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志武　　说到财富，我们会认为一个国家富不富，关键取决于其自然资源的多少。小时候在湖南上学，我们学到中国“地大物博”的事实，并认识到正因为是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所以我们中国是多么富有。到了美国，我们发现美国也是“地大物博”，而且美国更富有。当然，相比之下，日本的自然资源有限，尤其是新加坡，它是靠填平一片海水、一块空地从无到有人造出来的。可是，到2002年美国的人均GDP 为3.63万美元，日本为2.8万美元，新加坡人均2.47万美元，而中国人均GDP为4千6百美元(按实际购买力计算)。这些数字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一国的财富并不完全取决于其自然资源。一个国家可以地小、物也不博，但它照样可以很富；同样地，一个国家可以“地大物博”，但并不一定就很富。这种现实显然对我们从小就学到的财富观念构成冲击。那么，一国的财富由什么决定呢？为什么世界各国贫富悬殊呢？既然中国、美国、俄罗斯与印度都“地大物博”，是什么使这些国家的财富状况千差万别呢？　　财富观　　就像许多同代人一样，1979年笔者在中南工业大学(现在改为中南大学)读书时选择的是计算机工程专业。1983年去国防科技大学读研究生时选读的还是网络系统工程。那时，大家都要么学数理，要么学工程，正是“地大物博”财富观在专业选择、职业取向中的具体应用，以为只要中国有更多的工程师制造出更多的机器，从而就更“物博”了，财富就更多了。直到近几年，人们还是认为那些象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这类社会科学既不造物、又不生财，所以普遍被认为不重要。现在，比较一下各国的贫富悬殊现状才发现，原来“地大物博”、物资丰富只能给一个国家提供优质的“先前条件”，但这些并不是“先决条件”。日本、美国与新加坡的经验说明，一个国家更重要的财富是其能促进财富创造的制度机制及其相配的自由金融创新体系，这种制度财富是无形的，但它比有形的“地大物博”更重要、更“值钱”。　　此话怎说呢？就从亚洲多国和地区近几十年的经济增长模式看起，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八、九十年代的南韩、台湾与新加坡，然后到近十几年的中国，都是以出口为导向、而不是靠内需来发展本国经济。正因为如此，在近几年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大家都在讨论如何在国内扩大内需，为下一波增长寻找原动力。当然，讲到这里，我们自然要想：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因本国内需不够而都在靠出口、靠“外需”来为其经济提供原动力的时候，世界上必须有些国家“内需过剩”，迫使它们靠进口来满足本国过剩的内需。那么，我们要问：这些国家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内在动力使其内需过剩？是什么东西让它们产生这么多内需？这些东西是不是中国可以借鉴的？　　一个简单的答案可能是：因为这些国家很富。美国之所以内需过剩，我们可能说是因为它有像位于纽约曼哈顿这样的栋栋高楼、有微软和GE这样的大公司，让美国财富过剩，因此消费需求自然也过剩。可是，所有这些财富都是极为表面、极为脆弱的，因为如果一夜间拿掉美国那些经济制度机制，如果一夜间撤走那些金融证券工具，如果一夜间废掉对私有财产和无形产权的保护，那么所有大楼和公司的价值都会一落千丈，那些过剩的内需也就不复存在。　　以纽约著名的帝国大厦为例，该大厦分为零售层、写字楼层和宾馆层。按照“地大物博”财富观，其建设费用很多、存在的历史长等等，因此这栋楼作为资产的账面价值应该很高。但是，客观讲，不管这栋楼的建设投资是多少或者历史有多久，其财富价值(或者，任何有兴趣买下这栋楼的一方愿意出的价格)都会由帝国大厦在未来多年能产生的现金流之折现总值来决定。未来产生的现金流越高，这栋楼所代表的财富就越高。有了这种评价资产的财富价值之观念后，我们就更能理解财富的脆弱性：几乎所有的美国财富都以有形和无形资产的形式存在，这些资产的价值又都取决于它们未来所能带来的现金流，但这些现金流的多少最终受制于制度机制和金融创新。因此，当你拿掉这些制度与经济体系时，那些资产就不值几个钱。

