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克·贝松（Luc Besson）一直很抗拒和媒体交流，只有在宣传期才会看到他出现。在采访前后，他总是会反复确认你是否看过这部电影，这可能是一种PTSD——1986年，当他的处女作《地下铁》获得法国凯撒奖时，媒体一拥而上：“我没看过这部电影，但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后来《碧海蓝天》上映，也有提问让他错愕：“第一次拍电影感觉怎么样？”

这样与媒体或影评人交锋的时刻，在他漫长的导演生涯中并不少见。电影界将吕克·贝松归入“新巴洛克”风格一派：视觉先锋、画面鲜艳、节奏明快。从《碧海蓝天》《第五元素》《这个杀手不太冷》《超体》等作品来看，他的确不是一个典型的法国导演。

对于自己身上的标签，吕克·贝松总是表示抗拒。实际上，他既不喜欢学术派的论调，也拒绝与好莱坞绑定。尽管《狗神》中的男主道格看上去也有与狗交流的超能力，但他会强调两者在设定上的不同：“大部分时候，超人、海王的超能力是典型的美式宣传，道格才是真正的英雄主义。”
相比起媒体，他更在意观众的评价：“这届观众太敢说了，看到烂片会直接在现场喊‘退钱’

曾在平遥国际电影展上首映的《狗神》，时隔六年再来华，吕克·贝松承认自己内心忐忑，他形容：这就像厨师端出一道菜，总会暗自期待客人评价说好吃。

要知道，他人生中第一道菜，收获的是一星差评。17岁时，吕克·贝松为了试图证明自己有导演能力，花6个月的时间拍出一部短片，却被唯一的业内朋友帕特里克评价道：“你要实在没话可说，就闭嘴吧。”
这是一个完全不留情面的批评，让吕克·贝松哭到了凌晨5点。他抓起壁炉旁的一瓶酒精，羞愧地在后院烧掉了唯一的胶卷。但没几天，他又重新找到帕特里克，感谢这一记打醒自己的耳光

12月中旬，新周刊采访了吕克·贝松。聊天过程中，这位两鬓斑白的导演望向窗外，北京正迎来今年的第一场大雪，“我觉得导演就像是运动员，有打破记录的时候，也有状态不佳的时候，但没关系，大家都是常人而已”。

由于父亲在意大利、希腊等地担任潜水教练，吕克·贝松是在海边长大的。这个由海鳗、章鱼和卵石组成的蓝色世界是他的自留地，“直到今天，我仍然能够回想起，章鱼如何用温柔的手臂搂着我的脖子。但对于父亲，我却没有留下任何相关记忆。”
4岁时，他养了一只名叫苏格拉底的小狗，彼此成为“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有一回，吕克·贝松教会它游泳，并将一道木门拆下浮在水面上，一人一狗划一小时，到不远处的海岛偷西瓜，最后以西瓜被父亲没收告终。
“你看，人类的爱是有条件和前提的，你必须别来烦我，或者很有钱、很年轻等等。但狗对人的爱是无条件的，有时候你只是下楼买个食物，它就会像3个月没见到你一样热情。”

在吕克·贝松看来，音乐是电影的第二语言：“你看，台词是白纸黑字，音乐是白纸黑符，当一个人说出台词‘我爱你’的同时，还可以通过音乐把这种感情（氛围）延续下去；即便没有台词，播一段音乐也可以表达情感。所以对我来说，灯光、服装、道具、化妆是一组，台词和音乐属于一组。”
大部分时候，他会选取贝多芬、琵雅芙、大卫·鲍伊的经典曲目，希望能赋予电影永恒的品质；但有时也会即兴采用。比如有一次，吕克·贝松开车时听广播，发现歌曲《Eurythmics》中提到了虐待和被虐待的内容，就将它用作了《狗神》的配乐。

之所以决定创作《狗神》，是因为他看到一则新闻“一名父亲将儿子关进狗笼多年”，他对这个男孩的后续命运感到好奇。
在内容创作上，莎士比亚相当于他的老师，“莎士比亚就是剧本创作领域的字母表。每个人都在用A、B、C、D字母写故事，他的几大主题，是人类永恒的创作母题。”
但一开始，吕克·贝松甚至连剧本都不知道怎么写。他走进法国国家电影中心(CNC)，从一个部门打听到另一个部门，最终一个热心的年轻人告诉他：后院的垃圾桶里堆满了不要的剧本。于是吕克·贝松跑到后院，在垃圾桶挑拣出20几本，“大部分写的都是废话，但我总算知道倒序、省略、闪回这些格式，在剧本里该怎么体现了。”

片中唯一的大场面是“鱼雨”戏：设定是一场飓风席卷海洋，将海洋生物推向内陆，最终一堆鱼从天而降到主角身上。吕克·贝松几乎拜托了所有的朋友，让他们爬上废弃的高楼，每人负责从窗边扔下一箱鱼。结束后，道具专家再匆匆将鱼运往猫粮制造商那边，以6折的优惠转售。
这场戏份放到今天的任何一家特效制作公司手上，都可以在一周内完成。而新人吕克·贝松花了2000法郎，“这就是美国公司每天在明星更衣室摆放鲜花的成本”。

在大部分时候，他和演员的交流方式都是如此——讨论主人公背后的心理状态、为什么会有某句台词，有时也会自己示范表演一下。“这是道格人生中的高光时刻。他把自己的护具拿掉，真正意义上地站了起来唱足4分钟。在这一首歌的时间里，他短暂逃离了残疾的现实。这个动作对他来说有风险，但他愿意承担，他每周都在等待这4分钟，去感受这种久违的快乐

这部电影至今仍是吕克·贝松的最爱，“当你11岁的时候，坐在英皇电影院和3000人一起看电影，那个场面肯定永生难忘。说来也怪，成人在看电影的时候好像总试图抓住它的意义，一个11岁的小孩子反而很容易沉浸其中，当时的心态是更开放的”。
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长大之后，1978年5月20日，吕克·贝松第一次参加戛纳电影节。尽管当时不懂任何行业“规矩”，也叫不出任何导演和演员的名字，但他看完了丹麦、捷克、黎巴嫩、土耳其的所有电影，并被它们呈现出的跨越国界的文化多样性所震撼，“如果有一天我被允许拍一部电影，它必须适合所有人观看。艺术必须是大众化的。去他的那些拒绝我进入他们宫殿的精英们”

吕克·贝松也越发笃定，自己和观众的交流才是有必要的：“观众不关心吕克·贝松——今天我拍了一部电影，他们可能看完预告片觉得不感兴趣，那就不看了，没关系，下一部再说。他们可以一边喜欢《碧海蓝天》，一边不喜欢《狗神》，这也不冲突，我只想知道他们的反应。”
“而媒体和影评是一份工作，他们总是会以一种‘这是我的看法’的姿态出现。有时候也可以理解，他们必须保证杂志报纸销量：如果我这样做，是否有助于卖出更多报纸？如果我谈论这个家伙，我不会卖出更多，那就不谈他了。”

“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人。我真的是一个很差的学生，我在学校待了15年，就痛苦了15年，我的逃避方式是想象自己在其他世界。我觉得观众也是一样的，放下工作在电影院待2小时，我可以带你进入《第五元素》《超体》《星际特工》的世界，看到外星人在太空中唱歌剧，暂时忘记你的生活。”
“电影是一颗阿司匹林，我们没法改变世界，但如果你服下这颗药，在2小时的时间里进入另一个世界，可能会感觉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