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会要
原书共五十卷，今仅三十卷，卷一至六记宫中制度、卷七记乐、卷八记礼、卷九记刑、卷十至十一记天文、卷十三至二十四记官制、卷二十五至三十记民族与周边关系。王溥《五代会要》该书从各朝皇帝实录中所引之诸朝诏令、奏议颇多，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现存最早版本为清武英殿聚珍本，光绪年间有江苏书局本，后有商务印书馆排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标点本乃以江苏书局本为底本，参校武英殿本、沈镇本和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收藏的传抄本及新、旧《五代史》《册府元龟》等而成。
以下翻译译文为本人翻译。如有错漏之处烦请指出
后周部分五代会要摘录以及白话文翻译卷五
周显德四年五月诏：“今后每遇入阁，其待制官、候对官及文武臣寮，非时所上章疏，并须直书其事，不得隐情但云某人有武，某人能理人。某处所官吏因循，某州县刑狱冤滥，某事利于国而未举，某事害于民而未除，经营四方者术策何施，裨赞万几者阙遗何补，何人说正之士，何人诈伪之端，当竭言之，朕自详览。其待制、候对官，今后于文班内轮次充，不在祗取刑法官。”
译文:在周显德四年五月，周世宗发布诏令说：“从今往后，每次官员们进入朝廷议事，无论是待制官、候对官还是文武官员，如果他们有事情要上奏，必须直接说明事情的具体情况，不能隐瞒真相，只是简单地说某人有武力，某人能管理人。如果有地方官员办事拖沓，有州县的司法案件处理不当，有对国家有利的事情还没有去做，有害于民众的事情还没有解决，负责管理各地事务的人应该采取什么策略，辅佐皇帝处理国家大事的人应该补充什么遗漏，有哪些人是正直的，有哪些人是欺诈的，都应该毫无保留地说出来，我会亲自详细审阅。至于待制官和候对官，今后将在文官中按顺序轮流担任，而不仅仅从刑法官员中选拔。”
周显德元年，河阳奏，汜水县民家生紫芝数茎，以进。至三年，颍州进白兔。《翰林学士、尚书兵部侍郎、知制诰陶谷进紫芝白兔颂。》
周广顺元年正月五日制书节文：“帝王之道，德化为先，崇饰虚名，朕所不取。苟致理之未洽，虽多瑞以奚为。今后诸道所有祥瑞，不得辄有奏献。”
翻译:后周显德元年，河阳上报说，汜水县有百姓家里长出了几根紫芝，于是献给了朝廷。到了显德三年，颍州又献上了一只白兔。翰林学士、尚书兵部侍郎、知制诰陶谷写了一篇《紫芝白兔颂》来歌颂这件事。
后周广顺元年正月五日的制书（后周太祖诏令）里说：“做帝王的，最重要的就是以道德来教化百姓，而不是追求那些虚名。如果国家治理得还不完善，就算有很多吉祥的征兆又有什么用呢？从今以后，各地如果有祥瑞出现，都不许随便上报和献给朝廷。”
周广顺二年五月，车驾亲征充州。御札宣示沿路侧近节度、防御、团练使、刺史，不得离本州府来赴朝觐，其随驾一行供顿，并取系省钱物准备，差使臣勾当，仍预告报一路州县，并不得别有排比。其随从臣寮、外内诸司，官中已有供给，州县亦不得别有破费祗供。其要载动用什物车乘，亦已指挥备办。如阙少之时，候见宣命即供应，祗不得预
前排
比。如表私有人小小取索，并不得应副。或军部及诸色人，于路途店肆买些须食物，先还价钱。两京留司百官，祗于递中附表起居。时热，不用差官至行在沿路所指挥事件。车驾回日，亦依此施行。
周广顺二年（952年）五月，后周太祖亲自出征攻打充州。皇帝下诏书通知沿途各地的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不要离开本州府来赶朝见皇帝。皇帝随行的人员和物资供应，都由朝廷的财政部门准备，派专人负责安排，提前通知沿途的州县，不要另外搞什么排场。皇帝的随从官员和各部门的人员，朝廷已经安排好了供给，州县也不用再额外破费。皇帝出行需要的车辆和物资，朝廷也已经安排好了。如果有什么短缺，等接到通知再供应，不要提前准备。如果有人私下里要求一些小东西，也不要答应。如果军队或各种人员在路上的店铺买东西，要先付钱。留在京城的官员，只需要通过驿站送上问候的奏表就行。天气热，不要派官员到皇帝行军的路上去指挥安排事情。皇帝回来的时候，也按照这个办法办。
周显德五年九月，赐宰臣、枢密使、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宴于玉津园，张教坊乐。《先是，上以前代有赐百官观稼之事，复以是岁秋成，念内臣之劳倦，故有是命。》
周显德五年（958年）九月，后周世宗请宰相、枢密使、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等官员在玉津园举行宴会，还安排了教坊的音乐表演。【之前，皇帝想到以前历代皇帝有请百官观看庄稼收成的事情，今年秋天丰收了，皇帝又想到这些官员们平时工作辛苦，所以才下命令举办这次宴会。】

周广顺三年七月敕：“内外文武臣僚，遇永寿节辰，皆于寺观起置道场，便为斋供。访闻皆是醵金，所宜减损，以足公私。今后中书门下与文武百官等共设一斋，枢密使与内诸司使、副等共设一斋，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已下共设一斋。其馀前任官员及诸司职掌，并不得更开置道场及设斋。
周广顺三年七月，后周太祖下令说：“朝廷内外的文官和武官，在遇到永寿节(太祖生日)的时候，都在寺庙和道观里设置道场，进行斋戒和供奉。我听说这些都是大家凑钱来做的，应该减少一些，以满足公私的需要。从今以后，中书省和门下省以及文武百官共同设置一个斋戒，枢密使和内诸司使、副使等共同设置一个斋戒，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以下的官员共同设置一个斋戒。其他的前任官员和各司的负责人，都不能再另外设置道场和进行斋戒了。”
周广顺元年六月敕：“以薰风等门为京城门，明德等门为皇城门，启运等门为宫城门，升龙等门为宫门，崇元等门为殿门。”
周广顺元年六月，后周太祖下令：“把薰风等门定为京城的城门，明德等门定为皇城的城门，启运等门定为宫城的城门，升龙等门定为皇宫的宫门，崇元等门定为宫殿的殿门。”

五代会要七
周显德六年正月，枢密使王朴上疏曰：
臣闻礼以检形，乐以治心。礼乐者，圣王之大教也，形体顺于外，心气和于内，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故治定必制礼，功成必作乐，一人作之于上，万国化之于下。政令不严、功力不劳而天下理者，礼乐也。行政者礼也，成礼者乐也，故圣人尽心焉。