　　为看清为什么一国的财富不只是由其自然资源决定，我们不妨把国民经济看成只有两组群体组成：厂商 (公司)和居民(消费者)。如果要经济快速增长、使国家富强，厂商必须有激励、也愿意去扩大投资、扩大生产；当厂商利润增长时，居民的收入也会增加；当居民得到更高收入后，他们必须增加消费；这些增加的居民消费又反过来进一步刺激厂商去扩大投资、增加生产。——这条经济增长链的任何环节都必须“运作正常”、缺一不可。比如，假如在居民收入增加后不是去增大消费，而是把更多收入储蓄起来，那么除非国外需求很强(靠出口来增长)，否则经济增长链到这一步就被卡住了。　　我们要说明的命题是：经济增长链的内在动力决定于制度机制与金融创新。　　金融创新之所以决定了厂商的原动力，是因为金融证券市场决定了企业的融资途径、融资程度与融资成本，关于股市、债券等市场对企业发展的约束作用大家谈论已经很多，这里就不多说。金融创新之所以对个人消费者很关键，是因为他们可以帮助解放居民的消费潜力，调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制度机制财富　　关于制度机制对财富创造的影响，已有许多学者作过论述，中国过去 150年的风风雨雨也足以说明这一道理。就这一点，中国人的财富大师王永庆的一席话非常值得我们省思，他说：“一根火柴棒价值不到一毛钱，一栋房子价值数百万；但是一根火柴棒却可以摧毁一栋房子。可见微不足道的潜在破坏力,一旦发作起来,其攻坚灭顶的力量,无物能御”。当然，制度机制对财富的作用不只是负面的，良性的制度机制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励财富创造。　　我们可简单看看私有产权的保护机制。如果产权得不到保护，住在帝国大厦里的公司就无激励去多雇人、去开发更多产品来扩大业务；如果这些公司不能扩展业务多赢利，那么一方面它们无法给现有的员工加薪，使员工们的消费需求下跌，另一方面这些公司愿付给帝国大厦的办公室租金也会下降，使帝国大厦未来的现金流减少，结果是帝国大厦的价值下跌。于是，帝国大厦管理公司给员工的工资也只能减少、甚至裁员。当然，如果因产权得不到保护使整个经济进入这种恶性循环，其结局只能是整个国家的财富都逐步下跌。　　产权保护不只是指“属于张三的有形物，别人不可以剥夺”，也指“属于张三的未来现金流权利，别人不可剥夺”，这种现金流权利可以是有形的(比如，只要张三拥有帝国大厦的产权，那么该大厦产生的现金流就属于张三的)，也可是无形的。比如，几年前《远东经济评论》报道过一个发生在北京三里屯的故事。　　八十年代中，一位来自河南农村的妇女(我们不妨称她为张大姐)看到，住在三里屯的外国人很多，但却没有一个专为他们服务、适应他们生活与饮食习惯的杂货店。于是，张大姐租下一间屋子，开张一家专为外国居民服务的杂货店。她的服务质量赢得了众多常客，生意越做越大，张大姐也慢慢开始雇用多个员工、装修店铺。可是，正当张大姐的生意越来越火，她店铺的未来现金流也日益上涨(因此，其杂货店的无形资产价值也日益上涨)的时候，行政部门却以她没有这样那样的许可证为由令张大姐关店。农村出身的张大姐无可奈何，她觉得有了这几年办店的机会就让她很满足了，不知道她还有对相应部门作行政诉讼的权利。当然，即使她知道能作行政诉讼，她也不一定会相信法院能保护其无形的财产权与创业权。就这样，张大姐未来的现金流权利被毁灭，她多年建立的品牌、服务名声等无形资产被毁。被关掉一段时期后，张大姐又在三里屯的另处重新开店，想法找回过去的常客。可是，再过两、三年后当她的店铺重新开始赢利时，她又被命令关门。就这样，张大姐的杂货店平均两、三年被关一次，然后又再换个地方。　　经历头两次后，张大姐领悟到一个简单的道理：反正不久又要被关，她只好选择不怎么装修、不花钱扩张、不雇用太多员工。当产权得不到保证时，张大姐的致富道路只能受限，不敢扩张业务，赚了钱自己也不敢消费。

　　从1999年至2002年9月，金融机构在全国累计发放助学贷款66亿，帮助了112万名困难学生。这些举措是一个好的开端，但实际需求远非如此。　　据有关专家估计，一个子女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全部费用约为2002年平均家庭收入的3倍。即使按每年20%的储蓄率计算，这等于要一个家庭持续节省、储蓄15年(假如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约等于教育费用增长速度的话)。由此可见，解决教育贷款问题几乎可达到住房贷款对经济增长同样的刺激效果：让子女拿他们未来的收入(人力资本)为自己的教育投资，让年轻的父母更多地享受他们今天的收入。当然，教育贷款与住房贷款在操作上确实有别，因为房屋本身是住房贷款的直接质押物，而教育贷款则并无质押物、是以学生的人力资本为质押(无形资本)。因此，教育贷款更需要法治的支持。　　