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日报纪事微信公众号，原创者杨丽娟

在拥有4所“985”、11所“211”高校的东三省，直接以“东北”为名的东北大学是历史最悠久的老牌名校。
9月16日，东北大学即将迎来百年校庆。在发展东大、培养人才方面，老校长张学良慷慨解囊，让东大成为“大楼”与“大师”俱全的明星高校；东大命运一度与张学良境遇关联，东北沦陷，他背上骂名，东大自此走上15载的最长流亡路；西安事变后他失去自由，成为“孤儿”的东大险些被停办；1993年，他亲书的“东北大学”再次回到白山黑水间。
波澜起伏的一百年里，东大不仅有一个众人熟知却又不太了解的老校长，还有与民族命运相依的发奋图强，有红色的爱国传统。蜿蜒曲折的流亡路上，东大学子读书不忘爱国，在北平，他们走在一二·九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在西安，他们走上街头，请愿“停止内战”“枪口对外”；在抗日一线，更有年轻学子们投笔从戎、坚持战斗的身影……

中国第一个建筑系
1928年4月，新婚燕尔的梁思成、林徽因正在欧洲度蜜月，父亲梁启超已经在为他们归国后的工作多方奔走。梁启超提到了两个任教选择，一是清华和燕大，二是东北大学。他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说：“若你能得清华，徽因能得燕京，那是最好不过了。”

不过，到了5月，梁启超改了主意，他直接替儿子做主，辞了清华，接受东北大学的聘约。他在信中解释，“两方比较，东北为优，因为那边建筑事业前途极有希望”。

不仅是建筑系，那时的东北大学仿佛一颗耀眼的明星，引得各界名人学者纷纷前来。比如，北大数学系的创办人冯祖荀，后来当选为中科院第一批学部委员（后称院士）的化学家庄长恭和机械工程学家刘仙洲，知名民主人士、法学家章士钊，语言文字学家黄侃和梁漱溟，原北京政府司法总长罗文干等。
关内学者纷纷“跳槽”，就连北大的顶尖教授也不例外，胡适忍不住向蔡元培抱怨：“现在学校的好教员都要走了……北大最好的是物理系……温毓庆君已受东北大学之聘……数学系最久而最受学生爱戴者为冯汉叔（冯祖荀）兄，汉叔现已被东北大学用三百现洋请去了……”
彼时，东北大学不过是建校数年的地方学府，为何竟引得各地人才纷至沓来？曾任东北大学秘书长的宁恩承一语道破，当时，北大的常年经费是90万元，清华是120万元，而东大最多时高达160万元，“全国大学中最多者也”。
宁恩承任秘书长时，代张学良校长主持校务。《奉天通志》记载，1927年奉天省拨给东大的经费是79.1万余元，张学良担任校长后，经费剧增，1928年是121万余元，1929年是133万余元。
经费充裕，教授待遇自然高。东北大学教授月薪是360元，天津南开大学是240元，北大、清华则是300元。360元，还不是东北地区流通的奉大洋，而是专为外省教授发的现大洋。这只是一般教授的待遇，章士钊的月薪是800元，堪称民国教授月薪的天花板。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的《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教授月薪400至600元，但各校执行时几乎都是就低不就高。1917年，蔡元培以原教育总长身份出任北大校长，拿到的月薪是600元。
民国时期，兴办教育，经费困难，再常见不过。1921年至1927年，因教师工资严重拖欠，北平八高校就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索薪运动”。诞生在白山黑水间的东北大学却是个例外。

