通常是一次数名。上书房总师傅、翰林院掌院学士保荐人员之后，还要将所保荐者引见给主政者。保荐次日，主政者在便殿诏对所保荐人员，类似于现代社会的面试。主政者的现场诏对，主要是观察被保荐人员的器量与才识。主政者确定最终人选的标准是，其人必须端正、谨饬。主政者确定人选之后，钦点某位翰林官员为某位皇子的授读师傅。这位诏对后钦点的授读师傅，为教授该皇子学习的主要负责人。同时，内廷还会根据情况，再委派一到两位官员，作为授读师傅的副手。皇子的授读师傅，有特定的称谓，即上书房行走。能够成为皇子授读师傅的人选，一般在声望上，都可与相国平齐。每天早上，皇子在卯初时刻（早上5:00～5:40）就要进入上书房；未正二刻（中午14:30）才能散学。散学之后，皇子并不能自由玩耍，还要学习步射，也就是要徒步使用弓箭射击。另外，每五天，还要在圆明园学习一次马射，即骑马射击。皇子的这种学习，无论冬寒夏暑，都不能间断。一些时候，即使皇子已经婚娶封爵，仍然需要继续读书，不能中辍。道光时期，惠亲王（绵愉）都快四十岁了，他还兼掌内廷的职务，公事完毕之后，还要照常读书。清文宗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恭亲王（奕?）被免去军机大臣职务之后，仍然要到上书房去读书。笔记作者福格感叹说：清朝的诸位亲王、郡王，大都能够通达书简文翰、文雅大度、端庄稳重，这主要和皇家的悉心教育、皇子的用功学习有关。这样的良好教育条件、这样优异的学识，也不是普通人家的士子所能达到的。当然，福格的话，有他的道理，也自有他的时代局限，希望大家不要在此纠缠。皇子具体读书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据说，皇子幼年入学读书时，与师傅同席位，相对而坐。本日学习的内容，师傅读一句，皇子跟着照读一句。这样反复诵读，朗朗上口之后，还要再读百遍。另外，这种读书法以五天为期，本日学习内容完成之后，前四天新学的内容，还要一起读百遍。六天以前的学习内容，一半都称作熟书。大约每隔五天，还要复习一次熟书。就这样周而复始，没有间断。这种教习的方法、这种管理的严格，也不是一般人家的学子可以做到的。皇子每日的功课内容，又是什么呢？皇子进入书房之后，先要学蒙古语两句；读满文字的书籍二刻钟（半小时）；从卯正末刻（早上6:45以后？）读汉字书籍；有时要到申初二刻（下午中午15:30）才能散学；散学之后，吃晚饭；晚饭之后，还要练习射箭。每天，皇子还要朝拜皇上，还要到皇太后、皇后的宫中请安。这些，都是习以为常的事。一年之中，只有元旦、端阳节、中秋节、万寿节（皇帝生日或皇太后生日）、自己的生日，可以放五天假。其他的日子，即使是除夕，也要读书，不能停止。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给皇子教授满文字的，称之为塞傅（满语，老师）；教授皇子弓马、蒙古语的，称作谙达（满语，保傅）还有，清文宗同治帝即位时，尚年幼，他读书是在弘德殿。当时，同治帝坐在书案之前，面南正坐，师傅共用一书案，在旁边坐。这与教授皇子读书时的礼仪又有所不同。

指尖的浪漫 ——清代护甲浅谈张鹏鑫（广西艺术学院学校，广西南宁 530000）摘要：约在唐朝以前，古代女子便以染甲为美，至清朝时更是深受满族文化影响，出现了富贵华丽的护甲，这也表现出清朝时期女性服饰华丽、夸装的审美特征。关键词：清代护甲蓄甲工艺图1 代尔所画的慈禧像

