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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部尚书刘大人
楼主
感谢旧时明月对于土木堡之变前的导火索起因。一个比较客观详细的阐述。这里我只是把他的搬运过来。
事变起因
自也先消灭鞑靼，统一蒙古高原，并收服哈密、沙州、兀良哈、女真诸部后，他唯一面对的敌人就是大明王朝。作为一代枭雄，事业蒸蒸向上之际，他自然而然便生出了膨胀的野心。也先有向明朝用兵的企图，最早可以追溯到正统八、九年前后。正统九年秋，边境上便有“北虏计议，待我使臣回日，即携其家属，于堆塔出晃忽儿槐地面，潜住分兵两路入寇。脱脱卜花王率兀良哈东侵，也先率哈密知院西入。”的传言[1]。但是当时因兀良哈和女真还未被完全征服，瓦剌内部意见也还未统一，因此也先并未动手。
这种趋势，到正统十二年后才明显起来。这一年内，邝埜、罗亨信、石亨的等文武大臣都一再提醒英宗，也先很可能会大举南侵[2]。英宗对也先的野心并非毫无认识，但目光始终停留在辽东的兀良哈、女真诸部上。他预计也先可能会吞并此二部，因此一再强调必须加强辽东防守，防止唇亡齿寒[3]，然而却并没有拿出通盘的应对策略。
正统十二年底，瓦剌发生小规模内讧，蒙古人阿儿脱台南逃至明，向明朝报告了一个重大的消息：
迤北鞑靼阿儿脱台来归，自言居也先帐下，与平章克来苦出有衔，恐见害，故来归。因言：“也先谋南侵，强其主脱脱不花王。王止之曰：‘吾侪服用，多资大明，彼何负于汝，而忍为此？天道不可逆，逆之必受其殃。’也先不听，言：‘王不为，我将自为，纵不得其大城池，使其田不得耕，民不得息，多所剽掠，亦足以逞。’又，也先尝放其所获夜不收二人归京师，非美意，实欲窥朝廷所为何如。”上命阿儿脱台为南京锦衣卫带俸所镇抚，给冠带房舍。[4]
也先虽然处处以“大元皇帝”的代言人自居，声称“我每问天上求讨大元皇帝一统天下来”[5]，似乎颇想消灭明朝，取而代之。然而从“纵不得其大城池，使其田不得耕，民不得息，多所剽掠，亦足以逞”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也先最想要的东西，并非土地城池，而只是财富。
蒙古高原物产稀少，“锅釜针线之具，缯絮米蘖之用，咸仰给汉”[6]。尽管当时瓦剌通过朝贡贸易，从明朝手中讹诈到的金帛器服“络绎载道”[7]，然而却始终无法恢复到当年大元王朝盛况。东征西讨虽然威风，但也先首先要面对的，仍然是草原部落的生存问题。明朝对于瓦剌的赏赐越来越严苛，对瓦剌的提防越来越厉害，也先的胃口却越来越大。因此，他壮大自己势力最简单的办法，自然只有一条：你不给，我就抢。
在满足了属民的温饱需求后，也先要谋的还有扩大实力，震慑脱脱不花。对也先来说，继承父亲未尽的遗愿，做草原上真正的大汗，是他现阶段最直接的奋斗目标。在也先的预计中，他和脱脱不花迟早会有一战。对他来说，光从肉体上消灭脱脱不花，并不算什么难事，难的是，要从根源上消灭东蒙古的势力和深入人心的“黄金血统”观念。
而对于明朝来说，为了维持草原的稳定，他们自然更希望在位的是一个符合蒙古传统、且对明朝相对驯顺的大汗，而不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异姓篡逆者。对于也先来说，他的敌人，除了东蒙古，还有一直窥伺在旁的明朝。虽然这十来年明朝战斗力渐渐下降、朝政也趋于腐败，但毕竟大国的实力仍在。因此也先绝不乐意看到自己“安内”之时，旁边却有一个强大的明朝虎视眈眈。所以，他务必要在未和脱脱不花开战前，先削弱明朝的力量，这也就是也先所谓“使其田不得耕，民不得息”的原因。
既然打定了注意要和明朝开战，那么便需要一个能站得住脚的说辞，现成的借口便是贸易纠纷。在《正统临戎录》中，使臣哈铭便记载了一段他亲耳听见的也先的说辞：
本月内，有也先行营叫我每使臣都近前，说道：“你每为大道理来，不曾来作反。有我这里差去买卖回回，把我的大明皇帝前去的使臣数内留下了。我每奏讨对象，也不肯与。我每去的使臣，做买卖的锅、鞍子等物，都不肯着买了。既两家做了一家，好好的往来，把赏赐也减了。因这等，我上告天，会同脱脱不花王众头目每，将你每使臣存留，分散各爱马养活着。我领人马到边上看一看。比先大元皇帝一统天下，人民都是大元皇帝的来。我到边上看了，大明皇帝知道我回来，打发你每回去。”众人啼哭。