夫乐作于人心，成声于物，声气既和，反感于人心者也。所假之物，大小有数。九者成数也，是以黄帝吹九寸之管，得黄钟之声，为乐之端也。半之，清声也；倍之，缓声也；三分其一以损益之，相生之声也。十二变而复黄钟，声之总数也。乃命之曰十二律。旋迭为均，均有七调，合八十四调，播之于八音，著之于歌颂，将以奉天地，事祖宗，和君臣，接宾旅，恢政教，厚风俗，以其功德之形容告于神明，俾百代之后知邦国之所由行者也。
宗周而上，率由斯道，自秦而下，旋宫声废。泊东汉虽有太子丞鲍邈兴之，亦人亡而音息，无嗣续之者。汉至隋垂十代，凡数百年，所存者黄钟之宫一调而已。十二律中惟用七声，其馀五律谓之哑钟，盖不用故也。
唐太宗有知人之明，善复古道，乃用祖孝孙、张文收考正雅乐，而旋宫八十四调复见于时，在县之器方无哑者。所以知太宗之道与三五同功焉。安、史之乱，京都为墟，器之与工，十不存一，所用歌奏，渐多纰缪。逮乎黄巢之馀，工器都尽，购募不获，文记亦亡，集官酌详，终不知其制度。时有太常博士殷盈孙，按周官考工记之文，铸镈钟十二，编钟二百四十；处士萧承训校定石磬，今之在悬者是也。虽有乐器之状，殊无相应之和。逮夫伪梁、后唐，历晋与汉，皆享国不远，未暇及于礼乐，至十二镈钟，不问声律宫商，但循环而击之，编钟、编磬徒悬而已。丝、竹、匏、土，仅有七声，黄钟之宫，调之，编钟、编磬徒悬而已。丝、竹、匏、土，仅有七声，作黄钟之宫一调，亦不能备，其馀八十三调于是乎泯绝。乐之缺坏，无甚于今。
陛下天纵文武，奄宅中区，思复三代之风，临视乐悬，亲自考听，知其亡失，深动上心，乃命中书舍人窦俨参详太常乐事，不逾月调品八音，粗加和会。以臣曾学律历，宣示古今乐录，令臣讨论。臣虽不敏，敢不奉诏。遂依周法，以秬黍校定尺度，长九寸，虚径三分，为黄钟之管，与见在黄钟之声相应。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为众管互吹，用声不便，乃作律准，十三弦宣声，长九尺张弦，各如黄钟之声。以第八弦六尺，设柱为林钟；第三弦八尺，设柱为太簇；第十弦五尺三寸四分，设柱为南吕；第五弦七尺一寸二分，设柱为姑洗；第十二弦四尺七寸五分，设柱为应钟；第七弦六尺三寸三分，设柱为蕤宾；第二弦八尺四寸四分，设柱为大吕；第九弦五尺六寸三归乎本音之律，七声迭应而不乱，乃成其调。均有七调，声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调，歌奏之曲，由之出焉。旋宫之声久绝，一日而补，出臣独见，恐未详悉，望下中书门下，集百官及内外知音者较其得失，然后依调制曲。
八十四调，曲有数百，今见存者九曲而已，皆谓之黄钟之宫。今详其音数，内三曲则是黄钟宫声，其馀六曲错杂诸调，盖传习之误也。唐初虽有旋宫之乐，至于用曲，多与礼文相违。既不敢用唐为则，臣又懵学独力，未能备究古今，亦望集多闻知礼乐者，上本古典，下顺常道，定其义理，于何月行何礼，合用何调曲，声数长短，几变几成，议定而制曲，方可久长行用。所补雅乐旋宫八十四调，并所定尺寸、所吹黄钟管、所作律准，谨并上进。
乃诏尚书省集百官详议。兵部尚书张昭等议曰：
昔帝鸿氏之制乐也，将以范围天地，叶和人神，候八节之风声，测四时之正气。气之清浊不可以笔授，声之善否不可以口传，故凫氏铸钟，伶伦截竹，为律吕相生之算，宫商正和之音，乃播之于管弦，宣之于钟石。然后覆载之情□合，阴阳之气和同，八风从律而不好，五声成文而不乱，空桑、枯竹之韵，足以礼神；云门、大夏之容无亏观德。然月律有旋宫之法，备于太师之职，经秦灭学，雅道凌夷。
汉初制氏所调，唯存鼓舞，旋宫十二均更用之法，世莫得传。汉元帝时，京房善易别音，探求古义，以周官均法，每月更用五音，乃立准调，旋相为宫，成六十调。又以日法析为三百六十，传于乐府，而编悬复旧，律吕无差。遭汉中微，雅乐沦缺，京房准法，屡有言者，事终不成。钱乐空记其名，沉重但条其说，六十律法，寂寥不嗣。梁武帝素精音律，自造四通十二笛，以叙八音，又引古五正、二变之音，旋相为宫，得八十四调，与律准所调，音同数异。侯景之乱，其音又绝。
隋朝初定雅乐，群党沮议，历载不成，而沛国公郑译因龟兹琵琶七音，以应月律，五正、二变，七调克谐，旋相为宫，复为八十四调。工人万宝长又减其丝数，稍令古淡。隋高祖不重雅乐，令儒官集议。博士何妥驳奏，其郑、万所奏八十四调并废。隋代郊庙所奏，唯黄钟一均，与五郊迎气，杂用蕤宾，但七调而已，其馀五钟，悬而不作。三朝宴乐，用缦乐九部，迄于革命，未能改更。

唐太宗爱命旧工祖孝孙、张文收整比郑译、宝常所均七音八十四调，方得丝管并施，钟石俱奏，七始之音复振，四厢之韵皆调。自安、史乱难，咸秦荡覆，崇牙树羽之器，扫地无馀，戛击搏拊之工，穷年不嗣，郊庙所奏，何异南箕，波荡不还，知音殆绝。
臣等窃以音之所起，出自人心，夔、旷不能常存，人事不能常泰，人亡则音息，世乱则乐崩，若不深知礼乐之情，安明制作之本！臣等据枢密使王朴条奏，采京房之准法，练梁武之通音，考郑译、宝常之七均，较孝孙、文收之九变，积累黍以审其度，听音诗以测其情，依权衡嘉量之前文，得备数和声之大旨，施于钟簴，足洽箫韶。
臣等今月十九日于太常寺集，又命大乐令贾峻奏王朴新法教习，以备礼寺施用。其五郊天地、宗庙、社稷、三庙大礼，合用十二管诸调，并载唐史、开元礼，近代常行。广顺中，太常卿边蔚奉敕定前件祠祭、朝会舞名、乐曲、歌词，寺司合有簿籍。伏恐所定与新曲调声韵不叶，请下太常寺检详校试。若或乖舛，请本寺依新法声调，别撰乐章舞曲，令歌者诵习。
从之。

译文
后周显德六年正月，枢密使王朴上疏说：
我听说礼仪是用来规范人的行为的，音乐是用来调和人的内心的。礼仪和音乐，是圣王的伟大教化手段。行为在外表现得端正，内心就会平和，而这样国家不能治理好的情况是没有的。所以，国家安定后必定要制定礼仪，功业成就后必定要创作音乐。一个人在上位倡导，万国在下位接受感化。不用严苛的政令、不费太大的力气，而天下就能治理好，靠的就是礼仪和音乐。管理政务靠的是礼仪，完成礼仪靠的是音乐，所以圣人对此尽心尽力。
音乐产生于人的内心，通过外物表现出来，声音和谐后，又反过来影响人的心灵。所借助的外物，大小是有一定数量的。九是成数，所以黄帝吹九寸长的管子，得到黄钟的声音，作为音乐的开端。把管子的长度减半，就是清声；长度加倍，就是缓声；用三分之一来增加减少，就能产生各种相生的声音。十二次变化后又回到黄钟，这就是声音的总数。于是命名为十二律。依次排列为均，每均有七调，合起来就是八十四调。将这些调播之于八音，著之于歌颂，用来敬奉天地，祭祀祖宗，协调君臣关系，接待宾客，弘扬政治教化，淳厚风俗。通过这些来描绘功德，告知神明，让百代之后的人知道国家的治理之道。
从周朝往上，都是遵循这样的道理的。从秦朝开始，旋宫的声乐就废弃了。到东汉时，虽然太子丞鲍邈兴起过，但人亡后音乐也就消停了，没有继承的人。从汉朝到隋朝，历经十代，几百年间，只保存了黄钟宫这一调而已。十二律中只用了七声，其余五律被称为哑钟，因为不用的缘故。