清福陵建筑装饰初探张紫微（沈阳大学美术学院，辽宁沈阳 110044）摘要：清福陵是清代初期典型建筑，它将中国汉传建筑形式与满族建筑样式相融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本文通过实地调研，对清福陵建筑装饰艺术加以分析提炼，按照建筑由外向内的顺序，对建筑的装饰特点及纹样进行研究，展现其清初特色，体现多民族文化的融合艺术成果。关键词：清福陵琉璃彩画石雕清初建筑一、引言清福陵位于沈阳东北郊，俗称“东陵”，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及孝慈高皇后的陵墓，与永陵、昭陵、合称“盛京三陵”。清福陵初建于天聪三年（1629年），后大清建国，定陵号为“福陵”，寓意大清江山福远长久，其后倚天柱山，前临浑河，万峰耸翠，占地面积19.48万平方米，修建结构因山势而前低后高，属南北狭长的外形，以大红门为中心，北有“神道”，其双侧都设有华表、石像生，再向北有神桥，因地形构筑的一百单八磴意味着七十二地煞和三十六天罡，是福陵的重要标志，由此处台阶而上，即是神圣功德碑碑亭，进入有隆恩门、明楼月牙城、宝城等。福陵的建筑装饰丰富，分布于陵寝的每一个建筑物上，主要有石雕、砖雕、彩绘等装饰手法。二、清福楼建筑的介绍清福陵的石牌坊分别竖立在正红门东西两侧，体现帝王陵寝的威仪和尊贵。据《清太宗实录》所记，天聪三年“陵东、西两旁立下马坊，禁乘车马行走，遇必下，诸贝勒大臣以下，小民以上。违者罚”①。牌坊上的文字与《清太宗实录》这条记载相符。两座雕造精致的石牌坊，都是仿木结构。牌坊四柱三间三楼，每根石柱由四节构成。全长10.5米，宽3.13米。石牌坊的每根石柱由四节组成，立柱顶端各有一圆形莲花座，上面雕都有一只向天吼。在牌坊正面正中，两个仙人在陵门双侧作揖，穿戴着汉人的官服官帽，其下刻的是双龙戏珠②。石雕石刻反映了清初期满族修建技术水平。横梁上一对扭头小狮子，是典型的明代狮子扭头、类狗的形象。在石牌坊北侧的石梁上，有“日”“月”二字，字下分别有海浪纹样承托。在其他陵寝建筑上也装饰有“日”和“月”字，其中的寓意有很多说法。福陵石牌坊把“日”和“月”分别来刻，可能寓意将大明王朝的国号“明”字拆开。在东石坊上，刻有辛勤耕耘的画面，上面的人物也是汉人的服装打扮，雕工古朴典雅精美。石牌坊的每一根立柱下部，都有石料包围住的基柱，上面刻有仙人、仙鹿、松柏、缠枝莲、麒麟等祥瑞图案。基座前后都有抱鼓石夹持，貌似莲花的鼓石心，鼓石心下刻有锦袱，锦袱两角分别坠有古钱一枚。每一个石牌坊，都有四对岔角上刻有缠枝纹的抱鼓石。正红门为单檐歇山式，其顶以黄琉璃瓦铺制。门大脊垂脊上有两个神兽，材质为黄色琉璃。楼角椽子上有近似八卦的装饰图案。前后门上有镶半圆形券门石，明间券脸上雕有二龙戏珠图。正红门的腰线石和护角石，各雕有生动逼真的龙图和花饰。正红门两侧照壁是为了加强门的威势而设，墙头有琉璃瓦顶出檐，檐下有斗拱和横梁。照壁中心的龙作升腾状，举头、张口、舞爪，凌空奔腾，云纹密集，生动逼真。照壁四角的岔脚有琉璃卷云纹样，青纹黄地，显出清丽淡雅的装饰效果。进入方城，是一条南北向平直的石铺甬道，中部与“神门”相连的称为“神道”。神道左右由南向北依次耸立着四对石像生，顺次是卧驼、立马、坐虎、坐狮。陵前放置石象生，起源于两千多年前的秦代，盛行于汉代，以后各代均有。大理石须弥式为石像生基座，基座上刻有纹样，雕有“锦袱”，同时四角各坠古钱一枚。传说石马是根据昔日努尔哈赤乘坐的蒙古马形象雕刻而成的。石像生是陵墓的重要装饰，以表现陵墓的庄重，是墓主权势背景的重要体现。目的是除邪恶，驱鬼怪。《封氏闻见记》写道：“墓上树柏、路头狮虎、魍象俱之。”③墓前多建造狮虎，陵墓多种松柏。除石像生之外还有四座华表。建于顺治七年，三层莲花座为其底座，八角形柱体，整体形制为浮雕云纹龙蟠柱，云板顶部横插，上面刻有“日”、“月”，顶部称为“天盘”④。有坐吼一只，外形似犬非犬，身有鳞甲，长尾与鬓发相连。此兽凶猛非常，固刻在石柱上让其守陵。