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恩格斯检验催眠术谈起  
郭汉英  
   恩格斯检验过催眠术？是的。在《自然辩证法》的《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一文里，恩格斯作了详细记载。
   　　恩格斯指出，藐视辩证法、藐视一切理性思维的最肤浅的经验主义，是从自然科学到神秘主义的桥梁。对19世纪英国心灵学家、进化论著名创始人之一华莱士（A. R. Wallace），著名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克鲁克斯（W. Crookes），以及德国教授策尔纳（J. C. F.Zollner）等，恩格斯批判他们没有“怀疑地批判的头脑”，由“最肤浅的经验论”陷入神秘主义之中。
   　　恩格斯的方法很有特色，他把降神术士用作“法宝”的催眠术拿来检验了一番，又对催眠术与降神术加以区分，进而剖析了那些崇信降神术之类神秘主义的大学者、最肤浅的经验论者。
   　　什么是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难道那些著名科学家的方法和精神不是吗？在这里，恰恰不是。而恩格斯的方法和精神，却值得我们重温、借鉴和深思。
   恩格斯对催眠术的检验
   　　1843—1844年冬季，江湖术士霍尔（S. Hall）由几个教士庇护，在曼彻斯特演示了“催眠颅相学”。当着观众的面，只要一摸被催眠少女头顶的“敬神器官”，她就跪下去，做出一副虔敬天使的模样。上帝的存在于是乎被“证明”了。
   　　恩格斯并不因鄙视降神术而否定催眠，对于催眠不仅感兴趣，还进行检验。他写道：“我和我的一个熟人也同华莱士先生一样：我们对这些现象感到兴趣，试图看看，我们能在什么程度上再现这些现象。我们选择了一个十二岁的活泼的男孩用来做对象。静静的凝视和轻轻的抚摩就毫无困难地使他进入催眠状态。”
   　　恩格斯很快入了门，并超过了江湖术士霍尔，也超过了华莱士。他记述道，通过触摸被催眠者头颅的特定部位而“使加尔颅骨器官起作用，在我们看来简直是太不足道了；我们的花样还更多：我们不仅能使这些器官互相置换，并把它们安置在整个身体的任何地方，而且我们还能够造出任何数量的其他器官，唱歌、吹口哨、吹笛、跳舞、拳击、缝纫、补鞋、抽烟等等的器官，并把这些器官安置在我们所要的任何地方。华莱士用水使他的被催眠者酩酊大醉，但是我们在大脚拇指上发现了醉酒的器官，只要摸它一下，被催眠者就会演出最妙的喝醉酒的滑稽戏”。从催眠引起的这么多表演中，“我们不过随便怀疑了一下，便发现催眠颅相学的江湖骗术的基础，是许多清醒状态的现象大半只在程度上有所不同的、无需任何神秘解释的现象。可是华莱士先生的热心（ardour）却使得他一再地自己欺骗自己，因此他在一切细节上证实了加尔颅骨图，确定了催眠者和被催眠者之间的神秘联系。……他所注意的并不是去探究这种江湖骗术的真相，而是不惜代价使所有的现象重现出来。要使一个刚刚开始的研究者以简单而轻易的自欺很快就变成内行，那就只要有这种气质便够了。华莱士先生终于相信了催眠颅相学的奇迹，而且他已经有一只脚踏进神灵世界中去了”。
   　　恩格斯对催眠术的钻研，可从他写的脚注中看出：“如已经说过的，被催眠者是由实际练习而熟练起来的。因此，当意识的服从变成了习惯以后，两个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就愈来愈亲密，个别现象就愈来愈加强，而且甚至在清醒状态中也有微弱的反映，这是完全可能的。”心理学家一般认为，在清醒状态下可以接受心理暗示，可以产生服从的反应等等，而且不见得“微弱”。这里用“微弱的反映”，表明恩格斯留有余地。
   