唐太宗有知人之明，善于恢复古代的礼乐之道，于是任用祖孝孙、张文收考正雅乐，于是旋宫八十四调又在当时出现了，悬挂的乐器也没有哑的了。由此可知唐太宗的功绩与三皇五帝是相同的。安史之乱后，京都成为废墟，乐器和乐工，十不存一，所用的歌奏，渐渐出现了很多错误。到了黄巢之乱后，乐工和乐器都尽了，招募不到，文字记录也丢失了，召集官员详细商议，终究不知道它的制度。当时有太常博士殷盈孙，按照《周官考工记》的文字，铸造了十二个镈钟，二百四十个编钟；处士萧承训校定了石磬，现在悬挂的乐器就是这些。虽然有乐器的形状，但没有相应的和谐的声音。到了伪梁、后唐，历经晋与汉，都是在位时间不长，没有空闲来顾及礼乐。到了十二个镈钟，不问声律宫商，只是循环敲击，编钟、编磬只是悬挂着而已。丝、竹、匏、土等乐器，仅有七声，演奏黄钟宫一调，也不能完备，其余八十三调于是就泯灭了。音乐的缺坏，没有比现在更厉害的了。
陛下天资文武全才，统治中原地区，想恢复三代的风气，亲自视察悬挂的乐器，亲自考听，知道它已经丢失，深深触动了陛下的内心。于是命令中书舍人窦俨参详太常乐事，不超过一个月就调品了八音，粗略地加以和谐。因为臣曾经学习过律历，所以宣示古今乐录，让臣来讨论。臣虽然不聪敏，但不敢不奉诏。于是依照周朝的法则，用黑黍（计量单位）来校定尺度，长九寸，虚径三分，作为黄钟之管，与现有的黄钟的声音相应。按照上下相生的方法推算，得到十二律管。因为众管互吹，使用声音不方便，于是制作了律准，十三根弦来发声，长九尺张弦，每根弦都像黄钟的声音。以第八根弦六尺，设柱为林钟；第三根弦八尺，设柱为太簇；第十根弦五尺三寸四分，设柱为南吕；第五根弦七尺一寸二分，设柱为姑洗；第十二根弦四尺七寸五分，设柱为应钟；第七根弦六尺三寸三分，设柱为蕤宾；第二根弦八尺四寸四分，设柱为大吕；第九根弦五尺六寸三分归于本音之律，七声依次相应而不乱，于是就形成了调。每均有七调，声音有十二均，合起来就是八十四调，歌奏的曲子，由此产生。旋宫的声音很久就断绝了，一天就补上了。这是臣的独自见解，恐怕还不够详细，希望下到中书门下，召集百官及内外懂音乐的人来比较它的得失，然后按照调来制曲。
八十四调，曲子有几百首，现在存在的只有九曲而已，都称为黄钟宫。现在详细考察它的音数，其中有三曲是黄钟宫声，其余六曲错杂了各种调，大概是传习的错误。唐初虽然有旋宫之乐，但到了用曲的时候，大多与礼仪文章相违背。既然不敢用唐朝的作为标准，臣又学识浅薄，力量单薄，不能全面探究古今，也希望召集多闻懂礼乐的人，上依据古典，下顺应常道，确定它的义理，在哪个月举行什么礼仪，应该用什么调曲，声音的长短，几变几成，议定后制曲，才可以长久使用。所补充的雅乐旋宫八十四调，以及所确定的尺寸、所吹的黄钟管、所作的律准，恭敬地一并上进。
于是后周世宗下诏让尚书省召集百官详细商议。兵部尚书张昭等人商议说：
从前帝鸿氏制作音乐，是用来规范天地，调和人神的，观察八节的风声，测定四时的正气。气的清浊不能用笔传授，声音的好坏不能用口传授，所以凫氏铸钟，伶伦截竹，计算律吕相生的算法，宫商正和的声音，然后传播到管弦，宣扬到钟石。然后天地之情相合，阴阳之气和同，八风从律而不好，五声成文而不乱，空桑、枯竹的韵律，足以敬礼神明；云门、大夏的容貌没有亏损，可以观察德行。然而月律有旋宫的方法，完备于太师的职责，经过秦朝灭学，雅道衰落。
汉朝初年制氏所调的，只保存了鼓舞，旋宫十二均更用的方法，世上没有人能传下来。汉元帝时，京房善于易学，辨别音乐，探求古代的意义，用周官的均法，每月更用五音，于是立准调，旋相为宫，成为六十调。又用日法分析为三百六十，传到乐府，于是编悬恢复旧制，律吕没有差别。遇到汉朝中途衰落，雅乐沦陷缺失，京房的准法，屡次有人提及，但最终没有成功。钱乐只记住了名字，沉重只列举了说法，六十律法，寂寥无人继承。梁武帝一向精通音律，自己制作了四通十二笛，来叙述八音，又引用古代五正、二变之音，旋相为宫，得到八十四调，与律准所调的，声音相同但数目不同。侯景之乱后，这种音乐又断绝了。
隋朝初年确定雅乐，群臣阻挠议论，多年没有成功，而沛国公郑译根据龟兹琵琶七音，来应对月律，五正、二变，七调和谐，旋相为宫，又成为八十四调。工人万宝长又减少它的丝数，使它稍微古朴淡雅。隋高祖不重视雅乐，命令儒官集议。博士何妥驳奏，郑译、万宝长所奏的八十四调都被废除了。隋代郊庙所奏的，只有黄钟一均，与五郊迎气，杂用蕤宾，只有七调而已，其余五钟，悬挂着而不演奏。三朝宴乐，用缦乐九部，一直到变革改命，都未能改变。
唐太宗曾命令乐工祖孝孙、张文收整理郑译、宝常所制定的七音八十四调，经过他们的努力，才使得乐器能够一起演奏，钟磬等乐器也能共同奏响，古代的七始之音得以恢复，四厢的乐韵也都调和。然而，自从安史之乱爆发，长安、咸阳等地遭到严重破坏，那些精美的乐器被毁坏殆尽，演奏的乐工也后继无人，郊庙祭祀所奏的音乐，与南箕星徒有虚名并无实际作用一样，失去了原有的韵味，而且这种状况一直持续，懂音乐的人也几乎绝迹了。
我们私下认为，音乐的起源来自人的内心。像夔、师旷这样的音乐大师不可能永远存在，世事也不会永远太平。如果人亡了，音乐也就停止了；如果世道混乱，音乐也会崩溃。如果不深入了解礼乐的本质，又怎么能明白制作音乐的根本呢？我们根据枢密使王朴的奏报，采用了京房的律法，研究了梁武帝的通音理论，考察了郑译、宝常的七均，比较了祖孝孙、张文收的九变。通过积累黍米来审定音律的尺度，通过聆听诗歌来测量情感，依据古代权衡、嘉量等文献，得到了完备的音律和和谐的音乐主旨，并将其应用于钟磬等乐器，足以使音乐和谐美好。
本月十九日，我们在太常寺聚集，又命令大乐令贾峻按照王朴的新法进行教习，以备礼寺使用。对于五郊天地、宗庙、社稷、三庙等大礼，需要使用的十二管诸调，都记载在《唐史》《开元礼》以及近代常用的礼仪中。在广顺年间，太常卿边蔚奉命制定了祠祭、朝会的舞名、乐曲、歌词，太常寺应该有相关的记录。我们担心边蔚所定的与新曲调的声韵不协调，请下令太常寺进行详细检查和校对。如果发现有错误，请太常寺依据新法的声调，重新编写乐章和舞曲，让歌者进行诵读和练习。
后周世宗同意了这个建议。

五代会要七第二部分
周广顺元年八月，太常卿边蔚奏：
前朝改祖孝孙所定二舞，文舞曰治安之舞，武舞曰振德之舞，今改治安为政和之舞，振德为善胜之舞。前朝改贞观中二舞名，文舞曰观象之舞，武舞曰讲功之舞，今改观象为崇德之舞，讲功为象成之舞。又议改十二成为十二顺乐曲：祭天神奏湮成，今改为昭顺之乐；祭地祇奏顺成，今改为宁顺之乐；祭宗庙奏裕成，今改为肃顺之乐；祭天地宗庙登歌奏肃成，今改为感顺之乐；皇帝临轩奏政成，今改为治顺之乐；王公出入奏弼成，今改为忠顺之乐；皇帝食举奏德成，今改为康顺之乐；皇帝受朝、皇后入宫奏宸成，今改为雍顺之乐；皇太子轩悬出入奏允成，今改为温顺之乐；正、至皇帝礼会登歌奏庆成，今改为礼顺之乐；郊庙俎入奏骍成，今改为禋顺之乐；皇帝祭享酌献、读祝文及饮福受胙奏寿成，今改为福顺之乐。
