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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尽管发言批下面这个娱记写的垃圾文章.■杨波 当笔者问刀郎经济人李松强为何如此默不作声地推出这张唱片时，他感到很冤枉，说很注重媒体，在新疆开了记者会云云———这里想补问一句：为何不在北京开记者会呢？另外，媒体想去采访刀郎又不是要把刀放在他脖子上，他也没什么绯闻，不过是想知道他音乐上的一些看法，却像要问出张艺谋新剧情节或克林顿的雪茄牌子般困难。刀郎在宣传与市场方面的操作也令人摸不到头脑，他现在红成紫色，这方面的工作几乎不需要什么专业技巧，只要顺水推舟就可水到渠成，但却要呈出莫名其妙的低调。 按李松强的话，是刀郎自己不愿意出头露面，而“兄弟们”也要尊重“歌手”的个性。怪事，至少从音乐上来分析，刀郎不是那种在艺术上特立独行的人，他在《十面埋伏》首映礼上露面时热泪盈眶说明他在被万众瞩目时也得到了快感，希望上“春晚”，与谭咏麟合作，在唱片封面上款上自己的签名，甚至《喀什噶尔胡杨》一切照片都是采取了仰角……他是个不享受名声的人吗？我不信。他是个不愿意维系名声的人吗？我也不信。这张《喀什噶尔胡杨》证明，刀郎是一个不知该怎样维系自己名声的人，而他利用自己名声的方式则是挥霍和滥用。他就是《百万英镑》中的主角，不知该怎样花掉这张钞票，钱，却一定是要花掉的。《五一夜市的兄弟》中，刀郎唱道：“活着是硬道理。”难道，怎样活得更好，已处于刀郎们的“道理”之外？ 或许，操纵刀郎的生意人们另动了一番心思。这是个偶像横行的时代，而刀郎硕大的鼻孔，粗矮的体格，以及总戴着棒球帽不得不令人怀疑他发迹线的高度等等，证实其在外表上与偶像无缘，何况《我很丑，但我很温柔》这首歌已由另一个破了偶像梦的人唱过。露面的几次，特别是在上海某秀场中一上台就凌空摔倒台上的表现，也证明了他在气质和作秀天分上难以与葛优们看齐。两头不靠，卖艺不卖身的矜持又早已在市面上行不通———怎么办？只好在低调一条道上走到黑，拿神秘作噱头。 另外，在相悖于市场操作规则之外，这张唱片音乐上的表现，更加不能让人恭维。《喀什噶尔胡杨》在配器、制作和录音上确实比上一张好很多，但人们喜欢刀郎并不是因为这些。他媚俗得恰到好处的民间性，朴实的底层情感表达、对人们怀旧欲望的满足，不失沧桑却毫无攻击性的嗓音，以及极富东方审美传统的旋律感等等，才是他的三板斧。这些，在新唱片中多数被减弱。 《守候在凌晨两点的伤心秀吧》透出愣头青般的都市小资味道，像“让红唇烈酒烧了我吧”或“环球旅行已到了西班牙”这样的歌词，真是令人渗出冷汗来。而另一首歌《大眼睛》中则出现“我情欲如火，如饥似渴，今夜让我怎么过”这样的句子，明显是对“质朴”含义的矫枉过正。《２００２年的第一场雪》给人一种市井男子的坦荡与豪爽，却被新专辑中如《五一夜市的兄弟》或《大眼睛》这些歌里的痞性糟蹋得一干二净。新专辑多至八首的原创歌曲中没有一首超过上一张中六首原创歌曲中的任一首———完全可以说，《２００２年的第一场雪》是一个因迫于表达而充斥着感情的人唱出来的，而《喀什噶尔胡杨》则是一个为了给一张专辑唱足１１首歌并处于考场考生状态的焦灼之人唱出来的，于是唱片中少了灵感与真情，也是合情合理的事。 音乐上，请李宗盛来做制作人就是一个明显符号，李松强作为专辑的监制，竟然说：“李宗盛只负责技术方面……他根本就没有管过曲目方面的问题。”制作人对一张唱片来讲，就如导演对一部电影般重要，这是常识———一个导演完全不管表演和剧本，这种事真是头次听说。而事实上，李宗盛对《喀什噶尔胡杨》起到何等作用，听完整张唱片，我依旧乏善可陈———一位擅长描述女人情欲心事的人，怎样为刀郎这样立足底层的新疆汉子制作唱片？但可确定音乐上那么多拐弯抹角地、向如今都市主流音乐靠拢的倾向，与请作用未知的李大师来，源自相同的心理。《２００２年的第一场雪》那种民间的、本发的自然气息，已自愿地被生意场里的主流音乐作风所招安。 何为小民意识？被逼得命悬一线才会揭竿而起，而只要占了一个山头，就开始盼望朝廷早日过来招安，以博得安身立命之本，哪怕再次命悬一线———若恰巧被招安后还获得一官半职，那真正是皆大欢喜了。这张《喀什噶尔胡杨》，相信有人一定会喜欢。
2005年02月04日 20点0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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