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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旗人中有数量可观的“拜唐阿”，这些人具体是做什么的？左都御史 08-21 21:05优质原创作者清代因为是满洲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国语又是满语，因此很多满文汉译的词汇让人很难懂。比如本文所说的拜唐阿就是其中之一。《清史稿·选举志》中解释说：“满人入官，以门阀进者，多自侍卫、拜唐阿始。故事、内、外满大臣子弟，五年一次挑选侍卫、拜唐阿，以是闲散人员、勋旧世族一经拣选，入侍宿卫，外膺简擢，不数年辄致显职者，比比也。” 意思是说，侍卫、拜唐阿是满人选官的重要途径，而且以后升为“显职”者甚多。不过从“入官”这个角度而言，侍卫和拜唐阿性质并不一样，清代的侍卫本身就是官，各有品衔，而拜唐阿却是一种职差，虽然具有选官资格，但却没有品级。实际上，拜唐阿的数量要远远多于侍卫，具有分布广、数量大的特点，且关系到八旗制度、旗人官制、等级身份等问题。因而有必要说清楚这一问题。一，拜唐阿的设置分布及其职差拜唐阿供职的地方很多，有京城、陵寝、地方驻防、边区这几处。其中服务于京城的种类最多，又有宫廷内外、园囿、各行政衙署内、八旗各营、宗室王公府弟等多处。宫廷内外的拜唐阿，主要是服务于皇帝、皇室之机构及修造、种植等部门和其他杂务机构。如御膳房、茶房，设领班顶戴拜唐阿，有70余名。太后膳房、茶房，皇子饭房、茶房，均设拜唐阿，每处十几名至二十几名不等。此外，在御鸟枪处、上虞备用处、鹰狗处、虎枪营、向导处、善扑营、雍和宫、圆明园等处皆设有大量的拜唐阿。各地驻防八旗兵种，也设拜唐阿。如宁夏，乾隆五十年（1785年）有当差拜唐阿闲散500名；成都，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时有披甲拜唐阿共五百余名。拜唐阿的职差事务非常繁杂，既有皇室宫廷、陵寝从事服侍性杂务的，又有制作机构中担任制造、监造的，还有各行政机关如内阁、部院充当杂务的，以及任某项专业，如奏乐拜唐阿。在八旗驻防城、边区，还有供差遣当差的，巡逻的及充当甲兵的等。通俗的理解，拜唐阿就是为各机构打杂的，可以理解为编外人员。拜唐阿的挑选，注重身体强壮、骑射水平，不符合这两点者，则不予录取。官方政书也将拜唐阿列入武职系列，常与武职官并叙。遇有战事，拜唐阿也常被选入征，受统兵将领差遣。

慈禧掌权48年，按说娘家人应鸡犬升天，实际上她的亲戚大多是穷人左都御史 09-19 20:40优质原创作者中国历史上，握有实权的女强人不在少数，远一点的有西汉的吕后、窦太后，近一点有孝庄、慈禧，还有唐代的武则天。这些人当中，恐怕属慈禧的名声最不好。不过我们也不能将慈禧一棒子打死，既然她能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说明她身上必定是有可取之处的。

雍正的管理之道顾佳玮著名历史学家易中天说：“他刻薄是真刻薄，但不寡恩；冷酷是真冷酷，但非无情。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也许夸张了点，却是对雍正治国的公正评价。” 在皇位继承人选上踌躇不定的康熙，有着令其他封建帝王艳羡的幸福烦恼——他有一众出类拔萃的皇子：皇长子胤禔善于用兵，在平定葛尔丹战争中有着卓越的贡献；三皇子胤祉长于学问，带领一群饱学之士完成了《古今图书集成》等鸿篇巨著的编撰；八皇子胤禩具有不凡的魅力与风度，尤其懂得笼络人心，人称“八贤王”；十三皇子胤祥潇洒倜傥，嫉恶如仇，享有“侠王”美誉；十四皇子胤禵更曾是康熙钦定的大将军王……由此观之，胤禛（即雍正）反而是不那么引人注目的一个。他想从众多各有千秋的皇子中脱颖而出绝非易事，所以我们探究雍正成功的原因，就更具借鉴意义。管理学观点普遍认为，管理的本质是通过他人完成工作；领导力的本质是跟随；权力的本质则体现在影响力。难得的是，综合以上都被雍正做到了。做事之前先做人胤禛性格深沉内敛，他深知父亲康熙对儿子们的品行要求甚高，因此他严于律己，礼贤下士，同时以身作则教育子女，就连自己府邸的侍从也是规行矩步。对于事业，尤其是康熙记挂于心的国家大事，胤禛都会适时挺身而出，为君父分忧。同时他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因此胤禛在朝廷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建立起自己的威信，使得十三阿哥胤祥、十七阿哥胤礼等成为他最有力的追随者，张廷玉、隆科多等朝廷重臣日益向他靠拢，成为他日后即位最坚定的支持者。他的这些品质为他登基后成为勤政之君奠定了坚实基础。生活中胤禛不求奢华，常有吃斋念佛之举，自诩为“天下第一闲人”，还亲自耕种，以示自己对皇位毫无兴趣，使得太子胤礽等劲敌对他未有太大防备，忽略了这位最可怕的对手。无论是出于本意，还是为了故作姿态**对手，胤禛至少做到了修身与齐家，时刻准备着治国平天下。用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圣吉的理论来分析，胤禛不断改善自己的心智模式，从而实现自我超越，这有效地帮助了他在争夺皇位战役中取得胜利。一位让历史无法忘却的雍正皇帝应运而生。勇于改革树新风管理学著作《从0到1》中说到：“创新不是从1到 N，而是从0到1”。也就是说，质变的意义大大超过量变。雍正勇于探索与尝试，首创军机处就是最好的例证。

大连地区满族的来源可分为四种类型: 一、坐地户的后裔坐地户就是清代以前就住在这个地区的渤海、辽金等国的后裔,他们都先后被编入八旗,主要是八旗满洲之中。由于东北是他们的故乡,史书上对他们的居留情况都很少记载。只有渤海后裔的迁来辽南,史书是有记载的。第一次是辽太祖国天显元年(926年正月,辽国攻下渤海西北边疆的重镇扶余府(其故址在今四平市或农安县,即迁其民的一部分到今复州、金州一带在今复州镇(复州古城地置地置“扶州”以居其民,旋改为“迁民县”。第二次是天显二年辽灭渤海国,当时渤海国人口总十余万户,由渤海太子大光显率二万多户投奔新罗,旋归于王氏高丽,得赐姓王,附宗籍;辽取渤海国的名宗望族数千户来辽南,置于今盖县地方,后又迁之于迁民县,置曷苏馆女真国大王府以统治之。第三次是辽圣宗统和二十八年(1010年辽征王氏高丽,克开京(今三八线上的开城,俘得前投高丽的渤海国人众,置于今盖县与复州古城之间,置归州刺史(治所在今熊岳城西南归州满族乡以统治之。辽兴宗时(1031年~1054年于迁民县置复州怀德军,始有“复州”之名,沿用至今。金朝亦置曷苏馆领有今大连地区。然由于年湮代远,渤海后裔已很少能自知其为渤海遗民矣。在笔者抽访的大连满族万余人次中,只有瓦房店市三台满族乡三台村的赵氏(西林觉罗尚能记忆其祖先是渤海遗民,是从岫岩城南十三公里许的杨家乡杨家村迁来三台的,现在他们宗族仍多住在杨家村故地。二、八旗满洲的后裔康熙二十年(1681年在金州就地编成的576名丁的八旗满洲的后裔仍多分布于金州以北地区。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又从**开回一批佛满洲到盛京,在盛京就地编成一批旗兵分驻于“内城十五、路九、边门十六”合计四十处。其“十五城”为盛京、兴京、辽阳、开原、熊岳、复州、金州、岫岩、凤凰城、牛庄、锦州、广宁、义州、抚顺、铁岭等,分设城守尉、协领、防守尉等统辖之。雍正年间(1721年~1735年将熊岳、锦州两处原设城守尉的,改设副都统,又扩大了旗兵的编制。其中复州(今瓦房店市、金州皆属今大连市。今大连所属的庄河县是从岫岩分出来的。熊岳今虽不在大连市境内,但大连地区的满族人不少是从熊岳城迁来的。乾隆二十九年又从凤凰城拨来九十名满洲兵。大连地区古今政区的变化很大,所以无法统计今大连地区满人来此的时间和人数户数等。据笔者采访调查所得,康熙年间迁来大连地区的满旗兵,多系“随龙入关”又“随龙出关”分来此地的,如瓦房店市胜利乡药庙下村的满族老人赵昌智,自称满姓伊尔根觉罗,祖籍长白山八道沟人,于顺治初年“随龙入关”,于康熙二十六年又“随龙出关”到盛京,又分来复州西蓝旗驻防的。道光年间因西蓝旗土薄年荒,乃大部移往双城堡(今双城县。赵昌智家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因河患迁来药庙下村的。又如瓦房店市老虎屯满族镇三家子村郭家,满姓郭路氏。自云祖居长白山六道沟,属镶黄旗满洲付力户佐领下,于顺治初年“随龙入关”到**住于草帽胡同。于乾隆年间拨来复州,后分居各地。其始祖黑达色官骁骑校,二世祖白起官协领。他家藏有乾隆十六年诰封广宁(今北镇佐领白起及其妻佟氏的圣旨原件。该圣旨长三公尺,宽三十一公分,用五彩龙纹图案的绫子书写装裱而成。又如瓦房店市三台满族乡西蓝旗村的满族苍家,满姓萨**拉氏,自云长白山二道沟人,于顺治初年“随龙入关”,分驻于**草帽胡同及固安大王庄。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其四世祖金太“随龙出关”拨来复州西蓝旗驻防,占地落户,繁衍至今。金太的四世孙常平曾任开原防御。他家保存有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诰封常平本身及其妻室、诰封常平之父母等两道圣旨原件。这两道圣旨均长2.5公尺,宽33公分,仍是用五彩龙纹图案的绫子书写装裱而成。“圣旨”都是满汉文对照书写, 汉文由右向左移行书写,满文由左向右移行书写,玉玺加盖在正中间,也是满汉文各一份。(发贴者注:三道圣旨原件照片和汉文原件省略。又如金州七顶山满族乡老虎山村的满族文氏,自言祖籍长白山四道沟人,顺治初年“从龙入关”,属正黄旗满洲舒勒佐领下。其祖先花色于康熙十年(1671年由**马家胡同拨来金州驻防的。其家族一小部分住在老虎山村,其余分居各地。又如七顶山满族朱家,满姓都拉欢氏,自言祖籍长白山三道沟人,属正黄旗满洲宁康佐领下,顺治初年“随龙入关”。康熙七年(1668年其始祖索弘与夫人文氏自**草帽胡同拨来金州驻防的。其族人定居于大朱家村及小朱家村(都是朱家定居以后才有村名,也有分居别处的。又如瓦房店市老虎屯满族镇虎头村满族吴德厚家,自言祖籍长白山三道沟人,属正蓝旗满洲数易佐领下。顺治初年“随龙入关”,驻**穆字胡同,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又“随龙出关”拨来复州驻防的,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其族人一部分拨往双城堡,留复州的一支分布于今老虎屯满族镇各村。还有未曾“随龙入关”,直接从长白山迁居辽南的。如瓦房店市三台满族乡西蓝旗村的满族马家,自言祖籍长白山七道沟人,顺治年间直接从长白山老家拨来复州开荒的。他们家族分别驻于驼山乡、马房身、西蓝旗、北海等地,至今已传十六世矣。又如三台满族乡三台村(乡**所在地百岁老人那永春(1985年自言祖籍长白山头道沟人,顺治年间由长白山老家随军来复州,在康熙年间编入八旗的,他们家族分布在三台满族乡各村。据《奉天通志》记载,复州最初的驻军是满洲兵635名、蒙古兵84名、汉军兵15名、巴尔虎兵55名。都是八旗兵。

又一个假冒爱新觉罗的被抓了 6月14日下午，河南省洛阳市嵩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民警接110指令：在县城某酒店某房间发现疑似天津警方请求协查的涉毒嫌疑人员，让民警立即前往处置。民警迅速到达该酒店，然后找到了正在休息的毛某（男）、石某（女）。刚开始，二人态度还真的挺好。然后，民警就要求二人到派出所，接受尿检。这时，毛某与石某突然大变，开始是二人以各种理由不去派出所，其后石某又谎称自己姓张，在酒店时一直喊叫着要去厕所。民警心里有底，将二人带到派出所。石某到了派出所，开始坚决不去厕所了，坚决不尿检。然后二人又开始威胁民警，说要给洛阳市领导打电话，控诉民警暴力执法。这演的套路越多，民警心里越有数啊！眼看着自己招数都不奏效，毛某和石某又演起了苦肉计。毛某开始装头晕，石某在一旁就说了，说毛某患有心脏病、头部做过开颅手术、发烧厉害等等。反正就是，毛某如果不赶紧离开派出所，会死人的！民警乐了，立刻取来体温计、速效救心丸、头疼粉等药物，交给毛某让他吃下。毛某不吃，突然使出终极大招。毛某郑重告诉民警：我本姓爱新觉罗，我是大清的皇族，与溥仪皇帝有血缘之亲，你们要立刻放了我！

历史真幕：皇太极到底有没有篡夺多尔衮的皇位？原创：小主历史神秘事 2019-04-23 无论在影视艺术作品中，还是在一些所谓的野史秘史中，都暗示皇太极夺了多尔衮的皇位。关于他们之间关系的猜测，是从一位朝鲜使者的笔记中流传出来努尔哈赤要传位给多尔衮的记载。以至于，后世根据这一记载编排出许多他们之间皇权争夺的说法。诚然，每一个男子都有着想一统天下雄心壮志，所以皇太极的突然继位，令人不得不生出猜测。那么皇太极到底有没有篡夺原本属于多尔衮的皇位呢？在《孝庄秘史》影视剧中，皇太极就因篡夺了多尔衮的皇位，在多尔衮陪他南征北战旧病复发后心生内疚，让庄妃去照顾他。但是，这毕竟是影视剧，也没有什么实际性的根据。如果仅仅凭借那个朝鲜使者的笔记就去判定皇太极的皇位是夺来的，未免也有些太武断。尤其是，在努尔哈赤并没有留下任何的诏书或者口谕，来表达自己传位给多尔衮的意思的情况下。

旗袍与旗装的区别旗装和旗袍，很多人会说，它们是一回事，没什么区别。NO~~,它们不仅有区别，而且区别还很大：一，旗装，又被称为旗服，是中国满族的传统服饰。它形成于17世纪初，因为推行八旗制度，因此满族人被称为旗人，而满族人所穿的服装又被称为“旗装”。由此可知，旗装是由满族人发明、设计、制作并穿用的。

渤海国服饰的渊源及其特点杨荣斌摘要：建立渤海国的主体民族粟末靺鞨族，是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古老民族肃慎族的后裔，有四千多年的历史，过着渔猎生产为主的原始社会生活。由于长期生产生活的需要，逐渐形成了同渔、猎生产相适应的民族服饰，史称“胡服”或“裤褶服”。渤海建国后，为顺应政治生活需要，从渤海国王、大臣、普通官员、军队及侍从卫士等全部引进了唐服。渤海传统服饰从此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一直延续了二百多年，直到渤海国灭亡。关键词：渤海国；服饰；粟末靺鞨族渤海国是唐代东北地区以粟末靺鞨族为主体建立的地方民族政权。在长达200多年的时间里，渤海国在盛唐文明的影响下，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国运昌盛，被誉为“海东盛国”。由于历史的原因，有关渤海国的服饰资料极其稀少，这给渤海国服饰研究带来了很大难度。幸好史料中的一些女真人（靺鞨族后裔）的服饰记载以及日本、高句丽的相关资料可资比较，特别是近年来渤海故地出土大量的文物，给研究工作提供了鲜活有力的证据。笔者依据这些资料，加以综合比较考证，提出粗浅看法。一、渤海国服饰的渊源创建渤海国的靺鞨族，是我国东北地区最古老的民族。先秦时期叫肃慎。据《竹书纪年》载：“帝舜有虞氏二十五年(公元前2155年——《黑龙江编年》)，息慎（即肃慎）氏来朝，贡弓矢。”肃慎头领到中原去穿的是什么衣服，虽然文献上没有直接记载，但有关肃慎人的考古资料却给我们提供了可以信赖的依据。居住在黑龙江流域的肃慎人早在七千多年前就开始使用骨针、骨锥、陶纺轮等纺织缝纫工具。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镜泊湖畔莺歌岭以及松花江中游吉林市附近的西团山、猴石山等肃慎人的遗址，出土了骨针、麻布和碧玉管、白石管、玉坠等装饰物。可以看出，三四千年前的肃慎人，就掌握了纺织、缝纫技术，并产生了原始的审美观念。《新唐书·北狄传》曾这样描述肃慎人：“人皆编发、缀野豕牙、插雉尾为冠饰。”据此，我们可以说，肃慎首领向帝舜进献礼品（弓矢）时，至少穿的是麻布衣服。这同史料中“黄帝始去皮服布”的记载相符。也说明当时东北人与黄河流域的中原人进化程度比较相近。还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生活习俗——男人配戴野猪牙和青铜装饰品，女人系白石管制成的项链。他（她）们的头发是编起来的。肃慎在汉魏晋时被称为挹娄。挹娄人“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涂身，以御风寒。夏则裸袒，以尺布蔽其前后”。并能“绩猪毛以为布”或“绩貂毛以为布”。麻布衣服已是较为常见的服装。由此可以看出，距今二千年左右的挹娄人，其服饰已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出现了经过粗加工而制成的猪皮衣裙，麻布衣服继续服用。二是将猪毛或貂鼠毛经细加工绩成毛布再缝制成比较精细的毛布衣服。三是还保留编发以及冬季以猪油膏涂身御寒的习俗。南北朝时，挹娄人被称为勿吉。据《魏书·勿吉传》记载：“妇人则布裙，男子猪犬皮裘。”这是靺鞨先人妇女穿“布裙”的最早记载。“裘”为毛皮制成的衣服。这说明，一千四百多年前的勿吉人已摆脱了穿粗加工毛皮衣裙的时期，进入了穿用较精制的“毛料与裘皮”衣服的阶段。隋唐之际，勿吉人被称为靺鞨。从隋初到渤海建国，前后百多年的时间里，靺鞨人与中原人交往逐渐增多，文化的渗透、服饰的融合，使靺鞨人的服饰发生了很大变化。靺鞨族的服饰与中原人的服饰已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至少在中原人的眼中，靺鞨族没有“奇装异服”的感觉。隋唐之际在靺鞨人居住地发现的遗物，证实了靺鞨人生活习俗的丰富和服饰文化的发展。公元4—5世纪的黑水靺鞨故地出土了镯、耳环和青铜、玉髓、珠母（珍珠贝）珠串成的项链等装饰用品，耳环制作更趋复杂，项链的质料更趋贵重。（见图1）图1 黑水靺鞨墓地出土的装饰品靺鞨族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进化，已经逐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传统民族服饰及生活习俗，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1）发式：人皆编发，男人头插虎豹尾或雉尾以示英武；（2）首饰：戴耳环，材料由铁、铜制发展到金、银制，戴项链，材料由骨、角、贝壳发展到青铜、玉石、珍珠贝；（3）服装面料：由粗、细麻布及革裘皮等制成；（4）服装形制：有上衣、下裤，裤腿较肥，足穿革靴，为便于行走，有时将裤脚笼在靴筒内。二、渤海国服饰的特点首先是时代性。渤海国的建立，是靺鞨族从部落式管理向实行国家制度管理的一个质的飞跃，也大大加快了文明程度的发展。渤海国的创建者大祚荣，利用契丹与唐矛盾的时机，于公元698年建立了“震国”。七年之后（公元705年）即派遣次子大门艺入唐宿卫朝廷，表示臣服于唐。公元713年，唐派鸿胪卿崔忻到震国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震国从此改称渤海，并正式确立与唐朝的藩属关系，成为唐朝隶属下的一个边州府郡——忽汗州和渤海都督府。这是古老的靺鞨族政治生活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从此，渤海国内部就出现了受唐统属并直接受其影响的官宦阶层和仍然保持靺鞨传统文化的土著民众两个文化群体。其官宦阶层面临的第一个实际问题，就是“着装”问题。按照唐朝惯例，崔忻到渤海册封时，肯定带来了唐玄宗赐给大祚荣的官服。从此，大祚荣及其继承者，就把“悦中国（中原）风俗，请被冠带”当作与宗主国唐王朝保持政治上一致的一件大事。从国王、官员一直到仕宦侍卫人员一律着唐装。《新唐书·渤海传》也记载了这个历史性变化，其文武官服“大抵宪像中国（唐朝）”。这个史实还可以从日本相关史料中得到证实，“在访日的渤海使节中，官员着唐服，首领和船员穿靺鞨的传统服装”。另据日本《延喜式》卷48“若蕃客入朝之日著寮绯紫袍，佩紫金鱼袋” 的记载，可知渤海聘日大使有服绯紫袍者，按唐服制度规定，服绯紫袍、佩紫金鱼袋者为四品之官。查渤海遣日使节以四品官居多。可见，渤海官服是严格遵循唐制的。渤海官员不但着唐服，而且还随着唐服的改制而变化。日本金泽大学图书馆藏《本朝三代实录绘词》中，有一幅《渤海使游宴图》（见图2），图中画的是公元895年6月15日，日本参议左大弁，著名诗人菅原道真在鸿胪馆宴请渤海第32次聘日使裴颋一行，边饮酒边赋诗唱合的情景。图中共有七人，从图中人物动势看，疑似渤海使为四人，日本陪客使为三人，其中两人作行走忙碌状。渤海四人身着浅颜色，交领开衿衫，腰系革带，长裤。只是四人所戴幞头形制各有不同。有两人幞头顶较高，另两人较低。据查，唐朝从文宗五年（公元845年）以后，也有幞头顶高、矮两种形制。图2 渤海使游宴图渤海除官员着唐装以外，官府侍从人员也一律着唐装。1980年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县龙海乡龙头山上，出土了渤海第三代国王大钦茂之女贞孝公主墓壁画。画中所绘八个侍女服饰同西安唐墓壁画中侍女服饰完全一致（见图3）。图中八名侍女头戴软角幞头，着红、青、黄、紫、白、赭圆领缺袴长衫，腰束革带，足穿革靴或麻鞋。图3：贞孝公主墓壁画人物全面引进唐朝官服的同时，也引进了唐朝军戎侍卫服饰。渤海兵器中原没有盔甲，后从唐朝引进少量盔甲服。196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渤海上京遗址经过大规模清理，只出土甲片62件，形制同唐朝甲片相近似。出土文物中还证实了渤海侍卫服饰与唐朝侍卫服饰的因袭关系。图4是唐朝甲片与渤海甲片比较。图5是唐李贤墓与渤海贞孝公主墓壁画侍卫服饰比较。其次是传承性。靺鞨人在数千年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一套既有利于生产又适应环境、方便生活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服饰。笔者认为，渤海传统民族服饰即是“胡服”之一种。此说可以从史料中得到证实。图4：唐朝与渤海铁甲比较

内蒙古和外蒙古，是谁分的？清朝的皇太极！熟悉蒙古历史的人都知道，蒙古分为内蒙古和外蒙古。那么，是谁将蒙古分为内蒙古和外蒙古呢？清朝的一个皇帝！

奶饽饽的做法作者：丁小六奶饽饽是北京传统奶制风味小吃，营养丰富、质地柔软细润、味道香甜可口。满族人管点心叫“饽饽”，因馅料中有牛奶而得名。用料牛奶 5袋馅料山楂、枣泥、豆沙、黑芝麻等皆可奶饽饽的做法把5袋牛奶倒入锅中（熬煮时不能用铁锅，否则颜色容易会发黑，有奶腥味儿，建议用铝锅、不锈钢锅）先用大火烧开，烧开后改用小火熬煮，奶变浓稠时要不停地搅拌，以免糊锅当5袋奶熬制成3袋奶，大概熬制30分钟后，把牛奶倒入另一个锅中，盖上锅盖，静置一会儿，不能在中途打开锅盖。当奶上形成一层厚厚的奶皮儿，用细眼纱布把奶皮儿过滤出来。过滤后用重物压实直到奶皮不粘手了，用奶皮包上馅料揉成球状，再放到模具里按实搕出来即可（可以先往模具里撒一点儿熟淀粉）。小贴士1，熬煮时不能用铁锅，否则颜色容易会发黑，有奶腥味儿，建议用铝锅、不锈钢锅； 2，奶变浓稠时要不停地搅拌，以免糊锅； 3，静置过程中不能在中途打开锅盖； 4，放入模具前可以先往模具里撒一点儿熟淀粉以便取出。

《红楼梦》里的满洲风习 ◎ 周岩壁《红楼梦》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人情小说，举世公认的中国古典小说巅峰，中国18世纪的百科全书，传统文化的集大成。其中涉及一些满洲风习，和传统的汉族文化截然不同。小说中写荣国府的老祖宗贾母吃饭，都是由未出阁的孙女陪着吃。贾母的儿媳邢夫人、王夫人，孙媳妇李纨、王熙凤，只是忙上满下地添饭、布菜地来来回回地服侍。如第三回，林黛玉进荣国府，中午吃饭：王夫人来了，方安设桌椅。贾珠之妻李氏捧饭，熙凤安箸，王夫人进羹。贾母正面榻上独坐，两边四张空椅，熙凤忙拉了黛玉在左边第一张椅上坐了，黛玉十分推让。贾母笑道：“你舅母你嫂子们不在这里吃饭。你是客，原应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座，坐了。贾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姊妹三个告了座方上来。迎春便坐右手第一，探春左第二，惜春右第二。旁边丫鬟执着拂尘，漱盂，巾帕。李、凤二人立于案旁布让。外间伺候之媳妇丫鬟虽多，却连一声咳嗽不闻。寂然饭毕。按说，邢夫人、王夫人在贾府地位仅次于贾母，吃饭时应该陪老太太进餐才是；她们却不在这里吃饭，只是坐着。李纨是长孙媳妇，王熙凤是当家人，该陪老祖宗进餐吧；她们却只能跑前跑后地服侍。倒是几个未出嫁的小姑子陪着吃饭，接受李纨、王熙凤的体贴服务。这种反常行为，就牵扯到满人风习。《清稗类钞·风俗类》“旗俗重小姑”：“旗俗，家庭之间，礼节最繁重，而未字之小姑，其尊亚于姑。宴居会食，翁姑上坐，小姑侧坐。媳妇则侍立于旁，进盘匜，奉巾栉，惟谨，如仆媪焉。”这和《红楼梦》的描写高度一致。而且，在《红楼梦》中，小姑、小叔子的尊贵，不光体现在可以坐在老祖宗身边一道吃饭；宝玉、黛玉、迎春、探春、惜春到饭时，一般是有人来请的。第21回，元宵节后不久，宝玉、黛玉、宝钗、湘云，“四人正难分难解，有人来请（往贾母处）吃（晚）饭，方往前边来。那天已是掌灯时分”；宝玉和袭人“正闹着，贾母遣人来叫他（宝玉）吃（早）饭，方往前边来，胡乱吃了几碗饭，仍回自己房中”。第28回，宝玉、黛玉“二人正说话，见丫头（从王夫人处）来请吃（早）饭，遂都往前头（王夫人处）来了”。宝钗已先在这里，凤姐则“在里间房里看着人放（吃饭）桌子”。“正说着，见贾母房里的丫头找宝玉、林黛玉去吃饭。林黛玉也不叫宝玉，便起身扶了那丫头走。那丫头道：‘等着宝二爷一块儿走。’宝玉道：‘我今儿还跟着太太吃罢。’”王夫人这顿吃斋，宝玉、探春、惜春、宝钗，都在这边吃，只有黛玉去贾母处吃饭。也有到了饭时，诸人不待邀请，自己前往的。如，第20回，“宝玉自往上房，同贾母吃（晚）饭”。有时，前往吃饭，又和对长辈的问安合在一起。如，第51回，宝玉请王太医给晴雯看过病后，“方往前边，来贾母、王夫人处问安吃（早）饭”。小说中，贾府男仆对主人自称奴才。此也是满洲风习。《清稗类钞·称谓类》“奴才”：满洲大臣奏事，向有称臣或奴才者。乾隆戊子，下谕：嗣后颁行公事折奏称臣,请安谢恩寻常折奏仍称奴才。所以存满洲旧俗也。但久之，满臣奏折无论公事私事，俱称奴才，以为媚也。蒙古、汉军亦同此称。汉人之为提督总兵者，称奴才。虽与督抚会衔，而称奴才如故，不能与督抚一律称臣也。王公府邸之属员奴仆，对于其主，亦自称奴才。小说中，贾府奴仆称宝玉，他们的少主是“哥儿”。《清稗类钞·方言类》“八旗方言”：“哥儿，公子也。”《汉语大词典》“哥儿”未列此义项，可谓释义不全。下面，我们考察一下《红楼梦》中的两餐制问题。荣国府实行的是固定不变的一日两餐制：早饭和晚饭，根本没有午饭。第58回,一位老太妃薨了：一日正是朝中大祭，贾母等五更便去了。下处用些点心小食，然后入朝，早膳已毕，方退至下处歇息，用过早饭，略下片刻，复入朝侍中晚二祭，方出至下处歇息。用过晚饭方回家。就是说，因为要参加典礼，贾母等早晨四五点钟就从家里出发，到就近的一个落脚点，早饭和晚饭都是在这里吃的。一日两餐，古时并不少见。《孟子·滕文公上》云：“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赵岐注：“朝曰饔，夕曰飧。” 可见两餐制源远流长。但红楼梦中的两餐制，实源于对满清皇宫饮食习俗的步趋、效仿。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纂成的《国朝宫史》，对康、雍、乾朝的皇宫制度，多有较翔实记载。该书第5卷“典礼”之“礼仪（上）”有“常日视事仪”，对皇帝的一天生活有记录，其中说：“辰刻（8点左右）进膳”；“每日未刻（14点左右）进晚膳”。《清稗类钞·饮食类·圣祖一日二餐》：康熙皇帝在张鹏翮祈雨奏疏后批云：“尔汉人一日三餐，夜又饮酒。朕一日两餐。当年出师塞外，日食一餐。” 钱泳在《康熙六巡江浙》中说：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第三次南巡：上问云：“吴人每日必五餐，得毋以口腹累人乎？”两江总督张鹏翮奏云：“此习俗使然。”上笑云：“此事恐尔等亦未能劝化也。”(钱泳《履园丛话》，中华书局，1979年，标点本，P15)