梁武帝改九夏为十二雅，以协阳律阴吕十二管旋宫之义，祖孝孙改为十二和，开元中，乃益三和，前朝去和改雅，今名既异时，作宜稽古，当去雅只用十二顺之曲。祭孔宣父、齐太公庙降神奏师雅，今同用礼顺之乐。王公升殿、会讫降阶履行同用弼成，今同用忠顺之乐。享先农及籍田同用顺成，今同用宁顺之乐。皇帝正、至受朝贺用乐：《冬、伏同。》公卿入奏忠顺之曲；《冬、伏同。》皇帝坐奏治顺之曲；《冬、伏同。》公卿献寿奏福顺之曲；《冬、伏同。》皇帝举爵奏康顺之曲；《冬、伏同。》群臣会毕降阶奏忠顺之曲；《冬、伏同。》公卿出奏忠顺之曲。《冬、伏同。》皇帝谒太庙用文舞，奏肃顺之曲；皇帝行奏治顺之曲；登歌酌献奏感顺之曲；迎俎奏禋顺之曲；皇帝饮福奏福顺之曲；送文舞出、迎武舞入，文舞奏忠顺之曲，武舞奏善胜之舞；彻俎奏肃顺之曲。皇帝南郊大礼：降神用文舞，奏昭顺之曲；皇帝行奏治顺之曲；登歌奠玉币奏感顺之曲；登歌酌献奏感顺之曲；迎俎奏禋顺之曲；皇帝饮福奏福顺之曲；送文舞出、迎武舞入，文舞奏忠顺之曲，武舞奏善胜之舞；彻俎奏肃顺之曲。皇帝南郊大礼：降神用文舞，奏昭顺之曲；皇帝行奏治顺之曲；登歌奠玉币奏感顺之曲；迎俎奏禋顺之曲；皇帝初献奏福顺之曲；亚献、终献同奏礼顺之曲；皇帝饮福奏福顺之曲；送文舞出、迎武舞入，文舞奏忠顺之曲，武舞奏善胜之曲；送神奏昭顺之曲。
梁肃祖宣元皇帝庙室酌献舞大合之舞，敬祖光献皇帝庙室酌献舞象功之舞，宪祖昭武皇帝庙室酌献舞来仪之舞，烈祖文穆皇帝庙室酌献舞昭德之舞，登歌乐章各一首。〈太常少卿杨焕撰。〉
后唐庄宗光圣神闵孝皇帝庙室酌献舞武成之舞，登歌乐章各一首。〈尚书兵部侍郎崔居俭撰。〉
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庙室酌献舞雍熙之舞，登歌乐章一首。〈太常卿卢文纪撰。〉
晋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庙室酌献舞成和之舞，登歌乐章一首。〈太子宾客、判太常寺事赵光辅撰。〉
汉文祖明皇帝庙室酌献舞灵长之舞，德祖恭僖皇帝庙室酌献舞积善之舞，翼祖昭宪皇帝庙室酌献舞显仁之舞，显祖章圣皇帝庙室酌献舞章庆之舞，登歌乐章共四首。〈太常卿张昭撰。〉
汉高祖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庙室酌献舞观德之舞，登歌乐章一首。
周信祖睿和皇帝庙室酌献舞肃雍之舞，僖祖明宪皇帝庙室酌献舞章德之舞，义祖翼顺皇帝庙室酌献舞善庆之舞，庆祖章肃皇帝庙室酌献舞观成之舞，登歌乐章各一首。
太祖神圣恭肃文武孝皇帝庙室酌献舞明德之舞，登歌乐章一首。〈太常卿田敏撰。〉世宗睿武孝文皇帝庙室酌献舞定功之舞，登歌乐章一首。〈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判太常寺事窦俨撰。〉

翻译
周广顺元年八月，太常卿边蔚上奏：
以前的朝代把祖孝孙制定的两种舞蹈名称进行了更改。文舞原本叫“治安之舞”，现在改为“政和之舞”；武舞原本叫“振德之舞”，现在改为“善胜之舞”。以前的朝代把贞观年间的两种舞蹈名称也进行了更改。文舞原本叫“观象之舞”，现在改为“崇德之舞”；武舞原本叫“讲功之舞”，现在改为“象成之舞”。
另外，还讨论了将十二成乐曲改为十二顺乐曲的事宜。在祭祀天神时，原本奏“湮成”，现在改为“昭顺之乐”；祭祀地祇时，原本奏“顺成”，现在改为“宁顺之乐”；祭祀宗庙时，原本奏“裕成”，现在改为“肃顺之乐”；祭祀天地宗庙时，登歌奏“肃成”，现在改为“感顺之乐”；皇帝临轩时，原本奏“政成”，现在改为“治顺之乐”；王公出入时，原本奏“弼成”，现在改为“忠顺之乐”；皇帝食举时，原本奏“德成”，现在改为“康顺之乐”；皇帝受朝、皇后入宫时，原本奏“宸成”，现在改为“雍顺之乐”；皇太子轩悬出入时，原本奏“允成”，现在改为“温顺之乐”；正旦、冬至皇帝礼会登歌时，原本奏“庆成”，现在改为“礼顺之乐”；郊庙俎入时，原本奏“骍成”，现在改为“禋顺之乐”；皇帝祭享酌献、读祝文及饮福受胙时，原本奏“寿成”，现在改为“福顺之乐”。
梁武帝把九夏改为十二雅，以符合阳律阴吕十二管旋宫的意义。祖孝孙改为十二和。开元年间，又增加了三和。以前的朝代去掉和改为雅。现在名称既然不同，应该参考古代的制度，去掉雅，只用十二顺之曲。祭祀孔子、姜太公庙时，降神奏“师雅”，现在统一用“礼顺之乐”。王公升殿、会毕降阶时，原本用“弼成”，现在统一用“忠顺之乐”。享受先农及籍田时，原本用“顺成”，现在统一用“宁顺之乐”。
皇帝在正旦、冬至受朝贺时用的音乐如下：
- 公卿入奏“忠顺之曲”；
- 皇帝坐奏“治顺之曲”；
- 公卿献寿奏“福顺之曲”；
- 皇帝举爵奏“康顺之曲”；
- 群臣会毕降阶奏“忠顺之曲”；
- 公卿出奏“忠顺之曲”。
皇帝谒太庙时：
- 用文舞，奏“肃顺之曲”；
- 皇帝行奏“治顺之曲”；
- 登歌酌献奏“感顺之曲”；
- 迎俎奏“禋顺之曲”；
- 皇帝饮福奏“福顺之曲”；
-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文舞奏“忠顺之曲”，武舞奏“善胜之舞”；
- 彻俎奏“肃顺之曲”。
皇帝南郊大礼时：
- 降神用文舞，奏“昭顺之曲”；
- 皇帝行奏“治顺之曲”；
- 登歌奠玉币奏“感顺之曲”；
- 登歌酌献奏“感顺之曲”；
- 迎俎奏“禋顺之曲”；
- 皇帝初献奏“福顺之曲”；
- 亚献、终献同奏“礼顺之曲”；
- 皇帝饮福奏“福顺之曲”；
-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文舞奏“忠顺之曲”，武舞奏“善胜之舞”；
- 送神奏“昭顺之曲”。
各朝代庙室酌献舞及乐章：
- 后梁肃祖宣元皇帝庙室：酌献舞“大合之舞”，登歌乐章一首（太常少卿杨焕撰）。
- 敬祖光献皇帝庙室：酌献舞“象功之舞”，登歌乐章一首（太常少卿杨焕撰）。
- 宪祖昭武皇帝庙室：酌献舞“来仪之舞”，登歌乐章一首（太常少卿杨焕撰）。
- 烈祖文穆皇帝庙室：酌献舞“昭德之舞”，登歌乐章一首（太常少卿杨焕撰）。
- 后唐庄宗光圣神闵孝皇帝庙室：酌献舞“武成之舞”，登歌乐章一首（尚书兵部侍郎崔居俭撰）。
- 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庙室：酌献舞“雍熙之舞”，登歌乐章一首（太常卿卢文纪撰）。
- 后晋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庙室：酌献舞“成和之舞”，登歌乐章一首（太子宾客、判太常寺事赵光辅撰）。
- 汉文祖明皇帝庙室：酌献舞“灵长之舞”，登歌乐章一首（太常卿张昭撰）。
- 德祖恭僖皇帝庙室：酌献舞“积善之舞”，登歌乐章一首（太常卿张昭撰）。
- 翼祖昭宪皇帝庙室：酌献舞“显仁之舞”，登歌乐章一首（太常卿张昭撰）。