后来在杨善迎回英宗的过程中，也先又一再提到贸易纠纷的诸般问题：
两家和好许多年，今番如何拘留我使臣，减了我马价，与的缎疋一疋剪为两疋，将我使臣闭在馆中，不放出，这等计较关防如何？[8]
综合以上两套说辞，可以发现也先强调的共有五件事，分别是减少赏赐、削减马价、绝卖铁器、剪开缎匹、扣留使臣。其中“减少赏赐”，乃是因为正统十三年底明朝查出瓦剌使团虚报人数，减少了一应空额所致。此事在许多史书中被视作王振所为，如《明史》中写“振减其直”，《明史纪事本末》中写“王振怒其诈，减去马价”等[9]，并将之作为王振无事是非，引起两国交恶的例证。然而此事曲在瓦剌，纵然真是王振挑起的事端，站在明朝的立场上，他也无可厚非。
另有不少史家将此事作为瓦剌开战的导火索，更是不查。正统十三年秋，瓦剌在暗中拉拢女真诸部的书信中便写道：“前元成吉思及薛禅可汗，授彼父祖职事，要令彼想念旧恩，及要彼整备脚力粮饭。”[10]所谓“整备脚力粮饭”，前已分析，很可能便是为第二年大举入侵做后勤准备，而贡使风波却发生在本年十二月。也即是在发生此事之前，也先便早已有入侵明朝的打算了。由此便可知道，也先绝不是因为被减了赏赐才临时兴起报复之念的。
其余各项，如“削减马价、绝卖锅釜、剪开缎匹、扣留使臣”等项，杨善在当时便一一做了辩驳。李贤《古穰杂录》中这样记载他的说辞：
比先汝父差使臣到我成祖、宣宗皇帝前，进马不过三十余人，所讨物件十与二三，也无计较，一向和好。汝今差来使臣多至三千余人，一见皇帝，每人便赏织金衣服一套。虽十数岁孩儿，也一般赏赐殿上筵宴。为何？只是要官人面上好看。临回时，又加赏宴，差人送去。何曾拘留？或是带来的小厮，到中国为奸为盗，惧怕使臣知道，从小路逃去，或遇虎狼，或投别处，中国留他何用？若减了马价一节，亦有缘故。先次官人寄书一封，着使臣王喜送与中国某人，会喜不在，误着吴良收了，进与朝廷。后某人怕朝廷疑怪，乃结权臣因说曰，这番进马，不系正经头目，如何一般赏他？以此减了马价、缎疋。及某人送使臣去，反说是吴良诡计减了，意欲官人杀害吴良，不想果中其计。
又说买锅一节。此铁锅出在广东，到京师万余里，一锅卖绢二疋，使臣去买，止与一疋，以此争闹。卖锅者闭门不卖。皇帝如何得知？譬如南朝人问使臣买马，价少便不肯卖，岂是官人分付他来。也先笑曰：“者。”
又说剪开缎疋，是回回人所为，他将一疋剪做两疋，送与官人充做裸程，若不信，去搜他行李，好的都在。
这些话大多是外交辞令，自然不能全信。将剪开缎匹之类的事情推到回回人身上，也难说是不是明朝的托词。说到底，朝贡贸易之事，在蒙古乃是维持人民生存的重要手段，而在明朝，不过是锦上添花的羁縻之策。因此明廷上下对于蒙古贡使，向来便采取一种不冷不热的态度，赏赐的各类物品，也常有以次充好的事情发生。嘉、万间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一书中谈及明代中后期的外交情况时，便说“朝廷所赐缯、帛、靴、帽之属尤极不堪，一着即破碎矣。”[11]这种情况，在明代前中期，恐怕也不会少。由此看来，诸般贸易纠纷，很有可能真实存在。也先以此为借口，并频频在人前诉苦，也不是完全凭空
捏
造的。
关于也先入侵的原因，史书中还有另一种说法。《明史纪事本末》中说：
也先求结婚，通事私许之，朝廷不知也。至是，贡马，曰：“此聘礼也。”答诏无许姻意，也先益愧忿，谋寇大同。[12]
这种说法，不论是在明人野史中，还是清初各家私修的明朝通史中，都可以看到。如郑晓《皇明北虏考》、高岱《鸿猷录》、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叶向高《四夷考》、谈迁《国榷》、査继佐《罪惟录》等书，或多或少都曾记录过此类文字，在此或可稍作考证。
史书中，第一次明确出现“擅许婚姻”字样的，是时人刘定之的《否泰录》。刘定之作为历经景泰、天顺、成化诸朝的史学家，在撰述此书时，参考了许多当时的第一手资料，因此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刘定之这样描写此事：