民国最土豪的大学
“第一任校长是奉天省省长，还有什么困难？钱不是问题。”提及建校经费，东北大学校史志编研室副研究馆员陈均的回答简单而直率。
陈均所说的奉天省（今辽宁省）省长，即王永江。擢升省长前，他作为奉天省财政厅厅长兼东三省官银号督办，整顿财政，实行税收提成，屯垦，兴建沈海路，创办纱纺厂，几年之间，奉天省财政迅速好转，从入不敷出转为结余一千余万元。
陈均告诉记者，筹建东大，更要紧的问题是日本人的反对。1922年，东北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王永江被公推为首任校长。得悉此讯，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公然“劝告”王永江：“你们要读理工科，我们已有‘旅顺工科’；你们想学医，我们早有‘南满医学堂’；你们愿学文法科，也可以派留学生到帝国大学去上学，大日本政府将予以优待，给以官费补助。你们何苦自不量力，自寻苦恼，而去自办大学呢？”
日本人的反对，反而让奉天省办学的决心更坚定了：他们越是反对，“咱们就越是非办不可。得快办，要办好，快出人才。”
1923年10月24日，东大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按照奉天省议会通过的议案，“联合吉、黑两省创办东北大学，以储人才而兴教育”，东北大学本应由东三省共同出资，合力办校。但吉林省表示要独立创办一所大学，黑龙江省“开发未久，财源较小”，热情也不高。最后决定，奉天省和黑龙江省按照9∶1的比例分摊经费。
对“财神爷”王永江和不差钱的奉天省而言，这只算个小插曲。据档案不完全记载，仅1923年3月至6月，东北大学筹建初期，奉天省政府就拨付修缮费奉大洋24000元。此时，东北大学新校址尚未建成，只是借用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和奉天公立专门学校的校舍办学，校园面积仅80亩。
校舍狭小，王永江另有筹划。他和筹备委员会看中了一块300余亩的地皮，麻烦的是，这块地位于昭陵附近，归前清皇室所有，不能随便占用。于是，王永江亲自出马，写信沟通，请内务府“推恩施助”，将昭陵附近的300余亩土地“辟作该大学理、工、农三科校址”。已经逊位的清皇室自然承应了奉天省长的请求。与此同时，奉天省长公署出资购买了昭陵附近的民地200余亩。
1925年9月，在这片500余亩的土地上，一座由德国建筑师设计的四层欧式建筑拔地而起，这便是东大理工学院的新大楼。大楼建筑面积7544平方米，堪称当时全国各高校中的佼佼者。大楼至今仍矗立在原地，虽然已经不再用作教学，但风采不减当年。
在老沈阳人的记忆中，沈阳曾有一个先进的近代化企业，与当时的皇姑屯机车厂、兵工厂附设机车厂、迫击炮厂附设民生工厂并驾齐驱，号称“东北四大工厂”。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工厂竟然是东大的校办工厂。
1925年初，奉天省长公署拨款170万元，将北陵附近的338亩土地划归东大，用于建设校办工厂。工厂1926年落成，1000多部机械设备均从德国进口，还配套了办公场所、宿舍、锅炉房甚至浴池等附属设施。工厂落成后，既是东大学生的实习基地，又是货真价实的工业工厂。
陈均介绍说，工厂能修造机车，安装客货车，制造的起重机、送风机、印刷机、钻孔机等都是热销产品，它的盈利还能反哺东大，成为东大常年稳定的经费来源。打开一幅当年的校园地图，顺着陈均手指的方向，赫然发现，在东大校园与校办工厂之间，竟然还有一段铁路连接交通。

