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立后，社会秩序动荡不安。朱元璋在重建封建政权、强化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统治的同时，也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不断思考如何协调阶级关系，缓和地主与农民的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的问题。

亲身经历过元末农民战争的朱元璋，不时反思和总结历代王朝特别是元朝兴亡的历史教训，深刻认识到农民起义的强大力量，惊呼“所畏者天，所惧者民。苟所为一有不当，上违天意，下失民心，驯致其极而天怒人怨，未有不危亡者矣”（《明太祖实录》卷三二）。他一再引述儒家的名言说：“民犹水也，君犹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明太祖实录》卷五一）强调民对君既有依存的一面，也有制约的一面，指出君主不仅不能“轻民”，而且要“畏民”“敬民”，说：“朕则上畏天，下畏地，中畏人。”（《明太祖实录》卷八〇）基于这种认识，他继承和发展传统的民本思想，提出了“安民为本”的主张，认为“凡为治以安民为本，民安则国安”（《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三）。

那么，如何才能安民呢？古代中国以农立国，社会上存在着“富者”“强者”即地主及代表其利益的官吏与“贫者”“弱者”即农民两大对立的阶级。在朱元璋的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是“富者自安，贫者自存”，“富者得以保其富，贫者得以全其生”（《明太祖实录》卷四九）。也就是说，地主阶级能够保有他们的财富，过着富裕的生活，而农民也具备进行简单再生产的条件，能够维持一家人的温饱，可以继续生存下去。

要实现这个目标，除了强化封建专制统治、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之外，还必须协调地主与农民这两大对立阶级的关系，使富与贫、强与弱双方都能循分守法，和谐共存，不致激化矛盾，形成对抗，导致社会的分裂与动乱的发生。

但是，在农民战争结束之后，“富者”“强者”即地主阶级及各级官吏，掌握着主要的生产资料和国家权力，处于强势的地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如不适当加以限制和约束，任其恣意妄为，肆意榨取和欺压农民，农民便无法自存。因此，为明王朝的长治久安，朱元璋主张要“锄强扶弱”。

明朝建立前夕，他在接见各郡新任的县官时，即明确对他们宣布：“自古生民之众，必立之君长以统治之。不然，则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纷纷吞噬，乱无宁日矣。然天下之大，人君不能独治，必设置百官有司以分理之，锄强扶弱，奖善去奸，使民遂其所安，然后可以尽力田亩，足其衣食，输租赋以资国用。”要求他们认真贯彻“锄强扶弱”的政策，“勤于政事，尽心于民，民有词讼，当为辨理曲直”（《明太祖实录》卷二四）。清代官修《明史》，将朱元璋这个“锄强扶弱”之策称作“右贫抑富”，说：“（明太祖）惩元末豪强侮贫弱，立法多右贫抑富”（《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根据“锄强扶弱”之策，朱元璋以法律形式肯定元末农民战争的部分成果，提高了劳动者的身份地位，并大大加重对地主官僚贪暴行为的防范与惩处。在唐律中，奴婢、部曲、杂户、官户的地位均低于良人，明代已不存在与良人不同的部曲，故明律没有与此相关的条文。

关于奴婢，《大明律》明确禁止庶民之家存养奴婢，禁止官民之家阉割役使“火者”，禁止将他人迷失子女卖为奴婢，禁止冒认良人为奴。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明廷还规定：“役使奴婢，公侯家不过二十人，一品不过十二人，二品不过十人，三品不过八人。”（龙文彬纂：《明会要》卷五三，《民政》）唐律中有关部曲的某些规定，《大明律》改为“雇工人”，但其法律地位高于部曲，介于良人与奴婢之间。佃农的地位也比元代大为提高。在元代，佃农与地主是一种主仆关系，地主打死佃农，仅处以“杖一百七，征烧埋银（丧葬费）五十两”便告了事。洪武五年，朱元璋下诏规定，佃户见田主，不论齿序，“行以少长之礼”，若在亲属，则不拘主佃，概从亲属之礼行之（《皇明诏令》卷二，《正风俗礼仪诏》）。明代父辈曰“尊”，兄辈曰“长”。佃户与田主的关系，由仆主升为少长，佃户虽然仍被置于地主的封建宗法统治之下，但比之往昔，身份地位毕竟有了提高。

与此同时，明律则降低了贵族官僚的特权地位。唐律规定，皇族、贵戚、达官如果犯罪均享有“八议”即八种减免刑罚的特权。除了犯“谋反”“谋大逆”等“十恶”重罪之外，几乎都可免受审判和刑罚。《大明律》则不然，只规定“凡八议者犯罪，实封奏闻取旨，不许擅自勾问，若奉旨推问者，开具所犯及应议之状，先奏请议，议定奏闻，取自上裁。

其犯十恶者，不用此”（《大明律》卷一，《名例律》）。还规定，文武官员犯公罪（因职务关系而致罪），只有笞刑可以听赎。如犯私罪（因自己私事而犯罪），“笞四十以下，附过还职；五十解见任别叙；杖六十，降一等；七十，降二等；八十，降三等；九十，降四等；俱解见任，流官于杂职内叙用，杂职于边远叙用；杖一百者，罢职不叙。若军官有犯私罪，该笞者，附过收赎；杖罪，解见任，降等叙用；该罢职不叙者，降充总旗；该徒、流者，照依地里远近，发各卫充军”（《大明律》卷一，《名例律》）。

其余所有特权，一律取消。明律还严禁公侯之家侵占官民田地财产，接受投献、隐蔽赋役，禁止藩王侵占民田，并严禁官豪势要侵占他人田宅以及欺隐自己田地粮差的行为，禁止官员在现任处所置买田宅。如有违反，处罚都极严厉。

也正是基于“锄强扶弱”之策，“太祖好用峻法，于约束勋贵官吏极严”，而“未尝滥及平民，且多惟恐虐民”（孟森：《明清史讲义》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0页）。

根据“锄强扶弱”之策，朱元璋还改革土地制度，推行垦荒屯田。贫苦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深知，广大农民之所以处于贫弱无告的困境，就是因为他们很少甚至没有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要“扶弱”“右贫”，就必须解决他们无地少地的问题。

经过元末农民战争，原先为元政府控制的巨额官田和蒙汉地主贵族霸占的大量土地，部分为农民耕垦，更多的则变成无主荒地。明朝建立后，重新调整土地关系，规定“凡威取田宅者，归业主”（《宋濂全集》卷六六，《故岐宁卫经历熊府君墓铭》），凡是借助战争的暴力耕占的地主土地，一概归还原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