也先求以其子结姻于帝室，通使皆私许也。先进马为聘仪，朝廷不知也，答诏无许姻意。也先愧怒，以正统十四年七月初八日入寇。
而《明英宗实录》中也有相关记载：
（景泰元年五月）壬子，兵部言：“通事达官千户马云、马青等，先是奉使迤北，许也先细乐妓女，又许与中国结亲，又言节减赏赐皆出自指挥吴良，致开边衅，请寘诸法。”诏下锦衣卫鞫之。[13]
此条史料比《否泰录》更详细，将“擅许也先细乐妓女”与“擅许与中国结亲”两事明确归于时使臣马云、马青名下。而围绕此事，于谦还有一篇写得更明白的奏疏，疏文如下：
内府抄出镇守大同太监陈公题：审得生擒达人指挥把速台供，系克里革思人，先因往瓦剌进贡，就留在彼住坐，曾跟随兀剌思并察古三次来朝。比先下番使臣回还之时，也先安排筵席，与马清、马云送路，令达子歌唱作乐。有马清等说：“不希罕，我回去讨一班笙箫细乐会唱的妇人来与你。”也先听言欢喜。后次又有使臣到彼和番，也先令儿子出来劝酒。有使臣亦说：“好，与中国结亲，我回去奏知，务要成事。”也先就进马三匹。不期使臣回去，不见结亲事情，又无歌唱妇女，因此发怒，领兵前来厮杀。
……今照马清、马云前项辱命缘由，虽系擒获达人把速台所说，未可凭信。然此事中外臣民知之已久，事不妄传，必有所自。若不明白处治，无以痛快众心。合将马清、马云拿送法司，严加勘问明白，奏请定夺处治，庶使典法昭明，臣民称快。[14]
在此疏中，只说马云、马青（清）擅许也先细乐妓女，擅许婚姻之事，却是二马之后的另一批使臣做的。查明实录中每年派遣使臣出使瓦剌的情况，二马从正统十年至正统十二年均为使臣，十三年后，正使改为吴良、马政[15]。那么擅自结亲的是不是吴良和马政呢？这件事又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其实细读于谦的奏疏，其中有几句话是很值得玩味的。“此事中外臣民知之已久”一句，可知从抓住把速台到将二马等人下狱审问，已经有一段不短的时间了，中外朝野之人，都早已知道此事，并传得沸沸扬扬。然而作为兵部尚书的于谦和一系列朝臣，并未及时将涉案之人一一详查，只是出于“若不明白处治，无以痛快众心”的态度，才将二马和吴良下狱审问。
若此事为真，那么二马作为导致两国交恶的重犯，肯定会有明确的定谳。然而纵观整个景泰朝，都未见对此三人的明确处分或定罪，而马云，甚至在天顺元年还继续担任使臣出使撒马尔罕[16]。这些事情都隐约表现出，此三人既未受到景帝的惩处，也未受到英宗的惩处。若“擅许结亲”是真，如此处置案犯，似乎于法理、于人情，都不可解。甚至连一向精明强干的于谦，在调查此案时，都显得很心不在焉，只是含糊其辞地说“事不妄传，必有所自”。而同为第一手资料的杨铭的《正统临戎录》、无名氏《正统北狩事迹》、袁彬《北征事迹》等，也均不提此事，这一系列表现，都十分奇怪。
其实究其出处，“擅许婚姻”之言，不过出自一个瓦剌附属部落的小头目口中。把速台是克里革思人。克里革思，即乞尔吉思，这是一个很早就附属于瓦剌的部落。这把速台既不是瓦剌嫡系，也没有高贵的身份，他所能了解到的内情，其实并不一定很多。如果做一个合理的猜测，便可以想到，很有可能当时马云、马青确实有过“擅许也先细乐妓女”之事，然而口耳相传到蒙古别部的把速台处，便已经讹误成“擅许结亲”了。于谦作为深知瓦剌内情之人，自然有一套对事件的判断准则。他对于把速台之言，直言“未可凭信”，审问马云等人，不过是为了给天下一个交代。由此可以推断，“擅许婚姻”之言，很有可能并不确实。
另一些史料中，还提到一个叫做陈友的使臣。如李实在《北使录》中写：
也先曰：“这事只因陈友、马清、马云小人上是非，所以动了军马，小事儿做成大事。”
上曰：“比先我出来，非为游猎私己之事，乃为天下生灵，躬率六军，征讨迤北。不意被留在此，实因王振、陈友、马清、马云所陷。……喜宁既凌迟了，陈友等不要饶他。”
参考了《北使录》的《否泰录》也说：
也先曰：“兵端皆因通使陈友等小人缔构，以致小事成大。”