东大的鼎盛，还是1928年后。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主政东北，并被公推为东大第三任校长。27岁的新校长继承了父亲留下的大笔遗产，他决定用这笔钱办教育。
晚年的张学良回忆东大，不乏自嘲：“我这校长，老实说，就那么回事。”不过，仅就捐款而言，张学良对东大着实“费了好多心血”。他像个散财童子一般慷慨解囊，让东大一度成了民国年间最“土豪”的大学。
张学良到底捐了多少钱？他本人曾口述把“大约三千万都捐给了东北大学”。奈何战乱频仍，东大早期档案留存至今的太少，陈均查遍各方档案，能找到确凿记录的是195万元。
1929年初，张学良私人捐赠100万元，修建文、法两学院教学楼，即汉卿南楼、汉卿北楼。5月，捐助30余万元，兴建了一座马蹄形罗马式体育场。这座体育场可容纳万余人，是全国第一座大型的现代化体育场。不久，为增建图书馆、化学馆和实验馆，张学良再捐资50万元。后来，东大流徙至西安时，他再次捐出15万元，兴建西安校舍。
1929年9月，一番大兴土木后，在南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和奉天公立专门学校旧址）上课的文、法两学院全部搬到新建的北校（北陵校园），两个校区合二为一。“东北大学由西门至东门是三里，沈阳城由西门至东门只二里半。”从宁恩承的回忆中，我们可以遥想当年占地1000多亩的“国内最大的校园”之恢弘壮丽。

为鼓励东大女生，张学良让夫人于凤至带头，到东大政治系插班听课。于凤至被张学良尊称为“大姐”，亦是一传奇女性。暂且不说她在美国投资地产股市，大获成功，她对东大也是有贡献的，不仅“尽量抽时间去沈阳的大学听课”，“补充自己的知识”，还曾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在东大办了个家政系。家政系听起来不起眼，也曾走出不少革命女性。内蒙古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原副书记周吉，就是从东大家政系呐喊着走上街头，最终走到了延安。
至1931年，后起之秀的东大，学生已3000人，教授300人，“东大之盛，在当时可与任何其他大学相比”。
张学良曾为《东北大学周刊》题词：急起直追。四个字寄托了风雨飘摇之际的东大师生乃至国人的愿望。1931年3月，宁恩承为东大制定了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包括扩大农学院、扩大东北大学工厂、扩充图书馆等。然而，这一切都在1931年的秋天戛然而止。

炮弹从校园上空飞过
1929年，张学良设奖征集东北大学校徽图案，林徽因设计的“白山黑水”脱颖而出，获得400元奖金。恰逢梁、林伉俪喜获千金，朋友们欢聚梁家，好好庆贺了一番。
随着女儿梁再冰在牙牙学语中一天天长大，东大建筑系这株小苗也日渐壮硕，刘致平、刘鸿典、赵正之等学生快要毕业了。这些后来被载入建筑史的年轻人没料到，他们毕业之时，母校已陷流亡困苦之中，他们如同流离失所的孩子，只能在沪上大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借读，在“悲喜交集”中毕业。
林徽因设计的校徽上，白山黑水两侧分别绘有一只狼和一头熊，意为熊狼环伺，要警惕日俄帝国主义的侵略。1931年9月18日夜里，虎视眈眈的狼露出了爪牙。日军的炮弹从东大校园上空飞过，“祸起仓促”，蒸蒸日上的东大“尽失所有”，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所流亡大学。

18日的白天似乎和往常没什么分别。因患重伤寒，东大校长张学良正在北平协和医院治病。那天，他邀请一干政要，到前门中和剧院观看梅兰芳为赈灾义演的京剧《宇宙锋》。同一天在东大，美国木德博士前来讲演，负责接待的是代校长宁恩承。晚上7时，宁恩承陪博士在市区共进晚餐。9时，宁恩承回到北陵校园的家里，跟平日一样，10时就寝。
方入朦胧，忽然听到极大的爆炸之声。“那是晚上10时20分。我以为东北大学工厂锅炉爆炸了，立即打电话问工厂看守人员，他们回答说工厂平安无事，我大为惊异，这爆炸是什么呢？由哪儿来的？”宁恩承披衣出门，只见新月斜挂，寂静如常，他向校长办公室的灰楼走去，踽踽独行时，“忽然一个大炮弹经我头上飞过，一道火光，索索作响，由西向东如流星一般飞去。”
此情此景，宁恩承永生难忘。他打电话到大帅府，无人接听，再打电话给省主席臧士毅，才知是“日本人攻打北大营”。

