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命令
     １９４８年，我在重庆任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军统西南特区区长。这一年，是人民解放战争转入大反攻的第二年。国民党内部乱成一团，互相争吵埋怨。川滇黔康四省是蒋介石盘踞８年的巢穴，这时也到处有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市民罢市，抗丁抗粮，反捐反税……国民党统治者如坐针毡，极度不安，为了稳定后方，加紧镇压人民的革命斗争，策划了一连串的阴谋。而我在这些罪恶活动中，秉承他们的意旨，充当了屠杀人民的急先锋。
     当时坐镇西南的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朱绍良。１９２７年，他任蒋介石的参谋长，是在南昌、安庆扼杀革命，解散工人纠察队武装，捕杀工会领袖的刽子手。江西所谓五次“围剿”，他无役不从；红军长征后，被任为兰州绥靖主任，继续围困红军。１９４７年，蒋介石又派他来此接任张群，维持大后方的统治。
     １９４８年３月的一天，朱绍良在西南长官公署打电话叫我去，一进门就训。他先把一封信交给我看，内有一份《挺进报》和给他的一封警告信，然后怒气冲冲地说：“现在还未到时候，共产党就搞到我的头上来了，在重庆这样嚣张还得了，这个火种非扑灭不可，你务必破案！”说着提笔就给我写了一个限期破案的严厉手令。
     那天正值西南长官公署照例举行党政干部会报，重庆的党团军政特务的重要头目都参加了。出席会议的有重庆警备司令萧毅肃、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龙文治、三青团特务头子罗才荣、重庆市警察局长施觉民、社会局长赵冠光、中统西南督导兼重庆实验区区长徐政、宪兵二十四团团长沙吉夫和我。朱绍良在会上大发脾气，责令军警特务机关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务必清查破获，不要以为中共代表团和《新华日报》撤走了，就平安无事了。当时，大家面面相觑，无计可施。我暗暗着急，又暗中冷笑，以为这个“祸事”，大家都落一点嘛，不光把责任放在我个人身上。这是我的血手插进四川地下党组织的开始。
     压力沉重
     限期破案是一个沉重的压力，顶头上司的震怒，南京方面的责难，使我感到有些恐慌，焦躁不安。特务机关的情报虽然多如牛毛，但并无确实可靠的资料，对限期破案，不知从何下手，可是就这样败下阵来，我是不甘心的。《挺进报》秘密发行已经很久了，邮检特务早就扣了许多，焚烧了许多，这些我都知道。但中共地下党组织仍然改头换面、神出鬼没地寄了出来，这是我所未料及的。
     为了找到中共地下党的领导核心，１９４６年我一到重庆，就带着电讯检查科长查绥之的电讯侦察台到成都，想破坏地下党电台，又在中央军校搜捕中共组织，都未得要领。对中共办事处和《新华日报》不仅未得到一点儿线索，还受了许多假情报的蒙骗。就是遣送中共代表团和查封《新华日报》，也未捞到什么。这个行动，当时系由西南长官公署幕后策划，重庆警备司令部公开执行的。警备司令孙元良任总指挥，重庆警察局长唐毅、重庆稽查处长罗国熙和我分任区指挥。遣送分三区进行，以化龙桥《新华日报》印刷厂和红岩村为一地区；曾家岩５０号周公馆和中山三路中共办事处为一地区；以七星岗德兴里《新华日报》编辑部和纯阳洞资料室为一地区。我和唐毅、罗国熙率领军警特务，借口中共在《新华日报》藏有大批武器，准备暴动，即带领保安大队和警察总队两个营的兵力进行包围。我率人在德兴里附近埋伏，趁天不亮，借查户口为名，蜂涌而入，将《新华日报》社人员，包括报童娃娃在内，分别严密监视，逐室翻箱倒柜搜查。我命重庆站站长吕世琨率领特务，专门搜查文件资料和档案。搜索时我还巡视各处，见《新华日报》职工神态安详，毫无惧色，在军**视威胁之下，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做一个动作，只有编辑部负责人刘瞻和我接洽集中手续。我当场声称“不愿回延安去的，我们表示欢迎”，职工无一应者。对军警特务，他们有的怒目而视，有的低头不语。编辑部的资料很多，只是一般性的东西，秘密文件一个字也未找着。我问去曾家岩和化龙桥的罗国熙、谈荣章，他们也说什么也没抓着。