根据清代陵墓规制，在神道与隆恩门之间必修的寓意为“一眼望不断”的建筑，碑楼。碑楼始建于康熙二十七年，屋顶造型为重檐歇山式，铺有黄色琉璃瓦，台基为须弥座式。楼内中央立“神功圣德碑”，碑高约7米，宽1.8米，厚0.27米，碑重5吨。碑首为蛟龙头，六条水蛟龙盘曲其间。碑座是用一块岩石完整雕刻而成的神兽，是龙生九子之一，四足，名为“龙趺”，善负重，力无穷。其下是“地伏”，上面雕镂江崖海水，四角各有旋涡和海水，旋涡内雕有鱼虾蟹鳖，造型逼真，栩栩如生。碑阳刻有康熙帝撰文，分别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颂扬清太祖努尔哈赤开过创业的丰功伟绩。方城坐落在正中央须弥座式台基上的宫殿为隆恩殿，为单檐歇山式建筑，福陵中最高级别的建筑即为此，屋脊上有五个神兽。进门即为隆恩殿，隆恩殿的匾额为蓝底金字，满文居中，而蒙汉在其左右，是为了强调满文独一无二的地位。匾四周用雕龙做装饰，金色的字在深暗的背景下闪闪发光，十分醒目。在中国古代建筑上，凡重要的匾额题字均悬挂在主体物中心开间的檐下。无论在造型、色彩、雕饰还是书法上都有很仔细的处理，是建筑史上一个重要的装饰部分。隆恩殿前有三道踏跺，在踏跺的石栏杆望柱上，雕镂有六只形态各异的汉白玉石狮子。三道踏跺中间的丹陛石上的纹饰具有满族特色，海中立一寿石，空中飞来几只蝙蝠，即“福海寿山”，另有“龙凤合欢”图案，寓意帝后和美，福祚绵长。画面雕刻饱满的花岗岩台为隆恩殿台基的须弥座，其上下枋、上下枭及束腰，均刻有吉祥纹样。 ③《封式闻见记》：全书共十卷，作者唐代封演，书中记事多为作者耳闻目睹，史料价值甚高. 三、清福楼建筑的装饰特点及纹样清福陵的建筑物，几乎所有露明的梁、枋、檩、椽上都布满彩画装饰，殿外檐柱头上外贴一层木雕装饰。这些装饰的形象是中央为一兽头，两边是卷草花纹，这种兽头其面似狮，其角似羊，两边还有人手抓住稻草。隆恩殿内没有天花，梁椽裸露在外，直接彩画于梁柱之上，外檐为最高品级的和玺彩画。在主要的梁身上的彩画枋心部分不但有行龙，而且有浮云在龙身左右，色彩鲜艳，构图灵活。此装饰方法为“彻上明造”，既是关外早期建筑特点又是满族的建筑特色之一。通过调研清福陵主体建筑物，我们发现，清早期彩画，装饰集中在梁架和屋檐下部分。不同于清后期彩画采用浮雕形式，清福陵彩画多平面为主，龙身没有浮云遮盖，没有严格的箍头、藻头和枋心几部分的分割。例如隆恩门楼的内檐，从其绘画内容看，主要是宝珠、灵芝及卷草，有“五架梁”采用“反包袱”内绘行龙。从整个梁架装饰手法看，不用沥粉贴金的做法而是采用烟琢墨做法，运用绘画技能表现卷草走向和线条转变。这些卷草的变化基本是对称的有规律的，所以在视觉上给人杂而不乱的感觉，使朱红为底配青绿冷调的团花卷草;黄、褚石点缀其间，在色彩运用上是很成功的。清福陵所有主体建筑物使用的琉璃很早就作为宫殿建筑的装饰材料。因为辽宁海城黄瓦窑是烧琉璃瓦的基地，所以有条件采用大量琉璃构件作为建筑装饰。大多用黄琉璃瓦镶边或单一黄琉璃瓦顶装饰主体建筑⑤。屋脊和博风板上有琉璃烧制的行龙，间隔云纹，组成了孔雀蓝或青绿色的彩带，有的龙头朝下，有的龙头俯首朝下，姿态生动活泼，金黄琉璃做龙，深蓝琉璃做底，间以绿色水浪和天上的云朵，色彩艳丽。这种造型和用色上比较粗犷的作风是清初建筑装饰的特点。它虽不如清代后期宫殿建筑装饰那么细腻和精致，但效果却十分强烈。此外，在柱头上方各有木制的装饰，形象为一些兽面，在兽面四周还饰有卷草纹样，这种柱头部分进行装饰是喇嘛教建筑中常用的手法。