宁恩承马上意识到了最重要的事情：转移200多名女学生。他吩咐事务人员把所有的马灯、孔明灯集中起来，放在体育场附近，把体育场的更衣室全部打开。计划万一电源被日军破坏，就用孔明灯，领200多名女生到体育场更衣室暂避——体育场是钢筋水泥建筑物，既隐蔽，又可防弹。
大炮每隔10分钟一次，从东大上空飞过，直至19日凌晨1时。一夜紧张，东方既白时，宁恩承看到北大营火光冲天，浓烟缕缕。校园中没有落炮弹，但宁恩承知道，东大这艘船已处于大风大浪之中。19日6时，他召开全校大会，报告时局消息后，他向师生们郑重讲道：“古人说：‘士报国恩’，今天国难当头，我们全是一国的善士……如果发生任何危险，应该恪守‘士报国恩’的信条，就一切无恐无惧了。”
当天，沈阳全市陷入敌手。因张学良慷慨解囊而盛极一时的东大，又因东北沦陷而日渐沉寂。师生们四方星散，不知何年何月得返家园。海量珍贵的图书档案资料、教学仪器设备，悉数落入日寇手中，毁坏殆尽。昔日书声琅琅的广阔校园，竟沦为日寇的养马场。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悲惨的一天开始，“士报国恩”连同国仇家恨，深深地刻在了东大人的骨子里。
百年风雨后，走进东大汉卿会堂二层的校史馆，我们可以看到一张发黄的“东北大学流亡办学路线图”。从1931年流亡到1946年学校迁回沈阳，15年的时间里，东大人流离燕市，转徙开封、西安，南下四川三台，线路图上蜿蜒曲折的线条，是一条流亡路，也是一条抗战路。

在北平，东大食堂的墙上贴着“打回老家去”五个大字，一二·九运动中，东大学子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在西安，新任代校长周鲸文在开学典礼上第一次讲话，激情澎湃：“我来主持校务，是来办抗日大学，是为国家培养抗日骨干！”在四川三台，“抗战建国、复土还乡”写在东大的校门上。

而行至校史馆“东大英烈”展区时，蓦然发现，过去耳闻的许多传奇故事，其主角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东大学子。
1938年驾驶飞机长途奔袭、“纸片轰炸”日本本土的佟彦博，被周恩来誉为“德威并用、智勇双全”。投笔从戎前，他的身份是东大机械工程学系学生，求学期间常与张学良打网球。
毛主席亲自签署新中国“第00001号烈属证”的丛德滋，1933年毕业于东大史地专修科。1935年前后，因在报上抨击蒋介石“枪口对内”，被国民党以“共产党嫌疑分子”的罪名逮捕，后来，还是在张学良的交涉下才重获自由，并担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得益于此，他以总编辑的身份，在那份仅存世两个月的《解放日报》中，记录了西安事变从发生到解决的全过程。
组建“少年铁血军”的总司令苗可秀，在东大中文系就读时，就是“博学多闻”的高材生。1932年在北平从东大毕业后，他立即回到辽东三角地带，参加了东北民众自卫军。1934年2月，以大、中、小学生和青年教师为主体的“少年铁血军”成立，多次与日伪军战斗。直至1935年，29岁的苗可秀被日军枪杀，“少年铁血军”仍在坚持抗日。

破格录取“奥运第一人”
1932年夏天，苗可秀逆流而上、回到辽东三角地带时，东大体育专修科的一名学子正在另一个“战场”上奋勇向前。
这是正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十届奥运会男子100米短跑预赛，在一众高大魁梧的欧美运动员中间，身高完全不占优势的他身穿上白下黑的运动短装——这身战袍被他命名为“白山黑水”。
他就是东大学生刘长春。万里之外，他的家乡东北已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之下，他的母校正辗转于流亡路上。刘长春单刀赴会，迈出的不仅是中国正式参加奥运会的第一步，还是为了揭露日本人导演的所谓“刘长春代表满洲国参加奥运会的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