由于这些史料中将往往将陈友与二马并列，那么这个陈友会不会跟“擅许婚姻”之事有关系呢？他又是否是导致瓦剌入侵的重要人物呢？答案是否定的。陈友此人明史有传，他是色目人，从正统元年到正统七年，他每年都作为明使出使瓦剌。但从正统八年开始，英宗体谅他多年奔波两国太过劳累，便再未派他出使[17]。他的名字，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跟二马同时出现，他更不可能是引起瓦剌和明朝交恶的导火索。何况此人在天顺后也非常得英宗重用，还进封为伯爵，绝不是如英宗所说的“不要饶他”[18]。李实此说，显然讹误，而参考他的刘定之，自然也跟着错了。
而刘定之在《否泰录》中还提到一个细节，他说：“伯颜帖木儿约（李）实速来成和好，且指也先幼子曰：‘此与朝廷议姻者也。’实不敢对。”但是这件事，却无法在李实的《北使录》中看到。这是刘定之的创作，还是李实因事涉自己不敢如实撰写，作为孤证，似乎也难以定论。但总的来说，“擅许婚姻”之说，除了把速台的供词外，别无旁证，似乎很难让人信服。
虽然“擅许婚姻”的话很可能不尽不实，但这些明朝使臣在两国交往间，的确扮演了很恶劣的角色。马云、马青在也先跟前吹嘘夸口，固然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却有不少使臣暗中勾结瓦剌，私相授受。如杨善便提到，另一个明朝使臣王喜，便暗中作为也先和“中国某人”的沟通中介，为其传递消息。“中国某人”是谁，不好论断[19]，但王喜之为，绝对是吃里扒外。
对于使臣们这种首鼠两端之行，于谦的结论最为有力。他说：
……差去使臣，止知贪利以肥家，不思屈节而辱国，于敌情之虚实，略不以闻，礼义之大节，全不暇顾。及回还复命，又复架捏虚词，夸大张皇，肆为欺罔。甚至透漏消息，而阴结虏人，妄报根脚，而希求升赏，以致外番放肆，有轻中国之心，边境不宁，酿成今日之祸。[20]
最后对也先南侵的原因做一个简单归纳。封建时期的史家，喜欢把罪责推到宦官王振身上，认为是他惹是生非，挑拨明蒙两国关系，惹怒也先，遭来南侵之祸。后来又有人矫枉过正，认为也先野心爆棚，想消灭大明，一统天下。当代的史家，又过分强调经济纠纷，将此事的政治意图全然抹杀。在笔者以为，除了以上诸条原因外，也先南侵，最重要的是仍是培植自己的势力，削弱明朝对蒙古的影响力，以图和脱脱不花决战。
注：
[1]《明英宗实录·卷121》正统九年九月丁亥。
[2]《明英宗实录·卷149》正统十二年正月庚辰，同书卷150正统十二年二月乙未，同书卷156正统十二年七月癸卯条。
[3]《明英宗实录·卷159》正统十二年十月辛酉条，同书卷160正统十二年十一月乙巳条。
[4]《明英宗实录·卷160》正统十二年十一月丁未条。
[5]明·杨铭《正统临戎录》。
[6]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8》，《俺答传下》。
[7]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3》，《景帝登极守御》。
[8]明·李贤《古穰杂录》。
[9]清·张廷玉《明史·王振传》；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2》，《土木之变》。
[10]《明英宗实录·卷174》正统十四年正月己酉条。
[11]明·谢肇淛《五杂俎·卷4》。
[12]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2》，《土木之变》。
[13]《明英宗实录·卷192》景泰元年五月壬子条。
[14]明·于谦《于肃愍公集·卷1》。
[15]《明英宗实录·卷161》正统十二年十二月乙酉条。
[16]《明英宗实录·卷276》天顺元年三月辛巳条；《明史·西域四》，《撒马尔罕传》中也有类似表述。
[17]《明英宗实录·卷98》正统七年十一月壬午条。
[18]清·张廷玉《明史·陈友传》。
[19]若《古穰杂录》此说为实，那么此人很有可能便是王振。只因他与也先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比如关于走私军器），因书信误被吴良收了，王振为了洗脱自己，才故意挑唆英宗清点瓦剌使臣的人数，来证明自己的大公无私。否则无法解释，一向对瓦剌小心翼翼的英宗和王振，会在此年内突然对使臣人数大做文章。
[20]明·于谦《于肃愍公集·卷1》。