四出猛扑
     丙种会报部署决定后，宪警特务机关特别忙碌，各部门都拟定行动计划，企图破案，高级长官的手令如同“紧箍咒”、“催命符”一样，驱使特务们，四出猛扑。
     邮检特务加班加点，检查每一封信件的可疑点，以杜绝《挺进报》的流传，中共地下党的警告信和《挺进报》竟然投到朱绍良之手，使邮检特务心惊胆颤，生怕漏检了，有坐牢或砍头的危险。邮局和邮筒的周围，三三两两的特务守候着，蹲伏在四处，准备抓住可疑的人。警备车满载着无辜的被捕者，不时飞驰而过，民生路到七星岗一带的书店，一次又一次遭到突然检查，光明书店、生活书店的每一本书都不放过，进步书刊统统遭到没收，书店的职工一次又一次遭到盘问和传讯。书店的门前、门后满布着特务，紧盯着进出书店的青年读者。沙坪坝、北碚、南温泉三个文教区是特务们注视的重点，军统、中统、三青团派在各学校的职业学生显得特别紧张，三青团的青年馆每晚灯火辉煌。特务头子们都亲自下去检查工作，听取汇报，我命令学运组（渝站管辖）特别要在进步学生身上寻找线索。党团汇报，天天研究新闻界、文化界、左倾人士的活动情况，拟定黑名单，以备必要时一网打荆嘉陵江两岸兵工厂，戒备森严，工厂周围加岗加哨，警卫稽查组的特务随时在工人宿舍、工人住宅进行包围和突击检查，只要搜出一本进步书籍、一张《挺进报》或一张旧《新华日报》，就要受到迫害。
     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的电话日夜不停地呼叫，指挥着各地城乡的特务进行活动。突击追捕以重庆为中心，扩散到綦江、江津、吉川、璧山、永川、涪陵、长寿、垫江、大竹、邻水、广安、南川一带，就是下川东万县、云阳、巫溪各县，也都加派特务进行侦察搜捕。还特派两个军事谍报组前往华蓥山区，配合“清剿”部队搜捕中共地下党组织，招抚青年，以便发现线索，插进血手，充分暴露出国民党当局的狰狞面目。
  

   打入内部
     破坏《挺进报》的线索，最后是由渝站渝组组长李克昌在文城出版社布置的一个内线发现的。
     李克昌是一个伪装进步的所谓“红旗特务”，是吕世琨的得力干将，狡猾而又很能吃苦，能深入下层活动（军统特务到党政机关进行内幕活动，叫深入上层；混入工农群众中活动，叫深入下层）。李克昌在重庆各工厂以“红旗特务”的恣态迷惑工人，发展军统特务。破坏《挺进报》以来，李克昌的内线布置更为活跃。
     １９４８年３月的一天晚上，吕世琨偕同李克昌和一个二三十岁的青年特务向我汇报情况，说已在文城出版社发现了《挺进报》的发行据点。原来这个青年特务伪称自己是失业青年，与该社的店员陈柏林认识了。陈柏林是一个中共党员，愿意介绍他与组织发生联系，他已搬进文城出版社去住了。我就指示他说，这个做法很好，还要深入下去，最好与中共地下党直接发生联系，不要轻举妄动，以免又扑空。
     过了几天，吕世琨又来向我汇报，说布置的内线已搭上了组织关系，陈柏林愿意介绍他与上级领导见面，约定于某天上午，在观音岩红球坝某工厂碰头，要求立即行动。我即命令吕世琨率同大批特务，按照约定地点等候逮捕。一会儿，陈柏林偕同内线前来与其上级见面，蹲伏在四处的特务蜂涌而上，将陈柏林及其领导任达哉一同逮捕，另外又逮捕了一个青年工人，解回二处。当时陈柏林只有１７岁，斗争经验不足，为伪装的特务所欺骗，因此遭了特务的毒手，使中共地下党受到重大危害。


     酷刑追逼
     军统特务机关对待革命人士，历来是用惨无人道的酷刑拷打来逼供的。特务头子戴笠、郑介民之所以得宠于蒋介石，就在于他们残酷对待革命人士和消灭他的政敌。有许多革命者经受了严刑拷打，为革命贡献了宝贵的生命。