八旗文化与满洲认同边限：以八旗汉军为中心（韩）金晙永（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350） [摘要] 清代八旗是多民族群体，因而八旗内共存女真、蒙古、汉族等多元文化。该多元文化的融合，逐渐形成八旗文化。八旗文化的形成过程，相当于满洲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及发展过程。入关后，八旗汉军在满洲民族共同体中逐渐边缘化，到乾隆时期，乾隆帝实行八旗汉军旗的出旗政策，但汉军旗人的出旗并不意味着在满洲民族共同体中排除整个汉军旗人。八旗有明显阶层区分的性质，该阶层区分逐渐固定化而成为世袭身份。国初编入八旗汉军的旗人仍然是满洲共同体的成员，他们可以享受朝廷的优待。清代旗人族谱是表示身份认同的重要凭证。因此，在《清代满族家谱选辑》中利用汉军旗人家谱，探讨满洲多民族共同体的演变中如何看待汉军旗人，以及在族谱中可发现的八旗共同文化特点。 [关键词] 八旗汉军；满洲认同；八旗文化；沈阳甘氏一、满洲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清代八旗可以说是多民族、多文化的群体。八旗内有女真人、蒙古人、汉人、朝鲜人、锡伯族等多种民族成分，因而八旗内共存女真、蒙古、汉族等多元文化，该多元文化的融合，逐渐形成共同文化。在本文中该共同文化称为八旗文化。八旗文化的形成过程，相当于满洲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及发展过程。在建州女真为中心的女真群体不断壮大过程中，纳入了周边民族或者群体，努尔哈赤把该多民族群体组成为八旗。该群体逐渐壮大，女真不能代表该多民族群体的身份认同，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把该群体名称定为满洲[1]129。该满洲共同体经过长期共存及互动，同时又在清朝统治者的积极推动之下，逐渐成为民族共同体。崇德七年（1642），皇太极把汉军四旗增编为八旗，完备了满、蒙、汉军八旗。八旗有明显的民族旗分，学界探讨清代民族关系，尤其是满汉关系的时候，产生了如何认定汉军旗人的民族成分的问题。王钟翰先生认为把汉军旗人的出旗视为满汉区分的界线。[2]即在汉军旗人中曾经出旗者是汉人，不出旗者是满族。这样的看法意味着，无论哪个民族旗分，八旗属下旗人都认定为一个共同体。实际上，如何界定满洲人，学界有不同看法，杜家冀先生指出，旗人不能等同于满洲人，根据满族皇帝的观念及制度，满洲人是旗人中拥有“满洲册籍”者。由于长期共存而自然形成民族融合现象，于是在满洲属性中不能排除汉军旗人，汉军旗人能否算作满洲人，需要判断他们的满洲化历程。[3]我们通过乾隆时期编纂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可以了解个别旗人的满洲化以及多民族群体的融合。乾隆帝为了加强满洲认同，在《通谱》内纳入满洲共同体成员的族源记录。该谱共纳入了满洲姓氏645个[4]77、蒙古姓氏235个[4]163、高丽（朝鲜）姓氏43个[4]204、尼堪（汉人）姓氏156个[4]249。这意味着这些蒙古、高丽、汉人姓氏，虽然其起源不同，但是都属于满洲共同体的主要成员。该谱还纳入不在满洲旗的满洲姓氏。“汉军、蒙古旗分内有满洲姓氏，实系满洲者应乃编入满洲姓中。”[5]3这表明有的满洲姓氏的人，不仅在满洲旗，也在蒙古旗或者汉军旗内。旗人宗族私编的族谱记载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个别事例。比如《姜尔佳氏家谱》，该族的始祖姜佑恭原本为明末举兵的汉人，他归顺于努尔哈赤。根据族谱记载，到皇太极时期，清兵破边攻入山东时，他立了战功，赐建威将军职并编入满洲正黄旗内。[6]779以上实例表明，我们不能按照八旗的民族旗分来区分该旗所属旗人的民族成分。清初满、蒙、汉军旗的建立，而各佐领的旗属安排，主要取决于清朝统治者与该氏族之间政治的亲疏远近。[7]39在一定程度上，早期八旗民族旗分具有阶层区分的性质。早期形成的八旗阶层结构受到国家的限制，而逐渐固定化。满、汉军旗所属的旗人，不能跨越民族旗分，只有皇帝允准等特别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在本民族旗分内有限的阶层流动。这称为八旗佐领的“抬旗”。通过抬旗，包衣旗人可以脱离奴隶身份，下五旗旗人也可以脱离对所属八旗王公的束缚。[8][9]即旗人所属旗分或者佐领成为他们的世袭的身份，只有通过抬旗，旗人才可以在八旗社会内有限的阶层流动。抬旗对旗人宗族的身份地位有深刻的影响，所以旗人在族谱中记载。比如《高佳氏家谱》，该族原本是世居辽阳的汉人，该族的始祖高名先率族归顺于努尔哈赤，隶属于满洲包衣佐领。到雍正十三年（1735），四代孙高斌的女儿册立贵妃，晋封皇贵妃，因而该族的旗属改为满洲镶黄旗。[6]847即原在满洲包衣佐领所属的汉人，到乾隆时期族女得到皇帝的宠爱，该家族抬到满洲旗分佐领，提高族人的身份地位。因此，为了深入了解八旗社会，我们需要考虑八旗内部阶层（或者群体）之间的问题，以及多元文化的共存和影响等。最近部分学者关注八旗内部下层阶层或者群体问题，比如张建的《变革时代：近畿地域特殊群体——清初三朝直隶旗人群体浅探》[10]84-97一文，探索了入关后在畿辅地方的旗人群体的形成过程，雍正时期以后清朝对该八旗群体管理政策的变化，以及该群体的边缘化过程等。另外，邱源媛的《口述与文献双重视野下“燕王扫北”的记忆构建——兼论华北区域史研究中旗人群体的“整体缺失”》[11]一文，利用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旗人“户口册”、私修家谱和口述资料，探索了入关初投充而获得旗籍的汉人群体的身份认同及其变化。这两篇文献都关注了以往八旗研究中忽略的下层旗人群体的问题。但是还没有充分探讨“满洲”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及演变过程中所产生的共同体内部认同变化以及文化融合。清代旗人族谱可探索个别旗人的身份认同。因此，本论文主要利用《清代满族家谱选辑》中收录的汉军旗人家谱，探讨“满洲”多民族共同体的演变中如何看待汉军旗人，以及在族谱中可发现的八旗共同文化特点。

南帆一次又一次盘算到琴江村走一趟，迄今还未动身。琴江村如此有名，各种版本的地图无不标示了公共汽车的抵达线路。然而，我考虑的是，能否从水路出行？那一条滔滔奔涌的闽江正从我家窗前流过。出门爬上一条木船，天高云淡，顺流疾行，二十公里上下吧？那种敞篷的木船古风犹存，艄公一张黝黑的脸长年风吹日晒，划橹的响声咿咿呀呀——一些木船尾部已经安装了一个小马达，啪啪啪地驶得飞快。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两岸青山，一行白鹭，没有酒就带一壶茶，包括带上一大堆古代文人泛舟江湖的记忆，估计一个小时左右就到了。木船靠岸的时候或许有些颠簸。琴江村钉在三江——闽江、上洞江、琴江——交汇之处，接近闽江出海口，水流紊乱，风长浪高，稍许的颠簸不足为奇。那里还存在停泊的码头吗？我不知道。算了，没有必要计较这种细节。木船可以抵近江岸，什么地方都可以上来，浅滩上趟两步水也没什么了不起。岸边应当有几棵或大或小的榕树吧？大如巨伞，小亦成荫，墨绿的树叶终年泛出油光。会不会还有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佝偻着身子枯坐着，木然望着荡来漾去的江水，絮叨着有一搭没一搭的回忆？为什么称作“琴江村”？所有的记载资料都愿意重复一个富有诗意的解释：流经这一段的江流状若古琴，“琴江”二字音韵悠长。可是，乘坐木船顺流而下的时候，人们肯定察觉不到正在驶入一架古琴，听到的其实是隐隐的铿锵之声。绘在地图上的这一段江流形状没有什么异常，看不出老天爷在这儿摆了一架古琴，邀请左岸的鼓山或右岸的旗山得空时过来悠扬地演奏一曲。当然，命名从来就不是一件多么隆重的事情，哪一位古人顺嘴说出了自己的想象，先声夺人，后来者就这么沿袭了下来，朗朗上口而不再费心思推敲分辨，如此这般。初次来到琴江村的人，肯定一眼就会看到广场上高耸着八根神气活现的大旗杆。一些重要的日子，琴江村会将八面旗帜悬挂起来。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和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面旗帜翻卷在江风之中，旗形变幻，呼拉作响。没错，这即是清代满族人的“八旗”。琴江村曾是纯粹的满族人聚居村落。清雍正七年，镇闽将军阿尔赛奏请清廷，从镶黄、镶白、正蓝、正白四旗之中抽调五百来名士兵携眷南下福建，在福州三江交汇处筑地为城，组建“福州三江口水师旗营”。不知当时的清廷是如何构思漫长而曲折的海防布局的，大约相近的时间，天津、南京、乍浦、广州的八旗水师也纷纷组建，它们互为犄角，彼此呼应。鼎盛时期，福州水师旗营的官兵多达四千多人，共有一百二十九个姓氏。寂静的江畔突然被无数杂乱而陌生的脚步叩醒，八根旗杆一夜之间迎风而立，一种格格不入的口音开始弥漫——旗营的官兵多半来自辽东的铁岭、延边、抚顺等地。一个军营的骁勇将士被拎出东北的白山黑水，横跨数千公里，轻轻搁在绿树纵横的闽江之滨。闽江两岸的山脉起伏绵延，这一段狭窄而湍急的江流可以视为闽地的咽喉，转过几个山峰即是浩瀚的东海。水师旗营犹如搁在咽喉旁边的一柄锋利的匕首。这些军人的职责是：抽刀断水——必要的时候。这一天开始，数千名八旗子弟栖息在温暖的亚热带。千山苍翠，万树繁花，这儿没有东北的鹅毛大雪与尖刀一般的寒风，然而，一团团烟雾似的蚊群在皮肤上叮出数十个红点，鬼魅般的瘴气如同一阵黑影掠过村落的街巷。当然，他们慢慢习惯了，不仅弓马娴熟，同时擅长操作兵舰上的火炮，数百年的时间不知不觉滑了过去。众多提到三江口水师的记载都没有遗漏两个字：“携眷”。“携眷”就是拖儿带女，扶老携幼，变卖了家里的一亩三分田地，包袱里装上全部细软，然后揖别故乡不再回头。士兵不必候鸟似的北上探家，来去匆匆；闲常的日子也不必挖空心思地牵挂父母妻儿，夜里被一张大网似的乡愁缠绕得睡不着觉。“携眷”就是连根拔起，然后重新种植在闽江岸边这一片湿漉漉的沼泽地上。一平方公里左右的琴江村的确是构筑在沼泽地上：一锹一锹地填上硬土，垒起厚厚的城墙，东南西北四座城门，纵横有序的街巷和官署、兵房、衙门、炮台、教场、民居一应俱全。挥断后顾之忧，他们重塑这里的一切。琴江村拒绝与城墙之外通婚，他们不愿意外来者沾染旗人的血统。这里是军营。城墙里的旗袍仅仅向军人展示婀娜的身姿，街巷之间婴儿的强悍啼哭仅仅表示又一代军人出生。“此心安处是吾乡”，一代又一代在这里繁衍生息，但不再是东北人了。故里真的不会魂牵梦绕了吗？没有人提起这个问题。可是，从琴江村的地图可以发现一个奇怪的秘密：围绕村子里的小鲤鱼山，纵横展开的房屋居然排列成一个“回”字。那一天我惊讶地听说，琴江村是一个满语的飞地。我没有听过满语的发音。我猜这是一种悦耳的语种，尽管北京话的翘舌音并非源于满人。当年的水师旗营将士挎在肩上的包袱携带的是家中细软，口齿之间携带的是满语。驻扎的营盘里俱是乡亲，满语是城墙内部自足小社会通行的语言货币。满语的历史其实很短，十六世纪末年，努尔哈赤命令自己的两个大臣以蒙古文为蓝本创制满语，十七世纪上半叶，皇太极又进行了一次改善，前者称“老满文”，后者称“新满文”。清朝的许多文献均以满文撰写和记录。然而，世事沧桑，现今已经没有多少人通晓这种语言了。人们担心的是，东北的那几个老人离去之后，满语可能成为绝响。那些清朝的档案、史料或者书籍将重新沉入无语的黑暗，破解如坠迷宫。然而，即使音调低沉的福州话四面合围，这个亚热带的小村落仍然埋伏了一支满语的奇兵，一串串发音奇特的对话欢快地回荡于街巷之间。那些满人的后裔远涉千山万水，荷枪实弹地守护脚下的这一片土地；同时，他们意外地将满语作为一笔文化财富捐赠给了福州三江口。还能持续多久？没有人能够回答。相似的语言学故事曾经多次重演。福州话、闽南话或者客家话均是当年的中原古音。西晋之末开始，中原的居民陆续移民南迁，或者是躲避北方的战乱，或者是跟随哪一支部队辗转征战抵达南方，总之，他们定居下来的时候，那个年代的中原语言同时落地生根。中原是一个英雄豪杰轮流值班的硕大舞台，但很快物是人非，改换门庭，连同他们的语音和词汇。久而久之，那些试图追根溯源的历史学家只能到南方寻访古老的语言化石。这种历史的回流如同一个巨大的梦幻。我曾经在一部欧洲小说之中读到一段奇异的情节：医院病房里一个老太婆低眉顺眼，温和谦恭，然而，晚上入睡之后，她会以一种谁也听不懂的方言说梦话，音调激烈而愤怒。病房里没有一个人敢于询问这种方言包藏了哪些可怕的秘密。我愿意这么猜测：琴江村那些八旗子弟说梦话的时候用的也一定是满语。他们的祖先托梦，梦中絮絮叨叨地谈到了故乡的河流、庄稼收成和盘旋在祖坟上的老鸦——只有满语才能尽情地互诉衷肠。追究起来，我对于琴江村的最初兴趣是始于一个传说：村落里的众多房屋组成了一个八卦图阵。某种程度上，“回”字与八卦图形不无相似。进入琴江村犹如踏入一个迷宫，纵横的街巷彼此交错，四通八达，两侧的木板房建筑似曾相识又似是而非。据说许多小贩没有胆量去琴江村做生意，踏入村子之后横七竖八大半天绕不出来。我立即记起了《水浒传》之中的“三打祝家庄”。祝家庄的盘陀路交叉缠绕，难以辨认，宋江攻打了三次才得手。琴江村的八卦迷宫或许比祝家庄还要复杂，街巷之间有无数交汇点，许多T 形交汇点建了一座小庙，小庙的褚红围墙总是让人误认为来到了一个死胡同。考据表明，这种设计的初衷是为了巷战。哪一天敌军包围了琴江村，贸然闯入，他们将茫然地陷入这个迷宫，任何一条街巷都可能闪出刀光剑影，所有的地方都可能藏有伏兵。水师旗营为琴江村填上第一锹土的时候，他们的设计之中已经包含了令人动容的决绝情节。我在网络上看到许多琴江村的相片，它们是众多旅游者的摄影作品。相片的风格安逸、绵软、轻柔、寡淡，天气晴朗，波澜不兴。墙角的榕树郁郁葱葱，一个妇人神情闲适地站在柴门之前，牌坊下的路面映着一块四四方方的阳光，几个孩子在灰色砖墙边快乐地嬉闹，若干古色古香的风火墙起伏有致，如此等等。相片之中看不出丝毫阴郁的杀伐之气，更看不出破釜沉舟的刚烈。将军行辕正中央有一张画像：将军端坐长条桌的正中，另一些人分坐两侧，不知道是正在召开军事会议还是举行冷餐会。我迟迟没有动身是否多少与这些相片有关呢？——现在是不是还能真正看得到一个血性的琴江村？这个村庄的历史不长，它有神话传说吗？当然。琴江村的神话传说是水师旗营自己制造出来的，即五炮神。村里共有两处五炮神的塑像，一处在广场附近，另一处在烈士陵园。1884年的夏天，一个名叫孤拔的法国将领率领几艘法国军艇大摇大摆地侵入闽江，停泊于马尾的罗星塔之下，试图以军事挑衅逼迫清廷签订不平等条约。四十多天的谈判之后，法国军舰发动突然袭击。顷刻之间，炮声震耳，硝烟弥漫，驻扎在马尾的福建水师遭受重创。这个事件史称“马江之战”。孤拔的突袭时刻定在闽江退潮的时候，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谋略。十来艘福建水师的军舰停泊在一起，舰首的铁锚牢牢钉在江底。退潮的时候，处于下游的法国军舰舰首对准了福建水师军舰的尾部。舰首主炮的火力远远超过了军舰的尾炮，孤拔阴险地利用了这个难以察觉的失衡。事实上，福建水师几乎没有任何防御意识，第一波炮击之后就全军覆没。他们的松弛大意显然与清廷的软弱有关。清廷期待在谈判桌上议和，担心贸然交火干扰了谈判的气氛，反复强调“不可衅自我开”。所以，清廷传来的军令是“无旨不得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泊在江面的军舰沉没之后，仅有闽江两岸的炮台尚能勉强还击。琴江村小鲤鱼山炮台的长官是水师旗营的佐领黄恩禄，他毅然决定开炮。“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不知黄恩禄是否从古代小说之中读到过这句话，反正他用这句话为自己开脱。闽江两岸的多数炮台筑于山巅，居高临下地俯视江面；小鲤鱼山的高度不过二三十米左右，如同蹲伏在草丛中的一只野兽。一艘法国军舰驶过，小鲤鱼山炮台的大炮猛烈发射，法国军舰中弹起火，甚至风传孤拔因此身受重伤。不管小鲤鱼山炮台发射的炮弹是否击中敌舰，违抗军令必须问斩。为了应付上司的盘查，水师旗营的将士编造出一个离奇的故事。他们声称闽江的一个鲤鱼精对于侵略者义愤填膺，它抛出五片鱼鳞化为五个炮神来到炮台，开炮发射的是他们。一个炮神拉动炮栓时过于用劲，以至于折断了一根手指。琴江村的一座庙宇里保存了五炮神古老的画像，画像上的一位炮神的确少了根手指。村庄里八旗广场附近的那一座簇新的五炮神塑像大约刚刚完成不久。哪一天到了琴江村，我要到塑像跟前看一看，是不是有一位光头、留八字胡的炮神。互联网上可以看到一张相片，黄恩禄就是这般模样：光头，八字胡。事后他没有被军纪惩罚，而是得到了嘉奖。这个神话传说仿佛有些戏谑的意味。然而，“马江之战”是一个惨烈的历史事件。大约半小时左右的时间，苦心经营近二十年的福建水师九艘军舰中弹沉没，七百多个将士阵亡，江面密密麻麻充满了浮尸和断樯折桅，昏黄的江水之中流淌着一缕一缕刺目的鲜血。琴江村的水师旗营损失两百多人，几乎家家户户难逃丧子失夫之痛，恸哭哀嚎之声在各条巷陌之间此起彼伏，数日不绝。村子之中的马姓曾经人多势众，一条马家巷赫赫有名。马江一役，马家巷的男丁全部殒命，留下一堆悲伤无助的妇幼。如今马家巷仍然存在，据说巷子里已经找不到姓马的住户。琴江村在江畔一座小山修建了忠烈祠和坟墓，江里打捞的尸体安葬在这里。马江之战的次年，闽江对岸的马尾建昭忠祠，琴江村山上有名有姓的水师官兵尸体迁移过去，另一些无名无姓的尸体依然原地留守，他们的坟茔与马尾的罗星塔隔江相望。“马江之战”发生的这一天为农历七月初三。琴江村从此形成一个延续至今的独特习俗：每年七月初三，村民聚在江边放漂水莲灯超度亡魂。纸折的灯座载一枚点亮的小蜡烛随流而去，绵长的哀思织入一百三十多年的时间帷幕。

完颜娄室神道碑铭文史事解析孙梦瑶 (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150025) [摘要]完颜娄室神道碑是记载金朝开国元勋完颜娄室的功德纪念碑，碑中的铭文无论从形式或内容上皆是对碑文歌颂娄室一生功德的概括及升华，其中包含娄室一生所参与的重要史事。对此铭文中的史事解析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金代；完颜娄室；铭文完颜娄室神道碑，建于金世宗大定年间，记录了金朝开国功臣完颜娄室辅佐太祖、太宗伐辽、伐宋等重要史事。娄室碑文最后的“铭曰”部分，即铭文，与古代绝大多数公德纪念碑铭文的格式相同，使用了有韵骈文四字格的形式。内容上，既是对娄室生平事迹的概括性总结，也是对娄室一生功绩的高度评价，同时该部分行文中还大量用典，增强了文字的感染力。本文结合《金史》《辽史》等正史史料和碑文正文，分六段对娄室碑铭文进行史事解析。一第一段：金兴受命，实始翦辽。武元载斾，畴若戎昭。王惟世臣，熇熇忠荩。视敌无前，身先行阵。武元致届，顺天应人。天讨有罪，生此虎臣。靡坚不摧，靡强不踣。本段主要高度概括娄室在金初随太祖阿骨打伐辽战争中的忠勇。翦，剪灭。例如，《诗·鲁颂·閟宫》：“居岐之阳，实始剪商”[1](P536)。载旆，置建旌旗。例如，《诗·鲁颂·长发》：“武王载旆，有虔秉钺。”[1](P549)畴若，谁能。例如，《尚书·舜典》：“畴若予工。”[2](P20)戎，兵事。昭，明白，通晓。例如，《左传》宣公二年：“戎昭果毅以听之之谓礼。”[3](P429)惟，是，为。如《尚书·益稷》：“万邦黎献，共惟帝臣”[2](P44)。熇熇，火热、炽烈。忠荩，竭尽忠心。如钱起《送毕侍御谪居》：“忠荩不为明主知，悲来莫向时人说。”[4](P2604)致届即：“致天之届”。“致天之届”即恭行天罚。例如，《诗·鲁颂·閟宫》：“致天之届，于牧之野。”[1](P536)踣，破、灭、败亡。例如，《左传》襄公十一年：“隊命亡氏，踣其国家。”[2](P696-697) 碑铭记：金国肇兴，“受天之命”开始剪灭辽朝的计划，完颜阿骨打起反辽建国的大旗，寻求有军事才干的人来辅佐他。完颜娄室世代为贤臣，竭尽忠心。其父白答：“事世祖为七水部长，时乌蠢谋寇乱者搆为凶恶，金紫公(作者按：指娄室父白答)与同部人阿库德协心一力拒之，以附世祖。”注[5](P1-54)碑文中对娄室青年时参与的战事有详细的描述。“阿拍、留可、蒲余罕等相继逆命，王从之征，履立战功受赏。”“辽人萧海里叛，入于系辽籍之女直部。王登先鏖击，蒙赏，甲胄具装战马。”“高丽出兵侵曷曷懒甸……王言之于帅曰'宜遏彼外援，绝其饷道，可不攻自下……王登自东南隅，斧其楼柱。流矢中手，贯于柯，攻众从之以登城，遂成功，(功)居其最。”碑文所述上述娄室事迹，皆在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之前，皆反映出娄室的赤胆忠心，尤其在上述事迹中，多次表现出视敌无前，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但在诸史传中，却未有只言片语提及娄室在事件中的作用和功绩。碑铭记载完颜阿骨打起兵灭辽是恭行天罚，顺乎天而应乎人。娄室这位虎将贤臣便是应此而生。娄室勇猛无畏的精神可以摧毁任何坚固的东西，也可以消灭任何强大的政权。二第二段：薄伐云朔，至于漠北。匪学孙吴，出奇纵横。以寡覆众，殄歼夏兵。掩追亡逋，屡执丑虏。反辔风山，卒获辽主。这段概括记载了娄室随太祖出兵云朔直至擒获辽天祚帝的主要经历。薄伐，讨伐。如《诗·小雅·六月》：“薄伐玁狁，至于太原。”[1](P262)殄歼，歼灭。殄，尽也。如《诗·大雅·瞻昂》：“邦国瞻瘁。”[1](P488)丑虏，对敌人的蔑称。如《诗·大雅·常武》：“铺敦淮溃，仍执丑虏。”[1](P485) 碑铭记：娄室随太祖征伐云州、朔州，率军直抵漠北。辽金时期的云州，即今之山西大同，辽重熙十三年(1044年)，升云州为大同府，建号西京。《辽史·地理志·西京道》：“厂晋高祖代唐，以契丹有援立功，割山前、代北地为赂，大同来属，因建西京……初为大同军节度，重熙十三年，升为西京。府曰大同，统州二县七。”[6](578)碑文详细记载了太祖在伐辽时，辽天祚帝自鸳鸯泺西走。娄室等人追其至白水后，大军围其西京即云州，与闍母以楼车攻之，“娄室遂与闍母攻破西京”。对比碑文全篇和《金史·娄室传》可发现碑文与《娄室传》中对娄室所参与的灭辽的战争中许多为碑铭所不载。太祖功克宁江州时，“王登先以战”身先行阵视敌无前，战后太祖派娄室招谕辽籍女直；太祖赴达鲁古城，又召娄室并命其为左翼宗翰军；太祖攻取黄龙府时，娄室献绝其外援的计策，对黄龙府周围的属部先行征服，断绝外缓，“王攻东南隅，选壮秉苋倚梯，望其楼橹，乘风纵火。王乃毁民家、堞、赴士力战，至火燃靴伤足而不知。诸军继进，敌遁不守。”可见，娄室不仅勇猛，还能恰当运用战术。战后太祖使娄室分兵二千招谕散逃之人，命其为黄龙路万户。既然碑铭全篇以歌颂娄室之功德为主要基调，娄室在讨伐西京前所参与的宁江州战役、攻取黄龙府战役中不仅在作战时发挥重要的指挥作用，还立有大功，却在碑铭中完全没有提及，不知为何。天辅六年(1122年)完颜斡鲁与辽军在天德相遇“夏人出兵三万救辽”。《金史·娄室传》载：“夏人救辽，兵次天德，娄室使突撚補攧以骑二百为侯兵，夏人败之，几尽。”[7](P1650)辽朝采取纵横之术联合夏兵，企图打败金军。娄室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歼灭夏军。此次交战是夏金双方第一次接触，在夏强金弱的情况下，《金史·娄室传》载：“时久雨，诸将欲且休息，娄室曰‘彼再破吾骑兵，我若不复往，彼将以我怯，即来攻我矣。’”[7](P1650)碑文中有诸将认为应请求朝廷增派援兵，宗室付古乃认为“我军既寡，马力疲甚”甚至拔刀反对娄室与夏军交战，娄室提出“敌据我前，倘吾军若继之，其势益张，我虽不战，亦必来争利，或劫取新降人民，则沮吾士气”和“制敌如烈火，一后其时，反为所乘，则难益为功，宜必迎战”的作战理由，力排众议主动出击，“分军为二，跌出跌入，进退转战三十里。”最终击败夏军。娄室以独有的胆略和合理的作战计划，赢得了主帅斡鲁的支持，最终金军以少胜多，彻底歼灭了西夏之兵。此后，太祖听闻辽主远在阴山，以完颜娄室为先锋追捕逃亡的人，屡次捉拿敌人。“追至邪俞水，杀数千人。”“降四部族”“迭刺部既降复叛，讨平之。”“擒其都统耶律大石。至白水，又擒□□□。”“又破西山巨盗赵公直，出师于朔漠之境，生擒赵公直。”天会初年，辽主逃离到应朔之间，娄室执辔回马，追及至风山，谕之使降，此时辽天祚帝已陷入山穷水尽之境，“待于阿敦山之东，娄室因获之。”在捕获辽主这一问题中，娄室的功劳之巨是毋庸置疑的。因此碑文记“遂获辽君，厥功茂焉”。三第三段：迨及伐宋，经营太原。所在寇敌，如云之屯。王锋一临，如晛之雪。膚公之奏，奚啻三捷。这段主要概括娄室等在伐宋战争初期的功绩。如云之屯即云屯，如云之聚集，形容盛多。如《后汉书·袁绍刘表传赞》：“鱼儷漢轴，云屯冀马。”[8](P2425)如晛之雪，晛，太阳的火热。如晛之雪，像太阳的光热消融积雪一样。《诗·小雅·角弓》：“雨雪浮浮，见晛曰消。”[1](P375)膚公，大功。如《诗·小雅·六月》：“薄伐玁狁，以奏膚公。”[1](P262)奚啻，何止，岂但。如《吕氏春秋·当务》：“跖之徒问于跖曰：‘盗有道乎？’跖曰：‘奚啻其有道也。’”[9](P261-262) 碑铭记：金朝在攻打宋朝过程中，完颜娄室等筹划攻取太原府城，太原府城所驻敌寇屯兵集结，完颜娄室为先锋到达战场，犹如日光消融积雪一样将敌人消灭。完颜娄室作为功臣大功赫赫，所立大功又何止这三次？《金史·太宗纪》载，金天会三年十月(1125年)“谙班勃极烈果领都元帅居京师，宗翰为左副帅，自太原路伐宋”[10](P53)。“宗翰发自河阴，遂降朔州，克代州，围太原府。宋河东、陕西军四万救太原，败于汾河以北，杀万余人”[11](P1696)。此时娄室在宗翰的部下，统领先锋军。《宋史·徽宗纪》载：“宣和七年，十二月己酉，中山奏金人斡离不(宗望)、粘罕(宗翰)分两道入攻。郭药师以燕山叛，北边诸郡皆陷。又陷忻、代等州，围太原府。”[12](P417)《大金国志·太宗纪》载，粘罕“长驱至代州，守将李嗣本率兵拒守”[13](P47)。碑文中则是记载了娄室统领先锋军“取马邑，破雁门，围代州，克之，执其将李嗣本，遂降忻州，又降戍将耿守思等”。对比以上史料可发现正史中更着重于表现宗翰的功绩，并未直接指出娄室在此事中的功劳。而碑文中则更多的提及娄室功劳，这其中也不免有为了宣扬娄室功德而对娄室的功劳有夸大的成分。四第四段：宋既画疆，乃复渝盟。王弗解甲，师弗留行。宋阻洪河，舟梁既撤；靡杭一苇，长驱直入。先之巩洛，合围汴梁。困兽搏斗，击之而僵。这段概括娄室等攻宋直至攻破北宋都城汴京的过程。渝盟，背叛盟约。如《左传·桓公元年》：“公及郑伯盟于越，结祊成也。盟曰：‘渝盟无享国。’”杜预注：“渝，变也。”[3](P49)靡杭一苇，没有用任何摆渡工具。如《诗·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之。”[1](P90)《传》：“杭，渡也。”《笺》：“谁谓河水广欤？一苇加之。” 碑铭记：宋金划定疆界，宋国却又食言，改变盟誓。天会四年正月“辛巳，宋上誓书、地图，称侄大宋皇帝，伯大金皇帝。”“二月丁酉朔，夜，宋将姚平仲兵四十万来袭宗望营，败之。己亥，复进师围汴。” 完颜娄室没有脱下戎装铠甲，军队也没有停止继续作战。娄室随宗翰继续作战。宋人“既撤河桥”阻挡金军渡河，金军没有使用任何摆渡工具，涉水长驱直入。碑文记载：“宗翰以大军进□□□……孟津。复遣子活女与诸将继之。”《金史·活女传》载：“大军至河，无船，不得渡。娄室遣活女循水上下，活女率军三百，自孟津而下，度其可渡，遂引军以济，大军于是皆继之。”[14](P1653)活女登岸于水中陆地上，敌军看见后以为是神明，金军未开始攻击宋军便逃走。娄室率军先取巩洛二镇“娄室取偃师，永安军，巩县降”。后与大军合围汴梁，面对金军包围，“靖康元年，丙辰，妖人郭京用六甲法，尽令守御人下城，大启宣化门出攻金人，兵大败。京托言下城作法，引余兵遁去。金兵登城，众皆披靡。金人焚南熏诸门……京城陷”[15](P434)。《金史·活女传》：“宋将郭京出兵数万，趋娄室营，活女从旁奋击，敌乱，遂破之。”[14](P1653)碑文亦记载娄室率领诸军攻击汴梁城中如困兽般的敌人时“手中流矢，整辔挺枪，驰击自若”的英武形象。五第五段：亦既克汴，趣师关陕。貔貅裹粮，金汤失险。富平之役，□□□□。王身力疾，威尤靡及。以死勤事，虽疾亦力。劲敌何有，力战乃克。寇垒既清，陕右遂平。这段概括了攻克汴京后直至平定陕西的过程。趣，趋向，奔向。例如，《诗·大雅·棫朴》：“左右趣之。”[16](P501)貔貅，勇猛的战士。金汤，金汤城池的略语，指城池坚固。《汉书·蒯通传》：“必将婴城固守，皆为金城汤池，不可改也。”[17](P166)以死勤事，尽心尽力于职事。例如，《国语·鲁语上》：“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18](P166)维昔先正，先正，先代之贤者。例如，《尚书·说命》：“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2](P178)陕右，即陕西。碑铭记：娄室在攻克下汴州后，进军陕西，娄室奉宗翰之命，率军直趋陕津地区，攻取河东郡县中未降服之人。《金史·娄室传》:“宗翰已与宗望会师于汴，使娄室率师趋陕津，攻河东郡县之未下者。”[7](P1651)《金史·宗翰传》所记载：“河北诸将欲罢陕西兵，并力南伐。河东诸将不可”，“议久不决，奏请于上，上曰‘……陕石之地，亦禾可置而不取。’于是娄室、蒲察帅师，绳果、婆卢火监战，平陕西。”[11](P1698)皆与碑文同。娄室在攻克陕西的过程中，充分展现出他作为威武勇士裹粮出征的英勇。