2024年01月07日 16点0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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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变起因
自也先消灭鞑靼，统一蒙古高原，并收服哈密、沙州、兀良哈、女真诸部后，他唯一面对的敌人就是大明王朝。作为一代枭雄，事业蒸蒸向上之际，他自然而然便生出了膨胀的野心。也先有向明朝用兵的企图，最早可以追溯到正统八、九年前后。正统九年秋，边境上便有“北虏计议，待我使臣回日，即携其家属，于堆塔出晃忽儿槐地面，潜住分兵两路入寇。脱脱卜花王率兀良哈东侵，也先率哈密知院西入。”的传言[1]。但是当时因兀良哈和女真还未被完全征服，瓦剌内部意见也还未统一，因此也先并未动手。
这种趋势，到正统十二年后才明显起来。这一年内，邝埜、罗亨信、石亨的等文武大臣都一再提醒英宗，也先很可能会大举南侵[2]。英宗对也先的野心并非毫无认识，但目光始终停留在辽东的兀良哈、女真诸部上。他预计也先可能会吞并此二部，因此一再强调必须加强辽东防守，防止唇亡齿寒[3]，然而却并没有拿出通盘的应对策略。
正统十二年底，瓦剌发生小规模内讧，蒙古人阿儿脱台南逃至明，向明朝报告了一个重大的消息：
迤北鞑靼阿儿脱台来归，自言居也先帐下，与平章克来苦出有衔，恐见害，故来归。因言：“也先谋南侵，强其主脱脱不花王。王止之曰：‘吾侪服用，多资大明，彼何负于汝，而忍为此？天道不可逆，逆之必受其殃。’也先不听，言：‘王不为，我将自为，纵不得其大城池，使其田不得耕，民不得息，多所剽掠，亦足以逞。’又，也先尝放其所获夜不收二人归京师，非美意，实欲窥朝廷所为何如。”上命阿儿脱台为南京锦衣卫带俸所镇抚，给冠带房舍。[4]
也先虽然处处以“大元皇帝”的代言人自居，声称“我每问天上求讨大元皇帝一统天下来”[5]，似乎颇想消灭明朝，取而代之。然而从“纵不得其大城池，使其田不得耕，民不得息，多所剽掠，亦足以逞”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也先最想要的东西，并非土地城池，而只是财富。
蒙古高原物产稀少，“锅釜针线之具，缯絮米蘖之用，咸仰给汉”[6]。尽管当时瓦剌通过朝贡贸易，从明朝手中讹诈到的金帛器服“络绎载道”[7]，然而却始终无法恢复到当年大元王朝盛况。东征西讨虽然威风，但也先首先要面对的，仍然是草原部落的生存问题。明朝对于瓦剌的赏赐越来越严苛，对瓦剌的提防越来越厉害，也先的胃口却越来越大。因此，他壮大自己势力最简单的办法，自然只有一条：你不给，我就抢。
在满足了属民的温饱需求后，也先要谋的还有扩大实力，震慑脱脱不花。对也先来说，继承父亲未尽的遗愿，做草原上真正的大汗，是他现阶段最直接的奋斗目标。在也先的预计中，他和脱脱不花迟早会有一战。对他来说，光从肉体上消灭脱脱不花，并不算什么难事，难的是，要从根源上消灭东蒙古的势力和深入人心的“黄金血统”观念。
而对于明朝来说，为了维持草原的稳定，他们自然更希望在位的是一个符合蒙古传统、且对明朝相对驯顺的大汗，而不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异姓篡逆者。对于也先来说，他的敌人，除了东蒙古，还有一直窥伺在旁的明朝。虽然这十来年明朝战斗力渐渐下降、朝政也趋于腐败，但毕竟大国的实力仍在。因此也先绝不乐意看到自己“安内”之时，旁边却有一个强大的明朝虎视眈眈。所以，他务必要在未和脱脱不花开战前，先削弱明朝的力量，这也就是也先所谓“使其田不得耕，民不得息”的原因。
既然打定了注意要和明朝开战，那么便需要一个能站得住脚的说辞，现成的借口便是贸易纠纷。在《正统临戎录》中，使臣哈铭便记载了一段他亲耳听见的也先的说辞：
本月内，有也先行营叫我每使臣都近前，说道：“你每为大道理来，不曾来作反。有我这里差去买卖回回，把我的大明皇帝前去的使臣数内留下了。我每奏讨对象，也不肯与。我每去的使臣，做买卖的锅、鞍子等物，都不肯着买了。既两家做了一家，好好的往来，把赏赐也减了。因这等，我上告天，会同脱脱不花王众头目每，将你每使臣存留，分散各爱马养活着。我领人马到边上看一看。比先大元皇帝一统天下，人民都是大元皇帝的来。我到边上看了，大明皇帝知道我回来，打发你每回去。”众人啼哭。
