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史学家宫崎市定曾经写过一本书，讨论5世纪东亚关系史，叫《谜一般的七支刀》。东晋太和四年（369年）百济王世子奇为倭王造了把七支刀作为给倭国的外交礼物，其上著有铭文。如今七支刀保存在奈良县天理市石上神宫，成为早期的日本与东亚关系史的见证。铭文中的倭王的称号延续到下一个世纪的倭五王。而河内春人的这本书《倭五王：日本的王位继承与五世纪的东亚》，同样以七支刀研究开篇，这反映了学术界关于古坟时代研究上的整体视角与长时段研究，对于中国，高句丽，百济，新罗的史料运用越来越重要，如何理解《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的记载，需要以域外史料来补充。

就在铸造七支刀的369年，东晋与前燕发生了著名的枋头之战，虽然慕容垂战胜桓温，但是前燕被削弱，加上慕容垂与与慕容评之间矛盾加深，前燕没有达成给前秦土地的诺言，第二年慕容垂投奔前秦，前燕灭亡。此役放在魏晋南北朝的视角下，无疑是前秦崛起，东晋更加偏安一隅。如果从东亚视角分析，则更加有意思。此前与前燕为敌的高句丽，得到喘息的机会，在没有前燕威胁下，在371年进攻百济。只不过百济当时的国王更加有为，战役以百济胜利结束，正是在此背景下372年正月，近肖古王遣使访问东晋，紧接着访问倭国。接着作者通过考证《日本书纪》中记载七支刀时间在372年，而非252年以后，为我们描绘出4世纪下半叶，东亚的格局，高句丽新罗前秦联盟，百济倭国东晋联盟。当时日本处于所谓的古坟时代，按照地理，古坟时代分别经历大和—柳本，佐纪，古市，马见，百舌鸟时期。4世纪末是古市古坟时期。

383年的淝水之战，同样影响东亚格局，394年前秦的灭亡导致，高句丽附近出现后燕。391年高句丽出现一位有为的国王，叫广开土王（有汉武帝的味道），他与百济的战争，导致400年倭与高句丽直接面对面，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广开土王的骑兵，让倭国第一次认识到马匹，此前日本是不养马的，此后马作为文化交流的产物，进入日本历史。群马县的地名就与百济等渡来人有关，考古发现也支持5世纪开始，日本养马。
作者为什么阐述4世纪末的格局，因为要让读者明白，高句丽与倭国处于敌对关系。这个视角可以解决史料矛盾问题。

（1）《晋书.安帝本纪》“是岁，高句丽倭国及西南夷铜头大师并献方物”
（2）《义熙起居注》“倭国献貂皮人参等，诏赐细笙麝香”
（3）《宋书.倭国传》“倭赞万里修贡，远诚宜甄，可赐除授”
（4）《梁书.倭传》“其后复立男王，并受中国命。晋安帝时，有倭王赞”
（1）（2）两条史料指的是义熙九年（413年）倭国遣使东晋但没有提到赞，（4）抄自（1）多出赞。（3）指的是永初二年（421年）倭国赞遣使刘宋。
如果我们清楚当时高句丽与倭国的关系，可以明确（1）（2）记载不对，河内春人的解读是高句丽伪装倭国一起遣使，以制造自己的地位高于倭国。（4）明显是
捏
合前几条史料而成。可以看到姚思廉的《梁书》错讹较多。那么作为倭五王第一位的赞，最早是在421年遣使。

顺便一说河内春人对于中国史料很熟悉，《义熙起居注》早已佚失，但是这条史料在《太平御览》中有逸文，作者就是从《太平御览》中找到。同样这条史料的贡物，貂皮与人参都是高句丽的产物，日本当时没有。而回贡物细笙是一种乐器，麝香是一种佛教物品。日本当时汉化程度低，礼乐不通。且佛教尚没有传到日本。但是高句丽不同，它的汉化程度深，且拥有佛教。从物品分析，交流对象为东晋与高句丽。
赞，珍，济，兴，武是中国史料对于倭国王名字的记载，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都用单字作为名字。作者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并且与百济高句丽的王名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单字名属于汉化程度高的外藩使用规律。然后用族名或国名作为姓，比如倭赞，余句（百济王近肖古王在中国史料中的名字，余—扶余族，百济源于扶余族），广开土王（高安，高—高句丽）。这些单字名，并不是中国给起的，而是他们自己起的。单字名（或二字姓名，复姓中名依然为单字），从王莽以降的中古是常规，高句丽百济倭都了解这个常规，所以自身作为遣使也进行汉化。

第二个现象是，三国都想获得将军称号。高句丽是征东将军，百济是镇东将军，倭是安东将军。三将军虽然都是三品，但是有高低之分，四征＞四镇＞四安。我举一个例子，魏伐蜀，邓艾是一号，钟会是二号。所以邓艾是征西将军，钟会是镇西将军。刘宋认为高句丽在三者中最强，故用征，且刘宋也想利用高句丽，牵制北魏。例子是在463年给高连提高到二品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开三司刘宋仅仅给了仇池（420年），北凉（421年），吐谷浑（454年）与高句丽，其中前三个均为国内，高句丽是外藩。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原心目中，三国孰轻孰重。
倭五王的官职分别如下
赞（安东将军，倭国王），珍（安东将军，倭国王），济（安东将军，倭国王，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兴（安东将军，倭国王），武（安东大将军，倭国王，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倭一直想与高句丽平起平坐，虽然与百济是同盟关系，但想凌驾于它。官号的变化，则是这种意愿的具体化。但是刘宋始终没有把百济给倭，也没有把三司给倭。作者从当时东亚格局视角分析了一系列问题，将军府制度在东亚的推广，倭五王的传承，对于任那的认知，以及史料中没有记载人名的遣使如何对应。