     中美合作所从最古老的刑具到最新式的美国刑具，应有尽有。这些刑具和用刑的方法有的是封建王朝遗留下来的，有的是美国特务机关传授的，有的是从德、法、日租界巡捕房学来的。按照蒋介石和美国签订的中美合作所的秘密协定，除供给军统十几万人的杀人武器外，还为军统训练刑事警察，供给全套刑事试验设备。中美**班专设了一个**班，由美国特务亲自训练，二处的**特务大多是在中美**班受过训练的。
     这个二处对革命人士用刑时，主要采用的有老虎凳、水葫芦、踩杠子、吊杆子、竹签子种种毒刑。受过这种毒刑的革命人士，就是能够幸免于难，也要终身残废。军统审讯革命人士一开始，照例是用刑，妄图从生理上和心理上摧毁人的坚强意志。我对中共地下党员的严刑审讯，有三套恶劣的手段：一是重刑；二是诈讹；三是诱降。通过酷刑拷打和威胁利诱动摇他们的意志，如说你的上级将你出卖了，你不说不行；如说已掌握了你的全部材料，你不说不行；如说你的夫人已将你的情况全部说出来了，你不说也不行。
     陈柏林和任达哉被捕后，被二处侦防课课长陆坚如用酷刑拷打了两天一夜，任不堪忍受而叛变，供出了他的领导杨清。然后令他约杨清在保安路某茶馆见面，我派二处渝组组长押同任达哉去找，转了两天的马路，于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在某茶馆将杨清抓到。我立即与陆坚如进行审讯。杨身体强壮，气宇轩昂，有革命英雄气概，问他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一字不答。经用各种酷刑，他只说叫杨清，邻水人，住在过街楼某旅馆。经调查，那里根本没有这个旅馆。我用尽各种手段，审讯了一天一夜，仍毫无所得。
     我怕线索中断，命特务严加看守，注意他的每一个动态。
     第二天早上他写了一封绝命书，说他叫杨清，邻水人，只有一个老母亲，他以身殉党，叫她不要惦记他；另外又贿赂看守特务，送一封信到志成公司，托其伙伴代为焚毁文件。不料这个特务却把信交给我，我率人立即包围了志成公司，严密搜查，查出了杨的身份及其历史，并在他卧室下查出一个大皮包，里边有二三十份中共党员入党申请书及大批《挺进报》，才知道他叫许建业，邻水人，曾在重庆和成银行及轮渡公司任会计职务，现在是志成公司会计。我一面派特务在志成公司守候，对所有来往的人，只准进不准出，抓到了刘国定等七八人，一面将该公司董事长、经理逮捕到案。接着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刘国定叛变，将地下党组织完全供了出来。


     刘国钅志抓到以后，我如释重负。刘的家属怕我杀他，尽力营救，经济部长刘航琛移樽就教，登门拜访，到我家同我交朋友，希望我保全刘国钅志的性命，并在谈话中示意，只要我同意，可在他所在川康银行和川盐银行，随便用款，何北衡托我的妻舅张笃伦向我关说，又托军统特务头子曾晴初和皮世修在二处内部活动。接着，刘国钅志的大哥刘国钅其从香港赶回重庆，送了我一支名贵的手表，在何北衡家中宴请我，要求同其弟见一面。我想利用他哥哥来劝降，表示只要交出组织关系，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即可释放，并可以到美国去看看。他兄弟俩在我办公室见了面，刘国钅志劝他从家庭的利益考虑，刘国钅志拒绝了哥哥的劝说，没有动摇，只要求他哥哥将他家中的照片寄给他，还要了一点**。刘国钅志以后就被关押在中美合作所，从未释放过。逢年过节，他二哥刘国铮不断给我送来香烟、水果等礼品，我也未买他的帐。１９４９年三四月，国共和谈之时，刘航琚何北衡给西南长官公署长官张群写了一封信，要求释放刘国钅志，叫他到香港去。张群将原信批交给我核办，意思只要我同意就可以了，我没有同意。何北衡还偕同曾晴初到我家来说情，我以刘国钅志毫无转变之意为词推托了，只释放了曾紫霞一个人。刘国钅志于一一·二七大屠杀时被害于中美合作所。
