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化密谍为己用，掌握鬼子情况
日军内部和伪军内部的工作，同样是武工队的主要工作任务之一。敦厚据点驻着鬼子一个班，我们的对敌工作，首先是从这个据点开展的。开始，因没有关系，同敌军接触不上。我们就一面破坏公路，一面在现场撒传单和宣传品。当敌人出来修路时，就能拿到。晚上就到据点外喊话。起初，我们一喊话，敌人就开枪。经过一段工作后，我们再去喊话，他们就不打了，而是静悄悄地听我们讲话。后来，我们利用小万郭候呆，以公开的密谍身份，给我们做情报工作，并负责转送我们给敌人的信件。这个同志一直表现很好，表面是给敌人办事，实际上完全是为我们工作。他把我们的宣传品带进据点，再把敌人的消息传出来。这样，鬼子的情况就逐渐被我们掌握了。此时，我们就把工作重点放到翻译加藤身上。加藤打老百姓很厉害，群众都叫他“加驴”。（五）我与“加驴”做交易最初，是由郭候呆把我们给加藤的信送给他。后来，加藤通过郭候呆经常给我们来信，要求和我们交朋友。对此，我们当然表示欢迎。就这样，来往了多次信件以后，加藤就开始给我们送烟。我们知道他爱喝酒，就给他送去十几斤白酒。此后，随着关系的逐渐密切，加藤来信提出，要求我们不要破坏敦厚到王狮以及敦厚到赤尖岭之间的交通、电线。经请示敌工部，同意我们就加藤的要求同他们谈判。我们的条件是：敌人不得在开府一带打我们的过往人员和物资。因为当时这里是我们的一条主要交通线，到延安的干部和物资必经这里。以前在这一带，我们遭受过多次损失，所以我们就以此为条件同他谈判。1944年阴历二月初三，我在艾高沟村长史秉植的陪下，在庄上村的场院里同加藤见了面（事先我们商定谁也不许带人带枪，但加藤来时却带了五个日本兵，都埋伏在附近的山梁顶上）。加藤先到，准备了饭菜，他在村口把我迎接进去。我们边吃边谈，双方就各自的条件进行了商谈。但加藤表示，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可以商量，开府不属他管，所以他无法答复。这时，我看出加藤并不代表他的上司，所以我们最后商定：我们不破坏敦厚据点的交通、电线，同样，敦厚据点的敌人，也不得随意出来活动。要出据点必须事先通知我方，而且出来后不能抢夺老百姓的东西，不许打老百姓。谈判就此达成了协议。这以后，敦厚的敌人很少出来活动，不再抢群众的粮食、东西了，也很少打人，还不时给我们提供情报。有一次，王狮日军出发要到段家舍一带抢粮抢牛，加藤连夜给我们转来一封鸡毛信，使我们及时做了准备。在这段时期，群众的损失减少，也给我们的活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六）“米西太君”给我们送情报加藤同我们接触，从不避讳下面的士兵，以至逐渐影响到赤尖岭据点的日本人，个别鬼子甚至有同我方拉关系的意向。于是，我们就抓住时机，通过一个叫“鸡毛”的破鞋做通了一个叫“米西太君”鬼子的工作。他提出要和我们见面，我们就通知了“日本反战同盟”。很快，“反战同盟”派来一个叫海田的成员，此人同我在延安学习时就认识，海田来后，我们很快就同“米西太君”见了面，并动员他参加了“反战同盟”，米西还同意给我们送情报。1943年，日寇在汾阳结集部队，准备进行秋收大“扫荡"时，他就给我们送来情报。后来，赤尖岭据点和敦厚据点又有两个士兵给我们写信，同我们建立了关系。直到1944年3月，日军换防后才中断。总之，通过和敦厚、赤尖岭两个据点的日本人建立关系，确实对两个据点内的日本士兵影响很大。我们的工作加深了日本士兵反战厌战的情绪，起到了瓦解敌人士气的作用。此外，伪军工作也开展得很有成效。普明据点驻守着由原敌先锋队改编的保安第三中队，中队长张之山，此人以前在汉奸中就是坏得出了名的。后来在一次战斗中，被八路军打坏了一条胳膊，思想上有些触动，行动上有所收敛。在驻守普明后，活动就不那么嚣张了。我们掌握了这些情况后，首先通过亲朋关系，先后做通了班长温元珍和伪军李双全、温三则、刘红台等四人的工作，又通过他们同张之山建立了关系。经过我们做工作，张之山有了较大的转变，每次出发都事先通报我们。后来，张之山曾准备率伪军第三中队反正，要求同我们具体商谈。后因客观原因没有同我们见面。此后，张之山被敌人怀疑，调回岚城审查。由肖万珍代理中队长，三中队反正的计划未能实现。张之山调离普明据点后，温元珍等并没有暴露，还经常为我们提供情况。1944年阴历腊月26日晚攻克普明的战斗，就是在温元珍等内线关系的配合下进行的。除上述伪军关系外，我们还做通了普家庄炮台伪班长冯玉堂的工作。从1943年初武工队建立，到1944年后半年，武工队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斗争，真正打开了局面，整个对敌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斗争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敌人甚至连据点内的群众也无法控制了。我八路军、武工队、游击队、民兵密切配合，打击、围困敌人。岚县终于在1945年4月获得了解放。岚县解放后，我兼任三区区委书记、区长，不久随部队赴绥远，由尹增光接任区长。（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