我则认为本书从侧面论证了，东亚在文化上的同质性要早于一般常识的认知，比如律令制是飞鸟时代从唐朝引入，但是接受儒家思想的文化土壤要早于这个时间，即使是制度层面，倭五王时代也是后来律令制的前奏。
第四章作者回到开头提到的问题，如何将中国史料中赞，珍，济，兴，武与《古事记》、《日本书纪》中记载的天皇对应。作者没有直接下结论，而是先回顾一下处理这个问题的学术史。最早考证的人是室町时代的禅僧瑞溪周凤，他的方法是年号对比，确定人物对比，然而《日本书纪》中的年号有许多错误，这个已经是学术界的定论。江户时代的松下见林则根据名字本身写法考证，比如珍来自于反正天皇本名瑞齿别中的瑞字，这种方法论的缺点是《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中同一个天皇的名字不同，前者瑞在《古事记》中写做水，我们要研究5世纪的名字，必须能找到5世纪的写法，记纪无疑是晚于5世纪的撰写史料。江户时代的新井白石则是通过名字读音对比，然而他回避了音读与训读的混用。江户时代的本居宣长则从思想史方面否定天皇会向外国称臣的问题，他认为倭五王是吉备地区的地方豪族。近代英国学者阿斯顿则把中国日本史料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研究，并且从谱系关系来研究。二战后日本学术界的藤间生大的《倭五王》提出“两个王家”论，强调赞珍与济兴武是两个系统，这个理论是阿斯顿方法的延续，在目前日本学术界有着很大的影响。而本书作者是主张断裂性的。

但是与谱系论不同，河内春人提出了更加深刻的理解。而这个理解是建立在对《日本书纪》进行批判性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更加熟悉的历史书写是天皇万世一系，但是考古学与文化人类学以及其他早于《日本书纪》的史料，则否定了天皇连续说。
在文化人类学上有一种继承王位的模式叫“旁系继承”，它的特点在于不同继承人有一个遥远的始祖，到他们这一代血缘关系已经十分疏远。继承人在不同的系统集团内选实力差不多的人当族长，学术说就是同族内非连贯继承，不以血缘关系继承，但是这些族长都以模拟父子关系进入图谱。日本考古出土的最早家族图谱“稻荷山铁剑铭文”与京都府丹后国一宫笼神社的“海部氏系图”都属于旁系继承的例子。这种继承模式往往早于世袭的，基于血缘的直系继承。河内春人认为倭五王所在的5世纪，处于旁系继承社会。

《宋书.倭国传》的倭五王关系证明，赞珍与济兴武确实是两个系统。河内春人根据考古学，将赞系统与古市古坟群对应，济系统与百舌鸟古坟群对应。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当时日本还有一个有实力的集团，即后来第26代继体天皇的北陆集团，运用的史料则是早于《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的《上宫记》，在历史学中越早的史料一般说越准确。我要补充的是，《上宫记》撰写的时代，中国的天命思想没有传入日本，而记纪在撰写时就是因为接受中国的天命思想，将整个天皇谱系进行直系继承改造。《上宫记》中继体天皇与雄略天皇（可能是济系统中的武）就属于人类学上的旁系关系。他们的共同祖先是第15代应神天皇。在此多说一句，我文章开头说的著名的七支刀，就是百济国外交倭国送给应神天皇的礼物。而倭五王与继体天皇都把应神天皇当做始祖，与应神天皇开启与半岛外交可能有所关系。
《日本书纪》这种后知后觉的创造，并没有完全把古史掩藏。作者提出《古事记》的书写体例，就说明早期的天皇继承并不是直系继承，《古事记》是分成上中下三卷写的，其中上卷讲述神话，中卷描述的是天皇统治的形成，下卷则是形成之后的天下直到推古天皇。其中应神天皇在中卷的末尾，在他之前的天皇，有一些连是否存在都成问题（见津田左右吉的书），而应神天皇开始出现“旁系继承”。说明撰写《古事记》时人们还是有一些模糊的记忆，清楚应神天皇之前与之后有所区别。

倭五王所处的时代，在学术界上被称为“古坟时代”，地方豪族以能修筑巨大的前方后圆坟彰显自己的实力。现代建筑与古坟比就如同蚂蚁与恐龙（甚至是哥斯拉）一样。当时的继承不靠血缘，因此政治的合法性，更多依靠外部。这就是为什么倭五王频频遣使刘宋，当刘宋给倭五王册封官爵之后，他们在本地就拥有统治合法性。倭五王第一次遣使是在刘宋建国之后第二年，479年南齐建立，武进行最后一次遣使，此后日本直到隋唐才再次遣使中国，而那时的遣使已经是为了引进制度与文化，与倭五王的目的不同。
武之后，继体天皇的集团继承王位，期间相当混乱，继体天皇在确保自己胜利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此后日本历史上出现新的事物，直系继承。简单说日本的权力开始变得成熟一些，它们不再依靠外国来获得合法性。而武最后一次遣使在479年，南齐建国也在这一年。南齐的第一位皇帝萧道成与武当年都是刘宋的臣子，我想倭国此时没有必要与自己平级的人搞上下关系也是停止遣使的一大原因。就像更早的卑弥呼只与曹魏外交，不与西晋外交一样。只不过倭五王的时代更加复杂，权力成熟说是本书作者解读倭五王不再遣使的主因。
考古学研究，史料对比批判研究，历史记忆研究，这些如今都是显学，而本书作者在梳理倭五王学术史的过程中可以提出一个拥有阐述力的解读，是本书成功之处。书后索引的学术书也相当丰富，看出作者研究这个问题下功夫很深，而本书会成为“倭五王”问题，以后不可绕过的一本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