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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三国志》说诸葛亮去世前密召杨仪、费祎、姜维等三人共商要事，后来杨仪知会了魏延。《魏略》则说诸葛亮召魏延等人(含杨仪等)商量。
无论怎样，这都是蜀军相府内部的高层会议，一般将帅根本无从得知，因为真正发丧是在魏延行至褒口才完成的。

那么我们至此迎来了一个疑问：葛亮死，魏延死，丧乱接踵而至，诸将何以谈及“代亮”之事?
简言之，诸将得知亮死和延死几乎是在同一时段，根本不容他们思考谁人代亮，也不可能再希冀时论当以谁人代亮。毕竟魏延和葛亮一同见阎王去了，这时候讨论这个话题有意义吗？而且必然引火上身，搞不好会被朝廷以为“举军以就魏氏”被处以刑罚。这是从基本人性和逻辑角度出发的。

一切改歌声巢都是在尘埃落定前爆发的。
先说结论，笔者以为这句话实际上表达的意思是：平日里诸将虽对北伐战略战术或看法各异，但都冀望当时的成都“钟殃”以魏延代替诸葛亮为主帅去北伐。

也就是说，诸葛亮活着的时候，诸将普遍都支持魏延代替他了。
有人一定马上跳出来反驳：你这是标新立异，你这是博人眼球，诸葛亮是西蜀红太阳，所有人见他都大呼“丞相恩！情！”怎么可能是会像你说的，居然敢有人在他活的时候就反对呢?

笔者拙作《诸葛亮北伐的支持者是谁》中已经阐明魏延是蜀军北伐的中坚力量，诸葛亮实际上更等同于行政最高级领到，而魏延是管业务的副手。
一个行政，一个业务，平日里大家听命于行政领到，但实际上更信服业务领到，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因此，在一般通用逻辑中，这没有什么问题。

很多人都认为诸葛亮在蜀国一手遮天，说一不二，但正如上所言，这更多是在行政架构上的听从。诸葛亮的确掌握了蜀国的大全，这其中也包含了军队。但由于诸葛亮是文官出身，他不是战功赫赫的将军，也不是曹刘孙的军阀出身。导致他对军队的掌控力并没有很高。
这里我们只举一个例子，如果诸葛亮在北伐军中做到唯我独尊的话，那么为什么一伐时会有“违众拔谡”和“戮谡谢众”之事呢？诸将应该不敢反对诸葛亮用马谡，葛亮也更不必为用错马谡而道歉才是。
这恰恰说明，军中对诸葛亮的不满始终存在，军队和行政始终是两个系统。

有一定道理。

接上。
第一次北伐陇右，诸葛亮不顾众人反对，强行用马谡代魏延守街亭，遭遇惨败。
第二次北伐陇右前，诸葛亮顺应人意，用魏延率众打赢郭淮，赢得阳溪胜利(见拙作《阳溪之战是街亭之战的“后遗症”》）。
这下对于众将来说，得出个明显的结论：只要给魏延兵权，只要让魏延率军出击，就有可能获得胜利；反之，则败。
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诸葛亮还要霸占着蜀军主帅的位置呢？

武将们大多是糙汉，没有太多的文化，也没有什么郑智素养。对于他们而言，朴素正义即真理。他们也不会太在意诸葛亮是否独断朝廷，因为他们只知道诸葛亮打不了胜仗，在战场上拿不起刀剑，诸葛亮做不了的，魏延能做。
这里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官渡之战，袁绍不听田丰之言大败，事后【军皆拊膺而泣曰：“向令田丰在此，不至于是也。”】
河北军士这句话不仅是更希望田丰能在官渡中运筹帷幄，更是在暗讽袁绍无能，于是袁绍也自知“冀州人皆当念吾”，于羞愤之中杀丰自解。
请诸君想一下，诸葛亮焉能比袁绍之势?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街亭之战后，蜀军里一定有很多将帅会说类似的“向令魏延在此，不至于是也。”

阳溪之战唯有《魏延传》云“亮遣”，但是实际上《后主传》、《诸葛亮传》中均不言及葛亮之功。这场战役就是魏延独自指挥，并且获得胜利的典范。
在诸将眼中，葛亮不用魏延即败，魏延无葛亮亦能胜，如此便简单的成立了逻辑闭环。
因此笔者以为大约自阳溪之战后，蜀军当中有不少人希望朝廷内部能够重新讨论主持北伐的人选。其实诸葛亮大概率不可能自己退出的，所以诸将也只能“冀时论”，企图通过广泛的舆论来迫使诸葛亮让贤。
但，诸将毕竟没有什么太多政治素质，他们不知道对于诸葛亮来说，北伐是他的重要资本，是绝不可能放手，更不可能放手给魏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