文化翻译观与满族服饰文化的英译于丹李艳红（吉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吉林四平 136000）摘要：国家重视和提倡继承并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越来越多的翻译学者对文化翻译兴趣倍增。作为中国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之一的满族文化拥有深厚的积淀，值得对外翻译与传播。作者从文化翻译观的角度谈满族服饰文化英译问题，以期提高国内人士对民族文化传承和弘扬的重视，同时希望更多译者以翻译的形式对外传播优秀的中华文化，促进各国之间的文化沟通。关键词：文化翻译观满族服饰文化英译研究

赫哲族人的鱼文化文／沈安娜图／fotoe 赫哲族是我国东北地区一个古老的民族，他们的祖先可以上溯到距今2300年前先秦时代的肃慎族。前不久，我有幸走进黑龙江省东北部的同江市街津口国家森林公园中的全国唯一的赫哲民族文化村，对赫哲族人的鱼文化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和认识。自古以来，赫哲族就是个渔猎民族，夏穿鱼皮衣，冬穿兽皮衣。赫哲族是中国56个民族中唯一穿淡水鱼皮服饰的民族。赫哲族只有语言而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因此，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发端的确切时间无从考证。但是，在他们口头传唱的述说民族历史的《伊玛堪》和民间故事中，多次出现鱼皮衣服、熟制鱼皮的工具“空库”和“亥日根”等与鱼皮文化及制作技艺相关的物品，说明赫哲族的鱼皮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赫哲族人是全世界穿用鱼皮服装时间最长的民族之一，也是至今仍有鱼皮制作技艺传承下来的唯一一个民族。可以说，鱼皮服饰是赫哲族独具特色的民族符号。鱼皮衣服是最具代表性的赫哲鱼皮文化与制作技艺的载体。但是早期的鱼皮服装到底什么样？在历史文献中既找不到文字的描述，也看不到绘制的图样。因此，我们只能根据纺织品服装推测，鱼皮服装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阶段，大致可分为：不经裁缝的原始披围式→简单裁缝的初级直筒式→略加修饰的传统实用式→染色缀纹的穿饰兼用式等发展阶段与诸多形制。从长袍、短衫到两件套，以及套裤、猎装及“勒勒”，都是不同时期赫哲族服饰文化的典型代表。赫哲族生活的三江流域属于高寒地区，无法种植喜高温的棉、麻等用于纺织的农作物，只能用渔猎产品—鱼皮和兽皮来制作衣服和被褥。长期的渔猎生活造就了赫哲族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他们的民族历史、民族语言、宗教礼仪、歌曲舞蹈、衣着服饰、民风民俗都具有浓厚的渔猎民族特色。鱼皮制品种类丰富。从题材上看，既有体现赫哲民族风情类的，如复古鱼皮服饰、鱼皮图腾脸谱系列等鱼皮制品，也有融入汉民族民俗文化元素的，如“连年有余”、“送福”系列等鱼皮工艺品；从功能上来看，既有极具观赏性和收藏价值的传统手工鱼皮制品，也有适应现代人生活需要的实用物品，如鱼皮腰带、鱼皮拎包、鱼皮手机袋等。赫哲族人的生产和生活与鱼类极为密切，他们聚居在河畔，依靠捕鱼为生，食鱼肉，穿鱼皮，并用鱼皮加工制作各种生活和生产用品。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与发展，如今的赫哲族人早已不需要穿鱼皮衣来蔽体。但这种用鱼皮制作衣服和生活用品的手工艺技术却传承了下来，并衍生出了一个新的品种—鱼皮画。赫哲族人通过对鱼皮的粘贴和镂刻，以独特的形式，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赫哲族人民对生活的渴望和追求。