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高中历史课本

我们在考察朱元璋重典治国的时候,要注意它的两个特点:一个就是重典治国的对象,重典不是针对百姓,而是专门为了整治贪官污吏的;第二,他的重典治国只行于一时,并明确要求后世不得使用,相反,他还不断强调后世要按《大明律》办事。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下令说：“朕起兵，惩创奸顽，或法外用刑，本非常典。后嗣只循律典，不许用刺、剕、阉割之刑。臣下敢以请者，置重典。”又说：“仁义者，养民之膏粱也，刑罚者，惩恶之药石也。舍仁义而专用刑罚，是以药石养人，岂得谓善治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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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朱元璋并非偏爱严刑重法,他主张宽严相济,而且认为严刑重法只是一时不得已而为之，不足以垂范后世，忠厚仁义才是继任者的久远之规。

另一方面，朱元璋并不是对所有人一律用重典，而是官民有别，重典主要用于贪官污吏；在对百姓的执法方面朱元璋则主张平恕，而且常常表现出重亲情、重人性的一面。

朱元璋说：“鞠狱当平恕，古者非大逆不道，罪止及身。民有犯者，毋得连坐。”在制定法律条文或执行法律时,朱元璋对涉案老百姓的处置都体现出了平恕和原情的原则。比如，一平民因被诬陷而遭逮捕，他的儿子直接到刑部为父亲诉冤，司法机关判儿子越级上诉。朱元璋说：“子诉父枉，出于至情。不算犯罪。”又如，一平民犯法，其父贿赂官员请求将儿子免罪，御史要将其父一同治罪。朱元璋说：“子论死，父救之，情也。但论其子，赦其父。”父亲是因为爱儿子，而去贿赂官员，因此免于追究。

有人会信明史？你还不如信我是秦始皇尼

选自明史学者毛佩琦著作，给没听过他的部分吧友介绍下。
毛佩琦，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北京郑和下西洋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吴晗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际友谊博物馆馆长；曾任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副社长、dangweishuji；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处长、工会zhuxi；

然后姓朱的都干啥了？你要不要也去查查

不要看他说什么，要看他做什么，怎么小孩子都懂的道理你不懂？

朱元璋做了什么？
永州知府余彦成,因为征税误期而要被逮捕处置,当地父老到京城请求朱元璋将他留任。朱元璋知道余彦成是因为爱护百姓、同情百姓,避免逼迫百姓强制征税才造成了征税误期后,赐宴嘉奖余彦成,让他还任,上告的父老们也一起得到了宴请。可见,朱元璋宁可国税不完,也不愿催逼百姓;余彦成等宁可冒遭到处罚的危险、也不催逼百姓,而且最后得到了皇帝的表彰，这在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现象。

事迹二：
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四川定远知县高斗南等人因事被关入监狱,当地耆民认为不公,就结队到京城反映情况。他们开列知县高斗南等人的善政，报告给朱元璋，要求撤消对高斗南等人的处罚，朱元璋听取了耆民们的报告，不仅撤消了对高斗南等人的处罚,而且对这几个官员进行了嘉奖，赐给袭衣、宝钞，又将他们派回原地任职，这几个人后来政绩更加显著。朝廷为表彰天下廉吏，刻印《彰善榜》、《圣政记》，高斗南也被选中

《大诰》中记载了他的一段话：湖州府官吏、乌程县官吏易子仁、张彦祥，不将被水灾人户赴京赈济，通同猾吏，当告水灾之时，以熟作荒、以荒作熟，以多作少、以少作多……致乌程县民傍糊者缺食，朕终不能明其数,所以赈不及之。至今慊慊,无可奈何。总之,从这些自我反省的话里,都可以看出朱元璋的平民情结。

朱元璋深知，官员下乡往往会倚势欺人，趁机盘剥，即使官员本人廉洁清正，也会给百姓增加接待的负担，因此朱元璋禁止官员擅自下乡扰民。在《大诰》中,他对官员下乡扰民表示出强烈不满：十二布政司并府州县，往常官吏不时亲自下乡，扰吾良民非止一端，数禁不许,每每故违不止。于是,他对擅自下乡扰民的官员,予以严惩,将他们逮赴至京，斩首于市。

朱元璋对待臣下极为严厉，地方官有一点小过错就会遭到严厉处罚，但当他得知官吏爱民时，也会马上予以奖励、提拔。这位平民出身的皇帝毕竟与其他帝王不同，这也是朱元璋执政的一个特点。

孟森先生在他的《明史讲义》中简明扼要地评价说：朱元璋以严刑苛法治理天下、驾驭群臣，为什么不但没像秦朝那样二世而亡，还奠定了明朝近三百年国祚的基础？就是因为他“不得罪百姓”。所以他说,平民出身的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在中国历朝历代中“得国最正”，就是因为他心系万民，懂得如何爱护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