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的起兵反秦，即是一个典型的社会人格者在纷繁复杂的时势中随波逐流的范例。他并不是一个自觉的“揭竿而起”反抗暴秦的起义领袖，他对秦王朝行将溃灭的命运缺乏预见，对秦制的利弊更是一无所知，他完全是因为落入了一种两难的处境，迫于压力，硬着头皮走上这条充满了机遇和凶险的道路。他作为泗上的亭长，奉了县里的命令押送一批民夫往骊山服役，行至半途，许多民夫都逃跑了。他想，照这样下去，到了骊山怕逃得一个都不剩了。究竟该怎么办？来到丰西的湖沼地带，他独自坐在泽中亭闷头苦思，他知道，他轻松自在的生活碰到了严酷命运的挑战——已到了紧要关头，他必须对这样一种严重的事态表明立场，作出抉择。其实，事情是明摆着的，民夫大部分已经逃亡了，按照秦朝法律，失职的官吏不仅要削去官职，还将受到严厉的惩处。这是“逼上梁山”。即使面对如此清明的现实，他仍然无法作出决断，还得借助大量劣质米酒来支配自己的感觉。他喝得醉醺醺的，对民夫们说：“你们都走吧，我也从此一去不复返了！”民夫的全部逃亡这才促使他最终放弃了依附秦朝继续做官的念头。虽然这是一次迫不得已的选择，但无疑是充满挑战精神的选择。“挑战”这个词在这里并不单纯指向秦王朝，同时也针对他胆怯的内心。经历这样一次非同寻常的选择，倒有助于刘邦确立自信心，在他多姿多彩的生命历程中刻上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印痕。但是，对他这把年纪的人来说，人格重铸显然太迟了。他不是梦想家，独特性并不能给他带来快乐和荣耀，况且他没有超越社会现实层次的深层需要。对他来说，虚无缥缈的上帝眼睛的注视是根本不存在的，他只知道现实生活中具体的、能够感知的他人的注视，他的前半生就是在这种目光有意味的注视中热情澎湃或心灰意冷地度过的。他只想接受这种现实的刺激。
想当年，他有一次请假回到乡间，他的妻子吕雉带着两个孩子在地里干活，有位老汉经过田间，向吕雉讨水喝。吕雉——这位汉朝开国皇后——那时并不像她以后对待戚夫人那样凶残、绝情。她出于恻隐之心，请这位孤寡老汉吃了一顿便饭。老汉酒足饭饱之后，免不了要说上几句好话。他端详了吕雉好大一会儿，说：“夫人是天下的贵人。”吕雉请他给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看看相。老汉先看儿子，说：“夫人之所以贵，就是因为有这个孩子的缘故。”再看女儿，老汉说也是贵相。老汉走后不久，刘邦来到田间，吕雉告诉他有一个老汉为他们母子看相，说将来都是大贵人的事儿。刘邦忙问：“老汉往哪里去了？”吕雉指着老汉消失的方向说：“大概还没有走远呢。”刘邦拔脚赶上了老汉，向他请教。老汉说：“刚才给您夫人和两个孩子看了相，跟您一样，都是贵相，您是大贵相，贵到说都说不上来了。”刘邦即刻向老汉道谢，说：“如果真像您老说的那样，我是决不会忘记您老给我的鼓励的。”
老汉走后，刘邦激动万分，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以至许多年以后，他黄袍加身真的做了皇帝，仍然惦念着这位老汉，专门派人四下寻找。老汉的失踪构成了一个神奇的悬念，刘邦把他看做是一位特意下凡来向他通报上苍旨意的仙人。这位吃闲饭的便说了几句恭维话的槽老汉因和刘邦有一面之交，稀里糊涂地成了带有神秘色彩的历史名人。
刘邦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赞美、恭维和吹捧般的预测。像刘邦这样感觉敏锐的人，他又何尝不知道这类奉言谀词包含有多少真挚的情感，但他需要。他了解自己，了解这类奉承赞美对于他的现实价值。无论谄谀者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和心态，他知道，他听了这些话高兴，因为这些话有助于激发他的想象力和奋斗的热情。这就够了。
人对自己的精深理解通常并不需要更多的知识，而取决于心灵。因为真理永远不能被证明，它只能被感知。刘邦凭他对自我的体会和把握，对人性有了更多更深入的认识，他知道人的最大快乐是什么，那就是受到赞美。刘邦渴望被赞美，他知道赞美能够激发人的潜能，实质上他人生旅途中第一次重大的抉择就起源于对赞美的依从。