他们创作的鱼皮画反映了本民族的生产、生活特点，极富民族特色。这些鱼皮画在内容上，多是表现赫哲族人传统的日常生活画面，如捕鱼、家族聚会等。赫哲人开发的鱼皮画，也广受世界各地艺术品收藏爱好者的喜爱。2006年6月，赫哲族的鱼皮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赫哲族人的婚姻模式基本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在过去，鱼皮长袍是婚礼过程中必穿的礼服，早期为鱼皮料，后来为鱼皮包绣的绸缎布料，现今已全部被丝绸和布料代替。赫哲族人婚礼上穿的鱼皮长袍制作十分考究，不但缝制技术要求高，装饰得也非常华丽。鱼皮长袍不仅是新娘的盛装，同样也是新郎的礼服。不过它们往往只在结婚过程中穿一次，平时不再穿用。有人考证，制作精美的鱼皮长袍实际在婚礼过程中仅穿用三天，然后就精心地保存起来，死后穿着它去另一个世界。无怪乎人们那么重视结婚礼袍的制作。赫哲族人相信灵魂不灭，因此，要把死人生前用过的物品一起埋葬，供其在阴间继续使用。在赫哲族人的墓葬中，出土了各种各样的生产生活用品，却没有发现鱼皮服，这是因为鱼皮是极易腐烂的有机物，埋在地下很快就腐朽了，故很难找到出土物品。不过，鱼皮服饰上的缀饰如铜铃、钱币、贝壳等，均在赫哲族人的墓葬中有所发现。捕捞与狩猎是赫哲族人的主要经济生活，其中渔业生产占有重要地位。鱼皮套裤是渔猎生产中常年穿用的，鱼皮绑腿、鱼皮袖带更是进山狩猎必不可少的用品。特别是他们的猎装，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赫哲族的传统猎装一般都是用鱼皮制作，做工精良，装饰华美，因之曾被误认为是“赫哲族上层妇女的服装”。也许有人会问：“赫哲族人到深山老林去打猎，为什么会穿着如此漂亮的服装？”经过调查得到了肯定的回答。赫哲族人是多神信仰，他们相信人们做任何事情都被神灵左右，同时妖魔鬼怪也会起破坏作用。为了免受干扰，获取更多的猎物，他们采取了一个迷惑妖魔的办法：专门缝制一套漂亮的盛装。穿着如此鲜艳的服装出村进山，使妖魔不知道猎人要去干什么。一进到山里开始打猎时，才又换上另一套真正打猎用的“劳动服”。（韩平平摘自《科学大观园》2013年5月上半月

『超级学霸』康熙文／佚名从秦始皇开始，到清末最后一个皇帝，共有600多位皇帝。这些帝王，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写下了令人敬仰、心酸、叹息和可笑的篇章。康熙（1654年~1722年），8岁继位，君临天下61年，是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君主。康熙好学，帝王中无人能敌，堪称“超级学霸”。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微积分的发明者）曾说过，康熙的求知欲强烈到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这位受大清文武百官顶礼膜拜的帝王，竟可以和传教士如同师生一样地相处，熟悉各种精密仪器，共同钻研各门学科知识。传教士们上完课离开，康熙竟意犹未尽，自己还反复复习授课内容，有时还会叫来几个皇子讲课给他们听。康熙当时请了西方的传教士给他讲西学，内容包括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动物学、解剖学、化学、药学、音乐，甚至包括哲学、社会学和外语，光讲解天文学的书就有100多本。