努尔哈赤时期“国语骑射”的发展刘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北京市 100872）摘要：“国语骑射”的兴衰折射着清朝政治的发展变化，清代将这一政策视为国策，始终看重。努尔哈赤四处征战，扩大政权，为清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与之紧密联系的“国语骑射”在这一时期也快速发展。本文试图通过努尔哈赤时期不断扩大的政权与其对“国语骑射”的重视来反映这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进而表明“国语骑射”在这一时期的政治意义。政权的扩大离不开战争和文化的支持，后金的出现需要“国语骑射”的不断发展来巩固政权。关键词：国语骑射；努尔哈赤；后金 “国语骑射”，也称为“清语骑射”，王中翰认为国语就是满语，骑射即能在骑马奔驰中射箭中的，有清一代对此政策颇为看重。努尔哈赤处于清朝开创之期，艰难非凡，正如乾隆所言：“尔时草创开基。筚路蓝缕。地之里未盈数千。兵之众弗满数万”，但其功业不凡，统一女真各部、招抚蒙古、占领辽沈地区、建立后金国，对于清朝有奠基之功。作为后来清朝国策的“满语骑射”在这一时期也有很大的发展，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在蒙古文的基础上创制满文，颁行国中；骑射是当时作战的主要方式，努尔哈赤一生征战三十余年，对骑射很是看重，正是“国之大事在戎，兵之驰骋在马”。本文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对努尔哈赤时期“国语骑射”的发展予以梳理，从客观角度反映这一时期“国语骑射”的政治意义。一、满语的创制女真人使用文字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使用女真文、借用蒙古文、创制满语。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后，命人“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成女真字”，即为女真大字和女真小字，之后通行的是女真大字。元代时期，东北的女真人继续使用女真语。进入明朝后，女真地区语言使用情况发生了很大改变。因明朝政府在女真地区建立众多卫所，女真人与汉人的交流增强，再者，当时的海西女真与东蒙古毗邻，二者之间的联系甚为频繁。客观交流上的需求，使得女真人使用的文字发生了改变，女真地区逐渐遗弃了女真语转而使用更为简单易学的蒙古语。大约到明中叶时期，整个女真地区已不再使用女真语，改为使用蒙古语。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年），玄城卫指挥撒升哈、脱脱木答鲁等奏：“臣等四十卫，无识女直字者，乞自后敕文之类，第用达达字。”至于建州卫，弘治三年（1490年），朝鲜政府给建州右卫酋长的书信是用蒙古语和女真语翻译的，但是等到弘治九年（1496年）时，朝鲜使臣递上女真文书写的文书时，建州三卫的女真人已无人识得，最后只得请同去的居住在朝鲜的女真人用女真语进行口头解说。可见，此时建州卫已完全废弃了女真语而使用蒙古语。万历年间，努尔哈赤崛起，统一了女真各部，结束了自嘉靖以来女真各部“群雄蜂起，称王号，争为雄长，各主其地，互相攻战”的局面。新的女真政权的出现，对文字的需求显现出来，此时的女真人能书写蒙文，可讲女真语但却不会书写，故而在与明朝和蒙古的交流中往往要进行多次翻译，颇为不便。并且女真政治、经济均有迅速发展，平时交流仅用口头的女真语显得远远不够，更加刺激了对文字的需求。而完全借用蒙古语是不合适的，因为此时的女真是独立的政权，文字对政权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例如：辽建立王朝后创立契丹文字；金建立政权后创立女真语；蒙古创立蒙古语，一个政权应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努尔哈赤通晓蒙、汉两种文字，更是“好看三国、水浒”，自然知道文字的重要意义，于是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命令额尔德尼和噶盖创制文字，即后来称呼的“老满文”。关于满文的创制，《满洲实录》记载如下：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二月，太祖欲以蒙古字编成国语。巴克什额尔德尼、噶盖对曰：“我等习蒙古字始知蒙古语，若以我国语编创译书，我等实不能。”太祖曰：“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皆知，蒙古之人念蒙古字，学与不学者亦皆知。我国之言，写蒙古字，则不习蒙古语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国言语编字为难，以习他国之言为易耶。”噶盖、额尔德尼对曰：“以我国之言编成文字最善，但因翻编成句吾等不能，故难耳。”太祖曰：“写阿字，下合一玛字，此非阿玛乎？额字下合一默，此非额默乎？吾意已决矣。尔等试写可也。”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额尔德尼和噶盖提出创制满语的困难，努尔哈赤表现出坚定的决心，他声明“吾意已决矣”，表明满文的创造势在必行，并且提出了具体方法。之后，额尔德尼遵照努尔哈赤提出的创制满文的方法和原则，仿照蒙古文字母，根据女真语的发音特点创制出满文。这种草创的满文没有加圈点，后人称之为“无圈点满文”，也叫“老满文”。天聪年间，因为老满文存在不少缺点，例如，书写形式不统一，一个字母经常有好几种书写形式，皇太极对满文进行了改制，改制后的满文称为“新满文”、“有圈点满文”，“新满文”更加规范方便，便于学习使用。满文创制之后，立即在女真地区展开推广。《满文老档》记载：“汗谕曰：‘命准托依、博布黑、萨哈廉、乌巴泰、雅星阿、科贝、扎海、浑岱等八人为八旗之师傅，八位巴克什尚精心教习尔等门下及所收弟子。教之通晓者赏之，弟子不勤学不通晓书文者罪之。门下弟子，如不勤学，尔等可告于诸贝勒。该八位师傅，无须涉足他事’。”可知，努尔哈赤对满文的推广甚为在意，自八旗的官学教育开始，满文的普及推广已开始进行。满文的创制，顺应了当时女真社会发展交流的需要，可以说，满文的出现有着客观的需求，但同时也应注意到，文字对政权发展的政治意义。新的文字通常与新的政权联系在一起，满文的出现对于当时女真政权的发展巩固有着促进作用，满文的创制和颁行使得当时的女真人有了自己的文字，发布诏令、记载政事、交流沟通都使用满文，满文将所有女真人联系起来，这对于政权的巩固有着深刻的作用。满文“成为了一种与其他族群语言并驾齐驱的语言文字，为满族与后金-清朝确立起了自身语言文字上的政治自主性与合法性，并进一步通过印刷品的出版将这种政治优势扩大并稳定下来”。二、骑射的发展 1.重视骑射满洲人的“骑射”渊源久远，自肃慎以来一直有记载。刘世哲指出，满洲人的骑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隋唐以前的满洲祖先，像肃慎、挹娄、勿吉等的射猎技术还是很原始低级的，不能称“骑射”，仅仅是“步射”，满洲先人真正开始骑射始于唐代的靺鞨及之后的女真人。“骑射”的出现大大促进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女真人开始组织大规模的集体射猎，并且，女真人逐渐将“骑射”用于作战中，辽太宗朝，“契丹伐女真，女真众裁万人，而弓矢精劲，又有灰城，以水淋之为坚冰，不可上”，故而契丹引骑而去，可见当时女真人“骑射” 技术已颇为娴熟。明代女真分为建州、海西、野人三部，明后期，建州部努尔哈赤崛起，统一了女真各部，在其统一过程中“骑射”的作用可见一斑。努尔哈赤征战一生，经历大小战争无数，统一女真各部、招抚蒙古、建立后金，功业不凡。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因明朝杀其祖父、父亲，以“十三副遗甲”含恨起兵，至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统一了建州女真。古勒山之役后，努尔哈赤对海西女真展开攻势，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已统一海西女真，征抚蒙古，登上汗位。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认为明朝“欺陵实甚，情所难堪。因此七大恨之故，是以征之”，正式开始与明朝的战争。之后通过萨尔浒之战、辽沈之战，进据辽东地区。为了加强对辽东汉人的控制，努尔哈赤在其控制地区强令汉人“剃发”，并向辽西大量移民，以至辽民反抗。天命十一年（1626年），宁远之战大败，努尔哈赤遭到起兵以来最大的挫折，不久便去世。在努尔哈赤戎马一生的精彩经历中，其对“骑射”甚为看重，不仅自己娴于骑射，而且注意加强军队的骑射能力。《清实录》中记载努尔哈赤迎娶哈达国贝勒扈尔干之女时，遇到一骑马佩戴弓矢之人，询问旁人得知此人乃是善于骑射之人，“部中无出其右”，于是便召其觐见，命之射箭，“钮翁金发五矢，中其三，上下相错”。之后努尔哈赤亲射五箭，“上发五矢，皆中。众视之，五矢所集，仅五寸许。众共叹为神技云”。通过努尔哈赤与哈达国骑射能手的对比，充分反映出努尔哈赤高超的骑射技术。清代史料中每每提到努尔哈赤，总会刻画其勇武的形象。努尔哈赤征服哲陈部时，仅带三人深入敌方地区查探，不料遇上大军，努尔哈赤率随从三人“直前冲击，奋勇射之，杀二十余人，尽败其众”，这次战争努尔哈赤以寡击众，击败敌方部队，获得作战先机，之后率军大败哲陈部。关于“骑射”在战争中的运用，《满文老档》中有明确记载：“聪睿恭敬汗射艺高强者，所指地方从无虚射。每遇战阵，射出一箭后，于次箭搭箭之隙，灵机一动，举刀砍杀一次，举刀再砍，又生一次，使敌凑手不及，被射杀砍倒。” 努尔哈赤巧妙的将骑射运用于战争中，大大提高了其部众的作战能力，哲陈之役，以四人败敌方八百人；斐优之役，两百人破乌拉近万人兵力；天命四年（1619年）的萨尔浒之役，更是以数千兵大破明军“四十万”，这些战役中敌方人数的记载可能有所夸大，但是努尔哈赤以少胜多的事实是确定的。值得注意的是，现存史料对这些战争有详细的描述，多次强调骑射的重要性。努尔哈赤灭亡乌拉的战争中，“只见两大军互射之箭，犹如风卷天雪花开”，这时，努尔哈赤率军冲入敌军砍杀，击败布占泰三万兵马。萨尔浒之战中，大贝勒代善看到情况紧急，率军“策马迎敌冲入”，于是“两军交战，几经射杀，明军尽倒闭”，看到明军再次来袭，不等明军整队，即刻策马迎敌而上，射杀敌人，大败明军。对于作战方法，《满文老档》中有详细描述：“于郊野遇敌，则不令所遇之敌立稳，即战杀之。敌击出城，则不俟所出之敌战稳，即击败之，使之不逞入城。每攻一城，不逾一时，战辄克取。”这种快速的作战方法，需要战马速度快、耐力好，战士精于骑射，才能先发制人，克敌制胜。以上记载都表明了“骑射”在战争中至关重要的作用，故而，在努尔哈赤征战的一生中，对“骑射”尤为看重。皇太极回忆努尔哈赤时期的征战，有感而发：“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天下人称我兵曰：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威名震慑，莫与争锋”，高度肯定了“骑射”在战争中的作用。乾隆将后金时期屡战屡胜的原因概括为“固由神武之姿出于天授，贤臣猛将，协力同心，亦我貙虎熊羆之士，有勇知方，骑射之精，自其夙习，而争先敌忾，气倍奋焉故也”，也肯定了“骑射”的重要性。当时曾在建州呆过的朝鲜人向朝鲜国王的上书中提到：“（后金）以铁骑奔驰，冲突蹂躏，无不溃败”，认为后金的作战能力很高，希望朝鲜早做准备，并提出了六条练兵建议。可见，清朝“以弓矢定天下”乃是名副其实。 2.创建八旗努尔哈赤除了四处征战、开疆拓土之外，其“武功”的突出功绩还体现在创立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是清朝的根本，对于定鼎中原、统一全国有着重要意义，这一制度由努尔哈赤所创，他将女真民族传统的射猎与作战结合起来，是寓政治、经济、军事为一体的组织制度。八旗制度起源于女真民族传统的射猎生产组织，女真人行师出猎时，不论人数多寡，都依照族寨前行。出猎开围时，十人为一牛录，设一牛录额真管理。随着女真社会的不断发展，牛录日益扩大，女真社会出现阶级分化后，牛录已不仅仅是传统的射猎组织，更成为战争中的军事组织，牛录由开始的临时性组织变为固定组织，牛录额真也成为确定的官名。努尔哈赤正是在此基础之上创立了八旗制度。

论“元传国玺”流传始末春花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北京100009) 摘要:“传国玉玺”为中原皇帝世代相传的宝物，元朝曾收藏一枚“传国玉玺”。1368年，元败于明，玉玺被元惠宗携往上都，后丢失。17世纪初，玉玺被发现后由土默特部首领取走。1628年，林丹汗打败土默特部，将其夺走。1635年，蒙古军队归顺清军，并将其献给清军统帅。皇太极获此国玺，为其统一蒙古诸部，入主中原提供了良好的舆论基础。为防蒙古惦记此国玺，乾隆帝命抹掉原有字样后收藏起来，又仿造一枚元传国玺以充之。关键词:元传国玺;玉玺;制诰之宝一、引言 “传国玉玺”是中原王朝皇帝世代相传的宝物，满文称 gui boobai doron，蒙古文称 erten ü üye üye yin qad un temtegtü qas erdeni ****γa。元朝曾收藏一枚“传国玉玺”，刻有“制诰之宝”四个汉字。1368年，元惠宗妥欢帖睦儿败于明军，率军携眷退出大都(今北京)，“玉玺”遂被携往上都。时北元蒙古内部混乱，并连遭明军追杀，其军事力量极度衰弱。1369年，明军攻打上都，元惠宗在逃亡过程中将宝物丢失，于1370年在应昌府(今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境内)病逝。此后百余年，蒙古各部战乱持续，北元皇室“传国玉玺”下落不明。17世纪初，该宝物被发现后由土默特部首领博硕克图汗取走。1628年，林丹汗打败土默特部，又将其夺走。对此事件《钦定盛京通志》载:“元传国玺，其文乃汉篆，制诰之宝四字，二交龙为纽，自元顺帝携入沙漠后失去，越二百余年有牧羊山麓者，见羊不食草，但以蹄掘地发之得玺，以归元裔博硕克图汗，后为林丹汗所得至。”①《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载:“庚辰出师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贝勒岳托、萨哈亷、豪格等，征察哈尔国获历代传国玉玺。先是相传兹玺，藏于元朝大内，至顺帝为明洪武帝所败，遂弃都城，携玺逃至沙漠，后崩于应昌府。玺遂遗失越二百余年，有牧羊于山冈下者，见一山羊三日不啮草，但以蹄刨地，牧者发之，此玺乃见。既而归于元后裔博硕克图汗，后博硕克图为察哈尔林丹汗所侵，国破玺复归于林丹汗，林丹汗亦元裔也。”〔1〕从以上两条史料看，元朝“传国玉玺”丢失二百余年后，传至北元林丹汗皇室。在中国古代，“传国玉玺”为皇帝的信物，林丹汗获此宝物，对其统一蒙古各部曾产生积极影响。此时，于东北崛起的后金，采取联合科尔沁等蒙古诸部的方略，孤立林丹汗势力。1626—1632年，清廷与科尔沁等蒙古诸部联合打败林丹汗。之后，林丹汗之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与其生母苏泰太后(sutai taiheo)率领部众东返，于河套托里图之地(今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境内)驻扎。 1635年，多尔衮、岳托、萨哈璘、豪格等率军万人，至锡喇珠尔格地区，进逼额哲母子统帅的蒙古军队，迫使索诺木台吉及所属1 500户投降。此时“传国玉玺”在苏泰太后手中。苏泰太后为女真叶赫部首领金台石之孙女，其父德尔格勒为皇太极母亲慈孝高皇后侄子。在金台石族弟阿什达尔罕和金台石孙子南楮等人的说服下，额哲母子统帅的蒙古军队归顺清军，“传国玉玺”被献给清军统帅多尔衮。因“传国玉玺”由元朝皇室传承而来，故清廷称其为“元传国玺”。在清代史料、文书、档案中，虽有皇太极获得“元传国玺”的记载，但有关“元传国玺”之刻字、形状及清廷得到“元传国玺”的时间、使用取向的描述等，均有一定的差异。二、皇太极获“元传国玺” 关于皇太极获得“元传国玺”的时间，在《满文原档》《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均明确记载为“天聪九年九月初六日”。但其他文献的记载与上述两部文件均有所出入。《钦定八旗通志》记载为“天聪九年六月获宝”，“六月师还渡河，岳托率兵千卫降众，驻归化城。多尔衮与诸贝勒携额哲及宰桑台吉等征明，……由归化城率降众还。察哈尔有‘元玉玺’，顺帝时失之沙漠，越二百余年归元裔博硕克圗汗，后为林丹汗所得，至是多尔衮令额哲献于上，众贝勒大臣以蒙古臣服，且得前代玺表上。”①而《钦定盛京通志》则记为“天聪九年八月获宝”，“天聪九年八月，贝勒多尔衮、岳托、萨哈璘、豪格等征察哈尔，获玉玺。兹玺得自元后裔察哈尔林丹汗所，其文汉篆曰制诰之宝，多尔衮等以献众皆称贺太宗乃焚香。”② 《钦定八旗通志》《钦定盛京通志》为地方志类文献，对历史事件的记载不如《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清晰，更不能与《满文原档》相提并论。据《满文原档》，天聪九年(1635年)九月六日，多尔衮班师凯旋时，皇太极出盛京城百余里，往辽河以西的阳石木扎营迎接，并在此举行隆重的接宝仪式，可见其重视程度。 mergen daicing，yoto，sahaliyan，hotge，gorokici gingguleme niyakūrafi han de bithe alibumbi．meni duin eheliyenggu be gūnin de ongguhokū gosime oktombume kesi kuke hoton de isinjire jakade be urgunjere anggala golofi alime eterakū．ai seme henduci ojoro．tereci coohalaha beise goro jugūn de goideme yabume joboho．geli cahara han i jui sargan gurun．gui boobai doron bahafi gajimbi．goro oktorakūci ojorakū seme handufi，sain inenggi be sonjofi，han amba beile abtai taiji hopagenumber_ebook=135,pagenumber_book=133oi degeli beile，jirgalang beile erke cūhur beile fujisa juse be gamame，geren ambasa be gaifi jakūn biyai orin jakūn de niohon meihe inenggi cooha de genege beise be oktome genere de ilanggiri poo sindafi mukden hecen i hanciki be harandara duka be tucifi dangse de genefi yehere buren，monggo buren be burendeme，tungken dume，ficakū ficame laba bileri fulgiyeme abka de hengkilefi wasihūn jurafi ping loo pu de isifafi iliha．〔2〕墨尔根戴青、岳托、萨哈亷、豪格远处敬谨跪拜呈文，汗未忘庸碌吾辈，关爱迎接，皇恩已到呼和浩特，吾辈喜悦而难胜惶恐，难以言表。从此出师贝子远征劳苦，兼得察哈尔汗妻儿、部落及宝玺，何不远迎。择吉日，汗率大贝勒、阿巴泰贝勒、和硕贝勒德格类、济尔哈朗贝勒、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及诸福晋、诸子、众臣，于八月二十六乙巳日，迎接出师诸贝子。放炮三次，出盛京抚近门，进堂子，吹螺、掌号、打鼓，吹啸、喇叭和唢呐，拜天之后，西行至平鲁堡驻跸……。 ice ninggun de gūlmahūn erin de，han cooha genehe duin beile be oktome ing ci tucifei genere de，cooha genehe beise．ceni dahabufi gjiha cahar han i jui erke honggor，erke honggor i geren ambasa be gaifi han i ici ergi ci hatarame acanjifi，han geren be gaifi julesi majige genefi．han i ing ni julergi ali ninggude sahaha soorin i dele suwayan dere sindafi，terei dele hiyan tebufi，yehere buren，monggo buren laba bileri fulgiyeme han geren be gaifi abka de ilan jergi niyakūrafi uyun jergi hengkilefi amasi bederefi han suwayan cacari de tehe mangi cooha genehe beise ceni bahafi gajiha gui boobai doron be fulgiyan jafu sekdehe derei dele sindafi．gulu suwayan tui aliha coohai gūsai ejen namtai，kuhuhe pagenumber_ebook=136,pagenumber_book=134anggiyan tui gūsai hafan i jurgan i aliha amban turgei be terei emte ujen be tukiyeme jafabufi，duin beile geren be gaifi，aldangga niyakūrafi han alibuha manggi，han cacari juleri suwayan dere sindafi，derei dele hiyan dengjen tebufi，han doron be alime gaifi，gala de jafafi，geren be gaifi ilan jergi niyakūrafi，uyun jergi hengkilefi han soorin de tehe manggi，ere gui boobai doron julgei jalan jalan i han sei baitalaha boobai seme juwe ergi asha i geren de hūlame ulhibuhe．〔2〕初六卯刻，汗出营迎接师四贝勒，出师诸贝子率察哈尔汗子额尔克孔果尔及其诸大臣，右侧驰马来谒。汗率众前至，在汗营南冈所设座位摆黄案，并陈香，吹螺、掌号、吹喇叭、唢呐。汗率众拜天行三跪九叩，回御帐就坐，出师诸贝子将玉玺置于铺红毡案上。使正黄旗固山额真纳穆泰、镶白旗固山额真吏部承政图尔格两边举案，四贝子率众遥跪呈献后，在御帐之前设黄案，其上陈香，汗接玉玺，捧在手中，率众拜天行三跪九叩，回坐之后传谕:此玉玺乃历代帝王所用之宝。《满文原档》的时间记载与《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相吻合:“天聪九年乙亥九月……癸丑卯刻，上出御营迎凯旋诸贝勒时，诸贝勒率归降察哈尔汗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及其诸大臣，从皇上右侧驰马来谒，上率众，少前至御营南冈所筑坛上设黄案，焚香，吹螺、掌号。上率众拜天毕，上还御座，凯旋诸贝勒设案，袭以毡奉所得玉玺置于，上令正黄旗固山额真纳穆泰、镶白旗固山额真吏部承政图尔格举案前进，诸贝勒率众遥跪以献，御幄前设黄案，陈香烛，上受玉玺亲捧之，率众复拜天行礼复位，传谕左右曰:此玉玺乃历代帝王所用之宝，天以朕信非偶然也。”〔3〕1－2两者内容基本一致，就此看来，皇太极得“元传国玺”时间应为天聪九年(1635年)九月六日。三、“元传国玺”的社会舆论功能除“元传国玺”之外，皇太极还获得林丹汗皇室珍藏的嘛哈噶喇佛像及蒙古文金字《甘珠尔经》，这三样物件堪称“北元皇史三宝”。皇太极获此“三宝”，尤其是其中中原王朝相传的宝物“国玺”，为其统一蒙古诸部，入主中原立国称帝提供了良好的舆论基础。皇太极为达到其政治目的，在文治武功方面都曾采取一系列措施。其一，宴请苏泰太后与额哲母子，赏赐大量物品，予以最高礼遇，笼络蒙古察哈尔部贵族。如:

