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
意义就是一个符号可以被另外的符号解释的潜力，解释就是意义的实现。
这理解起来像俄罗斯套娃
一个被感知的现象，用更深层次的感知现象去解释，如果遇到解释不了的时候怎么办？

物（可物质也可不是物质）——符号
符号———物质 （去符号化）

未被符号化的事物是符号系统的剩余，是历史的推动者，是时间的发生机制。

最底层符号就是最顶层的符号，它中介了符号系统一切的符号，它也是发生这一切的符号。它就是它本身，它自己可以嵌套解释它本身。

无法解释的部分就是符号系统的缺陷，他不能消化的结构性例外，实践的马主义就要抓住父性权威的矛盾去打击他自己，用实践设立新的规范性
比如zb主义不能解释经济危机，不能解释劳动者被博学，马主义者就可以抓住这些去预言zb主义的崩溃和崩溃方式，以及提出方法论
解释不是用更深层次的现象，实际上语言可以被理解为能指链，符号的意义取决于能指在能指链中的位置，一个能指永远指向下一个能指，意义是能指游戏的结果，而且是不断滑动的

列维-斯特劳斯从“系统性”出发，给了结构一个定义：“首先，结构展示了一个系统的特征，系统由若干组分构成，任何一个组分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成分变化；第二，对于任一模式，都应有可能排列出同类型一组模式中产生的一个转换系列；第三，上述特征，使结构能预测，如果某一组分发生变化，模式将如何反应；最后，模式的组成，使一切被观察到的事实都成为可以理解的。”(12)
这个定义听起来复杂，实际上是强调符号表意必须依靠系统。不能纳入系统的东西，无法存储，无法传送，也无法解释，而符号恰恰需要这些功能。因此，一旦承认索绪尔的“任意性”原则，符号与意义就无自然联系，符号就不得不依靠系统才能表意。

共时性与历时性，只是观察解释符号系统的角度之分，并不是严格的时间问题。叶尔姆斯列夫说得一清二楚：“（共时性是）语言成分内在逻辑上的一致性，而不是经验上的共时性，而所谓历时性也只能看成一种关系转换系列。
关注某些不变的东西

“活人”、“撒哈”（sasha）、“扎马尼”（zamani）三种。活人是在世的人；撒哈是人已去世，但是在世的有与他相识的人；扎马尼是已经死去，并且所有认识他的人也都已经死去的人。(16)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系统。原先是历时的关系，在意义关系中变成了一个共时系统，三种“人”互相区别，必须用不同方式处理，谈论扎马尼已经无人对证

他认为人类最初使用符号时，语言符号是物的完全确实并且透明的符号。但是文化让符号有可能超越与具体物的对应，而指向自身。词语—物关系的逆转，是现代社会知识型上的根本断裂。最终，符号作为传播媒介，就像货币作为流通媒介一样，只关心自身的增值潜能，而将其与物的关系通道全部切断。福柯的这个看法非常尖锐正确：当代文化中符号泛滥，是因为能指优势几乎吞没了全部文化。

1. 任何符号都有载体。
2．当符号表意有时空距离时，需要异物质媒介。
3．当代媒介学，研究的对象事实上是载体以及／或者媒介。

伦理哲学家罗斯（W. D. Ross）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提出人际交流“诚信原则”（principle of fidelity）(4)，由于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名著《正义论》中借用此原则，并且扩展成政治伦理学的“公平原则”

1a，诚意正解型：诚信意图→可信文本→愿意接受
1b，欺骗成功型：不诚信意图→可信文本→愿意接受
2a，反讽超越型：诚信意图→不可信文本→愿意接受
2b，表演-幻觉型：作伪意图→不可信文本→愿意接受
4，假戏假看型：作伪意图→不可信文本→不愿接受（内含诚意正解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