后来在杨善迎回英宗的过程中，也先又一再提到贸易纠纷的诸般问题：
两家和好许多年，今番如何拘留我使臣，减了我马价，与的缎疋一疋剪为两疋，将我使臣闭在馆中，不放出，这等计较关防如何？[8]
综合以上两套说辞，可以发现也先强调的共有五件事，分别是减少赏赐、削减马价、绝卖铁器、剪开缎匹、扣留使臣。其中“减少赏赐”，乃是因为正统十三年底明朝查出瓦剌使团虚报人数，减少了一应空额所致。此事在许多史书中被视作王振所为，如《明史》中写“振减其直”，《明史纪事本末》中写“王振怒其诈，减去马价”等[9]，并将之作为王振无事是非，引起两国交恶的例证。然而此事曲在瓦剌，纵然真是王振挑起的事端，站在明朝的立场上，他也无可厚非。
另有不少史家将此事作为瓦剌开战的导火索，更是不查。正统十三年秋，瓦剌在暗中拉拢女真诸部的书信中便写道：“前元成吉思及薛禅可汗，授彼父祖职事，要令彼想念旧恩，及要彼整备脚力粮饭。”[10]所谓“整备脚力粮饭”，前已分析，很可能便是为第二年大举入侵做后勤准备，而贡使风波却发生在本年十二月。也即是在发生此事之前，也先便早已有入侵明朝的打算了。由此便可知道，也先绝不是因为被减了赏赐才临时兴起报复之念的。
其余各项，如“削减马价、绝卖锅釜、剪开缎匹、扣留使臣”等项，杨善在当时便一一做了辩驳。李贤《古穰杂录》中这样记载他的说辞：
比先汝父差使臣到我成祖、宣宗皇帝前，进马不过三十余人，所讨物件十与二三，也无计较，一向和好。汝今差来使臣多至三千余人，一见皇帝，每人便赏织金衣服一套。虽十数岁孩儿，也一般赏赐殿上筵宴。为何？只是要官人面上好看。临回时，又加赏宴，差人送去。何曾拘留？或是带来的小厮，到中国为奸为盗，惧怕使臣知道，从小路逃去，或遇虎狼，或投别处，中国留他何用？若减了马价一节，亦有缘故。先次官人寄书一封，着使臣王喜送与中国某人，会喜不在，误着吴良收了，进与朝廷。后某人怕朝廷疑怪，乃结权臣因说曰，这番进马，不系正经头目，如何一般赏他？以此减了马价、缎疋。及某人送使臣去，反说是吴良诡计减了，意欲官人杀害吴良，不想果中其计。
又说买锅一节。此铁锅出在广东，到京师万余里，一锅卖绢二疋，使臣去买，止与一疋，以此争闹。卖锅者闭门不卖。皇帝如何得知？譬如南朝人问使臣买马，价少便不肯卖，岂是官人分付他来。也先笑曰：“者。”
又说剪开缎疋，是回回人所为，他将一疋剪做两疋，送与官人充做裸程，若不信，去搜他行李，好的都在。
这些话大多是外交辞令，自然不能全信。将剪开缎匹之类的事情推到回回人身上，也难说是不是明朝的托词。说到底，朝贡贸易之事，在蒙古乃是维持人民生存的重要手段，而在明朝，不过是锦上添花的羁縻之策。因此明廷上下对于蒙古贡使，向来便采取一种不冷不热的态度，赏赐的各类物品，也常有以次充好的事情发生。嘉、万间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一书中谈及明代中后期的外交情况时，便说“朝廷所赐缯、帛、靴、帽之属尤极不堪，一着即破碎矣。”[11]这种情况，在明代前中期，恐怕也不会少。由此看来，诸般贸易纠纷，很有可能真实存在。也先以此为借口，并频频在人前诉苦，也不是完全凭空
捏
造的。
关于也先入侵的原因，史书中还有另一种说法。《明史纪事本末》中说：
也先求结婚，通事私许之，朝廷不知也。至是，贡马，曰：“此聘礼也。”答诏无许姻意，也先益愧忿，谋寇大同。[12]
这种说法，不论是在明人野史中，还是清初各家私修的明朝通史中，都可以看到。如郑晓《皇明北虏考》、高岱《鸿猷录》、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叶向高《四夷考》、谈迁《国榷》、査继佐《罪惟录》等书，或多或少都曾记录过此类文字，在此或可稍作考证。
史书中，第一次明确出现“擅许婚姻”字样的，是时人刘定之的《否泰录》。刘定之作为历经景泰、天顺、成化诸朝的史学家，在撰述此书时，参考了许多当时的第一手资料，因此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刘定之这样描写此事：