如前所述，他起兵反秦是出于一个偶然的事件，他喝醉酒放了民夫，随情势飘浮，不知何去何从。这时他走到那片神秘的湖沼地带，一位在前面探路的同伴回来报告说：“前面走不过去了，有一条大蛇横在路道上。”建议往回走。刘邦说：“好汉赶路怕什么！”说着独自走上前去，拔出剑来，把一条大蛇拦腰斩为两段，开通了道路。他走了几里地，酒性发作，感到困倦，就倒下来睡着了。落在后面的十几个同伴这才走到他斩蛇的地方，见有个老太婆在黑夜里啼哭。同伴问她为什么哭。老太婆说：“有人杀了我的儿子。”同伴问：“你的儿子为什么给人杀了？”老太婆说：“我的儿子原是白帝之子，变为一条蛇，横在路道上，现在给赤帝的儿子杀了，所以我要哭。”同伴认为老太婆说假话，不老实，正想给她吃点苦头。忽然，老太婆不见了。同伴赶上来见到刘邦，就把遇到老太婆的奇事告诉了他，刘邦听了暗暗高兴，觉得自己是个不平凡的人。那些跟从他的人也对他一天天敬畏起来。如果说，迫于环境和事态的压力是他选择叛秦的消极方面，那么对受到他人赞美的追求就是这种选择的积极方面。为了博得更多的赞美，刘邦躲在芒、砀一带的深山大泽中，于是就有了吕雉的寻找和“一种特别的云气”。关于这种类似于秦始皇常提到的“东南有天子气”的描述不啻又是一种赞美，刘邦听了自然心花怒放，沛县的子弟们听了也纷纷来到他的麾下。
对他人赞美的渴望和追求是一种普遍的人性，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没有人能够面对来自公众的倾慕和暴风雨般的赞美无动于衷，兴奋、激动、飘飘然的感觉是普遍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单单为了这个，就足以激发人的潜能，产生无穷无尽的精神力量，取得超越人的限度的成就。
刘邦的才能是有限的，这一点他自己也多次承认。最著名的一次是在他做了皇帝之后的酒宴上，他当着群臣的面公开说：“运筹策划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张良）；治理国家，安抚百姓，调运军粮，疏通道路，我不如萧何；统率百万大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杰出的人才。”而他不是。
的确，作为一个才学平平的社会人格者，仅靠他人赞美的鼓噪而一时兴起举兵叛秦，心里自然是挂着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刘邦是有自知之明的。因此，当起义的民众攻占沛县县城，推选他为县令时，他推辞说：“目前天下大乱，诸侯纷纷起事，如果将领选得不当，就会一败涂地。我不是吝惜自己的生命，而是担心能力薄弱，不能保全父兄子弟。这是大事，希望另外推选能够胜任的人。”
然而，萧何、曹参等一班比他才高的人都是文官，看重身家性命，唯恐大事不成被秦朝诛灭全族。起义首领这一项工作倒是需要少喝点文墨，需要处于社会底层的下等人的粗犷和豪放，需要有点不计得失走江湖的流浪汉性格。这样的人必须喜好破坏、混乱和战争，热衷于在多变的乱世中浑水摸鱼，等到自己牢牢地坐在至高无上的龙位上，再满口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对于这些，刘邦倒是毫不缺乏，甚至可以说是天生具备。他的生活本来就放浪不羁，既没有整个人生的总体设计，又缺乏一天或一个阶段的具体规划，“今朝有酒今朝醉”，活到什么份上就在什么份上安歇，由于没有持久的形而上的人生困扰，他确立不起生活的信念，也没有这种需要。他的情感时常被混同于情欲，多目标多方向地随意发散，使他不可能具有揪心扯肺的激情专注对象，他只是松散地漂泊在生活的浮面上。当时出现的权力真空和萧何、曹参的一致推举，加上流传在民间的有关他的神奇故事把他推上了起义军领袖这样一个高位上。他并不像萧何、曹参那样后悔，对他来说，这不过是换了一种混法，充其量兵败被杀，满门抄斩。他不相信自己会死。不过要是老天爷让他去死，他也毫不畏惧，这是天命。他相信人的命运都是由上天决定的，说不定，老天爷会使他成为一个皇帝。于是，他根据流传的神奇故事，自命为斩蛇的赤帝之子，用牲畜的鲜血把战鼓和旗帜一律染成红色，在沛县的县衙门里祭祀了黄帝和蚩尤，随后率领数千名各处征集来的沛县子弟，像那次壮胆斩蛇一样浩浩荡荡向着迷茫却充满热烈激荡的未来出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