　　恩格斯还写道：“被催眠者正好有双重的记忆，一种是清醒时候的记忆，另一种是催眠状态中的很特殊的记忆。至于说到意志的被动性，说到对第三者的意识的绝对服从，那么只要我们不忘记整个状态是以被催眠者的意志服从催眠者的意志开始，而且没有这种服从就行不通，那么这种被动性、这种绝对服从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显然，恩格斯不仅限于判断催眠是否存在、是否应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而且已试图给出一些解释。
   　　对于江湖术士和一些传教士来说，催眠和传心术密不可分，是沟通神灵世界的“法宝”。18世纪后期，根据天体磁力影响人类的“磁力说”和磁铁按摩疗法，维也纳医生麦斯默尔（F. A.Mesmer）提出“动物磁性说”，实施催眠、进行治疗；后赴
巴黎
行医，麦斯默尔术风靡一时。19世纪初，另一维也纳医生加尔（F. J.Gall）提出“催眠颅相学”。披上“科学”外衣的早期催眠术，更成了鼓吹神灵的“法宝”。
   　　18世纪末，法国皇家医学院和科学院专门进行调查，认为麦斯默尔的“动物磁性说”没有根据。著名科学家富兰克林（B.Franklin）应邀参加调查。据说，他认为麦斯默尔的理论虽无依据，但治疗效果却值得注意。随后，法国医学院不允许实施麦斯默尔催眠术，利用行规将其排除在医学之外。
   　　麦斯默尔术因具有治疗效果而延续不断。19世纪中叶，苏格兰医生布雷德（J.Braid）从生理学的角度，把由此引起的睡眠称为神经性睡眠，提出暗示为催眠的要素；他建议的“催眠”（hypnosis）一词也逐渐被正式使用。19世纪末，精神分析创始人弗洛伊德（S. Freud）到法国学习催眠术，用以构筑他的潜意识学说。20世纪初，巴甫洛夫（I. P.Pavlov）条件反射学说建立，催眠现象初步得到解释。然而，催眠现象更深层次的机理和实质直到今天依然是需要研究的课题。
   　　显然，在19世纪40年代，催眠术仍是“神灵世界”中披着“科学”外衣的宠物，是法国权威机构所排斥的“伪医学”或“伪科学”。
   　　恩格斯却没有理会“权威判决”，更没有把催眠术和降神术混为一谈。重温恩格斯对催眠术的检验，以及对于最肤浅的经验论直到唯灵论的批判，不能不使我们感到，他是何等地犀利、深刻而又慎重。恩格斯的方法和精神，是实践的、理性的，也是科学的。
   自然科学和神灵世界
   　　恩格斯的这篇原稿题为《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十分醒目。此文放在《自然辩证法》的第三束手稿中，用的标题却是《自然科学和神灵世界》。对于恩格斯来说，二者没有区别。他把华莱士等科学家所经历的从最肤浅的经验主义滑到现代唯灵论之类，当作自然科学的一个“部门”。
   　　难道迷信和科学会共存吗？
   　　其实，在生活和生产等活动中，人类不断对自然、对自身进行观察等实践，导致文明的起源。一些科学的萌芽与巫术、早期宗教等关系密切，例如天文学与占星术、医学与巫术、化学与炼丹术等。在生产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推动下，近代科学逐渐突破宗教和神权的迫害，发展、独立并成长起来。因此，科学的一些派别存在“极端的幻想、盲从和迷信”，并不奇怪。
   　　19世纪中后期，能量守恒、细胞理论和进化论三大发现问世之后，蓬勃发展的科学却在一些领域中滋长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恩格斯批评倡导实验科学、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培根（F.Bacon）“曾经渴望应用他的新的经验归纳法来首先达到延年益寿，某种程度上的返老还童，改容换貌，脱胎换骨，创造新种，呼风唤雨”。同样，为降神术披上“科学”外衣之事也在科学界发生。