     另一个中共地下党负责人许建业，在残酷的拷打之下，那种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更令人敬佩不已。许建业被捕后，不管我用多么严酷的毒刑，都动摇不了他的革命意志。从国民党和共产党２２年的斗争中，虽然我深知单靠屠杀不解决问题，可是出于我的特务本性，生怕不杀他，不能分化中共地下党组织，我怕他在监狱中组织斗争，还是把他杀害了。
     许建业同在梁山抓到的一个农民起义领导人李大荣，是由朱绍良和蒋介石核准被杀的。执行前，由长官公署军法处处长王郁芳，将他们秘密用汽车从渣滓洞看守所提解进城，在长官公署公开开庭判决，然后由二处押至大坪刑场执行的。
     在赴刑场时，许建业一路上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表现极为壮烈，路旁的人看了都感动得流泪。我有个朋友事后告诉我说：“我昨天在路上看到汽车上押着两个人，他们沿途高呼共产党万岁，真英武啊！”我听后内心感到十分怅惘，简直无言以对。
  

辛苦

     加强统治
     《挺进报》问题发生后，爆发了岳武起义，朱绍良、王陵基十分惊恐。１９４８年秋，西南长官公署和四川省政府联合举办了两个特务训练队（对外称业务讲习班），在重庆、成都两地分班训练。同时调整各县党部书记长、三青团干事长、县警察局长、县会报秘书，并对他们施以业务训练。
     重庆训练班由朱绍良主持，成都训练班由王陵基主持。成员有长官公署政工处长孙元良，党政军干部会报秘书长孙中齐，四川保安司令部政工处长刘謇等，另外还邀请了成、渝两地的军政头目曾扩情、龙文治、严啸虎、徐政、吴守权等亲自讲课，并举行聚餐。我在两个训练班讲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情况，并发给他们一本小册子作为工作指南，要受训人员随时与二处联系，设法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这两个训练班共训练了５００余人，训练时间为一个月。
     受训完毕后，四川省政府特别规定，各县要组成以县长、党部书记长、县自卫总队长、县警察局长、县会报秘书为成员的五人小组，以各县长为领导，在各县清查中共地下党组织，搜捕革命人士。与此同时，王陵基以其“一甲三侗方案为基础，大力扩充保安队，组织地方武装，在成都举办训练班，训练各县总队长，确定每县成立保安队一个团或一个营，并聘请刘航琛任四川省政府高等顾问，筹划开辟财源，自购枪支弹药，加强对四川人民的血腥统治。
     祸及川康
     为了破获中共川康工委，我在１９４８年曾作过两次努力，结果都失败了。
     １９４９年１月，成都站站长刘鉴先、组长周生才，利用成都中央军校教官胡秋.F，以同乡关系搭上了中共川康工委书记蒲华辅。当时，蒲华辅想找胡秋.F在军校开展军运活动，结果被成都站抓到了。蒲华辅经不起考验而叛变，使他夫人和川康工委的华健等先后被捕。蒲还交出了刘迪先、刘盛亚、王文鼎等３０多人的名单。在逮捕华健时，特务们又从他身上搜出沪县专员陈离写给华健的一个证件和一张名片。刘鉴先用长途电话向我报告了这些情况，我即率领陆坚如、雷天元、漆玉麟等大批特务由重庆赶往成都，又从蒲华辅口里追出成都军运负责人韩子重、西康组织负责人任炽昌等。我先派张芸樵将韩子重诱捕到案。韩子重系四川省军管区副司令韩任民的独子，在四川省军区任参谋。我经过追逼，韩子重交出了军运组织，出卖了军管区四个参谋。我以此材料至四川省政府，命韩任民交出黄子万、王侠夫等４人。我正想驻在成都将中共川康工委所领导的组织全部破坏时，因蒋介石通电下野，政局突变，不得不停止活动，只将蒲华辅、韩子重等１０余人押回重庆，行前奖给胡秋.F５０００万元金圆券，并提升他为成都站组长。
     我将陈离及韩任民的情况转告王陵基，王听后大发雷霆，即将陈离撤职，对韩任民大加斥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