老舍曾拜师学武文人习武,这是中国古代文人雅士的优良传统。可惜,后来,武风渐渐衰弱下去,文人真的变成了纯粹的文人,手无缚鸡之力,可怜得很。但是,老舍先生却曾拜师学武，掌握多项武术技能。《舞剑图》是老舍先生第一部著作老舍先生出身满族家庭。他是自有记载的祖辈以下的第一位识字的家庭成员。其余的,男士皆为武人,都是当兵的,是八旗之下的兵丁。旗人是必须入伍当兵的,因为旗人人少,而国土地广,所有的男人皆是旗兵,负有保卫国土和维持国家安全的责任。所以,旗人历来有习武的传统,虽不必去当兵,但习武的习惯可能在旗人中还未完全泯灭。自打英国回来起,就不断有文章记述老舍先生打拳的事,最早的是北京的名记者陈逸飞先生。他去拜访老舍先生,发现后者正在屋里练五禽形意拳,引起陈逸飞想跟他学拳的念头。 1918年老舍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因成绩优秀,排名全班第五,被任命为京师第十七高等及初级小学校(方家胡同小学)校长,时年十九岁。任职期间,全北京市的小学举办过一次联合运动会,地点在北海公园的西北角,那里在万佛阁的废墟上建有一座运动场。运动会组委会下设宣传组,宣传组免费向与会者发放一本名为《舞剑图》的小书,著作者是舒君和颜君。舒君者舒庆春,负责文字；颜君者颜伯龙,负责图谱。舒和颜是北京师范学校同班同学。这可能是老舍先生第一部著作,居然是体育方面的!可惜,此书已荡然无存。但可见老舍先生对剑术并不陌生。在济南正式拜师学武上世纪30年代初,老舍先生在济南齐鲁大学任教,业余时间写作,非常勤奋,伏案时间过久,引起背腰酸疼,于是,正式拜师学武,以求缓解筋骨的疼痛。当时,济南是个武术之城,有一批武林高手集中在那里,其中有不少是回族人,如鲁地名家马永奎(子元)。老舍先生和他们相识之后,拜师习武,逐渐掌握了多项武术技能,包括剑术、棍术、拳术和内功。他每天早上都要锻炼一阵,渐渐形成了习惯。这个习惯,被他一直坚持到老年,几乎无一日中断过,除非病得卧床,爬不起来。老舍先生的太极拳打得极为漂亮,柔中有刚,流畅大气,如行云流水。他经常在公共场合表演他的拳术。在学校联欢的集会上常有他表演武术的身影,甚至在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农庄里他也曾为美国退伍军人做过余兴拳术演出。臧克家先生晚年在回忆老舍先生的文章里记述过,他在青岛曾去访问老舍,一进门,在玄关的端头看见一排武器架子,上面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一字排开,十分抢眼,以为是误入了一个练家子的家中,其实是老舍先生的家。老舍先生习武的副产品是他将拳师频频地写入了他的小说和戏剧。他在山东曾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叫《二拳师》,可惜因故只开了个头而半途作废。后来,集其“核儿”压缩成短篇小说,这就是那篇精彩的《断魂枪》,成为他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再后来,在美国,他曾将《断魂枪》改编成英文话剧,交给美国大学生去演出,取名《五虎断魂枪》。 1965年老舍先生率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遇见一位叫城山三郎的作家。他听说老舍先生会武术,便一拳打过来,佯做进攻状,老舍先生不慌不忙,伸手借劲使力,顺势握住他的手腕,轻轻一拉,城山三郎就是一个趔趄,几乎跌倒,连声疾呼:高手!佩服!佩服! 这样的文人,眼下大概很难再找到了。在他的好友中,拳师的确不乏其人,除早期山东的拳师之外,还有北京的刘世森大夫,此人既是他的按摩师,又是他的内功老师,一直陪伴在他身旁,直至他离世,是他的终生好友。他的朋友中,有多位普通人,如手艺工人、说唱艺人和店铺的小老板,包括重庆百龄餐厅的回民老板杨五爷、北碚茶叶铺的冯玉斋老板、天津的鼓书艺人富少舫和他的义女富贵花、北京的裱画师傅刘金涛。他们在旧社会都是下等人,有的甚至属于下九流的末端,但老舍视他们为知心朋友,而且是最可信赖的朋友,甚至可以把自己的妻儿托付给他们,可以在危难关头向他们求救,包括暂时解决吃住和借款渡难关等等,一句话,仿佛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这些朋友。这些朋友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由裱画工人刘金涛师傅,引出了老舍藏画的话题。这个话题的意义可比插花、品茶还有分量得多,因为它有社会意义,远远超出了个人爱好的范畴。据《齐鲁晚报》舒乙/文整理

第三讲顺治出家之说一、福兮祸兮　　顺治帝6岁登极，在清代史、满洲史上开了一个幼童继承皇位的先例。其后有8岁的康熙、6岁的同治、4岁的光绪和3岁的宣统继承皇位，幼帝在清入关后10位皇帝中竟占了5位，其影响可谓至深至远！幼童继位，必有摄政或辅政。《清史稿·诸王传》曰：“以摄政始，以摄政终。”特别是清朝最后的半个世纪，由一位太后连续控制三位儿童皇帝（宣统帝也由其懿旨而定），来统治西方列强觊觎下的中国，成为一段悲痛的历史。　　顺治帝名福临，他的命运真和他的名字一样：“福”从天降“临”。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大清皇位，从天而降。崇德八年（1643年），清太宗皇太极突然逝世，从而引发了激烈的皇位之争。当时最有希望得到皇位的，一个是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一个是睿亲王多尔衮，双方剑拔弩张，互不相让。斗争的结果，双方居然都同意由年仅6岁的福临继承皇位。真是福从天降！　　第二，迁鼎燕京，从天而降。清顺治元年即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军攻陷燕京。崇祯帝朱由检在煤山（今景山）自缢而死，大明皇朝灭亡。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在吴三桂引领下进入山海关城，大战李自成军，获得山海关大捷。此后，一路势如破竹，五月初二日，多尔衮率领清军进入北京城，在武英殿御政。清太宗皇太极曾有遗愿：“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多尔衮遂奏请顺治帝迁都北京，顺治帝自然采纳了多尔衮的意见。同年十月初一日，顺治帝在皇极门（今太和门）举行大典，颁诏天下，定鼎燕京。祖、父28年奋争未能实现迁都燕京的愿望，7岁的福临却实现了。他在多尔衮的辅佐下，“入关定鼎，奄宅区夏”，具有开创之功，因而他身后得到的庙号是“世祖”，而他的父亲皇太极的庙号仅是“太宗”。　　第三，亲掌朝纲，从天而降。顺治七年（1650年）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突然逝世，年仅39岁。在多尔衮摄政这7年，小皇帝福临只是一个傀儡，假如多尔衮能活到康熙帝的年龄，则还有30年的时间，顺治帝的政治生活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实在难以想象。多尔衮的死给了福临亲政的机会，使他18年的皇帝生涯中有11年能够名实相称。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确是有福之人。　　但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个体生命来说，顺治帝的人生有喜也有悲。　　第一，未受系统全面的儒家教育。这里有一段故事。顺治帝曾经把读过的一些书拿给高僧木陈忞看，说：　　朕极不幸，五岁时先太宗早已宴驾，皇太后生朕一人，又极娇养，无人教训，坐此失学。年至十四，九王薨，方始亲政，阅诸臣章奏，茫然不解。由是发愤读书，每晨牌至午，理军国大事外，即读至晚，然顽心尚在，多不能记。逮五更起读，天宇空明，始能背诵。计前后诸书，读了九年，曾经呕血。从老和尚来后，始不苦读，今唯广览而已。（木陈忞《北游集》，转引自《陈垣史学论著选》）　　可见，在14岁以前，福临没有受过系统的良好的文化教育，亲政后连奏章也看不懂，只好苦读以至呕血。当然，顺治帝后来还是学有所成，广泛涉猎经史子集，通略儒释真谛，文化水平远远超过他的父亲皇太极和祖父努尔哈赤，而且诗、书、画、文都好。顺治帝的指画颇具造诣，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顺治帝的画，笔墨清简，神韵溢彩。　　第二，少年即位承受巨大压力。少年福临作为一个皇帝，承受了太多的责任、期望和压力，很少能够享受到普通孩子的快乐和轻松，与他的年龄很不相称。重压之下，必有反弹。这一点，从他对叔父摄政王多尔衮的报复可以看出。多尔衮是顺治帝的亲人，是他的皇叔父；多尔衮是顺治帝的恩人，他帮助顺治帝登上皇位、稳定政局，并迁都北京、统一中原。但这个强权的摄政王也同时带给小皇帝巨大的心理阴影。福临时时感到孤立无援、仰人鼻息，甚至连见母后也没有充分的自由。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多尔衮死在塞外喀喇城。第二年正月，顺治帝亲政。二月，便追论多尔衮十大罪状，籍其家产，削其封典，撤其享庙，诛其党羽。传教士卫匡国的《鞑靼战记》载述：多尔衮死后被毁挖坟墓，掘出尸体，用棍子打，以鞭子抽，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从中可以看出顺治帝长期受压抑之后巨大的反扑力量。　　第三，同母后的关系不太协调。福临甚至可能同太后有冲突：一是，顺治帝幼年贪玩，母后管教过严，母子不协，这是家庭中的常理；二是，母后将自己的侄女许给顺治帝做皇后，小皇后出身蒙古科尔沁贵族，从小娇生惯养，姑母是皇太后、姑奶奶也是皇太后，小两口经常发生口角。顺治帝废掉了皇后，又立一位科尔沁贝勒的女儿，顺治帝还是不喜欢；三是，顺治帝宠爱董鄂妃，遭母后反对；四是，要出家当和尚，更是受到母后斥责；五是，母后同多尔衮的关系问题，传言很多，让他难堪。　　哈噶喇楼第四，乳母李氏病死。顺治帝曾对人说：“乳母李氏，当朕诞毓之年，入宫抚哺，尽心侍奉，进食必饥饱适宜，尚衣必寒温应候，啼笑之间曲意调和，期于中节，言动之际，相机善导，务合规程。诸凡襁褓慇懃，无不周详恳挚。睿王摄政时，皇太后与朕，分宫而居，每经累月，方得一见，以致皇太后萦怀弥切。乳母竭尽心力，多方保护，诱掖皇太后，惓念慈衷，赖以宽慰。……乃一旦溘然长逝，深堪悯悼。”（《清世祖实录》卷一四三）　　皇帝也是人，皇帝也有苦。福临身边最亲近的人，与母后关系不洽、叔父专权跋扈、皇后废立、兄弟矛盾、爱子夭亡、爱妃早逝、乳保去世，等等，实在是烦恼、痛苦的事情。亲政以后，国事烦扰，更使他心力憔悴。怎样解脱？他在佛界找到了一方清净之地。

第二讲孝庄太后下嫁一、孝庄皇太后清朝有两位皇太后对清朝政治至关重要，清初的一位是孝庄皇太后，清末的一位是慈禧皇太后。　　孝庄皇太后姓博尔济吉特氏，名字叫布木布泰，是蒙古科尔沁部贝勒塞桑的女儿。布木布泰是皇太极中宫皇后哲哲的侄女、关雎宫宸妃海兰珠的妹妹。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生，天命十年（1625年）与皇太极成婚，时年13岁，皇太极35岁。崇德元年（1636年），封为永福宫庄妃。她于崇德三年（1638年）为皇太极生下第九子福临，时年26岁。皇太极于崇德八年（1643年）死时庄妃31岁。这年多尔衮32岁。孝庄太皇太后病死于康熙二十六年（1688年），享年75岁。　　布木布泰出身于蒙古贵族名门，容貌秀美，聪明知礼。她活了75岁，历经天命、天聪、崇德、顺治、康熙五朝，是清初的重要人物，为清朝的守成兼创业作出重大贡献。　　第一，身负满蒙联姻重任。天命十年（1625年），13岁的布木布泰从科尔沁草原来到建州，与35岁的皇太极成婚。这时皇太极早已同她的姑姑哲哲结婚11年了。天聪八年（1634年），她的姐姐海兰珠也嫁给皇太极。姑姑与侄女三人都嫁给同一个男人，是出于政治的原因，满洲和蒙古科尔沁部建立了姻亲关系，共同开创清朝的事业。布木布泰嫁过来的第二年，丈夫皇太极继承汗位，她从贝勒福晋变成大汗福晋。十年以后，皇太极建国号大清，改元崇德，她又成为崇德皇帝的永福宫庄妃。　　第二，为清皇室生儿育女。布木布泰先后为皇太极生了4个儿女。皇太极有11个儿子、14个女儿。其中，庄妃生了皇四女、皇五女和皇七女共3个女儿，崇德三年（1638年），26岁的庄妃又生下皇九子福临，就是后来继承大清皇位的顺治皇帝。这支血脉延续了清朝的帝胤。前文说过，她和皇太极的关系似不如姐姐海兰珠，但从庄妃生育的四个子女看，起码在一段时间里，她和皇太极的关系还是很好的。其四个子女的出生时间如下：　　皇四女天聪三年（1629年）生庄妃17岁　　皇五女天聪六年（1632年）生庄妃20岁　　皇七女天聪七年（1633年）生庄妃21岁　　皇九子崇德三年（1638年）生庄妃26岁　　第三，经历三次皇位之争。太后布木布泰亲历了三次后金—清最高权力的争夺，就是后金—清汗位和皇位的斗争。　　第一次，公公努尔哈赤死后，尸骨未寒，便发生了汗位之争。她刚刚嫁给皇太极一年，才14岁，没有直接参与这场斗争。但是她目睹了丈夫是怎样用尽心机，排除障碍，脱颖而出，继承汗位。　　第二次，丈夫皇太极死后，她不动声色，依靠姑姑、皇后博尔济吉特氏，通过错综复杂的宫廷斗争和关系整合，使儿子福临登上皇位，她自己也成为皇太后。　　第三次，儿子顺治帝英年早逝后，她力主子继父位（不是弟继兄位），下懿旨由皇子中出过天花的皇三子玄烨继位，于是，顺治帝旨定玄烨继承皇位，这就是康熙皇帝。　　孝庄太后不仅亲临三次大的皇位斗争，而且目睹明末清初的沧桑之变。她在社会变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守成兼创业功绩大。孝庄太后在清宫62年，身历天命、天聪、崇德、顺治、康熙五朝，青年时帮助丈夫崇德帝皇太极，中年时辅佐儿子顺治帝福临，老年时辅佐孙子康熙帝玄烨。她从来也没有走到政治的前台，但是她的一生对清初政治起到重要影响。　　孝庄太后经历清前四帝（太祖、太宗、顺治、康熙），慈禧太后影响了清后四帝（咸丰、同治、光绪、宣统），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现象。　　以上四条，可以看出：孝庄太后布木布泰是一位非凡的女性，也是跨越清初五朝的重要人物。二、睿王多尔衮　　多尔衮（1612～1650年），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生前最钟爱的第十四子，他的母亲是努尔哈赤宠爱的大妃乌拉那拉·阿巴亥。阿巴亥12岁嫁给努尔哈赤，共同生活26年。努尔哈赤去世时，阿巴亥37岁，正值盛年，丰姿饶艳，养育三个儿子：阿济格22岁、多尔衮15岁、多铎13岁。为争夺汗位，皇太极等四大贝勒威逼阿巴亥自缢而死（一说被用弓弦勒死）。母亲死后，多尔衮失去依靠，没有力量同皇太极争夺大位。皇太极继承汗位后，多尔衮跟随皇太极南征北战，成长为能文能武、长于谋略的和硕贝勒、睿亲王。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极逝世，多尔衮第二次参与了争夺大位的斗争。这一年，多尔衮32岁，比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小3岁，比庄妃大1岁，比顺治帝（1638～1661年）大26岁。争夺的结果是：豪格退出，只有6岁的福临即位，多尔衮与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　　第二年，清朝迁都北京，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1648年）十一月，多尔衮被尊为皇父摄政王。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多尔衮到塞外围猎，病故于塞外喀喇城，年39岁。　　多尔衮死后遭到清算，对于他辅政或摄政的功过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直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即多尔衮死123年后，乾隆帝才给多尔衮以比较公正的历史评价：“定鼎之初，王实统众入关，肃清京辇，檄定中原，前劳未可尽泯”；但指出他“摄政有年，威福自尊”。　　先看他的六大功绩：　　第一，文武兼长，屡立战功。多尔衮能文能武，多次统军出征，“倡谋出奇，攻城必克，野战必胜”，屡立大功。出征蒙古，获“制诰之宝”；随征朝鲜，立下功勋；率军入塞，克济南府城。　　第二，皇位继承，能识大体。有人说，多尔衮一生两次与皇位失之交臂，是个失败者。这是从他个人的得失去考量。但是，两次争夺皇位，特别是第二次争夺皇位，多尔衮以满洲整体利益为重，顾全大局，克己忍让，退出皇位之争。做摄政王后，他一方面把摄政王做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一方面又克制了对皇权的欲望，没有做出篡权夺位的举动。多尔衮能观大局、识大体，在清朝入关的关键时期有效地维护了满洲贵族上层的团结。　　第三，抓住时机，统兵入关。在闯王进京、崇祯自缢的重大历史关头，多尔衮采纳大学士范文程等的建议，抓住时机，统兵进关；辅佐年幼的顺治皇帝，移都北京，定鼎中原，建立清朝统治，立下卓越的历史功勋。　　第四，定鼎北京，保护故宫。力排众议，迁都北京，保护并利用故明皇宫。在中国皇朝历史上，大一统皇朝利用前朝宫殿，仅此一例。　　第五，安定官民，废除三饷。多尔衮进关后，宣布“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清世祖实录》卷四）和宣布“废除三饷”等重大政策。　　第六，重用汉官，统一中原。对投降的汉族官员，加以任用，迅速稳定政治局面。“奉世祖（顺治）车驾入都，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清史稿》卷二一八《多尔衮传》）。　　再看他的“六大弊政”，即剃发、易服、圈地、占房、投充、逋逃。这些错误的做法，扰乱社会秩序，破坏中原经济，挫伤汉人情感，带来严重后果。所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杀人数字可能有出入，但多尔衮违背皇太极对汉人的政策，杀人过多，是其重大错误。200多年后，辛亥革命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就是对这些政策的不满与反抗。　　可以说，多尔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人物，他的功过是非，让人一言难尽，单是那桩以他为男主角的“太后下嫁”疑案，已经让历史学家们千考万索，让老百姓至今还在街谈巷议。三、“太后下嫁”说　　“太后下嫁”说，自民国以来，沸沸扬扬。小横香室主人的《清朝野史大观》，民国五年（1916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印行。书中有《太后下嫁摄政王》、《太后下嫁贺诏》、《太后下嫁后之礼制》三条专记太后下嫁之事，并说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也”！民国六年（1917年）五月，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蔡东帆（藩）的《清史通俗演义》，其第十八回目《创新仪太后联婚，报宿怨中宫易位》的上半回，说的就是“太后下嫁”。民国八年（1919年），一位作者署名“古稀老人”写了《多尔衮轶事》，书中的《太后下嫁》条，谈到顺治皇帝在多尔衮摄政下“危如累卵”，太后认为“非有羁縻而挟持之，不足以奠宗社于泰山之安，故宁牺牲一人，以成大业”。而多尔衮“涎太后之色”，常入宫禁。太后为了“卫我母子”，“两人对天立誓，各刺臂作血书，互执一书”，以为凭证。特别是书中安排太后诈崩，在举行隆重丧礼后，再以皇帝乳母身份嫁给多尔衮，故事曲折，引人入胜。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九月，王浩沅的《清宫十三朝》（又名《清宫秘史》）由文业书局出版，书中描述多尔衮与皇太后相恋事，如《种情根巧救小玉，偿夙愿亲王大婚》、《槐树荫中窥嫂浴，荷花池上捺叔腮》、《香衾卧娇艳经略降清，宫内候兄安亲王戏嫂》、《建新仪摄政娶太后，名打猎姊妹嫁亲王》等，而布木布泰名“大玉儿”、其妹名“小玉儿”，则是王浩沅的乱编之一。此外，还有许啸天的《清宫十三朝演义》等。总之，太后下嫁之事，野史流布，遍及民间。那么，皇太后是否下嫁多尔衮？　　关于皇太后下嫁多尔衮的说法及其讨论，下面列出十二条：　　第一，关于“建夷宫词”。张煌言《建夷宫词》曰：　　上寿觞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　　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张苍水全集》）　　张煌言（苍水）（1620～1664年）是浙江宁波人，这时他在江南抗清。他的这首词写在当时，明确写了住在慈宁宫的皇太后又结婚了，所以成为太后下嫁说的一条证据。我们分析一下：　　其一，张煌言虽然是当时之人，但是他并没有在北京，而是远在江南。他对清朝的态度是对抗、敌视，那么“远道之传闻，邻敌之口语，未敢据此孤证为论定也”（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出在敌人之口，记在异乡之文，不能成为历史的直接证据。　　其二，《建夷宫词》是诗词，而不是宫廷档案。诗词可以夸张，也可以比附，所以也不能不加考据，简单地、直接地作为历史的证据。　　其三，或谓张冠李戴。顺治六年（1649年）十二月，多尔衮元妃博尔济吉特氏病故，次年（顺治七年）正月，多尔衮纳娶寡居的肃亲王豪格王妃。这件事牵扯到多尔衮与豪格的争斗，又是叔娶侄媳，有悖伦理，朝野内外，议论纷纷。有人认为，张煌言远在江南，也许是听到了误传，把多尔衮娶王妃当作娶孝庄皇太后了。但是他的《建夷宫词》是写于顺治六年，当时还没有发生多尔衮娶豪格王妃之事。　　其四，“慈宁宫里烂盈门”一句，是说喜事在慈宁宫里办的，因为皇太后住在慈宁宫。当时有两位皇太后，一位是中宫孝端太后哲哲，写《建夷宫词》时孝端太后已病死；另一位是孝庄太后。但是，根据历史档案记载，慈宁宫在李自成临撤出皇宫时被焚毁，顺治十年（1653年）修葺，皇太后才搬居慈宁宫，多尔衮则死于顺治七年（1650年），他与皇太后怎能在此举行结婚典礼呢！　　所以“建夷宫词”说只能是一说，而不能成为历史的依据。　　第二，关于“亲到皇宫内院”。多尔衮死后追其罪时，有一条罪状是：“又亲到皇宫内院。”（蒋良骐《东华录》）朝鲜《李朝大王实录》也作了相同的记载。在后来修的《清世祖实录》里却删掉了这句话。这说明多尔衮到“皇宫内院”确有其事。而删掉这句话，恰表明事有隐衷。那么，多尔衮到皇宫内院，能说明太后下嫁了吗？　　其一，这个皇宫内院是沈阳的皇宫内院，还是北京紫禁城的皇宫内院？没有指明。　　其二，多尔衮是“到”皇宫内院，而不是“住”皇宫内院，那么“到”皇宫内院，就一定是太后下嫁给多尔衮了吗？　　其三，史家对此做出推测：皇太后与多尔衮也许有暧昧关系。高阳先生说，《东华录》所谓多尔衮“亲到皇宫内院”云云，极有可能是指孝庄与多尔衮相恋的事实。孝庄太后与睿王多尔衮关系暧昧，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即使是关系暧昧，也不等于太后下嫁了。　　其四，也有人认为，如果太后真的下嫁了，多尔衮到皇宫内院也就名正言顺了，而把这一条列为多尔衮的罪状，恰好反证太后并没有下嫁。　　所以，“亲到皇宫内院说”不能提供太后下嫁的确凿依据，却道出了疑点。