1780年，康熙组织西方的专家学者，用了10年时间，绘制了当时全世界最好、科学水平最高的中国地图—《皇舆全览图》。遗憾的是，这样一个重要的成果却被作为密件尘封在内务府，社会上根本看不见，没有对当时的经济发展起到什么作用。反倒是参加测绘的西方传教士把宝贵的原始资料带回了西方，整理发表，使西方在很长时期对我国地理的了解要超过中国人。康熙在学习之余，还组织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全唐文》《康熙字典》《律历渊源》等书籍。他在出巡途中，深夜乘舟或居行竹幄，读《易经》览《尚书》，读《左传》诵《诗经》，赋诗著文，日以为常。他不仅读书，还亲自动手演算习题，亲自撰写科学文集《几暇格物编》。令人惊奇的是，他还出版了自己的科学论文《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他不仅喜欢读书著文，还喜欢做试验，在宫里做化学试验、设实验室制药，推广用金鸡纳霜治疟疾和种牛痘以防天花（在皇子、宫女身上做试验）。更让人叫绝的是，他还在当时中南海丰泽园的一块稻田里，发现了一株产量高出众稻的成熟稻穗。于是他把这株早熟的稻穗摘下来，决定第二年再种，看它是否比别的稻子早熟。第二年试种的结果，还是比别的稻子早熟。从此，他便以此为种子，培育了新的杂交稻种。这种新稻种所产之米叫“御苑胭脂米”，色红味香，煮粥最美。康熙一生兢兢业业，把全部的精力、学识和才能，贡献于统一国家、捍卫主权、发展生产等方面，为中国社会的前进做出了重要贡献，不愧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位英明君主。（金明月摘自光明网）

清朝百色壮族“巴图鲁”张世荣

清朝八旗谁是老大 ●叶桂郴八旗制度是清朝独创的兵民合一的政治行政与军事组织，出征时用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种颜色的军旗以示区别，所以又称“八旗”。其中正黄旗、正红旗、正蓝旗、正白旗为纯色；镶黄旗、镶白旗、镶蓝旗为正色镶红边；镶红旗为红色镶白边。起初只有八旗满洲，后来被征服的蒙古人、汉人编为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共二十四旗，但其核心还是八旗满洲。八旗制度始自清太祖努尔哈赤，完备于清太宗皇太极。清入关前，八旗本无高低之分，但只有镶黄旗满洲属于皇帝本人；镶黄旗除了皇帝一支没有其他宗室。后来，皇权进一步加强，正黄旗与正白旗又归皇帝统属。顺治七年（1650年），多尔衮死后，顺治皇帝福临为了加强对八旗的控制，对八旗的顺序进行了调整。此后，由皇帝控制的镶黄、正黄、正白三旗，称为上三旗；由诸王、贝勒统辖的正红、镶红、正蓝、镶蓝、镶白五旗，称为下五旗，有清一代，始终未变。清朝明确了上三旗比下五旗地位高，上三旗是皇帝的亲兵，担任禁卫皇宫等任务，下五旗驻守京师及各地。但是上三旗的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地位谁最高，就众说纷纭了。要讨论谁是老大——谁的地位最高，不妨跳出八旗本身，自能拨云见日。清朝的“抬旗”制度就是帮我们甄别八旗谁是老大的一条门径。抬旗，是清朝政府改变皇亲、贵族和功臣的旗籍，以提高其地位的一种制度。一般是包衣（奴才）汉姓改变为八旗汉军，八旗汉军改变为八旗满洲，满洲下五旗改变为满洲上三旗。我们先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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