住房贷款、教育贷款、退休投资存款等类型的证券(这里，我们把所有保证在未来某个时间或某种条件下支付现金的契约称为“证券”，包括贷款、保险合同等)，其作用都是帮助居民把一生中不同年龄时的收入进行配置(要么把未来的收入提前消费，要么把今天的收入推迟到未来消费)，以期让居民一生中不同年龄时的消费尽量平均。这些靠未来收入支付的贷款在一定意义上可看成是人力资本的证券化。当不能有住房贷款、教育贷款时，居民们就无法合理地配置其一生中的消费安排，可能在40岁之前无法消费、必须存钱，而到快要退休时可消费的钱又相对过多。因此，如果没有这些针对居民的金融证券，不仅不利于释放整个经济的内在增长动力，也无益于居民一生中的总体福利。　　另一类对消费者有直接意义的证券是“保险”性质的，比如，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灾难保险等。当这些保险性证券不存在时，也就是，当居民们无法事前“购买”这类证券时，居民们就只能通过“最大限度地储蓄”来自保，这必然使他们在为了生存所必需的消费之外不敢有任何其它消费愿望，这就会阻挠经济增长。以失业保险为例，如果张三夫妇在40岁时失业而且从此再找不到工作，但他们一家未来的生活费、教育费等等可能是50万元，那么如果真的如此，他们未来的花费从哪里来？——尽管这或许是小概率事件，但一旦发生，其后果对张三夫妇来说不堪设想。于是，为了规避这种小概率事件，张三夫妇可能从结婚后就开始，不得不处处节省、储蓄。但是，如果通过每月交付收入的一小部份(比如，3%)张三即可买到全额失业保险，那么他一家就不用再去以储蓄来规避那些小概率但后果恶劣的风险事件了。　　在四世同堂的传统中国社会里，人口流动少，众多家庭组成的“大家族”不仅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单位，而且是经济意义上的互助共同体。大家族中只要有一家有天灾人祸，其他成员都会筹钱相助，因此使保险性证券变得不必要；当一家要盖房屋时，其他成员也会尽力提供贷款；养老自然由子女负责，而当子女无能支持父辈养老时，大家族中其他成员也会出力帮助。因此，“大家族”作为一种互助共同体基本提供了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灾难保险、各类信贷等。当然，不管一个家族有多大，有钱的家族毕竟是少数，能够提供的保险和信贷会非常有限，特别是当多个成员家庭同时发生天灾人祸时，这种互助共同体会随时破产。所以，这种传统安排的效率非常有限，风险承受能力很小。　　二十世纪之前的美国跟传统中国有许多类似之处：多数人以农为生，“大家族”也起着经济互助共同体的作用，政府基本不提供任何养老金、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灾难救济，只有一些民间慈善机构提供有限的补助。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铁路交通的发展却慢慢改变了美国原来的社会结构，人口流动大增，为了就业一生中可能搬家数次。于是，到二十世纪初，以家族为基础的经济互助共同体开始瓦解。1930年代初的经济大危机更是把这种瓦解所隐含的问题全暴露无遗：在新的社会结构下，老百姓的收入安全怎么保障？1935年通过的《社会安全法》则是联邦政府的第一次回应，该法案授权成立“社会安全管理局”和“社会安全保障基金”，其目的是(1)为老年人提供退休养老金，(2)为残疾人提供生活费与医疗费，和(3)要求各州政府为公民提供起码的失业保险。

　　1965年通过的《社会安全修正法案》再补充了一项：为贫困的老年人提供医疗保险 (Medicare和Medicaid)。社会安全保障基金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低收入的家庭和老年人。社保基金于1937年开始，第一年共支付1百28万美元给老百姓，到1999年则共付出3858亿美元各类社会福利。除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险与退休金外，个人自己也可从保险公司购买各类保险与退休金产品(上期中本栏对美国退休基金的演变有过更详细的介绍)。美国的这些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为所有家庭构造了一个可靠的安全网，让他们不用为未来担心。这从另一角度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人的消费倾向性这么高，只有不到4%的储蓄率！　　在中国，四世同堂也成为历史，家族已不再是一般家庭的经济互助共同体，人口在广泛流动，靠子女养老已慢慢变得不现实。计划经济下的铁饭碗、退休与医疗福利现在已基本不在了。