赫图阿拉的月亮〔满族〕解良那天夜里，我隔空发问的对象是乾隆皇帝。读了弘历公元1754 年作于沈阳的《故宫对月》御制诗，我不禁发问，为何不在赫图阿拉对月？我知道弘历不可能回答我，只好去查阅他的东巡史，得到的答案是这样的：他四次东巡祭祖四次到过赫图阿拉，却没有看过赫图阿拉的月亮。不是他不想见，而是见不到。我也没有见过赫图阿拉的月亮。在岗上，我看过日出日落。太阳从长白山方向出来，环赫图阿拉划一条圆弧，落入呼兰哈达后面。本地人都知道呼兰哈达就是烟囱山，耸立在赫图阿拉西边。在日出与日落之间，赫图阿拉敞开怀抱，城垣峻整，门楼高耸，城中石径阡陌，观者如市。垂情者观看汗宫大衙门、努尔哈赤故居、正白旗衙门、庙宇、神堂、还有古井和古树，像阅览一部古籍，眼福耳福俱惬。当下这座赫图阿拉城虽为复建之城，古风犹存，在观感上要好于原貌，是旅游的“金墟福地”。没有人在这里乱刻“到此一游”，游客们或乘坐电瓶车或步行，看完所有景点，像退潮的海水，分期分批离去，踏上归途。在我眼里，每一天的赫图阿拉就像唱《击壤歌》的上古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入夜，人去城空。留在赫图阿拉看月亮、赏月色的人少之又少。世界各地的人都一样，属于昼行性动物，所以世界上的旅游也都在白日里进行，很少见到人们成群结队夜游，也许这就是大部分人没有留在赫图阿拉看月亮的缘故。由此想到我自己，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居然从未在赫图阿拉过夜，一次也没有过，这也决定了我一次也没见过赫图阿拉的月亮和月色。究其原因，我家离这里太近，还不足四十华里，即便在赫图阿拉逗留一天，在那里吃了晚饭，也要赶回家里过夜，甚至没有一次为了看天上的月亮赏地上的月光故意留宿岗上，这说明我除去“昼行夜伏”的动物本能外还是一个缺乏情趣的人。弘历没见过赫图阿拉的月亮也是有情可原的。清朝皇帝东巡祭祖，抵达祖居地赫图阿拉已经足够辛苦。从京城来东北，云树遥隔，山川相阻，迢迢千里，一路车尘马足。他们风尘仆仆来到赫图阿拉近前，也只能止步于苏子河畔，“策马阅”，“据鞍望”，他们又望到了什么呢？历史上曾有四位清朝皇帝九次由京返乡拜谒赫图阿拉，目之所及只能用沧桑、荒凉来形容。公元1754 年弘历第二次东巡，所见的赫图阿拉“依山树栅聊为城”，聊，姑且；为是为了，因的意思；聊为，不甘心这样姑且这样。公元1778 年再来，又诗告子孙“横甸余荒址”；赫图阿拉满语意为横岗，清帝们在诗中称之“横甸”；就是说，弘历目睹的只是一道只剩下缅怀、歌颂意义的荒芜的丘岗。要看太祖努尔哈赤当年那座如火如荼的赫图阿拉城，他需要转回身去穿越162 年的时光隧道，这太难了。想看当下这座复建的赫图阿拉城，则需要多活275年，命不胜任。所以，他只能在1743 年、1754 年、1778 年和1783 年的赫图阿拉“荒址”边缘地带眺望一番，投下缅怀之情，怏怏离去，投宿搭建在几十里之外的黄幄，或去住更远一点的夏园行宫，自然无法看到赫图阿拉的月亮，无从歌颂祖居地的月色。至今我还没听说有哪一位清帝在赫图阿拉住过一夜，只听说赫图阿拉一带流传着《一夜皇妃》的故事，这个清帝践踏民女的故事发生在夏园行宫。弘历的爷爷康熙皇帝公元1682年也有《柳条边望月》御制诗，玄烨乃大清朝首位东巡祭祖的皇帝，赫图阿拉作为清王朝保护的“龙兴重地”就在柳条边内，然而玄烨眼中那轮“摇曳寒光”的月亮却出自辽西北的彰武，彰武与赫图阿拉相距300 多公里，山川为两乡，月色也不同。颙琰与旻宁也来过赫图阿拉，有诗，没月亮。清帝们没有机缘写故乡的月亮和月色，我却为此奔忙起来，一头扎进《满文老档》里去找赫图阿拉的月亮。在额尔德尼所记载的赫图阿拉部分里，我只读到零零碎碎的星光，另有几处为晨曦做背景的月亮——天刚亮，出现了黄色明亮的光线，贯穿在西沉的月亮中间，那光线像布幅一样宽，月亮向上有二竿，向下有一竿多长。这是额尔德尼描写月亮最长的句子。还有一句太阳和月亮的组合句，用来赞颂赫图阿拉城主努尔哈赤：“恩养大国的淑勒昆都仑汗如日月出来一样光明。” 在赫图阿拉横岗上，努尔哈赤真的如日月出来一样光明。这座位于羊鼻子山下状若舞台般平坦的横岗最早是努尔哈赤曾祖与祖父的领地，岗上的城和城的历史则是努尔哈赤一手创造的。从公元1603 年到1619年的十六年间，努尔哈赤经历了无数刀光剑影与生死搏杀，由一个喜欢雪团花（白马）常用口头禅“我本人，我生的儿子们”的城主，历练成一位承天命祭杆子口念“嗻，安吉！安珠！（请诸神悉听，我正在祭天还愿念杆子）”的英明汗，在岗上竖起八面凝聚民族精神的旗帜，将一盘散沙的北方女真族凝聚在自己旗下，从这里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额尔德尼用交替辉映赫图阿拉的太阳和月亮做努尔哈赤的喻体，句子亮了！北斗七星出齐了蓝天万星出齐了一切火种隐匿了人间万籁静寂了我还有一个发现，在早年满族民间午夜祭祀所唱的《背灯调》里也不见月亮，在辽宁与吉林搜集的十几个《背灯调》版本里，只有星星，没有月亮，可见那时人们对星星的崇拜超过了月亮。午夜祭祀叫“背灯祭”，所祭神衹为星神或黑夜守护神，不仅要等万星出齐，还要熄灭家中的灯光与火种，要等鸟雀归巢，鸡犬进窝，万籁俱寂。在赫图阿拉，民间背灯祭的这个女人叫喜兰，传说是努尔哈赤的救命恩人，《满文老档》对此保持沉默。民间传说这个女人为外族人，赤身裸体而死，看到她的裸体是不敬的，所以才要背灯祭。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我差不多每一年都去赫图阿拉，却没有见过喜兰的神偶。据说，民间有一尊单身骑双马的女人偶像，双马为大青马和二青马，这正符合喜兰救努尔哈赤的传说。神偶常年藏身于一个黄布口袋里秘不示人，只有午夜祭祀时才会在没有灯光和火种的家里被请出来，歌颂她，给她送“枝子”——用红纸剪一件红衣服，用绿纸剪一条绿裤子，粘到柳枝上，送给她。这是何等神圣、庄重、尊贵的场面啊！别说我，就连赫图阿拉的月亮以及被崇拜的群星都难得一见。背灯祭是民间家祭，不允许本家以外的人进入，连院子里也不许有外人。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展开想象，在没有灯光与火种，紧闭的门窗透不进一丝星光与月光的屋内，人们正襟危坐，听祭祀萨满念神词，摇响器，看枝子上的红衣绿裤在黑暗中莹然。有一个夏夜，赫图阿拉横岗上如雨后长出蘑菇一般冒出无数顶帐篷和一场篝火晚会，那是各地驴友自发的一次户外活动，我没有被邀请到现场，无缘赫图阿拉的月亮，也没有见到月亮下面冒烟的篝火烧烤。不得不说，今天的赫图阿拉在内容上比历史丰富了许多，漫步在方圆十里的横岗上，你能看到身穿鲜艳旗袄的女子来往穿梭，沉鱼落雁。导游员在游客面前滔滔不绝，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但你从她们背熟的导游词里却看不到赫图阿拉的月亮和月色，倒是候在北城门里给客人们请安的几位格格令人难忘，让人想起月亮。格格们身穿鲜艳的旗袍，将纤纤右手指从眉上额头至鬓角连抚三下，点头目视你，这是向你行满族女子的抚鬓礼呢！格格们的微笑妩媚，温柔，能让人联想到月移花影。几乎全世界的人都肯定了一个佳句，女人像月亮。于是，我把目光投向被喻为月亮的赫图阿拉女人。赫图阿拉有自己的一年四季。在大雪与北风劲歌的时候，他像一个男人，热烈地与你拥抱，这叫抱见礼！到了春风约柳丝曼舞的季节，她又变成了窈窕淑女，楚楚动人，频频向游人施以柔情的抚鬓礼！抚鬓，既传统又典型的满族女子礼仪。抚鬓礼，是满族女子拜见公婆或宾客、长者时施的礼。大约从几年前开始，赫图阿拉已然变成“旗袍的故乡”，身穿旗袍的女子在岗上持折扇、撑油纸伞翩翩起舞，飘飘欲仙，端庄、大方、温婉、典雅，为岗上增添了一道风景长廊。她们靓丽的旗袍是当年岗上女子“介衣”的浓缩，她们的抚鬓礼是满族传统仪采美丽的延续。当年在赫图阿拉穿旗袍行抚鬓礼的女人们乃努尔哈赤的半边天，她们是一个家族乃至一个王室繁衍的“基石”。遗憾的是她们就像被厚厚云层遮住的月亮，有诸多佚史没有被额尔德尼载入《满文老档》，而是被岁月雪藏在横岗上，湮没无闻。旅游，让赫图阿拉古城与当代人越走越近，历史却渐渐缈远，一年又一年。人们来到赫图阿拉，除去旅游，或许还有寻幽探秘的兴趣。常言道，人是新的好，酒是陈年的香。同此一理，时间愈久，赫图阿拉的往事愈让人津津乐道。今天的赫图阿拉城有一座汗王寝宫，好大，好宽敞，给人的印象努尔哈赤的大小福晋都集中住在这里，然而，历史上的情况并非如此。努尔哈赤的后宫并不像月亮，而像星星，散落在城中各处。赫图阿拉城没有沈阳故宫那么辉煌，更没有修建专门供后妃集中居住的凤凰楼五宫，努尔哈赤在这里还未来得及对自己的女人进行册封，统称“福晋”。在众多的福晋中，他与大福晋及子女一起住在“寝宫”，其他福晋则散居城中不同的地点。努尔哈赤那时的“寝宫”也就是相对大一点的草房土炕，我这样说有《满文老档》为证，初七夜，汗的城内有一家起火，怕火蔓延，全部拆下房上的茅草。如此说来努尔哈赤的其他福晋住的都是茅草屋，随自己的儿子或与女佣住在一起。问题来了，这些散居在赫图阿拉城内属于自己的茅草屋里的大小福晋何时才能与丈夫努尔哈赤在一起？《满文老档》没有留下努尔哈赤的《召幸记事》，努尔哈赤此时对于众福晋的管理尚无明确的章法可循，还没学会像明朝皇帝那样每夜在宫中“翻牌子”，大小福晋们又如何被召幸呢？这就是赫图阿拉的迷人之处，我曾这样想，也许从1605 年到1619 年往返于赫图阿拉上空的月亮会像狗仔队一样偷拍，所拍到的所有秘密都留在时空里。还好，我觉得额尔德尼通过对星光的描写给后人留下了蛛丝马迹，努尔哈赤的大小福晋们就像《满文老档》里描写的星：“出光线的星，每夜都向七星的方面移动，通过七星尾部的星星北头。”接着，《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告诉我们，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的时候经常忙里抽闲携大小福晋外出巡幸打猎，野游踏春。此乃他召幸的前奏曲，没有哪一位福晋希望自己在这一折“前戏”里发挥失常，她们蛾眉皓齿，彼此争奇斗艳，渴望夜晚来临，盼着那一轮月亮临幸自己的大暖阁。至于每一次花落谁家，福晋们彼此看一看各自怀孕与生育情况，就知道谁是十五的月亮——圆圆满满，谁又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也许额尔德尼有太多的事情要记载，所以对星光惜墨如金，但他的描写却奇异，像似有什么暗示：“在天的东南角，有白光线从地上冲天而出。看见那个光线像大刀那样，尖端细而直，长比大树高，横宽能有一席。”若把这种星光移到努尔哈赤的福晋们身上，就会看到她们命运的起伏，大刀是砍人的，大树是乘凉的，席，席位，筵席。在赫图阿拉真有一位从大刀下逃生、背靠大树、谋得侧福晋席位的女子，她就是嘉穆瑚觉罗·真哥。真哥之父贝挥巴彦归服努尔哈赤又叛离，后被努尔哈赤在战场上擒获，训斥后连同四个儿子一起杀掉，独留其小女真哥充入后宫。四年后真哥成为杀父仇人的一名侧福晋，由“战利品”转为王室女成员，一口气为努尔哈赤生下两子三女，成为努尔哈赤后妃中生育子女最多的一个。一只山鹰飞过了横岗蒲公英花开正黄镶黄一弯新月柔媚古井水苏子河缠绵我的柔肠今天的赫图阿拉城里有专场歌舞表演，昔日赫图阿拉有舞榭歌台吗？努尔哈赤在硕里岗城称淑勒贝勒的时候就拥有了一支迎送自己的乐队，每次出行都要奏乐，到了赫图阿拉又开始兴礼作乐，只是不知这支乐队在赫图阿拉都演奏了哪些乐曲？努尔哈赤抵达赫图阿拉后曾这样说过，长于酒宴上当差的人，在战场上却无用。没有别的才能而能歌唱的人，就让他在众人的宴会上歌唱吧。然而，在《满文老档》里我们看到的大多是军事，外交，是荒僻禽鸟不到的地方“上万的兵腾起征尘”，是交战双方射出的箭如“急风卷雪，蜂穿花丛”这样精彩的战争场面描写，却听不到歌声，难觅风花雪月。清代，北京故宫里有一首宫廷歌曲叫《溯兴京》，取自被皇太极封为“天眷兴京”的赫图阿拉，是清王外出时随行的仪仗乐。我倒是觉得清宫的乐队应该为当年在赫图阿拉横岗上穿旗袍行抚鬓礼的女人演奏一曲颂歌，赫图阿拉是清朝皇帝的摇篮，若没有努尔哈赤的众福晋在赫图阿拉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哪里会有清宫的一代又一代皇帝呢？几年前，我开始了北漂生活，常年不在家乡，但我仍计划有一天重回赫图阿拉，在岗上过一夜，看一次赫图阿拉的月亮，无论梨花月，还是青女月。〔特约责任编辑李羡杰〕

清朝帝后玺印 ▲ 金交龙纽“大清嗣天子宝” “大清嗣天子宝”，清早期，金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满文本字。面7.9cm见方，通高7.6cm，纽高5cm。▲ 金交龙纽“大清嗣天子宝”宝匣乾隆帝钦定二十五宝之一，也是清代二十五宝之中唯一的一方金质宝玺。《交泰殿宝谱》记此宝为“以章继绳”之用，是皇位传接承递的象征。但实际上却很少使用，只在宫中殿堂内的御笔匾额上偶尔钤用。乾隆十三年（1748）诏改玺印中的满文本字为满文篆书时，该宝同样被乾隆帝认为是“先代相承，传为世守”的旧物而未被改刻。▲ 金交龙纽“大清嗣天子宝”钤本撰稿人：郭福祥 2012年1月金“奉天之宝”玺，清初，通高17.5cm，边长12cm。此玺为清初皇帝的印信，模制而成。方形，双龙钮，并附“奉天之宝”圆形牙牌。 “奉天”出自明太祖朱元璋《祖训》“奉天法祖”之典，清入关前制此印玺，有欲与明朝争天下之意。“奉天之宝”为盛京皇宫收贮的十方宝玺之一，位列第五。撰稿人：李永兴 2010年7月

清代古代军戎服饰图17-1　清代武士复原图 ·甲胄戎服根据故宫博物院、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等地收藏实物复原； ·兵器采用故宫博物院、敦煌博物馆收藏实物形象。清朝是由居住在东北黑龙江一带的满族建立的、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朝。满族的前身是女真族，女真的完颜部落在11世纪时曾建立金朝，当时大部分女真人从东北迁入黄河流域并定居下来，继续留居原地的海西、建州、野人三部后来就成为满族。16世纪后期，努尔哈赤成为建州部落首领，在他的领导下，先后合并了东北女真的各部落，建立起八旗制度。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今黑龙江新宾县境）称帝，建立“后金”政权。两年后他公开反明，开始了与明朝的战争。1644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明朝灭亡。清军在山海关明总兵吴三桂的配合下镇压了农民起义，并消灭了南明政权和抗清力量，统一全国，建立了清皇朝。在清皇朝前期，特别是康熙统治时期的中国，还是一个强大的国家。由于长期与明朝进行战争，清军不但学会制造和使用火器，而且掌握了从欧洲引进的枪，炮等近代兵器。特别是康熙朝的兵器生产，无论是技术性能，还是数量品种，都达到了历史高峰。火器的日益发达使铠甲越来越不受重视，因此清代的铠甲在前期还用于作战，中期以后纯粹变成了摆设，只有在阅兵等典礼上有时还使用，作战时只穿戎服或绵甲，根本不穿铠甲。清代的铠甲据《清会典》记载，有明甲、暗甲、铁甲、绵甲等几种。明甲：铁甲，甲片露于表面制作精美，为帝王贵臣、高级将帅使用暗甲：铁甲，甲片缀于面里中间铠甲铁甲：锁子甲绵甲：不用甲片，在面里敷棉絮，表面钉甲泡——制作简陋，为一般官兵使用明甲和暗甲其实都是铁甲，甲片露于表面的称“明甲”，甲片缀于面里中间的称“暗甲”，也就是元、明时期的布面甲（图17-2、图17-3）。铁甲则单指锁子甲，绵甲仍如明代，不用甲片，在面里中间敷棉为絮，表面钉甲泡制成（图17-4）。图17-2　乾隆皇帝卍字锦甲胄，属暗甲，甲内敷有密密的小钢片，表面钉有金质甲泡（故宫博物院藏）图17-3　乾隆皇帝大阅甲胄，属明甲，全甲用60万块小钢片编成，故宫博物院藏

金代古代军戎服饰图13-1　金代武士复原图 ·甲胄根据山西稷山马村、襄汾金墓砖雕、吉林金丞相完颜公墓石刻形象复原； ·戎服根据山西汾阳金墓砖雕形象复原； ·革带参照辽、宋墓出土实物复原； ·兵器根据黑龙江宾县金墓出土实物复原设计。金是由女真族建立的。女真原名黑水靺鞨，五六世纪时，居住在今黑龙江、松花江流域和长白山麓，过着捕鱼射猎的原始生活。大约在八九世纪时，移居今阿什河一带的完颜部开始种植五谷和炼铁，日益强大起来。11世纪中叶起，将势力扩张到松花江外呼兰河沿岸，吉林宁古塔、敦化和延边一带，并“建立官属，以统诸部”。辽后期对女真的严重压榨使各部落都暗中依附完颜酋长阿骨打，阿骨打遂于1114年宣布起兵，次年攻占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县境）等重镇，正式称帝，建立金国。灭辽后又乘胜南下，于1126年攻克北宋都城汴梁（今开封），迫使宋室南渡。以后便与南宋对峙了百年左右，终于被成吉思汗所灭。女真早期只有兵器而无甲胄，后来从辽的叛兵那里得到500具铁甲，从此开始有了铠甲装备。早期的铠甲只有半身，下面是护膝。在山西襄汾曾出土了两件陶俑，下身均不见腿裙，只在膝以上腿部塑造了四排甲片表示甲衣，这很可能就是护膝（图13-2①）。①山西省襄汾县荆树沟上庄村金墓出土陶武士俑，山西省博物馆藏（据实物写生）②金左丞相金源郡贞宪王完颜公墓石刻镇墓将军像，吉林省博物馆藏（据实物写生）图13-2

中国服饰-金金代贵族服饰之一（图）金代贵族服饰图为左衽窄袖袍、长裙穿戴展示图。金代的装饰图案喜用**，尤喜用鹿。在松花江下游奥里米金墓出土的玉透雕牌上，就雕有一对赤鹿，一只公鹿长角弓背，傲然挺立；一只母鹿回眸凝望，温文闲雅。左右两边各有一棵小树，表示鹿在林中栖息，具有游牧民族的装饰特点。兰州中山林金墓出土的雕砖上，也雕刻着大量的鹿纹。至于在山西稷山马村、化峪等地金墓发现的这种图案更多，鹿的形象也各不相同，或漫步缓行，或奔腾飞驰，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这种装饰特点，在衣冠服饰上也得到大量的反映，《金史·舆服志》中就有女真族服饰“以熊鹿山林为文”的记载。鹿的图案大量被采用，除其本身的外形较为优美，便于用作装饰外，还有一个原因，即鹿与汉字的“禄”同音，富有吉祥的含意。本图所绘的裙字图案，即饰有鹿纹。明清时期，鹿的图案虽然没有被收进官员补服，但在民间仍属常用，比较多见的是将它与“福”字和“寿”字配合在一起，名谓“福、禄、寿”。金代贵族服饰之二（图）金代贵族服饰金代服饰略有讲究，男子的常服，通常由四个部分组成，即头裹皂罗巾、身穿盘领衣、腰系吐骼带、脚着乌皮鞋。他们的形制（包括样式、色彩、纹样），都有一些特点。金代服饰有一重要特征，是多用环境色，即穿着与周围环境相同颜色的服装。这与女真族的生活习惯有关，因女真族属于游牧民族，以狩猎为生，服装颜色与环境接近，可以起到保护的作用，冬天多喜用白色，春天则在上衣上锈以“鹘捕鹅”“杂花卉”及熊鹿山林“等动物纹样，同样有**；猎物、保护自己的作用。本图为圆领窄袖袍展示图。金代贵族服饰之三（图）金代贵族服饰图为戴皮帽、穿胡服的骑士（宋人《骑士猎归图》），图中骑士头戴翻毛皮帽，身穿窄袖胡服，领、袖等处还露出一寸长短的皮毛，即后世所谓得“出风”。另在腰间佩有箭囊，下穿套裤革靴，与史籍记载的女真服饰大体相同。金代铠甲及戎服（图）辽金元服饰金代是女真族建立的。早期的铠甲只有半身，下面是护膝；中期前后，铠甲很快完备起来，铠甲都有长而宽大的腿裙，其防护面积已与宋朝的相差无几，形式上也受北宋的影响。金代戎服袍为盘领、窄袖，衣长至脚面；戎服袍还可以罩袍穿在铠甲外面。此图为金代武士的铠甲和戎服复原图。

清宫武器装备清朝本其“国语骑射”的民族特点，大倡尚武精神，采取了多种办法以保证满族贵族与八旗官兵的武装水平与战斗力的提高，其中最重要的举动莫属“大阅”与“围猎骑射”。清代大阅是皇帝亲自检阅八旗部队，审察众多兵种集合演练其成效的重要军事活动，一般每三年举行一次。而围猎，则是皇帝常年举办的考核八旗官兵骑射与尚武能力的强有力的科目。这些活动的场所，广泛分布于京师及附近地区。尚武精神决定了清代武备成为国家军政要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宫廷军备之遗存，大部分属于清代皇帝的御用品，其中又包括专用于大阅与骑射所用的实物，以及大量供赏玩与陈设器类；也有皇室成员、禁军、侍卫亲军和八旗官兵之遗物；还有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贡入宫廷的利器，其中重要的有如在乾隆三十六年（1772）率领土尔扈特民族部落万里归国的杰出首领渥巴锡的腰刀等。另外在清宫武备中还存有一类数量不多，但制作无比精良的世界各国兵器，出自英、荷、朝鲜、日本与尼泊尔等国，是当时世界武器装备交流史与军事史研究不可多得的历史见证与实物。现存故宫的清代武器装备大体可分为冷兵器与火器两大类，其用材主要有钢、铁、铜、木、优质动物皮革，还有象牙、骨等，选用涉及广泛。据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所载，清宫武器装备名目繁多，形制多样，主要有甲胄，弓矢，长短枪具，各式刀剑，各种类之矛、戟、镗、利镰、锤、匕首，长短火枪，各式重炮等。然清道光朝后，清朝武功较之西方急剧落后。这些武备文物就成为清朝数百年来军备盛衰交替的历史见证，强烈地折射出清朝军事、政治态势的转变，以及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传统武器装备与世界兵器发展的冲突与融合。皇太极盔甲，清，上衣长70cm，胸宽40cm，袖长70cm，下裳长64cm。胄，通高27cm，直径21.5cm。此甲为蓝色缎面，由上衣、下裳、左右袖、左右护腋、前遮缝、左遮缝组成，穿时由钮扣及带子连缀成一整体。前胸、后背绣五彩云龙各一条，内敷铁叶186块。护腋、前遮缝、左遮缝均彩绣火珠，四周饰以轮、螺、伞、盖、花、罐、鱼、肠等吉祥物。袖外连缀弧形窄铁叶若干片。下裳分左右，从上而下缀铁叶五重，每重38片，左右共计380片，每重铁叶间以镀金铜钉和彩绣八宝图案相隔。胄为铁质，顶盘，前后梁、护额等均饰铁鋄金云龙；护项、护耳、护颈面均为蓝缎，上绣火焰。鹿皮里，青缎缘，内俱敷铁叶，共计35块。甲胄共重约12.25kg。撰稿人：曹连明 2009年12月清太宗御用马鞍，清顺治，前鞍桥高37cm，后高19.5cm，长63cm，宽32cm。清宫旧藏。木胎，外镶银，鋄金龙，镂空纹饰，工艺精细。鞍桥面铺布，上置丝绒棉坐垫。马蹬铁鋄银，底部镌方胜图案，套脚圈梁镌刻双龙。鞍侧附有皮签，墨书满汉文，汉文为：“太宗文皇帝御用铁鋄金银玲龙鞦辔鞍一副，原在盛京尊藏。” 有清一代，崇尚骑射武功。在清王朝开国创业时期，宗室八旗子弟必须自幼习骑射。入主中原后，康熙、乾隆注重行围习武，皆意后世毋忘“国语骑射”，并训谕为“家法”。太宗御用马鞍为皇太极征战疆场的坐鞍，迄今已保存了三百五十余年，弥足珍贵。撰稿人：毛宪民 2009年12月

荷兰姑娘用满语说“佟佳江酒太好啦！”，tunggiya arki umesi sain

康雍乾三皇帝❤ 御笔碑匾宝鉴康熙、雍正、乾隆御笔碑匾大全，一饱眼福！（关键词：康雍乾；御笔碑匾）　　御笔碑匾，顾名思义是指君主所赐之亲笔提字所作的碑、牌匾。这些御笔碑牌匾除了赐给于国内的建筑、臣民外，还有赐给朝贡国、附属国的。清代帝王很多都对书法有着浓厚兴趣，其中又以康熙、雍正、乾隆三位书法最好，他们亲题的碑牌匾更是遍布各地名胜古迹。今天我们就一起盘点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留下的那些经典的御笔碑牌匾，看看它们背后都有哪些精彩的故事吧！

