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本当代爱情小说界稍有了解的人对江国香织这个名字应该不会感到陌生，她毕业于日本目白学园短期大学——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大专学历”，读的是英文专业，工作一年后曾赴美留学一年。自1987年留美期间的处女作《草之丞的故事》摘得“小小童话大奖”以来，江国香织一直保持着惊人的创作势头，写作体裁也遍及各种文学形式——小说、随笔、翻译、还有诗歌。十几年来，她已出版了各种体裁的作品74部，如加上改版(普通版式改成袖珍文库版等)，则总数高达87种，真可谓著述等身。如此年轻(她生于1964年)便能有如此丰硕的作品，让人不得不由衷地钦佩她罕见的写作热情和创作天赋。然而，更让人称奇的是，江国香织的作品问世以来连连获奖——初出茅庐，便以小说处女作《409拉德克利夫》(1989)夺走了法国费米那奖，成为日本得此奖项的第一人；同时，她还是坪田让治文学奖(《芬芳的日子》，1990)、紫式部文学奖(《一闪一闪亮晶晶》，1991)、路旁之石文学奖(《我的小鸟》，1997)、山本周五郎奖(《既不安全也不适合游泳》，2002)等多种文学奖项的得主。

　　诗史和喜美子是小说中两个男主人公相恋的对象，从在社会中充当的角色而言，她们都是已婚的女子，而且也都有着起码在表面上看来颇为幸福的家庭(实际上她们自己也并不否认这一点)，但她们却都产生了婚外情。不过，她们对婚外情的处理却又都是极为理性的，都有着最低的限度，那就是她们都不愿让自己的婚外情危及自己现有的家庭生活。这样，她们便可以既不失去现有家庭生活的幸福，又能不失去对“机械的日常生活中有一些浪花出现”的一份渴望。这也许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当代日本社会婚外情现象的一个耐人寻味的特色吧。另外，虽然诗史和喜美子是两个性格和职业完全不同的女性，但她们产生婚外情的原因却似乎有某种共通之处。对此，江国香织有着非常精到的把握，并且在小说中于轻描淡写间不着痕迹地将其传递出来。

　　诗史是一个性格温柔、举止优雅的知识女性，虽然已经结婚，但她并没有像大多数日本女子一样在婚后便辞去工作做专职主妇，而是依然经营着自己的精品店。她与自己的丈夫浅野关系不可谓不和谐，过着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的富足生活。但是，浅野是个广告人，工作繁忙，而诗史也经常要到国外出差采购商品，所以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他们也都彼此保持着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空间，不去过多的过问对方。这种生活状态，幸福固然是幸福了，但似乎又多了分淡漠，少了分温馨。诗史说“对自己的人生很满意”，但又“说不上特别幸福”，并发出了“幸福与否又能怎么样呢？”的感慨，实际上就透露出对这种生活状态的隐隐的不满和无奈。于是，她选择了在家庭之外去寻找那份温馨，在见到透以后便与他双双坠入爱河。

与诗史相比，喜美子则是一个性格火辣的女性，她不像诗史那样有自己的工作，而是一个专职主妇，并且按照自己的标准自认为是个称职的好主妇。她可以把家务料理得无可挑剔，对丈夫照顾得无微不至，跟婆婆关系也处得很好，但是，她对自己的家庭生活却也有着某种下意识的不满。他的丈夫是个典型的大男子主义，只知道整天在外面工作，回到家里什么也不干，更是不懂得给喜美子一点点体贴和温存，就像喜美子抱怨的那样——“根本就没指望他对我能有多体贴”。喜美子对这种状况的不满，使她选择了一种奇特的发泄方式——通过无微不至地照料丈夫的日常生活，使他在生活上离开自己就寸步难行，从而体会一种报复性的成就感。“我干脆就让他觉得我不在就什么也干不了，让他觉得生活中离不开我。这其实一点儿也不难，他已经离不开我了。你说他是不是个软包？”喜美子的这番话充分反映了她对自己家庭生活是何等不满，又是何等无奈。

　　通过以上的简要介绍可以知道，江国香织在《东京塔》中实际上是描述了一些社会现象，例如高中生在成长过程中对爱情和人生的不同理解和体验、家庭生活中的婚外情等，这些都是人们所关心和关注的问题。作者在描述这些现象的时候，并没有夹进去自己的任何主观评价，只是通过细腻传神的笔触，生动地进行了艺术再现而已。比如小说中婚外情的主要当事人，无论是诗史还是喜美子，客观上都各自有着发生婚外情的原因，姑且不管这种原因是否能够成立，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却是客观存在着的。作者只是将这一问题在小说中揭示出来，至于对这一问题做怎样的评判，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作者所追求的只是尽量接近生活的真实。在小说中，诸如此类的现象还有许多，但不管怎么说，提出问题，让读者在阅读中去各自感悟——这，也许就是小说的魅力所在吧。

那么，大家认为这部小说怎么样呢？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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