- 显祖章圣皇帝庙室：酌献舞“章庆之舞”，登歌乐章一首（太常卿张昭撰）。
- 后汉高祖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庙室：酌献舞“观德之舞”，登歌乐章一首。
- 后周信祖睿和皇帝庙室：酌献舞“肃雍之舞”，登歌乐章一首。
- 僖祖明宪皇帝庙室：酌献舞“章德之舞”，登歌乐章一首。
- 义祖翼顺皇帝庙室：酌献舞“善庆之舞”，登歌乐章一首。
- 庆祖章肃皇帝庙室：酌献舞“观成之舞”，登歌乐章一首。
- 太祖神圣恭肃文武孝皇帝庙室：酌献舞“明德之舞”，登歌乐章一首（太常卿田敏撰）。
-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庙室：酌献舞“定功之舞”，登歌乐章一首（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判太常寺事窦俨撰）。

翻译
周广顺元年八月，太常卿边蔚上奏：
以前的朝代把祖孝孙制定的两种舞蹈名称进行了更改。文舞原本叫“治安之舞”，现在改为“政和之舞”；武舞原本叫“振德之舞”，现在改为“善胜之舞”。以前的朝代把贞观年间的两种舞蹈名称也进行了更改。文舞原本叫“观象之舞”，现在改为“崇德之舞”；武舞原本叫“讲功之舞”，现在改为“象成之舞”。
另外，还讨论了将十二成乐曲改为十二顺乐曲的事宜。在祭祀天神时，原本奏“湮成”，现在改为“昭顺之乐”；祭祀地祇时，原本奏“顺成”，现在改为“宁顺之乐”；祭祀宗庙时，原本奏“裕成”，现在改为“肃顺之乐”；祭祀天地宗庙时，登歌奏“肃成”，现在改为“感顺之乐”；皇帝临轩时，原本奏“政成”，现在改为“治顺之乐”；王公出入时，原本奏“弼成”，现在改为“忠顺之乐”；皇帝食举时，原本奏“德成”，现在改为“康顺之乐”；皇帝受朝、皇后入宫时，原本奏“宸成”，现在改为“雍顺之乐”；皇太子轩悬出入时，原本奏“允成”，现在改为“温顺之乐”；正旦、冬至皇帝礼会登歌时，原本奏“庆成”，现在改为“礼顺之乐”；郊庙俎入时，原本奏“骍成”，现在改为“禋顺之乐”；皇帝祭享酌献、读祝文及饮福受胙时，原本奏“寿成”，现在改为“福顺之乐”。
梁武帝把九夏改为十二雅，以符合阳律阴吕十二管旋宫的意义。祖孝孙改为十二和。开元年间，又增加了三和。以前的朝代去掉和改为雅。现在名称既然不同，应该参考古代的制度，去掉雅，只用十二顺之曲。祭祀孔子、姜太公庙时，降神奏“师雅”，现在统一用“礼顺之乐”。王公升殿、会毕降阶时，原本用“弼成”，现在统一用“忠顺之乐”。享受先农及籍田时，原本用“顺成”，现在统一用“宁顺之乐”。
皇帝在正旦、冬至受朝贺时用的音乐如下：
- 公卿入奏“忠顺之曲”；
- 皇帝坐奏“治顺之曲”；
- 公卿献寿奏“福顺之曲”；
- 皇帝举爵奏“康顺之曲”；
- 群臣会毕降阶奏“忠顺之曲”；
- 公卿出奏“忠顺之曲”。
皇帝谒太庙时：
- 用文舞，奏“肃顺之曲”；
- 皇帝行奏“治顺之曲”；
- 登歌酌献奏“感顺之曲”；
- 迎俎奏“禋顺之曲”；
- 皇帝饮福奏“福顺之曲”；
-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文舞奏“忠顺之曲”，武舞奏“善胜之舞”；
- 彻俎奏“肃顺之曲”。
皇帝南郊大礼时：
- 降神用文舞，奏“昭顺之曲”；
- 皇帝行奏“治顺之曲”；
- 登歌奠玉币奏“感顺之曲”；
- 登歌酌献奏“感顺之曲”；
- 迎俎奏“禋顺之曲”；
- 皇帝初献奏“福顺之曲”；
- 亚献、终献同奏“礼顺之曲”；
- 皇帝饮福奏“福顺之曲”；
-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文舞奏“忠顺之曲”，武舞奏“善胜之舞”；
- 送神奏“昭顺之曲”。
各朝代庙室酌献舞及乐章：
- 后梁肃祖宣元皇帝庙室：酌献舞“大合之舞”，登歌乐章一首（太常少卿杨焕撰）。
- 敬祖光献皇帝庙室：酌献舞“象功之舞”，登歌乐章一首（太常少卿杨焕撰）。
- 宪祖昭武皇帝庙室：酌献舞“来仪之舞”，登歌乐章一首（太常少卿杨焕撰）。
- 烈祖文穆皇帝庙室：酌献舞“昭德之舞”，登歌乐章一首（太常少卿杨焕撰）。
- 后唐庄宗光圣神闵孝皇帝庙室：酌献舞“武成之舞”，登歌乐章一首（尚书兵部侍郎崔居俭撰）。
- 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庙室：酌献舞“雍熙之舞”，登歌乐章一首（太常卿卢文纪撰）。
- 后晋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庙室：酌献舞“成和之舞”，登歌乐章一首（太子宾客、判太常寺事赵光辅撰）。
- 汉文祖明皇帝庙室：酌献舞“灵长之舞”，登歌乐章一首（太常卿张昭撰）。
- 德祖恭僖皇帝庙室：酌献舞“积善之舞”，登歌乐章一首（太常卿张昭撰）。
- 翼祖昭宪皇帝庙室：酌献舞“显仁之舞”，登歌乐章一首（太常卿张昭撰）。
- 显祖章圣皇帝庙室：酌献舞“章庆之舞”，登歌乐章一首（太常卿张昭撰）。
- 后汉高祖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庙室：酌献舞“观德之舞”，登歌乐章一首。
- 后周信祖睿和皇帝庙室：酌献舞“肃雍之舞”，登歌乐章一首。
- 僖祖明宪皇帝庙室：酌献舞“章德之舞”，登歌乐章一首。
- 义祖翼顺皇帝庙室：酌献舞“善庆之舞”，登歌乐章一首。
- 庆祖章肃皇帝庙室：酌献舞“观成之舞”，登歌乐章一首。
- 太祖神圣恭肃文武孝皇帝庙室：酌献舞“明德之舞”，登歌乐章一首（太常卿田敏撰）。
-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庙室：酌献舞“定功之舞”，登歌乐章一首（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判太常寺事窦俨撰）。

五代会要卷十
周广顺三年十一月敕：“应内外文武臣寮、幕职、州县官、举选人等，今后有父母亡殁，未经迁葬，其主家之长，不得辄求仕进，所由司亦不得申举解送。如是卑幼在下者，不在此限。其合赴举选者，或是葬事礼毕，或是卑幼在下，勒于所纳家状内具言，不得调冒。宜令御史台巡及逐处长吏，本司长官所由司觉察纠举，犯者必行典法。如是不切觉察，纵任调冒，罪在纠举之司。其中有兵革阻缩，或是朝廷特恩除拜，起复追征，及内外管军职员，并不拘此例。所有敕前见任职官，及今年举选人，不在纠举之限。”
周广顺元年六月，命侍御史卢亿等，以晋、汉及国初事关刑法敕条一十六件，编为二卷，目为大周续编敕。
显德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中书门下奏：准宣，法书行用多时，文意古质，条目烦细，使人难会。兼前后敕格，差谬重叠，亦难详究。宜令中书门下并行删定，务从简要，所贵天下易为颁行者。