它时刻装在你心里〔满族〕高维生宝塔近瞻涌几重松子长得有个性，又叫松子仁、海松子、新罗松子。棕褐色，三角形状，坚实的硬壳，壳内是白色的种仁。每年秋天的松树冠上，结满球形的果，其外层呈鳞片状，中间包裹一粒粒种子。许多资料上介绍，人参、貂皮、鹿茸、东珠是向朝廷献的贡品。想不到的是松子，这种小野果也是贡品。满族祭祀陵寝和供奉九祖佛堂，有用松子的习俗。“今恭遇寿皇殿，安佑宫渌供，高亲纯皇帝圣容位前，每逢朔望，各供干果九大碗，内应用松仁。”（《打牲乌拉志典全书》）可见朝廷对山野之果的重视。乾隆四十三年（1778），乾隆皇帝第三次东巡，曾写下《盛京土产杂咏》十二首，并赋有《松子》一诗：窝集林多各种松，中生果者亦稀逢。大云遥望铺一色，宝塔近瞻涌几重。鳞砌蚌含形磊落，三棱五粒味甘浓。屋佺曾遗尧弗受，小矣子房学步踪。沈阳故宫院内，进入大清门沿御路北行，正面就是崇政殿。它有两种柱子，廊柱是方形，殿柱为圆柱形。一条龙连接两柱间，龙头威严地探出檐外，龙尾伸入殿里。凸字形堂陛，殿内四根金柱，为沥粉贴金的金龙蟠柱。乾隆八年（1743），乾隆首次东巡，参加庆典的满蒙王公大臣、盛京官员和朝鲜使臣，事先在崇政殿前按品级排列。所有的程序准备好，诏书交给礼部官员放入云盘内，官员小心地捧出大清门，再放到“龙亭”，移交校尉护送到大政殿前。礼部堂官将诏书接过，恭敬地捧出，放在殿前的黄案上。早已恭候阶下，按序排列的王公大臣官员，听鸣赞官宣布“有谕旨”，立即面北跪倒。中和韶乐奏《元平之章》，君臣盛大的宴会开始。皇帝在大政殿升座，参加宴请的大臣行礼，然后按次序分别入座。在饮宴期间，歌舞为宴会助兴，演奏乾隆皇帝填词的《世德舞》乐曲，增加欢乐的气氛。宴会的食品名称中记载，皇帝主桌“松仁一斤八两”，跟桌是“松仁一斤”，这些松子由吉林打牲乌拉总管衙门进贡。近日读《吉林乌拉皇贡》《乌拉史略》《清帝东巡》，书中都谈到松子。打牲乌拉衙门在宣统元年绘制的《打牲乌拉捕贡山界全图》，清晰地标注打松子的“最要之区，是为三大阿、埋汰顶子、大小青顶子、梨树沟、蔡家沟、老黑沟、东西土山、火烧顶子，万寿、霍伦岭、平底沟、土大顶子、大王砬子、三岔山、三岔岭、柳树河子、四古顶子等处”。乾隆十九年前，采捕松子的办法十分落后，甚至是毁灭性破坏。打牲丁放倒一棵棵松树，然后采捕松塔，采过的地方变成一片空荒地。采松塔的方式，对于大自然无疑是灾难，生态几十年都恢复不过来。乾隆皇帝知道后，曾经明令禁止这种恶劣的采捕，嘉庆元年又一次下令重申：“朕闻东三省每年所取松子、松塔，非将松树伐倒不能采取，若如此，竟将大树伐倒，不惟愈伐愈稀，尚与情理不合，实属可悯。将此著东三省将军总管，嗣后无论旗民采捕松子、蜂蜜，务须设法上树，由枝取下，不准乱行伐树。”从此以后，人们使用长杆，或在杆上绑镰刀，爬树时腰围上羊皮，或穿羊皮叉裤和套袖，没有人再敢用放树取果子的原始方法。红松生长缓慢，几十年才能结果，一两百年长成栋梁之材，它是长寿的象征。红松树王，生长在黑龙江省伊春市五营区的丰林自然保护区，树高三十八米，胸径一点七米，树龄大约有七百六十年。它是欧亚大陆北温带植物界古老的活化石。红松子含油率高，富含蛋白质，具有丰富的维生素。自古以降，被称为长生果、长寿果。明朝李时珍关注松子的药用价值，《本草纲目》中写道：“海松子，释名新罗松子，气味甘小无毒；主治骨节风，头眩、去死肌、变白、散水气、润五脏、逐风痹寒气，虚羸少气补不足，肥五脏，散诸风、湿肠胃，久服身轻，延年不老。” 白露前后，正是采摘松子的最佳时期。进入成熟期的松子，不及时收采，会掉落到地上。碰上灵巧的松鼠，用它的利齿剥落出松仁，搬移到树洞的窝里贮备起来，在严寒的冬天，成为果腹的美食。老人们常讲，松子是松鼠和松鸦的口粮，由于它的外壳硬，即使埋在土里几年，也不会发芽。当它们意外地让松鼠或松鸦嗑坏，接受土壤温度的培养、阳光的照射，就会发出新芽，形成大自然的秩序，维系着物种间天然的平衡。有了红松林自然少不了松鼠和松鸦的功劳，森林和动物在大地上和谐相处，形成巨大的生物链。小时候去姥姥家，外面大雪封门，铺天盖地的大雪，使山野一片银白，不能出门玩，只好待在家中。姥姥拿出一笸箩松子，让我和舅舅们嗑，免得在屋子里乱折腾。松子没有炒熟，拿起几粒后，手指粘上松脂味。由于松子壳硬，牙咬不开，只好用钳子。将一粒松子放入钳嘴，夹时不能用力过度。握钳柄的劲儿要适当，否则壳和松仁压得粉碎，纠缠在一起。姥姥常说：“松子不能一次吃多，要不拉屎都是白色的。” 山区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十斤松塔一斤子，十斤汗水一颗塔。”在炕上的火盆边，听舅舅讲进山打松塔的刺激过程，他说七道沟的松林密，遇到大年，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弄一麻袋。因为松树直径粗，需要身体条件好，不能晕高，必须会爬树。人们穿上“脚扎子”，一种自制的爬树工具，犹如登山鞋，一寸来长的钢钉扎在树上，一步步地向上攀。小孩子身体轻，不想后果，全凭力气爬树。三舅身材瘦小，浑身是力气，他胆子大，有丰富的山野经验。 2013年秋日的一天，我和友人走进偏僻的山村。在守山人陪同下，沿着季节线上进入七号沟。在屯子边的空地上，我们看到一片堆积的松塔，一只拴着铁链子的黑狗，警觉地注视着周围，守护新打的松塔。松塔的主人，包了四十垧林场的山地，那年恰逢松塔丰收年。他燃起一堆篝火，扔进新打的松塔。火遇到翠绿的松塔，散发出弥漫着浓重松脂味的烟气。从火堆里拨出松塔，找一块石头砸开，掉出香喷喷的松子。三月的一天，朋友从新疆回来，送来一条大列巴，内有核桃和松仁，吃起来味道不一样。现在超市卖的松子，都是经过深加工的产品，每个松子有裂开的口子，美其名曰“开口东北松子”。即使不开口，也不会用过去的笨方法，大都借助松仁夹子，免去手剥、牙咬。希勒布达每年春节前，父亲都要收到乌拉街亲友寄来的土特产——东北粉条、黏米面、一袋小米。小米不是珍贵的东西，自古以来却是公认的好食品。乌拉街的小米名气大，当年康熙皇帝东巡，来到乌拉街时，主食吃的就是小米饭。满语称小米为“希勒布达”，清宫御膳房里流传一句话：“松阿里的鲟鳇鱼，大乌拉的白小米。”康熙二十一年（1682），康熙皇帝东巡，驻扎在吉林的宁古塔将军巴海为皇帝献上了一个神罐作为见面礼。罐子上有“唐开元丰谷”字样，打开一看，里面是金黄的谷种。康熙帝便将谷种一分为二，一半给巴海，余下的带回京城。他嘱咐巴海，这是老天赐的宝物，让它在乌拉的土地上扎根，来年他要检验果实。第二年谷种下地，不知什么原因，越是精心照顾，谷种越是发不出苗。康熙皇帝回京后，在御花园播上谷种，精心侍弄，开花结果。秋天巴海进京进贡，有意回避不敢提谷种。康熙皇帝没有忘记此事，拿出大谷子穗，让巴海看一下。康熙皇帝摘下大谷穗，赏给巴海、盛京的将军和黑龙江地方官员，每个人一穗。巴海带回吉林的谷种，交给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最后在杨屯种植成功，成了进贡的物品。乌拉街的杨屯处于松花江沿岸，那里有一块油沙地，属于典型的白浆土地，适合谷子生长，是白小米丰产的主要区域。这里长出的小米称为稷米，译成满语为“希福百勤塞”。白小米是上品米，吃到嘴里发甜。这块地生产的白小米不许百姓食用，一律进贡给朝廷。乾隆十一年（1746）清廷发布禁止谷米买卖的公告，私卖小米和稗子米，“不及五十石者杖一百徒三年，米互十石者发附近充军”。冬包豆包讲鬼怪一进入腊月，家家户户忙起来，有了盼年的心情。老北风大作，大雪一整天不停，积雪覆盖大地。这个时候杀年猪，包豆包，成为满族人迎接新年的仪式。杀年猪拉开过年的序幕，农历的腊月，是一年中最冷的季节。腊月初八，腌过腊八蒜，每个家庭准备筹办年货，包豆包讲鬼怪从这时开始。饮食文化研究者王学泰指出：“饮食习俗中，‘趋吉’心理表现得更为强烈，特别是年节和喜庆之日的食品，都带有祈求平安幸福、向往进步光明之意。”有一句暖心的俗语，“顺垄沟找黏豆包”，这句话的意思是勤劳种地，才会过上好日子。饮食文化渗入生活中的每一处细节，人们在喜庆的日子，通过食物表达一种心情。黏豆包色泽金黄，象征日子一天天团圆美好。包豆包看上去简单，不是重体力活。但它要花费大块的时间，一个个手捏，重复机械的动作，既是缠人的累活，又容易使人心烦，干这类活往往有一位老人，她能坐得住，会讲一些“瞎话”，我看过多位满族剪纸家有关冬包豆包讲鬼怪的作品。2014年7月，我特意上其塔木，采访满族剪纸艺人关云德，在他的工作室，我看到他的一幅剪纸作品——一对母女在包黏豆包，小女孩扎着两个羊角辫，在听母亲讲“瞎话”，露出一脸惊讶的神色。前面是包好的黏豆包摆在盖帘上，一只小猫在一旁，被鬼怪的气氛迷住。关云德的剪纸，表现得活灵活现。其塔木满语是光杆树、站杆树的意思，即一种不长叶的树。它在九台市城东六十五华里，是冲积平原过渡地带，东是开阔的河谷地，南是松花江冲积平原。人们把其塔木说成了“骑倒木”。这是对地名的误读。近日朱俊奎讲述其塔木的由来：传说一条河上，从这沿生长了一棵树，这树贴着水面一直长到对岸。一年细，两年粗，转眼几年，这棵树已经盆口粗细。人们都想走近路，就有人骑着这棵树爬到河对岸。有第一个，很快就有第二个，第三个……骑大树木过河，就传开了，长此以往，人们便把其塔木说成了“骑倒木”。祖母是旗人，我家保持老习惯，一进入腊月要磨水面子，包黏豆包。外面大雪纷飞，炕上热得烫屁股，孩子们不愿在风雪中疯玩，在家中又闷得慌，缠着包黏豆包的祖母讲“瞎话”。瞎话儿瞎话儿讲起来没把儿一根羊毛捻双毡袜儿爷爷穿八冬爹穿八夏剩下重孙子拣起连一连又穿八百夏祖母唱的这个歌谣，我们也学会了。她能讲很多故事，什么《百花点将台》《将军碑的传说》《索罗杆子的来历》，我愿听她讲《画中人》。从前啊，这是祖母开场的第一句话，她讲的每个故事，都要有“从前”这个帽，否则说不下去。这些故事都是劝导向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冬包豆包讲鬼怪，主题就是指讲故事。一代代人靠口头文学传承。漫长的冬季，昼短夜长，夜晚大家凑在一起闲唠嗑、讲一些鬼怪故事。那时没有电灯，为了节省灯油，摸黑讲鬼怪故事，增添神秘感。故事篓子的“瞎话”，给夜笼罩一层神秘的色彩。民俗学家曹保明不禁叹道：这种活计，往往是“集体”劳动。一集体，人就多，而且多是大姑娘小媳妇，大家到一块，不讲故事光包豆包太单调，于是一定请一个上年岁的老人家。这样，每一个包豆包的夜晚实际都是一个“故事会”。世上没有一种吃食能像东北包豆包和文化结合得这么紧密了。一个民俗文化研究专家，面对这样的生活场景，找不出更多的道理，只能选择“紧密”两个字概括。这种民俗，不像档案资料记载得那么简单。每一个故事，在不同人家的炕头，表达出的情感不可能一样，留给人的感受自然不相似。故事是时间的根须，扎在记忆的土壤中。我家发黄米面，使用一个大泥盆。祖母用烧开的水，烫一部分黄米面，再加凉水揣生面子。揉好的面躺在盆中，扣上秫秸盖帘，为了怕不发酵，再捂上棉被放在热炕头。挑选红小豆，放进大锅里，入适当的水烀豆馅。烀好的小豆，拿炝锅刀捣碎加入糖精。豆馅变凉，团成大小相等的小丸，放到盆里备用，开始包豆包。蒸豆包的大锅，舀上一定的水，放上帘子。上铺浸湿的屉布子，有的人家拿干苞米叶子泡湿，铺在帘子上。包好的豆包，间隔有序的摆好，盖严木锅盖防止透气，用抹布捂严实大锅四周。如今远离老家，超市里卖袋装的红豆馅，还有糯米粉，不可能买到水面子。大雪飘飞，天寒地冻，屋檐下挂冰溜子的日子，人们坐在热炕头，守在一个火盆旁，包着黏豆包，听老人说“瞎话”，这是记忆中的事情。日常黄米饭清宁宫是正寝，五间硬山式房顶，黄琉璃加绿剪边，正脊为五彩琉璃，有五彩火焰宝珠，两边雕的龙、飞翔的凤凰、含苞待放的荷花浮雕，显示建筑的与众不同以及居住者的权势和地位。当年中宫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哲哲住在清宁宫，崇德八年（1643）九月初九深夜，皇太极猝死在南炕上。六月初的鲁北平原，热浪一排排地扑来，窗外有鸟儿的叫声，扯破热气钻进书房。从沈阳回来，梳理路上收集的资料，阅读《清帝东巡》。康熙皇帝三次东巡，在盛京祭拜祖陵，清宁宫是否举行过萨满祭神仪式，不见史料记载。打从乾隆首次到盛京，举行告成庆典后，必到清宁宫召萨满祭祀。祭神时，不仅要做糕点，还要酿酒。酒的制作材料，多用黍米，当地人称小黄米，或用稷米，被人们叫做大黄米。“祭祀用酒有两种，一曰清酒，二称醴酒。清酒是用大黄米蒸饭和酒曲酿制而成，大祭时用，需在祭前四十天酿制；醴酒用料与清酒同，祭前三日酿便可。” 黍是中国小杂粮的一种，一年生粮食作物，成熟以后是金黄色，在北方是重要的粮食作物。小黄米黏性大，不仅能做米饭，磨成水粉后，使用草灰包干，可做一系列黏食饽饽——黄面饼、黏豆包、苏耗子、苏盐饼。黏食抗饿，是满族等北方少数民族在外出行时便于携带的好干粮，也是百姓的日常饭食。每年春节前，父亲的老家乌拉街的亲友都会寄来土特产，其中就有小黄米。父亲珍惜这些东西，吃的时候，叨咕过去的事情，他将一部分给我们兄妹，我明白这个用意。我将小黄米饭做好，切出细葱丝，因为没有猪大油，只能用花生油代替。爆出的葱花油，倒入小黄米饭中挖出的坑。吃法一样，却总感觉缺点什么。

❤ 乾隆伟大青年的一生？！ ❤ 老子英雄儿好汉，可为什么雍正和乾隆在瓷器审美上的差距辣么大？换了无数题目，还是觉得这一只最能提纲挈领，振聋发聩。雍正乾隆时期的瓷器堪称中国古代发展巅峰。总看到有人问：雍正淡雅隽永，乾隆繁缛富丽。两代帝王虽为父子，审美品味却如此大相径庭。唉，你们啊，不问”是不是“，先问"为什么"，也是神烦！让小编我带大家好好研究下吧：先看老子雍正。雍正个人的品味在清朝历代帝王中算是最佳，没有之一。简直是大清朝的腓特烈大帝，外表严肃，内心满满的小清新少女心。斗彩、粉彩、青花、单色釉……，在雍正一朝都被拾掇得玲珑雅致，赏心悦目，秒杀各种日系美学。

康乾盛世的中流砥柱——雍正皇帝的一生

清末时期老照片绥德城楼城墙。陕西，1909年【摄影资料：Sowerby Papers】延安窑洞。陕西，1909年【摄影资料：Sowerby Papers】路人。陕西，1909年【摄影资料：Sowerby Papers】榆林附近。陕西，1909年【摄影资料：Sowerby Papers】

埋在故宫底下的神秘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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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新人“复古”满族婚礼见证最美好时刻

每一个满语母语者都值得珍惜原创：滨海满族滨海满族今天撰稿：李达仁惊悉满语母语者计金录先生去世，这是令人悲痛的事情。不过一个普通的族人去世，缘何许多人跟着悲痛呢？原因在于，他不是普通的满族同胞，而是满语母语者。众所周知，由于种种原因，满语母语者已经很少，如果不算新疆锡伯族同胞，满语母语者只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地区、黑河地区、牡丹江地区有少量分布。满语，作为清朝的官方语言，经历了十分迅速的消亡过程。有人说，随着各地满语班的兴起，会满语的人应该很多啊。但是，会满语的人，不等于满语母语者。所谓的满语母语者，是指一出生先学习的满语，换言之，起码从小就会满语的人，才是满语母语者。有的人，虽然是满语专家，但未必是母语者，只是后来才学习的满语而已。三家子满语，是公认的满语活化石，计金录先生正是三家子满语母语者的代表。三家子母语者，不过还有几十人而已，这是东北满族硕果仅存的母语者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珍贵。一个没有语言的民族是很尴尬的，因此，我呼吁大家都来关心满语母语者，都来关心满族语言文字。一种语言在，一个民族的文化就在，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就在。满族是一个有文化并且有很强经济实力的民族，如果那么多人口的满族，那么有钱的满族，都做不好自己民族语言文字的事情，这真的让兄弟民族所耻笑了。所以，我们应该正视满族的民族文化，让满族的民族文化活起来，让满语活起来，并且活的有尊严一些。满族，加油！

康熙通宝背后的故事文_王祖远编辑_梁亭钱币是支付、交易的工具，也象征人类社会进化的文明程度。我们常常可以从一枚钱币铸造的精致程度，来推算其所属朝代的兴盛衰败。这也是钱币收藏家的最大乐趣。康熙之前，过度格式满洲的祖先发源于东北长白山地区，历代以渔猎畜牧为生，并无使用钱币记载。直到明朝万历四十四年，满洲建国号“金”，建元“天命”，取其顺天承命之意，并且开始铸造了两款钱币，即满文的“天命汗钱”和汉文的“天命通宝”。但是，入关之前的满人多不用钱，钱币多用作装饰品，佩戴在衣帽袍襟上面，相信有躲避刀枪不祥的功效。直到顺治皇帝继位后，为了顺应以农商社会为主的汉民需要，才开始有了较为完善与复杂的钱币铸造规制，今日在钱币界享有盛誉的“顺治五式”的顺治通宝，即是那个时期的产物。顺治一式又名仿明钱式，是顺治五式中最早出现的一类，因为采用明朝遗留下的旧机构、工匠及铸造工艺，所以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明朝风格。顺治二式又名单字记局式，类似唐朝会昌开元，钱币背面由单一汉字记载铸钱局名。顺治三式则又叫一厘式，背面的右边仍是单一汉字记载铸钱局名，左边则统一为“一厘”字样。顺治四式又称满文式，俗称“大制钱”，完全脱离明式制钱型式，确立了清式制钱风格，钱币背面全由满文书写“宝泉”或“宝源”两字。顺治五式则又演化成满汉文式，背面分别由满汉文各一字记载铸造局名，此式亦成为清王朝钱币铸造的范本。康熙通宝，标明厂家到了康熙年间，由于社会相对稳定和生活日渐富裕，这个时朝所铸造的钱币统称“康熙通宝”，不但铸造的技术大幅提升，而且钱币质地精美规整，钱型也较厚重，币上刻画文字亦美观大方，并且因为铸造数量极大，因此至今存世亦非常丰富，市面价值反而较低。基本上，“康熙通宝”分别由全国的廿四个铸钱局生产。每一枚康熙钱币有大、中、小三种制式，大枚重一钱四分，中枚重一钱，小枚重七分。钱币正面仿“顺治通宝”均为汉文楷书“康熙通宝”四字，读法先由上而下，再由右至左。背面书写文字则有两种格式，除了工部的宝泉局和户部的宝源局，全部用满文记载生产地外，其它各地钱局铸造的“康熙通宝”则采用左边用满文、右边用相应的汉文来标示不同的生产钱局。后世的钱币收藏家为了研究和收藏的便利，将其中的廿个钱局名称编列在一起，形成一首既顺口又押韵的康熙钱币“背文诗”。诗的内容是:“同福临东江，宣原苏蓟昌，南河宁广浙，台桂陜云漳。”因此后人便将这套有名的康熙通宝称为“诗文二十品”。诗文中记载的廿个各地铸钱局分别是：大同府局、福建局、临安府局、东川府局、江宁府局、直隶宣府局、太原府局、苏州局、直隶蓟镇局、江西局、湖南局、河南局、宁夏府局、广东局、浙江局、台湾局、广西局、陜西局、云南局、漳州府局。后来还出现了“巩”与“西”两字，代表甘肃巩昌府局与山西局，总计廿四局。至于传说中的“密”、“川”、“贵”等钱局的康熙通宝，则至今尚无人见到实物，若有人幸运收藏，那可真是难得一见的宝贝。 “康熙通宝”中，还有一套十二地支钱币，属于满文钱式，背面铸有星、月纹路，由福建局督造，目前在市面上看到的只剩子、丑、寅、已、未、申、酉、戌等八种款式。六十大寿，铸币庆祝另外，颇受收藏者喜爱的“罗汉钱”，“罗汉钱”最吸引人的是其铸工精良，背面有大清及龙凤的修饰线条，同时钱币本身泛金黄色光泽，让人爱不释手。但它属于“康熙通宝”的异品，由京师宝泉局监造，正面亦为楷书“康熙通宝”四字，但若仔细观察，其中实则暗藏玄机。首先，一般的“康熙通宝”中的“熙”字左边皆多一竖划，而“罗汉钱”则没有。另外，普通的“康熙通宝”中的“通”字，都是“双点通”，“罗汉钱”则是“单点通”。历史上关于“罗汉钱”的传说不少。其中最普遍的传闻是康熙年间西藏叛乱，朝廷派大将年羹尧前去平叛，但因军饷难以为继，便向佛寺征缴金身佛像，有一大型寺庙住持主动贡献寺内全部铜器和十八尊金身罗汉，以供朝庭铸钱用途。但该住持曾向年羹尧表示，希望战事安定后，仍将所铸钱币还原成十八罗汉金身归还该寺。年羹尧报请朝廷批准后，康熙皇帝特别指示宝泉局铸造时留下辨认痕迹，以便日后回收塑造佛像之用，因此这批钱币统称“罗汉钱”。根据收藏家考证，“罗汉钱”其实是专门为庆祝康熙皇帝六十大寿，所铸造的贺寿吉祥钱币。康熙八岁登基，至康熙五十二年皇帝恰值六十大寿，因此朝廷特命户部宝泉局精铸一批“万寿钱”作为寿辰纪念，并于王公亲贵、文武百官前来贺寿时，作为皇帝赏赐诸臣之用。传说“罗汉钱”中含有金质罗汉的材料，所以后人多将它打造成戒指，或熔化后提炼其金色元素，或当成女儿出嫁时的压箱钱，以致存世数量愈来愈少，至今已成为不易多得的珍品。其实，经过当今精密仪器的科学检验，令“罗汉钱”泛出金黄色光泽的元素，只不过是不甚值钱的锌元素。不过，收藏家更看重的是它所曾经承载过的时代烙印，以及在岁月长河中曾经发生过的一桩桩动人故事。

从三件事看曾国藩成功的秘诀文_风雅颂编辑_曾文广插画_梁航宇曾国藩是清朝著名的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也是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的创立人，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被封一等毅勇侯，后人尊他为“儒中大儒，将中大将”。下面三件事，或可看出曾国藩的做人智慧与成功之处究竟在哪里。第一件事。咸丰二年（1852年）夏，身为江西乡试主考官的曾国藩突然接到母亲去世的噩耗，于是立即交卸差事回家奔丧。按当时朝廷规定，曾国藩在3年内应守在老家为亡母尽孝。然而，当时太平军起义如火如荼，形势危急。当曾国藩回到湖南双峰老家时，太平军已进入湖南，在攻打长沙受挫后转攻岳州大获全胜，其锐势令整个湖南岌岌可危。 1853年1月，咸丰帝下诏任命曾国藩为“帮办团练大臣”。清政府之所以大倡团练，就是力图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来遏制革命势力的发展，这就为曾国藩湘军的出现，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其实，当时被任命为“帮办团练大臣”的退休或丁忧（在家守孝）的官员一共有43人，人家都没将这个任命当回事。当时太平军风头正猛，办团练不仅非常麻烦且冒风险，况且官衔前头还有“帮办”两字，和“主办”相比明显是一个无权的闲职。只有曾国藩将其看成是朝廷的信任，并将这作为自己的一个机会。新年伊始，曾国藩不顾守孝三年的大礼正式上任，在长沙设立审案局，大力捕抓惹是生非的会党、土匪，使长沙的社会治安为之一改。他知道，如果按照历来办团练的老办法，对付不了大规模有坚强组织的农民力量，因此他决定建立一支在绿营以外的正规军——湘军。湘军的主要特点：一是利用封建宗法关系作为团结军队内部的纽带，其官兵都是通过同乡、同族、亲友、师生等关系挑选募集。各营只服从营官一人，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二是湘军的将领大多选自受过孔孟之道熏陶，在科举道路上失意，一心想借军功猎取功名富贵的中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平日以程朱理学相标榜，把保卫封建统治秩序作为自己奋斗的最高目标；三是湘军以卫“道”为名，这就吸引了许多封建势力的卫道者参与。为了奖励，他还将湘军的军饷开得比绿营高，吸引了一批勇夫。不久，他在衡阳正式组建水师，聘请能工巧匠造战船，从人员到物资都做了大量充分的准备。正因为有了前期扎实的工作，后来他才能顺利攻下安庆、金陵，消灭了太平天国的有生力量，成就了大功业，得到皇帝的欣赏，当上武英殿大学士、一等毅勇候及两江总督。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曾国藩的一大成功秘诀：在别人轻视的闲职中看到机会，在别人忽视的领域里抓住机会，并全心投入，全力做好。当年那43个人中，有谁会想到从“帮办”中居然走出一个位列三品的大将、大臣和大儒呢？第二件事。1860年底，咸丰皇帝想调湖北巡抚胡林翼出任两江总督，然后让曾国藩去顶胡林翼的位置。但咸丰皇帝最信任的重臣肃顺却极力举荐曾国藩，他对皇帝说：“六年前您就让曾国藩任湖北巡抚，可几天后您就改了主意，曾国藩肯定会不高兴的。这次您又让他任湖北巡抚，显得恩德不够厚重。还不如让他去做两江总督，胡林翼一定会全力配合他的。”皇帝觉得在理，就接受了肃顺的建议。还没等皇帝下诏书，肃顺就先写密信告诉了胡林翼此事，同时他又嘱咐让曾国藩也看到这封密信。他的目的其实就是想一举两得，既安抚了胡林翼，又让曾国藩明白他的良苦用心，知道他是这样被提拔的，以图让他感恩。曾国藩看到密信，满怀感激之情，准备立即写一封回信。可他细细一想，又觉得不妥：肃顺故意泄露此信，显然是笼络自己。虽然肃顺现在得宠，又精明老练，极有魄力，还敢于重用汉人，但是他为人却骄横跋扈，独断专行，连恭王都不放在眼里。恭王及其身后的满蒙贵族在朝中的势力极大，相比之下肃顺却势孤力单。尽管有皇帝做后台，但他知道皇帝身患痨病，万一有不幸，肃顺决不是恭王的对手！于是，曾国藩拿定主意：坚决不能与肃顺有任何联系。等到任命一下来，自己再向皇上谢恩就是了。果然不出他所料，咸丰皇帝第二年就驾崩。同治登基后，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肃顺被满门抄斩。在抄肃顺家时发现了朝中许多文武官员与肃顺往来的信件，这些人无一例外地受到了牵连，有的受死，有的入狱，有的被贬。这些信件中没有一封是曾国藩。慈禧大赞：“曾国藩是个好人，值得重用！” 从此事，可看出曾国藩的另一成功秘诀：善于审时度势，精于识人察变，懂得未雨绸缪，从而做到有备无患，防患未然，趋利避害，保护自己。第三件事。曾国藩有一个幕僚叫陈宝箴，此人生于书香门第，才学出众，智谋超群，文才、韬略和办事能力深为曾国藩所赏识，后曾任湖南巡抚。当时，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管理安徽、江西、江苏三省军政事务，却与自己的下属江西巡抚沈葆桢发生了矛盾。原来，当时的湘军军饷紧缺，为了筹措军饷，曾国藩除了向朝廷写报告诉说经费困难，还要求地方政府能够予以配合，希望从各省的财政中拨出一笔钱接济湘军。安徽、江苏两省对于曾国藩的要求都没有异议，江西巡抚沈葆桢却拒绝执行，理由是江西财政也很困难，没钱给湘军。这让曾国藩大为恼火，认为沈葆桢是在拆自己的台。要知道沈葆桢是经曾国藩推荐才做上江西巡抚的。其实平时两人还是好朋友，只因军饷一事闹得十分不愉快，不再来往。后来沈葆桢想缓和两人的关系，就写信向曾国藩致歉，可曾国藩对沉葆桢的示好毫不理会。陈宝箴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一天晚上，他与曾国藩闲聊时说：“总督大人，最近我在读书时看到一个故事觉得很有意思，想给您讲一讲。”“好呀！”陈宝箴说：“一艘船在大海中遇到了大风。面对这一突发情况，掌舵人与撑篙人、划桨人都各持己见，相互指责叫骂，即便是父子兄弟也不相让。不久，大风停了，船也安全靠了岸。大家摆酒庆贺平安归来，互相慰劳，又像平时一样欢喜融和。其实这些船夫平日都粗里粗气、喜怒无常惯了，在遇到大风大浪时因为害怕性命有忧，才会互相指责谩骂，一时做得过分而已！” 曾国藩一下子明白了陈宝箴的言外之意，若有所思地说：“你说的对，船夫们互相责怪，是怕翻船，并无私心；既然船已安全靠岸，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又何必再生气呢！我难道还不如一个船夫吗？” 第二天，曾国藩主动放低身段给沈葆桢写了一封信，表示过去由于自己处事不当，以致让两人有了矛盾，他深表歉意，希望能与他重修旧好。沈葆桢颇为感动，马上给曾国藩写了回信，对自己的种种不是也道了歉，希望得到曾国藩原谅。就这样，在陈宝箴的委婉劝说下，清朝的两位重臣各退一步，冰释前嫌，重归于好。从此事，可以看到曾国藩的又一个成功秘诀：不论官位多高，地位多大，始终坚持“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理念，虚怀若谷，从善如流，在任何时候都能听进不同意见，尤其是能听进比自己地位低的人的意见，这一点更弥足珍贵，极为难得。曾国藩具备这三个常人难以兼备的优点，若不成就功业反倒是一桩怪事了。

四月初八，满洲人的结缘日 5月12日是四月初八，满洲人的传统民族节日——结缘日农历四月初八，是汉传佛教的重要节日，叫浴佛节，据说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诞辰之日，这一天各佛教寺庙将举办法会，四方信众在佛寺祈福。

