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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财小队长
楼主
王秀宁2010-8-27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中有一本叫做《祖国在危急中》的书。这本小册子不 过两百余页，作者系19世纪法国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革命家布朗基先生(1805—1881)。此公乃一坚定的暴力革命支持者，主张通过极端暴力的革命迅 速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布氏的主张在今天看来，无异于痴人说梦，着实令人觉得不可思议。但如果将此观点放置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的欧洲，他可是振臂一呼，应者 云集的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其思想可谓大有市场。《祖国在危急中》，仅该书的书名来看，我们也不难体会到作者的焦虑和强势。布氏所处的时代与马克思十分接近，二人未必相互仰慕，但对于国家的强 调和重视却是一致的。甚至彼时不光左翼的共产主义思潮注重“现代国家大厦的建设”，自由主义思想脉络中的“民族-国家”更被无数的学者、政客所渲染。从马 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到布丹的《国家六论》，从霍布斯的《利维坦》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启蒙时代的思想大家对于“现代国家”这一观念的塑造可谓颇费心 机。1789年，这是一个被当作现代政治开端的年份。
巴黎
的无套裤汉们在攻占了象征王权专制但仅仅关了7名囚犯的巴士底狱之后，随即宣布建立了“自 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共和国。从这一刻起，“国家”变成了“祖国”，“祖国”又变成了“母亲”，任何表示高大伟岸、雄壮豪迈，或温柔可亲、慈祥和蔼的 词汇都可以与“祖国”相连结。对此，安德森兄弟做出了最好的总结。哥哥佩里·安德森将现代国家形成的序曲归纳成绝对主义国家时期，著有《绝对主义国家的谱 系》一书。弟弟本迪尼克特·安德森则撰有《想象的共同体》，着重探讨了国家意识背后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与散布。19世纪的确是一个“国家主义”盛行的世纪，无论如黑格尔那样静丄坐书斋的沉思者，还是如马克思那样的到处奔走呼号的行动家，抑或是林肯、基佐、 帕麦斯顿、俾斯麦等世界大国的政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都是他们最重要的吁求。即使是自由主义学说的集大成者约翰·密尔，也积极强调建立一个强大国家的必 要性。毕竟，此时资本主义的市场、原料的开拓，正前所未有地依赖于国家力量的对外扩张。被卷入的中国率先兴起的西方国家势必向外扩展，作为西方诸强飞黄腾达的一个镜像，古老的中丄华帝国在军事、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冲击下，终于陷入了“三千年未有之 变局”。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从人民公社到重新开放，每一个步骤的目的都围绕着不可磨灭的中心任务——国家的强盛。1905年， 引进西学的第一位重要译者严复将密尔的《论自由》付梓出版，中译本除了将原先的书名改作《群己权界论》外，还对内容做出了另一番解读。在严复看来，之所以 要发挥个体的最大才能，最终的目的还在于集合众人的力量建立一个强盛的国家。站在今天回顾严复的译本，我们可以挑出数不胜数的意译问题。但身处那个国破家亡的年代，早日得见一个强大的国家，能够不受列强的侵辱方是每个人 心中不灭的梦想。正是这个巨大梦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志士能人为之倾其所有、不顾生命，但也正是这个沉重的梦想，挤占了原本理当占有一席之地的个体自由、 独立等“微小”的个人之梦。对此局面，李泽厚先生扼要精辟地概括到：救亡压到了启蒙!对于强国梦想的助推，乃至对于强国梦想意识的散布，中丄共都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1919年，刚从一战中缓解过来的西方列强又重新开始对这个东方 病人虎视眈眈。或许一战时期的发展空隙唤醒了更多的人士，又或许邻国日本所提出的条件已经远超传统诸强的尺度，一场“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社会运动以势 不可挡的方式波及了中国率先发展的一些城市。仅仅两年之后，一群接受了暴力革命思想的边缘知识分子组建了他们的政党。不过，他们出现的姿态与其说是共产主 义，倒不如说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是该机构宣传的主流话语，共产主义不过是依附在该口号下的附加之辞。
2010年08月27日 16点0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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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
的无套裤汉们在攻占了象征王权专制但仅仅关了7名囚犯的巴士底狱之后，随即宣布建立了“自 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共和国。从这一刻起，“国家”变成了“祖国”，“祖国”又变成了“母亲”，任何表示高大伟岸、雄壮豪迈，或温柔可亲、慈祥和蔼的 词汇都可以与“祖国”相连结。对此，安德森兄弟做出了最好的总结。哥哥佩里·安德森将现代国家形成的序曲归纳成绝对主义国家时期，著有《绝对主义国家的谱 系》一书。弟弟本迪尼克特·安德森则撰有《想象的共同体》，着重探讨了国家意识背后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与散布。19世纪的确是一个“国家主义”盛行的世纪，无论如黑格尔那样静丄坐书斋的沉思者，还是如马克思那样的到处奔走呼号的行动家，抑或是林肯、基佐、 帕麦斯顿、俾斯麦等世界大国的政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都是他们最重要的吁求。即使是自由主义学说的集大成者约翰·密尔，也积极强调建立一个强大国家的必 要性。毕竟，此时资本主义的市场、原料的开拓，正前所未有地依赖于国家力量的对外扩张。被卷入的中国率先兴起的西方国家势必向外扩展，作为西方诸强飞黄腾达的一个镜像，古老的中丄华帝国在军事、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冲击下，终于陷入了“三千年未有之 变局”。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从人民公社到重新开放，每一个步骤的目的都围绕着不可磨灭的中心任务——国家的强盛。1905年， 引进西学的第一位重要译者严复将密尔的《论自由》付梓出版，中译本除了将原先的书名改作《群己权界论》外，还对内容做出了另一番解读。在严复看来，之所以 要发挥个体的最大才能，最终的目的还在于集合众人的力量建立一个强盛的国家。站在今天回顾严复的译本，我们可以挑出数不胜数的意译问题。但身处那个国破家亡的年代，早日得见一个强大的国家，能够不受列强的侵辱方是每个人 心中不灭的梦想。正是这个巨大梦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志士能人为之倾其所有、不顾生命，但也正是这个沉重的梦想，挤占了原本理当占有一席之地的个体自由、 独立等“微小”的个人之梦。对此局面，李泽厚先生扼要精辟地概括到：救亡压到了启蒙!对于强国梦想的助推，乃至对于强国梦想意识的散布，中丄共都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1919年，刚从一战中缓解过来的西方列强又重新开始对这个东方 病人虎视眈眈。或许一战时期的发展空隙唤醒了更多的人士，又或许邻国日本所提出的条件已经远超传统诸强的尺度，一场“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社会运动以势 不可挡的方式波及了中国率先发展的一些城市。仅仅两年之后，一群接受了暴力革命思想的边缘知识分子组建了他们的政党。不过，他们出现的姿态与其说是共产主 义，倒不如说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是该机构宣传的主流话语，共产主义不过是依附在该口号下的附加之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