伏以刑法者，御人之衔勒，救弊之斧斤，故鞭扑不可一日弛于家，刑罚不可一日废于国，虽尧、舜淳古之代，亦不能舍此而致理矣。今奉制书，删律令之书。窃以律令之书，致理之本，经圣贤之损益，为今古之章程，历代以来，谓之彝典。朝廷之所行用者，律一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令三十卷，开成格一十卷，大中统类一十二卷，后唐以来至汉末编敕三十二卷，及皇朝制敕等。折狱定刑，无出于此。律令则文辞古质，看览者难以详明。格敕皇朝制敕等。折狱定刑，无出于此。律令则文辞古质，看览者难以详明。格敕则条目烦多，检阅者或有疑误。加以边远之地，贪猾之徒，缘此为奸，浸以成弊，方属圣明之运，宜申画一之规，所冀民不陷刑，吏知所守。
臣等商量，望准圣旨施行，仍差侍御史知杂事张湜、太子右庶子剧可久、殿中侍御史率汀、职方郎中刘守中、仓部郎中王莹、司封员外郎贾玭、太常博士赵砺、国子博士李光赞、大理寺正苏晓、太子中允王伸等十人，编集新格，勒成簿帙。律令之有难解者，就文训释，格敕之有繁难者，随事删除，止要谙理省文，兼且直书易会。其中有轻重未便当于古而不便于今，矛盾相攻，可于此而不可于彼，尽宜改正，无或牵拘。候编集毕日，委御史台、尚书省四品已上官，及两省五品已上官参详可否，送中书门下议定，奏进取止。
从之。至五年七月七日，中书门下及兵部尚书张昭远(远字误)等奏：
所编集勒成一部，别有目录，凡二十一卷，目之为大周刑统。伏请颁行天下，与律疏令式通行，其刑法统类、开成编敕等采掇既尽，不在法司行使之限。自来宣令指挥公事，三司临时条法，州县见今施行，不在编集之数。应该京百司公事，各有见行条件，望令本司删集，送中书门下详议奏闻者。
奉敕：“宜依。”
汉天福十二年八月敕：“应天下凡关强盗捉获，不计赃物多少，按验不虚，并宜处死。”
周广顺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今后应犯窃盗赃及和奸者，并依晋天福元年以前条制施行。应诸处犯罪人等，除反逆外，其馀罪并不得籍没家产，诛及骨肉，一依格令处分。请再下明敕，颁示天下。”乃下诏曰：“赦书节文，明有厘革，窃虑边城远郡，未得详审，宜更申明，免至舛误。其盗贼，若强盗，并准向来格条断遣；其犯窃盗者，计赃绢满三匹者，并准律决杀。其绢以本处上估价为定，不满三匹者，第等决断。应有夫妇****者，男子决杀，妇人不坐；其犯和奸者，男子妇人并准律科断，罪不至死；其馀奸私，准格律处分。”

翻译
周广顺三年十一月的敕令
周朝广顺三年十一月，后周太祖下令：所有朝廷内外的文武官员、幕职人员、州县官吏以及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如果父母去世但尚未迁葬，家长不得谋求升官或进入仕途，相关部门也不得推荐或上报。如果是家中地位较低的子弟，不在此限。如果符合参加科举考试的条件，或者葬礼已经完成，或者家中地位较低，必须在提交的家状中详细说明，不得隐瞒。御史台和各地长官要严格监督，发现违规者必须依法处理。如果监督不力，放任违规行为，监督部门也要承担责任。如果有战争等特殊情况，或者朝廷特别恩准，或者军队中的人员，不在此限。敕令发布前已经在职的官员和今年参加科举考试的人，不在监督范围内。
周广顺元年六月的敕令
周朝广顺元年六月，后周太祖命令侍御史卢亿等人，将晋朝、汉朝以及本朝初期关于刑法的十六条敕令编为两卷，命名为《大周续编敕》。
显德四年五月二十四日的奏章
显德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中书门下上奏章说：现有的法律条文使用时间已久，文字古奥难懂，条目繁琐复杂，让人难以理解。而且前后敕令重复矛盾，也难以详细研究。建议由中书门下统一删减修订，力求简洁明了，以便在全国范围内颁布实施。
刑法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工具，就像马的缰绳和斧头一样，不可或缺。即使是尧舜这样的圣明时代，也不能没有刑法。现在奉命删减法律条文。法律条文是治理国家的根本，经过圣贤的修订，成为古今通用的章程，历代都称之为“彝典”。目前朝廷使用的法律包括：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令三十卷、开成格十卷、大中统类十二卷，以及后唐到汉末的编敕三十二卷，还有本朝的敕令等。所有的判决和刑罚都依据这些法律。律令的文字古奥难懂，格敕的条目繁琐复杂，容易造成误解。加上边远地区，一些贪污腐败的人利用这些漏洞作奸犯科，逐渐形成弊端。现在正值圣明时代，应该制定统一的规则，希望百姓不因法律而受刑，官员也能清楚自己的职责。
我们商量后，建议按照皇帝的旨意执行，派遣侍御史知杂事张湜、太子右庶子剧可久、殿中侍御史率汀、职方郎中刘守中、仓部郎中王莹、司封员外郎贾玭、太常博士赵砺、国子博士李光赞、大理寺正苏晓、太子中允王伸等十人，编纂新的法律条文。对于律令中难以理解的部分，进行注释；对于格敕中繁琐的部分，进行删减，力求内容合理、文字简洁、易于理解。对于一些古今轻重不一致、矛盾冲突的地方，都应该进行改正，不要拘泥于旧例。编纂完成后，由御史台、尚书省四品以上官员，以及两省五品以上官员进行审核，然后送中书门下审议，最后上报皇帝决定。
后周世宗郭荣同意了这个建议。到了显德五年七月七日，中书门下和兵部尚书张昭远等人上奏：
我们已经编纂完成一部新的法律，共有二十一卷，命名为《大周刑统》。请求在全国范围内颁布实施，与律疏、令、式共同使用。原来的《刑法统类》《开成编敕》等法律条文已经全部收录，不再使用。原来的宣令、指挥公事、三司临时条法、州县现行的法律条文，不在编纂范围内。希望各部门将现有的法律条文进行删减，送中书门下审议后上报。
后周世宗下令：“按照这个建议执行。”
汉天福十二年八月的敕令
后汉天福十二年八月，后汉高祖刘知远下令：天下凡是抓到的强盗，不论赃物多少，经过核实无误后，一律处死。
周广顺三年二月的奏章
周朝广顺三年二月，中书门下上奏：今后，对于犯有盗窃罪和通奸罪的人，按照晋朝天福元年以前的法律条文执行。对于犯罪的人，除了谋反罪外，其他罪行不得没收家产，不得株连亲属，一律按照法律条文处理。请求再次下达明确的敕令，颁布天下。
于是后周太祖下诏说：赦免书上已经明确了改革的内容，但担心边远地区的官员和百姓不了解，所以再次申明，以免出现错误。对于强盗，按照原来的法律条文处理；对于盗窃犯，如果盗窃的绢布价值达到三匹，按照法律处死。绢布的价值以当地最高估价为准，如果不足三匹，按照情节轻重进行处罚。如果妇****，男子处死，妇女不承担责任；如果犯有通奸罪，男女双方都按照法律处理，但不处死；其他淫乱行为，按照法律条文处理。

