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泰是“慎重主义”者，考古学某种意义上说是寻找“差异与重复”（借用德勒兹的书名）的学科。我们在判断宏观问题（比如族属）时，要建立统计学意义数据与坚实的基础。放到这部书，我认为第一章叙述的西周晚期礼制改革就是坚实的基础，用它来衡量文化边界，当然每一位考古工作者都希望将来有一天，地面下全部考古都可以系统发掘，都可以呈现统计学意义的数据。这个好比微积分的无限，我们希望接近这个理想状态。

作者在本书最后一部分（第七到第九章）研究了墓葬所反映的宗教观念在春秋中期的改变，以及从春秋中期到战国时期低等级贵族与平民的界线逐渐消弭的现象。作者把它命名为“第二次礼制改革”，其特点在于礼仪的重点已经从祭祀祖先转移到现世礼仪集体。西周时期的祭祀，祖先总是“活生生”的与氏族共同体成员在一起，西周铜器铭文中的惯例记载献器者会通过礼器与祖先“沟通”，祖先与在世的人仿佛在参加一场“狄俄尼索斯式”盛会。到了春秋中期，这种宗教观念已经淡化，春秋青铜器铭文往往记载的是个人血统。祖先不再被祭祀，变成献器者（氏族首领）社会地位的见证人，祖先已然变成了“工具”。这种新观念导致死者（祖先）的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分割，它在墓葬方面体现在方方面面。

（1）之前最精致的青铜器在春秋中期之后，只在最高等级的贵族墓葬出现，中低等级贵族与平民（社会中绝大多数人）不再使用。
（2）次等材料（主要是陶制）缩小的“明器”成为墓葬随葬品的主流。
（3）礼器逐渐退出随葬品主体，增加了许多日常实用品，这反映了春秋中期之后，人们认为死者的世界应该和现实世界相似的观念，像冥币就是这种观念的产物。
（4）墓葬结构与建筑仿造现实世界。人们认为这样死者才会更加安稳，才不会再来到现实世界。著名的曾侯乙墓就是在地下再现地上建筑的范例。
春秋中期的礼制改革有两个面向，对于高级贵族而言（晋国的韩魏赵氏，齐国的田陈氏），它们由于新兴属性，特别想通过祖先来提高自己合法性，于是保留青铜器礼器使用传统，但在使用精神上是新的。且有些地方的贵族，制定新的用器制度以彰显自己的高贵，作者分析的淅川下寺楚墓最典型。
另一个面向，中低级贵族与平民接受了新的祭祀观念与形式。经济财富增长可以消弭礼制等级现象。

罗泰的《宗子维城》洋洋洒洒500多页，完全通过考古资料重建西周到战国时期的两次礼制改革，期间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探讨非常精彩。用作者的话说，“考古学研究本身更适合捕捉社会规律，而非政治事件与制度”。从撰写方法看，罗泰这本书十分专业，但是我更想说的是，它对于我们更大的意义在于反思当下考古学一些不经过推敲的原则问题，比如族属考古的适用性。在考古学分类发展方面，我们过于重视墓葬而忽略其他。城市考古，甚至作者提到的古代水利工程考古对于人口，社会研究都很有用。我相信这些在今后考古学会出现更多的研究，罗泰的这本书无疑打开了我们研究的视野。

打扰，有无关于外国考古史的书籍推荐

学者级别

宗子维城—《三国志.吴书.宗室传》引《诗经.大雅.板之章》。

，好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