也先求以其子结姻于帝室，通使皆私许也。先进马为聘仪，朝廷不知也，答诏无许姻意。也先愧怒，以正统十四年七月初八日入寇。
而《明英宗实录》中也有相关记载：
（景泰元年五月）壬子，兵部言：“通事达官千户马云、马青等，先是奉使迤北，许也先细乐妓女，又许与中国结亲，又言节减赏赐皆出自指挥吴良，致开边衅，请寘诸法。”诏下锦衣卫鞫之。[13]
此条史料比《否泰录》更详细，将“擅许也先细乐妓女”与“擅许与中国结亲”两事明确归于时使臣马云、马青名下。而围绕此事，于谦还有一篇写得更明白的奏疏，疏文如下：
内府抄出镇守大同太监陈公题：审得生擒达人指挥把速台供，系克里革思人，先因往瓦剌进贡，就留在彼住坐，曾跟随兀剌思并察古三次来朝。比先下番使臣回还之时，也先安排筵席，与马清、马云送路，令达子歌唱作乐。有马清等说：“不希罕，我回去讨一班笙箫细乐会唱的妇人来与你。”也先听言欢喜。后次又有使臣到彼和番，也先令儿子出来劝酒。有使臣亦说：“好，与中国结亲，我回去奏知，务要成事。”也先就进马三匹。不期使臣回去，不见结亲事情，又无歌唱妇女，因此发怒，领兵前来厮杀。
……今照马清、马云前项辱命缘由，虽系擒获达人把速台所说，未可凭信。然此事中外臣民知之已久，事不妄传，必有所自。若不明白处治，无以痛快众心。合将马清、马云拿送法司，严加勘问明白，奏请定夺处治，庶使典法昭明，臣民称快。[14]
在此疏中，只说马云、马青（清）擅许也先细乐妓女，擅许婚姻之事，却是二马之后的另一批使臣做的。查明实录中每年派遣使臣出使瓦剌的情况，二马从正统十年至正统十二年均为使臣，十三年后，正使改为吴良、马政[15]。那么擅自结亲的是不是吴良和马政呢？这件事又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其实细读于谦的奏疏，其中有几句话是很值得玩味的。“此事中外臣民知之已久”一句，可知从抓住把速台到将二马等人下狱审问，已经有一段不短的时间了，中外朝野之人，都早已知道此事，并传得沸沸扬扬。然而作为兵部尚书的于谦和一系列朝臣，并未及时将涉案之人一一详查，只是出于“若不明白处治，无以痛快众心”的态度，才将二马和吴良下狱审问。
若此事为真，那么二马作为导致两国交恶的重犯，肯定会有明确的定谳。然而纵观整个景泰朝，都未见对此三人的明确处分或定罪，而马云，甚至在天顺元年还继续担任使臣出使撒马尔罕[16]。这些事情都隐约表现出，此三人既未受到景帝的惩处，也未受到英宗的惩处。若“擅许结亲”是真，如此处置案犯，似乎于法理、于人情，都不可解。甚至连一向精明强干的于谦，在调查此案时，都显得很心不在焉，只是含糊其辞地说“事不妄传，必有所自”。而同为第一手资料的杨铭的《正统临戎录》、无名氏《正统北狩事迹》、袁彬《北征事迹》等，也均不提此事，这一系列表现，都十分奇怪。
其实究其出处，“擅许婚姻”之言，不过出自一个瓦剌附属部落的小头目口中。把速台是克里革思人。克里革思，即乞尔吉思，这是一个很早就附属于瓦剌的部落。这把速台既不是瓦剌嫡系，也没有高贵的身份，他所能了解到的内情，其实并不一定很多。如果做一个合理的猜测，便可以想到，很有可能当时马云、马青确实有过“擅许也先细乐妓女”之事，然而口耳相传到蒙古别部的把速台处，便已经讹误成“擅许结亲”了。于谦作为深知瓦剌内情之人，自然有一套对事件的判断准则。他对于把速台之言，直言“未可凭信”，审问马云等人，不过是为了给天下一个交代。由此可以推断，“擅许婚姻”之言，很有可能并不确实。
另一些史料中，还提到一个叫做陈友的使臣。如李实在《北使录》中写：
也先曰：“这事只因陈友、马清、马云小人上是非，所以动了军马，小事儿做成大事。”
上曰：“比先我出来，非为游猎私己之事，乃为天下生灵，躬率六军，征讨迤北。不意被留在此，实因王振、陈友、马清、马云所陷。……喜宁既凌迟了，陈友等不要饶他。”
参考了《北使录》的《否泰录》也说：
也先曰：“兵端皆因通使陈友等小人缔构，以致小事成大。”
由于这些史料中将往往将陈友与二马并列，那么这个陈友会不会跟“擅许婚姻”之事有关系呢？他又是否是导致瓦剌入侵的重要人物呢？答案是否定的。陈友此人明史有传，他是色目人，从正统元年到正统七年，他每年都作为明使出使瓦剌。但从正统八年开始，英宗体谅他多年奔波两国太过劳累，便再未派他出使[17]。他的名字，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跟二马同时出现，他更不可能是引起瓦剌和明朝交恶的导火索。何况此人在天顺后也非常得英宗重用，还进封为伯爵，绝不是如英宗所说的“不要饶他”[18]。李实此说，显然讹误，而参考他的刘定之，自然也跟着错了。