周广顺元年正月五日赦节文：“今后应诸色犯罪，除反逆罪外，并不得没籍家赀，诛及骨肉，一依格令处分。”
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起今后应天下诸道州府断遣死罪者，候断遣讫录元案闻奏，仍分明录推司官典及详断检法官姓名。其检用法条朱书，不得漏落。”
显德元年十月敕：“应诸司贼盗，宜委本府州节度防御团练等使、刺史专切断除。其部内凡有贼盗及逃走军健、诸色亡命之人，并须觉察，设计差人收翦，不计远近，以获为限。应有婚姻斗竞，贼盗公事，仰逐处长吏躬亲鞫问，仍令本判官不住提举，疾速区分，庶光敕命。凡有大辟罪断讫，其公案申奏，今后仰抄录要当事节，兼于前面朱书罪人入禁至断了日数闻奏。”
二年四月五日敕：“应诸道见禁罪人，无家人供备吃食者，每人逐日破官米二升，不得信任狱子节级减消罪人口食。仍令不住供给水浆，扫洒狱内，每五日一度洗刷枷杻。如有病疾者，昼时差人看承医疗。”
五年七月七日敕：“州县自官已下，因公事行责情杖，量情状轻重用，不得过臀十五杖。因责情杖致死者，具事由闻奏。”又敕：“诸盗经断后仍便行盗，前后三犯，并曾经官司推问伏罪，不问赦前后、赃多少，并取决杀。”

翻译
周广顺元年正月五日的赦免令
从今以后，对于各种犯罪行为，除了谋反和叛逆罪之外，都不能没收犯罪者的全部家产，也不能牵连他们的亲属。所有的处罚都要按照法律的规定来执行。
三年二月，中书门下上奏的法令
从今以后，对于天下各道、各州、各府判处死刑的案件，在判决之后，要将案件的原始记录上报给朝廷，同时要清楚地记录下审理案件的官员、典吏以及详细审查和判决的法官的姓名。使用法律条文的地方要用红笔标注，不能遗漏。
显德元年十月的敕令
对于各司的盗窃案件，应当委托本府、州、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等官员专门负责处理。对于辖区内所有的盗窃犯、逃跑的士兵以及各种亡命之徒，都要及时察觉，并设计办法派人去捉拿，不论距离远近，以捉拿到为准。对于婚姻纠纷、斗殴案件以及盗窃等公事，要求各地的长官亲自审问，并且命令本判官不断监督，迅速处理，以彰显皇帝的命令。对于判处死刑的案件，在判决之后，要将案件的主要情节抄录下来，并在前面用红笔写上犯罪人从被关押到判决结束的天数，然后上报给朝廷。
二年四月五日的敕令
对于各道现在关押的罪犯，如果没有家人提供食物的，每人每天由官府提供二升米，不能让狱卒或狱长减少罪犯的口粮。同时，要不断供应水和打扫监狱，每五天清洗一次枷锁和脚镣。如果罪犯生病了，白天要派人照顾和治疗。
五年七月七日的敕令
州县的官员在处理公务时，如果需要对人实施体罚，要根据情况的轻重来决定，最多不能超过十五杖打在臀部。如果因为体罚导致人死亡，要将事情的经过上报给朝廷。另外，对于那些经过判决后仍然继续盗窃，前后三次犯罪，并且都被官府审问并且认罪的人，不论赦免令前后、不论盗窃金额多少，都要处以死刑。

周显德三年八月，端明殿学士、左散骑常侍、权知开封府事王朴奏曰：
臣闻圣人之作也，在乎知天人之变者也。人情之动则可以言知之，天道之动则当以数知之。数之为用也，圣人以之观天道焉。岁月日时由斯而成，阴阳寒暑由斯而节，四方之政由斯而行。夫为国家者，履端立极必体其元，布政考绩必因其岁，礼动乐举必正其朔，三农百工必授其时，五刑九伐必顺其气，庶务有为必从其日月，六籍宗之为大典，百王执之为要道。是以圣人受命，必治历数，故得五纪有常度，庶征有常应，正朔行之于天下也。
自唐而下，凡历数朝，乱日失天，垂将百载，天之历数，汨陈而已。今陛下顺考古道，寅畏上天，咨询庶官，振举坠典。以臣薄游曲艺，尝涉旧史，遂降述作之命，俾究迎推之要，虽非能者，敢不奉诏。是以包万象以立法，齐七政以立元，测圭箭以候气，审朓朒以定朔，明九道以步月，校迟疾以推星，考黄道之斜正，辨天势之升降，而交蚀详焉。
夫立天之道，曰阴与阳，阴阳各有数，合则化成矣。阳之策三十六，阴之策二十四，奇偶相命，两阳三阴，同得七十二，同则阴阳之数合。七十二者，化成之数也，化成则谓之五行之数。五之得期之数，过则谓之气盈，不及谓之朔虚。至于应变分明，无所不通，所谓包万象矣。故以七十二为经法，经者常也，常用之法也。百者数之节也，随法进退，不失旧位，故谓之通法。
以通法进经法，得七千二百，谓之统法。自元入经，先用此法，统历之诸法也。以通法进统法，得七十二万，气朔之下，收分必尽，谓之全率。以通法进全率，得七千二百万，谓之大率，而元纪生焉。元者，岁日月时皆甲子，日月五星合在子正之宿，当盈缩先后之中，所谓七政齐矣。
古之植圭于阳城者，以其近洛故也，盖尚憐，其中乃在洛之东偏。开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国，北距横野军，中得浚仪之岳台，应南北弦，居地之中。皇家建国，定都于梁，令树圭置箭，测岳台晷漏，以为中数。晷漏正则日之所至、气之所应得之矣。
日月皆有盈缩，日盈月缩，则后中而朔，月盈日缩，则先中而朔。自古朓朒之法，率皆平行之数，入历既有前次，而又衰稍不伦。皇极旧术，则迂回而难用，降及诸历，则疏远而多失。今以月离朓朒，随历较定，日躔朓朒，临用加减，所得者入离定日也。一日之中，分为九限，逐限损益，衰稍有伦，朓朒之法，可谓审矣。
赤道者，天之纮带也，其势圆而平，纪宿度之常数焉。黄道者，日轨也，其半在赤道内，半在赤道外，去极远二十四度，当与赤道近则其势斜，当与赤道远则其势直，当斜则日行宜迟，当直则日行宜速，故二分前后加其度，二至前后减其度。
九道者，月轨也，其半在黄道内，半在黄道外，去极远六度。出黄道谓之正交，入黄道谓之中交。若正交在秋分之宿，中交在春分之宿，则比黄道益斜。若正交在春分之宿，中交在秋分之宿，则比黄道反直。若正交、中交在二至之宿，则其势差斜，故较去二至二分远近，以考斜正，乃得加减之数。自古虽有九道之说，盖亦知而未详，空有祖述之文，全无推步之用。今以黄道一周分为八节，一节之中分为九道，尽七十二道而复，使日月二轨无所隐其斜正之势焉。九道之法，可谓明矣。
星之行也，近日而疾，远日而迟，去日极远，势尽而留。自古诸历，分段失实，隆降无准，今日行分尚多，次日便留。自留而退，唯用平行，仍以入段行度为入历之数，皆非本理，遂至乖戾。今较定逐日行分，积逐日行分以为变段，于是自疾而渐迟，势尽而留。自留而行，亦积微而后多。别立诸段变历，以推变差，俾诸段变差际会相合，星之迟疾可得而知之矣。
自古相传，皆谓去交十五度以下，则日月有蚀，殊不知日月之相掩，与暗虚之所射，其理有异焉。今以日月径度之大小，校去交之远近，以黄道之斜正，天势之升降，度仰视旁视之分数，则交亏得其实矣。
乃以一篇步日，一篇步月，一篇步星，以卦候没灭为之下篇，都四篇，合为历经一卷，历十一卷，草三卷，显德三年七政细行历一卷。