新的社会与经济环境下，如果政府不尽快在社会保险与退休金上弥补，在证券与金融品种上又不进一步创新，那么居民们只会选择过分保守的金融资产结构。根据人民银行的资料，到2001年底，中国个人金融资产的 11。2%在现金、71。7%在银行存款(两项共占83%)、13。　　5%在有价证券、1。7%在保险。这种结构显然不利于经济增长。　　时下关于失业保险、医疗保险、退休金计划等的讨论都集中在如何由政府来承担、支付。其实，除了由全国社保基金提供最基本的保障、地方政府与企业提供最基本的退休养老金之外，也应当鼓励民间金融机构进入这些行业。目前一些保险公司已开始推出兼顾“保险与投资”的证券项目，这是一个极好的开端。但，既使像失业保险和养老金这样的业务，也应该鼓励保险公司和其它金融机构介入，这不仅能在增量上减轻政府的负担，还显然可增加居民的消费倾向性。　　金融创新的启示　　经济增长使社会收入增加，也必然意味着社会整体财富的增长。我们可能认为：这些年的增长以及上面谈到的金融创新只是造就了少数首富，而并没给普通老百姓带来更多的财富。——其实不然，因为即使老百姓手头的流动财富并没明显增长太多，他们的人力资本财富肯定已上升许多，结果是每人的未来收入流的折现值都增加了。怎样让每个居民从增加的人力资本感到“富有”呢？那就得通过金融创新来帮助老百姓把人力资本“兑现”、把他们未来的收入流进一步“证券化”。　　从多年的研究中，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Gustav　Ranis发现，有的时候，当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太丰富时，那个国家的经济反而可能理不顺，因为那里的人们反而不会有动力去作制度和金融上的创新。没有制度与金融创新，其经济的内在动力就无法被调动起来。因此，财富不是由天赋的“地大物博”所决定(“地大物博”当然好)，而更重要的财富是源自于理性化的制度机制和金融创新。住房贷款对房地产业、汽车贷款对汽车业的刺激效应以及由此带动的整体内需扩张，应当给我们许多政策上的启示，值得深思。　　近几年有关金融创新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企业融资上，融资工具与途径显然对企业是决定性的。实际上，金融创新对市场的另一方——消费者——是同等的重要。在政府提供的就业保障、医疗保障或灾难救济都非常有限的时候，如果没有任何类型的贷款、没有任何类型的针对消费者的证券，那么一个居民的未来生活很容易一会儿太饱、一会儿太饿、有时太富、有时太穷。面对这种前景，居民们只好靠银行储蓄存款来规避风险，尽管银行存款是一种非常低效的避险工具。　　有意思的是，今天的中国在一些方面跟30年代的美国很类似：已建立了有规模的高速公路、桥梁和其它基建体系，已有了各类经济立法，已开启了针对消费者的金融创新，等等。如果30年代后的美国经历对我们有任何借鉴意义的话，那么只要制度与金融创新能上升到另一层高度，就不用担心缺乏内在增长动力。　　[编后记：直到现在中国社会也没真正弄清楚什么是财富，财富怎么产生。　　当前中国最大的误区就是将眼睛紧紧盯住GDP，盯住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生产，对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财富——知识、体制、制度、文化、观念很少重视。其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个居民小区中建起了一个几公顷的大公园，里面建了好多造价昂贵的西洋建筑，但就是不栽树，或者说栽的树少得可怜，并且越是路边越不栽树，结果，夏日烈日炎炎，没人敢光顾。　　古代人都知道，人只有依着木才能得到休息，在小学生的辅导书里都可以找到对“休”字的解释，但搞公园设计的人却连这点常识都没有。至于说管理公园的人水平就更差，连置放个椅子都不在树底下。这种只搞硬件建设不懂管理科学和管理艺术的现象在中国比比皆是。中国的物质生产实际上在今天已经不少了，但真正发挥作用的不多，而且浪费很多，这都与认识偏差有关，与国家的管理者水平有关。]　　此文原发表于《新财富》2003年5月　　作者为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在本文的素材收集与写作过程中，作者得到谢平、周年洋、徐忠、熊鹏、范文仲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顶好帖

字数多不予浏览`
专家=砖家
财富都是编出来的`
国内一年多少GDP我们这些老百姓只配在新闻联播上晓得`..
更为深层的东西`..已经有很多愤青说出来了.`