而刘定之在《否泰录》中还提到一个细节，他说：“伯颜帖木儿约（李）实速来成和好，且指也先幼子曰：‘此与朝廷议姻者也。’实不敢对。”但是这件事，却无法在李实的《北使录》中看到。这是刘定之的创作，还是李实因事涉自己不敢如实撰写，作为孤证，似乎也难以定论。但总的来说，“擅许婚姻”之说，除了把速台的供词外，别无旁证，似乎很难让人信服。
虽然“擅许婚姻”的话很可能不尽不实，但这些明朝使臣在两国交往间，的确扮演了很恶劣的角色。马云、马青在也先跟前吹嘘夸口，固然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却有不少使臣暗中勾结瓦剌，私相授受。如杨善便提到，另一个明朝使臣王喜，便暗中作为也先和“中国某人”的沟通中介，为其传递消息。“中国某人”是谁，不好论断[19]，但王喜之为，绝对是吃里扒外。
对于使臣们这种首鼠两端之行，于谦的结论最为有力。他说：
……差去使臣，止知贪利以肥家，不思屈节而辱国，于敌情之虚实，略不以闻，礼义之大节，全不暇顾。及回还复命，又复架捏虚词，夸大张皇，肆为欺罔。甚至透漏消息，而阴结虏人，妄报根脚，而希求升赏，以致外番放肆，有轻中国之心，边境不宁，酿成今日之祸。[20]
最后对也先南侵的原因做一个简单归纳。封建时期的史家，喜欢把罪责推到宦官王振身上，认为是他惹是生非，挑拨明蒙两国关系，惹怒也先，遭来南侵之祸。后来又有人矫枉过正，认为也先野心爆棚，想消灭大明，一统天下。当代的史家，又过分强调经济纠纷，将此事的政治意图全然抹杀。在笔者以为，除了以上诸条原因外，也先南侵，最重要的是仍是培植自己的势力，削弱明朝对蒙古的影响力，以图和脱脱不花决战。
注：
[1]《明英宗实录·卷121》正统九年九月丁亥。
[2]《明英宗实录·卷149》正统十二年正月庚辰，同书卷150正统十二年二月乙未，同书卷156正统十二年七月癸卯条。
[3]《明英宗实录·卷159》正统十二年十月辛酉条，同书卷160正统十二年十一月乙巳条。
[4]《明英宗实录·卷160》正统十二年十一月丁未条。
[5]明·杨铭《正统临戎录》。
[6]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8》，《俺答传下》。
[7]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3》，《景帝登极守御》。
[8]明·李贤《古穰杂录》。
[9]清·张廷玉《明史·王振传》；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2》，《土木之变》。
[10]《明英宗实录·卷174》正统十四年正月己酉条。
[11]明·谢肇淛《五杂俎·卷4》。
[12]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2》，《土木之变》。
[13]《明英宗实录·卷192》景泰元年五月壬子条。
[14]明·于谦《于肃愍公集·卷1》。
[15]《明英宗实录·卷161》正统十二年十二月乙酉条。
[16]《明英宗实录·卷276》天顺元年三月辛巳条；《明史·西域四》，《撒马尔罕传》中也有类似表述。
[17]《明英宗实录·卷98》正统七年十一月壬午条。
[18]清·张廷玉《明史·陈友传》。
[19]若《古穰杂录》此说为实，那么此人很有可能便是王振。只因他与也先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比如关于走私军器），因书信误被吴良收了，王振为了洗脱自己，才故意挑唆英宗清点瓦剌使臣的人数，来证明自己的大公无私。否则无法解释，一向对瓦剌小心翼翼的英宗和王振，会在此年内突然对使臣人数大做文章。
[20]明·于谦《于肃愍公集·卷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