臣检讨先代图籍，今古历书，皆无蚀神首尾之文，盖天竺胡僧之妖说也。近自司天卜祝小术，不能举其大体，遂为等接之法。盖从假用以求径捷，于是乎交有逆行之数。后学者不能详知，便言历有九曜，以为注历之常式，今并削而去之。
昔在唐尧，钦若昊天，陛下亲降圣谟，考历象日月星辰，唐尧之道也。其历谨以显德钦天为名。天道元远，非微臣之所尽知，但竭两端以奉明诏，疏略乖谬，甘俟罪戾。
世宗览之，亲为制序，仍付司天监行用，以来年正旦为始，自前诸历皆废

翻译
周显德三年八月，端明殿学士、左散骑常侍、权知开封府事王朴上奏说：
我听说，圣人做事，关键在于懂得天道和人事的变化。人的感情变化可以通过观察来了解，而天道的变化则需要通过数理来推算。数理的作用非常重要，圣人用它来观察天道。岁月日时的划分、阴阳寒暑的交替、四方政务的推行，都依赖于数理。治理国家的人，必须遵循天道的根本，按照年份来安排政务和考核政绩，按照正朔来举行礼仪和音乐活动，按照时节来安排农业和百工生产，按照气候来执行刑法和军事行动，处理各种事务都要根据日月的运行规律。六经把数理作为重要的典籍，历代帝王都把数理作为治理国家的关键。因此，圣人接受天命后，必定会研究历法和数理，这样才能使五纪（年、月、日、星辰、历数）有固定的规律，各种征兆有固定的对应关系，正朔能够在天下推行。
自从唐朝以来，历经几代，天下混乱，天道失序，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将近一百年，天道的历法已经混乱不堪。现在陛下顺应古代的治国之道，敬畏上天，咨询各位官员，振兴废弃的典章制度。我虽然学识浅薄，但曾经研究过古代的历史，陛下让我来研究历法的关键问题，虽然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也不敢不奉命行事。因此，我综合各种现象来制定法则，协调七政（日、月、五星）来确定元年，通过测量圭表的影子来观察节气，审查日月的盈缩来确定朔望，明确九道（月球轨道的变化）来推算月亮的运行，校正日月的迟疾来推算星星的位置，考察黄道的斜正，辨别天势的升降，详细研究日月的交蚀现象。
天道的原理在于阴阳的变化，阴阳各有其数，阴阳相合就能化生万物。阳数是三十六，阴数是二十四，奇数和偶数相互配合，两个阳数或三个阴数相加，总共是七十二，阴阳之数相合。七十二是化生万物的数字，化生万物就形成了五行之数。五的周期数，超过的部分称为气盈，不足的部分称为朔虚。至于应对各种变化，都能做到明确无误，这就是所谓的包含万物的现象。因此，我以七十二作为基本法则，经就是常数，是常用的法则。百是数的节点，随着法则的进退，不失去原有的位置，所以称为通法。
用通法增加经法，得到七千二百，称为统法。从元年开始，先用这个法则来统摄历法的各种法则。用通法增加统法，得到七十二万，气朔之下，收分必须完全，称为全率。用通法增加全率，得到七千二百万，称为大率，元纪由此产生。元纪是指岁、日、月、时都从甲子开始，日月五星都在子正之宿，处于盈缩先后的中间位置，这就是七政齐备。
古代在阳城立圭表，是因为它靠近洛阳，大概是某种原因，实际上它在洛阳的东边。开元十二年，朝廷派遣使者到天下各地测量影子，南到林邑国，北到横野军，中间得到浚仪的岳台，它位于南北弦的中间，处于大地的中心。皇家建国后，定都于梁，命令树立圭表，放置箭杆，测量岳台的日影和漏水，以此作为中数。日影和漏水准确，就能知道太阳的位置和节气的对应关系。
日月都有盈缩现象，日盈月缩，就会后中而朔；月盈日缩，就会先中而朔。自古以来，关于日月盈缩的方法，都是平行的数字，进入历法后，前后不一致，衰减也不规律。皇极旧术不再适用，后来的各种历法则疏漏很多。现在根据月亮的离合来确定盈缩，日躔的盈缩则在使用时加减，得到的结果就是入离定日。一天之中分为九限（时点名称），每限都有增减，衰减有规律，日月盈缩的方法可以说是很精确了。
赤道是天的带子，它的形状圆而平，是记录星宿度数的常数。黄道是太阳的轨道，它的一半在赤道内，一半在赤道外，离极点远二十四度。当它与赤道靠近时，它的形状就会倾斜；当它与赤道远离时，它的形状就拉直。当它倾斜时，太阳运行就慢；当它拉直时，太阳运行就快。因此，在二分前后增加它的度数，在二至前后减少它的度数。
九道是月亮的轨道，它的一半在黄道内，一半在黄道外，离极点远六度。出黄道称为正交，入黄道称为中交。如果正交在秋分的星宿，中交在春分的星宿，那么它比黄道更斜。如果正交在春分的星宿，中交在秋分的星宿，那么它比黄道更直。如果正交和中交在二至的星宿，那么它的形状就稍微斜。因此，根据离二至二分的远近来考察它的斜正，就可以得到加减的数字。自古以来，虽然有九道的说法，但也没有详细的研究，只是空有祖述的文字，完全没有推算的应用。现在我把黄道一周分为八节，一节之中分为九道，总共七十二道，然后重复，使日月的轨道没有隐藏它们斜正的形状。九道的方法可以说是很清楚了。
星星的运行，靠近太阳时快，远离太阳时慢，离太阳极远时，力量耗尽就停留。自古以来的各种历法，分段不准确，高低没有标准，今天运行的分度还很多，明天就停留。从停留开始后退，只用平行的方法，仍然以进入段落的运行度数作为进入历法的数字，这都不是本来的道理，于是导致了错误。现在我比较确定每天的运行分度，积累每天的运行分度作为变段，于是从快逐渐变慢，力量耗尽就停留。从停留开始运行，也是积累微小的变化然后逐渐增多。另外设立各种段落的变历，用来推算变化的差异，使各种段落的变化差异相互符合，星星的快慢就可以知道了。
自古以来，都说离交点十五度以下，日月就会有蚀，却不知道日月的相互遮掩和暗虚的照射，它们的原理是不同的。现在我根据日月的径度大小，考察离交点的远近，根据黄道的斜正，天势的升降，仰视和旁视的分数，就可以得到交蚀的实际情况。
于是，我写了一篇关于太阳运行的，一篇关于月亮运行的，一篇关于星星运行的，以卦候的消失和出现作为下篇，总共四篇，合为历经一卷，历十一卷，草三卷，显德三年七政细行历一卷。
我查阅了历代的图书和历书，都没有蚀神首尾的文字，这是天竺胡僧的荒诞说法。最近，司天卜祝的小技巧，不能掌握大的道理，于是采用了等接的方法。这是从假的方面来求简便，于是就有了交蚀有逆行的数字。后来的学者不能详细知道，就说历法有九曜，认为这是注历的常式，现在我全部删去了。
从前唐尧的时候，他曾经恭敬的敬畏上天，陛下亲自下达圣旨，考察历法和日月星辰，这是唐尧的治国之道。这部历法谨慎地以显德钦天为名。天道深远，不是我这个微臣所能完全知道的，我只是尽力完成陛下的命令，如果有疏漏和错误，我愿意接受惩罚。
后周世宗看了之后，亲自为它写了序言，仍然交给司天监使用，从第二年的正旦开始，以前的各种历法都废除了。

(日蚀记录)
周太祖一。《广顺二年四月丙戌朔。》
周世宗二。《显德三年正月戊申。五年十一月辛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