清前期八旗挑甲制度演变浅析王丽亚（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071） [摘要]八旗军队是维系清朝稳定的重要支柱。清朝统治者非常重视八旗兵的挑选。清入关前后，八旗挑甲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由原先的按丁抽兵演变为按佐领抽兵，同时，朝廷针对八旗内部各兵种的挑选也制定严格的规定，并强调被挑者的技能。这些变化及其原因，反映了入关后八旗制度的诸多新问题。 [关键词]清前期，八旗，挑兵，马甲，基层行政清入关后，挑甲制度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较大变化，它折射出八旗制度的阶段性演变特点，以及诸多相关问题，有必要做深入考察。对此，学术界尚未有专文论及，笔者不揣浅陋，特撰此文，以求教于方家。一、清入关前兵丁挑选方式清入关前，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创立八旗制度，在这一“兵农合一”的制度下，旗人“出则为兵，入则为民”，既要征战，又要从事生产。满族统治者为照顾作战与生产的双重需要，采取了按丁抽兵的措施。如崇德六年（1641年），清太宗谕令：每牛录满洲三人中，许一人披甲，以六十名为常数，其中或多或少，务于三人中选一人，他牛录甲虽有余，亦不许补不足者……有旧披甲人，诈称年老，令家奴代披，及牛录章京之子，徇私不令披甲者，各固山额真、牛录章京稽察，其有稽察不公，后被牛录人首出者，罪之。[1](卷55，崇德六年四月甲子条) 由上可见，在入关前的崇德六年，满洲八旗挑兵是以人丁为准，即每三人出一人披甲。康熙朝《大清会典》对入关前旗人抽兵比例记载略有不同，“凡按丁披甲，国初定满洲、蒙古壮丁，每二名披甲一副，汉军壮丁，每五名披甲一副”[2](卷105，p.5223)，认为入关前满洲、蒙古旗人每二丁抽一、汉军旗人每五丁抽一，与上文所引略有出入。可见，入关前挑甲比例也并非一成不变。不过，据以上二者可见，清入关前按丁抽兵则是事实。笔者认为，清入关前之所以采用按丁抽兵，且抽取比例较高，满洲旗为三丁抽一或者二丁抽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当时努尔哈赤、皇太极忙于统一女真各部及与明军作战，内外征伐非常频繁，兵员伤亡较多，而满洲人口基数小，不得不大量抽取兵丁。此外，这一时期，尚存在有人视披甲当兵为畏途，千方百计推诿的情况，“有旧披甲人，诈称年老，令家奴代披”，“牛录章京之子，徇私不令披甲者”[1](卷55，崇德六年四月甲子条)，兵员并非十分充足。因此，必须大力贯彻按丁抽兵措施。另一方面，入关前旗人“兵农合一”，八旗兵丁通过征战掠取大量财物，国家不需发放粮饷，没有养兵负担，尽可以大量挑兵，所以抽丁比例相当高。按丁抽兵的挑兵方式，适应了入关前形势的需要，对于女真统一及对明战争起了重要作用。二、清入关后旗兵挑选的变化清入关后，随着中原统一战争的完成，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八旗挑甲制度也随之发生变化。较之入关前，该制度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挑甲方式发生变化。清入关前，八旗挑甲方式是按丁抽兵，入关后，逐渐演变为按佐领抽兵。据康熙《大清会典》记载：“顺治间题准：满洲、蒙古，每佐领下披甲三十四副，汉军壮丁，每四名披甲一副。康熙十年议定：汉军佐领下壮丁，多者仍令五名披甲一副，少者照现在数披甲，每佐领下不得过四十副。二十一年题准：汉军每佐领下，仍四名披甲一副，满洲、蒙古每佐领亦不得过四十副。”[2](卷105，pp.5223～5224)由上可见，自顺治朝至康熙中前期，满洲、蒙古八旗由入关前的按丁抽兵逐渐过渡到按佐领抽兵，而汉军八旗看似虽仍按人丁抽兵，但因为规定了每佐领挑甲数不得超过四十副，实质上也是以佐领挑兵。这一变化在内务府旗人中也有体现，据《清文献通考》记载：“（雍正）十三年（1735年），更定满洲十五佐领、朝鲜二佐领、三十内管领下各八十九名，旗鼓十八佐领下各五十九名，余额五名以丁多之佐领匀补。”[3](卷181，p.6418) 其二，在挑取兵甲时，按民族成分、个人身份区别对待。清代旗人的民族、身份差距可概括为：满、蒙旗人高于汉军旗人，正身旗人高于户下家奴。这一差距在兵种分配上体现的较为明显。清代八旗主要兵种为前锋、护军、马甲、步甲。前锋、护军是八旗精锐部队，马兵较为普通，步甲最低。早在入关前，清朝统治者即已规定前锋、护军仅从满洲、蒙古八旗中挑选，入关后该制度继续得到沿袭，据嘉庆《大清会典》记载：“选满洲、蒙古兵之尤锐者为前锋，八旗满洲、蒙古每佐领下前锋二人”[4]（卷70，p.3137），“选八旗满洲、蒙古兵之精者为护军，八旗满洲、蒙古每佐领下护军十七人”[4]（卷70，p.3140）。此外，入关后又成立领侍卫府，从上三旗满洲、蒙古八旗中挑选亲军守卫皇宫，据乾隆《大清会典》记载：“凡八旗设兵之制，满洲、蒙古旗，每佐领下亲军二人，上三旗隶领侍卫内大臣，下五旗隶宗室王公。”[5]（卷96，p.922）由上可见，前锋、护军、亲军等技艺精湛、饷银高的“高档”兵种，仅从满洲、蒙古旗人中挑选，而不挑汉军旗人。清朝统治者在挑兵时，对被挑者的个人出身也有严格要求。清朝统治者规定：挑取前锋，系由“前锋统领会同护军统领，于护军，另户①马甲、执事人、养育兵、闲散内，挑补”[6]（卷8，p.83）。而护军，则由“护军统领会同都统等，于该佐领下另户马甲、执事人、养育兵、步甲、闲散内，挑补”[6]（卷8，p.82）。同时，朝廷还规定八旗护军“均以正身选补，户下人不准预选”[7]（卷872，p.5690），“马甲缺出，不准挑取开户之人，至步甲、匠役等缺，例应挑取家人，开户人内有情愿入挑者，准其挑取”[8]（卷1121，p.147）。此处的“家人”即旗下奴仆，除步甲之外，马甲、护军、前锋不得以奴仆出身的开户人或户下家人挑取，一般只能从正身旗人中挑补。后来统治者为解决八旗生计问题，才令汉军八旗的正身旗人也挑补一小部分，嘉庆十一年（1806年）以后，又拨出一小部分，令满洲八旗、蒙古八旗下的闲散正身旗人挑补[9]（pp.483～484）。但正身旗人所占比例仍然较小，且正身步甲的升迁空间远大于户下步甲[8]（卷713，p.870）。据杜家骥先生统计，嘉庆十一年，京师步军营兵额中百分之八十四的步甲由旗下家奴充当，嘉庆十七年，步军营中旗下家奴比例占百分之七十一[9]（pp.483～484）。由上可见，高等兵种挑取身份高的旗人，而低等兵种则挑取身份低的旗人。其三，挑兵要求日趋严格。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对被挑者技能及语言等因素的考察上。入关后，由于长期处于承平时期，旗人勇悍之风渐不如前。朝廷挑兵旨在保卫及征战，强壮的身体素质和过硬的军事技能，是其考察的主要方面。为此，清朝统治者在挑兵时注重考察骑射。如雍正年间规定：“八旗操演兵丁虽令学习步射、鸟枪、走远等技，但满洲兵丁以马上娴熟为要。”[10]（卷10，pp.473～474）在挑兵时，无论是拔补马甲、护军，还是前锋，都要“验看骑射”，并要求“择其善骑射者选取”[11]（卷4，pp.126～127）。如骑射能力欠缺，则会受到限制。如乾隆二年（1737年）规定：“养育兵年至二十五岁不能骑射者，佐领具文声明，钤以图记，送步军统领衙门选补步军。”[8]（卷713，p.865）即使已被挑取为马甲以上兵种，如骑射技能不过关，也有可能被退回。如乾隆二十一年议准，八旗护军“若年齿既壮，而骑射平常者，着该护军统领严行教诲，若教而不改，即行革退护军，驳回该旗，都统等复加验看，调补步军，以为众戒。补步军后，果能奋勉，勤习骑射，娴熟国语，俟过三年后，再行拔补马甲”[8]（卷713，p.866）。可见，骑射技能是挑选马甲以上兵种的重要条件，若骑射技能不过关，则会被降为步甲。另外，入关后旗人逐渐汉化，为传承满洲“清语骑射”之旧俗，清朝统治者在挑兵甲时，除考察旗人射箭技能外，也看重其是否能通“清语”。如雍正元年，副都统阿林保上奏，称“八旗挑取马甲，务令拣选稍能清语、射箭好者，如不习清语、不能射箭之人，着于步军出缺暂行挑取，俟学成时再挑马甲”，后经八旗都统等议覆，“满洲闲散人内，其不能清语者，给限三年，令其学习，有不能者，不准挑取马甲”[12]（卷1，p.485）。可见，能否通满文也是满洲八旗中挑取马甲以上兵种的一个参考，不通者则降为步甲。由上可见，清入关后，随着清朝统一战争的结束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清朝统治者也在逐步改革、完善八旗挑甲制度。一方面，将原先的按丁抽兵改为按佐领挑兵。另一方面，对八旗各兵种之间的民族、身份规定日趋严格。同时，在挑兵过程中，朝廷对于被选者的素质也逐渐重视。三、挑甲制度变化之原因清入关后，八旗挑甲制度的变化主要与旗人生计问题和按丁抽兵带来的弊端，以及清朝统治者推行的民族、身份不平等政策等因素密切相关。首先，挑兵方式的变化与旗人的生计问题及按丁挑兵带来的舞弊现象有关。清入关后不久，八旗子弟不事生产，渐染奢侈之风，生计日益窘迫。旗人生计成为一个困扰统治者的难题。清入关前，八旗兵丁实行“兵农合一”政策，征战时，需“兵粮自备、兵费自筹”。平时，兵丁要进行劳动生产，并承担兵役、差徭、赋役，经济负担较重，八旗兵丁勉强维持一种自给自足的生存状态[13]（pp.3～7）。除此之外，因征伐频繁，八旗兵丁战死者也多，对于旗人而言，更多的是承载着为国效力的责任和义务。入关后，国家承平时期较长，兵役负担变轻，八旗兵丁不用从事劳动生产，旗人靠挑兵获取钱粮，完全由国家豢养，挑取兵甲正体现了旗人权益。因此，旗人争相挑兵，以获取钱粮，维持生计。当挑兵成为旗人的经济来源时，按丁抽兵的一些弊端就显露出来，许多旗人为获得经济利益，而虚报丁数、甚至以未成年者充丁，以期扩大挑兵机会，既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也不利于挑取精干兵员。佐领是八旗最基层行政组织，朝廷将甲缺分配到各佐领下，由佐领全权负责在该管下人中抽取，可以有效避免以上弊端。这是因为，在按丁抽兵的情况下，佐领下人虚报丁数可以增加佐领的总体兵额，扩大佐领下人的被挑机会，故佐领对此往往默许。然而，当改为按佐领抽兵后，每个佐领兵额已经固定，虚报丁数对佐领来讲已无任何意义。而且，佐领下旗人虚报丁数，还会导致佐领内部的纷争。因此，为避免引起内部冲突、平衡佐领下旗人利益，佐领官在挑兵时非常注重查核属下旗人欺瞒行为。加之按佐领抽兵后，挑甲责任完全由佐领官承担，国家通过八旗都统直接对各佐领官问责，使得佐领官对挑兵事宜较为尽心。可以说，清朝统治者将挑兵方式改为按佐领抽兵，可以有效地避免虚报等舞弊现象。其次，清朝统治者挑兵时在兵额上对满蒙旗人的照顾以及在兵种上对满蒙旗人、正身旗人的偏向，与其奉行的民族、身份不平等政策有关。清朝是以满族为主体统治的封建王朝，作为主体统治民族的满族及其皇帝，在有关权益制度的制定上也偏向本民族，满洲旗人社会地位最高。八旗蒙古人也备受清朝历代统治者重视，而且，就战斗力而言，满、蒙旗人的骑射技能也优于汉人。清朝统治者制定各项政策时，大都偏重满洲、蒙古旗人。体现在挑甲制度上就是满、蒙旗人在兵额及兵种分配上都优于八旗汉军旗人。如八旗军队中前锋、护军、马甲、步甲的区别虽然很早就有，但是到入关后，在八旗军队战斗力下降的情况下，前锋、护军就成为其挑选的重点。清朝统治者主要从有“尚武”传统的满洲、蒙古人中挑取前锋、护军，一方面是为将八旗精锐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另一方面，也是为照顾满洲人和蒙古人的利益，前锋、护军饷银较高，清朝统治者从满洲、蒙古人中挑取，也有偏重满洲、蒙古人的意向。清朝统治者有时为了保全满、蒙旗人利益，甚至不惜牺牲汉军旗人利益。如清中后期，当旗人出现生计困难时，统治者制定了汉军出旗政策，以确保满蒙旗人的利益。此外，统治者在挑兵中考查被选者的“清语”水平，也是在刻意保持满洲旧俗，体现满族的民族性。

宁古塔地区满族民歌音乐特征探析一、宁古塔民歌的生存根基黑龙江省是东北地区满族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集居地之一。宁古塔地区是满族传统音乐的发祥地。文献中记载宁古塔是清政府设在盛京（今沈阳）以北统辖黑龙江、吉林广大地区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地名由来传说不一，据《宁古塔记略》载：相传兄弟六人占据此地，因满语称“六”为“宁古”，称“个”为“塔”，故名“宁古塔”。本文所研究的宁古塔地区就是现在的宁安市，满族人们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满族音乐历史渊源悠久，唐代的宫廷音乐“渤海乐”就发源于宁古塔地区，根据记载，“渤海乐”在唐代不仅流传在东北和中原地区，还传播到了日本，并成为日本宫廷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①宁古塔地区民歌是满族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宁古塔地区民歌的音乐特征作为切入点，对宁古塔地区民歌进行具体的本体研究。二、宁古塔民歌的音乐特征1. 歌词的语言特征首先，宁古塔民歌歌词语言形式多样化。这主要体现在萨满歌曲中。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宁古塔萨满民歌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语言形式，即满语形式、满汉合璧形式、满音汉记形式。早期的宁古塔民歌都是用满语记录并演唱的；中期满汉合璧形式是既有满文又有汉文的形式；后期只用汉字记录。宁古塔民歌歌词的变化充分说明了满语在满族民歌中被汉语替换的渐变过程。其次，宁古塔民歌歌词语言民俗化。这主要体现在宁古塔民歌中的小调、儿歌中。宁古塔民歌大多是满族人生活的写照，其中包括生产劳动、十二节气等和民俗有关的内容。如：《打水号子》、《采蘑菇》、《十二月》、《苦夫调》、《拌嘴》、《对花》等等。在《十二月》中唱道：“正月里来么是新年，二十四个美女啊打秋千，刘全进瓜游地府，借尸还魂李翠莲。二月里那么龙把头抬，四个老太太呀玩纸牌，纸牌画上一百单八将，个个英雄是英才。……”最后，宁古塔民歌歌词语言通俗化。东北人性格的直率、豪爽，使得宁古塔民歌歌词通俗易懂，有些不乏教育功能。如《行孝歌》中唱道：“人一生在世理应孝当先，父爱子子行孝人之本源。无孝人他不知父母恩典，只得是把来由述说一番。劝明公留心听静坐哑言，父母恩果然大如海如山。娘怀儿十个月提心吊胆，只恐怕有闪错如临深渊……。” 2. 节拍与节奏宁古塔民歌中，节奏节拍的形式主要有单拍子、复拍子和混合拍子三种。在单拍子中，2／4拍子是最常见的节拍。这类民歌一般都是号子、小调和儿歌。见谱例：《打水歌》相对单拍子而言，复拍子一般在萨满神歌中有所体现，主要以4／4和6／8拍为代表。在萨满神歌中，混合拍子主要以2／4与3／4、3／4与4／4或者2／4、3／4、4／4、5／4混合拍子形式出现。

❤ 乾隆宝薮：数量惊人的印章 ❤ 乾隆印章大全，尽显帝王风范！　　自明代以后，历朝帝王或附庸风雅，或出于嗜好，似乎都对印章很感兴趣。处理政事之余，把玩品味，不失为一种高雅的享受。而清朝的各代皇帝的印玺均有印谱，《乾隆宝薮》中记录了乾隆皇帝的印玺竟有1000余方之多！乾隆印迹图　　说到乾隆皇帝有多少印章，很多人可能会想起一张广为流传的《乾隆印迹》图。上面这张图上的印全吗？其实还差远啦！乾隆皇帝的印章多到你难以想象，不信？我们就往下瞧瞧，千万别看花眼啦！

清朝嫔妃等级头饰色彩研究文‖张易纯【摘要】清朝宫廷首饰是封建时期的艺术珍品，既承载着头饰发展的历史文化，又见证了社会文化的不断进步，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首饰文化。本文通过对头饰色彩的文化内涵、审美习俗、吉祥意蕴等方面的研究，总结出头饰色彩的历史与规律，明确中国传统“五色观”与清朝嫔妃头饰色彩的相互作用关系，系统建构清朝嫔妃等级头饰的色彩体系，并通过对清朝嫔妃头饰色彩的进一步整理，透视当代头饰工艺的保护漏洞，增强对传统文化与传统工艺的重视。【关键词】清朝嫔妃头饰；色彩体系；等级制度；社会地位；中国传统五色观图1 清朝嫔妃发式的发展与变化

满族民间故事的诚信观韩林 (大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辽宁大连116622) 摘要：诚信的古今涵义不尽相同,古代的诚信除了真挚不欺、严守承诺外,还包括仁德、讲义气、感恩等内容。满族民间故事中的诚信主要表现在君臣情、父子情、夫妇情、兄弟情、友情等五个方面。与汉民族相比,满族的诚信观在表现领域、表现空间、表现方式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关键词：诚信:满族:民间故事 "诚信"是传统道德的重要内容。经典叶中庸曳中大篇幅地论述了"诚信"问题,认为君子以诚为贵,"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噎噎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只有至诚,才能成己成物,达到圣人的境界。一、诚信的内涵诚信从字面来看,主要有两种涵义,"诚"指真挚不欺,"信"指严守诺言。二者的指向性不同,"诚"多是指主体的态度,而"信"多指向于客体。古代常常分开来用,但也有连用的情况。古人常以"诚""信"互释,如叶说文解字曳载,"诚,信也,从言成声":"信,诚也,从人从言。"[1]程颐认为,"诚则信矣,信则诚矣"。唐国战的叶诚信内涵研究综述曳(叶社科纵横曳2005年第4期)和郑少珍的叶中国传统诚信观的内涵和特点曳(叶求索曳2004年第2期)等文章对诚信的内涵都曾做过深入的探讨。"真实无妄之谓诚,言而有实之谓信,诚为信之本,信为诚之用。"[2] "诚信"一词古今内涵大体相同,但也存在差异。以今天的"诚信"一词与古籍相较,并不完全相符。今天的"诚信"多是指政治、商业往来时的一种态度,而古人的诚信除了"诚"与"信"的内容外,还包括仁德、讲义气、感恩等内容,相对而言比较宽泛。古人把诚信作为安身立命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神圣不可侵犯。当代社会,人们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交流不断加强,诚信观念的地位愈加突显。二、满族民间故事中诚信的文学形态诚信一般适用于以血缘、地缘为联系的人情社会,既包括亲人、熟人,也包括陌生人。在宗法社会,伦理道德要求显得尤为重要。辽宁满族民间故事中,诚信所涉及的几乎都是与人相处的内容。叶中庸曳把整个社会关系都放在了情感的框架内,而实现这些情感的途径便是"至诚"。这些情感类型便是天下之达道有五,分别为"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满族民间故事全方位地呈现了这"五达道"。君臣情(君臣也)。君臣之间的关系实质是指政治关系,民间故事通过具体的故事把政治纳入到情感的范围中。辽宁满族民间故事主要讲述满族发展初期的内容,涉及政治的不太多。如叶努尔哈赤送酒曳载,努尔哈赤有一匹爱如珍宝的青鬃烈马,中毒之后,大夫以以毒攻毒之法把马救活,努尔哈赤大宴宾客以庆祝。没想到此时这批马却被一群饿极了的乞丐偷去宰了正在山沟里围坐着吃呢。努尔哈赤听说后心疼得气都喘不匀了。结果大夫说那些人吃了有毒的马肉,都会死。努尔哈赤便派士兵给他们送去了解毒酒。后来萨尔浒之战中,危急时,恰是当年那群乞丐救了他。努尔哈赤以诚待人,那群乞丐也重情重义,感恩图报。这是一个政治事件,却是以情感为主线,把诚信作为解决国家大事的重要关键。父子情(父子也)。子女必须以诚挚之心对待父母,即"孝"。这是国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叶孝经曳开宗明义,"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可见"孝"不仅是个人道德问题,而是涉及到天下国家。有一则叶背夹子不能丢曳的故事,讲一家老少三代,老头儿七十多岁了,只能吃饭。儿子便用背夹子背着老头儿,领着自己的孩子,去把老头扔到山沟里。儿子扔的时候连背夹子一起扔了,小孩子却不让爸爸扔,因为要留着以后扔他的时候用。这下儿子才幡然醒悟,又把老头儿背回去了。这里所说的父子关系并不仅指父亲与儿子,有时也包括母亲与儿子或长辈与晚辈,叶找活佛曳叶不孝子养母曳叶不孝的报应曳等也都是此类内容。"孝顺"是诚信最起码的要求,如果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诚心诚意地对待,怎么会对别人诚信呢钥所以"孝"是对他人诚信的基石。夫妇情(夫妇也)。夫妇关系中的诚信在民间故事中一般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种是妻子对丈夫的忠贞。如财主垂涎妻子的美貌,结果丈夫被害死,妻子报仇或殉情。第二种是丈夫发迹后"糟糠之妻"是否下堂的问题。此类故事多是丈夫在外为商、为官,或金榜高中,妻子矢志不渝,而丈夫休妻或另娶他人。还有一种是小人作梗,真相大白后夫妻和好如初。如叶孤桩曳。第三种是人神恋,包括人与鬼、人与异类等婚姻中,丈夫对妻子的信任问题。叶桦树姑娘曳讲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勿吉尔进山打猎时遇到桦树精变的桦树姑娘,领回家成亲后,生了个大胖小子,一家人和睦美满。勿吉尔和他娘却请善于降妖捉怪的舅舅除掉桦树姑娘,桦树姑娘伤透了心,带着孩子走了。老太太思念孙子,不久就过世了。勿吉尔后来进山抱着桦树死了。叶狐狸媳妇曳也是类似情况,妻子虽然是异类,却诚心待丈夫,可悲的是总被丈夫怀疑。最后妻子无法忍受这种没有诚意和信任的生活便离开了。此类故事从反面说明,失去诚信的婚姻是难以维系的。兄弟情(昆弟也)。"兄弟齐心,其力断金",兄弟之间的诚信是一个家族兴旺发达的必要条件。叶软耳根子哥哥曳中哥俩相依为命,后来哥哥娶了媳妇,自己跑出去做点小买卖,弟弟和嫂子在家。村里有人开玩笑,说兄弟俩娶一个媳妇。时间一长,哥哥便开始怀疑了。结果自以为捉奸,却把别人砍死了。这一家人原本各个都是诚心诚意对待他人的,但因哥哥耳根子软起了疑心,才产生了这样的误会。叶金翅鸟曳也是类似的故事。兄弟之间,诚心诚意才能使家庭和睦,兄弟阋于墙,则必然会分崩离析。友情(朋友之交也)。友情一般是指朋友之间的情感,这里泛指除亲人以外,对其它人的情感,包括熟人和陌生人。对熟人即朋友,叶路。知马力窑日久品人心曳中,路。和马力是朋友。路。富,马力穷。路。为马力娶媳妇,为了让马力安心接受,约定新婚头三天把媳妇让给他。路。打扮成马力的样子看了三宿书,马力知道后感激不尽。马力考中进士当了县官,而路。却变得一贫如洗,只好投奔马力。马力对他并不热情,只是管吃管住。路。没办法只好回家。到家才知道马力在路。不知情的状况下,替他盖了新房,让他衣食无忧。另外一种是对陌生人。叶滚房瓦曳中,老孙家雇了一帮泥瓦匠盖房子,一天三顿饭吃得比自己都好,却发现师傅们的活干得越来越慢。老孙头在饭菜上费尽了心思,却发现活儿干得更慢了。完工后老孙头才明白,自己越尽心,人家活干得越慢,质量越好。正是这种互诚互信,才会有这样皆大欢喜的结果。叶论语窑学而曳言,"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以诚待人,才会收获真挚的感情。三、满族诚信故事的特色诚信是人与外界相处时所拥有的一种共同的情感,差别在于,在不同的群体中人们对它的重视程度不一样。辽宁满族的诚信故事与汉民族相比,有以下三个特点。诚信的表现空间不同。辽宁满族诚信故事带有更淳朴的乡土气息和浓郁的地方特色,这是由满族的居住环境决定的。辽宁地区的故事记录的是早期的满族人的生活,当时满族人主要生活在白山黑水间。故事发生的场所主要有三种:一是长白山林。由于满人早期以打猎、采集为主,尤其是采集人参,都是在长白山区进行,所以很多故事都发生在这儿。如叶额娘的由来曳叶人参仙女额莫齐曳叶先祭王皋后祭永陵曳叶老罕王名字的来历曳叶罕王采参曳叶古年岭的传说曳叶韭菜沟的来历曳叶王大娘泡子的传说曳叶蜂蜜砬子曳叶地头种线麻曳等。二是小山村。如叶长虫的报复曳叶牛蹄窝能淹人曳叶房门为啥挂镜子曳等。三是乡间小路。在路上拾到金银,还给失主,这是表现人们诚信的绝佳场景。如叶害人害自己曳等。叶金质九环凤头钗曳载,刘春在山路上捡到白银三百两,还给了失主李百千,李百千便收李春为义子,借他五十两银子做买卖。故事的结果是好人有好报。发生在这些地方的故事约达90%以上。与汉族民间故事相比,涉及到城市生活的内容比较少,汉族故事中常出现的生活场景如茶楼酒肆、妓:使馆等很少出现。诚信的表现领域不同。汉民族的故事表现领域相对广泛,一切与人们生活相关的政治、军事、法律、经济等都能涉及到。而辽宁的满族民间故事多是满族入关之前的社会生活的记录,多是处于山区、乡"之地,人们所从事的多是采集、打猎、畜牧、农耕等活动,很少涉及到政治、法律等问题,商业也很少见。有少数涉及商业的故事,一般也只是作为职业或身份符号。如叶洞房认父曳中,茹先生离开怀孕的妻子只身赴南方躲难,饿昏在一老商人的家门口。商人把他救活后留下他帮忙,开了一家店铺让他经营。茹先生对老商人的态度,老商人夫妻对茹先生的信任,茹先生妻子柳枝儿对丈夫的忠贞等处处都体现出诚信。故事中老商人和茹先生都从商,但并未涉及从商的其它事宜,只是表明职业而已。叶贤良碑曳中,孙子在外做生意,也并没提及生意上的事。叶西华山寻妻曳中,王三要饭时,给饭的人担心被东家发现,便把他藏在炕洞里了。王三听说东家正在愁十二个柜上的帐目,便一晚上全给算出来了。这里突出了王三算帐的本事,涉及到商人的专业水平,其它的便再无论述。这些故事都是以满族人所从事的行业为表现内容,其它涉及到的只是蜻蜓点水,并不是故事的重点。诚信的表现方式不同。汉民族的诚信有很多表现方式,而在满族民间故事中,表现方式几乎全部都能归结到情感上来,包括亲情、爱情、友情等,这些可以细化为"五达道"。在官方,承诺多体现在契约等法律文书上,而在民间,诚信甚至能凌驾于契约之上。契约之所以生效是因为以诚信为前提,如果破坏了诚信,即使有契约在,也是没有用的。如叶石人山的风水曳,石人山有户老李家,找风水先生要挪个好坟地。风水先生找到了一块好坟地,但是如果给老李家点了正穴的话,他的一双眼睛就非瞎不可。老李家保证说,"[们可以写下契约,你点正穴,我保证给你养老送终,你眼睛瞎了,我伺候你。"[3]契约签好后,风水先生给点了正穴,眼睛真瞎了,老李家用心伺候。三十多年后,老李家兴旺发达,风水先生老了,老李家开始嫌弃他了。风水先生便指挥人破了李家的风水,自己也恢复了光明。老李家承诺要养活风水先生一辈子,还签了契约。结果李家不诚信,最后导致家族再度衰败。在古代的人情社会,承诺有时比契约更好用,反之,如果为人不诚信,不守承诺,契约也只是废纸一张。在这些民间故事中,情感高于一切,统率一切。辽宁满族民间故事中的"诚信",是人们心目中认可的、发自内心的、愿意坚守的观念。此类故事多是以"好人有好报"来结尾,最后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故事在流传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对人产生影响,无形当中起到了教育的作用。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52. [2]张怀承.论中国传统道德的诚信精神及其现代意义[J].道德与文明,2007(2). [3]夏秋.满族民间故事:辽宁卷(下)[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0:134. [责任编辑:姜卉]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83(2017)03-0053-03 收稿日期：2017-02-27 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课题"辽宁满族民间故事的当代教育价值研究"(课题编号:JG14DB036)阶段成果。作者简介：韩林(1978-),女,大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文学与文化。

略论清朝民族立法中“因俗而治”的原则王聪涵（辽宁省大连市第二十四中学辽宁大连 116001）摘要：本文主要论述清朝民族立法中“因俗而治”的原则。首先通过风俗习惯、宗教教规和管理制度三个方面，阐释了清朝在民族立法中“因俗”的原则，然后通过分析大清律法引发的矛盾，分析了清朝在民族立法中“而治”的核心。最后得出了该政策的本质目的是稳定边疆少数民族社会秩序，维护治阶级利益的结论。关键词：民族立法因俗而治风俗教规制度自始皇一统七国以降，中国的向前演进一直伴随着多民族的不断融合。而清朝作为一个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封建王朝，统治者加强了对各民族的关注程度和管理力度。但同时，众多的少数民族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发展演进过程中，也早已形成了本民族的一套习惯体系。因此，清朝统治者在总体上采用了“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而这在清朝民族立法中的体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习惯入法中国每个民族都有着各具特色的传统习俗，这些传统习俗规范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甚至有些会形成强制性的约束，而这些约定俗成的、强制性的习俗也就是“因俗而治”中的“俗”。在清朝统治的疆域内，北有满、蒙，西有藏、维，南有苗、壮等少数民族。清政府虽然尝试将这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都划归在中央统一的法度之内，但收效甚微。比如，清政府曾经在苗疆地区强制地推行大清律，但引发了多次当地苗民的反抗，最终不得不规定“苗人与苗人相争讼之事，俱照苗例归结，不必绳之以官法，以滋扰累。”正是由此，清政府意识到在针对民族立法问题时强行改变当地习惯而推行大清律不利于统治，因此清朝统治者针对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法律。“如对蒙古族有《理藩院则例》，对青海的藏族有《钦定西藏章程》，对回族有《回疆则例》，对西南少数民族有《苗例》，对台湾地区的少数民族有《台湾善后事宜》。”[1]