   　　如何从自然科学的发展中提炼
正确的
方法？这极为重要。因而，回顾恩格斯检验催眠术也具有现实意义。
   实事求是，从既有的事实出发
   　　恩格斯强调“两极相通”。他写道：“当我们要寻找极端的幻想、盲从和迷信时，如果不到那种像德国自然哲学一样竭力把客观世界嵌入自己主观思维的框子里的自然科学派别中去寻找，而到那种单纯吹捧经验、非常蔑视思维、实际上走到了极端缺乏思想的地步的相反的派别中去寻找，那么我们就大致不会犯什么错误。”前者指的是杜林那种“放肆的假科学最典型的代表”（《反杜林论》）。恩格斯强调，“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反杜林论》）；“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自然辩证法》），即实事求是。这是他的一贯主张，也是他检验催眠术在方法论上的重要特点。
   　　法国皇家机构的“权威判决”否定了早期催眠术，而要搞清楚催眠现象是否存在，就必须进行科学检验。
   　　恩格斯在批判狭隘经验主义以及由狭隘经验主义滑到神秘主义的同时，同样无情、深刻地批判“竭力把客观世界嵌入自己主观思维的框子里的自然科学派别”。无论对哪个派别进行批判，恩格斯总是非常慎重地把哲学问题、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与可能是自然科学的学术探讨区分开来。这种区分往往并不容易，必须基于科学实践和周密而深刻的理性思维。
   　　从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到今天，数学和自然科学已经有了全新的发展。恩格斯对某些问题的具体提法难以不被其时代的认识水平所局限。例如，恩格斯关于虚数、关于高维空间等问题的提法，需要重新审视；“改容换貌”和“创造新种”差不多成了现实，尽管不是在培根原意上的。恩格斯认为“只要被催眠者同催眠者开个玩笑，就是世界上最有魔力的催眠术家也毫无办法了”，在今天看来，也有待进一步的科学检验。
   　　大物理学家费恩曼（R. Feynman），个性极强、热衷挑战。在《别闹了！费恩曼先生》（Surely you′re joking, Mr.Feynman!）一书中，他记述了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生时，自愿被一位心理学教授在报告现场当众催眠，甚至在示范“结束”时无法抗拒暗示的情形：
   　　“催眠师做出各种演示，让我做了些平常不会去做的事情，最后还说，示范后，我不会像平常那样直接走回座位，而是绕场一周，由大厅后面回到座位上。在整个演示过程中，我隐约知道发生了什么，并且一直配合催眠师的指示。但是，这时我决定：‘该死的，受够了，我偏要直接走回座位去。’
   　　“时候到了，我站起来走下讲台，朝着我的座位走过去；可是突然一阵烦躁不安的感觉笼罩全身，我如此不自在，以至无法继续下去，结果乖乖地绕场一周。”
   　　看来，恩格斯之于催眠术，尚未达到给费恩曼催眠的那位心理学教授的水平。不过，恩格斯方法论的精髓并没有过时。费恩曼对催眠术的体验，也恰恰表明应该从既有的事实出发。
   　　华莱士等大科学家的方法并不科学。法国皇家医学院和科学院凭借医学和科学之名的调查，结果却推迟了早期催眠术的医学和科学研究。恩格斯不理会“权威判决”，而从既有的事实出发；不是简单地宣称“催眠颅相学”是假科学、“现代唯灵论”是反科学，而是对催眠进行检验，剥离其“神秘”的外衣。他在心理学和生理学给催眠以初步的科学解释之前，就把催眠术从神秘主义的束缚下解脱出来，恢复了这个降神“法宝”的本来面目。进而，他有力批判了华莱士等科学家如何在这

至可能走到恩格斯所说的另一极端：“竭力把客观世界嵌入自己主观思维的框子里”，成为“放肆的假科学最典型的代表”。
  
   　　国际物理年过去不久，爱因斯坦对伽利略（G.Galilei）的英雄人格、科学成就和主导思想的盛赞值得回味：“竭力反对任何根据权威而产生的教条”，“只承认经验和周密的思考才是真理的标准”（《伽利略〈对话〉英译本序》，1953年）。如果把“经验”解读为认识主体对于经过实验检验的事实的认知，那么，恩格斯的方法与爱因斯坦所赞赏的何其一致！
   　　今天，面对有关科学与伪科学等的争论，重温恩格斯如何对待催眠术，如何对待“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不无裨益。
   　　早在19世纪中期，恩格斯便对催眠进行了科学实践的“存在性检验”，那么在今天为什么不能对尚未清楚的、甚至某些“神秘”的事物进行“存在性检验”的科学实践，进而开展研究，从事实出发、深入批判，以理服人呢？
   　　马克思极其反对把辩证法简单化。他在批判蒲鲁东（P.-J. Proudhon）时写道：“蒲鲁东先生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他看范畴就像小资产者看历史伟人一样：拿破仑是一个大人物；他行了许多善，但是也作了许多恶。
   　　“蒲鲁东先生认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应当做的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
   　　接着指出：“黑格尔就不需要提出任务，他只有辩证法。蒲鲁东先生从黑格尔的辩证法那里只借用了用语，而蒲鲁东先生自己的辩证运动只不过是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面而已。
   　　“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谁要给自已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就是立即使辩证运动终结。”（《哲学的贫困》）
   　　蒲鲁东的“辩证法”，不过是从黑格尔（G. W. F. Hegel）那里借来用语的机械论。
   　　如果，把科学和伪科学“加在一起”，“对立”起来：保存科学，消除伪科学；
   　　如果，把西医和中医“加在一起”，“对立”起来：保存西医，消除中医；
   　　如此，不是似曾相识吗？
  
   关键词： 恩格斯　催眠术　神灵世界　自然科学
   　　　 科学方法　　　　　　　　　　　　 ■
  


Feynman也尝试过催眠术。这里有谁体验过没？

我小时候某次无意中把自己催眠了，不过到了大学才知道当时我自己被自己催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