试析网络媒体在满族民俗文化传承中的作用白日宏（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辽宁大连 116100）摘要：当前，来自不同文明的文化充斥着媒体的各个角落，满族文化面临着濒危的局面。网络的出现为满族文化的保存传承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和契机，我们要探索怎样科学地运用现代化的互联网技术，发掘、培养、加强满族民俗文化的活力，以现代化的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胸怀和视野融入到满族文化重建的浪潮中，实现民族文化的全面振兴。关健词：网络媒体民族网站满族文化传承发展一、满族文化在网络中的发展现状据统计，截至2016年年底，全球互联网用户人数增长仍然强劲将达35亿，相当于全球人口的47%。中国互联网用户人数达7.21亿，占中国13亿人口的52.2%比重，位居全球第一，网民生活全面“互联网化”。网络媒体做为信息发布与传播重要工具平台具有很大优势，并且越来越受到大众的接受和喜爱，网络传媒的高度发达和网络技术的日益普及为民族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与发展，以及人们对满族文化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相关满族特色的网站开始大量涌现，有政府建立的网站，企业赞助的网站、研究机构成立的网站、和个人性质的网站，有满族文化综合性网站，也有关于满族民间艺术、民俗风情、古典文化等专题性网站，内容丰富多彩、通贯古往，从满族历史、宗教信仰、名胜古迹、民族体育、饮食习惯、特色服饰、文学艺术、民族节日、再到自然概况、经济概况、人文历史、旅游服务，景点介绍、旅游资源；营商环境、优惠政策等等，内容涵盖社会各个方面，形式多姿多彩。另外还有博客、微博、微信、百度官方贴吧、论坛/BBS等网络社区和自媒体等其他网络传播渠道。不完全统计满族网站总数达到几百个，有专业化的、学术性的，又有大众性、普及性的，都较好地满足了专业人士和普通读者的不同层次的需求，为国内乃至世界认识满族、了解满族提供了全方位的文献信息资源，对继承和发展满族民俗文化将产生巨大的影响。[1] 二、满族文化在网络媒体中发展的契机与风险网络既给满族文化的发掘和创新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又给满族文化的健康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一方面，网络传媒在社会遗产继承、民族文化的宣传传播传承功能发挥巨大作用。优秀满族网站有吉祥满族、滨海满族、新宾宣传、女真等。这些网络媒体对各地族胞之间的互相交流了解、情感融合沟通、经验交换互补、持续性推进和深化满族文化研究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满族特色的网络媒体是满族人民的网上精神家园，对满族精神进行网络宣传、弘扬，使之成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思想阵地，有利于鼓舞满族同胞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另一方面，网络媒介素养和道德法律的缺失与规范也出现了系列问题，网络媒介传播的内容与主题遭遇误读、污染、失真等方面的挑战。首先，满族文化遗产在数字化过程中容易被误读。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操作对网络技术要求高，投资需求大。完全依赖第三方网站运营管理，会慢慢地失去对满族的文化的解释权和控制权。其次，网上的信息污染使满族文化的健康受到侵蚀。在互联网上铺天盖地的信息鱼目混珠、真假难辨。尤其色情、反动、低俗以及狭隘或激进的的民族主义等内容和倾向，都是违背满族民族精神的，当然就成为满族文化发展创新的阻力。再次，网络媒体的运营管理缺乏足够的财力和智力支撑。没有政府、企业和强大的社会团体做依托、做后盾，运营和管理资金来源缺乏，同时缺乏既懂得满语又善于网络媒体运营的专业技术人才，一些网站模块设计结构雷同，缺乏新意，缺少特色，成为可持续发展瓶颈或短板。三、建设满族文化健康传承与发展的网络平台加强网络媒体监管及立法，加强资源库建设。在满族文化网站平台建设中，有关责任人应当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保持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集思广益、凝聚力量努力打造一个内容丰富多彩、原创作品层出不穷的高水平数字化资源库。提倡尝试开辟建设满族英文、满文网络平台。满族是唯一少数民族两次入主中原，建朝立代统辖中国。满族具有悠久的历史，与其他民族一起共同创造了辉煌的中华民族文化，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满族文化也吸引了世界上23个国家着力研究，国外从20世纪末开始将满语文化研究列为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并专门培养高层次后继人才。日、德、苏、蒙、美、英、挪、意、朝等国研究满族文化的有识之士，已形成一支令人刮目的阵容。因此，英文网站、满文网站的开发与建设尤为重要，它不仅能原生态的传播包括萨满在内的满族独特文化，而且对挽救濒危满语助推作用，同时网站中英文互译系统模块的完善加强亟待解决，加紧研制语音识别，真正实现话语的转换，鼓励运用双语或多语发布民族文化信息，增强世界人民对满族文化的了解，从而扩大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发挥网络媒体音频视频宣传传播的优势，利用网络传媒建立满族文化多媒体资源库。突破书本、口传的传播的局限，打开满族文化向外界传播的大门。网络中特有的音频视频元素是宣传民族特色文化、民间艺术、体育舞蹈最直观、最富于感染力和影响力的传播方式，多媒体各种要素的综合应用，可以充分展现满族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化、艺术、宗教等各个方面的文化遗产特色，激发人们人们对满族文化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归属感、自豪感。[2] 今天，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网络传媒为满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手段和渠道，尤其在非遗文化保护、传承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为国内外提供丰富多彩的满族文化数字化资源。需要在文化冲突中寻求满族文化的独特性、时代性、开放性和创新性，实现民族文化的与时俱进，薪火相传。因为网络媒体的健康发展和繁荣必将对中华各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应有的推动作用。参考文献 [1]李大为，何江.《新传播环境下满族文化传播平台现状及特点分析》[J].新闻爱好者.2017.07. [2]李金涛.《网络传媒对当代满族文化传承的影响》[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06.

浅议满族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宋鹏（鞍山市岫岩县大营子镇中学辽宁岫岩 114314）摘要：满族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大清帝国的建立奠定了今日中国的版图，实现了又一次多民族的统一。清代实行满汉一家、满蒙联姻的民族政策，使中华民族在清中叶时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和团结。关键词：满族中华民族贡献满族，全称满洲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是惟一在中国历史上曾两度建立过中原王朝的少数民族。满族历史悠久，其渊源可上溯到距今约6000-7000年前肃慎族系新开流文化和茶啊冲文化。公元前22世纪肃慎文明的中心在喜都（今吉林省长春市），早期肃慎王国的第二代王室开始在此修建土坯城墙和宫殿，此时已有人口约千户。史书上关于满族的祖先和中原往来最早的记载见于周代，周武王时，肃慎人贡献过“楷矢石奢”。成王时，肃慎又派使来贡。成王命大臣荣伯作“贿息慎之命”。周人在列举其疆土四至时，称：“肃慎、燕、毫，吾北土也。”唐朝时就建立了北抵松花江下游，东滨大海，南接朝鲜半岛北部，西南边及开原至丹东一线的渤海国地方政权，宋朝时又建立了金代奴隶主政权。古代的满族人在东北这块土地上用以石头为镞的弓箭进行渔猎，用石刀石斧等原始笨重的工具进行农耕，结队进山采集人参、松塔、蜂蜜等。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开发了这里，保卫了这里，使东北成为我国神圣领土永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公元1153年，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把远在黑龙江上京会宁府的都城迁到长城以里，定前朝辽国的陪都燕京为国都，改名叫中都。著名的卢沟桥，就是金代的建筑物，至今仍显示着当年金中都的科技文化水平。金王朝是十二世纪统治中国北方半壁河山的王朝，又是第一个正式建都于北京地区的王朝。金朝在这里建都，为以后中国的政治中心立在北京打下了基础，金以后的元、明、清三代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均以北京为首都，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增强了各民族对中央政权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北京社会科学院清史研究员阎崇年在CCTV百家讲坛上，谈及清朝对中国，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意义时认为，清朝曾做出过十大贡献。一、营建大清帝国。中国少数民族营建大一统皇朝的只有蒙古和满洲，"康乾盛世"的清帝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二、奠定中国版图。东临大海，南极曾母暗沙，西达葱岭，西北至巴尔喀什湖，北跨大漠，东北连外兴安岭，疆土约1250余万平方公里。三、多民族的统一。清帝系少数民族，处理民族关系同汉族皇帝有所不同，清代民族关系是中国皇朝史上最好的时期。四、创制满洲文字。当时东北亚通古斯语诸民族均无文字，满文创制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件大事。古代有许多西方人是通过满文典籍了解中国文化的。中国古代的许多历史是用满洲文字记载的，满文是中华文明史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至今尚存的一百五十余万件满文档案和近千种图书资料，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极其珍贵的史料。五、编纂文化典籍。文史方面的书有《古今图书集成》；服饰文化方面的书有《皇清职贡图》；饮食方面有集中华饮食文化之大成的满汉全席；建筑方面创造了汉藏结合形成的楼阁；戏剧方面促成了京剧的形成。其他书籍如《康熙字典》、《清代，由皇帝下诏，大量满族知识分子参加编修了许多书籍。在科技方面的书有《律历渊源》;《四库全书》以及绘制《皇舆全览图》等等，均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很大作用。六、英杰人物辈出。在中华历史人物星汉中，满族是55个少数民族里贡献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语言学家和科学家最多的一个民族。七、中国人口激增。清道光时人口突破4亿，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八、吸收外国科技。玉米，白薯普遍推广并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西方科技，文化大量传入中国。九、兴建皇家园林。满族是游猎民族，继辽，金，元后，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国家一统，国库丰盈，大规模地兴建皇家园林.在北京有"三山五园"--万寿山清漪园（颐和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和畅春园，圆明园;在京外有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等，将造园艺术推向中国皇朝园林史上的顶峰，并留下珍贵的园林文化遗产。十、保护历史文物。多尔衮一反历代大一统王朝对前朝宫殿焚，毁，拆，弃的做法，对故明燕京紫禁宫阙下令加以保护，修缮和利用。纵观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商，周，秦，汉，隋，唐，宋，元，明，清朝之前，所有大一统王朝兴国之君，宸居前朝宫殿，史册盖无一例。至于清朝的GDP占全球的40%，好像没有这么高，不过有史学家说乾隆年间，清朝的财富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左右，人口也达到了全球的三分之一。《文化纵横杂志》：把内外蒙古与中原长期稳定地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这确实是旷古未有的事业；这也是中国历史两三千年以来，第一次将农耕、游牧、渔猎等多种经济区域与多种生产生活方式统合在一个政权之内，从而实现了不同区域之间的和平相处与共同发展，为最终实现多元区域之间的一体化创造了政治条件。雍正评价清朝疆域贡献：是中国之一统始于秦氏，而塞外之一统始于元代，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然各蒙古之所以一统者，亦皆天时人事之自然，岂人力所能强乎？综上所述，满族对中华民族贡献巨大，也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突出贡献！

满族民居三大怪 ■ 钱国宏民居是一种传统文化。生活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族，在长期的繁衍生息过程中，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独特的民俗，而形成的富有民族特色的民居形式，被誉为“民居三大怪”：“口袋房，万字炕，烟囱坐在地面上！” 选房址—依山傍水。满族人家对房址的选择是极为看重的，这不单单涉及到一个“风水”问题，还涉及到日后的具体生活细节。“依山傍水好房场，坐北朝南取向阳。红瓦白墙绿篱院，严冬偏暖夏偏凉。”这首诗，写的就是满族人家选址建房的。满族人家选房址一般选在依山傍水的小块平原或者是小型盆地里。选这几种类型的地块建房：一是土地平整，便于建房。二是新房附近可以辟出菜园，院内可建禽舍、畜圈，屋后山坡可栽种果树。而这几样，都是满族人家生活中必需的基本要素。满族人认为，有房、有院、有菜园、有禽畜、有果树，这才像个“人家”。

浅谈清代满汉女子服饰特征李金侠（烟台南山学院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山东烟台 265706）摘要：清朝是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它也是满汉文化交融的时代，尤其是服装文化，是保留服装传统最多的非汉族王朝。本文主要概述了清代满、汉女子的两种基本服装形制，并通过对服饰主要形式的分析，其中包括主要的服饰式样、装饰的区别以及融合等，来了解清代满、汉女子服饰在中国服饰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关键词：清代；旗装；旗袍；马甲；衫清代的满汉文化在冲突和融合中，妇女服装得到相对宽松的环境，“十从十不从”中的“男从女不从”一款，使满汉两种妇女服饰并存了二百余年，期间也有过相互吸纳的过程，至后期则陶冶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典型服装。清代妇女服装主要分为汉族和满族两类，满族女子正式场合都穿长袍，汉族女子则以上衣下裳为主。清中期以后满族女子效仿汉女服饰，出现了“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截作短衣裳”的现象。 1 满族女子服饰满族女服是清代的标志性服饰，其涉及旗装、发式、鞋及饰物。满族妇女的服装以旗装为主。旗装式样多以长袍为主，其下摆多垂直地面，掩住旗鞋，显得身姿修长。穿着旗装的满族女子常梳两把头、穿花盆底的高底鞋，显得非常高挑。 1.1 旗装在清代，皇后、嫔妃、宫女等在正式场合都要穿旗装，女子旗装多以长袍为主，圆领、右襟，多采用高档绸缎制作，袍身初较宽大，后逐渐狭窄。后妃的旗装上常绣团龙或团蟒，其他人的绣花卉、虫鸟与吉祥图案。清代妇女平常家居喜佩挂手巾。旗袍以用料节省、制作简洁和穿脱方便，取代了古代汉族的宽衣大袖。清代的刺绣和镶嵌工艺非常发达，这种发达的工艺往往体现在女子旗装外套的马甲、马褂或坎肩上，纹样繁复的图案、镶滚把旗袍装饰的非常华贵（如图1-1）。 1.2 马甲图1-1 旗装

满族服饰元素在现代服装中的借鉴与运用张梦琪，朱华（辽东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辽宁丹东 118003）摘要：该论文以满族传统服饰元素的时尚转换与运用为主要内容，从满族服饰语言的收集整理入手，研究满族服饰的廓形、色彩、内部结构、图案、工艺特色，将传统的美转换成时代的美。关键词：满族服饰元素；运用；借鉴任何事物的起源，一般都有长期的孕育过程，人类从最初的蒙昧时代到现在的文明社会，服饰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演变。满族服饰文化丰富多彩，文化与经济皆发达。当时服饰高雅且奢侈美丽，在我国传统民族服饰文化中独树一帜，据历史记载我国的服饰发展曾受到满族服饰文化的巨大影响。满族服饰的廓形、色彩、内部结构、图案、工艺特色等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运用,即传承了满族文化又发展了现代设计,符合现代审美标准。时装界在服装外形轮廓和图案纹样上往往注重吸取传统元素，探讨满族服饰与服装设计间“源”与“流”的传承，诠释其文化审美内涵，以寻求满族服饰元素与服装设计的完美结合。一、满族服饰外部轮廓的转换满族服装的外部造型是服装的外轮廓的全面表现，服装的外轮廓即廓形，是服装所呈现给人们的剪影，是最先进入人们视觉的因素之一。满族服装的款式多样，其外部轮廓所呈现出的不贴身、又肥又大、整体皆长。基本款式为：旗装（旗袍）、马褂（有袖和无袖）、坎肩、套裤、坎肩、领衣，共同特点为：服装外部造型宽松、多采用直线式分割以及平面化的结构设计，服装造型多宽松，不贴身，穿着时抬腿，举手，深蹲，跨步都很方便，活动自如，，不受拘束，也正突出满族服饰注重实用性。服装的线条设计上强调纵向设计，不夸张肩部，做适合人体活动的设计。衣长、袖子都比较长，着重体现和谐、对称、统一的表现手法，服装倾向于端庄、平衡，服饰纹样两两相对。满族服饰对现代服装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列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旗装（旗袍），满族人的传统服饰,“旗袍”当时是满族人们的典型服饰,但是现在已经成为中国代表性的服装,至今仍是国内外时尚界的宠儿。设计师将现代旗袍造型以宽胸、曲腰、提臀、收腰、改变衩的高矮和裙长、窄下摆，在保持满族传统旗袍特征的前提下有了长短袖之分, 出现了无袖, 且两侧开衩,且高开叉袍身的胸、腰、臀部更为帖体合身, 轮廓与女性体态一致的形式, 尽显女性的曲线美，如当代明星金星，完完全全的一位旗袍控，最具争议性的明星，在重获女儿身后，毫无疑问旗袍是她的最爱，无论她是在日常生活还是在“舞林大会”、“金星秀”、“妈妈咪呀”等综艺节目，旗袍一直是她的不二选择。金星身着各式各样的旗袍时其端庄、典雅、温婉的中国女性气质被体现得更为充分，展示出东方女性体态的娇柔与玲珑的曲线。让人无法与之前男儿身的金星联系在一起。用金姐自己的一句话总结就是精致如旗袍，也精致如人生。二、满族服饰内部结构的借鉴满族服装内部结构常见的方法有：对称、均衡、对比、重复、层次、分割线、镶边等。满族服饰的对称均衡主要体现在服装结构的对称上，比如衣服的对襟、裤装、都是对称的具体表现。满族服饰中的对比手法主要是：色彩对比和结构对比。主要体现在以色彩的高浓度的强烈对比。重复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层次的明显的节奏感、韵律感、内、外层次感。镶边多用于裙子的设计上。比如在许多成衣、时装、高定发布会中，设计师经常采用以各种各样的镶边方式，制作多种形式的服装镶边，将止口折进到里面，防止毛边外露，并通过不同服装材质的镶边十分巧妙的组合来改变服装的整体风格和装饰效果，从而达到设计上的特立独行，并富有强烈的时尚个性。具有良好的实用功能性和视觉审美性，两者融合更符合时尚审美，是现代服装设计重要的灵感来源和表现形式。比如近几年都流行的荷叶边的裙子，裙摆的设计多采用夸张的造型手法，造型大气且时尚，比如2018春夏纽约时装秀以梦幻为主题，所展示的印花和条纹的连衣裙皆镶有白色的边将这种进行镶边的手法的处理，可增加服装的线条的流畅感和品质感，使服装层次和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如行云流水般优美，其穿着者更活泼，可爱。三、满族服饰独特色彩的运用据古籍介绍满族服饰的色彩组合主要有以下形式：无彩色系与有彩色系，对比色与互补色，同类色与邻近色。在整体色彩上多用蓝、绿、紫、黑、白、红、黄的色彩，服饰色彩鲜艳明亮，色彩纯度高，以单色的服装上搭配红、黄、蓝的纹样为主，这种色彩关系组合充满了活力、生命力、视觉冲击力。满族服饰色彩多以淡雅的白色、高贵的蓝紫色为主，红色、粉色、淡黄色、黑色等色也是其服饰的常用色。白色和黑色是满族服饰中重要的颜色，比如：满族传统上有尚白的习俗，以白色为纯洁、为高贵，白色象征着吉祥如意，所以，在满族服饰中常在红色、蓝色等其他颜色的旗装上镶白色的花边。比如近几年流行的色块拼接的服装，2015年早春系列其中就以色彩拼接为主，其以经典淡雅的白色为主色，按黄金比例加黑，红色以拼接的手法表现，从而达到设计上的特立独行，并富有强烈的时尚个性. 四、满族服饰传统纹样的转化满族服饰的纹样，是表达意境与人心灵情感最细腻和最丰富的形式，是一个丰富资源的宝库，满族服饰传统纹样的结构方式主要有以下四种：二方连续、四方连续、单独纹样、适合纹样。满族刺绣是民间刺绣和宫廷刺绣的完美结合，它从民间的最低层一步步走向宫廷的最高层，两者融合的刺绣既保持了满族民间刺绣的粗狂特色，还借鉴了苏绣、湘绣、蜀绣等绣艺的婉约之处，并在这个基础上创新了大量针法，既精通于花鸟虫鱼，飞禽走兽，又擅长于山川河流，刻画人物那是栩栩如生，多重绣艺形成了丰富、粗犷的构图中蕴涵细腻绣艺风格。在色彩上璀璨斑斓，冷暖对比十分强烈。在刺绣技法上，针法多以平绣、条纹绣、点绣、盘金绣、编织绣等为主，满族妇女心灵手巧，十分擅长刺绣。她们在衣领、衣襟、衣袖、手帕、肚兜、鞋面、荷包、枕头等物品上刺绣花卉芳草、祥云腾雾、龙凤吉祥等图案。满族入关以后，长期与汉族杂居在一起，虽然满族的服饰有很强的民族特色，但也随其历史的发展在不断的演变着，在服装款式上，服饰色彩与服饰图案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演变。服饰图案中出现许多汉族的福、寿、安等字的吉祥形式与符号。满族服饰中传统纹样的转化，可分为两种方式：一是民族服饰图案的局部原始样本直接运用，二是对传统服饰图案的打乱重装。比如郭培和她的玫瑰坊，郭培将满族刺绣的技法和寓意都运用到了她的设计当中，其中以嫁衣为代表。以传统技法与现代时尚元素相结合，嫁衣上多以花卉，祥云，龙凤为主，充满了父母对出嫁女儿满满的祝福与期望。在每年的时装发布会上，时常能看到满族刺绣的剪影，被现代服装设计师所广泛借鉴运用，并永远的传承下去。力求探讨满族服饰与服装设计间“源”与“流”的传承，诠释其文化审美内涵，以寻求满族服饰元素与服装设计的完美结合。参考文献： [1]徐海燕，满族服饰[D].沈阳出版社，2004. [2]孙晨阳，张珂.中国服饰辞典[D].中华书局，2015. [3]王雪娇.满族服饰刺绣的色彩与图案研究[D].沈阳大学，2014. 中图分类号：TS9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3-0968.2018.03.016 作者简历：张梦琪（1996-），女，汉族，本科（在读），辽东学院，研究方向为服装与服饰设计。通讯作者：朱华(1967-），男，汉族，硕士，辽东学院，研究方向为服装工程。

“满洲八旗”到底是何意？八旗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独创的一种“军政合一”、“寓兵于民”的组织，遇有征伐，抽调旗下甲士组成军队，即通常所说的八旗兵；同时它又是政权组织，具有管理旗下人民户籍、田土、赋役、教养、诉讼、婚姻等广泛职能。清人关前，凡人均隶于八旗，可以说旗外无兵无民，八旗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就是入关以后，清统治者仍视八旗为国家根本，以八旗禁旅卫护京师，驻防冲要大城。

兀术泉来历：金兵饮罢龙泉，神清气爽，长驱直入，一鼓灭北宋而归。有感于龙泉的神奇，兀术钦赐此泉为“兀术泉”，把都城由上京会宁府（黑龙江阿城南）迁至临近龙泉的咸州（开原老城），改称黄龙府，邀法师智禅（亦系黄龙化身）作法，移泉眼于黄龙府地，建七鼎龙潭寺虚位以待，并勒石刻碑：“饮马清泉畔，黄龙府地边。夷荒得此水，逐鹿并中原。”这就是“兀术泉”名字的由来，至于那石碑却因战乱而没了踪迹。且说黄龙作法移走泉眼一半之际，被青龙和白龙发觉，双方恶战三天三夜，直斗得天昏地暗，陨星纷落，现今开原公园内还保留这样一块陨石，当地人称之为“飞来仙石”。最后黄龙心虚力怯落荒而逃，远遁吉林农安境内。为守护这颗明珠，白龙化成了今天的柴河，青龙与之并卧化作了今日的龙首山。而龙潭寺这半眼龙泉水，则哺育了繁衍在这里若干年后入主中原的满洲，所以开原又被满洲称为“龙兴之地”。直到今天，两处泉水冬天不结冰，旱天不干涸，浴身强筋骨，常饮可怯病，堪为辽北奇观

中国近代名将关天培

清康熙帝的大战略思想

略谈清代的暴乱及其平息

你被“百无一用是书生”误导了吗

大雁带来的敌情 ● 何慧慧公元1723年，清朝大将年羹尧奉命率兵平定青海、西藏等地的叛乱。一天深夜，将士们都已休息，年羹尧突然下令：“所有人立即整装出发，赶到十里之外埋伏。”众人都很纳闷，年将军为何要在深夜行军？这时，年羹尧传令说：“两个时辰内会有敌军来偷袭，要做好战斗准备。”大家将信将疑，但只能照做。过了不到两个时辰，敌军果然来偷袭。因为有了充分的准备，年羹尧带着众将士很快击退敌军，大获全胜。大家不明白年将军为何能料事如神，有人问：“当时我们都在军营，并没有收到敌军来偷袭的情报，您是怎么知道的呢？”年羹尧笑笑说：“有人给我送了信，只是你们都没察觉到。”大家一头雾水，年羹尧接着解释：“昨天深夜，我听到雁群飞鸣，猜想一定是敌军行进惊动了它们。大雁喜欢生活在水边，这里离我们最近的水泊有一百多里，是敌军必经之地。雁群飞得快而急，所以我料定敌军会在两个时辰内来偷袭。”大家听完，对年羹尧佩服不已。在日常生活中，处处都可能隐藏着有效信息，只要我们留心观察和利用，就会有所收获。强子摘自《环球人物》2015/12

● 罗振宇清代历史上，诛杀顾命大臣的事件只有两次，第一次是清初康熙爷擒鳌拜，第二次是慈安、慈禧串通恭亲王奕䜣，诛杀肃顺，发动辛酉政变。咸丰皇帝死的时候，小皇帝同治尚且年幼，慈安、慈禧两位太后年纪轻轻又是妇道人家，所以咸丰皇帝事先把身后的政局安排得非常好。他安排了以肃顺为首的八个顾命大臣，将朝廷所有的日常行政事务交给他们处理，但是皇家也保留最后的否决权。咸丰皇帝把自己的两枚印章分别给了两个太后，一枚叫“御赏印”，给了慈安；另一枚叫“同道堂印”，给了慈禧。当时朝廷的公文下发流程是这样的：所有要下发的谕旨最后让太后过目，太后可以行使否决权；如果觉得没问题，慈安就在谕旨开头盖下御赏印，慈禧则在谕旨末尾盖下同道堂印。这样一头一尾，就算是皇家同意了。按说这个体制没有问题，可以照此运行。但是肃顺不这样想，他一直担心这两位太后要夺他的权，在咸丰皇帝还没死的时候，他就建议：“你把这俩寡妇留在世上，恐怕对国家不利，你要不要学学汉武帝，行钩弋之事？” 什么叫钩弋之事？汉武帝临死的时候，觉得儿子年幼，他妈妈钩弋夫人还很年轻，万一将来勾搭上外面的男人，那刘家的江山不就完了？所以就把小皇帝的妈妈钩弋夫人给杀了。当时有一个叫董元醇的御史，上了一道折子，提议请太后出来垂帘听政，让恭亲王也加入执政队伍。这时候肃顺如果心里没什么的话，其实完全不用搭理他。但是肃顺如临大敌，他担心这个人万一挑动了太后们的心思，真要垂帘听政怎么办。所以他草拟了一道谕旨，用非常严厉的话批判了董元醇，然后拿到太后那儿盖章。两宫太后拒绝盖章，她们觉得还没回北京就把这样的矛盾暴露出来，没有必要，这道折子就不要发了，按照当时的术语，叫“留中不发”。当时咸丰皇帝死于避暑山庄，两宫太后和八大臣当时都在承德。肃顺当然不干了，他的小狗腿子——另外一个顾命大臣端华，跑到太后那儿去吵，声震屋宇，把小皇帝都给吓哭了。即便如此，两宫太后依然坚持不发谕旨。于是顾命八大臣就“罢职搁车”，意思是只要你们不发这道谕旨，我们就罢工。太后们一看，也没办法，只好同意了。但问题是，这个仇就此结下了。还有一件事情，哥哥死了，作为弟弟，于情于理，恭亲王都该到避暑山庄奔个丧。可是顾命八大臣特别紧张，他们担心他和两宫太后串通密谋，一直不让他来，怕他和两个太后见面。后来据宣统皇帝溥仪讲，当时恭亲王扮成萨满，溜到避暑山庄见了两宫太后，三人密谋如何把八大臣干掉。所以，在两宫太后扶着咸丰皇帝的灵柩回京的路上，奕䜣就派兵把八大臣抓了。回到北京之后，两宫太后当着其他所有大臣的面一通大哭，声泪俱下地说：“我们孤儿寡母，受了这帮奸贼的逼害，大家说应该怎么办？”大家都说宰了他们，于是就把八大臣给宰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辛酉政变。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个过程，就会发现，肃顺这是自讨苦吃。因为肃顺是能臣，很有洞察力，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旗人都是笨蛋，一定要重用汉人。像曾国藩这种人，一定要重用。”有一次咸丰皇帝要杀左宗棠，肃顺还设法营救，可见他是个明白人。明白人为什么会败于辛酉政变呢？很简单，他不会就事论事。他总是在想：“别人会对我怎么看？两宫太后会不会夺我的权？如果要夺我的权，我应该怎么防范？”说白了，就是他想多了。一想多，他的行为就会出格、异常；行为一变形，对方心里就会结疙瘩；对方心里结了疙瘩，对方的行为也会变形，最后双方自然而然产生了冲突。灰姑娘摘自《罗辑思维：成大事者不纠结》（北京联合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